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政委住在一座陈旧的大楼上。一间长方形的房间里，后墙一角，有一张单人床，床上仅有一条破旧的黄军毯和薄被窝。黄军毯是在抗日战争时，他带一个连队堵击日本鬼子，掩护分区机关撤退时缴获的，后来分区首长给了他，跟他走南闯北快十年了。薄棉被是南下时，上级发的。虽然全国解放了，他却还是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一样，整日整夜地为党的事业、为人民的安危而奔跑劳碌，呕心沥血，个人的利害得失，生活私事，却从来想也没想到过。不信吗？你就进一步看看他的房间，从前到后，除了一副简单的床铺外，只有床头边的一个公文架与窗子边的一张办公桌了。办公桌与公文架上，除了文件，还是文件。如果还要勉强进行搜索的话，那也只能发现，在另一个角落里，不知什么时候，通讯员搬了一个火盆进来，看样子是今年还没用过的。再有，就是订在墙上的一张十分显眼的军用地图，几张大小不同的椅子、凳子。由于屋子里的东西太少了，显得它似乎特别长、特别大，这与主人的高瘦身材，长长的军衣，配合在一起，显得十分和谐。

这时，王群要找的，房子的主人县委书记徐平，刚刚开完县委会回来不久。他看了一阵墙上的军用地图，把已经快烧到手指的纸烟丢掉，又点燃了第二支，走到靠窗口的办公桌边，用力地吸了一口，然后，双手反背着，凝神注目地向窗外望去。窗子外面，是一片苍翠的马尾松，还有桉树和柚子树，透过丛林，就是那条一眼望不到头的八桂公路。

徐平透过园林，凝视着公路，许久许久再没有吸烟，也没有走动。是什么事物在吸引着他呢？是什么心事在缠绕着他呢？这时的徐平，正在为当前急剧变化的形势从心里感到喜悦，更为新增剿匪部队二十一兵团的即将到来而兴奋。

他想起自己南下，初来广西时的情景。那时，他担任桂北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兼任县剿匪指挥部的政治委员。敌人留下来的“反共救国军”桂北四县司令林崇英，就利用当时我们政府的内部不纯，企图里应外合，一举打下县城。但，敌人知道，要想打下县城，首先要干掉他。因此，当他在一次下乡检查工作时，敌人就跟踪他，企图半路下手。他往时下乡只带两个警卫员，但这次，却偏偏带上了一个警卫班，而且配有机枪。当他到了二区时，敌人就准备攻打这里，可是出乎意料，敌人还没来得及动手，他已离开区府所在地，到了一个乡政府去了。那时，乡里的大部分干部是从国民党接收过来的，有的还与土匪有勾结。那天夜里，刚刚吃罢晚饭，乡里的干部却一个也不见了，只留下他和一个班的战士。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他知道，可能土匪要来了，因此，就不声不响地于天黑以后，带着警卫班从后门转移到山上去了。结果，土匪扑了个空，第二天他又安安稳稳地到了三区。这时，土匪又扬言要攻打三区，实际上已在路上做好了埋伏，并通过区里的内奸，利用干部们看徐平的枪的机会，把他那支三保险驳壳从警卫员手中拿去，悄悄地搞断了撞针，并在枪膛里放进一颗加拿大子弹。敌人一切都布置好后，只等第二天半路下手，可是这天夜里，徐平接到县委的电话，要他立刻回县。于是徐平找了一只民船，从漓江乘风破浪，顺流而下。等到区里的内奸发现时，徐平早已远离三区十几里了。

由于几天的劳累，加上黑夜路滑，徐平快到县城下船时，一不小心，就跌倒在水里，手中的驳壳，首先着地，弄得枪身上下都是泥浆。警卫员忙伸手接过那支“三保险”，顺手调了支二十响给他。

到了县委会，听说上级有人来了，徐平连坐也没坐一下，就要到公安局去见那位领导同志。警卫员要同他一起去，他忙制止着说：“你也累了，快把枪擦洗一下，休息去吧。”警卫员心想县委会离公安局只有几十丈远，大概不会出什么事吧，也就没有跟去。谁知就在这个时候，竟然发生突然的袭击呢！

公安局和县委会之间有一座小桥，小桥边有一堵土墙。徐平从公安局回来时，左手拿着电筒，右手提着驳壳，迈步走近小桥，随着电筒光一亮，桥边墙下，突然伸出一支手枪，枪口几乎碰着了他的头。他忙把头一摆，蹲下身去，一颗子弹，冒着热气，掀起他的帽子，贴着头皮滑了过去。接着，他手中的二十响也从墙头上吐出了一条火光。等警卫员和公安局局长分别带着人来的时候，敌人已跑得无影无踪了。

敌人的暗杀阴谋失败后，就一面攻打接近山区的一些区乡政府，一面又利用干部队伍的不纯煽动一些落后干部故意怠工，一时真个是搞得乌烟瘴气。徐平立刻把情况向兼地委书记的部队首长进行了电话汇报。接着主力部队集中兵力，向土匪活动的山区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与此同时，县里干部，集中整顿，纯洁了内部。

整顿干部快要结束时，林崇英的股匪也被打散了，整个局面，出现了暂时的稳定，只是土匪司令林崇英，并没有被抓住，暗杀案件也没有破获。而这时，突然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被通讯员带上楼来。他一看，原来是那个林崇英的情报队长的父亲，此人住在县城大街。徐平忙让他坐下，问道：“你儿子有消息吗？”因为，过去他曾动员过这位老人，而对方也答应要把儿子找回来。所以，一见面他就直截了当地提出了问题。

老人忙起身打躬含笑答道：“有消息，只是究竟能不能保证不杀呀？”

徐干毫不含糊地说：“只要能主动回来，坦白立功，就保证不杀。”

“好，好，我这就去叫他来自首。”老人急忙退出去了。

过不多久，那个情报队长就同警卫员一起上了楼。可他的坦白交代，却极不老实。他说是因家在县城，林崇英怀疑他不可靠，把他开除回来了。徐平一听，不禁勃然大怒，把桌子一拍，厉声斥道：“你是真投降还是假投降？要是假投降，就什么也不用说，老实告诉你，你今天也下不了这个楼！要是真投降，那你就老老实实，帮助我们捉到林崇英，立功赎罪。不用巧辩，你是林崇英的情报队长，他不会信不过你。你仔细考虑一下，何去何从？”说罢，他连看也不再看对方一眼，就站在一边吸起烟来。

那个情报队长，再也坐不住了，不由自主地浑身发抖站了起来，前额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徐平又一次回过头来，厉声问道：“考虑好了吗？”

情报队长忙回答道：“我坦白，我坦白……”于是，他详细地介绍了林崇英被打垮后的潜伏情况，并交代了谋杀徐平的全部过程。也就因为在谋杀徐平这件事上，因他家在县城怕受连累，才与林崇英发生了矛盾，偷偷跑回来的。因此，他对林崇英现在的准确地点并不清楚。不过，他提议，由他同公安人员一起，到林崇英的一个亲戚家中，假充土匪去打听一下。

徐平同意了他的提议，由公安局派了一名侦察员，化装和他一起前住林崇英的亲戚家去。

二十四小时以后，侦查员和那个情报队长回来了，打听到林崇英可能在西山区的一个朋友家里，或者在西山附近的一个山洞里。

这天夜里下大雨，天黑得对面望不见人。徐平带着公安队，冒着大雨，连夜赶到西山区的那个山沟里，果然不假，那里有三间孤零零的房子，从堵着的窗缝里，透出一线灯光，里面果然有人。战士们猛地冲进屋内，只见一男一女，正在房中间的一盏小煤油灯的火盆边，烤着淋湿了的衣服。一见有人进来，这对男女却强作镇静地面对着持枪的战士，慢慢地举起手来。那男的回答着战士们提出的问题：“我姓徐，是这里的主人。”可这时，一位战士却一跃上前，指着那个自称主人的人说：“我认得你，你就是林崇英！”

林崇英正想反抗，双手已被绑起，他只好悔恨不及地说：“早知道是你们来，怎么也不能叫捉活的！”原来，他以为是解放军偶然搜山来的，没人认得出他。就这样，全县第一个大土匪头子，四县司令，被关进了监牢。到这时，全县局面，才算基本上安定了下来。

然而，土匪并没有被根除。过了一段时间，林崇英的副司令，又在西山区重新组织了暴动，东山区的“民主自由联军”桂东军区司令李雄和林崇美也攻打了二区。形势曾经相当紧张。而现在毛主席和党中央对广西剿匪工作作了英明的指示，敌人彻底垮台的命运就要到来了！

随着一声“徐政委！”的叫声，王群推门走了进来。徐平立刻把思路转回到现实生活中来。他忙拉过一张椅子，温和而愉快地说：“小王，快坐！你来得正好，我正要找你。”的确，他这时想见王群，正如王群想见他一样迫切。自王群来这个县工作后，他很快就发现，王群对剿匪的意见和他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他现在是如何地需要听一听王群的新的想法和群众的意见啊！他有充分的根据估计到，王群带来的消息，将进一步证明他们对敌人所持的立场的正确性，那就是：不投降，就消灭他。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真正的战士来说，还有比当自己的意见得到上级党委的支持与群众的拥护更愉快的时刻吗？王群还没坐下，徐平就关心地问：“莫家山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王群说：“现在的情况好得很！”

“好得很？”徐平发生了疑问，他简直一时无法弄清王群的话的含意，接着又问下去，“怎么好法？你说说看！”他一面说，一面倒了一杯开水递给王群。

王群接过杯子，放在桌上，把土匪暴动的前后情况，五生的意见，群众的要求，黄干和黄容的申请入党，从头到尾，一五一十地讲述一遍。最后，他问徐政委：“你说，群众的这种情绪不是好得很吗？就看上级了，能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坚决镇压反革命？”

徐平一直在认真地倾听王群的意见，没有把自己的感情流露出来。直到王群提出问题时，他才忍不住笑了一下，暗自思忖：“小鬼！在将我的军了！”于是，他端起杯子，呷了一口开水，满意地说：“对！群众的情绪是很好的。至于能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那要看群众的意见是不是正确。你向群众做的解释，我看基本上是对头的。的确是这样，我们任何一条政策的规定，都是从实际出发，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为了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

停了一下，徐平见王群沉默不语，又继续说下去：“你所反映的群众意见，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知道了，而且，对于我们广西的剿匪作了指示，命令我们坚决镇压反革命，要求明年五月一日以前，坚决、彻底、干净地消灭土匪，一个不留。”

然后，他谈了下一步工作的布置：首先是来个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把该扣的，该杀的，扣他一批，杀他一批，打一打敌人的嚣张气焰，给群众出口冤气；把土匪、地主、特务之间的联系割断，把他们的靠山砍倒。然后，来个三路进军：第一，集中优势兵力，深入山区进剿；第二，开展政治攻势，利用匪属上山，分化瓦解敌人；第三，也就是最根本的一条，调集大批干部，发动群众，重点进行土地改革的准备工作——清匪反霸运动。

徐平讲得那么有力，那么有信心，这立即影响了王群。他再也坐不住了，站了起来，转过身，按着椅背，两眼眨也不眨地望着徐政委，一颗激动的心，早已被引向追击土匪的深山密林里去了！同时，他也恨不得立刻把这些惊人的消息告诉徐翠和黄干等人。因此，徐平的话一落音，王群就说：“非常满意。这一回可要大快人心了。”说完，就要告辞出去。

徐平不慌不忙地望着王群那尚有孩子般稚气的脸庞，似笑非笑地说：“急什么！我还有很多话与你说哩！怎么样？是不是这些情况的发生，太突然了，你没有想到，所以有点激动呢？”

王群又坐回到椅子上，高兴地打着手势说：“徐政委，你可没猜对！我在莫家山、黄山，一看到土匪的残暴，群众的情绪，我就猜准了，这回上级一定要采取措施，坚决、迅速地消灭土匪了！不过，听你这么具体一谈，心里就更加有底，更加踏实，更加有信心了，我恨不得立即飞回区去！”

徐平接上去说：“你的估计很对，我们党中央和毛主席，其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不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是群众考虑到的，是群众的迫切要求，总是能及时作出正确的决定，领导群众前进。”

听到这里，王群忽然想起了一个问题，等徐平一住口，忙问道：“徐政委，这回该给我们派个区委书记了吧？”

“派谁呢？上级也没有干部给我们。”徐平意味深长地用眼睛瞅着王群问。这使王群突然预感到：自己的担子更重了，他感到一阵激动不安。但，徐平还是说了下去：“现在，我正式通知你：县委已经研究决定了，根据工作的需要，这次大会，宣布二区区委会正式成立，你担任区委副书记兼任区长，区委成员是徐翠、张健和刘通。同时决定徐翠担任副区长，莫威伤好了任区农协副主席，黄干到区里担任民兵大队副，原来的大队副张健调作组织委员，刘通原职不动，还是公文助理员。怎么样？对这些决定你有意见吗？”

王群本来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经徐平这一说，他刚刚流露过的那股孩子气，一下子不见了。他突然感到，徐平的话的分量和自己责任的重大。尽管二区还是那么大，仍是他负主要责任，但，职务上的变动，使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加在自己的双肩；然而，党的信任和重托，又使他感到无上光荣。于是，他谦虚而坚决地答道：“组织上既然已经决定，我只好服从；不过，我斗争经验少，今后请你多多帮助。”

接着，大家的话题又谈到原来没有讨论完的工作上。王群又问道：“徐政委，根据你刚才说的情况看，下一步工作任务，是很繁重的，你看，主要抓什么关键呢？”

徐平想了一下，说：“关键主要还是发动群众。上面讲的，镇压反革命，也无非是给发动群众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对！”王群赞同地说，“具体工作怎么安排？县委研究过吗？”

徐平说：“研究出了一个初步方案。不过，还要由你们讨论后才能定下来。”

“现在能告诉我吗？”王群迫不及待地问。

“可以。县委的打算是：准备每个区组织一个工作组，去搞一个清匪反霸的重点，深入发动群众。二区准备以莫家山为重点，组长是你，副组长是徐翠。大会结束后，你先同部队一起去山里一趟，工作组由徐翠带着下去，等打散了股匪，你就带着黄干等一些民兵干部，回到点里来，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动群众上。清匪反霸的重点一展开，其他地方也就铺开，等土匪基本上肃清了，就进行土地改革。”

对这些部署，王群仔细考虑后，别的都很满意，就是对重点的选择，有点弄不通。他随问道：“为什么把重点放在莫家山？那里恐怕不大好。”

“为什么？”徐平问。

“因为，莫家山的群众工作，已经搞得差不多了。几个恶霸地主与土匪头子，都是明摆着的，要开斗争会，立刻就开得起。剩下那些土匪家属和落后群众，恐怕一下子很难发动起来，如把工作重点放在他们身上，会影响我们工作的开展。总之，莫家山太特殊，不能代表一般的村，是否可改动一下？”

徐平仔细听了王群的意见后，却不以为然地说：“你提到的情况，县委也考虑过，县委认为问题不是你讲的那样，而是恰恰相反。莫家山是我们的老重点，敌我界线比别村明显，这是真的。不过，发动群众的工作还做得不细致。你不是和徐翠谈论过一个苏瞎子吗？听徐翠讲，她去过几次，对方就一句话不说。你想，像他那样的人，过去也许受土匪利用过，以后呢？如果不堵塞这个漏洞，就有可能成为敌人的防空洞。因此，像苏瞎子那样的人，也应作为基本群众去发动，他们和地主的通匪，有本质上的不同。土匪家属也是这样，应该作为我们工作的对象。至于莫家山的特殊情况，有没有代表性的问题，这也不能从现象上看。从本质上来讲，莫家山所代表的阶级矛盾，也就是我国农村的阶级矛盾。那里的地主恶霸解放后虽然受到打击，但气焰仍比较嚣张，他们还有力量，还想图谋报复。而人民群众，虽然在党的教育下，有所觉醒，但仍有一些人在观望、犹豫，需要进一步发动。因此，要把重点放在这个一贯对敌斗争比较尖锐的村子上，对整个剿匪工作的开展，对敌人情况的掌握上，还是比较有利的。”

这一席话，解除了王群想象中的一些疑虑，打开了眼界，他口服心服地说：“要不是你这么一说，我又有点想不通呢！好啦，完全同意县委的决定。我们一定抓好发动群众这一个关键。其他，还有什么吗？”

徐平想了一下说：“除了搞好发动群众外，还有一个重要问题要注意：根据蒋老九的交代，土匪不仅有公开的，还有一批地下军，这个组织很机密，也很完整，全县大部分地区都有。土匪有两份地下军的总名册，都在林崇美手里，还有很大一批枪支，是专门供地下军迎接国民党反攻大陆用的。但蒋老九并不清楚枪的来源和存放地点，只有林崇美晓得。看来你们这次剿匪与别区不同的是，要设法捉到林崇美，不然，全县的地下军组织，就很难彻底破获。”

王群十分重视这一情况，忙掏出小笔记本来，把它记上，然后说：“徐政委放心，我们一定完成这一任务，保证捉到林崇美。”

王群突然想起，应该请县委给自己提提意见。于是接着说：“徐政委，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么久了，对我有什么意见，请你提一下吧！”

徐平含笑地瞪了王群一眼，又低头看着茶杯，仍是那么沉着、平稳地说：“意见，不太多。不过，恐怕有一点你应该注意：同志们都反映你的性子太急，有时爱发点脾气，我也有这个感觉。你自己看，有这个问题吗？”

王群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经他一点，便认真地检查了一下，果然发现最近这个毛病又犯了。有一次，他在乡下发现区里发下的关于秋征的文件有些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的地方，一回到区，就在大庭广众之中，找负责印刷那份文件的李奇，狠狠地批评了一顿，说那是什么“严重缺乏群众观点，对党不负责任”的表现。那件事，不仅李奇被批评得脸红脖子粗，就是站在一边的石屏等同志，也都深感不安。经徐翠指出后，王群在支部会上作了检讨。可过了不久，却又因石屏下乡征粮，没有按时回区开会，他就派通讯员把石屏找回来，不分青红皂白，把“影响会议顺利进行”的帽子，当众给石屏扣了上去。石屏当场就委屈得哭了起来。虽然他事后知道了石屏是没有接到通知，而向她作了检讨，可是石屏的意见却老没消除。一想到这些，他就立刻斩钉截铁地说：“有，这个毛病我一定要改！”停了一下，他又补充说：“这个毛病，过去组织上向我提过了，同志们也批评过不止一次，就是改不掉，以后要下决心，一定改掉它。”

徐平严肃地说：“对，要下个决心改才行。应该明白，发脾气并不就是斗争性强的表现。我们主张对敌要狠，对同志要耐心帮助，不能靠发脾气去办好事情。发脾气会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和干群关系，甚至会脱离群众，让敌人钻空子。特别是你当了区委副书记以后，更应该注意这个问题，以免给党在群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

这些话，使王群很感动，他又一次在心中暗自下定决心，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为了缓和一下情绪，徐平望了王群一眼，笑着说：“我想问问你，你和徐翠的关系相处得好吗？”

王群一时没有完全理解对方的意图，只当是问他和徐翠的一般同志关系，就忙随口答道：“很好，很好！”

徐平意味深长地说：“是的，我也听说很好，拿我们北方话来说，似乎你和徐翠‘好’了起来，是真的吗？”

王群这才弄清了徐平的意思，他慌乱了，脸颊像姑娘似的红了起来，忙反问道：“谁讲的？”

徐平笑着说：“怎么，你还想追查责任？”

王群忙说：“你不说我也知道，一定是石屏乱喳喳，真小资产阶级！”

徐平忍住笑说：“看，看，脾气又来了。你莫乱给别人扣帽子！我再说一遍，记着，你以后是区委副书记了，可不准再乱扣人家的帽子。其实，人家石屏是好意咧。她要我给你帮个忙。你看怎样，有这个必要吗？干这一行，我可并不外行。”说着说着，他不由地又笑起来。

王群见徐平很关心这件事，巴不得他来帮个忙。但，又怎好讲出口呢？他半推半就地说：“徐翠是个好干部。也是个好姑娘。我很喜欢她。她也很喜欢我。不过，现在还是不谈这个吧！等把土匪肃清了再说。”

听到这里，徐平感到很高兴。他说：“听口气你们已经真的好了起来，用不着我再作介绍人了。好，那就不忙吃你们这杯喜酒了。不过有一条你要注意，好是好，可不要影响工作呀！你的看法很对，的确目前应把精力放在发动群众、完成剿匪的任务上。只有工作做好了，广大的劳动人民彻底翻身了，才有个人幸福可谈。你说是吗？”王群认真地回答道：“是！徐政委，保证不辜负党的培养。”讲完这些，他原以为该走了。但，当他把视线在房内扫了一遍后，却又停了下来。他似乎只有这时才发现：徐平的房内，似乎缺少点什么东西，为什么这样空洞洞的呢？也只有这时，他才忽然醒悟到：在四个县委成员中，只有县委书记身边没有爱人。是没有呢，还是没有来？他想弄清楚这个问题，随即问道：“徐政委，你结婚了吗？”

徐平笑着摇了摇头说：“没有。”

王群一时感到有点诧异：“为什么？”

“为什么？”徐平重复着王群的话题，然后，进一步解释道，“为了革命嘛！还能为了什么？！”但，当他发现王群仍是不能理解地凝视着他时，就又补充说道：“成年累月地打仗，哪有时间谈这个。再说，我的年纪还轻，再过几年也不晚。”

“年纪还轻。”这一点引起了王群的疑问，难道徐平的年纪还轻？！他忙问道：“你今年多大年纪了，徐政委？”

徐平没有正面回答王群的问题，只是笑着要他猜猜看。

王群仔细端详了徐平一遍，忽然想起了他在家乡工作时的那位四十五岁还没结婚的老区委书记来，心中暗自思忖：这两位晚婚的老首长，大概年纪差不多吧！但，徐平声明自己年纪还轻，也许会稍微小一点，就伸出四个手指头说：“你有这么大了吗？”

徐平忍住笑，故作不解地说：“多大？”

王群说：“有四十岁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