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武被扣匈奴，因为他知道了不该知道的

西汉时，中原政权与西北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时好时坏。加上汉武帝本身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使得匈奴与汉朝的关系处于持续紧张的状态。当时，两国在外交上虽然也有使节互通谈判，但是由于双方统治者出于对自己国家的利益考虑，经常会出现谈判失败的现象，而本国的使节也会因此被对方扣押，当成人质。历史上著名的苏武，就是因此被扣押匈奴19年。

苏武，字子卿，生于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卒于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因为苏武的父亲曾出任汉朝官员，所以他自己也凭借父亲的关系成为汉武帝的侍从。

汉武帝天汉元年（前100），苏武奉命出使匈奴，本已完成外交任务的苏武一行人，偏赶上匈奴上层内部发生暴乱，苏武等汉朝使节因身份敏感受到牵连，匈奴单于威逼苏武投降，但是苏武坚贞不屈，最后被匈奴发配北海，只给他一小群公羊崽，还说什么时候他的公羊下崽了，什么时候才放他回汉朝。

苏武在北海生活艰辛，饿了，掘鼠洞找草籽野果充饥；渴了，就抓一把雪吃；冷了，就和羊群依偎取暖。原本出使匈奴时还是一个壮年人的苏武，在被匈奴扣押的这19年中已经成为一个须发皆白的老者了。

苏武被扣押的时候，汉朝也曾出面交涉，要求匈奴归还人质。但是不久之后，汉武帝却出人意料地发动了对匈奴的战争，在战争中，李广之孙李陵因无援兵支援，以五千步卒抵挡匈奴大军，无奈敌众我寡，最后投降匈奴。汉武帝将李陵家室尽数诛灭，李陵因此彻底归胡，苏武也因此失去被汉军救出匈奴的机会。

在苏武被困于北海的时候，李陵曾奉匈奴单于的命令去劝降苏武，两个人在北海的苦寒之地，饮酒击节而歌，各自抒发了自己的思乡之情和国仇家恨。

后来，汉武帝驾崩的时候，李陵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苏武，苏武面向着南方痛哭呕血。

汉昭帝登基后，对外采取和谈政策，几年后，匈奴与汉朝议和。汉昭帝命人去匈奴要回汉使苏武，但是当时的匈奴单于却谎称苏武已经死亡，不肯将苏武放回汉朝。后来汉使与同随苏武出使匈奴的常惠取得联系，才得知苏武还没有死。于是汉使谎称昭帝在上林苑射雁，发现雁脚附书，说苏武在北海牧羊。匈奴这才不甘不愿地将苏武及其随从一行九人放回汉朝。

其实，从匈奴与汉朝修好之后，苏武就应该被放归，况且在这19年内匈奴单于也更换好几位了，汉朝也不会追究当时在位单于的责任。那为什么无论是曾下令将苏武困于北海的单于，还是汉昭帝时与汉朝修好的单于都不愿意将汉使送还汉朝呢？

仔细想来，道理很简单。

苏武所在的北海，即今天的贝加尔湖，当时是匈奴与丁令的边界。苏武被长期流放在此地，对匈奴当地的情况已经有了很深入的了解，对丁令的一些情况也基本清楚。对于这样一个全面了解匈奴内部及外围情况的汉人，匈奴单于是非常不愿意将他放回汉朝的，因为一旦苏武回朝，就意味着汉朝会掌握大量匈奴的基本资料，虽然两国现在暂时交好，但未来不一定会一直和平下去，到两国交战的时候，匈奴将会因泄漏了大量的国内信息而在战场上处于劣势。

另外，苏武在匈奴19年，期间他也与匈奴妇女成婚生子，对于匈奴来讲，只要是男丁，都是宝贵的战斗资源。因此，苏武也算是对匈奴的战备发展做出贡献的。

事实果然如匈奴单于所料，苏武归汉以后，与一同回来的常惠共同成为汉朝对匈奴作战的指挥参谋。尤其是常惠制定的针对匈奴的作战计划，汉朝趁匈奴内部争斗导致力量衰弱便联合乌孙攻击匈奴，最终导致了匈奴的分裂，从而再也无力与汉朝对抗了。

刘备的人生梦想是称帝

如果只从《三国演义》的角度看，刘备似是一个仁德之人，他并非是为了得到天下而起兵，而是为了天下的黎民百姓，为了汉室江山不落入奸臣之手，更是为了自身血统上的责任而战。但事实上，刘备其实是一个野心十足的人，他不甘人下，不甘落魄，是一心想要天下的人。这一点从他和诸葛亮的“隆中对”就可以看出来。

“隆中对”中有刘备的政治阴谋。诸葛亮在和刘备畅谈天下大势的“隆中对”中提出了“天下三分”的观点，这个观点虽然是由诸葛亮提出的，却是刘备一直希望做的。

关于三分天下的论点，本是由刘备引出的，他向诸葛亮问计。诸葛亮告诉他，现在天下的形势——曹操兵强马壮，又挟天子以令诸侯，已经不可能与之直接抗衡了，而孙权已经在江东盘根错节，也是不能轻易铲除之。诸葛亮告诉刘备现在他们应该立足于巴蜀，安抚百姓，和孙权结盟，这样就可以成就一番事业，光复汉室。

然而，诸葛亮的三分天下的观点只是简单地分析了当时的局势，并没有提出具体的政策方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段话却深得刘备的认同，让后者十分满意。究其原因，三分天下本就是刘备的想法。

原本刘备只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他人生的前半段一直过着颠沛流离、山穷水尽的生活，十分不顺畅。当诸葛亮和他谈论天下时，刘备已是年近50的人了。他的人生经历早就告诉了他现在天下的形势，他是无法和曹操、孙权相抗衡的。所以在刘备心里最理想的状态不是相争而是共存，所以诸葛亮的分析可以说深得他心。

经历过黄巾军起义，做过地方官吏，几次历经生死一线的刘备，在政治上已经日渐成熟了，城府也已越来越深。他想要借诸葛亮之口说出他心里的策略。

刘备有野心，想要称雄，他的“兴复汉室”本就是一个幌子，当时汉室未亡，天子还在，而刘备的复兴汉室只是等于自己掌权罢了。然而虽有野心但是当时的天下并没有刘备的立足之地。虽然荆州和益州是十分理想的落脚之地，但是一向标榜仁义的刘备不能主动做出这不仁不义之事。

而诸葛亮正在这时给了他一个很好的借口：那些地方的主人并不是明君，而那里的百姓渴望的是像刘备这样的君王。这下刘备有了足够的理由，因为他所做的事都是符合“天意”的。所以，刘备把诸葛亮当成了自己政治策略的发言人，由他来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既让自己得到了舆论支持，又避免了同室操戈的罪名。

所以刘备不顾关羽和张飞的不悦而和诸葛亮日益亲密了起来，因为，有些话只能从诸葛亮口中说出来，而不能从刘备口中说出，有些事虽然是刘备想做的，但是表面上却全都是诸葛亮的意思。其实刘备并不信任诸葛亮，这一点从刘备临死托孤时对诸葛亮说的话就可以看出来。

对于刘备来说做皇帝一直是他的梦想，所以在他得知曹丕称帝之后，也迫不及待地称帝了，这也是理所当然，毕竟比起荣华富贵的生活，没有人愿意一辈子编草鞋。

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的孔融

“孔融让梨”的故事早已成为现代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典型范例，孔融也因此给世人留下了自幼品性善良、尊敬兄长的美好形象。然而，四岁孩童的让梨之举，仅仅是他人生中一个稍纵即逝的片段。长大后的孔融，在乱世之中从政失败，以不孝、谋反之罪被处死，给世人留下了又一个难解之谜：为何曹操一定要将孔融处死？

事出必有因，其中最致命的因由莫过于孔融盛名之下恃才傲物、不识时务地莽撞进谏。

孔融的确是个博闻强记、才华横溢的学者文人，但绝不是个精通实务、善于用人的政治家。不具备政治才能仍想混迹于官场，稍有自知之明者就该收敛行事，虚心做人。可才气颇高的孔融，仗着犀牙利笔，目空一切。虽说他对古人的治国方略、教化方针相当熟悉，与人辩论援引古今，达到“玩而诵”的程度，也因此深得曹操佩服。但他处处与人针锋相对，言辞犀利地讽刺挖苦，久而久之，终于祸从口出。

公元197年，袁术在寿春称帝。曹操一时无法歼灭之，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便迁怒于与袁术联姻的太尉杨彪，诬陷杨彪企图废黜天子，上奏疏请求收捕下狱，判处杨彪大逆不道之罪。孔融听说后，立刻找曹操理论，援引《周书》所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何况杨彪和袁术只是亲家！曹操推托说是皇帝的旨意。孔融又以“周公摄政，成王杀召公，周公岂能不知”作比，字字铿锵，句句在理，逼得曹操无言以对，无奈之下唯有放过杨彪。

孔融凭借一己之力阻止了曹操陷害杨彪，不知自省以安身，反而得意忘形，一有机会便以讽刺、挖苦的方式和曹操唱反调。时值战乱之年，灾荒频现，为了战事的需要和百姓的生机，魏蜀吴三国都曾多次下达禁酒令。可曹操一颁布禁酒令，就遭到了孔融的反对，他更公然狂言道：“若因酒能乱世而禁酒，那么桀、纣因色亡国，为何现在只禁酒而不禁婚姻？”以孔融当时的盛名，如此做法对禁酒令的实施极为不利。曹操考虑到孔融不过是为了出风头，勉强忍之。

平定北方之后，曹操下令南征，讨伐刘备、刘表和孙权等人。孔融极力劝阻，逞言强辩。先说刘备、刘表是汉室宗亲，不可讨伐；又说孙权虎踞江东，不易攻取；甚至直言如果攻之就是兴无义之师，有失民望。曹操终于忍无可忍斥退孔融，并下令再有谏阻者一律处死。孔融走出曹府后，仰天长叹：“以无义之师讨伐仁义之师，岂有不败之理？”

曹操听闻如此狂言，加之此前被孔融一而再再而三地挖苦反对，盛怒之下，派人秘密搜罗孔融的狂妄之言，终于以不孝、谋反等罪名，置之于死地。

孔融一生声望再高，也不过是个有才无智、恃才傲物的书生。生逢乱世却无治世之才，名高于实却不知自省，难怪曹操在公诸天下的布告上写道：“融违天反道，败伦乱礼，虽肆市朝，犹恨其晚。”

房玄龄为什么能稳居相位20年

房玄龄，大唐开国名相，对唐朝初年“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可说是居功至伟，无人能及。虽经历宦海浮沉，三起三落，仍能稳居相位，后世流芳。其中的秘诀，耐人寻味。

自幼聪敏好学的房玄龄，博学多才不在话下，更难得的是他天生有敏锐的政治触觉。在秦王李世民还只是个年近弱冠的血气男儿时，房玄龄就察觉到其天命所在。当时，李渊父子起兵不过短短两个月，一切都还是未知之数，而房玄龄就认定了隋朝将亡、李家王朝将取而代之，于是毅然“杖策谒于军门”，投奔李世民。

房玄龄老成持重，目光长远。每次出征得胜，其他将领争先恐后地抢夺珍玩宝物，唯房玄龄尽心于为李世民招揽人才，收集各地民情民风、图书典籍，以备有朝一日治国之用。房玄龄的做法间接为李世民树立了求贤若渴的高大形象，在争取民心的斗争中把握先机。他的远见卓识，令李世民叹服。

房玄龄在“玄武门之变”的皇位斗争中，充当了李世民重要的谋士角色。当时李世民虽为次子，但因战功显赫，加号“天策上将”，位于一切王公之上。太子李建成对此心生疑忌，认定李世民会威胁到他继承皇位，便与四弟李元吉联合，妄图置李世民于死地。房玄龄力荐李世民效法周公，除掉李建成及其同党，这样才能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确保国家社稷的安定与昌盛。房玄龄的想法与李世民一拍即合，使他成为推动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重要人物，从而也奠定了他在李世民登基之后的特殊地位。

李世民即位后，任命房玄龄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22年的宰相生涯中，房玄龄忠心耿耿，为贞观之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夜以继日地工作着，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甚至肯屈尊兼做“度支郎中”，亲力亲为地打理财政预算和账目。他的忙碌让李世民都难以承受，曾当面劝他不要总把自己弄得太疲累。可房玄龄依旧如故，不为所动。

房玄龄深知“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在李世民授予他“太子少师”的职衔时，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退出权力中枢。李世民不仅不批准，还下诏命令他不得继续上表就同一问题再次请求。当太子准备仪仗队要正式拜见老师的时候，房玄龄始终没敢接受如此礼遇。纵使身居相位，仍谦恭礼让，谨慎维持君臣之道。

房玄龄是名副其实的“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宽大的胸襟，足以令同朝为官者拜服。有一次他重病在床，奄奄一息。一个特别尖酸刻薄的官员居然说：“一个人应该分得清轻重缓急，譬如宰相生病这件事，在我看来就很有区别对待的必要。一般情况下，如果房玄龄生的是小病，我们绝对应该前去看望，因为这样可以加深和宰相的感情，以后，宰相也会给我们点恩惠。如果宰相病得严重了，那就另当别论。因为一旦宰相病死了，你去看望他所付出的就永远没有收回来的可能了。”房玄龄知道后，不但没有大发雷霆还以颜色，还在那人来探望之时面带笑容地对他说：“谢天谢地，我知道我自己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了，因为你都来看我了！”

“孜孜为国，知无不为”，道出了房玄龄的为官之道；“虚怀若谷，德才兼备”，更彰显一朝盛世的名相风范。

“事四朝，相六帝”，冯道的套路是什么

纵观中国千年历史，正如《三国演义》开篇所言：“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最后一个分裂割据时代——唐末五代十国时期，纷争依旧，却少了些许英雄气概。然王朝更迭、江山代谢中，竟磨练出一个“乱世不倒翁”——冯道。

冯道自号“长乐老”，瀛洲景城（今河北沧州西北）人。观其一生，处乱世、历巨变，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侍奉唐庄宗、明宗、闵帝、末帝，晋高祖、出帝，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三入中书，担任三公、三师等职，六任宰相，为官31年，几度处于权力顶峰而不倒。政权和皇帝轮替更迭，冯道却一路官运亨通，不但长年位极人臣，死后更被追封为瀛王。

冯道究竟有何过人之处，能够事四朝，相六帝？究其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为官不作为，圆滑应对。冯道为官，“临难不赴，遇事依违两可，无所操决，唯以圆滑应付为能事”。侍奉后晋石敬瑭时，石敬瑭曾以用兵之事询问冯道，冯道答：“陛下历尽艰险，创成大业，神武睿略天下无有不知。兵伐之事，陛下一定要自己决断。臣下本是一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丝一毫的差错。臣下在（后唐）明宗朝时，明宗曾以兵事相询，臣也是这样回答他的。”冯道将皇帝夸得龙颜大悦，并表明自己行宰相之职，忠心耿耿，对于用兵之事，并未提出良方妙计，不仅不被怪罪，反而深得石敬瑭欢心。

第二，处事不执着，见风使舵。冯道不执着于大德大义，在朝权更迭的关键时刻，恰如其分地见风转舵，依附于最有实力的当权者，尽己所能表现出对新主的“赤胆忠心”。后唐明宗死后，愍帝即位，冯道仍为宰相。其时潞王李从珂在凤翔起兵造反，愍帝闻之逃往卫州。冯道一看愍帝大势已去，便“视其君如路人”，亲率百官迎接潞王李从珂入城，拥立李从珂为后唐末帝，自己继续担任宰相一职。

第三，做人不败德，洁身自好。冯道为人宽厚，不拘小节。从不结党营私，也不与人争权夺利。

冯道为官清廉，生活俭朴。后唐庄宗时，冯道任翰林学士，其父去世后，冯道回乡丁忧。当年庄稼歉收，冯道便把自己的俸禄拿来赈灾，地方官赠送的粮食布匹也一概不收。

冯道不好女色，济世为怀。辽灭后晋时，冯道随耶律德光北归至常山，见到为契丹所掳掠的中原女子，便私下出资将她们赎回，寄于尼姑庵中，之后再为她们寻找家人。

纵使冯道不算英雄，然而他一生经四朝淘洗，相位依旧，无论天下有何是是非非，如何变化莫测，他都稳坐钓鱼台。如果没有一定的手腕，是没办法做到的。

司马光为何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赵顼在位年间，宋王朝出现严重的内在危机。国家亟待改革，这时王安石顺势而为，让宋王朝迅速掀起了熙宁变法的改革之风。而此时的司马光正值青年，在欧阳修的推荐下晋升为翰林学士兼御史中丞，在改革风中本可以做一番事业，但是他却与王安石站在了截然不同的立场。王安石的变法，激进革新，忽略了一些传统固有的情况，几乎颠覆了赵氏王朝祖宗留下来的所有治国规矩，但在司马光看来：“先王之法，不可变也。”

站在百姓的角度，司马光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变法理应减轻农民负担，但是王安石变法中的许多政策反而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使他们的生活更加困苦。许多贪官污吏利用变法，趁机搜刮地皮，私下做尽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百姓怨声载道。

王、马二人的争执，就从此处开始。王安石认为变法可增加财政收入，减少农民负担，因为善理财者，可以使“民不加赋而国用足”。但司马光却认为：“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盘剥百姓罢了。”言下之意就是王安石非但没有减少民之负担，反而加重了民众的困苦。

司马光这样说也是有根有据的。首先，我们必须要了解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以及其运行机制。在经济方面，施行方田均税法、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募役法、市易法；军事上施行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保马法、军器监法；科举选材方面，施行太学三舍法、贡举法。撇开其他政策不谈，单一个“市易法”，就足以表明王安石变法的不足之处。

熙宁五年（1072）三月，国家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的目的。

乍看“市易法”很像是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可是却与宏观调控大不相同。宏观调控管理市场，国家本身是不参与经营的，只是平抑物价。但“市易司”从事的却是买卖生意，这其中自然牵涉到利益问题。“市易司”虽然不能像商人奇货可居一样牟取暴利，但是为了盈利，在收购和发放时就会有回扣的问题存在。“市易司”本来作为国家机构存在，如今却打上了商业垄断组织的标签，商人们为了能从“市易司”那里获得收益，就必须贿赂司中官员。如此一来二去，市易司产生了大量的贪官污吏，百姓不仅得不到实惠，反而更加受到政府的剥削。官方经商，竟成了祸国殃民之举。

“市易法”刚出台没多久，苏轼就曾上书王安石，并陈述了以上弊端，许多官员也对变法颇有微词，司马光也在其中。但王安石非但不听，还以“人言不足恤，天变不足畏，祖宗之法不足守”为由，令近臣蔡京等人将神宗挡在了变法的舆论之外，屏蔽了朝内上下反对的呼声。

王安石变法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实施中却有不周全的地方。不过司马光的反对，也有其刻板的一面。在司马光看来，治理天下就好比对待房子，坏了就加以修整，不是严重毁坏就不用重新建造。改革要稳妥，因为“重建房子，非得有良匠优材，而今二者都没有，要拆旧屋建新房的话，恐怕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了”。司马光的这些观点未免迂腐，但这也是时代和社会给士大夫的心理束缚，在所难免。

一开始，司马光只是对新法持反对态度，后来才用激烈的言辞弹劾王安石。两人由莫逆之交，发展到互相攻击，用司马光的话来说，两人最后的关系便是“犹冰炭之不可共器，若寒暑之不可同时”的死对头，在无休止又无效益的争论中同归于尽。王安石戴上“熙丰小人”的帽子被千夫所指，司马光则作为反对王安石的元祐（宋神宗之子宋哲宗第一个年号）守旧党，背上了“元祐奸党”的罪名。

司马光用一辈子维护了帝王宗法，却落得骂名，然其政治生涯，也不见多么痛快。王安石下台了，司马光最后也下台了。一场天翻地覆的变法，就在二人面红耳赤的争斗中结束了。

宋太祖誓不杀大臣和言官的原因何在

历代帝王能真正做到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的人是少之又少，宋太祖便是其中的典范之一。

据陆游的《避暑漫抄》记载，宋太祖在建隆三年，即公元962年，曾立下秘密誓约。誓约里的内容共三条：一是“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是“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是“子孙有逾此誓者，天必殛之”。誓约中明确指出宋朝皇帝不得杀大臣和言官，否则必遭天谴。此誓约自宋太祖设立开始，便通过秘密方式由一代代帝王不断向下传承和延续，直到北宋末年才被公布于世。

宋太祖立下的“秘密誓约”在整个北宋历代都得到了相当严格的执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正如誓约所说的那样，宋朝正直的官员受到了很好的待遇，极少被杀，所受的最重的处罚也不过是流放海南岛。就算是在士大夫受惩最多的宋高宗三十六年，宋高宗也仅开三次杀戒。宋太祖这一不杀大臣和言官的“秘密誓约”，可以说为整个封建君主专制时代带来了一股清风、一缕阳光。宋太祖的宽容和开明令后人称颂。

欣喜和称颂之余，我们是否应该仔细思考一下，当年是怎样的原因促使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杀大臣和言官？

设立“秘密誓约”主要缘于宋太祖的个人素质和政治远见。身为一朝君主，通过对之前各朝各代的发展情况做了认真的分析和研究后，他深知虚心纳谏、疏通社会舆论渠道的重要性，并将其及时地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于是，立下“秘密誓约”，通过这种非正式制度的方式，增大约束力，以保障“征言纳谏”不流于纸上，而真正得到实施。

以上说法只是一般性的原因分析。除此之外，当年宋太祖立下“秘密誓约”，不杀大臣和言官，还有没有其他特殊的原因，时至今日，仍尚无定论，已是历史的又一桩疑案。

逃回家的妹妹被皇帝哥哥处死

南宋高宗时期曾经有一宗真假公主案，虽然官方的结论是真正的公主早已亡故，在朝堂之上的确实是他人假冒的，最终这名假公主被皇帝赐死了。但是民间一直有公主为真，只是因为一些原因才导致皇帝不得不杀她灭口的说法。

事情的起因可以追溯到靖康元年的冬天，那时东京汴梁第二次被金兵围攻。徽、钦二帝以及众多的妃嫔、皇子、公主、宗室贵戚、大臣都成了金兵的阶下囚，一律被押送回北方。在这些金兵的俘虏中有很多女子，这些女子大多身份显赫，其中有宋徽宗的皇后郑氏、宋钦宗的皇后朱氏、宋高宗的生母韦氏、宋高宗的发妻邢氏，以及公主柔福帝姬。

这些身份显赫的女子在金国也是受尽了凌辱和折磨，他们被关进上京中名为浣衣院的官方妓院，在那里她们成了金人寻欢作乐、发泄欲望的工具，其中也包括赵构的发妻邢秉懿和赵构的生母韦氏。

在这些女性当中有一位公主，她就是柔福帝姬，那年她17岁，是未出阁的公主中年纪最大者，金兵原本是打算把她进献给金太宗的，但在回去的路上柔福帝姬却没能逃脱被金兵凌辱的厄运。虽然凌辱她的金将最终被处死，但是受到长期欺凌的柔福帝姬十分孱弱，所以当她被献给金太宗吴乞买时，金太宗并没有将她收为侍妾，而是将她送到了浣衣院为奴。从此，柔福帝姬便开始了她的屈辱生活。

几年后，柔福帝姬落到了盖天大王完颜宗贤的手里，同样地，完颜宗贤并不喜欢柔福帝姬，但他还算善待了她，将她嫁给了五国城中的一名叫作徐还的汉人。按照正史的记载，柔福帝姬在绍兴十一年去世，享年31岁，被追封为和国长公主，她到死都没有回到大宋。

但是就在本应在金国受苦的柔福帝姬，在南宋高宗建炎四年却回到中原，这在当时也是轰动一时的事情。

这件事的起因是一次剿匪行动。当时被宋官军俘获的土匪家眷中有一女子告诉官兵们，自己是皇帝的妹妹柔福帝姬，她是历经千辛万苦从金国逃回来的。事关皇族，所以这名女子立刻被送到临安。

对于这名女子的身份，当时的宫人考证宋徽宗确实有一个叫嬛嬛的女儿，是宋徽宗和懿肃贵妃生的，而她的封号也确实叫作柔福帝姬。经过一系列的询问与调查，最终认定这名女子确实是柔福帝姬，再加上她能够一口叫出宋高宗的乳名，这就更加让宋高宗相信她是公主了。于是宋高宗将她册封为福国长公主，并将她赐婚给了永州防御使高世荣，赐予嫁妆一万八千缗。此后仍是对她宠渥有加，先后赏赐达四十七万九千缗。

后来南宋与金国签订了“绍兴和议”，在金国的高宗生母韦贵妃得以回国。她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告诉宋高宗，柔福帝姬已经死在了金国，现在在国内的这个是假冒的。于是宋高宗立即拘捕了柔福帝姬，将她交给大理寺审问，在严刑拷问之下，这名自称是柔福帝姬的女子承认自己是假冒的。

她说自己叫静善，原本在汴京流浪，汴京被攻破之后，她也被金兵抓住带往了北方。在路上她认识了柔福帝姬生母乔贵妃的宫女张喜儿，从张喜儿那里她听到了许多宫闱秘事，因为自己的相貌气质都和柔福帝姬非常相似，所以她就开始刻意地模仿柔福帝姬。后来在多次被拐卖之后，她被迫嫁给一名小土匪。当这些土匪被宋官军清剿之后，打算以匪眷的名义将她杀死，她为求活命才自称是柔福帝姬的，没想到真的被她成功蒙骗了过去，一晃就过了十多年。

当一切都审查明白之后，假的柔福帝姬立刻被下令处斩，作为驸马的高士荣也被削夺了驸马都尉的爵位，之前指认柔福帝姬是真正公主的宫人也全都受到了牵连。

一件真假公主的案件至此就水落石出了，但是这些就一定是事实的真相吗？民间一直有一种说法：根本就没有什么假的柔福帝姬，被处斩的其实就是真正的公主。这是因为在那个年代，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没有人胆敢欺瞒皇上。再加上事关皇族，人们一定会很小心谨慎，如果不是有十足的把握，那些宫人是绝不敢断定公主是真的。

那么，为什么宋高宗要杀死自己的妹妹呢？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宋高宗的生母韦太后在北方曾和柔福帝姬一起受到金人的凌辱，她害怕自己在北方被凌辱、被糟蹋的丑事被柔福帝姬说出来，宋高宗为了保全母亲的名声才不得不杀死柔福帝姬。

当然事情到底是怎样的？柔福帝姬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一切的真相早已淹没在了历史的长河里了。

诛杀功臣，开国皇帝做得对还是错

明王朝建立，经过十几年的精心治理，国家终于走上正轨，但太祖朱元璋并没有安下心来。他的多疑令他无法尽信江山能够稳守，时恐有谋臣造反，他相信只有皇权绝对独立，能够控制整个国家生杀之事，才能保证明王朝延续千秋万代。因此而成为牺牲品的明朝将相不在少数，其中宰相胡惟庸算是最大的牺牲品。

朱元璋为何大张旗鼓地制造胡惟庸案，至今都是一个谜，没有人能够解开它的真相，很多事情都是后人的分析与猜测。

关于胡惟庸获罪的原因，历史上有两种说法：

一说是胡惟庸位高权重，心生他意，同倭寇与旧元余党勾结，意图弑君，结果事情败露；

另一种说法是胡惟庸引朱元璋来家里观看醴泉，这原本被认为是天赐的祥瑞之事，所以朱元璋欣然前往，结果在路上被一个宦官拦住，诉说胡惟庸谋反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