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也写“艳词”
关于欧阳修是否曾作艳词，或纯属讹传，抑或事出有因，其间有其政敌毁谤诬陷之成分，但也有与其年少绯闻有关。
欧阳修确实是词作的集大成者。他的词作承前启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他的词作不光量大而且种类风格林林总总，数不胜数。他的词中有大量所谓的艳词，但是这些词作的作者并不全是欧阳修。而且被编纂的欧阳修词集名目繁多，有《近体乐府》《六一词》等，那么在收编的过程中出现大量的误收之作，也属正常。由于宋词高度繁荣，所以在宋词当中张冠李戴的现象很常见。如果我们对一些艳词主观臆断为欧阳修所作，那就违背了做学问的精神。
“见羞容敛翠，嫩脸匀红，素腰袅娜……半掩娇羞，语声低颤，问道有人知么。强整罗裙，偷回波眼……”（《醉蓬莱·见羞容敛翠》）从表面看，这显然是北宋很普遍的艳词。但对于欧阳修这样的大儒来讲这首词明显过于轻浮、淫荡。
“江南柳，叶小未成荫……恁时相见早留心。何况到如今。”（《望江南·江南柳》）这首词描写的是幼年相识的少女，语句中有暧昧之句。此词如若出现在柳永这样的词人的作品中，想必读者不会惊奇，但如若把这词托名于欧阳修这样的词作大儒身上，就会令人惊诧。宋代文人追求自由开放的词风，文人风流也是当时的时代潮流，欧阳修年轻的时候估计也有一些风流韵事。既如此，作一些戏谑性的词作也属正常，但是没有如《醉蓬莱·见羞容敛翠》之淫荡，《望江南·江南柳》之暧昧。有史为证，曾慥在《乐府雅词序》中有这样的记述：“欧公一代儒宗，风流自命，辞章窈眇，世所矜式。乃小人或作艳曲，谬为公词。”蔡绦所著《西清诗话》中道：“欧阳词之浅近者，谓是刘辉伪作。”《名臣录》亦谓：“修知贡巨，为下第举子刘辉等所忌，以《醉蓬莱·见羞容敛翠》《望江南·江南柳》词诬之。”
欧阳修确实写过大量的艳词，但是我们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艳词呢？笔者认为只有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才能得到真实合理的结论。欧阳修的诗文以现实主义为主，但是其词作以风流为主。这与宋朝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的关系，宋朝的文化定位其实很开放的，追求自由、喜欢怡情、任性如醉翁的欧阳修，写出大量别具风情的艳词也就很正常了。
欧阳修的艳词尽管引来一些非议，但是就从词作的发展来说，其意义非同小可。其细腻的描写，婉转优雅的词风，语言清新质朴，词中对男女情爱生活的表现手法独特，使宋词的发展迈向了新的台阶。
正如前文所讲，欧阳修的艳词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是宋词中难能可贵的奇葩，我们不可以视为糟粕，更不能为贤者避讳。艳词非但不会降低贤者的社会影响力，反而更能真实地反映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生活。
我们对欧阳修的艳词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应该一言以蔽之，例如《近体乐府》中的一些艳词，不仅词风高雅，还有很深刻的积极意义。这些词甚至对宋词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王安石与苏轼的“爱与恨”
位列“唐宋八大家”的王安石、苏轼，皆是当时才华横溢的诗人和散文家，皆是年轻有为的朝臣栋梁。两人因缘际会地相逢于北宋王朝那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年代，身不由己地陷入变法革新的党派之争不能自拔。政见上的背道而驰，使王安石和苏轼在官场上针锋相对。许多反对变法的保守派因此大做文章，把二人说成不共戴天的仇敌。
1.党派之争，结下“不共戴天之仇”。
当时，王安石是坚定不移的变法派领袖，而犹豫不定的苏轼眼见新法在实施过程中被贪污腐败之人利用，成为盘剥百姓的工具，因此，无法苟同王安石激进的改革作风，走上了积极反对变法的道路。
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准备变更科举制度，请求兴办学校，在科举考试中罢除诗赋等科目，专以经义、论、策来考试。苏轼随即上《议学校贡举状》，论述贡举之法行之百年不可轻改，并得到宋神宗的召见。王安石对此极为不满。
之后，宋神宗想让苏轼编修中书条例，王安石强烈反对：“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以事可也。”当王安石得知神宗打算任用苏轼当谏官时，更是极力阻止，并派苏轼去做府推杂事的小官。
苏轼在任开封府推官期间，又呈上《上神宗皇帝书》《再上神宗皇帝书》，直言反对新法。而最令王安石忍无可忍的是苏轼的《拟进士对御试策》，其中提到：“晋武平吴，独断而克；苻坚伐晋，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功异。”苏轼借此含沙射影地批判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不听劝谏、“独断专行”。
王安石怒不可遏，向神宗谏言：“轼才亦高，但所学不正……请黜之。”几天后，他又对神宗说：“如轼者，不困之使自悔而绌其不逞之心，安肯为陛下用？”恰巧朝中有人告发苏轼兄弟运父灵回乡的过程中偷运私盐，王安石立即下令彻查，并拘捕了相关人员审问。虽之后查明此事实属诬陷，但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交锋，苏轼自知已无法再在朝中待下去，于是请求外放，出任杭州太守。
2.惺惺相惜，堪称“文人相亲”之典范。
苏轼虽去，朝中反对变法之声不减。王安石在遭受诬陷之冤与丧子之痛后，罢相辞官，回到江宁老家。两人一先一后离开了庙堂之高而处江湖之远，终有机会冰释前嫌。
元丰初年，王安石的“朋党”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向神宗皇帝上奏，说苏轼“谤讪朝廷”。神宗震怒，传旨将苏轼逮捕入狱。不久，苏轼被定罪候斩。除其弟苏辙外，满朝文武无人敢为他求情。此时王安石身在江宁，待他得知这场轰动朝野的“乌台诗案”时，苏轼罪名已定，性命危在旦夕。想到国家正值多事之秋，而苏轼的确是个难得的人才，王安石立即派人快马加鞭赶至京城，将自己的亲笔书信呈给神宗皇帝。信中说道，目前国家正值用人之际，切不能因为苏轼写了一些不中听的小诗就错杀良才。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敬重有加，看过信后，觉得颇有道理，便下旨释放苏轼，将他贬到黄州。
元丰三年，苏轼奉命从黄州移居汝州。途径江宁，想起隐居于此的王安石，深为过去王安石能够不计前嫌冒死相救而感动不已，于是趁此机会专程拜访，以消除多年的隔阂。王安石听说苏轼来到江宁，马上披蓑衣戴斗笠，骑着瘦驴风尘仆仆地赶到渡口与苏轼相会。两人在江边煮酒和诗，通宵达旦。两人同游数日，畅谈甚欢。
事实上，两位集文学底蕴与政治卓见于一身的风流人物，从未成为真正的敌人。政见上不可调和的矛盾，仅仅在于各自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二者的初衷，都是为国为民，绝不存在对错之分、忠奸之别。王安石与苏轼，于文学中的相互钦佩，于政治上的彼此宽容，使多年的官场恩怨最终烟消云散，成为中国历史上“文人相亲”的典范。
陆游与唐婉到底是不是表兄妹
陆游，南宋著名爱国诗人，自言“六十年间万首诗”，今尚存9300余首，是我国现有存诗最多的诗人，生前就有“小李白”的美誉。他的一生遭受了太多的打击，仕途上遭受当权派的排挤、爱情上也给世人留下了一声叹息。
唐婉，字蕙仙，生卒年月不详。她是陆游的第一任妻子，后因陆母的原因，两人被迫分离。
关于陆游与唐婉是否是表兄妹？学界一直也是争论不休，莫衷一是。
野史《齐东野语》记述：“陆务观初娶唐氏，闳之女也，于其母夫人为姑侄。”《后村诗话续集》《耆旧续闻》亦有关于二人关系的记载，大致结论就是，陆游的母亲和唐婉的父亲是兄妹，也就肯定了陆游、唐婉的表兄妹关系。
但从《宝庆续会稽志》里我们可以查证：唐婉祖籍山阴，父亲唐闳、爷爷唐翊。但陆母是唐介的孙女，祖籍江陵。两地相隔较远，况且两家并无宗亲关系，所以陆游和唐婉并不是表兄妹关系。
我们可以从陆游的《渭南文集·跋唐修撰手简》《宋史·唐介传》以及王珪《华阳集·唐质肃公介墓志铭》找到一些线索，陆母是江陵唐氏，陆母的爷爷是北宋三朝元老，所以唐介以下都有正史记载，唐介孙子的名字都是以下半从“心”字命名，即懋、愿、恕、意、愚、谰，并没有无“心”的唐闳，也就是说，唐闳并不是陆母的兄弟。那么陆游和唐婉的表兄妹的关系就无从谈起了。
在刘克庄的《后村诗话》中有这样的记述：“某氏改适某官，与陆氏有中外。”意思是唐婉与陆游被拆散后，嫁给一个叫赵士程的人。这个赵士程和陆家有亲戚关系。从陆游的《渭南文集·跋唐昭宗赐钱武肃王铁券文》、王明清《挥后录》以及《宋史·宗室世系》《宗室列传》《公主列传》中我们可以得出，陆游的姨母唐氏是宋仁宗女儿秦鲁国大长公主的儿媳，赵士程是秦鲁国大长公主的侄孙，可以得出赵士程的确与陆家有亲戚关系的结论。
我们可以仔细地分析，陆游和唐婉确实是从小一起长大而且青梅竹马，既然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固然深厚，那么在封建社会一个女子要在别人家长大，不可能没有任何关系。就像林黛玉进大观园一样。那么可以推出一个结论，陆家和唐家必定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么表兄妹之说也就有其成立的可能性了。
另外从陆游的晚年的诗作《剑南诗稿》卷十四中我们可以看出，导致陆唐二人分离的原因是唐婉不能生育。这里也有情理不通的地方，不能生育可以纳妾，为何非要弄得生离死别。这样也从另一面反映了唐婉可能不是陆母的侄女，因此表兄妹之说又陷入泥潭。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这是唐婉《钗头凤》中的句子。在横遭不幸的时候她说了句“世情薄，人情恶”，这是否从侧面反映了表兄妹之说纯属子虚乌有。陆游生性豪放，如若和唐婉从小一起长大，在其诗词中必有可查之作，我们没有找到这样的诗篇，但也不能否定什么。
在这里大致把各种关于“陆游与唐婉是否是表兄妹”的说法概括于斯，不论野史还是正史，我们考究的是论证的合理性和历史的真实性，不可偏颇其一，也不可全信，读者斟酌之。
大儒朱熹曾严刑拷打军妓
宋朝的大儒朱熹，号晦庵，是南宋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他在哲学上继承二程理论，建立了客观唯心主义体系，是儒家的理学大师。他所著的《四书集注》被明清两代定位为士子必读的教科书，对后世影响深远。
作为孔子的粉丝，他非常反对“孔子杀少正卯说”，认为这个言论是后人以孔子的名义散布的谣言，是故意污蔑孔子的。而朱熹本人在孔子的言论基础上，提出了许多其他理论，但都遭到了当时许多人的反对，其中一个叫作唐仲友的人反对得最为激烈。
在思想上，朱熹延伸了孔子的想法，但在行动上，朱熹却没有像孔子那样干脆利落，他一心想要从侧面打击唐仲友。当时，朱熹正好担任了两浙的盐官，便想从经济上抓到唐仲友的小辫子。
但可惜的是，朱熹审核来审核去，却发现这个唐仲友实在是个两袖清风的清官，这让朱熹十分郁闷。一计不成，他便想再生一计。为官之人最怕两件事：一是经济问题，二是生活作风问题。
既然经济上找不到纰漏，那就在生活作风上找茬子。唐仲友的把柄实在不好抓，于是朱熹便找了一个妓女，逼迫这个妓女承认自己和唐仲友有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朱熹本想着借这一招搞臭唐仲友的名声，好给唐仲友安条罪状，以拔除这个眼中钉，但他没有料到，他找的这名妓女居然不听他吩咐，死活不承认自己与唐仲友有奸情。
这让朱熹一时没了主意。按照当时的律法，官员是可以命官妓“歌舞佐酒”，但不可以“私侍枕席”，也就是说，官员只能欣赏妓女唱歌跳舞，但如果想干其他事情，那就是违法要治罪的。
朱熹找的这个妓女是一名军妓，名叫严蕊，朱熹没有想到严蕊如此有气节，他把严蕊抓进大牢，关押了两个多月，每天都是严刑拷打，但严蕊就是不松口。有几次严蕊差点都被打死了，可这个风尘女子却说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坚决不肯承认自己与唐仲友之间有私情。
后来这件事情越闹越大，就连皇帝都知道了。皇上派了钦差大臣下来调查，那个钦差大臣十分佩服严蕊的气节。在调查清楚此事之后，不但还了严蕊的清白，还准许她从良。严蕊当堂便填词一首来明志，表明自己的决心：
不是爱风尘，似被前缘误。花落花开自有时，总赖东君主。
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
此案到此也算是完结了，唐仲友最后终于逃过了一劫，冤狱得以平反。而制造这起事故的朱熹因为名气实在太大了，皇上也不好对他怎么样。最后只能将他调离，让他换个地方做官了事。
说起来，朱熹也算得上是一名圣贤之人，他和孔子虽然不是同一时代，但在后人眼中都有着“神圣”的一面。但在这神圣的背后，我们也能从中看到古代文人的内心深处，一般看不到的角落。
朱熹虽然被人推崇为圣贤，但他毕竟也是人，是人就有人性的弊端。朱熹作为旧知识分子，清高、傲慢、读死书、认死理，是一条道走到黑的文人。不然他也不会按照“未有物而有物之理”的理学观念做事，不会凡事都从“理”出发去判断事物的真伪。
明朝凌濛初《拍案惊奇》有一则关于朱熹断案的故事，故事中说道朱熹在福建崇安县任知县时，一个小民状告县中大姓夺占了他祖先的坟地，而大姓却拒不承认。朱熹去实地勘察后，挖掘出坟地里埋着的“某氏之墓”的墓碑，正是小民的姓氏，再加上朱熹本就认为夺占这种事只有大姓才做得出来，于是他便将坟地判给了小民。
后来大姓不服，继续上告。这件官司闹得很大，一时之间人言纷纷。朱熹认为这是大姓的力量大，影响了舆论导向。他感叹世风日下，真理难行，一气之下便弃官隐居了。朱熹断错了案还拒不承认，这和他坚持的“理”是世界本原的客观唯心主义有关。
朱熹有着文人刚愎自用的心理，他不反省自己断案是否有疏忽的地方，反而在众口难调的时候赌气，拂袖离去。这等傲慢与偏见，正是那时文人固执心理的表现。
犯颜直谏的海瑞靠什么平安无事
嘉靖年间，海瑞抬棺上疏，直言进谏。“抬棺上疏”是后人对海瑞冒死进谏的叹服之词，虽有些许夸张，但也不算过分。
历代王朝，多的是直言进谏之忠臣良将，为何独海瑞因上疏而名声大噪？这不得不从嘉靖皇帝的独断专横说起。
嘉靖皇帝朱厚璁，本为藩王长子。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染病身亡，膝下无子，也无兄弟，于是身为武宗堂弟的朱厚璁被群臣迎至京师，登基为帝。即位后，嘉靖皇帝想追封亲生父亲兴献王为太上皇，而众大臣却坚持认为嘉靖皇帝应过继到明孝宗膝下，以保证嫡系即位的正统不受歪曲。一边是至高无上的皇帝，一边是维护正统的群臣，谁也不肯做出让步。嘉靖三年，吏部侍郎何梦春、修撰杨慎带领200余名朝臣冒死进谏，长跪左顺门下号哭不起。嘉靖皇帝不仅不为所动，反而命侍卫将群臣逮捕，施以廷杖之刑，更将18人杖死，毫不留情。
嘉靖在位期间，直谏敢言之臣不是被杀就是被贬，剩下的，尽是敢怒不敢言之辈。如此一来，海瑞的大胆进谏就成了非常时期的非常之事。
嘉靖四十三年，海瑞任户部主事。他对嘉靖时期“君道不正，臣职不明”深感忧虑。当时的嘉靖皇帝已经20多年不上朝，整天深居西苑不出，斋醮玄修，妄求长生不老。海瑞忧国忧民，眼看国力日衰，不得不冒死向皇帝呈上《治安疏》，直言不讳地批评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大兴土木，竭尽民脂民膏；不视朝政，以至法纪废弛；听信道士妖言，不与皇子们相见，以至父子之情淡薄；在西苑深居不回宫城，导致夫妇之情淡漠……正是这些荒唐的举止，导致“天下不直陛下久矣”！
海瑞果然胆识过人。面对如此蛮横的皇帝，语气稍重都得提心吊胆，更何况他句句铿锵，言之凿凿，直指皇帝的为政弊端呢？就连海瑞自己也预计上疏之后难逃一死，事先安排好了后事。然而，结果却出人意料。
虽然嘉靖皇帝看后勃然大怒，命随侍的宦官“趣执之，无使得遁”，然而在得知“此人素有痴名。闻其上疏时，自知触忤当死，市一棺，诀妻子，待罪于朝，童仆亦奔散无留者，是不遁也”之后，嘉靖皇帝沉默良久，拿起奏疏反复阅读。最终只将海瑞关押入狱，并未执行死刑。
对于嘉靖皇帝没有立斩海瑞的原因，后人做出了不少推测。一说海瑞官职虽小，却有清正刚直之名。其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救济黎民，有“海青天”之称，深得百姓尊敬与爱戴。若杀海瑞，则天下震动；二说嘉靖皇帝欣赏海瑞，认为可以“以作治贪之利器”；三说嘉靖为向天下人展示其虚怀纳谏、宽宏大量的帝王气量，故放海瑞一条生路。
当然，也有人另辟蹊径，从《治安疏》中寻找答案。海瑞上疏，开篇即将嘉靖皇帝比为汉文帝，更言“陛下天资英断，过汉文远甚”。在此前提下，才开始列举当今朝政之弊端，并将弊端之源归于“陛下误举之，而诸侯误顺之，无一人肯为陛下正言者，谄之甚也”。尽显“皇帝英明”而罪在他人之意。尤其是奏疏的结尾，海瑞又将嘉靖皇帝与“尧、舜、禹、汤、文、武”并列，只要“陛下一振作间而已”，则“天下何忧不治”？如斯谏言，只要有机会让皇帝静心细读，便能体会其中的用心良苦，可免杀身之祸。这正是海瑞的过人之处。
上疏之事，让海瑞天下闻名，流芳千古。史说“上自九重，下及薄海内外，无不知有海主事也”。值得一提的是，海瑞入狱不到两个月，嘉靖皇帝驾崩，新君即位后便下诏释放海瑞。若非如此，恐怕海瑞躲得过阎罗王的召见，也逃不过不见天日的牢狱之灾了。
曹雪芹祖父的真实身份
雍正是一个生性多疑的帝王。他继位后，为了提防臣子有野心，便安插了许多眼线，这些眼线会将大臣们的一举一动都向他汇报清楚。在清人赵翼的《檐曝杂记》中记载过这样一件事情：
雍正在位的某一年，刚过完新年，掌修国史的翰林院修撰王云锦，在上完早朝回到家中后，因为觉得十分无聊，便请了几个朋友到他家中打牌、玩游戏，玩过几局后，忽然发现有一张纸牌找不到了。众人翻遍了四周也没有找到这张纸牌，因为缺少纸牌，游戏无法继续，大家只得悻悻散场。
过了一阵子，早已将此事淡忘的王云锦向雍正汇报完工作后，雍正忽然问起了那一天，王云锦在干什么？
回忆一番后，王云锦老老实实地告诉雍正他那天在家里玩牌，雍正听后显得很满意，他夸赞王云锦诚恳实在，然后从袖子里掏出了一张纸牌。王云锦一看，正是当日家里丢失掉的那张纸牌，顿时惊出一身冷汗。
假如刚才王云锦说了谎，那可能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可见王云锦一直是处于雍正的监视之中的。至于监视者是当天一同玩牌的友人，还是家中的仆人，抑或是躲在暗处的某个卫士，根本不得而知。
为雍正卖命的情报人员来源于各个阶层，各个地方。不要认为替皇帝当情报员的都是无名小卒，其中也不乏身份显赫的政要。清代值得一提的大间谍应该算是曹雪芹的爷爷曹寅了。曹雪芹因为一部《红楼梦》名垂千古，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却鲜为人知。不过在当时，曹寅也要算是皇室的红人。
曹寅作为康熙皇帝的伴读，二人从小一同长大，康熙对他十分信任。康熙继位后，便任命曹寅为江宁织造。这个职务是个肥差，是内务府里最有前途，也最能捞油水的职位。除了为宫廷采办购买各种御用物品之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隐蔽职责，便是暗中查访民众的意愿、社会风气等，相当于一位皇室便衣调查员。
曹寅除了每日的日常工作外，还要负责将他调查到的各种消息、舆论动向，以及各级官吏治理政务的绩效等等大小事宜，通通整理好汇报给朝廷。换句话说，也就是担任了皇帝的耳目，是一名间谍。
能担当此重任的必然会受到皇帝的青睐，所以曹家显赫一时也不足为奇了。但俗话说：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仗着皇恩浩荡发达起来的曹家，自然也就避免不了皇恩尽失后的衰败。
在《海滨人物抄存》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天津人周人骥是雍正丁未的进士，曾任礼部主事一职，后来他到四川考察学务三年。在任期间，周人骥勤勤恳恳，遵守礼法，操守廉洁，政绩十分优秀。就在他任期将满，即将回京的前夕，他的一位仆人向他辞行，周人骥感到很奇怪，便问道：“我马上也要回京城，向皇上复命，我们可以一起动身，你何必急于这一时就离开呢？”
那个仆人说道：“我也要回京复命，而且必须要比你早回去。”在周人骥的追问下，这个仆人才说自己原来是大内的一名侍卫，是在周人骥要来四川任职时，朝廷派来监视他的。这次回京，仆人就是要把周人骥的表现向朝廷汇报，以便于朝廷进行奖惩。
由这个故事可以看出，清代雍正时期的官员时刻处于一种高压威慑的环境之中，如果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潜伏在四周的告密者告密，从而招致杀身之祸。曹雪芹这个大家族的衰败也是因为告密者告了密。
清朝的官员在高压政策下，逐渐失去了自己的人格尊严，普遍怀揣着一种畏惧不安的心理。首先想到的是迎合，见风使舵。当时一个名叫李祖陶的人对社会风气进行了准确而生动的描述：“人情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见鳝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于人心世道，实有关系。”
刘墉怎么可能是“罗锅”身材
前几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不仅引起了全国关于反腐败的大讨论，轰动一时，而且剧中主人公那刚正清廉、不畏权贵、幽默诙谐的“罗锅”形象，更给观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成为平民百姓茶余饭后的美谈佳话。
电视剧的创作与演绎，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却也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当我们拨开层层迷雾，便会发现，这位声名显赫、清誉卓著的“宰相刘罗锅”，既非宰相，更非罗锅！
既然有“宰相刘罗锅”的说法，为何又说刘墉不是宰相呢？这就不得不提封建王朝的宰相制度了。明朝以前，历代王朝均有宰相辅佐皇帝处理军国大事，只是称谓稍有不同。朱元璋建立明朝后，由于疑心太重，为防止高官重臣夺权谋反，便下令废除宰相一职。其后，明朝设立了“内阁”，成员为“殿阁大学士”，由皇帝钦定，协助处理国家大事。到了清朝，“清承明制”。清朝雍正八年时取消“内阁”，建立军机处。而皇帝之下统管文武政事的最高行政官员便是“大学士”。之后的“军机大臣”和“总理大臣”，都是跟大学士一样的权职。
虽说此时的大学士与前朝历代的宰相相比，权力相差甚远，但仍具有天子之下众臣民之上的显赫地位。所以在世人看来，大学士与宰相无异。史籍中有记载，刘墉于乾隆五十年由吏部尚书授协办大学士，乾隆五十四年被降为侍郎阁学，到嘉庆二年得授体仁阁大学士。于是，电视剧在需要突出主角的情况下，便以“宰相”称之。
至于说刘墉是“罗锅”，那更是笑谈。电视剧里弓腰驼背的刘墉，是为了增添幽默诙谐的影视效果。然而，稍微留意一下清朝取士选官注重“身、言、书、判”的标准便可知，科甲出身的刘墉，不可能是“罗锅”。“身”为首，可见最重要的条件即形体，为官者必须五官端正，身无残疾，以示官威。毕竟在封建社会，“有碍观瞻”也是件避之则吉的大事。
虽说是笑谈，然“刘罗锅”的称号并不是空穴来风。有史书记载，嘉庆皇帝曾称刘墉为“刘驼子”。但当时的刘墉已是80老翁，弓腰驼背可能是衰老的征兆，而非“罗锅”的恶疾。
刘墉一生，虽无宰相之名，却曾履宰相之职。清廉刚正之余，不乏圆滑机变之态，尽显封建王朝一代官家为人处世之道。而“罗锅”之名，在后人看来，钦佩之美誉更多于敌对之嘲讽，笑而言之，未为不可。
曾国藩为何放弃称王
太平天国运动掀起中国农民运动的高潮，伴随着太平天国产生的还有曾国藩的湘军。曾国藩的湘军在镇压太平军，维护清王朝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清王朝最具实力的军事力量。而此时，清政府八旗军的战斗力早已孱弱不堪，因此曾国藩成为晚清的柱石。曾国藩身为朝廷重臣，又手握兵权，且政客门生满布天下，可以说清政府的半壁江山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天京陷落之后，李秀成被俘，曾国藩的实力进一步增强。此时的他就像三国的曹操，北宋的赵匡胤。赵匡胤在适当的时机黄袍加身，成为一代帝王，留名青史，与赵匡胤情况极为相似的曾国藩为何没有造反呢？如果他以自己实力强大的湘军为主力，联合李秀成的太平军，共同抗击清军，那么成功的概率不谓不大，但为何曾国藩放弃了如此好的契机呢？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胡林翼、左宗棠便开始劝进了。而攻克金陵、平定太平军以后，清朝统治者违背了自己“克复金陵者王”的诺言，使得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劝进分子再一次拥戴曾国藩，想让他出面反抗清廷。随后名满天下的学者王闿运也力劝曾国藩造反。面对这么多人的提议，曾国藩依然拒绝，这其中也有他自己的思量。
第一，从曾国藩自身而言，曾国藩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忠君卫道的观念根深蒂固，造反的可能性不大。而且，曾国藩熟读史书，深知造反会给国家百姓带来极大灾难。晚清时期的朝廷，列强环绕，已经经不起一点内乱了，过大的动乱只会带来亡国的危险。况且当时洋务事业蓬勃发展，曾国藩对实业救国怀抱一丝希望，所以把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国家的建设之中。另外，曾国藩不想学赵匡胤，可能还与曾国荃有关，他也不想再重演赵匡胤与赵光义的故事，曾国荃积极劝进，甚至比赵光义更有野心，曾国藩即使黄袍加身，也难保曾国荃“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第二，从实力上讲，湘军虽名义上有30万，但曾国藩能调动的仅有10余万人。李鸿章淮军势力早在太平天国未灭之前就独树一帜了，左宗棠自立楚军。可见曾国藩的湘军内部并不团结。而且曾国藩手下几员大将都已自成一派，关键时刻也难保他们不投靠清政府转而对付自己。况且，湘军经过长年的征战，已不复当年的朝气，军纪腐败情况甚至超过当年绿营，战斗力也明显减弱。此外，曾氏集团的下属官宦都是恪守封建教义的地主阶级，并不愿意与李秀成的太平军势力合作，因为这有损他们的声望。
第三，从中国当时的现状考虑，内忧外患，即使打败清政府，坐上了皇帝宝座，曾国藩所接手的江山也是残破不堪的，更何况还要面对列强的侵扰。
第四，从朝廷的角度来讲，清政府早已对曾国藩有所防范。咸丰四年，曾国藩自主招兵数万攻陷武昌时就引起了清政府的警觉。一介闲官竟有如此大的号召力，对清政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反而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天京陷落之后，清政府当即派了重兵把守天京，实际也是在监视曾国藩。
正是由于以上原因，曾国藩才会放弃了劝进，反而采取措施，自削兵权，以释清廷之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