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说法都疑点重重，但真实情况已无从考证。不过，胡惟庸谋反一事，确实让许多人受到牵连。开始是他的家人，被诛了三族，与同谋及告发者一并斩首。随后朱元璋借此“东风”，一举撤销中书省，不再设丞相。随后又追查了依附胡惟庸的官员和六部官属。结果，此案迁延十余年，大小官员被处死者多达三万余人，朝野震动。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中讲道：自古以来，中国的皇权和相权是划分开的，即使两种权力的比重不同，相权对皇权也有一定的制约，并不是皇帝一人专制。而朝政真正由一个皇帝来独裁，则是在明清两代，始作俑者，就是这位明太祖朱元璋。他废止宰相一职，并严格规定子孙们永远不准再立宰相，殊不知世上的事情是没有永远的。从明朝中后期的发展来看，皇帝们总是滥用手里的权力，为所欲为，最终没能守住祖宗的这份基业，在朱元璋这里也许能够找到根由。

胡惟庸一案的血流成河，并没有让朱元璋放心，因为宰相虽然没有了，但还有很多劳苦功高的大臣，难保他们不会起异心，于是他又举起了屠刀。洪武二十六年（1393）正月，蓝玉案起。蓝玉以谋逆罪被杀，连坐被诛杀者达1.5万人。

纵观中国历史，开国皇帝与功臣之间总会有不和谐的音符。其中唐太宗李世民处理得最为妥当，这是因为他气量恢宏；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也自有其合理之处，而汉高祖刘邦和朱元璋都是大杀开国功臣。其实两者也有区别，朱元璋身边的人都是他的同乡，和他出生入死，与他的交情非同一般。建立新朝之后如果让他们恪守君臣之礼，永不起异心，这是任何人都不敢保证的。因此，为了给以后的子孙扫清道路，他选择了斩草除根。

据史书记载，太子朱标对朱元璋大开杀戒曾数次劝谏。一次，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朱标面前，让他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朱元璋说：“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思是说，我杀人就像去掉荆棘上的尖刺一样，这样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这话说得倒也在理，朱标无可反驳。

朱元璋的屠戮如此骇人听闻，也与他本人的性格有关。清代史学家赵翼说过这样的话：“独至明祖，藉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取天下之人而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无论如何，经过“胡、蓝案”，宰相一职被取消了，开国功臣也被屠戮殆尽。从此皇帝身兼君主与宰相之职，行使着皇权和相权，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责为一体，掌控一切生杀大权。

明王朝或许是不幸的，自朱元璋死后，其子孙“圣贤、豪杰”者少，“盗贼”性者多，从而造就了大明一朝十几位个性鲜明的皇帝，在是非、人伦颠倒中，左右了明王朝200多年命运。只可怜最后一位欲做大事、励精图治的崇祯皇帝成了王朝的牺牲品。

朱元璋的自尊心很脆弱

沈万三在民间的知名度不亚于白蛇娘娘。据《明史》记载，他当年帮助朱元璋修筑了三分之一的南京城，功不可没。后来他又自告奋勇地要出资犒劳军队，结果惹恼了朱元璋脆弱的自尊心，认为他是故意展示财富，有谋反之心，在马皇后的求情下，才免其死罪，将他发配到云南。

《明史》中，记载了朱元璋与沈万三这样一段对话：

朱元璋问：“朕有百万军，汝能遍济之乎？”

沈万三说：“每一军犒金一两。”

朱元璋说：“此虽汝至意，不须汝也！”

有真相有细节，似乎沈万三真的是在朱元璋的打击下才被流放至死的，但事实上沈万三与朱元璋并不相识，早在明朝还未建立时，沈万三便病死了。一个已死的人是不可能出资修建京城，更不可能被流放的。

不过，沈万三与朱元璋虽没有关系，沈家却千真万确是遭到朱元璋的打击而没落。明朝初期，朱元璋大肆屠杀开国功臣，令沈家触了霉头。在胡惟庸案上，沈万三的女婿陆仲和被扣上了“胡党”的罪名满门抄斩。

这一点在朱元璋亲手编写的《大诰三编》里有着记录：这位做了18年粮长的富翁，不但谎报灾荒还出钱收买官吏。所以，在查明真相后便将他斩草除根了。

而在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谋反案里，沈家遭到了彻底的、毁灭性打击。之所以斩杀蓝玉，朱元璋最初的动机是为了保护年幼的皇长孙朱允文登基后不受到那些豪杰的威胁，所以，他一面铲除最有威胁性的功臣，一面斩断民间富豪的根，不幸的是，沈家被朱元璋列入了名单之内。

俗话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皇帝没有理由也可以杀人，更何况沈家已经卷入蓝玉的关系网中，为朱元璋名正言顺地铲除沈家创造了理由。而制造这个机会的，是一个名叫王行的教馆先生，他牵线搭桥将沈家罗织进了蓝玉一党中。

王行曾在沈家做过很多年的教馆先生，后来又去蓝玉家做教馆先生。沈家为了攀附权贵，便想通过王行为自己搭上蓝玉这艘大船，结果反而是给了朱元璋一个借口，令沈家满门抄斩。

沈万三一手创下的巨大家业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虽然沈万三与朱元璋之间的纠葛是伪造的传奇，但依附在这些传奇上的历史却是真实可寻的。之所以沈万三帮助朱元璋修筑南京城的传说会一直流传，与朱元璋强行迁徙江浙地区的富户来“充实都城”有关。

朱元璋的仇富心理很极端。他为了修筑自己的帝国，强行对富户们采取迁徙手段，将苏州、杭州、嘉州、湖州等地四千多家富户集体迁往南京，美其名曰是为“京城繁荣”，实际上是将大批富豪连根拔离本乡，变相地掠夺他们的财富。

沈万三的典故便是出于这个背景。至于说沈万三充军云南，也是因为朱元璋自洪武十五年云南平定后，便不断将内地居民迁往云南。这项行为被冠上“支持边疆建设”的美名，实际上也是对富户变相的打击报复，因为这些移民当中，百分之六十都是富户。

明代人谢肇淛的《滇略》一书，就对此有过记载：“高皇帝既定滇中，尽徙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故其人土著甚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语言、习尚，大率类建业……”可见在传说中，沈万三只是这些富豪们的一个影子而已。

沈万三作为一个毫无身份地位，靠自己双手白手起家的平民财神，被杜撰到这样的故事中，无疑表露了明朝人当时对朱元璋的极大不满，从故事中的沈万三就可以看到当时明朝富豪们的悲惨命运。

而对于这些历史，当时的记载却语焉不详：“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一句话便将受到牵连的富户打发了，而沈家也正是在这样的不公正待遇下，走向穷途末路的。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便沈万山活到明朝，也是难逃一死，因为朱元璋对于明朝帝国的设计蓝图中，是不允许富人们存身的。这个贫农出身，苦了半辈子的农民皇帝认为富人们会损害他的统治，妨碍他对帝国的掌控。所以，沈万三的败亡探秘到最后，揭晓出来的不过是皇权制度下的“潜规则”罢了。

将孟子逐出孔庙，朱元璋怎么想的

明太祖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在翻看《孟子》时，突然大发雷霆。紧接着，他命令人将孟子逐出孔庙，不得配享，并狠狠地说上一句：“（诸大臣）有谏者以不敬论，且命金吾射之。”接到这个圣旨，满朝文武皆惊恐不知所措。

朱元璋对《论语》爱不释手，十分敬佩孔子。而孟子是发挥孔子仁义思想的“亚圣”，为什么他如此讨厌孟子呢？归结起来，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1.朱元璋的个人经历致使他对文人十分反感。

朱元璋出身贫寒，放羊、做和尚、当小军官、成大将领……一步一步，终于一朝国家在手，走向权力的巅峰。他深知自己是武夫，没有学识，若要统一文人的思想，巩固统治地位，就需从文化方面下手。但他天生对文人、文化有一种抵触情绪，从骨子里看不起儒生。如他命令“有司造成均，凡士人肄习案座，皆以独木为之”，人问其故，朱元璋回答说：“秀才顽，使之坚厚，毋败吾案。”从中可以看出，文人在朱元璋眼中没地位可言。

2.孟子的“民本”思想使朱元璋感到如芒刺在背。

众所周知，孟子有句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意思是人民的地位、国家的利益高过君王。君王作为国家的统治者理应为人民服务，为江山社稷着想。

与孔子提倡的“仁”相比，孟子所说的“仁”，主要是对“民”来说的。孟子阐述，如果天子想得到天下，保有四海，就必须施行仁政，爱护人民。不要把人民厌恶的东西强加给他们。正所谓“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在《孟子·离娄下》中阐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也就是说，在孟子心中，君臣关系是相对的，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天子权威。而是认为谁能保护人民，谁就一定能称王。如果谁残害百姓，谁就是孤家寡人。这种人不配得到天下，即使得到天下，也应该被打倒。推翻这样的天子统治，不是犯上作乱的弑君行为，正如周武王“诛一夫纣”推翻殷纣王的统治一样，是为民除害。可见，孟子不主张天下百姓效忠于一人。

孟子的“民本”思想完全从平民的角度告诉国君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大大触怒了本是一个流氓无赖，后来却坐拥江山的朱元璋，再加上他由于自身的文化劣势对知识分子所形成的先天嫉恨，自然想要把孟子的牌位撤出文庙了，于是有了开头的那一幕。

但是孟子毕竟是“亚圣”，是儒生们心中的圣人，岂容他人玷污，即使是皇帝也不可以。于是他们使了一个心眼，第二天就对朱元璋说，他们夜观天象，发现文星暗淡、天象有异。皇帝都是迷信天命的，得罪了上天可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朱元璋于是马上想到大概是因为孟子的缘故，无可奈何之下又恢复了他的牌位，但是他搞起了另一手：删书。他命人把孟子的书删掉了三分之一左右，可视之为“思想的腰斩”，其手段不可谓不狠。

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的真实目的

明朝时期，“马六甲”作为一个王国而存在，现在则属于马来西亚。这里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它拥有一条著名的海道——马六甲海峡，它是连通东方与西方的海上要塞。如今的马六甲，仍能看到郑和当年下西洋的痕迹，那里有郑和当年所乘宝船的复制品，有悬挂着中文招牌的店面，有各种各样的玉器、字画和木雕工艺品在出售，还有长长的中国街，以及祠堂这一在中国已经很难觅其踪影的古老建筑。据说，这里居住的华人正是当年郑和下西洋时留下来的一些船员，他们在此开枝散叶，虽然一代代的后人都没有回过家乡，却能用纯正的汉语说自己是中国人。

郑和七次下西洋，是中国古代航海史上最辉煌的事迹。明成祖下令远航这一举动更是被后世称颂。不过，我们可以考察当时明史中对航海政策的描述，就知道明代海禁甚严。那么明成祖为何要派遣郑和七次到西洋巡游呢？有人考证说，成祖此举是为了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

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的尸体一直没有被找到，所以有人推测他应是南下或者流亡海外。由于建文帝不但得到中土百姓的爱戴，更得到了中国周边国家的认可，被视为中国之正统皇帝。因此朱棣登基以后，生怕民众说他乃乱臣贼子，所以他势必要找到建文帝，让后者给予自己名正言顺的皇帝资格，以便自己统治中土江山，同时与周边各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

郑和下西洋寻找建文帝的这种说法还有待商榷，因为如果单纯是为了寻找退位皇帝，明成祖朱棣没有必要吩咐郑和带着大量中土的特产和财物四处赠予东南亚、南亚国家。仔细研究明成祖的这一决定，就可以看出他的动机在于笼络这些周边国家，一方面令其了解到中国的国王已经易主；另一方面，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外交事业，与那些和明朝政府失去联系的海外诸国重新建交。不过，建交目的只是其一，明成祖真正想制造的是“万国顺服”的国际形势。

从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郑和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西太平洋、印度洋及东非各国，航程十万余里，最南到爪哇，最北到麦加，最西到非洲东海岸。百艘战舰以及万名官兵，航行在茫茫的太平洋和印度洋上，来往于马六甲海峡，此庞然大物，足可称霸沿海各国。这阵仗，不是成祖真的想要侵略周边各国，而是威慑式的外交战略，以彰显大明国威，令万国对明室不敢小觑。如果有意倾向明室者可以年年朝贡，无意者也不敢对明室轻举妄动，其中以锡兰国为典型。

郑和第三次航行时路过小国锡兰，国王贪婪，欲抢郑和所带的财物，于是让王子缠住郑和，并派兵五万劫掠船队，情况十分危急。郑和却艺高人胆大，仅以两千人的力量攻占了王宫，活捉了锡兰国王，送回中国。但锡兰国王并没有被杀，反而被送回锡兰，从此这个小国成了明朝的忠实拥趸。

本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外交策略，郑和七次航行确实达到彰显国威，宣传中土先进科学、经济、文化成果的效果。与此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还间接促成马六甲及东南亚长达一百年的兴盛和繁荣。而额外的收获，则是让当时的中国人眼界大开。随郑和航行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著有《西洋番国志》，上面记载了所经各国的风土人情。这七次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命人绘制的航海图——《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蜚声中外，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地理价值，虽然其中有一些错误之处，但却对今人了解古代亚非国家的地理情况起着重要的作用。明成祖大概也未想到自己的创举竟能影响海内外数百年之久。

万历为什么包庇谋杀太子的宠妃

古代金碧辉煌的宫廷广厦里其实是一个充满血腥的角斗场，曾有不计其数或明或暗的血腥争斗在这里上演。

明朝当然也不例外，深宫谜案、凶案无数。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公元1615年5月30日），黄昏时分，一名身材高大的陌生青年男子手持一根粗大的枣木棍，闯入明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逢人便打，击伤几名守门士兵和太监，一直打到太子就寝大殿的房檐下。一时呼喝声、喊叫声，连成一片。宫里的侍卫们闻讯赶到，将持棍男子抓获。这就是明朝有名的“梃击案”，堪称“明朝第一案”。

这桩“梃击案”背后的真相如何？究竟是什么人想谋害明太子？

明太子朱常洛是万历皇帝长子，但不是皇后之子，而是一名宫女被临幸后所生。可是万历皇帝并不喜欢这名宫女，所以对太子朱常洛分外冷落。万历喜爱和宠幸的是皇贵妃郑氏所生的朱常洵，所以，他理想的继承人不是朱常洛而是朱常洵。朱常洛之所以能被册立为皇太子，是皇室祖训所致，并非万历的本意。于是，万历和郑贵妃都处心积虑地想废掉朱常洛而立朱常洵为太子。但是，迫于祖训的威严，以及皇太后和朝臣的压力，万历一直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找各种借口为难皇太子。朱常洛大婚之后移居慈庆宫居住。慈庆宫名义上是太子的寝宫，实际上还比不上宫里的一般宫殿，不仅破陋不堪，防卫也极差，万历仅派几名老弱病残的侍卫防守。在慈庆宫服役的宫女太监也很少，仅有几个随朱常洛一块长大的贴身太监。慈庆宫的情况与皇三子朱常洵所居住的宫殿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好像他才是真正的皇太子似的。但是，郑贵妃还是不满意，千方百计地要除掉皇太子，好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取而代之。就在这种情况之下，万历四十三年（1615），慈庆宫上演了刚才那一出“梃击案”。

事情发生后，万历皇帝大惊，急忙派人提审这名行刺的男子。这名闯宫的男子名叫张差，是蓟州井儿峪的百姓，说话颠三倒四，看起来有点癫狂，也有点狡猾。御史刘廷元和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官员先后对其进行审问，可是前后审问的结果却大相径庭。胡士相等人认为张差“癫狂症”发作，持武器乱闯宫殿，应马上问斩。然而，这种供词和处理的结果引起了一些官员的怀疑，他们认为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恐怕是有人在背后操纵，命张差谋害太子。为了皇太子的安危，刑部王之寀决定彻查此案，结果验证了此前的猜测，确实有人在背后指使，目标就是皇太子，而这背后操纵的人则暗指郑贵妃。

经调查，案子线索也逐渐明确，事情明摆着与郑贵妃有关，而万历皇帝却像有什么隐情似的，优柔寡断，举棋不定。因为，郑贵妃毕竟是他的第一宠妃，并且自己也曾许诺要立她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即使郑贵妃做出这样的事情，自己也不好说什么。最后的结果是，在郑贵妃的祈求下和万历皇帝的开脱下，太子朱常洛答应将事情化小，张差被凌迟处死。

案子就这么有头无尾地结了。但是今天看来，这个案子仍存在诸多疑点，因此成为史上的又一疑案。

离奇“红丸案”背后的阴谋

明代末年，宫廷接连发生离奇的三大案。这三大案与神宗、光宗、熹宗祖孙三人密切相关，也和朝廷派系斗争紧紧纠缠在一起。三案成为明末政坛著名大案，各种势力纷纷介入，案件无法正常审理，因此变得扑朔迷离。著名的“红丸案”便是其中之一。

泰昌元年（1620）八月二十九日，在乾清宫，明光宗召见辅臣方从哲等13名文武大臣，询问册立皇太子之事。方从哲说：“应当将册立皇太子的日期提前，完成贺礼，皇上也就心安了。”光宗又让皇长子出来见大家，看着他对大家说：“你们日后辅佐他，务必使他成为历史上尧舜那样的圣帝贤君，朕也就心安了。”方从哲等人还想说什么，光宗却开始问道：“寿宫（神祠墓地）修没修好？”辅臣回答说：“先帝陵寝已经修好，请圣上放心吧！”光宗指着自己说：“那就是朕的寿宫吗？”方从哲等人齐声回答：“祝皇帝万寿无疆。”皇上仍然叮咛不止，反反复复，语无伦次，最后上气不接下气地哭泣着说：“朕自知病重，难以康复，或不久于人世。”说到这里，已是气息奄奄，用颤抖的手勉强挥一下，让众臣退朝，方从哲留下。

皇上问方从哲：“有鸿胪寺官（掌礼仪之官）要进药吗？人在哪儿呀？”方从哲回答说：“鸿胪寺丞李可灼，说有仙丹妙药，臣下不敢轻信。”皇上听后，命宫中侍人立即传唤李可灼到御前，给皇帝看病诊脉，等他谈到发病的原因以及医治的方法时，皇帝非常高兴，命令进药，让诸臣出去，并令李可灼和御医们研究如何用药。辅臣刘一燝说：“我有两乡人同用此丸，一个失效，一个有效，此药并非十全十美。”礼部官员孙如游说：“这药有用与否，关系极大，不可以轻举妄动。”后来皇上再次催促李可灼配药，于是诸臣又回到御前。李可灼将药物调好，进到皇上面前。皇上从前喝汤都喘，服用了李可灼的药后，就不再气喘了。皇上反复地称道李可灼忠心可鉴。

约一个时辰过后，有宫中内侍急报说：“圣上服药后，四肢温暖，想进饮食。”诸臣欢呼雀跃，退出宫外，李可灼和御医们留在宫内。到了傍晚，方从哲放心不下，又到宫门候安，正遇见李可灼出来，急忙打听消息。李可灼回答说：“服了红丸药后，皇上感觉浑身舒畅，又怕药力过劲，想要再给服一丸，如果效果好，圣体就能康复了。”诸医官认为不宜吃得太急，但皇上催促进药非常急迫，众人难违圣命。众臣即问服药后的效果如何？李可灼说：“圣躬服后，和前一粒感觉一样安稳舒适。”方从哲等人，才放心离开。谁曾想次日早晨，宫中紧急传出圣旨，召集群臣速速进宫。一时间，各位大臣等慌忙起床，顾不上洗脸漱口，匆匆地穿上衣服，急奔宫内。还未跑入宫中，就听宫内传来一片悲哀哭号之声，便知明光宗于清晨归天了。这天是大明泰昌元年（1620）九月初一。

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满朝哗然，在感到惊愕的同时，人们联想到新皇帝登基一个月来的遭遇，便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到了郑贵妃身上。郑贵妃给光宗献美女，指使崔文升进药，大家有目共睹，但李可灼是否受她指使，却没有实据。本来，光宗当时已病入膏肓，难以治愈，但因为吃了江湖怪药，事情就变得不简单了。最后，此案不但追查到郑贵妃，而且方从哲也被迫辞职，李可灼被充军，崔文升被贬放南京。但幕后究竟有没有主使？到底是谁？现在也不得而知。

明末“移宫案”真相披露

在明朝有这样三件谜案，他们发生在万历末期至天启初年，都牵扯到了皇帝的后宫，同时都和泰昌帝朱常洛有所关联。这三件案子除了万历年间和谋害太子朱常洛有关的“梃击案”，导致朱常洛登基30天就死亡的“红丸案”以外，还有一件便是关于李选侍的“移宫案”。

泰昌帝朱常洛死后，朱由校登基为帝，但是他的登基过程却是困难重重的，“移宫案”就发生在这段时间。

朱由校和其母王才人一直受到李选侍的欺凌和虐待，最终王才人被凌虐致死，而独自面对李选侍的朱由校也就形成惧怕李选侍的软弱性格。

泰昌帝朱常洛登基为帝之后，朱由校与李选侍一起搬进了乾清宫。当泰昌帝朱常洛死亡之后，居住在乾清宫的李选侍便立即控制了乾清宫，她联合太监李进忠（魏忠贤），想要挟持朱由校，把持朝政。

当时，杨涟、刘一燝等朝臣在皇帝驾崩之后就直接来到了乾清宫，要求见皇长子朱由校，李选侍虽然百般阻挠，但最终还是让朱由校见到了群臣。杨涟、刘一燝见到朱由校之后立刻将他带离了乾清宫，朱由校在文华殿接受了群臣的礼拜，同时商讨决定在当月六日举行登基大典。

之后朱由校一直住在太子宫，李选侍后来又提出一系列的要求，想要挟持朱由校，把持朝政，都被大臣们拒绝了，同时李选侍拒绝搬出皇帝居住的乾清宫，这就使得当时的矛盾激化，最终在朱由校登基的前一日，因为李选侍仍然拒绝移宫，内阁的诸大臣就都站在乾清宫门外，叫嚷着让李选侍迅速移出乾清宫，同时朱由校的东宫伴读太监王安也在乾清宫内驱逐她。万般无奈的李选侍只得带着自己的女儿八公主离开了乾清宫，移居到了哕鸾宫。就这样朱由校才在九月六日，如期登基。

被迫移宫的李选侍，在移居哕鸾宫之后，遭遇了一场大火灾，当时宫人们拼尽全力才将李选侍母女救了出来。对于这次火灾，一些反对移宫的官员认为是朱由校主使的，目的就是为了除掉李选侍，认为他违背了孝悌之道。对此，朱由校表示他并没有做这样的事情，同时他也表示会善待李选侍母女。就这样，一场“移宫”风波暂时告一段落了，至于那场大火到底是谁放的，就没有人知道了。

康熙建避暑山庄的真实目的

避暑山庄是清代皇帝的夏宫，为康熙皇帝授意所建。这座宫殿位于距北京市200公里的承德市武烈河西岸一带的狭长谷地上。避暑山庄前后建造了87年，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建成于乾隆五十五年，占地面积达564万平方米，规模之庞大为现存古典皇家园林之最。避暑山庄最大的特色是山中有园，园中有山，分为宫殿区、苑景区两大部分。其中苑景区分为湖区、平原区和山区，有殿、堂、楼、馆、亭、榭、阁等100多处建筑，并有两朝皇帝钦定景致72处。

清代宫廷建筑以金碧辉煌、恢宏大气为主，避暑山庄可说是其中的异类。它舍弃了带有故宫、颐和园等传统皇家建筑标志性的红墙黄瓦，一律以灰瓦罩顶。避暑山庄的设计建造者敢于在建筑过程中做如此大的改革，与下令建造这座园林的康熙皇帝是分不开的。

即使放在整个中国帝王史上衡量，康熙皇帝也是一位难得的明君。他学识丰富、文武双全，胸中有远见卓识。康熙帝16岁即剪除鳌拜党羽亲政，在其长达61年的漫长执政生涯里，宣布永远停止圈地、平定三藩、派兵攻入台湾、平定噶尔丹叛乱、打击沙俄入侵势力……康熙皇帝持国有道，深知节俭的重要，他总是以“勤俭可以兴邦，奢侈可以亡国”的道理自勉。所以在修造避暑山庄时，他才会提出用灰瓦罩顶，想要彰显的就是“勤俭”这一理念。避暑山庄动工时，康熙曾专门指示营造司就地取材，说“陶甓于冶，取材于山，工用无输挽之劳，金钱无逾侈之费”。

最能体现康熙皇帝“勤俭”理念的是避暑山庄里的楠木殿。这座宫殿为纯楠木构成，天花板及门窗也使用楠木雕刻，顶部铺盖着灰瓦。楠木殿只是俗称，其实它所指的是避暑山庄正殿“淡泊敬诚殿”。诸葛亮《诫子书》中有“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句子，深得康熙帝心意。于是康熙帝就以“淡泊敬诚”为宫殿命名。所谓“淡泊”指寡欲清心，没有过多的奢求；“敬诚”指唯有在宁静的心态下才能修身养德，追求远大的目标。

除了受康熙帝的个人偏好影响，避暑山庄选择用灰色的屋顶，在美学角度上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这片宫殿地处山野，如果选择红墙黄瓦的设计，与天然野趣格格不入，选择灰色屋顶则要协调美观得多。

一些曾经参观过避暑山庄的游客感到疑惑不解，一座皇家行宫修建得如此朴素，为什么与行宫同时修建的、位于行宫东面、北面的外八庙却如此金碧辉煌？

这些宫殿拥有汉、蒙、藏不同风格，一个个恢宏壮丽，高大巍峨，装修规格甚至超过了皇宫。康熙帝舍不得给自己的行宫花钱，为什么舍得给这些寺庙涂上金漆、彩画，铺上琉璃瓦甚至金瓦？这要从清朝政府“尊崇黄教、绥服远藩”的政策说起。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各民族关系，认为“修好一座庙，胜养十万兵”。他们希望宗教能成为维系各族关系的纽带，减少战乱，所以在当时有“修庙不修长城”之说。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金碧辉煌的寺庙矗立在朴素的避暑山庄旁，与之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照的原因。

为何顾命大臣常被新皇杀掉

所谓顾命大臣，就是皇帝在临终之前，亲自挑选任命、用来辅佐尚不能把持朝政的小皇子的臣子。这些人通常是那些德高望重、出类拔萃、忠心护主的高官。古代被挑选为顾命大臣的官员，领着先皇的遗命，代替小皇帝掌控朝政，在朝廷之中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虽不是皇帝，但同样一言九鼎，甚至可以决定是否废除幼主。不过，凡事有利自有弊，顾命大臣的无限风光背后也同样伴随着巨大的危险。

以南朝宋武帝刘裕临终前托付的顾命大臣为例。刘裕在临终前任徐羡之、谢晦、傅亮等人为顾命大臣，嘱托他们辅佐少帝义符。刚开始的两年里，少帝年幼，几位顾命大臣还可以对他进行教育指导，可以代为治理朝政。可是随着少帝逐渐长大，几位顾命大臣对他的影响越来越小，于是几人联合废了少帝义符，随后立宋武帝第三个儿子义隆为宋文帝。第二年，这几位顾命大臣奉表归政，文帝亲政。第三年，亲政后的文帝就先后诛杀了这几位顾命大臣。

顾命大臣为什么要废掉先帝所立皇帝，去立一个新的皇帝？为什么被立的皇帝最终又要将把自己扶正的顾命大臣赶尽杀绝？像南朝这样的例子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这其中有多种原因。

顾命大臣本为先帝选出的忠心为国的大臣，多德高望重，为人耿直。由于古代封建思想的灌输，多数少帝在小的时候因为是太子的缘故，很少有人敢管教他们不得当的行为，这样一来就造成了他们无法无天的本性，小的时候他们不参政，这样的本性不会影响到国家利益，但随着年龄逐渐变大，其性格中的劣根性自然会影响到国家存亡。顾命大臣这时候出于对国家安危的考虑，就会废旧立新。另外还有一种原因，就是有些顾命大臣习惯了高高在上的地位后，当小皇子长大要亲政时不想让出手中大权，于是就设计陷害幼帝，再重新立一位年龄小的傀儡皇帝，使自己得以继续把持朝政。

可是为什么被顾命大臣们册立的新皇帝往往都会反过来杀掉他们呢？

新立的皇帝虽然很感谢顾命大臣给了他们当一朝天子的机会，但是，旧帝被废或是被杀的场面在新帝心中产生了更大的影响。新帝为了防止顾命大臣以同样手段对付自己，就先下手为强，杀了这些权臣，一来可以替曾经受制于顾命大臣的

所以，千百年来的顾命大臣虽然表面上看来风光无限，但背地里要承担的风险更胜。一句“既涉太行险，斯路信难陟”就贴切地概括了顾命大臣的命运，是悲惨还是风光，只有他们自己才清楚。

清朝拒绝外国使节驻京的真实原因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夏，承德避暑山庄，英帝国所派使臣马格尔尼子爵觐见，一干人等因为不肯行清朝的双膝跪拜礼，而与和珅等重臣相持不下。乾隆皇帝被扰得不堪忍受，于是允许马格尔尼子爵等人可以行单膝跪拜礼。此时正逢乾隆皇帝生日，马格尔尼子爵还带来了生日礼物。不过，马格尔尼子爵的目的并不是来给中国的皇帝庆生，而是带着英皇的意愿，希望与中国建交，发展对华贸易，并希望在北京设立英国常驻使节，处理两国事务。

马格尔尼前来，希望“取得以往各国未能用计谋或武力获取的商务利益与外交权利”。简单来说，就是中国仅开放广州一个贸易口岸并不足以称其为海外贸易，希望还能增开宁波、舟山群岛、天津等贸易口岸。但是乾隆皇帝一口回绝了他，并傲慢地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并警告他们不要再到浙江、天津等地进行贸易，否则必定“驱逐出洋”。在中国闭关锁国政策面前，马格尔尼碰了一鼻子灰。乾隆皇帝连解释的机会都没有给他，在自己祝寿典礼结束之后，便派人一再催促马格尔尼使团起程回国。马格尔尼只得率领使团带着一堆乾隆赐予的无用之物，经广州败兴而归。更不用提在北京设立常驻使节的问题了。

61年后，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一次，英美以战胜国的姿态，向清政府提出修约，明确要求在京设立驻华使节，但是咸丰皇帝仍然不答应。按道理来讲，乾隆皇帝敢断然拒绝英国设驻京办事处，是因为当时的大清帝国仍处在隆盛时期，敢于与英国皇室抗礼，但战败的咸丰皇帝，为什么也同样拒绝英美的要求呢？一切可从中国闭关锁国政策处说起。

清廷不敢答应外国人在北京设立领事馆，担心有二：第一，清廷有专门负责外交事务的特命外务大臣，一旦驻华使节进驻北京，就会威慑朝廷，直接向皇帝施压，使得外务大臣形同虚设，而皇帝也将面临被逼迫的境地；第二，各国驻华使节的生活习惯各有不同，宗教思想均与中土封建思想相左。雍正皇帝时期下令驱逐传教士，就是因为传教士传播的宗教思想有动摇大清根本的嫌疑。所以，乾隆、咸丰皇帝不敢让使节进驻北京。

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多次要求进京面圣、递交国书，清廷都一拖再拖，不让其进入北京半步，宁可牺牲主权和国家利益，也不同意此事。

由于清王朝没有认清外国驻华使节和领事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失去了了解世界的机会，失去了了解外国人性格的机会，也就因此令本国在与外国官员打交道时大为吃亏，而殖民帝国借此机会剥削中国。后果之严重，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