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政委在区政府门口迎上了大家。王群和徐翠乍见徐政委，真是感到千言万语，可是一时又无从说起。进屋坐定后，大家略为沉默了一下，还是徐政委先开口问：“怎么样？对这次土匪暴动有些什么想法？”在王群他们回区以前，他已巡视了全镇，并听了一些同志的汇报，对夜里的一切，已全了解，这时，他感到重要的是抓一抓思想，了解一下区、村干部的思想动向。

王群说：“对土匪暴动，事先我是有了思想准备的，但，对敌人行动得这样快、来势这样猛、规模这样大，我没想到。刚才，在回来的路上，碰到几个民兵说，除靠县城这边的几个行政村没有大的波动外，全区百分之七八十的农会遭到了损失，这一下，给我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徐翠跟着说道：“是的，我也没有想到事情发展得那样快。”

徐政委沉思不语。一会，他把烟头慢慢地捏灭后，才抬头望一眼坐在门角的黄干，问道：“你呢？也没想到？”显然，他对“没想到”这几个字非常重视。

黄干忙回答道：“没有，没有想到。”

徐政委微笑了一下，又点起了一支烟，然后十分恳切，而且略为严肃地说：“你们都说‘没想到’，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接着，他像老人们嘱咐孩子那样关切地说：“你们都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啊，对许多可能发生的事情，应该想到它，不能总是‘没想到’。打个比吧！一个猎人要上山，他就一定会想到，可能碰上什么样的猛兽，或者想到有扑空的可能。这样，一旦他真的碰上了猛兽，就不会吃亏；扑了空，也不会失望：因为他早已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干革命工作，当然比猎人上山要复杂得多，更要思想在前，事先把许多事情想到了，才能站在前面，永远前进。不然，盲人骑瞎马，那就要栽筋斗的。你们说是这样吗？”

大家都在凝神地听着。王群边听边仔细地品味着徐政委的话，心中暗想：莫非又有什么新的情况、新的任务了？

“你们说，下一步应该做些什么呢？”徐政委把眼睛转向黄干，“你先说说吧。”

黄干答道：“我认为，应该对那些通匪、当匪的坚决实行专政，该杀的杀，该扣的扣。我看呀，我们的政策就是太宽大了。我讲得不对，请徐政委指示。”黄干讲这些话时，心里有点激动。因为他一直有这样一种看法：解放前，他可以一怒之间，杀死地主；现在，解放了，是人民的天下了，为什么反而不准杀，不准扣呢？按照他的想法，只要把地主、恶霸、土匪、流氓统统捉起来，关的关，杀的杀，那就会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了。

“你呢？有什么想法吗？”徐政委又去问徐翠。

“我认为，黄干讲的也有道理。只是，更重要的应首先整顿农会和民兵组织。”她有这样一种十分强烈的感觉：组织上的不纯，会给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王群想了一下说：“县委一定有了新的决定，还是请徐政委指示吧。”

徐政委笑笑说：“这可能又是你们‘没想到’的，县委决定，土匪暴动过后，我们的部队和地方干部立刻转入整训。”

“整训？为什么？”徐翠感到惊讶，黄干也把眼睛瞪得溜圆。

“是的，整训。”徐政委又一次肯定着他的意见，然后，又转回话头说，“你们的意见都很好。对顽固的敌人，我们应该予以无情的镇压。农会和民兵组织，也必须整顿。但，你们应该想一想：应该靠谁来镇压反革命？靠谁来整顿农会和民兵组织？靠党，靠政府，靠解放军，具体地说，靠所有在农村工作的同志，靠他们去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因此，我们必须趁土匪暴动后整顿的时机，集中我们的队伍，首先整顿好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同时总结一下前段工作的经验教训，准备在秋征中，深入发动群众，为秋后大规模的清剿运动，创造良好的条件。”

徐翠紧接着问道：“这样说，剿匪工作目前就要停下来了？”她不由自主地流露着惶惑的神色，总觉得不立刻剿清土匪，心里很不舒服。

徐政委深深理解徐翠他们这种情绪。他不怪她，认为这种心情是难免的。因此，他十分体谅地说：“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剿匪工作仍要继续进行。土匪一定可以剿清，只是需要一些时间。我们的部队和地方干部从去年解放到现在，还没经过整顿，同时，在大规模的行动之前，也有必要整顿一下。再说，现在是夏天，天气热，又是夏荒季节，对我们的军事进剿也不利。因此，上级决定夏休整训是十分正确的。怎么样？通了吧！你们谈谈，还有什么意见？”

王群和徐翠交换了一下眼色，没有立刻表示态度，在他们的思想中，是多么希望立刻把土匪剿清呀！黄干呢？不住地瞅着三位上级的表情，不知说些什么好。

他们的心情，早为徐平所看透。“还是不大通？是的，这问题，是有点不大容易想得通，但，将来的事实会使我们受到教育，它会证明党的决定的正确性……”

“对！我想通了。”王群似乎已完全领会了县委的意图。他有这样一种品质，凡是自己的想法与组织上有分歧时，他就竭力找寻说服自己的理由。他一直有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党的决定，永远是正确的。自己想不通，就是自己的思想有了毛病。如果在思想不通的情况下去执行党的决定，那是不可能把事情办好的。现在，他这样经过了一番思索之后，思想豁然开朗了起来。

“那你讲讲吧！”徐政委打住了自己没讲完的话。

“我的理解是这样，”王群用带着河南口音的语调说，“县委的决定，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剿匪任务。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暂时放松了剿匪工作，实际上是为剿匪的彻底胜利创造条件。这样，才能在下一步的秋征中，深入发动群众，整顿组织，完成秋后大清剿的任务。”

徐政委高兴地说：“很好，你理解得很正确。徐翠同志，你呢？通不通呀？”

徐翠仍然想不通，她说：“对贯彻执行党的决定，我向来没打过折扣，通不通都无条件地执行。对你和王区长的意见，我都同意，不过，就是感情上有点转不过弯。”

的确，有一些同志，在他接受一个新的任务时，为了这样或那样的客观原因，使他不能一下子愉快地想通，但过了一下子，就会想通的。因此，在战争环境里，有一个时期，曾经流行过这样一句话：“通不通，三分钟。”这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能体会到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它充分说明了，在革命阵营里，每一个革命干部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也说明了他们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而结果，他们的全部行动，又是完全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的。

但，作为一个县委书记，而且又一贯主张“思想交锋”的徐平来说，他不愿放松一点能够促使同志们提高认识的机会。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对徐翠说：“一定要转过弯来！你要好好地想一想，要真正想通了才行；不然，在集中前的这几天，背着包袱下去处理土匪暴动的善后工作可不行呀！告诉你们，集中的时间是一个月左右，你们还有三天的时间可以利用。要抓紧这三天的时间，把全区被破坏的组织重建起来，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作。你们看，还有什么问题？我要回去了，你们也要立刻采取行动。”

王群看看徐翠和黄干说：“我没了。你们还有什么吗？”

徐翠突然问道：“到底黄维心该不该逮捕呀？”

徐政委说：“逮捕人的问题，仍是老办法，要经县委批准。关于黄维心的问题，从历史情况看，可以捕；从解放后的表现看，应慎重考虑。”他想了一下，望了望大家期待的眼睛肯定地说：“这样吧，徐翠同志今天赶回莫家山，了解一下，如果黄维心有通匪的材料，可以捕！”

“你批准了！”徐翠高兴地跳起来说。

“也算批准了。不过，第一，必须有通匪的材料；第二，要小心，莫叫跑了。”说完，徐政委又燃着一支烟，似乎要走了。

黄干忙插上去说：“这事黄容晓得，一问便知。”

门外边，突然传来一声清脆的叫声：“苏主任，你站在那里做什么？”那是石屏的声音。

“我想找区长问点事，他们在开着会，我等了半天，还没开完。”是苏凤姣娇滴滴的声音。

徐翠把门打开，对着苏凤姣问：“你有什么事？”

苏凤姣微笑地望着徐翠严肃的面孔说：“我是想问问区长，我们什么时候回村？民兵都等急了。”

徐翠回头望了望王群。王群走上前来答道：“吃完饭再走。干部还要开个会，民兵有急着走的现在走也行。”

这时，石屏走了过来。王群吩咐她说：“你去街上通知一下，各村有干部在这的，一律留下来。”

石屏答应着去了。

苏凤姣殷勤地拉着石屏：“我们一起去！”

苏凤姣同石屏走到大门口，突然皱了一下眉头说：“你等我一下，我去解个手。”

石屏站着等了许久，苏凤姣才从厕所里出来。两个人出了区政府的大门。

大街上的土匪尸体，已被掩埋了，人们正打扫着街道。被土匪打破了门，抢空了东西的商店主人，正在愁眉不展地整理着自己的铺面。经过一场浩劫的圩场，又开始苏醒了。

她们经过一家家的铺面，到处寻觅着分散在亲戚朋友家中的村干和民兵。当她们走到“群益客栈”的门口时，只见苏振才正同人们一样，拿着一把斧头，修理被土匪破坏了的门脚。他的脸上，湿漉漉的，好像十分吃力。

似乎是脚步声惊动了他，他马上直起身来，用手巾擦着额上的汗水说：“石同志！苏主任！来，回屋坐一下。”

她们也就停住了步。这时，存在于三个人之间的，各有不同的心事。在苏振才来说，他十分必要在区干部面前表白一下自己在土匪暴动中他所受的委屈，以便说明他的清白。而石屏呢？接受了徐翠布置的任务，也很想观察一下苏振才的行动。至于苏凤姣，她仍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要不要通过苏振才通知黄维心逃跑呢？如不通知，那黄维心就要束手被擒了；如通知呢，又有暴露自己的危险。尽管是在利用解手之便，做过了必要的准备，直到这时，她仍处于内心的自相矛盾中。

苏振才指着被打坏了的门脚，气愤地说：“你们看，这些土匪，他妈的，真不是人！我开个穷客栈有什么油水，非把门打开不行。我说呀，石同志，你们应该好好向上级反映反映，多调点部队来，把土匪赶快肃清，不然，生意真难做呀！”说到这里，他又一次重复道：“来，回屋坐坐吧！”

他们向门里迈着步，石屏随便问一声：“你这里昨夜住了土匪吗？”

苏振才笑着说：“来是来了，不过，没有久停。因为，我这有客人，而且没有什么油水。”

石屏还想问问客人受损失没有，但苏凤姣却插嘴说：“你这里住客多么？”

“昨晚有几个，现在没有了。”

“店里有多少个房间？”

“十多个。”苏振才脸上微微掠过一丝惊讶的神色，但，不等人发觉，就恢复了常态。

“你这有最好的房间吗？”

“有。”苏振才更加不安地回答着对方的问题。

“几号房？”苏凤姣似乎在漫不经心地问着，眼睛却丝毫也没在苏振才身上停留一下，只是随便瞅着挂有房间号牌的小黑板。石屏仔细地琢磨着他们的对话，却也看不出有什么破绽，这只不过是一般人的闲谈而已。

“十号。”苏振才好像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随口回答着。同时，反过来问：“你们问这个做什么？你也不来住宿。”

苏凤姣说：“说起来很有意思，我初回来那天，一下汽车，在县城的一家客栈里，他们说安排最好的房间给我住，可进去一看，你说怎样，又湿又臭，简直住不得人。我记得清清楚楚，那间小房门口挂着一个‘十号’的牌子，因此，我每见了客栈，总想问问，有没有最好的房间，几多号，真巧，你们也是十号，最好的……”说到这里，她忽然打了一个喷嚏，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片白纸，在鼻子下擦了擦，随手轻轻一揉，丢在地上，然后，用脚把它踢在柜台底下说：“哎呀！昨晚上感冒了，走，我们找各村的干部去，莫叫误了开会。”

在苏凤姣擦鼻涕的时候，石屏清楚地看到，那是一小块白纸，上面什么也没有，就毫不怀疑地同她一起走出了客栈。苏振才又重新拿起了他的斧头。

眼望着她们走远了，苏振才这才把斧头放下，拿起扫把，扫起地来。当他把那个小纸团轻轻地扫出时，忙向四处溜看了一下，随手捡起来，并迅速地把它塞进鞋里。扫完了地，他就跑进里边的房间里，把白纸团打开一看，上面什么也没有，里里外外，干干净净的。一会，他才发现在一个小角上，有一个蓝色的小点。他忙用放大镜一照，那里现出了一个“水”字。他马上醒悟了起来，立即在白纸上喷上了水，上面即时显出了两行字来：

即告黄维心，如不能控制黄容，应立刻进山。不然，即将被捕。火急。

面对着这份简单的情报，苏振才暗自发出了笑声：这个解放后一贯积极的妇女主任，原来也是自己人。真掩护得好，看样子要不是这一特殊情况的发生，她绝不会在我面前暴露的啊！

脚步声打乱了他的思路，他忙收起白纸条，向外望去，只见黄石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他忙让着坐说：“表弟，受惊了！”

黄石没有与他客气，一进屋就凑近苏振才身边说：“区长刚才找我谈了：县委决定，部队和干部很快要集中学习，只留一两个班看守粮仓。恐怕这一段时间情况不会有什么变化，如果有新情况时，以后再告。我要马上回去开会了，会后写一份材料来。”说着，他就要走了，将要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细声地问了一句：“山里有什么指示吗？”

苏振才见黄石这样匆忙，不便多谈，只好说：“你先去吧，回头再说。”

屋子里，又剩下苏振才一个人，他忙把那块白纸烧掉，然后，给黄维心写了一封短简，放在一支半截空着的纸烟里，走出门口站着，等待着莫太送的到来。

不一会，莫太送来了。两人打过招呼，苏振才就殷勤地递过烟去，并划着火柴，亲手与他点着。就在这一忽儿，苏振才低声说道：“烟里有信，要马上送与黄维心。”莫太送轻轻地应了一声以后，大声说道：“谢谢你，再见！”这时，后面几个民兵已经走了上来，他们说说笑笑地离开了圩镇。

黄维心几乎两天两夜没眨眼了。他送走了林崇美后，往床上一倒，就搂着陈玉芬呼呼地睡着了。一觉睡到第二天上午，陈玉芬什么时候起床，他也没有发觉。一会，忽然陈玉芬大呼大叫地从外面跑来：“维心，维心，不好了！”他蒙眬中忽地从床上跳了下来，惊恐骤然赶走了睡意：“什么事？”

“有人从圩上回来说，林崇美他们已往山里跑，解放军在后面紧紧地追着。”陈玉芬说时浑身发抖。

黄维心也被吓得好一阵没有说出话来。直到发现陈玉芬惊慌失措地追问着“怎么办？怎么办？”的时候，他才强作镇静地说：“莫着急，听听风声再说。共产党不随便捕人，只要没人告密，他们不会知道。最多说是给土匪强迫煮了顿吃的，那也不会是什么大罪呀！”

“哎呀，你别做梦了呀！你亲自找了黄蝠，又要我找了黄容来，你敢保险他们不讲你？我说叫你不要出头吧，你偏要出，这下不是惹火上身了？你看怎么办，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活下去啊……”说着说着，她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黄维心在家吗？”是莫太送的声音。他一进大门口，就大声地叫着。

陈玉芬立刻止住了哭，并很快地擦干了眼泪，走出房门，迎着莫太送等几个民兵说：“有事吗？他刚出去，一会就回，你们进屋坐吧！”

莫太送瞪着独眼，气势汹汹地说：“回来告诉他，要老老实实待在家里，不准乱动。”说罢，他把一截烟头，放在嘴唇边，用力吸了一口，然后狠狠地照陈玉芬那双穿着白丝袜子的脚上砸去。不偏不正，恰恰砸在陈玉芬的脚面上。雪白的袜子，给弄脏了，把个陈玉芬气得满面通红。她想骂，却又不敢骂出口，只好低着头去抹袜子上的烟灰。莫太送狞笑着望望别的民兵，说一声“走吧！”就带着大家走了出去。

外面的一切，黄维心从窗子里面清楚地看在眼里。一见民兵们走出了大门，就立即跑到院中，上去捡起莫太送丢下的烟头，跑回屋里来。

陈玉芬跟着进了屋。她忽然明白过来：莫太送不是有意调戏她，原来是给他们送信来了。她忙从黄维心手里拿过那摊开了的小纸条，读了一遍，忽然有了主意：“我要去找黄容。”

黄维心不放心地说：“如果给民兵看见了呢？”

“我就说去找狗仔回来看牛。”

“好，那你快去，黄干回来就来不及了。”

陈玉芬刚走出了院子，忽又打转回来说：“不，你还是先躲起来。万一我前脚出去，黄干后脚就来抓你怎么办？这样吧，你先躲在地下室，即使出了事情也不怕。要是黄容能替我们说话，你再出来。”

黄维心说声“好！”就抱着他的二十响驳壳走进了后院。

头一天夜里，黄容一口气从莫家山跑回巢山村。还没到家，就在村边碰上了狗仔。

她一把把儿子抱在怀里，颤抖着问：“你哥哥哩？”

“和黄自心他们去了……”

黄容脑袋嗡的一声，明知已经迟了，却仍不死心地颤抖着问：“是真的？”她抱着一线希望：自己刚才听错了。

狗仔天真地回答道：“是，我亲眼看见哥哥被他们捉去的。”

已经到了门口，她有气无力地把门推开。里面暗沉沉的，屋正中饭桌上的一盏孤灯，被骤然而来的一股风吹得摇摆晃晃，周围，呈现一片怕人的沉寂。她呆呆地立在门口，一时百感交集，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又一桩桩地涌上了心头。当她又一次回忆起丈夫的死，自己坐牢受苦的情景，不由地一阵刺心疼痛。想不到挨过了十多年的艰苦岁月，盼得共产党来了，又有人把她的儿子从身边夺去。唉，为什么这样苦啊！她痉挛地用手抓住前胸，跌跌撞撞地向床上一扑，憋在胸中的一口冤气冲膛而出，爆发出一阵号啕大哭声。

狗仔也趴在妈妈身上，大声地哭起来。

哭了一阵，她不忍再伤孩子的心，便给他擦干了眼泪，说：“好孩子！别哭了，睡吧。”狗仔顺从地上了床，但一点睡意也没有，愣愣地坐在妈妈身边发呆。

“你想什么呀？狗仔。”

“我想哥哥。”

黄容这时才想起还有没弄清楚的情况，于是问道：“哥哥是怎么被他们捉去的？”

狗仔说：“你走后，我等了很久，一直到天黑，还没见哥哥回来，我就到村边去等。正等得着急，只见黄自心带着一群人来了，我忙闪过一边躲着，看他们在做什么。哪知他们一到村边，也躲了起来。我觉得奇怪。偏偏在这时，哥哥回来了，我正想喊他，哪知躲着的几个人一下子跳了出来，抱住了哥哥。哥哥还以为是别人和他开玩笑，嚷着‘莫吵’，谁知一回头见抱着他的人都是不认识的。哥哥正想反抗，黄自心却从一边闪出来，奸笑着说：‘水生，你看！’他指着那些土匪说：‘这是林司令的人，中央军回来了，今夜要打区政府，我们村上的民兵都去了，你也去吧！’哥哥说不去，黄自心他们就推着他走了。”

“狗仔，你说你哥会跑回来吗？”

狗仔摇摇头说：“不知道。”

黄容悲痛已极，迷迷糊糊地倒在床上，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没睡着。直到陈玉芬推门进屋，黄容才猛吃一惊跳了起来：“你来做什么？”

陈玉芬一看黄容气色不对，就不敢提她要问的事了，只好掩饰着说：“我想问问，狗仔外甥什么时候回去？”

黄容冷冷地说：“不去了，免得落个坏名声。”

这一下，陈玉芬忽然像拿住什么把柄似的，乘机说道：“我来给你捎个信，人家都说，这次去当土匪的家属要斗争哩！”

黄容一听，更加气恼地说：“斗争我？嘿！都是你们做的好事，硬叫黄自心把水生拉了去。你，你……”一想起儿子，她就心疼得要命，忍不住把胸中积压的仇恨一下子倾到陈玉芬身上。

企图争取黄容的阴谋失败了，陈玉芬就像没了魂似的，又惊又怕，她担心黄干就要回来抓黄维心了，便赶紧离开黄容的家。

眼望着陈玉芬走了，黄容忽然醒悟到，昨天晚上一直想不通的问题，现在算明白了：她现在所以仍然不能过太平日子，是因为有黄维心这些地主坏蛋存在，她一定要把黄维心通匪的情况，通通告诉黄干，把黄维心逮捕起来。这样村上也许会太平无事了。她忙问狗仔：“民兵们回来了吗？”

狗仔答道：“回来了一些，听说徐翠和黄干下午才回呢！”

这时，黄容心情才比较宽畅。她合起了眼，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说话声把黄容从梦中惊醒。床前站着的原来是徐翠和黄干。她想起来，徐翠即按着她说：“不，你生病了。”她用手摸一下黄容的前额，又接着说：“好烫！快找医生看看。”

黄容摇摇头说：“没有病。我是想水生！”

徐翠说：“不用急，我们一定会把水生找回来。”

“坐吧！”黄容望了黄干一眼说，“你们不来，我也准备找你们去哩！昨天晚上，只因想着水生，没有把事情说清楚。”

接着，她从头到尾，把她所知道的黄维心通匪的情况说了一遍。徐翠立刻叫道：“快！我们赶快去，莫叫地主跑了。”

黄干转身就走。

徐翠又一次对黄容说：“你把心放宽些，一下我就给你请医生来。”

黄容十分感动地阻止着徐翠：“不要请医生了，我没有病，就是想水生……”她的话还没说完，徐翠已走远了，她抬头望望窗外的夕阳，叹了一口大气对狗仔说：“天快黑了，不知你哥现在哪里？”

这时，水生正跟着黄自心等一伙土匪，向着崎岖难行的山路奔跑。他频频地回头望着，心想：为什么解放军不追了呢？要是再追一阵，他一定会乘机逃出去的。这时，他又悔恨昨天不该去姨妈家，不该贪吃姨妈的荷包蛋，以至到夕阳西下的时候才动身回家；更不该在村边误听黄自心的鬼话，而没有坚决反抗他们的挟持；既然知道了黄自心的骗局，为什么上午混战时又不壮起胆子跑回民兵的队伍呢？现在，一切都完了，说什么也晚了……

已经奔跑了六十多里，他脚上的草鞋早已磨得破损，脚上起着一个一个明亮的水泡。水泡被石头磨破了，一阵阵的疼痛刺进心间，他开始有些走不动了。黄自心紧紧跟在后面，奸笑着说：“走，不要掉队，快到了。”水生猛地惊了一下，抬头一看：呀！已经到了抬头不见天日的大山间了。他顿时感到周围是阴沉沉、冷森森的，而且隐约地笼罩着腾腾的杀气，多么使人寒心！这是鬼窟，这是阎罗殿啊！触景生情，他不由想起了黄干、徐翠和自己的妈妈。虽然同他们相隔路程不远，却是截然两个天下，何时何日方能重逢呢？黄干不会骂自己叛变了革命吗？徐翠不会说自己忘本吗？母亲不会在家哭得死去活来吗？他的心简直要碎了。母亲二十三岁就守寡，一垅田地没有，沿门讨米，打零工，熬了十多年，好容易把自己拉扯大了，想不到落个这样的下场！

想着想着，下了一座大山，走进一座群山环抱的小村子。这村子很小，只有稀稀疏疏的十多间茅屋。匪首传令在这里住下，霎时间，几百人一哄而散，打门的打门，跳墙的跳墙，抢东西，拉稻草，拿锅灶，抱柴米，捉鸡鸭，闹得整个村子鸡飞狗跳，混乱不堪。

黄自心抢东西去了，莫水生和莫大桥等几个人，靠在山坡上的树根边休息。大家都疲倦得抬不起头，往地下一歪就打起呼噜来了。只有水生却怎么也合不上眼。忽然，村边传来一阵凄惨的哭声，三四个土匪拉着一头牛，走过晒坪来。后面跟着一个披头散发的老太婆，拽着一个土匪，狂叫着：“要命呀！要命呀……”其余两个立即过来，捉住老太婆的一双手，用力一拖，把老太婆摔出一丈远，那凄厉的哭声，把水生的心都撕碎了。

小坪子上的土匪七手八脚地把牛宰了，顿时，你一块，我一块地把它抢个精光。

黄自心也抢了一块牛肉回来，煮着吃。吃完以后，慢慢地擦着油光的嘴，得意扬扬地说：“水生，好好在这里干吧！共产党的天下没多久了。你不是很瞧得起黄坚吗？不瞒你讲，黄坚已经投降了，再过两天，黄山村的民兵也要全部投过来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