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生回答道：“我亲眼看见的，还不真？！”老人家不再作声了，但他不由地自己问自己：“怎么这些人也会死去？难道说‘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说法靠不住了？”他仔细想了一阵后，似乎找到了答案，就又自言自语地说：“啊！天数！天数六十年一变，也许那个姓徐的女同志说的穷人要翻身了的话是真的，有钱有势的人劫数到了。”想到这里，他就又想起了徐翠给他做饭、洗衣的那些事情。他想，自己对徐同志的态度不大好，土匪又在这里放过粮食，他们不会来找我的麻烦？想着想着，他不由地问起孙子来：“土生，除了杀人，还有些什么名堂，快讲给我听！”

土生把他在大会上看到的、听到的都讲了，然后说：“要是在我们这里也开个把像那样的会就好了，我一定要上台，斗争黄维心！”因为爷爷讲过他的家庭历史，所以，他这时的心情十分激动。

爷爷却关心着另外的事问道：“土生，你没听讲，帮过土匪的怎么办？”

土生已经知道了爷爷在想什么，却不十分在意地说：“这怕什么，被迫帮过土匪忙的也不只我们一家，总不会杀头就是了！”

饭做好了，老人接过孙子递来的饭，自言自语地说：“天塌大家顶，可我们的命不好呀！”

这时，有人来找土生开贫雇农会了，土生答应着吃完饭就去。但，通知的人一走，爷爷却对孙子说：“土生！今晚上的会，你不要去，莫叫会上讲错了话，又要遭灾，因为我们的命不好。不过，要打听一下，帮过土匪的究竟有没有罪。”

吃完饭，土生按照爷爷的吩咐，没有参加贫雇农座谈会，但仍同往时一样，一声不响地去坐在村边，悄悄地听着人们谈些什么。

土生一到家，爷爷就开口问：“土生，打听到消息了没有？”

土生说：“打听到了，人家都说，这次土匪肯定要完蛋了，过不久我们这也要开大会，斗争地主，还要分土地，这回我们的命运可该变好了。”

爷爷说：“土生，帮过土匪的究竟怎么办呀，有人说吗？”

“没有。”土生失望地回答着。

“唉！这真叫人发愁呀。要是真的土匪坏人的劫数到了，我们这些帮过土匪的人，不是也要遭劫了吗？”苏瞎子自言自语着。

于是，祖孙两人，都陷入沉思中了。

过了一阵，土生已上床睡下，爷爷又问：“土生，睡着了吗？”

“没有！”土生接着问，“有什么事呀？爷爷！”

“没什么事。”爷爷说，“快点睡吧，明天还去砍柴，话也不要多说。”

“嘭！嘭！”轻轻的敲门声惊动了老人，他心中暗想：是谁呢？土匪吧！忙用脚触了一下土生，暗示他不要作声。

“土生！”是黄容的声音自外面传来，老人心中动了一下，想叫土生开门，但又一想，不对，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命苦的人还是少去招惹是非。

然而，外面有人讲话了。“苏老爷爷，开开门吧，你和土生的话我们都听到了。”那是徐翠在讲话。

老人仍然迟疑了一番，感到不开不行了，于是他第一次在人们面前开了口：“土生！给她们开门。”

开了门，土生已把松香烛点了起来。

徐翠一进屋，就直截了当地说：“苏老爷爷，听到了你讲话，我们很高兴。你过去不讲话，对干部有隔阂，这不怪你，是旧社会把你害的，现在请你放心好了。你帮过土匪的忙，是被迫的，政府也不怪你。不过，希望你能把事情的经过讲给我们听。”

老人考虑了一番后说：“我讲，那是秋征时候的事了……”于是他谈到，秋征时候，在莫太送的串通下，地主莫贵、地主老婆陈玉芬，还有农会财粮委员莫玉清，一共三十多家，在他这里集中了谷子，后来，山里来人挑走了。

听完了苏瞎子的叙述，徐翠暗想，怪不得财粮委员近来的情绪也不大好，原来他给土匪送过粮食。像这样的问题不解决，让一些人背着包袱当干部，怎么能积极参加剿匪呢？她为这一意外的发现，十分高兴。当老人一住口，她就加以鼓励地说：“苏老爷爷，你讲的情况非常好，你再不必为这件事担心了，这不能怪你，全都是地主和土匪的罪过。”

黄容看着苏瞎子那张半信半疑的脸，接着说：“你和土生不大参加会议，有些事不很清楚，也难怪。你要是对政府的政策还有疑问，就看我吧！我过去也受地主拉拢过，我们水生也挨土匪抓去过，现在还不同样可以当干部，当民兵。”

苏瞎子仔细听完了徐翠和黄容的话，想了又想：“唉！这都是命呀！在劫者难逃。我的命就是不好，解放后，人家苦尽甘来，可土匪却偏偏把粮食放在我这里，惹得我一身臊！”

“命！”徐翠忍不住接上去说，“老爷爷，你说的不对！讲命，那是旧社会地主压迫穷人的一种手段。你想想，为什么一解放有钱有势的人都要垮台，穷人都要翻身，难道说所有的人的命都突然变了吗？”

苏瞎子沉默了一下，并不完全相信徐翠的话，他说：“有钱有势的人垮台，那是他们的劫数到了。要不，他们有那么多的钱，那么大的势力，谁能打得垮呢？”

徐翠感到苏瞎子的思想，比较根深蒂固，难以一下子说通，需要做艰苦的思想工作。于是，她更加耐心地说：“老爷爷，地主、土匪的垮台，不是劫数，是我们全中国的穷人，也就是像你这样苦大仇深的穷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家团结了起来，才把他们打垮的。不信你想一想，解放前为什么地主能打死土生的妈妈，活埋土生的爸爸？因为那时，我们穷人没有觉悟，没有团结，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解放后，为什么黄维心垮台了？还不是我们穷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与他们斗争的结果！就拿黄维心被捉到的事来说吧，要不是水生与他搏斗，他早跑到山里当土匪去了。你说，这是命吗？当然不是，全是人的力量！”

苏瞎子被徐翠的话引到那惨痛的岁月中去了，他又一次想起了儿媳妇、儿子的悲惨下场，想到了自己的苦难，忍不住又叹口气说：“唉！不靠命，你们说我已经六十多岁了，还有什么出头日子？”

“老爷爷！只要你能和我们大家团结在一起，向地主、土匪做斗争，马上就能翻身过好日子。”

苏瞎子有点不大相信地说：“我会有什么能力？”

徐翠说：“你不要小看自己。大河里的水，还不是由一滴水一滴水汇在一起的？一个人的力量当然不大，但，穷人们团结一致，力量就大了。老爷爷！你说说，你愿意和我们大家一起去和地主、土匪做斗争吗？”

“愿……意。”苏瞎子迟迟疑疑地回答着。

这时，鸡叫了，徐翠忙结束了他们的谈话，打算以后继续和他多讲些革命道理，逐步提高他的觉悟。临走时，徐翠又关照了老爷爷一番，要他仔细想想，要是什么时候想起了有关土匪的情况，就慢慢和工作组讲。苏瞎子误解了徐翠的意思，他想，也许这个能说会道的姑娘对自己还有怀疑，心里很是不安。最后，他为了表白自己，终于鼓起勇气说：“没有什么想的了，你慢点走，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说吧！”徐翠鼓励着说。

于是，苏瞎子说开了：“这事已一年多了。有一天夜里，我在这门口坐，听到有人扛着很重的东西，从山里往村边走，一共有几十人的样子。开始，我没注意他们抬的是什么；后来，才听见走在后面的人说：‘这么多枪，埋起来做什么？’另一个人说：‘听说这里要放弃了，这些枪留下来等回来时用。’他们说的声音很低，我刚听到这里，忽听见黄四保低声骂了起来：‘他妈的，胡吵什么!’后来，就再也没人出声了。”他停了一下说：“我知道的就这些，别的什么也没有了。”

徐翠对这一意外的消息，十分重视，为了不使老人家增加思想负担，让他有机会消化刚才她所讲的那些道理，她不再询问什么，只是简单地对他说：“你讲的这些情况很重要。我们就谈到这里吧！你该休息了。”随后，就同黄容辞别他们祖孙两人，愉快地走回村里。

第二天早上，徐翠一睁眼，只见太阳升得老高，黄容早已不见了。她便急急忙忙地吃完了黄容给她留下的饭，一股劲跑到农会。农会里没有人，她又跑向离农会不远的莫玉清家去。莫玉清在村上是一个有威信的干部，劳动起家，人很正派，一解放就在农会当财粮委员，一贯老老实实工作。只是他近来有点不安心，昨天听苏瞎子说，才知道他给土匪送过粮食，背上了包袱。徐翠认为有必要找他很好地谈一下。当她走近玉清的大门时，只见大门反锁了，家中没有人，她就顺着小巷向西边走去。刚刚走到村头，只见玉清正在他的小园子里给蚕豆施肥。徐翠忙跑向前去，向玉清打招呼：“你这蚕豆不错呀！”说着就伸手拿起旁边的锄头去松土。

莫玉清也同所有与土匪有过一段关系的人一样，这几天的心情十分沉重。区里开了大会后，他曾一度想过：这一回不同往时了，群众都发动起来，自己给土匪送过粮的事，恐怕再也隐瞒不住了。怎么办呢？还是争取主动，找徐翠去坦白吧！但，回头一想，何苦自找麻烦呢？找上头来再说吧。由于这种心情的驱使，他吃完早饭，没有到农会里去，表面上是给自己的蚕豆施肥，实际上是借此来掩盖内心的矛盾和不安。因此，当他一见徐翠来了，就不由地打了一个愣，心中暗想：糟了，徐翠找上门来了！只有来个“争取主动”，否则，不堪设想啊！于是，他忙停下活来，望着徐翠，试探地问：“有什么事吗？我这活不忙，改天搞也可以。”

徐翠轻松地说：“没什么。我来帮你施肥吧，我松土，你浇粪，两个人干起来就快了。”

徐翠一边干活，一边与玉清谈家常，偶尔也谈到村上的工作情况，但那也是从闲谈的角度出发的。他们谈得很随便，很融洽，玉清那种戒备、害怕的情绪没有了。不知不觉中，已经到了晌午，蚕豆的施肥工作已做完了。莫玉清很高兴地对徐翠说：“叫你累了半天，今天到我家吃饭吧！”徐翠没有推辞，她觉得这是做工作的好机会。这使玉清更加高兴。吃完了饭，徐翠在玉清家才言归正传地说：“玉清，听说秋征时，村上有些人给土匪送过粮食，现在还背着包袱，这情况会不会是真的？”

玉清是个聪明人，一听徐翠提这个问题，猜到八成是对他做工作了，就赶紧说：“听说有。”但，不知怎的，说到“有”字，声音却显得特别低。

徐翠用商量的口吻问：“你看这问题怎么解决呢？”

玉清仍不放心，就进一步试探说：“你的看法呢？”

徐翠很认真地说：“我以为，我们干部，应向群众做解释，说明给土匪送过粮食，这是不好，但事情既然做错了，只要承认错误，划清敌我界线就好了。长期不讲，背着包袱，可不是办法。”玉清低头不语，显得很羞愧的样子。徐翠望了他一眼，接着说：“再说，长期背上包袱，也容易再上敌人的当，那就危险了。你说，是不是？”

王清经过再三思考之后，觉得还是讲了的好，不然“纸包不住火”。于是，他就带着很难过的样子说：“徐同志！我老实对你讲，给土匪送粮食的事，我也有份。那时，莫太送来讲：‘给粮没事，不给，就杀全家。’我真一时糊涂，给他送了五十斤粮食到苏瞎子家去，我愿意接受政府给我的处分。”

徐翠见玉清主动交代了，就用着既关怀又严肃的态度说：“你能讲出来，很好；不过，应进一步认识到这种错误的严重性，很好地挖一挖思想根子，坚决和党、和人民站在一起，不然，就会影响自己的进步。”

刚刚吃了几杯酒，玉清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沁出汗珠来。他低头答应着：“是。”这时，一种既可怕又可耻的心情紧紧地控制着他。

徐翠看透了玉清的心情，故意不去理会，却把话题转到动员其他农民群众放包袱的问题。她要玉清负责向那些给土匪送过粮食的农民群众进行挨门逐户的解释工作，使大家放下包袱，与敌人划清界限，投入到清匪反霸的运动中来。玉清很感激徐翠的信任，表示一定要把这项工作做好。

徐翠从玉清家里出来，顺着小街向东走不远，只见五生叔像个小青年似的，兴冲冲地迎面跑来，老远就大声喊着：“徐同志！你到哪儿去了？我正找你吃饭呢。”

对五生叔的行动，徐翠一时有点摸不着头脑，她想：他为什么找我吃饭呢？

“我杀了猪，要请你吃一顿！”五生叔跑步上来兴奋地对徐翠说。

“为什么杀猪?”徐翠有点诧异。

五生叔大笑着说：“真把你累昏了，连明天过阳历年也忘啦。”

“过阳历年你还杀个猪？”徐翠仍难理解老人的行动。

五生叔说：“找你吃饭就是商量这个事的，我想明天带头去劳军。”

徐翠一听，也很兴奋，忙说：“走！找黄容商量去。你的想法真好，要不，我还把劳军的事忘了呢！”

他们一起往前走，只见小学老师正带着一群学生在写标语，黄容的小儿子狗仔也穿一身新棉衣，提着石灰罐子活跃在学生群中。他一见徐翠，就把石灰罐子一放，跑到徐翠面前问：“徐同志！我妈说我钉土匪家属的牌子钉错了，是你说的？”

徐翠抚摩着他的头，说：“是我说的。你们的积极性很好。不过，钉‘土匪家属’的牌子是不大好的！”

狗仔说：“好，那我就把它拔掉！”说罢，就一溜烟地跑了。

徐翠远远地喊：“狗仔，你妈呢？”

“妈妈在农会。”

徐翠笑着看看五生叔，正要往农会走。只见黄容已从农会里出来，迎着徐翠说：“徐同志，我正等你呢！快去农会看看吧，好多人吵着要去劳军，土生今天也要当民兵了。还有，桂花昨天夜里，摸着黑就去找大桥。大家的劲头真大啊！”

徐翠望着农会墙上的标语，兴奋地想：看来，群众已经初步发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