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大会的会场设在一个大院子里。大门敞开着，门口扎了一个又高又大的松门，两边贴着十分显眼的巨幅对联，两个民兵持着枪威风凛凛地守着门。院里熙熙攘攘，人声沸腾，正中坐着三百多名武装整齐的解放军战士，周围挤满了民兵和群众。
靠院子的北面，是刚刚搭起的一座大架台，李营长正在台上张罗什么，王群忙走上去，和他握手。骤然台上的气氛使他心情沉重起来。
原来，摆在面前的，是一座森严肃穆的大灵堂，有三丈多宽，上面用一张大白布棚盖起，左右与背后，均用白布缝起的巨幅帐幕遮得一丝不透。从棚顶垂直到台上的巨幅白布挽联，密密麻麻，挂了两三层，上面用白纸写着斗大的黑字。靠后面一排放着四张方桌，桌上铺着一层白纸，纸上一盘盘的鲜果、供品，摆得整整齐齐。正中间陈设着由纸工精制的灵堂。灵堂顶上，安着一朵大白花，两边的桌上放着两支蜡烛，白棚顶上挂着两朵用白布结成的大白花团，直垂在桌子的两端护卫着灵堂，显得更加庄严。灵屋中间，竖立着一个木制的牌位，上面写着几行密密麻麻的小字，那是全区自土匪暴动以来，被敌人杀害的烈士名字。桌子面前，排列着二区各界人民送来的十多个大花圈，台子的前额，用白纸横书着六个斗大的黑字：“公祭誓师大会”。
这庄严精致的布置，不由使人回忆起对敌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他们为了革命，为了大家的幸福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面对着他们的英名，谁不为他们的不幸而下泪！谁不为他们未完成的事业而燃烧起熊熊的复仇火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万多颗心，一万多双眼睛在注视着祭台，放射出愤怒的光芒。
在这一片严肃的气氛中，司仪宣布大会开始。主祭人王群，恭恭敬敬地站到台中间，默默地对着灵位，然后，一阵鞭炮声响一过，机枪连朝天打了一排子弹，接着，“嗵！嗵！嗵！”三声鸣炮，两班子吹鼓手吹起了悲哀的调子。乐声一停，司仪就喊大家脱帽，向烈士鞠躬。于是王群开始读他亲手写的祭文。祭文读完，王群回过头来，红着眼圈，沉痛地看着会场，然后，慢慢地，低声而有力地说：“解放军同志们！各村干部、民兵同志们，乡亲们！”他说不下去了，掏出手帕，擦了擦快要流出来的眼泪，才又指着灵堂，继续说下去：“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全区解放以来，英勇牺牲在敌人枪刀下的革命战士与英雄人民的灵位。我们每个人，都以沉痛的心情来纪念他们，祭奠他们。他们为了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为了我们大家翻身报仇，英勇壮烈地献出了自己珍贵的生命。所以，他们是光荣的！伟大的！我们活着的人，要以他们为榜样！”说到这里，他不由地提高声音说：“同志们！你们知道，我们二区还有上千的土匪没有消灭。”他用手比画着，又说下去：“我们要继续努力，一个不留地把它们肃清！不然，我们就对不起已死去的烈士们！”台子下，有的人在凝神静听着，双眼眨也不眨；也有的人不住地用手抹着眼泪，甚至哭出声来。
王群的话刚完，只见黎保慌慌张张地从台下分开众人，猛地跳上台去，走到王群身边，低声地问道：“土匪家属莫大桥的老婆来了，让不让她参加会？”王群还没回话，站在一边的徐翠就接上去说：“她过去是地主的丫头。我看，可以让她来受点教育吧！王区长看怎样？”
黎保还有点犹豫，王群把手一挥说：“快让她进来，受点教育也好！”黎保立即转身跳下台去，到大门口去叫她。
桂花从莫家大院跑回家后，一眨眼天就大亮了，她心神不定，恍恍惚惚，于是又从家中走到街上去听听风声。完全出乎意料，她听到的第一个消息是：“莫贵给抓走了！”虽然昨夜离开莫家时，已知道民兵在监视着莫贵。但她并没有想到，他们会抓莫贵。因为，在她的心目中，尽管莫贵劝过大桥当土匪，可他究竟解放后没有怎么得罪过民兵，干过什么大坏事呀！所以，当她一听说莫贵被抓的消息，就感到惊讶。这究竟是好或是坏呢？她一时还想不清。你说是好消息吧，民兵们会不会也把大桥抓去呢？因为大桥比莫贵的罪过还大呀！大桥到山里当了土匪，而莫贵并没有去。说是坏消息吧，这一来却再也不会有人来威胁她了。
快到中午了。一想起去开会的事，她又心事重重：去吧，又怕民兵们——特别是黎保，说自己是土匪家属，想帮土匪探信；不去吧，又不知道政府要怎么处置她和大桥这样的人。因此，她站在屋角边，如痴似呆地眼望着去区开会的人走完了，才慢慢地、身不由己地、糊里糊涂地走出了村子，远远地望着欢乐的人群，迟迟地挪动着脚步。
走进圩场，只见一街两巷，到处人声嚷嚷，纷纷议论着今天的大会。有的说：“要杀人了！”有的说：“全县各区都有代表来参加大会！”也有的说：“县里徐政委也来参加呢！”……这一切，对桂花来说，句句都是惊心动魄的！也都使她悔不该当初放大桥去当土匪。自然也使她对莫贵倍加怨恨。
在街上游荡了一阵，忽然有人传说：“大会开始了！”人们，潮水似的涌进了会场大院，桂花不由地一阵心慌意乱：进不进去呢？要是碰见了黎保怎么办呢？他不会把自己赶出来吗？她尽管这样想，可还是身不由己地跟在人们的后面，走近了会场门口。正当她犹犹豫豫时，不知黎保突然从哪里钻了出来，一声大叫：“站住！”然后，站到桂花面前，做个鬼脸说：“大桥嫂子！你也来了，今天的会，是公祭、誓师大会，可没你的份儿！”
桂花一见黎保，早已心惊胆战。听黎保这么一说，转身就要往回走。哪知黎保忽又上前拦住说：“你等一等，我去问问王区长。要是他准你参加，我黎保也没意见。”说罢，就往会场跑。
黎保刚刚进了会场，只见一位细高个儿，穿绿军装，腰扎皮带，长方形黑油油脸儿，面情严肃，精神饱满，行走有力的人，身后跟着几个背驳壳和冲锋枪的青年战士，从区政府那边走了过来。她忙让开了路，站在一边。等那人走近时，只见把门的民兵，忙举手行礼，并笑着打招呼：“徐政委来了！”桂花一听，心中暗想：今天的会真不平常，人家都说比县长还大的徐政委也真的来了，能听听他说些什么，该多好呀！
而这时，黎保已从会场跑出来，叫一声：“快进来吧！”桂花就跟着他，走进了会场。
会场里，到处是人，挤得满满的。桂花顺着墙边，挤到离台子很远的山根下，那儿刚好有一块大石头，她便爬了上去，才勉强看到了台上的情景。
台子上，人们正在诉说着土匪的暴行，怒火烧满了整个会场。解放军同志大声地喊：“为死难的同志报仇！为死难的群众报仇！坚决镇压反革命！”会场上人们高举着手，此起彼伏地呼出了愤怒的声音，表达着他们的心愿。整个会场，像一片沸腾的海洋，怒火紧紧地吞噬着人们的心身！
这些声音刺疼了桂花的心。此时，她远远地望见，苦主们退下台去，王群走向台边，高声地讲着活。由于离得太远，她又不完全听懂王群的话，仅仅是从他的手势、声音、表情，和一言半语中，大体上了解到：王群是在说，过去一年，消灭了很多土匪，也缴了土匪不少的枪，剿匪成绩很大，只是由于群众，特别是贫雇农，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土匪的靠山还没有打垮，才没有彻底消灭土匪。王群还说，共产党的剿匪政策是为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服务的，对土匪，该杀的一定要杀，胁从的可以宽大，立功的还要受奖。……
大桥该不该杀呢？可不可以宽大呢？王群没有提到。这不能怪区长，因为二区这么多人，当土匪的也不只大桥一个，他怎么能一个一个提到呢？桂花这么一想，王群下面还讲了些什么，她就没听清楚了。似乎还讲到了贫雇农受骗当土匪的事，但，怎么对待呢？她没有听清。
正当桂花想着重重心事的当儿，突然，王群的话讲完了，会场里又响起了震耳欲聋的口号声。负责司仪的那位同志，在人声沸腾中，不知讲了一句什么，立刻会场鸦雀无声了，一时静得令人不敢相信，好像有什么非常不平凡的事儿要发生了。桂花两眼眨也不眨地注视着台上。
果然，不平凡的事儿发生了，就是桂花在门口看到的那位比县长还大的徐政委站出来讲话了。他首先表示了对为剿匪牺牲了的人们的哀悼。然后，强调了这次公祭誓师大会的重要意义，县委对彻底肃清土匪的决心。接着，他号召：贫雇农一定要站稳立场，团结一致，和地主恶霸划清界限，勇敢地投入剿匪斗争，争取自己解放自己，彻底翻身……
这使桂花又一次陷入了深思：徐平又提到了贫雇农，自己和大桥也是贫雇农呀！究竟应怎么办呢？……这，这一定要找个人问清楚才行……
“要杀人了！”不知是谁的一声喊叫，把桂花从沉思中惊醒，她定神向台上一望，徐平的话已讲完，台子上正忙着拉桌子。不一会，民兵和解放军押上去三名五花大绑的犯人。会场更加轰动起来。站在桂花身边的人们纷纷谈论着：“公审土匪了！”“要杀人了！”“那个是林崇英！”“那个是国民党的伪县长！”“还有国民党的县党部书记！”这些人，桂花过去听说过，也许解放前还在莫贵家里见过呢！只是离得太远，她看不清，也不知人们审问些什么，只见一个个人跑上台去，泣不成声地在数说着，那三个犯人只顾点头认罪。桂花知道，这三个人，哪一个也不比林崇美和黄四保的罪恶小，真没想到，这些人也会有这一天，这是真的吗？不是做梦？她用力掐了一下自己的手，感到一阵疼痛，如梦初醒似的对自己说：“是真的，不是做梦。”
眼看着犯人被拉下了台，大会宣布结束，人们纷纷离开了会场，部队、村干、民兵，一队队，一群群，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出了会场，像一个个巨大的铁拳，将要击碎土匪的巢穴！
被大会上的怒火燃烧起的万名群众，紧跟着部队和民兵，像山洪暴发似的从会场奔泻而出，一股股冲向四面八方。整个二区沸腾了起来。剿匪不再只是部队、干部、民兵的事，而是全民的行动。这变化，仅仅在两天一夜之间，就令人难以置信地来临了。这是因为：割掉了连区政府内奸在内的四十二个毒瘤，搬掉了压在人民头上的山，杀掉了匪首，公祭了烈士，政府宣布了明确的对敌政策，组织了强大的军事进剿，这一切鼓舞了数年、数十年、千百年被压抑着的穷苦人民，他们觉醒了。也使那些与敌人多少有些关系的人，受到了压力，感觉到羞愧。命运将给他们带来什么呢？他们不得不去考虑。
桂花也同所有的人们一起，被滚滚的巨浪，卷出了会场。她一路上心惊肉跳地回到自己的家，只见自己房门上，钉着一块乌黑的长方形木板，上面写着四个白色大字：“土匪家属”。她一时被吓得目瞪口呆，在门口站了好久，真恨不得把它拔下，丢进灶中。但，当她的手刚刚接触到木板的时候，却又不自觉地缩了回来。她心慌意乱地打开了房门，鼻子一酸，颓然倒在床上，呜呜地痛哭起来。
她深深地觉得自己的命太苦了，十来岁就被人从广东老家卖到莫贵家中来，受尽了折磨、苦难，一心指望找个好丈夫，出了地主的门，重新过着自由的日子。快要解放时，莫贵把她配与了他的长工莫大桥，并且给他们一间房子，让他们单独居住。说是他们与地主家干了十来年，有了功，应该受到他的恩赐。这件意外的事儿，在她的简单头脑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幻想：大桥人很憨直，又听她的话，只要地主不再过多地干涉他们的自由，小日子还是可以过得下去的。哪知到了解放后，大桥在莫贵的支持下当上了民兵，却又突然在土匪暴动时被莫贵骗去当土匪了。一回忆起这件事，就不由地使她更加伤心。在那个傍晚，大桥兴冲冲地从外面跑回了家，告诉她要去当“国军”。她忙问：“人家都去了吗？”大桥说：“去了！还不去？连黄干都去了！要是不去，国民党这次回来，那还了得！”她问他：“谁说的？”大桥说：“老团长！”他们称莫贵都叫老团长，由于在地主家中住了十多年，没有出过地主的手心，尽管解放后参加了识字班，学了点文化，听讲过些革命道理，但对莫贵这样一个人，她并没有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在她的心目中，莫贵虽然解放前对她施行过不少次的毒打，但，那些往日的仇恨，早已为她能与大桥结婚而冲淡了。而更重要的是，她以为莫贵当过团长，见识广。刚解放不久，他说民兵好，要大桥当民兵，果然不错。现在，既然是莫贵讲了的，黄干也去，大概不会错的。因此，她就没加反对地让大桥去当了土匪。后来，黎保把她捉了去，黄干也没有把她怎的，回头莫贵又与她讲了一番当“国军”的好处，她就逐渐与干部、民兵们疏远了起来。几天前的土匪暴行，昨天和今天发生的事情，特别是今天在大会上见到的一切，使她清楚地看到了土匪必然灭亡的命运，更悔恨当初不该同意大桥去当土匪。
她也想到了徐平的号召，要贫雇农站稳立场，要自己解放自己，她想去找干部或工作同志，问清楚一下：究竟应该怎么办？但，当她一想起“土匪家属”那四个大字，就又动摇了。她哪里也不敢去，越想越悔恨，深深地感到自己害了大桥，大桥也害了自己，从今以后，再没有幸福的日子可望了，展现在她面前的是一片漆黑：无家可归，举目无亲。到哪里去呢？她抬头用昏花的眼睛，望望堂屋中头顶上的神龛，一丝希望浮现在她眼前。她爬下床来，从抽屉中找出三支香，用火点着，爬上神龛，把香插在菩萨面前的小瓦香炉中，恭恭敬敬地又爬下来跪在地上，喃喃地自语着：“菩萨保佑……”她的全部希望，全部精力，都集中在面前的菩萨神位上了。以致有人进屋来，她也没发觉。
“菩萨是救不了大桥的！”一个熟悉的声音，打乱了桂花的思路。她陡然抬起头来，一下子给怔住了——来人却是徐翠。徐翠来做什么呢？莫非要抓人？她感到一阵惶恐、绝望。
然而，出乎桂花意料的是，徐翠对她并没有什么恶意，而是用同情、略带几分像是生了亲人的气的样子望着她。徐翠身边，站着那位有点像老妈妈似的慈祥的黄容。她们没有带民兵，不像抓人的样子。她们来做什么呢？她惶恐不安地望着她们，怯生生地说：“你们坐……”
大家坐下后，沉默了一会，黄容先开口说：“我和徐翠今天找你，不是为了别的，是想与你谈谈家常。你不要怕。”
桂花一时莫名其妙地望望黄容，又望望徐翠，微微地点了点头。
徐翠接着问：“你知道你的家是哪里的吗？”
“广东梅县的。”桂花感到更加奇怪了：她问这干啥呢？
“你来这多久了？”徐翠又问。
“是民国……几年已记不清了，大概是十多年了，那时我还小，不懂事，是被卖来的。”桂花答应着。
徐翠接下去说：“你也许不会想到吧？我也是梅县的，也来了十多年了。记得我们一起来的十三个人都是不超过十岁的妹仔。她们被卖到哪里去了，我也不知道。今天听黄容谈了你过去的情况，看来我们都是一样的人，你不要再把我当外人了。”
听徐翠谈到了她俩是一起从广东梅县来的，桂花像见了久别的亲人似的，不由心中一酸，流下泪来，真想一头倒在徐翠怀里大哭一场！但，仅仅是一忽儿，她就否定了自己的想法，止住了眼泪。她仍用怀疑的眼光望着对方：这会是真的？不会是做梦？人家是干部，怎么会和自己一样？
徐翠注意到了对方感情的变化，就推心置腹地对她说：“你不相信，这也并不奇怪。因为你不了解我的过去。三年前，我也和你一样，在离这里一百多里的桂林北边的一个地主家当丫头。是他们把我逼得没法，我才逃出来找到游击队，参加了革命的。你要知道，不光我，我们共产党的很多领导干部都是长工、工人、丫头出身的呢！因为共产党本身就是为穷人——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而组织起来的。我们这些受苦受难的人，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有好日子过，依靠菩萨是不行的。”
桂花仍在半信半疑地望着徐翠，一时拿不定主意。黄容却从一边插嘴说：“你刚才给菩萨烧香叩头，为什么呢？是想要它保佑大桥吧？徐翠同志已给你讲了，菩萨是保佑不了他的，只有依靠共产党才能够挽救他。”
一句话触着了桂花的心病，她忽地扑向前去，抓住徐翠的手，连哭带叫地向下跪着说：“徐同志，你要救救大桥啊！”
徐翠忙把她扶起来：“莫哭，坐下慢慢商量。”
“徐同志，你一定要救救大桥呀，你不知道，他也是从小没爹没娘，在地主家中受苦长大的，他不是真心当土匪，是地主骗他去的。”
徐翠说：“这我们全知道！不过，要想救大桥，还要靠你自己，你有勇气去救他吗？”
“有！”桂花像突然得到了一股力量似的，睁大着眼睛，望着徐翠。
徐翠看到桂花真的有了转变，就言归正传地说：“我们今天来找你的目的，也就是为了挽救大桥。其实受骗当土匪的，不只大桥一个，只有极少数的地主、恶霸、伪军官、惯匪，才死心塌地去当土匪。但，怎样救这些受骗的人呢？那就需要把他们教育过来，使他们自动脱离土匪队伍。”
桂花不安地问：“他们躲在山里，怎样去教育他们呢？”
徐翠说：“这就要靠他们的家属了。因为，他们在土匪那里几个月，不知道外面的情形，是不敢回来的，只有家属们进去，劝说他们，他们才能大胆与土匪脱离。你敢去找大桥吗？”
桂花想了一下说：“敢！为了大桥，我哪里都敢去。”
这时，徐翠才掏出一卷油印的红绿纸说：“这是一卷宣传品，劝土匪投降的。”又拿出一张纸条说：“这是一张路条，你都收起。今天夜了，你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就去。到山里找到土匪时，你把宣传品撒出去；碰上解放军与民兵时，就拿路条给他们看。”
桂花把宣传品和路条像宝贝似的收进口袋。
徐翠又嘱咐她说：“你到了山里，见了土匪，可要多加小心，不要叫他们知道了你的意图。找到大桥，要他很快设法逃出来，到伍家崴去找王区长。”
桂花答应着。徐翠又说：“刚才我进来时，见门口挂了一块牌牌，是儿童团他们搞的。县委已有指示，不让挂这些东西，回头我告诉他们，给你取下来。”
又一股暖流，注进了桂花的心坎。她不觉鼻子一酸，热泪又扑簌簌而下。
这天晚上，徐翠和黄容，还有区、县来的十多个工作干部，分头召开了贫雇农、中农、土匪家属的小型座谈会，传达了上级对剿匪的决心，交代了各种政策，动员大家积极行动起来，投入剿匪斗争。从各个会上反映的情况看，群众情绪很高涨，只是仍然没谈出什么新情况来。积极发言的似乎还是过去那些人。往时不大参加开会的，仍然没有来。工作组的碰头会上，研究了这些情况，认为后进层还没发动起来，而往往这些人是最了解情况的，必须把他们充分发动起来，才能彻底揭发敌人，断绝土匪的一切后路。徐翠在会上强调：现在的任务是一个一个地发动他们，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要他们为剿匪贡献出力量。她说：“从明天起，我们要分头到每一个基本群众与土匪家属中去，同他们生活在一起，交朋友，谈心，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把他们发动起来，尽快掀起一个剿匪的新高潮。”
虽然这两天累得够呛，徐翠和黄容上床以后，仍不能很快入睡。徐翠回忆了一下进村以后的工作，脑子里不由地浮现了苏瞎子的影子：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两眼深深地凹进眼眶里，眼屎堆满了眼窝。他常常一个人坐在门口晒太阳，或在茅棚里的火堆旁，孤单单地、一声不响地从早晨坐到晚上，从日落坐到深夜。远远地望去，好像木雕泥塑一般。在以往的日子里，根据王群的提议，徐翠不止一次地到苏瞎子那里去。当她每一次走到他的身边时，一阵怜悯的思想感情，就不由地紧紧控制着她。她像对待亲人一样，帮他煮过饭，洗过衣服，但，老人却仍是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既不反对，也不感谢，好像他真的傻到了什么也不知道似的。从黄容和黄干那里，徐翠知道了苏瞎子的过去。十五年前，因为黄清心强奸他的儿媳妇遭到拒绝后，黄家又串通苏姓族长，借口败坏门风，把他儿媳妇吊在祠堂里活活打死。接着，儿子气疯，又被地主活埋了，他申冤无地，哭瞎了眼睛，以后就对谁也不说话了。他每天带着孙子沿门挨户地站在人家门口，一声不响地等着施舍些残菜剩饭过活。到解放前几年，孙子能砍柴卖了，他才不再沿门讨吃，却又长年累月地坐着，一声不响地消磨日子。对这样一个奇怪的老人，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他说话呢？这是许久以来，徐翠一直在考虑着的问题。她也曾产生过这样的情绪：算了吧！何苦要在他身上花这样大功夫呢？但，这种想法又很快地烟消云散了，代之而来的是一种阶级同情心。革命的责任感，使她不得不决心打开这个老人内心的秘密。
徐翠想着想着，再也无法入睡了，就坐起来，叫了一声黄容。
黄容早发觉徐翠没睡。她也一直没有合眼，一听徐翠叫她，就忙坐起问：“你在想什么？”
徐翠说：“我在想苏瞎子的事。你说，他与地主有那么大的仇恨，为什么解放一年了，还一点也不觉悟呢？”
黄容叹着气说：“唉！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也实在叫地主逼得太伤心了，恐怕是真的傻了吧！”
徐翠摇头说：“不太像，他除了不说话，没有什么别的疯疯傻傻的表现呀！你知道不？他和他孙子讲不讲话？”
黄容说：“他孙子与外面的人也不大说话。他们爷孙俩说不说话，这个就不知道了。”
徐翠心想：他们天天在一起，怎能会不说话呢？她忙把被子一掀，一边下床，一边招呼黄容说：“我们现在去，听听他们爷孙说不说话。”
黄容迟疑了一下说：“好吧，去试试看。”说着就下了床。
这天晚上，整个山村在沸腾。全区激动人心的大会，解放大军和民兵像潮水般地涌进山里，工作组进村后立刻召开的各种类型会……这一切像惊涛巨浪似的震荡着各个阶层。因此，像桂花那样的土匪家属，自然不能安静下来；多少人，包括徐翠和黄容不能泰然入睡；像苏瞎子那样把深仇大恨埋在肚里的老人，自然也不能躲开这场风浪的袭击。晚上的贫雇农会，他们祖孙虽没有参加，白天区里召开的万人大会，土生却去了。他开完会回来，进屋没说别的，第一句话就是：“爷爷，区里开大会杀人了。”
开始，苏瞎子还不十分重视这一消息，只是冷冷地问一句：“杀什么人？”
土生一边点着松香烛一边说：“林崇英——土匪司令，国民党的书记长，县长……”他只顾往床头上插松香烛，没有注意爷爷的反应，因为以往爷爷听到什么消息都是没有什么反应的。
然而这次不同，因为，那些在他心目中的“大人物”被处决，使他的观点动摇了。随着烛光的照射，他眼前出现了一片淡黄的光辉，他仰起脸，眨动着眼皮，不大相信地问孙子：“土生，你乱讲什么！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