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48年，时为嘉靖二十七年，张居正进京为官的第二年。
这一年，朝廷发生了一连串重大事件，扑朔迷离地发展到最后，以内阁首辅夏言被杀而告终。这是大明帝国自朱元璋之后，一百多年间，第一位相当于宰相级别的人物被杀。朝野内外为之震撼。
这应该是帝国官场给青年张居正上的第一课。
夏言被杀之前，曾经在帝国内阁首席大学士——相当于今天内阁首相的位置上四上四下。
今天人们时常谈到的所谓内阁制度，在我国，其形成时间，大体上是始于大明帝国初期，成型于大明帝国的中期。最后，应该是在张居正走上帝国官场时的嘉靖一朝，方告最终完成。在此之前，似乎并没有内阁这个制度与概念。其演变过程，最早可以追溯到帝国创立者朱元璋时代的洪武十三年。
这一年，是为公元1380年。朱元璋以奸党一案，杀宰相胡惟庸，前后牵连至死者，凡两万余人。与此同时，朱元璋对帝国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改组。在朱元璋留下的《皇明祖训》中，我们大体可以了解到此次改组的内容：“今罢丞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请者，置之重典。”
从此，将在我国实行了至少一千五百年以上的宰相制度正式废除。
朱元璋基本按照宋代“三权分立”和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理念管理军队。将原来相当于今天国防部的一个大都督府，拆分成前、后、左、右、中五军都督府，互不统属，各自负责一部分地区和部队的管理，各自直接对皇帝负责。他们只有对军队的日常管理权，没有调兵与指挥权；该权限由六部之一的兵部，经皇帝核准后行使；统兵权则在军事任务发生时，由皇帝临时任命官员担纲；战事结束后，统兵官交出兵权，返回各自职司，士兵则各回各自的营地。这种纵横交错的管理体制，应该是帝国二百多年间，只在天顺年间发生过一次不成功的兵变，基本无需担心军事政变的原因。
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大幅度提高，其最高首长尚书的官阶由正三品提高到正二品，由以往中书省的下属机构和对宰相负责，改为平行的帝国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均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
御史台改为都察院，负责对文武百官的监察究劾，直接对皇帝负责。其所有御史均可直接上书皇帝。
通政司是负责帝国各种文书接收传递的机关。
大理寺则类似今天的最高法院，负责复审司法案件，与刑部、都察院共同负责司法审判之责任，习惯上统称“三法司”。
由此，与以往世代比较起来，帝国政治制度与机构设置均变得极其简单明了，其最大特点，就是所有权力最终毋庸置疑地全部归到了皇帝手上，即所谓“大权一归朝廷”。此后，该举措在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闪展腾挪，演变得面目全非，大明帝国所有特异景象、重大事件和乱象，几乎全部或与此干系甚深，或在此时埋下了意味深长的伏笔。其影响，堪称至深且巨，令人一言难尽。
而其直接后果，则是一目了然，皇帝的威权变得空前之巨大。同时，其负担当然也变得空前巨大。
《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六十五中记载说：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到二十一日，八天之中，全国共有一千一百六十件各种文书报告送到朱元璋案头，其中涉及各类事项三千三百九十一件。平均计算，该人每天需要批阅文件字数约二十万字，处理事务四百二十三件。就是说，即便此人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一个小时也要阅读八千字以上，并在二十多件国家事务上作出决断。这种情形称得上令人畏惧。就算我们的皇帝是真龙天子，就算他的体力、精力、智力、能力都超群绝伦，就算他无限热爱此种工作，这样的工作量应该也是形同苦役。
为此，朱元璋曾经从民间征召过几位饱读诗书的老先生，来做自己的国事顾问，称春、夏、秋、冬四辅官。其间效果如何，记载相当委婉而暧昧。推想起来，这些来自乡村的老学究，若真能做到不是越帮越忙，真能顾好这个问，倒确实是政治史上的奇观。
于是，朱元璋设置了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和东阁等大学士，挑选那些品级较低、年纪较大、政绩平平的文史官充任，帮助自己处理文书报告，以备顾问，但并不能参与政事。
到永乐年间，燕王朱棣夺了自家侄子的皇位之后，开始让这些大学士参与军国大事的处置。虽然其官阶仍然只有五品，没有部下，没有统辖机构，甚至没有自己专门的办公场所，既无宰相之名，又无宰相之实，但这些人全部是皇帝的亲信近臣，每日侍奉于皇帝身边，奔走于殿阁之下，特别是可以参与机务，看起来很像宰相。为了避开宰相这个已经变得不祥的字眼，加之其名称为“入值文渊阁”，在内廷办事，于是人们含混地称之为“内阁”，算是有了内阁制的大模样。
此后近百年间，大学士们开始兼任各部尚书、侍郎之职——就是兼任六部中的部长、副部长职位，有的还具有了正一品的太傅、太保或从一品的少师、少傅、少保等崇高荣衔，权力地位不断提高。他们虽然不能到兼职的各自部门里去实地任职，也不能干预各部事务，名义上仍然只是皇帝身边的侍从顾问之臣，但在重大事务的决策上，他们实际上已经具有了相当大的权威。如人事推荐与任免建议、内政外交政策制定等等。而他们真正的权威，则来自宣德年间所逐渐发展起来的所谓“票拟”之权。
这位以生产了宣德炉和酷爱斗蟋蟀闻名于我国历史的皇帝，也是一位丹青辞文造诣很高的皇帝。票拟之发明权当属此人。
票拟，又叫票旨、条旨，里面暗含了帝国官场运作的大部分奥秘。
这里涉及帝国国家机器运转的方式与程序——
通常情况下，全国各地、各部门的报告文书先汇集到通政司，通政司登记在案，录下副本，然后将所有文书象征性地报告给皇帝，随后转到内阁，由大学士将处理意见“用小票墨书”后，分别贴在这些报告的封面上，送呈给皇帝最后批示核准，这就是票拟。实际上，等于是为皇帝草拟御批的底稿。皇帝的御批使用朱笔，所以，又叫“批红”。经过批红的文书，再登记备案，录下副本，然后，分发各地、各有关部门执行。
由此可知，全国各地、各部门，包括中央六部，已经很难不在掌握了票拟之权的大学士面前俯首帖耳。
而且，包括了票拟和批红在内的这种国家机器运转方式与程序，还给帝国官场政治留下了两个绝大的漏洞。
其一，当最受皇帝信任的大学士正式成为首席大学士时，“首辅”之称谓便随之产生，而且得到了皇帝的认同。这种情形大约是在宪宗皇帝时期发生的，就是以成化窑瓷器著名的那位皇帝。首辅没有宰相之名，也没有宰相行政号令、任免官吏之实。但当他深受皇帝信任时，却可以垄断票拟之权，并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从而将属于皇帝的生杀予夺大权，相当大程度地转移到自己手上。此时，其令人畏惧的威力，甚至远远超过了以往真正的宰相，这可能是朱元璋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
其二，可能会令朱元璋更加沮丧和苦闷的是，当他的子孙们不像他那么酷爱这些行政事务，或者由于精力、体力、智力、爱好等因素丧失了处理这些事务的能力和兴趣，或者那些朝夕相处地陪伴着皇帝的太监们更加令皇帝喜爱和信任时，那专属皇帝的“批红”大权，便会落到这些曾经深受朱元璋蔑视的宦官们手中，使他们变成真正的皇帝。届时，首辅手中的票拟之权将同时失去效用。于是，既失去宰相之名、又失去宰相之实的满朝文武，便在宦官们的拨弄下，死去活来，痛苦万状。
事实上，到张居正看到首辅夏言被杀的时刻，这两大漏洞，早已经全部变成帝国的现实。
夏言出任帝国首辅之时，我国的内阁制度才最终完善形成。这种情形，可能确实和嘉靖皇帝的身体不太好有关。
从湖广安陆州兴王府，即今天的湖北省钟祥县来到北京的嘉靖皇帝，相当长时间都不能适应北京的气候水土，因此，患有“咳疫”和“痰疾”，曾经发作后连绵数月不能治愈，且发病次数相当频繁而猛烈。从症状上判断，可能是西医所说的严重慢性气管炎或支气管炎。导致皇帝无法临朝面见群臣并处理国政。至少，嘉靖皇帝是这样多次解释自己的作为的。于是，忧虑中的皇帝采取了两个措施，希望改善此种局面。
一个是在宫中大力崇道修玄，斋醮祈福；另一个则是推动内阁制度的迅速完善。前者是希望道教的神灵上帝保佑自己养生长寿，后者则是为了帮助自己控制政局。
在此之前，大学士们虽然具有了较高地位和通过票拟建立的威权，却并没有形成完整的内阁制度。比如，内阁长时间没有自己的办事机构，没有正式的办公场地，曾经一直与翰林院在皇家图书馆——文渊阁内合署办公。到正统十年，即公元1442年，翰林院有了自己的衙署，文渊阁才成为内阁专用的办公处所。又过了不到十年，即景泰中期，内阁有了自己的办事机构，即由中书舍人——机要秘书们组成的诰敕房，内阁制度方告初具规模。
到嘉靖皇帝时，大体采取了三个步骤，使内阁制度最终形成。
一是将大学士全部换成顺从自己的人，并令他们部分地开始干预六部事务，导致《明史》卷一百九十记载说：此后，皇帝身边之臣“无进逆耳之言者矣”。
二是明确大学士为文臣之首，如《明史》“职官志”所记载：阁臣们在“嘉靖以后，朝位班次俱列六部之上”。
其三，则是将文渊阁正式修缮改建为内阁的办公地点，地点在午门之内的东面，文华殿南边的一排十间砖房。阁内一间恭设御座，其余为阁臣治公之所。阁东的诰敕房里加装为小楼，仍为储藏图书的皇家图书馆；阁西制敕房旁添造三间各官书办——就是秘书兼随从人员的写字间。从此，《明史》“职官志”记载说，人们在谈到内阁时，才不再含混地与翰林院和文渊阁搅在一起。
这件事情在嘉靖十六年完成，标志着帝国内阁首辅虽无宰相之名，但已经具有宰相之实。夏言则在次年，嘉靖十七年十二月成为帝国内阁首辅。此后，龙争虎斗，直到嘉靖二十七年被杀。
夏言曾是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在嘉靖皇帝即位初年的岁月里，这位机敏干练、锐意进取的官员曾经在裁汰冗员、清理皇庄等相当棘手的政务中，表现不凡，脱颖而出。此后，嘉靖皇帝在改革帝国礼乐祭祀制度上倾注了极大心血。将天、地、日、月分开祭祀就是在此时开始的，从此，北京城的东、南、西、北四方才有了天、地、日、月四坛。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已经很难理解，当时的人们何以要在礼仪祭祀上投入如此巨大的努力。但在那个时代，诚如典籍所载，国家最大的事情是两个，一个是祭祀天地祖先神灵，一个就是动刀兵打仗。以是之故，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大礼议”会成为真正的轩然大波，嘉靖皇帝非要乱棍打死十几位大臣才行。如今，皇帝对礼仪祭祀的变革，虽没有形成大风波，却也引起了官场不小的骚动。此时，夏言坚定地支持皇帝，又没有引起反对派的过多恶感，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
或许是在官场太过一帆风顺的缘故，进入晚年的夏言少了许多理智，多了不少随意，终于，死在他可能帮过大忙的同乡严嵩手中，以悲惨的结局告终。
严嵩和夏言一样，都是江西人。论年龄，严嵩比夏言大两岁；论科第资历，严嵩比夏言早了十二年；论书法文才，严嵩应该也在夏言之上。但是，若论起权位来，严嵩与夏言却根本无法同日而语。部分原因是，严嵩曾经长期离职，在江西分宜老家养病，时间长达八年多。人走茶凉，这么长的时间，应该是足够被官场彻底遗忘了。然而，在此期间，严嵩饱读诗书，修身养性，使自己的诗词文名和书法造诣均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说，他的书法作品以柔美妩媚见长，其诗词则清丽婉约，深得风人之致。一时间，史书形容他“颇著清誉”，就是说有很高的文名雅望。
严嵩身材高大清瘦，眉目疏淡，嗓音洪亮。于三十六岁重返官场，二十年后，官居南京吏部尚书。我们知道，帝国从永乐年间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便号称“留都”，保留了全套的中央政府机构和编制、官员。只是，那里的官员权限小，且远离以皇帝为核心的帝国中心，时常用来安置一些类似“鸡肋”的官员。比如，酷皇帝朱厚照，当身边的大臣劝谏得令他心烦时，他就喜欢把这种人的官职提升后，送到南京去。是故，那里的官员常自嘲或被形容成是独守空房的弃妇。因此，严嵩虽然升迁得不算缓慢，但心情难免郁闷。
嘉靖十五年，即公元1536年，严嵩以为皇帝祝寿之名来到北京，就此，以五十六岁高龄，走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留在京师。由偏房侍妾，一变而为正室夫人。
在严嵩的诗文集里，可以看到他献给夏言的数首诗。《寿呈桂公少傅》一诗曰：“少傅知予久，交承分愈亲。”全然是后进晚辈的姿态，其谦恭柔媚，套近乎拍马屁的味道颇重。其他大致类似。当时，夏言已经官居内阁大学士，是为次辅。但由于精明干练，深受皇帝信任，权力影响均已超过首辅。由此判断，说夏言在老乡严嵩这次意味深长的命运转变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大约是可信的。
有一次，严嵩在家里做生日宴会，恭请已经晋为首辅的夏言赴宴。夏言退回了他的请柬，没有光临。严嵩便来到夏言家的门外，跪在门口，将请柬高举过头，朗声吟诵内文。终于将帝国首辅请到了寒舍，令严府蓬荜生辉。还有一种说法，说是夏言终于没有莅临，严嵩于开宴之际，恭而敬之地跪在为夏言预留的座位前，为首辅遥遥敬酒。这种做法，应该会使夏言感觉极佳。
据说，严嵩之为人，谦恭和善，蔼然有长者之风。就是在其后来位极人臣、权势熏天之际，仍然保持着此种彬彬有礼、平和谦易之风范，绝少疾言厉色。致使其身后，天下皆指其为巨贪巨奸时，江南文坛领袖钱谦益，仍然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转述了当事人高拱所亲笔记载的一则趣闻轶事。
严嵩当国，也就是主持中央工作时，帝国臣僚和各界名流聚会，为严嵩贺寿。严嵩长身耸立，众人“俯躬趋谒”，就是快步上前鞠躬拜谒的意思。站在一旁的高拱突然“扑哧”一下笑出声来。严嵩问这个下属何故发笑？高拱回答：眼前的情形，令我一下子想起韩愈韩昌黎的《斗鸡诗》来——“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所以忍不住发笑。当时，在北京的江西人很多，民间俚语中，称呼江西人为“鸡”，可能和江西人的某种口音有关，完全没有这个字眼在今天的含义。结果，此话一出，全场欢声雷动，严嵩本人也笑不可抑。钱谦益悠然神往，“先辈风流雅谑，政府词林，行迹无间”，是为“嘉话也”。
年届六十耳顺之年的严嵩，背已微驼，清癯的面庞上，沟壑纵横，刻满岁月的沧桑。在一段不短的时间里，他始终以恭谨之态尊事夏言。这可能是夏言对他心生悲悯，夷然不放在眼里，一直以属下晚辈傲岸待之的重要原因。
然而，事情在起变化。
严嵩的恭谨柔顺和他文采飞扬的辞章，同样给皇帝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天我们能够知道的《庆云赋》和《大礼告成颂》等文字，文辞华美，独具风骚，逢迎之意，其媚入骨。假如用朱元璋的标准判断，大约称得上是“谀而且佞”。此种文字，出自一位花甲老人之手，想来令人心情格外复杂。然而，正当盛年、深具辞文素养且自我感觉极佳的嘉靖皇帝，却在御览之下，甚为喜悦。逐渐，严嵩深获帝心。
而此时，同样年届花甲的夏言，却出现了颇为“另类”的老年颓唐模样。
本来，夏言应该算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人，不但在政事处理上明快精干，在诗文辞章上也颇有烂漫如霞之才。当他在大礼议和礼乐祭祀制度改革上站在皇帝一边时，便深得皇帝欢心和倚重。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似乎忘记了一个道理，天下有才华的人太多了，皇帝更加看重的并非才华，而是忠心与顺从。因此，当上首辅之后，夏言逐渐露出恃才傲物的意思，在皇帝面前也似乎少了一些恭谨。不但不再时时事事随顺皇帝的心意，有时还丢三落四，令皇帝深感不快。因此，在很短的时间里，连续招致嘉靖皇帝不满甚至痛斥，并且曾经三次被斥逐，离开首辅之位。
后世的史家在谈到夏言的表现时，说法很多，占主导地位的说法就有两种。
一种认为，是严嵩等人的谄媚谗言，导致夏言失宠。
还有一种说法，则指斥夏言得意忘形，已经不把皇帝放在心上，从而粗疏草率所致。
更有一种说法，可能并非完全是无稽之谈。
这种说法认为：
夏言的私生活中，有一个绝大的苦恼，即没有子嗣。今天看来，这对于许多人可能正中下怀，免得还要花钱去避孕绝育。但在古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下，这决然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小事。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七出之条”中，用一纸休书将不能生育的妻子休掉，是受到社会支持的。皇帝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嫔与男人纳妾也都出自同样的理由。而那些不能生育的妻子们，主动为丈夫纳娶姬妾，是避免更坏的命运并赢得社会赞誉的重要手段。这和我国被视为神圣的圣贤之道、宗法制度紧密相关。
然而，屋漏又逢连夜雨，船破偏遇顶头风。没有子嗣的夏言，偏偏碰上了一位既妒且悍的妻子，令他又爱又怕。结果，为了是否纳妾以便延续子孙后代的问题，夫人发河东狮吼之威，寻死觅活，闹得翻天覆地。直到夏言年近花甲且身居帝国总理大臣高位了，看看实在生育无望的夫人，方才相当勉强地允许自己的首辅丈夫纳了小妾。由此，导致夏言身心交瘁，顾此失彼。
用这种说法，可以相当有效地说明，当皇帝命夏言撰写《居守敕》时，一贯精细勤谨、且有倚马可待之才的夏言为什么会在最后一天，才慌慌张张地交出草稿。导致皇帝痛斥他：“尔所职何事，至今日方呈草耶？”——你这首辅是干什么吃的，到今天才呈上草稿？随后，不管夏言如何惶恐哀恳，还是将其撤职罢官。是为第一次斥逐。
应用这种说法，还可以解释夏言第二次被斥逐的情形。
当时，公元1541年，嘉靖二十年八月，昭圣皇太后去世。夏言在奏疏中误写字号，遭皇帝叱责。夏言连忙谢罪，并提出身患疾病，请假还乡。结果，皇帝勃然大怒，痛骂道：“何肆意放恣一至于此？”——怎么嚣张放肆到了这种地步！立即下令将其罢免之。
嘉靖皇帝是一个极度挑剔的人，特别难伺候。他曾经为一个错别字，把一位上书言事的臣子廷杖一百，痛打后，再发配边疆充军。在喜欢采用酷刑对付臣僚方面，他可能是仅次于两位祖先——洪武皇帝朱元璋和永乐皇帝朱棣的帝国皇帝。但为一个字如此发落帝国首席大学士，似乎也有些小题大做。据说，他此时已经知道了夏言家中的情形，结果，引起的不是同情和体谅，而是深切的不满。他认为，臣子应该舍身忘家地忠于王事，哪里可以为一己之私而怠慢皇家事业？尽管他自己当初深切沉溺道教之术时的原始动机之一，就有为了广育子嗣的意思在内。由此，导致他觉得夏言已经不可信任。
从后面的专门章节里，我们可以知道，嘉靖皇帝一生高度以自我为中心，从他对皇后、妃嫔、儿子、臣僚绝无体谅的行事风格判断，上述推断可能是能够成立的。
夏言的第三次被逐，发生在半年以后，嘉靖二十一年闰五月。翻检史料，在这次事件中，夏言不但没错，反而称得上是令人尊敬的。这是一些古代的学者们，对夏言颇有敬意的原因之一。让人特别无法理解的，反倒是有今天的学者，对此颇有烦言，令人完全无法知道是出于何种肚肠。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按照帝国制度，皇帝日常戴的帽子是乌纱折上巾，就是唐代所谓的翼善冠。当此时，嘉靖皇帝正在崇道修玄的兴头上。他不但自己喜欢戴道家一种叫香叶冠的道士帽，还让人制作了五顶道士帽五双道士鞋，分别赐给夏言、严嵩等五人。
一般说来，中国历史上，从秦始皇开始，大凡崇信道教方术的皇帝，都要耗费大量民脂民膏，且迄今为止，尚无导致良好结局的事例。不要说行多年恶政，把国家和人民糟蹋得一塌糊涂的汉武帝，就连英武如李世民的早死，可能都和服食道家丹药有关。北宋皇帝宋徽宗赵佶，将崇道推向登峰造极，后来亡国灭家。由此，形成一种较为普遍的心态，对皇家崇道不以为然。
结果，其他人都领赏谢恩，行礼如仪，只有夏言拒绝了。他的理由是：“这不是国家规定的大臣服装，我不敢接受和穿戴。”又说，“现在人们都在盯着我，穿上这玩意儿不是更授人以柄吗？”
嘉靖皇帝闻听之下，勃然震怒，令夏言退出宫苑。六十一岁的夏言，仿佛吃错了药一般倔头倔脑，他说：“须有旨，乃可行。”“下旨乃可去耳。”——必须皇帝下旨，我才能走！
这使嘉靖皇帝切齿痛恨。此后数年，直到诛杀夏言，仍念念不忘，一再提起此事。因此，明代历史学家认为，夏言被杀“由不戴香冠始”。
此时，严嵩的表现则大异其趣。他不但欣然穿戴上了道士鞋帽，还小心翼翼地在帽子上笼罩以轻纱，透出一派朦胧美感。嘉靖皇帝问他：这是典出何故？他庄重地告诉皇帝：天子所赐，不敢轻慢，恐灰尘玷污耳。其结果完全可以想见——帝心大悦。
可能就是在这一次，严嵩老泪纵横地向皇帝诉说了夏言对自己和百官肆意欺凌的情状。皇帝怜惜而且震怒，遂颁上谕，列举夏言四大罪状。听上去，居然有四大罪状，挺吓人，实际读起来，却相当牵强。譬如，不戴道士帽也是一项，等等。但是，在皇帝看起来是大罪状，这就够了。
七月一日，以“臣欺凌君上，作威作福”之罪，将夏言罢官。同时，皇帝指斥监察官员失职，不早做纠举，一口气处分了七十三名言官。一个半个月以后，公元1542年，即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严嵩以礼部尚书为武英殿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机务，仍掌部事，为次辅。八个月后，首辅的儿子可能在科举考试中作弊，事发，首辅被削籍，就是被开除公职。严嵩成为帝国首辅。史书记载说：在此期间，内外百官但凡要做什么事情，都要先取得严嵩同意，然后才能到达皇帝耳边。于是，“副封苞苴，辐辏其户外”。古人文雅，喜欢掉书袋。所谓苞苴者，蒲草编的草包也。《荀子》：“苞苴行与？”杨倞注曰：“货贿必以物包裹，故总谓之苞苴。”说白了吧，就是行贿的红包。辐辏，是车轱辘。就是说，四面八方前来送礼行贿的车子轿子，停满了严嵩他们家门外的街道。公元1545年，即嘉靖二十四年，夏言被召回到朝廷，第四次担任首辅。
原因是，这些年来，严嵩和他那虽然长得不好看，但却聪明绝顶的儿子严世蕃贪渎之声大起。至少有十个以上臣子，揭发弹劾这父子俩贪横不法之情事。前面曾经提到，那位因为考试题被廷杖八十，当场打死的叶经，就是弹劾过严嵩的御史大夫。当时的人们相信，他的真正死因，是得罪了严嵩。
事实上，差不多在十年前，严嵩从南京来到北京后不久，父子俩就已经开始有了“贪”名，皇帝并不在意。在史料上看，他甚至一度认为是夏言在背后支使的这些弹劾。因此，弹劾越多，皇帝对严嵩越加怜爱，觉得他为了忠于王事而受委屈了。后来，严嵩的“横”名一出，甚至一度成为了“独辅”——就是唯一的内阁成员时，皇帝方才觉得有些不是滋味，于是，将严嵩的克星夏言召了回来，放到严嵩的脑袋上。
如果说，以前夏言对严嵩只是不假以辞色，还不能说是欺凌的话，这一次，他倒是真的算得上欺凌严嵩了。
他把票拟之权全部拿过来，眼睛里仿佛就没有严嵩这么个人。然后，三下五除二，把严嵩这些年提拔起来的官员，抓的抓，贬的贬，流放的流放，开除的开除，弄得严嵩好不容易搭起来的班底，一时间七零八落。此时的严嵩，唯唯而已，很少表示什么。就连他最亲近的人被撤职，他也几乎不施以援手。
帝国官场故事告诉我们，大凡到了这种情形出现的时候，故事的结局也就快到了。
不久，夏言抓住了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贪赃枉法的证据，他立即准备动本弹劾。这一次，严嵩真的慌了。他那绝顶聪明、自称天下才华自己一个人占了三分之一的严世蕃也糊涂了，不知该如何是好。于是，发生了为许多史书广泛记载和引证的故事——严嵩带领儿子严世蕃来到夏言家里，长跪痛哭，以求免祸。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帝国第一副宰相的严嵩，携大约是副司局级干部的儿子严世蕃，来到相当于帝国宰相的夏言家求情。夏言称病，将其拒之门外。严嵩将一个不小的红包硬塞进传达室工作人员的手里，然后，与儿子一起挤开该半推半就的工作人员，来到夏言的卧室。额头上敷着一块毛巾装病的夏言，听到传达室工作人员与人拉拉扯扯的声音，睁眼看去时，严嵩父子已然跪在床前，放声大哭。
据说，当时夏言长叹一声，“遂置不发”。就是把事儿搁下了。严嵩父子以此一跪一哭，逃过此一劫。
登上首辅位置之前的夏言和做了首辅之后的夏言，行事风格颇多改变。而在首辅名位上四上四下，令他发生的变化似乎更大——理智越来越少起作用，强硬与随意更多地表现，甚至全然丧失了政治斗争中的警觉与敏锐，连“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一基本问题都搞得糊里糊涂，毫不讲究政策、策略与方法，没有重点，没有层次，没有步骤，没有韬略，就像对待严嵩父子时一模一样，碰上一个打一个，只要在口头上打服了就行，仿佛是在快意恩仇一般。
夏言老矣。从里到外都已经不复当年之风采神韵。英雄暮年，他实在应该听从一位幕僚的劝告，不要第四次出任首辅之职。
不久，夏言的剑锋直指嘉靖一朝的首席宠臣——陆炳。
事情的起因大体是：这位与嘉靖皇帝吃同一个母亲的奶长大、且救过皇帝命的锦衣卫都指挥使，和另一位皇亲国戚合伙贪赃枉法，数量可能还不小，证据落到了夏言手里。夏言准备彻底查办此案。
夏言做得没有错，用圣贤的标准衡量，他是值得赞扬和歌颂的。
问题可能是出现在政治斗争的时机、策略与夏言的心态上。
当时，贪横之声最大、民怨最大、夏言最应该首先给予致命打击的敌人，当然是严嵩。结果，却被夏言轻轻放过。
陆炳是终嘉靖在世期间最受皇帝宠信的第一人，手中常年掌控着帝国的锦衣卫特务组织，这些都可以不论。问题是，陆炳也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属于那种一按开关，全身上下到处活动的机灵角色。在严世蕃口中，天下之才他自己占了三分之一，另外占了三分之一的一个人，就是陆炳。此人坏事没少干，但一个最大的长处，就是特别喜欢结交各界名流雅士，和文人士大夫们的关系相当友善。同时，他与夏言和严嵩的交情都不错，没有明显的亲疏远近之分。显然，他应该是夏言尽力争取的同盟军，结果，反被夏言推到了严嵩的阵营，变成了自己极其可怕的敌人。
史书记载说，当时，陆炳很恐慌，给夏言送去三千两白银，大约相当于今天的三四十万元人民币的样子。
据说，夏言一生清廉，最痛恨官吏贪渎。
第二天，这笔钱被退回，上面附着一张字条，曰：老夫一生，只受朝廷俸禄。
陆炳急了，跑到严嵩处求救。严嵩当然不会把自己父子的情形告诉陆炳，他换了一个说法，用春秋战国时期一位磊落伟丈夫的典故，点拨陆炳：“看来只能效法古代名将，如廉颇般负荆请罪了。”
陆炳大悟。来到夏言家门前，长跪请罪。夏言答应不再追究，但要求他自己写一份供状，就是检讨书，自己交给皇帝。从此，陆炳恨夏言入骨。史书上说，严嵩和陆炳就此联合起来，“日与谋倾言”——每天商量着如何干掉夏言。夏言全无觉察。
与陆炳同案犯事的是一位侯爵，乃当今嘉靖皇帝的亲姑父。嘉靖皇帝由藩府王子入继大统时，就是这位姑父前往迎接的。以是之故，该人成为整个大明帝国唯一一位没有军功却被封为侯爵的驸马。他曾经在一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中，虽不是为了支持夏言，却在夏言的最后胜利中，起过重要作用。因此，他也应该是夏言的同盟军。
此次，他同样来到夏言家里请罪。在他作势欲跪时，夏言赶快将他扶起，首辅还没有强横到敢让皇亲国戚给自己下跪的程度。夏言相当恳切地劝导这位侯爷，请他以国事为重，莫让蝇头小利坏了一世英名。那侯爷哪有什么英名可言，且从数量上判断，可能也绝非小利。夏言无异对牛弹琴。换来的是侯爷表面诺诺，实则切齿痛恨。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除了恩怨之外，已经六十五岁的老首辅夏言，可能确实希望把乌七八糟的帝国官场，收拾得稍微干净一点。而在上述事例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他的这些全无谋略的做法，除了树敌，并使事情变得更糟之外，已经没有可能达到好一点的结果。表明此人的政治智慧与才能已经枯竭。
在这个过程中，他还显然忽视了另外一个可以要命的因素——皇帝的心思。
此时，皇帝已经又一次开始对夏言不满。
已过不惑之年的皇帝，此刻是越发地“惑”了。他真心地、深切地沉浸在道家的修玄斋醮之中，希望以自己的虔诚获得昊天上帝的回应。因此，他特别需要经常地向神灵表达自己的崇敬，同时汇报自己的思想，以求得福佑。其具体做法，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向上帝贡献青词。
写青词的难度，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介绍。事实上，真正的难度还在于，写一篇两篇还可以，十篇八篇也能对付。若是三天两头长年累月地写，不管白天黑夜吃饭睡觉地写，还不许重复、还要每出新意，还要全部都符合上帝与皇帝两位神灵的心意，这的确不亚于一件看不到头的苦役。
夏言曾经是一个为皇帝撰写青词的高手，这是皇帝十几年间对他由喜爱、宠信、离不开，到又恨又爱，三番四次赶走了又召回来的原因之一。然而，此时的夏言，可能对此已经厌倦，他不再把为皇帝撰写青词看成是帝国内阁首辅的最重要国事了。平心而论，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宰相，每天需要处理来自全国各地的行政事务，还要长年累月地应付皇帝这种根本就是变态的需求，也真够难为他的。于是，时常命手下人代笔，或者用过去的底稿，改头换面一番，呈献上去。
然而，糟糕的事情就此发生，且无可挽回。皇宫里，屡屡发生皇帝恼怒地将他呈来的青词，狠狠摔到地上的形事。
这些情形，夏言完全不知道。原因是，他对皇帝身边的太监从不假以辞色，公事公办，完事拉倒，并不表示什么特殊的客气。这样，太监们自然也就没有义务为他通报什么信息。此种情形，完全符合帝国规制。夏言并没有做错什么。
严嵩则与夏言完全不同。这位比夏言还年长两岁的六十七岁老人，突然青春焕发，真正是老当益壮。他把身心几乎都投入到青词的写作中去了。于是，六十多年积累起来的圣贤经典、仁义道德、诗书礼乐、人生阅历全部化为锦绣文章，化为皇帝的满心喜悦，化为直达上帝面前的缭绕香烟。
严嵩的另外一个不同之处是，他为人很客气。对皇帝身边的人尤其客气。每当与太监接触时，迎来必定嘘寒问暖，送往则殷勤叮嘱保重。最重要的是，握手致意之际，每每会有一个银或金元宝酬谢辛劳。结果，自然大不相同。
据说，嘉靖皇帝经常会让太监们在夜半时分，悄悄观察内阁大学士们在做什么。他得到的消息，差不多都是：夏言在酣然大睡，而严嵩则在孤灯之下苦苦构思撰写青词，常到更深漏尽。
公元1547年，即嘉靖二十六年，对于张居正是个好年头——高中进士并选庶吉士，对于帝国却是一个不祥的年份。
前一年八月，陕西三边总督曾铣上书皇帝，提出收复河套地区，解除蒙古族骑兵对帝国西北边境威胁的方略。嘉靖皇帝找不到感觉，命兵部论证该方案，兵部把球踢回给了曾铣，令与其他西北地区负责人一道商量，拿出可行性报告。夏言则认为曾铣忠勇可嘉，建议皇帝采纳其建议。皇帝接受，下令褒奖曾铣，并决定预做准备，推进此事。
进入嘉靖二十六年以后，却接连发生了几件大事，导致事情急转直下。
七月，陕西发生山崩，古人认为大不吉，乃“分崩离析”之象。
十一月初五，皇宫突发大火，方皇后尚在寝宫之中，嘉靖皇帝却令想冲进去救皇后的太监们赶快救火。导致这位皇后连烧带吓，很快死去。
十二月以后，正值嘉靖皇帝催促尽快落实收复河套之方案时，北京却连连刮起大风霾，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沙尘暴。我国古代数术中，认为大风霾乃是边境刀兵大起的凶兆。
这些灾异连连发生，令嘉靖皇帝大为沮丧且紧张。此后发生的情形，在沈德符那著名的《万历野获编》中记载颇为可信。
当此时，严嵩的亲密朋友，也是嘉靖皇帝最为宠信的道士陶仲文，从斜刺里杀将出来，剑走偏锋并一剑封喉。他使嘉靖皇帝相信：山崩是要应在皇帝身上的。汉代时，发生此种灾异，采用的方式，就是赐三公死。那时的三公，指的是宰相、太尉和御史大夫。如今，只有宰相和边防大将去挡灾，皇帝方可化险为夷。
于是，公元1548年，即嘉靖二十七年正月初二，农历春节的第二天，嘉靖皇帝召夏言和严嵩，将上述灾异联系起来，警告他们要“转祸为福”。三天后，初六，皇帝便全盘推翻了对夏言和曾铣的支持。严嵩也一反数年唯唯之态，开始向夏言正面出击。他向皇帝进言，认为这些灾异与首辅夏言的行为密切相关。由此，导致曾铣等人被捕，夏言第四次罢官。
最后的结果已经无须过多浪费笔墨。因为随着陆炳的加入，夏言必定难逃此劫。
事情的大体经过是：
陆炳是审理曾铣一案的最高负责人。他给皇帝的报告中说，曾铣曾经贿赂给夏言数万两白银，所谓收复河套云云，不过是为了掩饰、冒功而已。给曾铣加上了谎报边情、交结近贵——即夏言的罪名。
最后，曾铣和罢官后又被逮捕的夏言全部被处死。
据说，夏言临刑前，嘉靖皇帝曾经一再观望天象，见天无异象，方才传旨行刑。谁知，令旨刚刚传到刑场，便阴云四合，大雨如注。史家谈迁在《枣林杂俎》中记载说，夏言行刑前，所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要收复河套，实在是想为皇帝尽犬马之忠啊，哪里想到竟会这样！”
至此，在与夏言近十年的搏杀中，六十九岁的严嵩大获全胜。
此时，沉浸在喜悦中的严嵩，可能没有留意到，有一双满是寒意的眼睛，正在冷冷地盯着自己的背影。
那是帝国吏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徐阶的眼睛。
徐阶是松江华亭人，治下属今天的上海市。《明史》上记载说：此人小时候曾经两次大难不死，成为当地人的传奇。一次是在一岁时，掉进一眼干枯的深井里，救出来后，三天才醒过来；另一次是在五岁时，跟父亲过括苍山，从山崖上摔下去，却挂在树枝上，结果，保住了性命。
嘉靖二年，即公元1523年，徐阶中科举高第，为进士第三人，就是民间所说的探花郎，故直接授官为翰林院编修。前面曾经介绍过，这是一个极清贵的职位，接触皇帝的机会很多，属于帝国晋升速度最快的一类。当年，他只有二十一岁。
这一届主考官是大学士费宏，嘉靖初年著名的首辅杨廷和曾经责怪费宏：为什么不把这位翩翩少年录取为第一名？嘉靖朝大名士王世贞在《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记载，名相杨廷和曾经指着徐阶说：“此少年名位不下我辈。”
从《明史》的记载里，我们可以大概知道徐阶的相貌：短小白皙，善容止，就是风度翩翩的意思；性颖敏，有权略，而阴重不泄，大约指的是心机很深不轻易外露之意。有一个重要的情形，常被人们忽视，徐阶曾经是王阳明的再传弟子，与王学门人过从甚密。这可能是他能够最终打倒严嵩的重要原因之一。
进入官场不久，徐阶曾经遭遇过一次不小的挫折。
嘉靖初年，政治风云变幻莫测。恰于此时，徐阶父亲去世。帝国规制，父母去世时，官员必须离开官职回家守孝三年，一般是二十七个月，术语叫“丁忧”。徐阶因祸得福，躲过了“大礼议”期间，官员们于左顺门外廷杖时被迫表态这一劫。谁知，嘉靖皇帝不久就又开始更定祀典，就是改革礼乐祭祀制度。改到孔子祀典时，准备在祭祀时较大幅度地降低孔老夫子的规格，旨在以君权打压师权。徐阶不干了，他侃侃而谈，痛驳一位秉承皇帝旨意、从而势焰正盛的当朝大佬。双方激烈论战，逼得大佬口不择言地冒出一句不伦不类的话来：“你竟敢背叛我！”徐阶一本正经地回答：“只有归附才谈得上背叛，我并没有归附您呀，背叛从何谈起？”说完，作个揖便扬长而去。据说，嘉靖皇帝为此气得破口大骂，曰：“此人这般巧言善辩，翰林院难道可以用这样的人吗？”令人立即把徐阶的名字镌刻在柱子上，谓：“徐阶小人，永不使用。”（陈田《明诗纪事》戊签卷第15，引《国史唯疑》）
当时，据说徐阶已经做好了必死的准备，诸多重臣极力相救，最后，被贬到福建的延平府做推官，掌管刑狱。延平府，就是后来出了郑成功的那块地方。
徐阶又一次因祸得福。在地方官任上，此人干得相当漂亮，三年刚满，便被提拔为黄州府同知，相当于地级市第二把手，还没到任，又被提到省里，任浙江按察佥事，相当于主管司法省长的助理，负责学校教育这一块的监察司法。三年后，又被晋升为江西按察副使，成为助理一省司法的副省长。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中评论道：徐阶“以文翰起家而志在经世”。意思是：徐阶文人出身，志向却是治理国家。
经此磨炼，徐阶变得圆熟老练，加上年深日久，嘉靖皇帝可能也早忘了当年那一档子不愉快。从此，在官场上一帆风顺。多种史料上都有夏言极看重徐阶，从而多方提携的记载。徐阶一路顺风顺水时，正值夏言当国。由此判断，这种说法应该是可信的。
嘉靖二十年，即公元1541年，徐阶出任国子监祭酒。不久，嘉靖二十二年，徐阶四十三岁时，成为礼部侍郎——副部长，旋即迁为吏部侍郎，并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实际行使着尚书的权力。原因是，连续几任尚书都年事已高且看重此人。此外，他还一度教习庶吉士，并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大约就是这个缘故，他认识了并极其看重张居正，致使张居正对徐阶终身执弟子礼，恭而敬之地以师礼尊事之。
夏言被杀时，徐阶是部级副长官，朝中这个级别的官员有一大帮，尚属人微言轻，我们找不到徐阶在挽救夏言上出过什么大力的证据。
嘉靖二十八年，即公元1549年，夏言被杀的第二年，徐阶出任嘉靖朝最为重要的礼部尚书。
在其他朝代，礼部并不是一个受人看重的部门，之所以在嘉靖一朝变得特别重要，时常从这个部里提拔大学士，是因为嘉靖皇帝屡屡在礼仪祭祀制度上折腾事儿，而且，他在修玄崇道时特别需要礼部的襄赞。
徐阶能够坐上这把交椅，和他极其出色的青词写作，有着极大的关系。《明史》记载说，由于徐阶撰写的青词深获帝心，以至于被皇帝专门召到无逸殿去值班。结果，连徐阶被推荐担任吏部尚书时，皇帝都下令不许。意思是不愿意徐阶离开身边，他需要徐阶随时为自己撰写青词。
这种情形，令已经担任首辅的严嵩极度不安。年过七十的老首辅无法容忍这个夏言奖掖过的小个子，更无法容忍皇帝欣赏除自己之外别人写的青词。
第二年，即嘉靖二十九年，岁在庚戌，是为公元1550年。这一年，发生了著名的“庚戌之变”，蒙古族骑兵以边境贸易的缘故，在俺答的率领下，大破明军，长驱直入，直薄北京城下。嘉靖皇帝召见大学士们和礼部尚书徐阶，问他们准备以何策对之。严嵩以此事由边境朝贡贸易引起，一句话就把火引到了徐阶身上：“这件事情应该由礼部负责。”徐阶虽然不懂军事，却懂得孤军深入的大部队最怕旷日持久。于是，献上一条虚与委蛇以待援兵的疑兵加缓兵之计。结果，后来的发展基本被徐阶蒙对了。
就在这一次，发生了严嵩断送兵部尚书——国防部长性命的故事。
当时，大兵压城，兵部尚书向首辅请示方略，首辅点拨他说：“若是在边境上，打败了还可以找理由，在天子脚下失利，谁负其责？这是一帮饿贼，吃饱了自然远走高飞。”这位帝国最高军事长官居然就此办理，任敌人在城外烧杀抢掠。后来，如徐阶所说，援兵陆续开到，敌寇也抢掠得差不多了，于是，真的远走高飞了。
然而，城中的皇亲贵戚和大宦官们不干了。原因是，他们的大部分产业都在城外，此次损失最为惨重的倒成了这帮家伙。千夫所指之下，这位兵部尚书锒铛入狱。据说，被抓走前，严嵩就告诉了这位尚书一句话：“有我在，必有你在。”
于是，尚书一口咬定，不派兵出战的决策端出自自己，与别人没有关系。就此，皇帝下令将其处死。据说，直到刽子手的大刀已经提在手里了，这位尚书还在等着严嵩来救他。最后，大刀举起来时，他嘶声喊叫道：“嵩贼误我！嵩贼误我！”从而，为他的家属和在场者留下了这段记载。
有两件事情，差一点让皇帝恨上徐阶，并险些被派个苦差将其逐出京城。一次是请求早立太子，一次是为已故皇后安葬。本来这都是礼部分内的事情，且徐阶的报告也都符合帝国规定。谁知，不合皇帝心意，“帝大怒”。吓得徐阶赶快撤回了自己的提案，并立即重新上了一个完全顺从皇帝的折子，才算把事情缓解下来。据说，当时，严嵩听说了徐阶上的折子后，很高兴，马上和儿子严世蕃商量，看看如何给他再上点眼药，突然听说徐阶已经悄悄撤回原议，方才悻悻作罢。
有一天，严嵩和皇帝聊天，聊到了徐阶，严嵩先是把徐阶夸奖一通，然后，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徐阶这个人缺的不是才华，是多了一点儿二心。”有一种说法，说是皇帝颔首，对此深以为然。
徐阶危矣。
有史家评论徐阶之为人时，说他“外示人以名节，内济之以权术”，和他的隔辈老师王阳明几乎一模一样。清末民初的章太炎，把徐阶和王阳明相提并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面对险涛恶浪，徐阶处理得相当艰辛。
一方面，他倾全力精益求精地治青词，以期挽回帝心。
另一方面，徐阶平日之为人开始发挥作用。徐阶平时礼贤下士，姿态极低。按惯例，吏部作为帝国最高干部人事机关，是个极度敏感、人人警觉性特高的衙门。因此，至少在表面上，吏部官员对于前来办事的其他众官——不论是京官还是地方官员，一般都是公事公办，三言两语打发走人了事。而徐阶当吏部侍郎时，对所有来人，均“折节下之”，就是毫无架子，而且必定促膝攀谈，不管边疆内地，吏治社情，民间疾苦，全都深入请教。结果，搞得大家每个人都暗自欢喜，以为徐长官特别看重自己。《明史》说，大家皆“愿为用”，就是都愿意替徐阶办事。
此刻，这种情形开始发挥作用。皇帝在他身边来来往往的人们那儿，时常可以听到一些徐阶的好话。
而最重要也最难办的，则是严嵩。
可能是因为徐阶当政之后做了不少好事，人们为贤者讳的缘故，所以，史书中谈到徐阶巴结严嵩的情节时，大都隐讳简约，吞吞吐吐，欲说还休。其实，这大可不必，所谓清者自清。有一些污点，反倒恰好可以反证出清者之艰难。
事实上，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徐阶在严嵩面前，可能远远不止是像历史学家们告诉我们的那样，只是谦恭和委曲求全而已。实际情况可能还要不堪一些。比如，他可能将自己的孙女许配给了严嵩的儿子做妾；比如，以躲避倭寇的名义，入南昌的户籍，以便和严嵩攀上乡亲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