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嘉靖二十六年步入仕途，到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罢相，十五年间，除了一篇还算言之有物、却基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的奏章之外，在那剧烈惨重的政治搏杀中，基本看不到张居正的身影。包括于他有知遇、提携之恩的徐阶身处险恶的漩涡之中时，也看不到他伸出援手的表示。

但是，诚如我们在前面看到的那样，严嵩势焰最盛时，深切忌讳着徐阶，致使那些与徐阶相友善的人们，鬼鬼祟祟，不敢与徐阶相交往。值此之时，唯有张居正，始终以相当磊落的方式与徐阶往还，导致深知徐阶推重张居正的老严嵩，都十分欣赏器重这个年轻人。

此人之道行可谓深矣。

嘉靖二十六年，即公元1547年，张居正科举中第被选为庶吉士之后，教习他们的人，正是刚刚来到翰林院不久的徐阶。

在此之前，徐阶是吏部侍郎，即主管全国干部人事工作的第二把手。当时，连续几任吏部尚书都很看重徐阶，所以，“阶数署部事”，很多时候都是徐阶在代理主持工作。后来来了一位自我感觉极好的尚书，大事小事都要自己说了算。于是，徐阶就躲开了，来兼翰林院学士，不久，成为翰林院掌院学士。

翰林院是在唐代开始设置的，最初的功能，是为皇宫内部提供各种艺术、技艺表现与表演的部门。宋朝的翰林院下设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其最高首长叫翰林院勾当官，搞得就连御厨茶酒也称翰林。而所谓翰林学士，则是由具有优秀文学才能的朝臣充任，其工作的部门在唐代叫学士院，在宋代叫翰林学士院，元代则称之为翰林兼国史院。到了明代，才开始将修史、著作、图书等事务归于翰林院，正式成为外朝官署，“备天子顾问”是其重要职能之一。其最高首长就是掌院学士，一般由正三品以上的大臣充任。

这是一个没有什么职权的部门，却是一个极其清贵的地方。当时，帝国中央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不是进士不能入翰林，不是翰林不能入内阁，首都北京和留都南京的礼部尚书、侍郎和吏部右侍郎则非翰林者不能担任。从一个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其清贵，明朝的宰辅也就是内阁大学士共有一百七十余人，出身翰林者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因此，人们才会将庶吉士看成是“储相”——后备宰相。

徐阶在翰林院教习的庶吉士们，实际上可以被理解成为中央后备高级干部博士后专修班学员。徐阶兼具双重角色，既是他们的导师，也是他们的校长。就是在此期间，徐阶发现了张居正。

当时，社会上和官场弥漫着一种追求诗词文学名声的热潮，许多类似今天各种沙龙的文学小团体到处涌动：

——“前七子”方才凋零，便出来了“后七子”；

——唐宋派方兴未艾，复古派大旗已高高举起；

——“十才子”的自我感觉刚刚渐入佳境，“八才子”又意气昂扬地迎面而来；

——你们哥几个管自己叫“三杰”，我们兄弟们就是“四俊”。

自娱自乐，相当热闹。

其百无聊赖之处，我们可以在今天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看出苗头——那么多才俊名士们，能够如唐诗人宋词人那样，被人们而非专家普遍记住名字的，却是一个也没有。

张居正则几乎完全置身于外，与那些热热闹闹的场面保持着距离，相当克制地做着自己的事情。从史家的论证中可知，张居正也曾经犯过青年人最容易犯的错误——不可救药地喜爱上了文学。科举中第之前，他曾经相当狂热地以古来诗文大家自我期许，并为此着实下过一番苦功。结果，不但发现自己缺少此方面的天赋才气，还耽误了太多时间，以至于错过了嘉靖二十年的全国会试，并在嘉靖二十三年的会试中名落孙山。也有史家认为，张居正之所以没有参加嘉靖二十年的会试，是因为年龄只有十七岁，太小的缘故。姑且存疑。

是故，此时的张居正潜心于国故典章的钻研，默默关注着时势政治，于喧嚣浮华之中，自显出其特立独行。由此，进入了徐阶的视野。

嘉靖二十八年，散馆，庶吉士张居正顺利点翰林，做了正七品的翰林院编修，大约勉强可以类比为今天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正处级调研员。此后，又是长长的沉寂。其间，曾经为养病等缘故，回到家乡，前后几达六年。

张居正又一次露面，已经是嘉靖三十九年。返回京师的张居正，出任国子监司业，开始成为国子监祭酒高拱的助手与同事。

国子监是帝国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和帝国最高学府。祭酒是其最高首长，可以理解成相当于今天的中央最高加唯一国立大学校长；司业则相当于常务副校长，负责以儒学为主的教学事务。从史书记载上看，高拱与张居正志同道合，两人相处得相当好，以至于彼此“相期以相业”。就是说，两个雄心勃勃的家伙，已经在以有朝一日携手担当宰相来互相期许了。

假如他们对对方的个性了解得再深入一些的话，可能彼此就都不会如此期许了。

高拱比张居正早六年科举中第，那一年，即嘉靖二十年，就是张居正没有参加会试的那一年。此后，高拱也被选为庶吉士，毕业后，授官翰林院编修。高拱后来的迅速晋升，有两个重要原因：一个与他在裕王府给裕王当了九年老师有关，另外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则与徐阶的推重有关。

中后期的嘉靖皇帝，极度相信道教师父的话。当时，为了长寿，一个道士警告嘉靖皇帝：两龙不相见。结果，这位皇帝便长时间地不见自己的两个儿子，同时，也在很长时间内不立太子。因为两个儿子中必定有一个是未来的“龙”，立了太子会使两龙相见，会令他联想到自己的死，联想到这个太子有一天会取代自己。对死的恐惧，甚至令他极度厌恶别人谈到皇家子孙的生，因为这同样会使他联想到有生必有死。

由于这个缘故，他的孙子，即裕王的儿子——后来的万历皇帝出生后，有一位当时颇受宠信的宫中女官祝贺他喜得皇孙，没想到，他竟勃然暴怒，立即将这位女官赶出宫去。就这样，万历皇帝长到快四岁了，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因为明代皇家规定，皇室子孙的名字必须由皇帝赐给。

由于这个缘故，人们长时间无法知道，裕王究竟会不会成为未来的天子。史书称“中外危疑”。

此时，嘉靖皇帝的另外一个儿子景王，更受皇帝喜爱，并且没有按照皇家制度到他自己的封地去，长期留在首都，具有明显的争夺继承权的意思。在此期间，高拱一直尽心尽力地辅导裕王读书，裕王相当尊重他，曾经手书“怀贤忠贞”四字赐给他。

嘉靖四十一年五月，严嵩罢相。此后，在新首辅徐阶的举荐下，高拱很快由正四品的国子监祭酒迅速晋升为正二品的礼部尚书，被徐阶推荐参加内阁的值班，为皇帝撰写受到高度重视的青词。并在嘉靖四十五年拜文渊阁大学士，正式成为内阁成员。

此后，出现了一个令人完全意想不到的局面：高拱与徐阶之间发生冲突，渐趋激烈，终至决裂为势不两立。

《明史》中记载：“始阶甚亲拱，引入直。拱骤贵，负气颇忤阶。”从当时情势和史料记载中判断，高拱自视极高，而且，嘉靖四十四年，景王又病死，裕王承继大位已成定局，他很可能认为徐阶是在拍自己的马屁，为将来预留地步，于是并不领徐阶的情。这样，他才会在“骤贵”——突然发迹之后，经常赌气般地和徐阶对着干。

而徐阶大约也确实有预留余地的意思在，因此，对高拱很器重并亲近。但他似乎没有洞察到高拱的心思，因此在处理事务时，显然没有过多考虑高拱的情绪。当时，高拱把自己的家搬到了内阁值班室附近，时不时地在值班时，偷偷溜回家，并且有时还把宫里的器具带出去使用。为此，遭到一位言官的弹劾。这位言官可能有拍徐阶马屁的意思，偏偏又是徐阶的同乡，高拱便认为是徐阶指使的，于是，“大憾之”——痛恨徐阶。公元1566年，即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嘉靖皇帝病死，裕王即位。没几天，转过年去，就进入了新皇帝的年号——隆庆元年。在此期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导致了高拱对徐阶的彻底痛恨，并为此后与张居正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嘉靖皇帝死时，按照惯例，由首辅负责起草老皇帝的遗诏。一般说来，这种遗诏是对过去的盖棺论定，并由此生发出对未来的展望，极为重要，并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官样文章。那些有作为的首辅，常常以此为契机，给国家带来全新的气象。

此次，徐阶就把握了这个机会，在遗诏中，将嘉靖朝四十五年间最不得人心的重要弊端进行了一番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结果，史称：“诏下，朝野号恸感激。”遗诏公布后，朝野上下的人们痛哭失声、感激不已，并将这份遗诏和当年杨廷和撰写的那份诏书，视为嘉靖朝一始一终的两大盛事。从而，成为历史上相当有名的一份遗诏。

没想到，这件盛事却把高拱和另外一位内阁大学士惹恼了。原因是，此时的徐阶“倾心委居正”——全心全意地依靠张居正，他是和张居正商量着起草的这份重要文件，高拱和另外一位大学士连边都没有能够沾上。是故，二人大为光火，以至于那另一位大学士提出：“徐阶诽谤先帝，应该斩首。”这显然是一种意气用事的情绪发泄，透出一股阴暗的小家子气。

而高拱，则以新皇帝潜邸旧臣的姿态，开始了与徐阶的对抗。最激烈时，发展到二人在内阁中，以激愤之词相互辩驳争吵的程度。徐阶的两个儿子及其家人，在家乡横行乡里的事情，就是在此时，被高拱的追随者揭发出来的。

随后，高拱遭遇了来自南、北两京监察官员们排山倒海般的弹劾与抨击，史称：“言路论拱者无虚日。”这可能是高拱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的。最后，隆庆元年五月，大学士高拱以养病为由，辞职了。《明史》作者认为，高拱此次辞职是因为他倚仗皇帝旧臣身份，患得患失，在个人恩怨上反应过度所导致的。这种说法可能是有道理的。

此时的徐阶，被弄得同样灰头土脸。他大约是感慨万千，很难感受到多少胜利后的快感。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一生在大风大浪中出没，哪里想到竟然在自以为风平浪静的港湾里，险些翻了船。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名相声望，经此一番折腾，恐怕是要大打折扣。而且，很有可能他已经觉出，自己在这位隆庆皇帝手下很难再有什么作为了。就此，萌生退意，不久便荣归故里。

徐阶之所以如此决意求去，可能和两个因素有关：其一是隆庆皇帝不可救药的好色，其二是他栽培起来的接班人张居正，让他可以放心地离去。

大明帝国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所有大一统帝国中，出现具有特异性格的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隆庆皇帝可以算是一位。

这位当年显得特别循规蹈矩的裕王，也不知道他到底受了什么压抑或刺激，做了皇帝之后，变成了一只真正的色中饿鬼。以至于在时人的记录中，关于这位皇帝的情色历史，可以称得上蔚为大观。

在他当皇帝的六年中，可能是中国陶瓷业、书画印刷业等制作春宫色情产品最为鼎盛的时期。沈德符在他著名的《万历野获编》中，记载了这位皇帝对于具有高度写实春宫画面的杯盘碗盏的爱好。江南地区一度发生的“拉郎配”抢婚风潮，就发生在此君当政期间。他的宫闱故事也相当可观。因此，煌煌官修正史《明史》，在谈到徐阶辞职时，才会使用特别委婉暧昧的语言方式，曰：“阶所持诤，多宫禁事，行者十八九，中官多侧目。会帝幸南海子，阶谏，不从。方乞休，帝意亦渐移，许之。”表明徐阶辞职，确实与皇帝的私生活有大关系。徐阶可能是老了，见不得皇帝荒唐。

毕竟，在许多年里，他为太子的问题，倾注了不少心血，承担过可怕的风险，也寄托了莫大的希望与理想。如今，他可能会相当失望。他显然没有注意到，这位特别好色的皇帝却也有一个特别可爱之处——他放心放手地让那些聪明能干的大臣们去做事情，极少滥施权术与威风。

可能是青少年时期压抑过久过重的缘故，这位皇帝时常表现得羞怯而迟钝，在朝堂上经常说不清话，甚至连程式化的对答有时都需要大学士们代替。这使人有理由怀疑皇帝的智力发育水平。

结果，徐阶走后，反倒是隆庆皇帝的这个特点，成全了后来回到朝廷的高拱和张居正，使他先后任用的这三位主要宰辅大臣，都可以放手作为，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不同凡响的名臣。也使短短六年的隆庆一朝，在明代历史上成为颇有建树的一个时期，在史家们口中享有不错的名声。

张居正真正走上历史前台，应该是在嘉靖与隆庆相交之际，也就是嘉靖四十五年年底与隆庆元年年初，即公元1567年之初。

徐阶对张居正最为深谋远虑的一个安排，就是在扳倒严嵩的第二年，即嘉靖四十二年，将他调到了裕王府邸，去充当裕王的老师。他再度与高拱成为同事，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也相当友善。

当时，这个安排多少带有一些风险。因为，嘉靖皇帝喜爱景王远在裕王之上，是众所周知的。而景王的封国偏偏又特别意味深长——他被封在了德安府，就是当年的湖广安陆州，嘉靖皇帝的龙兴之地。没有人知道，这位皇帝会不会在一阵清风吹起一缕香烟直达天庭之际，一纸诏书把他召回来，立为太子。以嘉靖皇帝一生行事风格判断，如果他想要这样做的话，恐怕是没有人、包括徐阶能够阻拦得了的。事实上，直到两年后，景王病死，这个风险才算最后化解掉。

张居正在裕王府邸三年，“王甚贤之”，裕王特别欣赏看重他。此时，还有一个相当意味深长的细节，“邸中中官亦无不善居正者”，王府中的宦官们没有不喜欢张居正的。这个情节极其耐人寻味，似乎预示了他今后一生的基调。

值此充满变数的时刻，在拟定嘉靖皇帝遗诏前后，张居正和前两年的高拱一样，在徐阶的栽培下，飞快地晋升。从侍讲学士领院事，到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再到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成为内阁成员，最后，到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荣衔。从正五品，即相当于今日司局级的学士，晋级到从一品的副宰相，此人只用了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这已经不是一般意义上优美的三级跳了，根本就是在六七级之间身轻如燕地飞身而过。更其厉害的是，如此神速之晋升，并未引起朝野内外、官场上下明显之恶感。其内外双修之功力，由此可见一斑。

张居正与徐阶的做派完全不同。

当时，在内阁中，张居正资历最浅，不但最后一个进入内阁，在名位上也是排在最后。但唯独他一个人，完全不来礼贤下士那一套，总是庄重俨然地拿出宰相的派头，很傲慢地对待朝中那些高级官员们，对任何人都不假以辞色。谈论问题时，说话不多，但只要张口，便一定切中要害，极其到位。是故，人们对他“严惮之”——特别心存畏惧，超过了对其他所有的宰辅们。这时，张居正的年龄只有四十二岁。

到目前为止，张居正表现得相当清高孤傲，才能卓越，并且有为有守，决不苟且。在他步入帝国官场，严嵩势焰熏天的十五年期间，尽管严嵩也器重他，他却谨守着这道底线，看不到他做过趋炎附势、苟且下贱的举动。这应该是徐阶特别推重他的重要原因。事实上，这也是我国古代社会中特别为人敬重的品质。

张居正为人行事中的这种孤高冷峭，给人的印象相当深刻。

“仆固疑兄太冷耳”——我真的怀疑仁兄的性情实在太冷了。

张居正“此兄养邃而识精，弟心所师资者，第其性太简，不奈与人群”——张兄居正学养深邃、识见精湛，我在内心深处是把他当老师看的。只是他性格太傲，不屑与人周旋，很不合群。说这话的人名叫耿定向，是当时很有名的一个官僚型学者。张居正死后，此人以伪善闻名，与李贽二人间相互猛烈抨击，后来官居礼部尚书。他与张居正的关系，应该属于那种既是深受倚重的下属，又是相当亲密的同志与战友。他对张居正的评论，可能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因此，当张居正将高拱打翻在地、“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时，在整个帝国出现的反响是：“中外想望丰采”——朝野内外的人们普遍地景仰他，对他的丰采心驰神往。

然而，当此时，事情已然埋下了向截然相反的方向转变的伏笔。其意味深长之处，甚至令四百年以后讨论这一情势的我们，仍然备感心灵上的折磨。

高拱返回朝廷重当大任，是张居正谋划的结果。当时，徐阶离开后，张居正的处境很不舒服，原因是其他几位内阁成员与张居正的关系并不融洽，有的人甚至很小看他。为此，张居正与一位当年在裕王府邸相友善的宦官联手，说服隆庆皇帝，召回了高拱。这件事情发生在公元1569年，即隆庆三年冬天。

复出后的高拱，权势极大，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不久，更以内阁首辅兼任吏部尚书。我们知道，按照帝国制度，吏部乃六部之首，负责天下官员的考选封授，权责特重。因此，由吏部尚书而晋为内阁大学士者，所在多有。然而，以内阁大学士兼任吏部尚书者，高拱却是到此时为止的第一个；而以首辅之尊又兼任者，更被视为一代之旷典，是大明帝国历史上，皇家对臣子从未有过的崇高信任与授权。

由此，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进入了一个真正的蜜月期。这里面，可能有高拱对张居正感谢的成分在，但更主要的，应该是二人在治国理念上的高度志同道合、惺惺相惜所致。史书记载了高拱极为赞赏张居正的才干，在形容二人的关系时，使用的说法是，“拱至，益与居正善”，“两人益相密”。在此期间，两人配合默契，携手并肩，在不长的时间内，做了几件极漂亮的工作，使整个隆庆一朝骤然变得生动起来，局势粲然可观。

改善北部、西北部边疆与蒙古部落间的关系，是此二人的一个大手笔杰作。

大明帝国开国以后，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就是与蒙古各部落之间的关系，一直缠绕了帝国将近两百年。正统年间发生的“土木堡之变”，帝国皇帝被俘、南宫复辟和于谦被杀等一系列大事件都是由此导致的。兵锋直薄帝国首都的“庚戌之变”，就是由蒙古部落首领俺达导演的作品。而帝国首辅夏言被杀，也与蒙古部族干系甚重。到隆庆年间，由俺答率领的剽悍的蒙古族骑兵，已经使帝国在几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精疲力竭。

另外一个历史因素也在时间中发酵，造就了一种相当普遍的传统心理，那就是北宋覆灭之后，力主抗金并战绩辉煌的岳飞被冤杀，形成了一种由痛切的同情惋惜而反弹的情绪。人们习惯上不愿也不敢把责任归结到皇帝宋高宗身上，于是，秦桧便被指为罪魁祸首，被看成是叛徒和内奸，是标准的奸臣。在一定意义上，这并非没有道理。以是之故，在大明帝国，每当出现或将要出现战争状态时，人们就会特别容易由此生发出联想，从而进入到一种普遍的激情里。这是为什么天顺皇帝复辟后，人们传说被冤杀的于谦于少保，是岳飞岳少保转世化身的重要原因。

由此，在帝国内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种相当难以化解的刚性思维模式：只有采用强硬手段的主张，才能够获得广泛的同情与支持，并被认为是忠诚与正派的；而希望通过互惠互利来缓和紧张局势的想法，哪怕这种想法纯粹是策略性的，都特别容易被指斥为心术不正或者居心叵测，并使持有这种主张的人常常面临着凶险的后果。他们时常需要冒的风险，就是被指斥为秦桧的同志。由此，在帝国官场已经形成一种无药可救的历史后遗症，导致众多的官员不愿担负责任，哪怕错失良机。我们在大明帝国的许多高级别论争中，时常能够看到这种情形，用现代心理治疗技术判断，明显表现出心理变态和智商指数偏低的症状。其最后结果，则是“华夷交困，兵连祸结”。（《明经世文编》卷317，王崇古《确议封贡事宜疏》）

双方的日子过得都很艰难，称得上灾难深重。

这时，事情突然发生了意外的转机。

勇猛剽悍的俺答，在自家内部做了一件蛮不讲理的事情。他的一门亲戚是鄂尔多斯地区的首领，家里准备迎娶一个女子，俺答发现这位女子极为美丽聪颖，便不由分说地抢来做了自己的妻子，这就是后来极有名的三娘子。然后，为了弥补人家的损失，他又把自己孙子准备迎娶的姑娘送给了人家。结果，导致他的孙子前来投降大明帝国。大同总督王崇古不顾人们的反对，接纳了这位满腹委屈和牢骚的小伙子，并建议中央政府善待之，利用好这个机会，改善边境上的局面。

为此，帝国官场大哗，立即分成两派。相当多的人认为，万万不可接纳这个敌人的子孙。更有正义凛然者坚定呼吁，终于有了报仇雪耻的机会，主张按照帝国旧制杀之，或者将其安置于远离草原的海滨之地，或者发配为奴。以此报复并打击俺答的嚣张气焰，至少在心理和士气上获得满足。

高拱与张居正则力排众议，明确支持边境地区那位聪明的地方长官王崇古，他们一致说服隆庆皇帝，并下令严厉处分了几个重要的反对者。然后，授予俺答的孙子指挥使职位，并尽力优待之。

最后，出现了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双方开通边境贸易，互通有无，俺答接受了明帝国“顺义王”的称号。从此，大明帝国多年梦想的和平环境突然降临，并且一直维持了将近半个世纪。

据说，那位美丽的三娘子在其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有史家认为，这种和平的局面，“半系娘子”。由此，这位了不起的女性后来被册封为“忠顺夫人”，受到蒙汉两个民族的爱戴。至今，赞美这位夫人的画像、诗词和传奇故事仍在广为流传。

对于大明帝国来说，一个特别现实的好处就是：仅宣府即今日之宣化、大同、山西三镇的军费开支，每年就节省下来六十余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几乎达到了当时帝国年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以上。

此外，高拱在张居正的协助下，于辽东地区的军事布置上大获成功。在一些地区性骚乱的平息上，在一系列国内事务的安排上，均显示出高水平的洞察力与应变能力。比如，贵州报告说，当地的一个土司想造反。高拱在派人去时，明明白白地告诉他：“那个土司肯定不会反。你到之后，一定不要刺激他。”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被他料中。

一时间，在二人的默契配合下，帝国原本晦暗不堪的地平线上，仿佛展现出一派诱人的霞光曙色。

当时，高拱主持了一件事情，特别有意思。其风格与后来张居正的行事几乎一模一样，以至于被人认为此事是张居正操办的。

当时，广西的一个地区长期动荡不安，时抚时反，屡抚屡反，并劫杀朝廷命官，具有了明显的叛乱性质。高拱举荐江西按察使殷正茂为巡抚，就是由主管司法的副省长提升为省长，前去主持剿灭行动。这位殷正茂素有能员之名，却也素有贪婪之名。因此，高拱的提议受到反对。高拱极果断地排除阻力，敦促皇帝下达了任命。后来，此人果然平息了叛乱，证明高拱没错。高拱的说法是：“这家伙贪虽贪，却能成事。”他是从这样几个角度思考问题的：假如有又清廉又能干的官员，当然最好。不然，宁取能干，不取清廉。否则，派一个清廉但不能干的官员去，花费一百万两银子，事情也平息不下来。那就不如派一个能干的人去，说不定给他一百万两白银，哪怕让他贪了一半，可能他很快就把事情给你办好了。然后，高拱的一个配套措施是，在这个家伙的地盘上，大力表彰清廉的官员，以抑制此人可能带来的恶劣影响。

从张居正主政之后的情形看，这也是典型的张居正式思维方式。由此可以看出，此二人何以会很长时间彼此欣赏，气味相投了。

可惜，事态毕竟发生了变化，而且，到最后，变化得一塌糊涂。其演变的方向则是人们所最不愿意看到的。

综合诸多史家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印象：高拱能力极强，个性也极强；对皇帝忠心耿耿，为人直率而高傲；但似乎不是一个豁达大度、有容人之雅量的人。或者说，他肯定不是一个肚子里能撑船的宰相。

他重返政坛执掌大权之后，为了报当年的一箭之仇，对徐阶采取了一连串的报复措施，称得上不遗余力。

在政治上，只要是徐阶当年赞成的，如今他就反对；只要是徐阶当年反对的，如今他就赞成。他在隆庆皇帝面前，用一种有欠磊落与良知的方式，将徐阶当年清理嘉靖朝弊政、从而深受朝野欢迎的措施，说成是对先帝的诽谤与居心不良，试图挑起皇帝对徐阶的不满与怨恨。

在个人处境上，他起用对徐阶怀有怨恨的人来对付徐阶。史书上说，只要能够整治徐阶，则无所不用其极。我们还记得：当初，百官感激并拥戴在位的徐阶，曾经连珠炮一般地抨击高拱；如今，徐阶已经离职，地方官和有关部门的官员们为了给现任首辅高拱留下良好印象，则争先恐后地想办法修理徐阶；监察部门的官员则纷纷上书揭发、弹劾徐阶的罪恶。最后，终于将徐阶的儿子全部判罪充军，并“尽夺其田”——把徐阶家的田产全部剥夺干净。这些记载可能略有一些夸大，但大体上说的应该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终于，这把火烧到了张居正的身上。

此时此刻，张居正的尴尬难受可以想见，徐阶于他有知遇提携之大恩。但凡正派一点儿的中国人，都讲究滴水之恩，则当涌泉相报。他不但没有能够报答徐阶，反而间接令他大受磨难，这算怎么说的？

于是，张居正委婉地劝说高拱，大约是得饶人处且饶人之类的意思吧。高拱本来已经有些动心。谁知，恰在此时，高拱听手下人讲，说是张居正收了徐阶儿子三万两银子的好处，所以要为徐阶转圜开脱。听得高拱一肚子火儿，便要寻张居正的晦气。结果，高拱兴问罪之师，以此责难张居正。史书记载说，张居正脸色大变，指着苍天发誓，“辞甚苦”——可能就是发出了断子绝孙、天打雷劈之类毒誓的意思。高拱觉出不对，请张居正原谅自己的道听途说。然而，对于张居正来说，这哪里是可以原谅的事情？就此，“两人交遂离”——多年的交情算是掰到家了。

我们没有证据，证明张居正就是在此之后下决心与高拱决裂的。但可以肯定，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之后，张居正后来以相当决绝的手段对付高拱时，他大约是可以保持住自己的心理平衡了。

平心静气地观察，即便没有这件事情，高拱和张居正这样性格、意志、能力、抱负同样强烈不凡的两个政治强人能够合作多久，也的确大可怀疑。

事实上，在此之前，我们已经知道，张居正表面为人孤傲冷峭，但他实际上所作的一些事情，与他所给人的外在印象有着相当大的差距。我们也许可以将这种差距，理解成他早就在为未来的政治斗争积蓄力量。

比如，根据帝国的正统观念与制度，作为外廷的官员，张居正不能与内廷的宦官相结交。在理论上讲，外官交结内侍是一个相当严重的罪名，认真追究起来，当是可以处死的罪过。因此，一般说来，这种行为是帝国规范所不允许和为人所不齿的。这是我国历史上，那些与宦官合作的大臣们，通常很难留下良好名声的重要原因。然而，另一方面，在如此僵硬的体制之下，不这样做，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什么都不要做。揆诸历史，这可能是太多的人们，不顾后果地如此行事的重要原因。

问题是，以张居正的性情而论，人们肯定会认为，至少他不应该做这种事儿。然而事实上，他不但在做，而且做得相当周到严密。这种周到严密，肯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这种深思熟虑，应该是出于格外强烈的政治抱负，也必定是建立在对帝国政治运作周密观察的基础之上的。

因此，他与皇帝身边的宦官相谋请回高拱，只是牛刀小试。当他与政治能量大得多的大太监冯保相结交时，便注定了他与高拱之间的决裂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这个问题上，张居正对帝国政治机制的认识、深谋远虑的布置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决心，都是高拱所远远不及的。

应该说，张居正抓住了大明帝国政治体制中最关键也最脆弱的那个环节。

追根溯源，这个环节是由朱元璋所铸造的。

大明帝国创立以前，我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曾经发生过宦官为祸的情形，严重时，甚至可以杀死或者更换皇帝。因此，朱元璋对此有着相当程度的警惕和戒备。他曾经多次表达过对宦官的轻蔑，认为这帮家伙很多都是坏蛋，难得挑出几个良善之辈。用来做耳目，则耳聋目瞎，用以为心腹，则为心腹之患。是故，他们只能从事挑水、扫地、奔走、传达之类的工作。据说，在朱元璋制定的制度中，有一条针对宦官的规定，即禁止宦官读书。掌管图书典籍的宦官，只许具有识字而已的初级水平；具有一定文字能力的，只限于那些需要记录皇帝诏令的宦官。并且，据说他还在皇宫中竖立过一块铁牌，上面书写到：严禁宦官干预政事，预者斩。

如此防范，不可谓不严密了。

然而，当朱元璋制定出力图将大权独揽到皇家，从而确保朱家天下万世一统的政治制度时，其交互作用的结果，却使大明帝国变成我国历史上，宦官为害国家最为惨烈、最为深重的一个时代。

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来自宰相制度的废除。

朱元璋大约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一旨在加强皇家权威的举措，竟会演变成彻头彻尾、完完全全地增强了宦官权威的结果。仿佛就像朱元璋成心如此设计一般。历史老人喜欢捉弄人、特别是喜欢捉弄强人的品性，在此得到了完全的印证。

朱元璋心思细密，考虑重大问题时，常常绕殿徘徊，正思逆想，反复斟酌。当他自以为一切安排都完美妥帖、天衣无缝时，偏偏就忘记了自己那些子孙们，不会都是像他一样的工作狂。他们是要在深宫膏粱中出生、在满身脂粉香气的女人怀里和不男不女的宦官堆儿里长大的。于是，在后来的世代里，朱元璋的如意算盘大都演变得面目全非。其中，以宦官的作用，在制度与实际运作中变化最为巨大。

大明帝国宦官的令人畏惧之处，大体上发生在两个部门：一个是诞生在公元1420年，即永乐十八年八月的东厂；一个是创制于洪武年间，但在宣德年间脱颖而出的司礼监。后来二者合流，变得威力巨大无比。

东厂是对帝国臣民进行侦缉与刑狱的机构，与锦衣卫齐名，常常被并称为“厂卫”。不同的是，东厂由宦官掌控，地点设在东安门北，可能也是为此，所以称为“东”厂。在东厂中，大约是为了进行敬业精神的教育，所以悬挂岳武穆即岳飞画像，并供奉有历任首长的牌位，上面大书“百世流芳”四字。这个机构之所以可怕，是因为它只对皇帝负责，有权力对皇帝之外的任何人进行侦察，同时，其侦察结果可以没有任何障碍地直达皇帝手中。其最高首长则必定是由皇帝最信任的宦官充任，一般称之为“提督东厂”或“东厂提督”。按理说，有一个锦衣卫，已经差不多足够皇家用了，朱棣何以还要再设立一个东厂？对此，至今没有人能够有效地解释清楚。

我们已经知道，在永乐皇帝朱棣手里，发生了中国历史上极其著名的“诛十族”和“瓜蔓抄”故事。知道了这些，再看看那些热烈赞颂这位皇帝雄才大略的历史著作，我们才会明白什么叫心理变态。同时也就会明白，东厂这样一个机构，孕育在他做皇帝的永乐年间，该是多么的恰如其分。

司礼监则是在朱元璋时代设置的。当时，其职能就如其名称一样，是负责皇宫内礼仪事务的。后来，在宣德皇帝时代，与内阁制度大体成型的同时，司礼监也同样脱颖而出，变成了一个与内阁表里相应的重要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