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露蔺相如的真正面目

“将相和”是一直流传至今。一直以来，人们都认为“将相和”只是蔺相如为赵国着想，面对廉颇的挑衅，处处忍让。然而真相真是这样吗？其实不然，“将相和”隐藏着更深刻的内涵，不仅关系到廉颇、蔺相如的个人仕途，还关系到整个赵国的外交路线。

首先，战国时期，赵国是东方强国，国内文有蔺相如，武有廉颇。但是，不管是廉颇还是蔺相如，他们在赵国都是权重之臣，却并不是位高之人。因为战国时期，一个人在政治上成就的主要标志并不在于封将拜相、担任国家的重要军政职务，而是封君命侯、获得贵族爵位。廉颇战功卓著，但是面对赵国边将难封的政治现实，他也用了30年才得以封君。但是，战功远不如廉颇的乐毅、赵奢、赵括都早早地封君，甚至连外国降将都能轻易地封君拜侯。为赵国出生入死的廉颇，地位却远不如这些人，这让廉颇的心里颇为难受。对蔺相如而言，他的政治生涯更为辛酸。因为他曾是赵国宦官缪贤的舍人，是通过缪贤才进入赵国的政治中心。即使蔺相如十分得宠于赵王，但是他还是受到赵国贵族的歧视，蔺相如要封君命侯，路途比廉颇更为艰难。一开始，廉颇也挺瞧不起蔺相如，所以处处挑衅，但是聪明的蔺相如却发现，与自己处境相同的廉颇极有可能成为自己政治上最大的盟友，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觉油然而生。廉颇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出于共同的利益和政治需要，他们只有结为盟友，才能与赵国贵族竞争。

其次，“将相和”与赵国的外交路线有关。可以说这是一场由赵王主导的改革，是对赵国政治结构的一次全新布局，更进一步而言是对联秦和抗秦两种外交路线的融合。

廉颇带领的军队是赵国军事的主要力量，曾经攻打燕、齐、魏，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但是，廉颇对秦国的战争却只有长平一战，而且还消极应战。显然，廉颇并不想与秦国结怨，他属于联秦派；至于蔺相如，可以从他的众多行为之中看出他对秦的态度是抗秦。著名的“完璧归赵”这一故事中，蔺相如戏弄了秦王一番，宁愿以赵国的大量土地和人民作为代价，也要把和氏璧偷渡回赵。另外，蔺相如是宦官缪贤的舍人，缪贤与燕王交好，燕国又与秦国势不两立，那么作为缪贤谋士的蔺相如无疑也是抗秦派。起初，廉颇和蔺相如之间不和，也极有可能是因为双方政治路线不统一。

廉颇处处挑衅蔺相如，蔺相如处处忍让，还把廉颇与秦王作比较，其实也是别具深意。他告诉了廉颇一个道理：虽然我们的政治路线有异，并不代表我害怕你。因为我们的目的一样——都是要使赵国强大起来，只有我们合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这也是赵王的旨意。

当廉颇明白这层含义之后，就有了“负荆请罪”的典故。

这就是赵王高明的地方。他清楚地意识到，如果想要让自己统治下的能人既形成合力、又互相制约，那么实现派系间的平衡布局就非常重要。不论是联秦还是抗秦，都必须要相互制横，不能让任何一方过于强大。联秦，与秦国走得太近，会引起其他各国的反感。抗秦，也会引起秦国的反击。只有平衡这两种势力，才可能各方都不得罪。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赵国面对其他各国才能有才可用。例如，在赵孝成王继位之后，秦攻打赵国，赵王决定向齐国借兵。由谁出面借兵呢？最佳人选——蔺相如。因为在此五年之前，蔺相如带兵攻齐，曾为抗秦派的蔺相如主动向齐言和，这也成了此次借兵的基础。再比如说，长平之战，秦攻赵，秦赵之间实力悬殊，如果硬攻，赵国胜利的机会并不高。此时最佳的将领就应该是属于联秦派的廉颇。廉颇也的确是这么做的，消极应战。“将相和”的最终目的得以实现，需要红脸就推出红脸，需要白脸就推出白脸。

时过境迁，当蔺相如病死之后，“将相和”的局面被打破，老将廉颇已经不能再为赵国在七国之间寻得立足之地，赵国逐步走向灭亡。从反面论证了赵王一手主导“将相和”的局面，是出于赵国的生存发展的需要。

魏晋名士，真正地痛并快乐着

人们对名士的印象历来与那些追求自身解放与实现人生价值的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掌握着普通人没有掌握的文化知识，他们是精英阶层，也是推动社会改革的中坚力量。他们有着高尚的情操和远大的理想，他们本着“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的儒家经典立于世。但是在古代中国有这么一群名士，他们却避谈政治和民生，给人们留下放浪形骸和饮酒无为的形象。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这其中有着怎样的社会背景呢？

这其中缘由还得从“党锢之祸”讲起。东汉中期以后，宦官乱政，其党羽横行乡里、祸害百姓、民不聊生。大批名士齐聚洛阳，讨论朝政得失，关心政治和民生，这就是历史上的“太学清议”。但是宦官当道，这起由太学生自发组织的爱国运动在诛杀中灭亡。学生们的爱国之心就这样被深深地伤害了，他们从没有意识到关心国计民生会遭到杀头厄运。他们纷纷返乡，多年的儒学教育使他们在面对横加的伤害时无法束手待毙。他们转而选择了追求自身精神世界的解脱，开始信奉道家无为的黄老思想。在自然的呵护下抚平内心的愤懑和不满。因此，玄学成为盛极一时的学问，现实既然不容谈论，那么他们只有看着海市蜃楼聊以自慰。他们不断地用酒精麻醉自己的神经，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片刻的安宁。

加之当时社会动荡不安，大家都生活在集体恐惧当中，这些名士们在追求精神世界解脱的同时开始思考人生和生命。生命原来很脆弱、很短暂，他们试图通过某些手段使得生命可以延长。他们服用一些化学药丸，这些药丸吃下去以后会全身发热以至于有时候连衣服都不敢穿，而且这些药服用以后必须通过行走来使药性挥发，不然会淤积体内，使服用者中毒。

因此，大家常常会看到一些人赤膊行走在乡间小道上。魏晋时候这些知识分子怪异的举动虽然后来人觉得很潇洒，但这些都是表象，其实他们内心何尝不想过正常人的日子。

当时饮酒也是这些知识分子摆脱内心苦闷的方法之一，你会看到有一个人坐在车子上，旁边摆着一缸酒，他坐在车子上喝酒，并告诉仆人你们就这样拉着我走，我什么时候喝酒喝死了，你们把我就地埋了就行了。“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有一次遇上他的亲友们在一起喝酒，于是也加入其中，他不用酒杯，而是用大盆盛酒，喝得醉醺醺的。当时有一大群猪走来饮酒，阮咸就和猪一起喝酒。他一面饮酒，一面鼓琴，真是不亦乐乎。于是“与豕同饮”就传为笑话。

这足见当时苦难的知识分子不拘一格的品质，同时也说明了人们在苦难的边缘不会在乎所谓的礼仪和形象。他们常常会当着客人的面捉虱子，而且常常赤身裸体。他们过着放纵的生活。但这种放荡不羁的背后隐藏的却是忍辱偷生，可以说装疯卖傻是在这样的乱世苟活于世的法宝。

纵观中国古代，魏晋的知识分子过得最痛苦。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当局者的尊重。他们心中的苦痛只有通过这种生活来发泄、来掩饰，其目的却很简单：偷生。

尉迟敬德竟有大智慧

黝黑的皮肤，钢针般的胡须，铜铃般的大眼睛，黑洞洞的鼻孔和愤怒的喷气，这就是一般人对大唐名将尉迟敬德的漫画式想象。其实，这与《三国演义》里的莽张飞和《水浒传》中的李逵没啥两样。

尉迟敬德是鲜卑族人，他名恭，字敬德。早年间，尉迟敬德并不在李世民麾下效力，而是在刘武周那里效力。后来李世民击败刘武周，没有杀掉屡屡击退唐军的尉迟敬德，而是给他松开绑缚，说：“愿意就留下来，不愿便走了吧。”敬德为李世民的心胸所折服，从此便心甘情愿地为他效力，在与窦建德争雄、玄武门之变和鏖战突厥中立下不世功劳，授朝散大夫。

由于多次救驾，敬德深得李世民的信任。后来，李世民建凌烟阁，在里面挂起24位功臣的画像，以表彰其功绩。尉迟敬德被封为鄂国公，也是24人之一，而且高居第七位，比平定萧铣、扫灭突厥的一代战神，大唐卫公李靖还高出一位，可想见他在李世民心目中的地位。

可是，这位猛将却有些小心眼，喜欢争风吃醋。不过，他吃的不是老婆醋，而是太宗李世民的醋。因为在他看来，凌烟阁第七也实在是太低，根本不足以向后人昭示自己的功劳——若排在凌烟阁首席那还差不多，谁的功绩能与自己相比呢？所以他常常在上朝的时候，当着太宗和满朝文武的面，指责他看不顺眼的人和事，还总是跟当朝宰相、国舅，凌烟阁首功之臣长孙无忌过不去，就差把“老子天下第二”刻在脸上了。

君子动口不动手，将军动口又动手，而且更喜欢动手。一次，太宗在宫中宴请群臣，敬德也在受邀之列。宴会的座次不是随便排的，而是要充分考虑到与会人的身份地位。在敬德看来，普天之下，除了李世民，恐怕没谁有资格坐在他的上首了，谁知他昂着头走进宴会，却低头看见一人坐在“他的位子”上与人谈笑，登时怒不可遏，须发翕张地冲将上去，高声大喝：“尔何功，坐我上？”

原来，此人正是任城王李道宗。李道宗是皇室宗亲，但他不是一般的宗亲，他父亲是高祖李渊的堂兄弟；而且，道宗之荣也并非仅仅是因为血统，更重要的是，自李渊父子太原起兵以来，道宗一路上屡屡献计建功，他坐在首位，可说是实至名归。不过，尉迟敬德却不管对方是谁，他的悍劲儿涌将上来，于是一拳击在李道宗的脸上，李道宗顿时鼻血横流。

这不是市井小民打架斗殴，而是一代功臣拳打一个功勋赫赫的皇亲。宴会并没有因此鸡飞蛋打，而是陷入一种难堪的沉默。李世民暗怒，当即撤了宴席，铁青着脸把尉迟敬德单独留下，说道：“汉高祖时候功臣鲜有善终的，此前我读史时总是难于明了，今天看到你的所言所行，才终于知道韩信、彭越之辈自有其取死之道。你回家好好反省一下吧，否则将来后悔，我纵然想要保全你，恐怕也有心无力了。”一番话说得尉迟敬德冷汗直冒，立时清醒了一大半。

后来，敬德果然知道进退了，甚至到了晚年，在家闭门享受，“谢宾客不与通”，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一直活到了74岁。这样的高寿，对他这样上战场的老将来说实在是难得，即使放在贞观群臣里，也是数一数二的。

若单看这次打架事件，尉迟敬德确乎只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匹夫。不过观其一生就会发现，敬德带兵打仗几乎百战百胜，应是一个极有谋略之人。常言道，真正的聪明是让人觉不出聪明来。

唐太宗亲手砸毁了魏征墓

唐太宗李世民和魏征的故事曾被世人所称道，并传为千古美谈。唐太宗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死时他还很伤心地说我失去了一面宝贵的镜子。可是谁又能想到，魏征死后不久李世民就亲自砸了魏征的墓碑，翻脸比翻书还快。

魏征，河北人，曾是太子李建成的重要谋士。玄武门之变以后，李世民在审问魏征时问道：“你为什么为李建成出谋划策，与我作对？”他神情自若地说：“如果太子早听从我的意见的话就不会有今日之死。”李世民听后非但没有怪罪于他，还对他委以重任。

唐太宗初登基，踌躇满志，励精图治，常常把魏征带到寝殿里，跟他讨论自己为政的得失。魏征原本就是经国济世之大才，此时喜逢知己之主，当然竭诚辅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唐太宗也欣然采纳魏征的意见，还夸奖魏征说：“人家都说魏征举止粗鲁，我看这正是他正直可爱的地方！”魏征性格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前后共劝谏唐太宗200余次，为唐初社会经济繁荣的景象，做出了重要贡献。

有一次，唐太宗准备对关中地区16至18岁的男子实行大规模征兵。魏征极力反对，他说：“如果把水抽干而捕鱼，今年是能捕到好多鱼，可是到明年就捕不到鱼了。如果把森林烧了抓野兽，那么到第二年就没野兽可抓了。如果现在连16岁的青年也要征来当兵，那么势必会造成将来劳动力减少、农田荒芜、赋税无源、财政空虚的后果。”唐太宗听后便采纳了魏征的谏言。

还有一次，唐太宗在群臣的怂恿下，准备到泰山封禅祭天，以炫耀自己的德行。但这种行动不仅浪费人力、物力，还将给沿途百姓带来沉重的负担。魏征很明确地劝告唐太宗：“隋末以来，全国战乱频繁，大片土地荒芜，各地受到的严重破坏，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如果皇帝去封禅，必然会带大批官吏和卫队，那么一路上将给老百姓造成多大的负担呀！”唐太宗由此想到隋朝灭亡的教训，立即取消了封禅计划。

又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为什么历史上的君王有明君和昏君之分呢？”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他还列举了历史上尧、舜贤君和夏桀、秦二世等昏君的例子说：“治理天下的君王，如果能够采纳来自下面的意见，那下情就能上达，就不会受到蒙蔽。”魏征还经常劝谏唐太宗要居安思危，自始至终保持兢兢业业的治国态度。后来，他觉得唐太宗不像早先那样节俭朴素、体恤百姓、勤于治国了，就写了一份谏书提醒唐太宗。唐太宗看后，觉得他提得很对，就把他的谏书贴在墙上，时时观看，以便提醒自己不要松劲。

公元643年，魏征病死。唐太宗非常难过，流着泪对身边的人说：“魏征就是我的一面镜子，他总是告诉我哪儿做错了。现在他死了，我从此失去了一面镜子！”

可是在魏征死后不久，发生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由于魏征死前秘密推荐的杜正伦因罪被罢免，侯君集参与谋反被斩首。于是李世民就开始怀疑魏征这位看似老实的人有结党营私的嫌疑。

后来，唐太宗又得知魏征曾把谏书给记录历史的褚遂良观看，更加怀疑魏征是故意博取清正的名声，心里很不高兴，并下旨解除魏征长子魏叔玉和衡山公主的婚约。到后来他越想越恼火，竟然亲自砸掉了魏征的墓碑，一段君臣佳话，竟以此为终，让人叹息。

“梨园领袖”当属唐玄宗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朝第七个皇帝，唐睿宗李旦第三子。因其谥号为“至道大圣大明孝皇帝”，故也称为唐明皇。唐玄宗在位初年，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经济空前繁荣，呈现出“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

然而许多人都不知道，唐玄宗和现在的戏班、剧团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习惯上称呼戏班、剧团为“梨园”，戏曲演员为“梨园弟子”，而唐玄宗却被称为“梨园领袖”。人们不禁要问，“梨园”是怎么和戏曲艺术联系在一起的？唐玄宗又是怎么成为“梨园领袖”的？这还要和唐玄宗自身对音乐的喜爱有关。

唐玄宗酷爱音乐。他六岁时便能歌舞，显露出音乐资质。少年时就在府中自蓄散乐一部以自娱。他精于多种乐器，如琵琶、横笛等，羯鼓的演奏技艺尤为高超。唐玄宗还是一位少有的作曲大师，他一生中参与创作的音乐作品很多，其中有器乐独奏曲、合奏曲和大型歌舞曲。唐南卓《羯鼓录》曾写道：“若制作曲词，随音即成，不立章度，取适短长，皆应散声，皆中点拍。”

唐玄宗前期，全国统一，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许多亚非国家的使臣、学者、商人纷纷齐集长安。在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下，唐朝的音乐得到空前发展。在这个时候，唐玄宗对唐代的音乐制度也做了多次改革，调整了原九、十部乐为坐、立部伎，促进了音乐艺术的发展与提高。

后来，唐玄宗又设立梨园，扩充教坊，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音乐艺人，同时吸收和容纳外来音乐。对此，史料上有相关的记载。《旧唐书·玄宗本纪》记载：“玄宗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号为皇帝弟子，又云梨园弟子。以置院近于禁苑之梨园。”《新唐书·礼乐志》则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从此，在唐玄宗的带领下，“梨园”成了唐代一个重要的艺术活动中心。于是，后人们习惯上就称呼戏班、剧团为“梨园”，戏曲演员为“梨园弟子”，而唐玄宗也因此被称为“梨园领袖”。

对于梨园的性质，《辞海》中认为是“唐玄宗时教练宫廷歌舞艺人的地方”，《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中则说“唐玄宗时，宫廷内专门训练乐工的机构”、“主要职责是训练器乐演奏人员”。著名学者李尤白提出：“梨园”是既训练演员，又肩负演出的“皇家音乐、舞蹈、戏剧学院”，为我国第一所综合性艺术学院，李隆基担任院长，在他之下有编辑和乐营将两套人马。前者的职责，类似现在的创作人员，后者相当于现在的导演和教师。

要是你去戏院、剧团看戏，可千万别忘了这位“梨园领袖”唐玄宗。

白居易晚年沉迷声色

唐朝出了许多名留青史的大诗人，他们留下了许多诗篇，被后人所敬仰，白居易便算是其中一位。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正月二十生于河南新郑县（今河南新郑市）东郭宅，他从小就展露出非凡的个人才华，生下来只有六七个月的时候，家里人指着“之”和“无”两个字给他看，本来是想逗他玩儿，没想到他就把这两个字记住了，之后再有人跟他提这两个字，他总能准确无误地指出来。

才几个月大，便能如此聪慧，身边人都很叹服。后来白居易逐渐长大了，他的才能也是与日俱增，五六岁就可以作诗了，到了九岁的时候便熟悉了声韵。因天资聪颖，再加上后天努力用功，白居易很快就在诗坛展露了头角。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白居易前往长安拜访名家，希望能够得到更多指点。

他来到声名赫赫的顾况府上，希望能够得到顾况的提携，可是顾况目中无人，看不起眼前这个小子，便出言讽刺：“京城的米价可是贵得很啊。”他意思是长安城不好混，让白居易知难而退。

但当他看到白居易的诗歌后，立刻又改口说道：“但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一定能够在长安混下去的。”后来果真如顾况所言，白居易在长安城声名鹊起，诗名日盛。白居易的诗歌浅显易懂，意境清新，因此获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喜爱。他的诗歌在街头巷尾都很流行，男女老少都在吟诵。

会吟诵白居易的诗歌，还能自抬身价。当时有一名歌妓，她为了多挣一些银子，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在客人面前吟诵白居易的《长恨歌》。这招果然很奏效，这位歌妓的身价就果真被抬起来了。此事传到了白居易的耳朵里，他知道后还颇有几分得意，在给朋友的信中，还提到此事，炫耀了一番。

白居易在诗坛的地位是不可撼动了，可是做一个成功的文人似乎不是他的终极理想，他还想要更大的发展。古时男子，自然都想在仕途上有一番作为，白居易也不例外，他也渴望能够建功立业，成就一番伟业。

白居易生活的时代，正好是唐朝衰败、走下坡路的时候。这个时期，最需要有勇有谋的人站出来施展才华。白居易就在这个时候，面对军阀割据、动荡局势，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发表的言论虽然都是忠言，但有些言辞过分激烈，时常惹得皇帝不高兴。

比如他上奏皇帝，希望皇帝能够精简后宫，遣散部分宫女，以减少开支。皇帝听后很生气，对白居易很是不满。可是白居易遇到他看不过去的事情，还是会直言劝谏，渐渐地招惹了不少敌人。这些人都在暗中使劲，希望能够扳倒他，后来有一次宰相被刺杀，白居易要追捕主谋。可是其他官员却乘机说白居易越权，然后又在皇帝耳边进谗言，白居易就这样被贬到了江州做司马。

仕途遭遇不顺，白居易不甘心就这样认输。他在江州期间，一直在等待机会，希望能够重返京城。而这个机会最终被他等到了，再一次返回了京城，白居易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逐渐学会了忍让，他不再像之前那样据理力争、得理不饶人了，而是学会了谦卑。

随着局势发展，他看到自己一心想要大展拳脚的地方竟让自己如此失望，白居易渐渐死了心，他不想继续留在京城。后来找了一个机会，自愿去外地做官，在晚年岁月里，他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在外地当官的日子，白居易真正做到了享受生活。那个时候，他虽然已经年迈，但却在家里蓄养大量家姬，让这些女子学习乐舞，供他享乐。而且白居易还十分喜新厌旧，在十年之内，他就换了三批家姬。因为他觉得原来的家姬年纪大了，不水灵了。可是那个时候的白居易已经67岁了。

对待女人，白居易并没有他在诗歌中表现出来的那么怜惜。相传他有一位好友，好友的一位小妾名叫关盼盼，白居易的好友死后，关盼盼十年寡居，没有再嫁，白居易后来写了一首诗送给关盼盼，意思是谴责关盼盼没有以死殉夫，对不起亡夫。看到这首诗之后，关盼盼便绝食而死。

后来，白居易生了一场大病，好了之后，性情似乎也有所转变了。他先是遣散了自己府中的家姬，随后对其他女子似乎也有了点悲悯之情。逼死好友小妾的这个故事虽然未必是真，但白居易晚年沉迷声色却是确有其事。当然，人无完人，他的私生活不应成为我们诟病他的原因。我们记住的，还应该是他那些不朽的诗篇。

唐代诗人“追星”很疯狂

“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的《锦瑟》，李商隐是非常著名的爱情诗人，他那些情意绵绵的爱情诗打动了很多人的心，很多女子都是他的忠实粉丝。

“追星族”虽然是一个现代名词，但是在古代因为崇拜偶像，想和偶像见面的人也确实不少。中国的追星族，最早可以可追溯到唐朝。

那时有一位年轻人叫魏万，他非常崇拜诗仙李白，为了实现自己一睹李白风采的愿望，他不远千里从河南济源的王屋山下开始，沿途追寻着李白的足迹。他锲而不舍的执着行为终于得到了回报。半年之后，跋涉三千余里地的魏万在扬州追上了李白，当他见到李白时虽然风尘仆仆，但是即使这样他也感到十分满足。

杜甫也有很多崇拜者，其中一位就是著名诗人张籍。张籍崇拜杜甫已经到了痴狂的地步。他曾经把杜甫的诗集焚烧成灰烬，然后他又在这些灰烬中加入膏蜜，把它们当作十分珍贵的补药喝下去，并且坚持每顿必饮。张籍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坚信，吃什么就能补什么，他想通过喝杜甫的诗集灰烬让自己变得和杜甫一样有才华。

唐代的一些著名诗人即使落魄了却仍旧有很多人崇拜。王昌龄在被贬谪到龙标时非常落魄，他经常要和老仆人一起沿路捡拾落叶枯枝当柴烧，但是即使这样，擅长七言绝句的王昌龄还是经常遇到民众在路边向他跪拜、求诗。

苦命诗人贾岛，他身后也有很多的追慕者，其中最为疯狂的就是晚唐诗人李洞。他崇拜贾岛到了盲目的地步，人们都说李洞“酷慕贾岛”。李洞的头巾上放有刻着贾岛头像的铜片，平时他经常手持佛珠，但是他祈祷的并不是自己的平安，而是在为贾岛祈福。当他跟人交谈时，他一定会宣扬贾岛的好，当有人告诉他自己也喜欢贾岛时，他就会十分高兴地亲手抄一份贾岛的诗赠给对方，并告诉对方，阅读贾岛的诗一定要心存敬意，需焚香沐浴叩拜之后，才能阅读，就像阅读佛经一样。

宋朝著名的大词人苏轼也是备受人们尊崇的，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力十分巨大。苏轼在杭州时就有女子因为仰慕他而不顾公婆丈夫的反对，来到他和朋友喝酒的彩船上，为他弹筝一曲。当苏轼离开海南时，岸边成千上万的仰慕者来为他送行。可以说人们不但喜欢他的词，他的为人，甚至连他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情趣都加以模仿，这就是现在我们都喜欢吃的美食“东坡肉”“东坡饼”“东坡鱼”等流传至今的原因。苏轼在有着悠久制壶传统的江苏宜兴小住的时候，便出现了风靡全国的“东坡壶”；不止普通百姓崇拜苏轼，连士大夫们也争相模仿苏轼戴高筒短檐帽，并将这种帽子称为“子瞻帽”。

以上这些追星的例子都比不上白居易，他既有疯狂的粉丝群，自己也是一名追星者。当时在荆州有一个叫作葛清的人，他狂热地迷恋白居易的诗，为了表达对偶像的崇拜，他在全身都文上了白居易的诗，一共有30余处，还为这些诗配上图画，如此疯狂的追星实属罕见。

白居易本身也是一个地道的追星者，他所崇拜的对象正是以情诗著称的李商隐。白居易晚年回家休养时，看到了李商隐的诗，非常喜欢，于是就常常对人说：“我死之后，来世能做李商隐的儿子就知足了！”通过这句话可以听出白居易对李商隐有多么的推崇。

白居易谢世几年后，李商隐生了个儿子，想起白居易的话，就给儿子起名字叫“白老”，算是对前辈遗愿的尊重。不料白老长大后木讷蠢钝，不怎么灵光，看来不像是白居易转世，倒像是郭靖的前身。著名的花花公子温庭筠就拿白老开涮：“你小子要是白居易的后生，那不是丢老白的脸吗？”

李商隐成牛李党争牺牲品

中国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一种基本制度。它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消泯于清末。唐朝可以说是科举制度真正发展起来的时期，它对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选士经验及教训进行了总结，进而开创了比较详明严密的考试取士制度，确立了一定的客观标准，也就是选贤任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让出身低微的知识分子有了打破严格的封建等级界线、进入仕途的机会。

然而，任何事情都是双面的，有利必有弊。庶族们的平步青云让养尊处优的士族们感到强烈的心理失衡。于是，正当文人才子们都在寒窗苦读，为挤过这道狭窄的入仕门而争得你死我活、头破血流的时候，一场政治斗争在文人间如火如荼地展开了。这就是“牛李党争”的时代背景。在当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牛僧孺、李宗闵对此毫不知情，一门心思想着如何中举，却在不知不觉中踏入了党争的泥淖。

唐宪宗元和三年（808），长安举行科举考试，举人牛僧孺、李宗闵在策论中批评时政，得到考官的赏识，但因为二人在考卷中抨击了宰相李吉甫，于是李吉甫从中作梗，对二人久不续用。谁知此事却致使朝野哗然，争为牛僧孺等人鸣冤叫屈，谴责李吉甫嫉贤妒能。唐宪宗迫于压力，只得将李吉甫贬为淮南节度使，另任命宰相。至此，朝臣分成两派，互相对立。但真正的“牛李党争”，是在李吉甫之子李德裕上台之后开始的。

唐穆宗在位期间，牛僧孺曾一度为相，一次科举考试由牛党人物钱徽主持，其中牵涉李宗闵等人。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指斥李宗闵等人主持科考舞弊。结果李宗闵等人被贬官，斗争逐渐趋于复杂化。就这样，朝廷中形成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和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两派，相互倾轧40余年。牛李两党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主要表现在：李党力主摧抑藩镇割据势力，恢复中央集权；牛党反对用兵藩镇，主张姑息妥协。

其实，这样的争论是有一定的历史意义的。可是自长庆元年以后，党争的内容已经看不到有丝毫意义，完全是些为了将对手打倒在地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唐代党争已经演变成了一场争权夺利的政治斗争，这正是唐代党争的实质所在。官僚之间的斗争不断升级、扩大。

那么，牛李党争之事与晚唐著名才子李商隐又有何干系呢？为什么说李商隐是牛李党争的牺牲品呢？原来，这一切都与牛党的令狐楚有关。据《旧唐书·李商隐传》的记载，李商隐少富文采，儒雅风流，深受当时镇守河阳的令狐楚赏识。按照这个节奏，在令狐楚的引荐下，李商隐的仕途必将一片辉煌。可不巧的是，镇河阳侍御史王茂元也对李商隐青睐有加，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李商隐。王茂元是李党领袖李德裕的亲信，李商隐娶了王茂元的女儿，无形中就是靠拢了李党。此事被令狐楚知道后，大骂李商隐背信弃义，任李商隐多次找令狐楚解释，自己并无心与牛党为敌，仍得不到令狐楚的原谅。

由于处境尴尬，李商隐既没办法与牛党交好，失去了被引荐的机会，又不想借着岳父的关系走入政坛。再说李党对于李商隐曾与牛党亲密接触的事情始终有所忌惮，更不可能举荐他。结果满腹经纶、才情高绝的李商隐一生备受冷落，黯然而终。对于李商隐而言，他的心中并没有党派之分，不然他也不会私下结交文人，从不过问对方党属。不过，他的心坦荡自然，并不等于别人也同样拥有君子之心，凭君子之心结识小人，又如何能得善终呢？

看历史上历朝历代“朋党之争”，汉、明两朝主要是宦官与外戚或朝臣的权力之争，宋朝则是朝臣的政见之争，唯有唐朝的朋党之争畸形可笑，它不过是公卿显官集团（李党）同豪强地主、暴发户庶族（牛党）之间的冲突。这种斗争只会使一个国家越来越贫弱，并不是通过激烈的碰撞，会擦出新的火花，也没有正义与邪恶可言。所以说，处在此类夹缝环境中的李商隐，尽管有再大的才华，在备显无知的斗争中也一样要成为牺牲品。

为何君子、小人都不喜欢寇准

宋景德元年（1004），辽军大举侵宋，寇准力主抵抗，进而促成“澶渊之盟”，暂时稳定了局面，也为北宋之后100多年的和平发展提供了保障。此后，寇准受到了真宗的高度礼遇与信任，一路升任丞相。

然而，寇准的仕途跌宕坎坷，四起四落，最终难逃被贬至雷州（今广东海康）司户参军的厄运。究其原因，六字记之曰：“偏离‘正’，过于‘直’”。《宋史》中说到寇准时用得最多的就是“正直”二字。寇准的确“直”得令人佩服，但说他“正”，就见仁见智了。

“澶渊之盟”的功绩让寇准的权力欲望达到巅峰，使他毫无顾忌地独揽大权，肆无忌惮地插手丞相本无权过问的人事任免，更时常咄咄逼人地左右皇帝的决定。不仅如此，对朝中同僚亦是气焰凌人。寇准被贬之后得以重回权力之巅，出任西府枢密正使，宰相王旦的力荐功不可没。然而寇准根本不把这位晚于他为相的同僚放在眼里，不仅不通力合作，还处处针锋相对，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挑其毛病，上报给皇帝。然而王旦“宰相肚里能撑船”，认定寇准是难得的人才，不仅没有设计报复，反而多番在皇帝面前极力推荐，劝皇帝对其委以重任。相比之下，谁是小人谁是君子，一目了然。

寇准毕竟不是圣人，偏离正道亦不足为奇。然其至死不改的倔强耿直，着实令人叹服。不过为人太过正直，在官场行走就难免处处树敌。无论是对同僚，还是对皇帝，寇准较真起来丝毫不让，非论出个是非对错不可。

一次殿上议事，寇准言辞过于激烈，宋太宗几次打断都无法阻止寇准的放肆狂言，一气之下，猛然起身离去。寇准见状，一步上前拉住宋太宗的衣角，硬是将其拉回坐下。幸好寇准争得在理，免了一次杀身之祸。然而，他并不是次次都在理，次次都走运的。

寇准第一次被贬，就起因于他与政敌无理争吵，互揭其短。一日，寇准和温仲舒骑马并行，突然冲出个疯子挡住去路，向寇准山呼万岁。此事被寇准的政敌张逊得知后，派人向皇帝密告，揭发寇准有异心。寇准以温仲舒为证人，为自己辩护。由此在太宗面前引发了一场激烈争吵，使得太宗龙颜大怒，当下撤了张逊的职，同时也把寇准贬去了青州。

寇准最终被佞臣丁谓陷害，惨淡收场，溯其源头便是他那句直白的讽刺性的话：“参政，国之大臣，乃为官长拂须耶？”当年，寇准与丁谓关系亲密，在一次宴会上，丁谓见寇准的胡须上粘了些饭粒，便起身替他拂去。结果好心没好报，反而遭来寇准一句冷言，丁谓由此记恨心中，最终“大仇得报”，将寇准赶到了雷州，终结了他跌宕起伏的仕途。

欧阳修也干过污蔑良将之事

北宋仁宗时期的著名将领狄青含冤而死，这一悲剧给北宋的政治和军事带来诸多负面影响。在两宋的发展史上，狄青是屈指可数的军事奇才之一。他身先士卒、运筹帷幄，为北宋王朝建立了卓越功勋。

在这一悲剧的酝酿及演变过程中，欧阳修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众所周知，在北宋的政坛、文坛及学术发展上，欧阳修均有重大建树和影响。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文臣，竟以种种诬蔑之辞三次上疏宋仁宗诋毁狄青，对狄青被贬乃至身死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代名臣无端陷害一代名将，实在是匪夷所思。

从现有史料看，欧阳修曾三次上疏诋毁狄青，分别为宋仁宗至和三年所上的《上仁宗乞罢狄青枢密之任》、同年七月《上仁宗论水灾》第一状及当月《上仁宗论水灾》第二状。这三次上书中，欧阳修用尽污蔑陷害之词，言语上也多有蔑视和不敬，究竟是私人恩怨还是另有原因使他对狄青如此深恶痛绝呢？

可以说，欧阳修对狄青被贬产生了决定性作用。但是，他并没有置狄青于死地的想法。欧阳修之所以大骂狄青，都是北宋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恐武症”在作祟。

我们可能都知道宋代的江山是如何得来的，两宋历代帝王出于防止赵姓江山易手的考虑，在制度上处处对武将设防，特别是从宋太宗后期开始。随着北宋治国方略的改变、内部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宋辽、宋夏关系的演变，如何防范武将逐渐成为所有士大夫及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治理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和支配下，北宋的武将不管立下什么丰功伟绩，都不能摆脱文官的蔑视和反感。但是，宋仁宗时期，仁宗却对狄青十分青睐。原因其一，宋仁宗统治期间，军政弊端已经毕显无遗，在战场上的表现便是武将怯战避战的现象屡见不鲜，而狄青却充分表现出其出色的军事才能与战争智慧，为赵宋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其二，狄青不仅功勋卓著，且对宋王朝忠心耿耿，即文彦博所说的“忠谨有素”。因此，行伍起家的狄青在短短十余年间一跃成为枢密使，得到皇帝的宠爱。可是，这一事实却与文臣的核心价值观产生了严重冲突，最终，狄青成为文臣眼中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

在这种大背景下，欧阳修在其奏疏中频频使用鄙薄、蔑视狄青之语，也就不足为奇了。北宋这种畸形的文武关系，造成狄青郁郁而终的悲剧，也造成了北宋军事实力孱弱，经常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同时我们也不得不感叹，欧阳修如此聪慧之人，仍旧摆脱不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枷锁和时代的局限，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