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真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长达十年，在帝国历史上璀璨夺目的万历初政，竟然是在这种波诡云谲的重重黑暗中拉开的序幕。这实在算不上是个好的开头，其诡异乖戾之处，令人无法想象后面的结局会是皆大欢喜。

对于张居正来说，不幸的是：这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中外想望其丰采”的杰出政治家，只能以这种阴暗的开端，涂抹着自己的脸谱。仿佛挥舞了一支过于粗暴的墨笔，黑墨淋漓之际，使他后来那些对帝国真正伟大的贡献，也变成令人不忍卒睹的花脸。

这还不算，最大的不幸则是——

从张居正一生行状判断，他或许真的不在乎自己的生前身后名。然而，诚如帝国政治所一再展现的那样，此种作为，在多数情况下，伤害的常常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名声，甚至主要不是名声。与二十五年前投身帝国官场的“储相”庶吉士相比，今年四十八岁、年届知命的张居正，已然是帝国首辅。当年那些无限的可能性，如今，已经明确而具体地铺展在他面前。然而，他却很有可能完全没有意识到——他置身其中的棋局，如今，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盘死棋。

就像没有人能够沿着错误的道路走到正确的目标一样，也没有人能够盘活这一局已经死透了的棋。从此以后，张居正真心实意、雄心勃勃地为帝国所做的一切，客观上，可能只是让这盘大棋死得更快而已。

从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看，的确很难得出其他的结论。

除了与冯保之间的知音默契，小皇帝朱翊钧及其母亲慈圣李太后的“倾心委倚”，则是张居正能够大展拳脚的另一个必要条件。

按照《明史》所载，李太后出身于漷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漷县治所在今天北京通州东南的漷县镇。此地在元代为漷州，下辖今日河北省的武清、香河两县。明初太祖时漷州为县，到清代并入通州。太后家境贫寒，其父李伟为避兵祸，逃难来到北京。初进裕王府时，李太后只是一个低级侍女，后来受宠，生下皇长子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隆庆元年晋封为贵妃。而正宫陈皇后体弱多病，且没有生育，一度被“移居别宫”。种种迹象表明，她与李贵妃和做皇帝之前的皇太子相处融洽。

按照皇家制度，新天子即位，应尊先帝时的正宫皇后为皇太后，有亲生母亲须称为太后者，要另外再加徽号作为区别，就是地位略低于正宫皇太后的意思。这种情形，显然无法令万历皇帝和他的亲生母亲满意。另外无法满意的，则是冯保与张居正。于是，冯保以两宫太后并尊暗示张居正。最后，张居正想出了一个聪明的主意：尊陈皇后曰仁圣皇太后，尊李贵妃曰慈圣皇太后，从此，两宫太后并驾齐驱，没有了区别，遂成帝国定制。有一次，小皇帝玩得高兴，对自己的首辅大臣说：“昨天，大内百花盛开，我奉陪母后赏花盛宴，开心极了。”他说的母后，指的当然是自己的生母李太后。张居正奏曰：“仁圣陈太后那儿长期寂寞，恭请皇上能够放在心里。”小皇帝颇以为然，回宫报告自己的母亲后，亲自驾往陈太后所居宫殿，将其接到鲜花盛开处，再设盛宴赏花，尽欢而散。

张居正心思细密，应该令两宫太后深感欣慰。

官修正史《明史》在谈到李太后时说：太后性严明。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治理国家，臻于富强，太后“之力居多”。表明这位皇太后确实曾经给予了张居正相当大的支持。

许多年以后，在给帝国晚期政治带来重大影响的所谓“国本之争”中，万历皇帝对册立自己不喜欢的皇长子为太子一事迁延乖张，太后问他是什么理由，万历皇帝回答说：“因为他是都人之子。”太后大怒，曰：“你也是都人之子！”已年届中年的万历皇帝惶恐万状，跪俯在老太太面前不敢起来。“都人”是当时宫廷内对低级宫女的称呼。后来，几乎受到皇帝终身宠爱的郑贵妃，想以为太后祝寿的名义，让自己亲生并备受皇帝喜爱的福王留在北京，太后很不客气地反问：“我的儿子潞王是不是也要到北京来为我祝寿？”帝国制度，凡成年的皇家亲王，必须到各自的封地去，非皇帝宣召，不许在北京逗留。这位不好惹的老太太，可能是那位倒霉的皇长子，最终能够成为皇太子并登上皇位的重要原因。

慈圣李太后对儿子的管教之严，在历代帝后中是有名的。长时间罚跪是她惩处万历皇帝错误的常用手段。经常是小皇帝哭泣着保证改过，才被允许站起来。每次小皇帝读书下课回宫，太后都会让他模仿讲官，在自己面前复述讲习内容，以考查并巩固其学习成果。每临早朝，太后则必会在五更时分，大约是早晨四点多钟，亲自去叫醒小皇帝，命宦官们将睡意正浓的皇帝强制扶起来，洗漱装束，看着他登轿而去。对于十几岁十分贪睡的孩子来说，其痛苦可以想见。

丈夫死后，这位来自平民家庭、如今富贵已极的皇太后，一个最大的心愿，可能就是儿子能够成为名垂青史的圣贤之君。驱逐高拱之后，她对张居正寄托了无限希望与信任，“大柄悉以委之”，就是将军国大政全部委托给张居正处理，称得上全心全意。据说，她训斥万历皇帝时特别喜欢用的一句话是：“要是让张先生知道了，看你怎么办？”这种情形，很像那些拿“狼来了”制止小孩子啼哭的民间妇女。可以看出，其间并无恶意，充满敬意。

后来，甚至到小皇帝已经长到十八岁，娶妻生子，按照帝国惯例早已到了亲政——主持国家大政的年龄，张居正“乞休”、“归政”，就是请求退休，将大政归还皇帝时，皇太后仍然命皇帝传达了自己的断然回答：“请张先生辅导皇帝到三十岁，那时再商量由人接班也不迟。”这位皇太后一口气活到了万历四十二年，仅仅比自己的儿子万历皇帝早死六年。假如张居正能够像严嵩或徐阶那样，寿命足够长的话，后来的情势发展可能会变得特别有意思。

从人的心理发育规律看，假如真的用狼吓唬孩子的话，大概可以在这孩子的心中有效地培养出对狼的终生恐惧；而若不是狼而是人的话，那么，这种恫吓一遍遍重复的结果，则可能会在小皇帝心中，既培养起对张居正的敬畏之心，却也完全有可能为皇帝未来的逆反心理，埋下意味深长的伏笔。

不幸的是，情形很有可能就是这样。

以国人细致入微的敏锐观察力，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正值盛年守寡的李太后信任与支持张居正，有着其他方面的微妙考虑，譬如男女之情一类。

公元1572年，即隆庆六年六月十九日，驱逐高拱的第四天，小皇帝单独召见了张居正。这次平台召见很有名，是张居正位居帝国首辅之后，与皇帝之间的第一次奏对，大体确定了十年万历初政的基调——

小皇帝对张居正慰劳备至，说：“先帝活着时多次告诉我，先生您是忠臣。今后，所有的事情都要先生尽心尽力地辅佐。”

张居正泪流满面，跪俯在地上，顿首泣谢，曰：“臣承蒙先帝厚恩，不敢不竭忠尽力，以图报效。方今国家大事，惟在遵守祖宗旧制，不必纷纷更改。讲学亲贤，节用爱民，是为君之道所最首要的，恳请皇帝圣明留意。”

小皇帝回答道：“善。”第二天，张居正于心潮难平之中，向小皇帝呈献了十年辅政生涯中的第一份奏疏。其中谈道：

“为臣之道，必须出以公心，不谋私利，才能称得上一个忠字。臣子我从小受父亲和老师的教诲，对这个字烂熟于心。走上官场之后，兢兢业业，没有做过什么堕落、从而玷污这个字的事情。”

“如今，承蒙皇上天语谆谆，恩若父子，人非草木，我怎能不激励自己奋发有为！”

“我要谨守祖宗旧制，不敢以臆见纷更；为国家爱养人才，不敢以私心好恶取舍。”

“我要以区区之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张居正希望皇帝“念念不忘祖宗缔造国家的艰难，念念不忘先帝托付的重任，讲学勤政，亲贤远奸，使宫府一体，上下一心，以成悠悠之治”。从中，不难看出张居正心潮激荡，必欲有大作为的雄心壮志。以至于四百多年后读来，仍令人不免感慨万千。

从纷纭驳杂、汗牛充栋的各种记载中，很难得出张居正与王安石一样，进行过大规模变法的结论。尽管后来——直到今天的人们时常把这两个人的作为，并称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变法”，认为此二人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伟大改革家。甚至在张居正如日中天、大权在握时，就曾经有人将张居正类比为王安石，而对其进行猛烈抨击。

这种说法十分可疑。

姑且不论成败，王安石具有丰富的行政管理经验，其财政、金融等经济思想与观念，系统、高明而且超前，并确实曾经在大宋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里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制度变革。

张居正则在帝国官场长期熏陶下，缺少深入系统的思想理念，他更多凭借的是申不害韩非子古老术家与法家那一套权谋智术。因此，在制度层面上，我们找不到或很少能够找到张居正进行或试图进行变法的证据；在理论层面上，也很难看出他有什么富有创意的贡献。他所做的一切，大体是在现有制度、体制框架内进行的。诚如张居正自己所说，他要做的，“惟在遵守祖制”，“为祖宗谨守成宪”。

用今天的语言表述，张居正所追求的目标，可能就是用谋略、强力手段，恢复祖宗——朱元璋时代的帝国制度活力，从而，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达到民富国强。举凡张居正十年施政举措，譬如：

尊主权——可以理解成尊重君主权力；

课吏职——对官吏职责高标准严要求；

信赏罚——赏罚严明奖勤罚懒；

一号令——统一思想统一号令统一行动；

以及裁汰冗员、整顿驿站管理、节俭开支、整饬边防与军队、实行一条鞭法，乃至清丈土地等等，无一不可以作如是观。

张居正著名的《陈六事疏》，被认为是“系统地提出了改革政治的主张”。实际上，仔细推究起来，这所谓“六大改革纲领”——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实在没有一件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倒真实地反映出了张居正试图恢复祖宗旧制的努力。

即便如此，仔细检视当日之情形，应该说，张居正的这种努力，进行得相当艰苦卓绝，其程度还真的不亚于一场真正的改革。

原因是此时大明帝国已经走过了二百年漫长岁月，就像我们在以前的描述中所不断看到的那样，当年太祖创立的制度，如今大多演变得面目全非。而困扰中华帝国近两千年的制度弊端，也在此时一一出现，其交织缠绵的结果，令种种弊害，更加积重难返。譬如，豪强富户，“多依势恃强，视佃民为弱肉”，表明新一轮的弱肉强食早已展开。而土地兼并也已经具有了浓厚的大明帝国特色——“有地无立锥而籍田逾顷亩者，有田连阡陌而版籍无担石者。”意思是，有的百姓穷得无立锥之地，却在官府的赋税名册上记载着百亩以上的纳税额度；而土地极多的大地主，反而在官府没有记载，也就是说不需要纳税。于是，许多农民“抛荒田产，避移四方”。

在我国历史上，一般说来，这种情况一旦出现，便大体上意味着社会动荡不安，官吏渎职自肥，而国家财政状况则窘迫日深。

这种病态的情形，在张居正执政之初的各种文字中反映极多——“生民之骨血已罄，国用之广出无径，臣等日夜忧惶，计无所出。”张居正的忧虑十分真实，民脂民膏已经被榨干了，若没有更好的办法，则“元末之事可为殷鉴”，元朝覆灭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

那么，怎么办？张居正认为：“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格，扫除廓清，不足以弭天下之患。”显然，张居正是以这种“磊落奇伟之士”来自我期许的。

平心而论，在获取权力的过程中，张居正的作为远非无可挑剔。但若在一个更大的时间段中考察，譬如观察其十年释放权力的过程，又让人很难怀疑张居正忧国忧民、竭心尽力治理好这个国家的政治善意与真诚。在他的目的与手段之间，于其同时代人来说，无法容忍的地方恐怕不在少数。而对于今日之读者，则充满了难以捉摸的吊诡之处。未来，张居正令人扼腕的命运，可能就是这样导出的。

为了“大破常格，扫除廓清”，张居正采取的手段很绝，相当独特而出人意料。他没有像太祖朱元璋那样大刀阔斧地清算贪官污吏、豪门富户，而是在执政不久，力道很强地推出了一个“考成法”。如果说十年万历初政有什么富有创意的新鲜做法的话，大概这个“考成法”可以算在其中。

公元1573年，即万历元年，张居正上《请稽查章奏随事考成以修实政疏》。他认为：“天下大事，困难之处不在于立法，而在于有法必行；不在于说些什么，而在于说出来就一定要有效果。”遂制定考成法。

考成法规定：帝国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将所有应办之事，按照道路远近、事情缓急，规定出完成期限，然后分别在三套账簿上记录在案。一套留在部、院存底，一套送六科监察部门以备注销，一套报呈内阁查考。中央六部与都察院对于所有承办官员，每月检查一次，完成一件则注销一件，未能按期完成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六科监察部门稽查六部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者提出处分意见。内阁则稽查六科，并对违限与欺瞒者予以惩处。

粗粗看去，这套官吏考核制度很像今天广为人知的“绩效考核制度”。

万历元年十一月，当张居正集皇帝、内阁与司礼监各种大权于一身，雷厉风行地予以颁行时，所达到的深度与广度均十分罕见。在其当日，可能是全世界最严密、影响最大的一套官吏绩效考核体系。

半年后，万历二年六月，按照这套制度考核并完成任务的一批兵部官员，已然受到赏银、提级与加薪奖励。再过半年，万历三年正月，五十四个官员则受到停发工资三个月的处分，涉及未能按期完成的工作事项二百七十三件，其中，包括一批省级行政官员与监察官员。

此后，在一批批官员受到奖励的同时，也不断有人受到扣工资、降级、强迫退休、开除公职等处分。譬如，万历五年十一月，有四十八个各级官吏，被一次性勒令致仕闲住，即强迫退休。于是，纪纲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姑息、百事推诿的状况大为改观，帝国萎靡不振的官场“中外凛凛，毋敢以虚文支塞”——朝野内外兢兢业业，没有人敢于用虚话、套话应付差事。

对此，张居正的同年和主要批评者、大名士王世贞评论说：“张居正执政时，一道政令发布出去，万里之外，早晨收到，晚上已经奉行开去，如疾雷迅风，无所不披靡。”可见其推行力度与成效之大。

这套无所不在的法网编制起来之后，张居正将其功效发挥到了极致。大凡财政、赋税、军事、教育、裁汰冗官冗员、清理驿站制度等等涉及全帝国的重大事宜，基本都让他装进这个大篮子里面去了，而且其坚持不懈的劲头，相当令人为之动容。大史学家谈迁说道：“江陵——张居正志在富强。立考成法，行之十年，太仓之积，足备数载。”其评价颇为积极。

不过，这套考成法还有另外的奥妙之处，它将本来有权监察百官包括监察内阁的科道部门，也一揽子变成了内阁的附庸。在文武百官眼中，这与祖宗之制则是背道而驰的。

科道，是对帝国监察部门——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的习惯称呼。按照帝国制度，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其职责为监察纠劾文武百官，也有当然的权力监察、弹劾内阁成员包括首辅。六科制度则创立于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六年，指的是相对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设立的六科，其官职名称为给事中，职责是辅助皇帝处理章奏，并有权力稽查、批驳、纠劾六部的错误。六部首长尚书的品级为正二品，六科首长都给事中的品级则只有正七品，给事中的品级还要再低。以小官制约大官，以低级别的六科监察高级别的六部，这是大明帝国的一项创造，也是坚不可摧的帝国传统。因此，给事中品级虽低，权责却特重，其锋芒所向，有时甚至可以将位极人臣的大学士乃至首辅拉下马来，打翻在地。

如今，考成法一出，监察御史与给事中们一下子找不着北了。他们本来是皇帝的耳目喉舌，在理论上代表了帝国官场的良心与良知，现在，突然一股脑地变成了内阁首辅张居正鞍前马后的马仔与爪牙，“一不小心，便会受到叱责，长官随即受命对其进行考成”，其郁闷可想而知。对此，王世贞幸灾乐祸地评论道：“御史、给事中们虽然畏惧张居正，然心中大多忿忿不平。”

在理论上讲，科道官员一般是由那些饱读圣贤之书、品行端庄、性情耿介之士充任的。张居正的做法，理所当然会被他们视为对祖宗旧制的破坏和对帝国监察事业的凌辱。终于，对张居正的抨击开始了，炮火并渐趋猛烈。

万历二年五月，翰林院飞来一只白色的燕子，内阁也有碧莲花早开。百忙之中的张居正将此作为祥瑞献报皇帝。结果，受到冯保的当面批评：“万岁爷年纪小，不要用那些奇异之物开启他的玩乐之心。”一位南京户科给事中上书斥责张居正，曰：“地方大旱，大家都忧心忡忡，张居正却献什么祥瑞，实在不是大臣应该做的。”弄得张居正好生无趣。

转过年去，万历三年二月，第一次年度考成结束不久，这位给事中再次上书，除批评张居正外，矛头直指考成法，并暗指张居正、冯保为谀佞之臣。结果，张居正大怒，十三岁的小皇帝也大怒，安了一个显然胡扯的罪名，将这个楞家伙“革职为民，永不叙用”。当年十二月和第二年正月，又相继有两位御史上书，猛烈抨击张居正。第一位，直截了当地引用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三不足故事，抨击张居正和皇帝误国且自误。皇帝下旨，令锦衣卫将其抓进镇抚司监狱，“好生打着问”。结果，此人虽被打成重伤，却坚决不肯改口认错，最后，定罪发配浙江定海充军。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在此期间，有数位御史和给事中相继来到监狱，为他送药并慰问之。

而第二位御史的作为，则对张居正形成了更大的杀伤力。

此人是张居正的门生。不仅于此，张居正还曾经相当看重他，选拔、举荐他担任了正七品的巡按御史。我国古代没有“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一说，座师与门生的关系，在官场视同师生，讲究的是一日为师，则终身为父。并成为帝国官场最重要的人力资源网络之一，其关照、提携、援引的功效有如同乡与同年，为官场中人所不敢轻忽。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前一位御史被充军浙江的一个月，即万历四年正月二十三日，这位御史便洋洋洒洒上书五千言，痛斥张居正植党营私、作威作福、贪赃枉法、擅改祖制等等。从而，成为我国历史上罕见、大明帝国开国二百年以来第一位弹劾座师的门生。

随后两日，张居正连续两次提交辞呈。史书记载说，张居正向万历皇帝辞职时，痛哭流涕，激动得哭倒在地。十四岁的小皇帝走下御座，搀扶起已经年过五十的内阁首辅，并对他说：“先生起来，我要逮捕这个家伙，让他死在监狱里，以慰先生。”

据说，在监狱中，此人受尽严刑拷打，却慷慨自若，言辞更加激烈。最后，对这位御史的处分是“削籍为民”——被开除公职，遣送回乡。不久，他又被几个官员指控为贪赃枉法，不明不白地死在狱中。当时和后来均有人认为，这些官员是在张居正的授意下做的这件事情，或者至少是为了讨好张居正。遂成为一个谜团。

公元1577年，即万历五年，张居正遭遇了一场真正的风暴。

事情起因于九月十三日，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九月二十五日，消息传到北京。第二天，张居正在内阁的几位同僚上书皇帝，希望援引前朝重臣曾经有过的案例，挽留张居正“夺情”，继续工作。

“丁忧”制度是我国一项相当古老的制度。按照这套制度，凡父母去世，其为官且承担主要家庭责任的儿子必须离职，返回家乡为父母守孝二十七个月，当时的术语称之为“丁忧”，也叫“丁艰”。期满后再出来继续做官，叫做“起复”；倘若身为国家重臣，离职后可能造成重大影响的，作为特例，需由皇帝下令，可以免去离职丁忧，穿孝服直接起复视事，术语叫做“夺情”。曾经有过一位唐代官员，因为害怕失去官位与俸禄，不报忧守制。结果，为人揭发，被同僚们视为衣冠禽兽，在法司判其流放充军之后，又由皇帝下令赐其自尽。帝国以孝治天下，忠臣出自孝子，不孝者必然不忠，已经成为人们普遍的信念。生活在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另一个世界的情形。然而，在当时，这是一件绝对重大的事情。其重大的程度，我们可以在嘉靖初年的“大礼议”中，略见一斑。

张居正立即陷入尴尬之中。

一方面，守制丁忧尽孝乃人情之常。不论是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师、为人友、为人臣，所有人伦亲情，社会利害，都要求他如此行事。否则，必将为自己所不忍，更为人所不齿，潜藏着无法预料的风险。

另一方面，张居正素以豪杰自许，认为必有非常之人，方可为非常之事，才能成非常之功。因此，处在一个非常时期，则不必拘泥于常情常理，不必顾及常人之非议，受常人小节的约束。当时，张居正可能正在准备实施意义重大的清丈田亩和整顿赋税，他显然不愿意在政局如此波诡云谲之际，离开朝廷二十七个月。那意味着前面一切努力都可能付诸东流，且同样潜藏着不可测之祸。

这时，发生了一件小事，对张居正的刺激可能不小。按照帝国惯例，内阁首辅离位三天，次辅的座位就可以由次要的位置挪到主位，人们也就可以身穿红袍向次辅道贺，视为他已经自然升为首辅。此次，张居正的去留尚未定，已经有一批人着红袍前去向次辅道贺了。颇为厚道的次辅虽然没有挪动自己的座位，却也实实在在地接受了人们的祝贺。人情恶俗浇薄的官场，着实给张居正上了一课。

从当时的情形判断，皇帝、皇太后、冯保，张居正身边的支持者，甚至包括他同朝为官的儿子，应该都是发自内心地希望他不要离开。张居正遂接受了皇帝三番五次的慰留，夺情视事，在官守制。

谁知，恰在此时，一颗巨大的彗星飞临到帝国的上空，其大如灯，颜色惨白，拖着长达数丈的不祥的大尾巴，由西南直射东北，出尾箕，越牵牛，逼向织女星座。未几，紫禁城中竟然又发火灾。天象示警，灾异横生，一时间人心大浮动，蜚短流长，谣言漫天，以至于西长安门上居然贴出了张居正谋反的传单。（以上事见《国榷》卷70，万历五年十月诸章；《明世宗实录》卷68，万历五年十月诸章）

在此期间，还发生了相当于人事部部长的吏部尚书去职事件。

这位吏部尚书在前一年张居正的门生弹劾张居正时，曾被指为是张居正植党营私的私党之一，人们也普遍认为他是张居正的亲近分子。如今，他竟然在几十位翰林院官员的要求下，带领他们一起来到张居正官邸，请求张居正作为帝王之师、帝国首辅应该以世道人心为重，给天下苍生作个好榜样，回家丁忧去。张居正义正词严地予以批驳，并在激动之中，叱责他们不执行皇帝的指示，逼迫自己，居心叵测。

随后，有两位科道官员立即上书弹劾，导致皇帝下旨，这位吏部尚书被勒令致仕——强迫退休，罪名是藐视皇帝，无人臣之礼。

这种情形，立即使人们躁动的心情激动而且愤怒起来。不少人觉得，这个张居正贪恋权位，又忸怩作态，无非是想堵住天下万世悠悠之口，实在不是个东西。于是，十月十五日吏部尚书罢官，十六日星变未弭而宫中火起，十七日出现了传单，十八、十九、二十日便有四位官员相继上书，反对夺情，弹劾张居正。他们比张居正更加义正词严地质问道：“陛下以江山社稷的缘故慰留张居正。对于江山社稷来说，最重要的是三纲五常。皇帝的老师，国家的元辅大臣，乃纲常之代表，却置纲常于不顾，难道江山社稷还能够安宁吗？”

就此，推车撞壁，再也没有回旋余地。

愤怒的张居正和与他同样愤怒的皇帝，不约而同地将此种情形看成了对自己权威的蔑视，也几乎是不约而同地决心以非常手段——廷杖，对付之。

这时的礼部尚书是一位才干素著的人物。他曾经多次反对过张居正，张居正表现出了一个大政治家应有的胸襟，并不介意，多次推重，直至使他出任高官要职。此刻，他意识到如此激烈的强硬手段势必带来深刻的后果。于是，出面找张居正斡旋。素来冷峭孤傲的张居正竟然一反常态，跪在来人面前叫道：“您饶了我，饶了我吧。”礼部尚书叹息而去。

翰林院掌院学士也汇集数十位翰林院官员，前往张居正官邸。张居正拒之门外。这位掌院学士闯入府邸，劝解张居正。张居正泪流满面，又一次跪下，举手索刀，做出自刎状，并嘶声喊道：“皇上一定要留我，先生们又坚决要驱逐我，这不是要我死吗？”他叫道：“你杀了我，杀了我吧！”事情已然无可挽回。

廷杖的结果，留下了长久的伤痛。数万官员与京师民众聚集在长安街上，目睹了血肉横飞的一幕。其中，一位胖大的受刑者被打脱的肉有手掌般大小。他的妻子遵循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轻弃的古训，将丈夫的肉风干腊制后珍藏起来。他们受到了人们广泛的尊敬与倾慕。一位张居正的同事、当朝内阁大学士将一只玉杯、一只犀牛角杯赠送给了其中两人，上面分别镌刻着充满敬意与感叹的诗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