“大多数陆战队员都是好小伙儿。非常不错的小伙儿。但就像他们说的，这是一个让你的良心饱受煎熬的战场。在我的第一次派遣期间，同一批陆战队员中的几个人向一辆超速驶向检查站的车开了枪。他们杀死了一家人，但他们完全遵守武力升级规程。那个司机不知是醉了还是疯了或是其他什么的，即使我们鸣枪警告他还闷头往前开。他们开枪是为了拯救战友的生命。那是件很高尚的事，哪怕你随后发现杀死的不是基地分子，而是一个九岁女孩和她的父母。”
“好吧，”我说，“如果布拉沃连干得还不错，那么查理连——”
“布拉沃连有很好的指挥官和一个平静的辖区。”他说，“士兵们训练有素。赛瑞斯连长很优秀。诺兰军士长是军中明星。他们连的枪炮军士是个弱智，但他们的排长都不错，或许其中一个除外，但他下面有个明星级的副排长。不是每个人都称职。对于查理连来说，想做任何的改变都太晚了，我们的屠杀连。但这是一场战争，一个屠杀连并不是你能拿到的最坏的牌。”
几天后，我把自己的担忧用稍显激烈的语气汇报给军法署，得到了同样的答复。罗德里格斯向我反映的问题只能和连长商量，由他酌情处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我觉得自己让罗德里格斯失望了，但我在军中没有丝毫权力。战争照常进行。
三周后，我们遭受了第十三起阵亡。杰拉尔德·马丁·沃伦坎普。炸弹袭击。又过了两周，第十四起阵亡。让保罗·塞皮翁。尽管查理连在这段时间有几起重伤，两名死者都不是他们的。
塞皮翁死后的一天，日课中有一篇祷文是《圣咏集》第一百四十四节：“上主，我的盘石，他应该常受颂赞！他教我的手能斗，教我的指能战。”[46]在备用的拖车小间里，我跪在行军床上，不禁语塞。我翻回上一篇祷文，它摘自《丹尼尔书》：“目前我们没有元首，没有先知，没有领袖，没有全燔祭，没有祭祀，没有供物，没有馨香祭，没有地方可以给你荐新，好蒙受你的仁爱。”[47]
我停止诵读，尝试用自己的话来祷告。我祈求上帝护佑我们的营免受更多伤害。我知道他不会。我祈求他让那些恶习曝光。我知道他不会。最终，我祈求他赐予我们内心的安宁。
继续日课时，我诵读的声音空洞漠然。
那天下午，我遇到罗德里格斯排里的另一名陆战队员，一名准下士。他没有丝毫缓解我的担忧。
“这他妈毫无意义。”他对我说。
这名准下士不是天主教徒，也不需要宗教性的心理辅导。他来找我是因为战斗心理辅导拒绝了他的要求——一张离开伊拉克的机票。对此我也无能为力，但我做了尝试。
“什么毫无意义？”
“这他妈的整件事。我们在干什么？我们穿过一条街，触发炸弹，第二天又穿过同一条街，而他们已经埋好了新的炸弹。就像是，你不断重复直到所有人都被炸死。”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这让我想起博登上尉。
我问他为什么会这么想，他给了一个很长的清单。自从六周前他的两个朋友牺牲之后，他一直情绪不稳，时常暴怒。他会握拳猛击墙面，晚上辗转难眠，除非服用四倍最大建议剂量的安眠药。即使睡着了，他也会梦见朋友的死，梦见自己的死，梦见暴力场景，那几乎是创伤后压力症的全部症状——高度紧张、沮丧、气短、心跳过速，以及最强烈的、那种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极端无助感。
“我知道我不会活着离开战场。”他说，“日复一日，我别无选择。他们把我派出去送死。这他妈毫无意义。”
我试着让他谈些积极的事，一些他喜欢的东西，以确定他还紧握着某个活下去的理由。任何能让他保持理智的理由。
“我唯一想做的就是杀伊拉克人，”他说，“就这个。其他所有事都只是，只是麻木自己，直到最后能做点什么。杀人是唯一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事。不只是浪费时间。”
“叛军——你的意思是。”我说。
“他们都是叛军。”他说。他能看出我并不赞同，情绪变得十分激动。“你，”他充满怨恨地说，“想看看这个吗？”
他掏出一台相机，开始翻看照片。当他找到想要的那张时，他把相机屏幕转向我。
我准备好目睹可怕的场景，可相框里只有一个伊拉克儿童，弯腰对着一只盒子。“那孩子正在装炸弹，”他说，“被抓个正着。他一走我们就把炸弹原地引爆了，因为即使是豪珀特上士也不愿和一个孩子过不去。”
“那孩子最多五六岁，”我说，“他不可能明白自己在干什么。”
“那对我有区别么？”他说，“我从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出去。到底有什么意义？这张照片是我早些时候拍的。换作现在，我早一枪崩了那小崽子。我真后悔当初没这么做。如果我今天抓住那小崽子，我他妈会把他吊在他父母房子外面的电话线上当练习靶，一根汗毛也不剩下。”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
“而且，对有些人来说……”他顿了顿，“可以有很多理由判断某个人是基地分子。他车开得太慢，或者他车开得太快。我不喜欢这个混蛋的模样。”
和他见面后，我决定要做点什么。和罗德里格斯那次不同。我会尽力而为。
首先我找到他的排长，豪珀特上士。他告诉我，战斗心理诊室已经确诊那名准下士带有“战斗应激反应”。这在军中很普遍，不算是病，也不能作为把陆战队员撤下战场的理由。而且，他说，尽管那名准下士言语激烈，他仍能出色完成任务，因此我无需担心。
我去找博登和军士长谈话，得到相同的答复。我去找费尔中校，他问我是不是心理学专业的。我去战斗心理诊室，他们告诉我，如果他们把每一个有战斗应激反应的士兵都送回家，就没人留下来打仗了。“那是对待不正常事件的正常反应，”他们说，“拉马迪充斥着不正常事件。”
最后我找到团部的牧师，一位睿智的长老会教士。他告诉我，如果我真的不怕得罪人，不如写封电子邮件详述我的忧虑，发给所有责任方，这样一旦出了问题便有案可稽。
“如果只是个电子邮件，他们多半会玩推卸责任的游戏。”
我把邮件发给了中校、博登、豪珀特，甚至还有战斗心理诊室的医生。没人回信。
回想起来，那并不奇怪。那个准下士的崩溃——他同情心的丧失、他的愤怒、他的绝望——全是自然反应。他是个极端案例，但我在不少士兵身上都看到他的影子。我想起罗德里格斯。“他们对我来说都一样。他们都是敌人。”
在神学院里以及毕业后，我读了很多圣托马斯·阿奎那[48]的著作。“感性的欲望，尽管服从于理性，但在特定的情况下，它会因为对理性禁区的渴望而抗拒理性。”这当然会发生。这种观点显然并不新颖，像艾克隆和博登那样的老兵必定不会在乎。那种反应是人之常情，所以算不得问题。如果人们在重压之下不可避免有此反应，那还算一种罪过吗？
我在晚祷中未能寻得答案，于是我在随身带到伊拉克的书里苦苦寻求帮助。“如何坚持下去啊，生活！看不见你的住所，还要将心中爱人射来的箭亲手折断。”[49]
总有圣人为我们指路。当年圣十字若望[50]被囚禁在仅能容下身躯的逼仄囚室中，每星期被当众鞭挞，仍写下《心灵的赞歌》。但没人期待他会被封圣，哪怕只是提出这样的请求也会冒犯权威。
那段时间我在一篇日记里这样写道：
“我以为战争中至少会涌现高尚。我确信它的存在。那么多英雄故事，至少一部分是真的。但我看到的大多是平凡的人，想要行善，却无情地被现实击溃——因为恐惧，因为无力抑制自己的愤怒，因为刻意维持男子汉形象和所谓的‘冷酷’。他们渴望变得比环境更强硬，因此也更为残忍。
“然而，我感觉这片土地比我们的家乡更为神圣。贪食、肥胖、纵欲、过度消费、享乐主义者的天堂，在那里我们对自己的缺点视而不见。而在这里，至少罗德里格斯会庄重地为下地狱而忧虑。
“今夜的月色美得无法言说，拉马迪却是另一个世界。人们居然会生活在这样一个地方。”
大约三周后，罗德里格斯又找到我。那时查理连的作战区域已经缩小到不及最初的一半。那里依然危险，但他们的事故报告已大为减少。罗德里格斯看上去平静些，这让我反而感觉异样。我不禁想起那只装思诺思的小塑料袋。
“我再也不相信这场战争了。”罗德里格斯告诉我，“人们想要杀死你，每个人都很愤怒，你身边每个人都疯了，全恨不得把别人揍个半死。”他停顿了一下，目光黯淡下来，“我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决定一个人会被杀，又是什么让他活着。有时候你搞得一团糟却安然无恙，有时候你做了正确的事却有人死去。”
“你认为你能控制发生的事，”我说，“你不能。你只能控制自己的行动。”
“不，”他说，“有时你甚至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他顿了顿，垂下头，“我一直在努力做我认为藤田想做的事。”
“那很好。”我试图给他一些鼓励。
“这座城市是邪恶的，”他耸耸肩，“我也做着邪恶的事。我身边全是邪恶的事。”
“比如？”我说，“什么邪恶的事？”
“阿科斯塔已经疯了，”他说，“阿科斯塔已不再是阿科斯塔。他疯了。”他摇了摇头，“你怎么能说这地方不邪恶呢？你到外面去过吗？”他对我冷冷一笑，“不，你没有。”
“我出过安全区，”我说，“我的车被炸过，有一次。但我不是步兵。”
罗德里格斯耸耸肩。“假如你是步兵，你会明白的。”
我字斟句酌地说：“这是你选择的生活。没人逼你入伍，当然也没人逼你加入海军陆战队的步兵部队。你以为在这里会见到什么？”
罗德里格斯似乎没听见我的话。“当阿科斯塔说，我要做这么件事……他得到了大家的信任。蒂托罗却得不到，他一句屁话也说不出，因为他是个娘娘腔——这谁都知道。但是我，我也能得到信任。我能让阿科斯塔慢下来。”他笑起来。
“我曾以为你能帮助我，”他脸上浮出怨恨的表情，“但你是个神父，你能做什么？你需要保持自己双手干净。”
我紧张起来。仿佛他刚打了我一拳。
“没有谁的手是干净的，除了上帝，”我说，“而且，除了祈祷他赐予我们履行义务的勇气，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做什么。”
他笑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相信对他讲的这些话，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还相信任何话。在拉马迪，话语有何意义？
“我已经不再去想上帝了，”他说，“我想藤田。”
“那是恩典，”我说，“上帝的恩典，让你牵挂藤田。”
罗德里格斯叹了口气。“看看我的手。”他把双手摊在我面前，长满老茧的手掌朝上，然后他把手翻过来，伸直手指。“我看上去很平静，是吧？”
“是的。”
“我已经不睡觉了，”他说，“几乎一分钟也不睡。但你看我的手——看着我。看看我的手。好像我很平静。”
罗德里格斯走后很久，我还沉浸在我们的对话中。“你是个神父，”他说，“你能做什么？”我不知道。
当我还年轻的时候，我曾被一位父亲痛骂过。我当时在医院工作。他刚失去了儿子。我认为神父身份赋予自己说话的权利，因此医生刚一宣布死亡我就过去宽慰他，说他的孩子已在天堂。愚蠢。在所有人当中，我应该最能体会他的感受。十四岁那年，我失去了母亲，她罹患一种罕见的癌症，类似那位父亲的儿子的病症，她死后我得到的每一份空洞的同情只能加深年少的我胸中的悲愤。但这种陈词滥调总在最不适当的时候脱口而出。
这位父亲看着他健康的孩子一点一点失去生命。那一定让人发狂。几个月来无法预料的急诊。短暂的好转和不可避免的复发。疾病无法阻挡的进程。最后那晚，他的妻子在恐惧和悲痛中倒在医院地板上，一遍遍地尖叫“我的孩子”。医生反复询问那位父亲，是否要为延续他孩子的呼吸作最后一搏。可想而知，他同意了。于是他们用针头穿刺孩子的身体，施行急救手术。在他面前遵照他的要求折磨他的孩子——那是他绝望的努力，只为让那个注定逝去的幼小生命多活几分钟。最终留给他们的是一具小得可怜、饱受创伤的尸体。
然后我出现了，在化疗之后，在足以令他们破产的账单和夫妇两人职业生涯遭受的重创之后，在几个月来希望与绝望的缠斗之后，在每一种可能的医疗干预剥夺了他孩子死亡的尊严之后，我竟敢暗示某种善果从中而生？那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令人作呕的。卑鄙的。
我想，有关来世的希望同样无法给罗德里格斯以慰藉。许多年轻人并不真正相信天堂，至少不是认真的相信。如果上帝真的存在，地球上也应存在一些慰藉。一些恩典。一些怜悯的证明。
那位父亲绝望过，但至少他能直面人生，不被幻象左右，不会奢望信仰、祈祷、善良、尊严抑或宇宙的神圣秩序能消除痛苦。在我心里，那是一切关于宗教严肃思考的前提。和圣奥古斯丁一样，我们在罗马城的陷落之后还能说些什么呢？唯有奥古斯丁的回答：“上帝之城”只是悲剧之后的一种慰藉。罗德里格斯、那位准下士、查理连乃至整个营，他们的处境全然不同。对于仍在遭受攻击的人来说，你如何在精神上帮助他们？
我没有答案，因此决定向曾经的导师求助。康奈利神父是一位年长的耶稣会会士，高中时教我拉丁文，在职业选择的问题上和我有过长谈。他不用电子邮件，所以过了好几周我才等到他用打字机写的回信：
亲爱的杰弗里，
每次收到你的来信我总是很欢喜，尽管今天得知你的困境我也不免伤感。你回国后一定要来看我。你甚至可以到我的课上来。一如往常，我让孩子们读凯撒和维吉尔，或许你能给他们讲讲战争。春天来吧，修道院庭院里的花比我记忆中任何时候都美，我们可以就困扰你的一切进行深谈。但在那之前，我已经仔细思考过你信中的问题，下面是我的一些想法。
首先请你原谅我——一个一生都相对安逸度过的老修士——指出你的问题并不新鲜。你注意到曾经善良的人在压力下丧失美德，变得怨毒、愤怒、远离上帝，我认为这不能视作“信仰的危机”。苦难的确会将人推向罪恶，但它同样可以使人向善（想想艾萨克·若格[51]，或者任何一位殉道士，任何一位被授秘义者，或者耶稣本人）。
你将违规行为向上反映的努力值得称道。但从你的宗教义务出发，要记住这些疑似违规案例，即使属实，也只是罪恶的爆发，而非罪恶本身。永远别忘记这一点，否则你可能失去对人性弱点的怜悯。罪恶是一件孤独的事，它是包裹着灵魂的虫，使灵魂无法触及爱、快乐，无法与他人或上帝沟通。那种深陷孤独、无人倾听、无人理解、无人回应其哭喊的感觉仿佛一种疾病，借用贝尔纳诺斯[52]的话来形容：“广阔的神圣之爱的潮水——那孕育万物的烈焰之海，只能徒劳地涌过。”在我看来，你的职责是找到一个缝隙，并通过它进行两个灵魂之间的某种沟通。
派遣期余下的时间里，我将这封信随身收藏——放在制服胸前的口袋里，用塑料袋包好以免被汗浸湿。那页纸透出人性的温暖。署名是：“你的主内兄弟。”
“你们中有谁觉得，”我问参加星期日弥撒的一小群陆战队员，“当你回到美国时，普通民众无法理解你们的经历？”
几只手举了起来。
“我的教区有一位居民，他六岁的儿子罹患了脑瘤。他看着自己的孩子经历极度的痛苦、化疗，最后是残酷、惨不忍睹的死亡。谁更愿意有那样的经历，而不是来拉马迪？”
我看见陆战队员脸上现出一丝疑惑。很好。我不希望这次弥撒只是司空见惯的说教。
“有一天我和一个伊拉克男人交谈，”我说，“一个平民，就住在外面那座城市里。我听见陆战队员说，那座城市应该被夷为平地。应该被焚毁，城中的每个人都被火焰吞噬。”
我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这个伊拉克男人的小女儿受了伤，一次厨房事故。热油从炉灶上洒下来，浇了女孩一身。然后那个男人做了什么？他抱起女儿，奔跑呼救。他找到陆战队的一个班。开始他们以为他抱着一枚炸弹。他面对那些瞄准他头部的步枪，将奄奄一息的女儿、这个弱小的女孩，交给一名满脸惊讶、身材魁梧的下士。那名下士将他带到查理连医疗站，医生救了女孩的命。
“我就是在那里遇到的这个伊拉克人。这个拉马迪人。这个父亲。我和他交谈，我问他是否因为美国人对他的帮助而心存感激。你们猜他说什么？”
我让这个问题在他们的脑海里停留了片刻。
“‘不。’那是他的回答，‘不。’他找美国人是因为他们有最好的医生，唯一值得信赖的医生，而不是因为他喜欢我们。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儿子，他告诉我，全因为美国入侵造成的动乱。他认定是我们的错。现在他上街时提心吊胆，害怕无缘无故丧命，他认为这也是我们的错。他在巴格达的亲戚被折磨致死，他同样认为是我们的错。最让他记恨我们的是，有一天他和妻子看电视时，一群美国人踢开他的门，抓着他妻子的头发将她拖出去，在他自己的客厅里殴打他。他们用步枪戳他的脸，踢他的肋部，用他无法理解的语言向他大吼。他无法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便打他。现在，陆战队员们，我要问你们的问题是：谁愿意用在拉马迪七个月的派遣来交换这个人的人生，在这里生活？”
没人举手。有些陆战队员表情很不自然，有些带着怒气，有些怒不可遏。
“现在，如果这个人支持叛军，我不会感到惊讶。翻译说这人是个坏人。一个‘阿里巴巴’。但很显然，这个人受了苦。而且，如果这个人，这个父亲，真的支持叛军，那是因为他认为他的苦难赋予他让你们受苦的理由。如果他被殴打的事属实，那意味着打他的陆战队员认为他们的苦难赋予他们让他受苦的理由。但就像保罗提醒我们的：‘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53]”我们所有人都在受苦。我们要么感到被孤立、形单影只而迁怒于他人，要么意识到我们是一个大家庭的成员。一个教会。我教区里的那位父亲觉得没人理解他，也不值得给他人机会去尝试。或许你们觉得不值得去理解那个伊拉克父亲的痛苦。但是基督徒的身份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看着另一个人类说：‘他不是我的兄弟。’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人听说过威尔弗雷德·欧文[54]。他是一名死于一战的士兵。那场战争杀死的士兵数以万计。欧文是个异类。一个诗人。一个斗士。一个同性恋者。他的血性堪比我见过的任何陆战队员。一战中欧文被毒气所伤。他被炮弹炸到半空却存活下来。在炮火之下，在一位军官战友零落的残骸旁，他保持同一姿势长达数日。因为使用缴获的敌军机关枪歼敌，并在指挥官阵亡后率领连队战斗，他被授予军功十字勋章。这是他关于训练即将奔赴前线的士兵的记述。那些，顺便提一下，全是新兵。他们从未见过战斗。和他不同。
“欧文写道：‘昨天我工作了十四个小时——教耶稣如何一次次举起他的十字架，如何调整他的冠冕，在最终止步前不感到口渴。我参加他的最后的晚餐，确保无人抱怨；我检视他的双脚，确保配得上那长钉。我确保他一言不发，在控诉者面前站定。每天我用一枚银币买下他，捧着地图让他熟悉各各他山[55]的地形。”
我从布道中抬起头，望着听众，他们也望着我。
“我们是悠久的受难传统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心甘情愿，我们可以任由它孤立我们，但我们必须明白这种孤立是个谎言。想想欧文。想想那个伊拉克父亲和那个美国父亲。想想他们的孩子。不要独自受难。把你的受难献给上帝，尊重你的同胞，也许这个人间地狱会变得稍微能够忍受。”
我感到热血上涌，成功感油然而生，但我布道的效果并不理想。不少陆战队员没有参加圣餐仪式。之后，当我在收拾剩下的圣餐时，我的助理转身对我说：“哇噻，神父。你动真格的了。”
我们的第十五起阵亡来自查理连。尼古拉·莱文。陆战队员们都被激怒了，不仅因为他的死，还因为军士长告诉他们那是莱文自己的错。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交朋友，我来这里是要保证陆战队员好好活着。”莱文死后不过几天，军士长就在他的战友面前高谈阔论，“事实是，一个陆战队员被抬回来，中弹时没穿防弹衣。原因是天太热了，在观察哨里他不想穿。我必须站出来，说出大家都说不出口的话。”
莱文是颈部中弹，防弹衣也救不了他。但我猜军士长和大多数人一样，都需要给死亡找个原因。每一起死亡都需要一个原因。我在普通人的葬礼上也看到同样无力的神正论逻辑。如果是肺病，死者应该是个烟鬼。如果是心脏病，死者必嗜食红肉。总需要某种因果关系——无论它多么微弱——来为死亡正名。仿佛从生到死的过程是一场规则严谨的游戏。宇宙遵从理性，上帝俯瞰众生，每个人皆为他手中棋子，他的手指深深插入世界的每个侧面。
派遣结束时，我们营有超过一百人受伤，共有十六人死亡。乔治·达贾勒是第一个。接着是罗杰·弗朗西斯·福特。约翰尼·安斯沃思。韦恩·华莱士·贝利。埃德加多·拉莫斯。威廉·詹姆斯·休伊特。海沃德·图姆斯。爱德华·维克托·韦茨。弗雷迪·巴卡。塞缪尔·威利斯·斯特迪。舍曼·迪安·雷诺兹。登顿·查希亚·藤田。杰拉尔德·马丁·沃伦坎普。让保罗·塞皮翁。尼古拉·莱文。然后是我们当时认为的最后一个，杰弗里·史蒂文·洛平托。
在回国的航班上我一遍遍默念他们的名字，这是为死者的一种祷告。我们落地、通关。我望着陆战队员们拥抱父母，亲吻妻子或女友，抱起他们的孩子。我不知道他们会告诉家人什么。不知他们能说多少，又有多少无法说出口。
我在国内最主要的任务是准备十六位亡者的追悼会。我苦苦构思令人满意的悼词。但我如何才能表达出那些死亡的涵义？我不知道。最终，我精疲力竭，只得写了一篇不会冒犯任何人的短文，满纸的陈词滥调。事实上，那倒是这种场合的完美演讲。追悼会的焦点不在我。最好是中规中矩，不引人注目。
追悼会后两个月，贾森·彼得斯伤重不治，死亡名单增加到十七人。探望过彼得斯的人都觉得那是件好事。他失去了双手和一条腿。炸弹烧掉了他的眼皮，因此他得戴着护目镜，每几秒钟眼前便会起雾。他的身体裹在一张网里，双侧的肾都已坏死。他无法自己呼吸，而且持续发着高烧。鲜有迹象表明彼得斯对所处的环境有清晰的意识，那些见过他的人一提起这事都愤怒不已。他的家人撤下了全部生命维持系统，请医生给他打上点滴，让他多少带些尊严死去。
随后的几个月乃至几年间，陆续有人死去。一场车祸。一名陆战队员休假时与人斗殴被捅死。
还有犯罪和涉毒的。来自阿尔法连[56]的詹姆斯·卡特与斯坦利·菲利普斯谋杀了卡特的妻子，将她肢解并试图藏尸，但他们挖的洞太小了。另一名陆战队员在吸食大量可卡因后在夜店扣响了他的AR15步枪，重伤了一个女人。可卡因让你感觉刀枪不入，我猜那些过度警觉的老兵一定喜欢这种感觉。然而，他们不会喜欢将面临的后果：被赶出陆战队，失去退伍军人事务部提供的针对创伤后压力综合症的健康服务。类似的事也发生在营里五六名陆战队员身上。有此前车之鉴，其他人开始改用尿检无法轻易查出的药物。
艾登·拉索是第一起自杀案例。他是休假时动的手，用的私人手枪。拉索死后，新到任的随军教士布鲁克斯向全营作了预防自杀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声称美国的高自杀率全是罗诉韦德案[57]的结果。很显然，堕胎降低了我们的社会对于生命神圣性的尊重。布鲁克斯是众多信仰重生的牧师中的一员，他们来自松散独立的浸礼派教会，而非历史悠久的教会系统。助理告诉我，布鲁克斯讲完后陆战队员们开玩笑说，他们觉得我会在演讲当中给他一拳。
五个月后，艾伯特·贝林服药自尽。他和拉索均来自查理连。
一年后，第三次重返伊拉克的何塞·雷向自己的头部开了枪。
两年后，前查理连成员亚历山大·纽伯里出现在一场名为“冬日战士”的活动中，组织者是一个叫“反战伊拉克退伍军人”的抗议团体。该活动意在证明伊战的非法性。由于有我的旧营的陆战队员参加，我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观看了大部分录像。作为嘉宾的老兵素质参差不齐。很多人语焉不详，缺乏说服力。而他们所抱怨的更像是战争普遍的恐怖，而非任何的不当行为模式。但纽伯里带了相机去伊拉克，他用照片和视频佐证他的讲述。他宣称虐待过伊拉克人，并且只是为了宣泄自己的杀气枪杀了其中一些人。他说博登上尉会在每名陆战队员首次杀人后祝贺他们，并告诉他们：如果哪个陆战队员首次杀人用的是刀，他回国时便能获得连续四天假期。听上去像是真的。
纽伯里翻过一系列的幻灯片，它们依次投影在他身后，然后他挑出几张照片，上面是两个被他杀死的人。他声称两人都是无辜的。他又展示了一段陆战队员向清真寺开枪的视频，谈起了执行“火力侦察”——他说他们会向居民区开枪，以挑起枪战。
录像下方的评论区满是反战者和人权支持者的留言。有人祝贺纽伯里敢于挺身而出，也有人骂他是败类。还有几条留言看上去来自陆战队员，甚至是同营的队员。“我就在那儿亚历克斯没把整件事讲出来。”“这家伙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混蛋。”“呜呜他们被迫要杀人他入伍时以为会发生什么他可是海军陆战队步兵的机枪手。”“是指挥官的错别难过亚历克斯。”“没人叫他杀害无辜的人他是自己下的手却说是陆战队的错他犯了战争罪这混蛋这样的事不是经常发生我知道我是个陆战队员。”
那时我仍在勒琼基地做神父。我已在基地待了一段时间，随后被调去一个新的营。在那里我偶尔会遇见豪珀特上士，他也被调到同一个营。显然在拉马迪的那些日子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他右臂上纹了连里所有死去士兵的名字。无论是阵亡还是自杀。他在部队里广受尊敬。
有一次我们谈起“冬日战士”，豪珀特难掩对纽伯里的强烈憎恶。“问题不在于是否发生了那样的事。有些操蛋的事你就不该讲出来。我们那时生存的环境跟美国完全不同，观众中的那些嬉皮士根本无法理解。那群混蛋自我感觉很好，那是因为他们不必走到拉马迪的街上，顶着来自对面建筑的火力，在自己的生命和楼中居民的生命之间权衡。你无法向一个不曾身临其境的人描述。那一切疯狂至极，连你自己也记不清。要是谁装模作样地说一个人能在那种屎一样的地方生活战斗几个月而不发疯，那才是真的疯了。然后亚历克斯站出来，一副大英雄的模样，告诉每个人我们有多坏。我们并不坏。我想向每一个见到的伊拉克人开枪，每一天。但我从没那么做。操他妈的。”
下一个自杀的是罗德里格斯的老班长，蒂托罗中士。就在他自杀前后，费尔中校升任团长。不久以后，罗德里格斯出现在基地教堂。最初我没有认出他。他在通往教堂的通道上踱来踱去，当我走出去和他说话时，他惊恐地抬起头，仿佛迷途的孩子。他与之前的模样截然不同。
豪珀特已经向我透露了蒂托罗的事。派遣期最后一个月，一枚炸弹炸飞了蒂托罗的一条手臂。尽管他希望在海军陆战队终老，但在受伤勇士团待了一年之后，他决定退伍，去新泽西生活了几年，在那里他用左手向头部开了枪。
我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自杀前，他通过电邮给罗德里格斯写了一封遗书。那天夜里在教堂外的通道上，罗德里格斯就握着它——蒂托罗最后的遗言，打印在纸上，满是折痕。我走向他时，他未作解释就将纸递给我，而我看都没看就开口了。
“拉米罗，对吧？”我说，“拉米罗·罗德里格斯。我很久没见过你了。”
他耸耸肩。他的神色比我印象中更柔和，更顺从。我能闻到他身上的酒气。“我不知道我做的那些事有没有用。”罗德里格斯说。他用双手搓了搓脸，“他们说拉马迪现在平静了。你可以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我点点头。“那座城市的暴力事件降低了百分之九十几。”我说，“那是觉醒运动[58]开始的地方。”
“你觉得我们也有一份功劳吗？”他说，“你认为我们做的事有意义吗？”
“也许。我不是研究战术的，我只是个神父。”
“我们杀了很多穆斯林。”他说。
“是的。”
我们沉默地站了一会儿。他低头看了一眼我手里的电邮，于是我飞快地扫了一遍。
我反复回想起我失去手臂时自己身在何处。我希望迅速死去，因为我在拉马迪，拉马迪是世上最悲惨的地方，我是那么疼。你看见亚历克斯说他们杀害平民吗？他的排和我们排一样倒霉，但平心而论，那地方到处是战争。还记得那个装炸弹的小孩吗？我一点不后悔开枪，永远不后悔，我狠狠揍了萨米，她走了，如果她愿意她可以让我进监狱。我很后悔，但最让我后悔的还是藤田。你说那是我的错，你是对的。我是他的班长，是我命令他上去，我不认为我能做任何事来弥补，即使我在营救谁的过程中丧命。况且还有你说过的骑车人的事。记得他吗？记得莱文死后阿科斯塔干的事吗？我相信上帝，我也相信地狱。我想告诉藤田的家人，那个让他们的儿子丧命的家伙正面临审判，他怕得要死同时也很欣喜。最终审判不再悬在他头顶，现在地狱里会有他应得的报应，也许还有宽恕。也许你能告诉他们。你是个很棒的机枪手，你干得不错。我很高兴你在我的班里。
读完之后我抬头看着罗德里格斯。我双手颤抖，他却异常镇定。
“你责怪自己吗？”我说。
他望着远处的圣弗朗西斯·泽维尔教堂，那是树木环绕的一座小屋。
“有点，”他说，斜眼看着我，“我也有点怪你，因为你什么也没做。但更多的还是怪我自己。”
他揉了揉眼睛。
“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你不祈求宽恕，”我说，“现在你希望得到吗？”
“从你这里？”
我无奈地笑笑。“不。”我说，“谁都知道我一文不值。上帝的宽恕或许不同。”
他皱起眉头。我期待他的忏悔，既为了他，也为了我自己。他是否认为自己还持有信仰，这对我并不重要。信仰可以在过程里产生。
我握住领口的小十字架。“你知道这曾是一件刑具，对吧？”
他笑了。我并不介意。我知道罗德里格斯来这里并不只是为了笑话我。
“二十个世纪的基督教历史，”我说，“你觉得我们已经领悟了。”我摩挲着小小的十字架，“在这个世界上，他只应许我们不会独自受难。”
罗德里格斯转过身，往草地上吐了口唾沫。“棒极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