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帝国的宦官组织极其庞大，号称有二十四衙门。而在这些衙门之下，还有遍布首都与全国、很难统计清楚的分支机构和外派机构。据说，到清朝的康熙时代，皇宫中还有明代遗留下来的宦官在执役。所以，康熙皇帝曾经告诉他的大学士们：“关于明代的知识，你们都是在故纸堆里得到的，而我是在万历时代的太监嘴里知道的。那时，有宫女九千人，宦官十万人。”司礼监就是这些宦官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余金《熙朝新语》卷4，转引自丁易《明代特务政治》19页）

前面，我们已经知道，内阁发展起来的奥秘在于其票拟权。现在，我们则需知道，司礼监发展起来的奥秘与此密切相关，这就是属于皇帝的批红权。

在理论上讲，内阁的票拟只是为皇帝发布诏令起草的草稿，必须由皇帝用红笔批示后，方才具有法定效力，下达执行。宣德皇帝则在正式开办内书堂，教导宦官读书学习的同时，将批红的权力委托给了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并形成制度，成为此后帝国政治的正常决策程序。由此，皇帝的权力在实践层面上而不是在理论层面上转到了太监手中。之所以会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与宣德皇帝的个性有关。

在大明帝国诸帝中，人们习惯上认为宣德算是一个不错的皇帝。

此人天赋极高。难得的是，还兼具了政治才能与艺术天才。有论者认为，他在书、画、诗、词、文学方面的天分与造诣，当在艺术天才宋徽宗赵佶之上。除登极之初，其叔叔想仿效其爷爷永乐皇帝朱棣给他找了点儿麻烦、后来被他装进大瓮活活烤死之外，他基本上是一个幸运的太平天子。于是，也就有了不少精美传世的书画作品、让人读不下去从而无从记忆的诗词文章、炉火纯青的宣德炉和“蟋蟀天子”的不朽名声。

我们的宣德皇帝对斗蟋蟀的喜爱程度，堪称独步古今。

况钟是进入了我国民间传奇的一位清官。此公担任苏州知府时，曾经接到过皇帝的一份手书密令，命他协助专程前往江南采办蟋蟀的宦官，弄它一千只上好的回来。皇帝相当郁闷地告诉苏州知府，以往弄来的数量少，“又多有细小不堪的”。结果，江南蟋蟀价格狂涨，达到了十几两黄金一只，约合几百两白银、几万元人民币。以至于帝国军队中盛传，某某人捕献蟋蟀，可以得到和杀敌立功同样的官职提升云云。

这位皇帝时常只亲笔批红几本奏章票拟，其余全部授权太监们代理皇帝签批实行。遂成为帝国定制。宣德皇帝在位十年，三十七岁时病死。结果，他所手创的这套制度，到他儿子正统皇帝时代，便产生了重大后果——培养出了帝国第一位大太监王振，由此，引发了“土木堡之变”、皇帝成为蒙古族骑兵俘虏、南宫复辟、于谦被杀等一连串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事件。

正统皇帝曾经充满深情地给王振写过一道敕文，极有助于我们理解帝国皇帝与宦官之间的关系。从而，稍微运用一点联想力，就能明白上述一切发生的机理。

这道敕文并不长，语言也不晦涩，故抄录如下：

朕惟旌德报功，帝王大典。忠臣报国，臣子至情。尔振性资忠孝，度量弘深。昔皇曾祖时，特用内臣选拔，事我皇祖。教以诗书，玉成令器。眷爱既隆，勤诚弥笃。肆我皇考，以尔先帝所重，简朕左右。朕自在春宫，至登大位，几二十年；尔夙夜在侧，寝食弗违。保护赞辅，克尽乃心。正言忠告，裨益实至。特兹敕赏，擢尔后官。诗云：‘无德不报。’书曰：‘谨终如始。’朕朝夕念劳，尔其体至意焉。（《明史纪事本末》卷29，“王振用事”）

于是，在帝国史册上，便记载了许多这位王振的事迹。

下面的这个小故事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会发生上面谈到的那些大事件。

据说，有一位官居工部侍郎——相当于今日中央工程建设部副部长的高级官员，没长胡子。王振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老爷您都没长胡子，儿子辈的我当然不敢长。”史书上还记载了这位大太监私下里将反对自己的官员剁碎后，弃置荒野的事迹；记载了相当于今天最高法院副院长的大理寺少卿，由于没有当众向他行礼，而被抓进监狱判处死刑的故事；记载了一位反对他的军人，是如何被凌迟处死的经过。还有属于运气较好的一位，他是当时特别有名的大学者，官居国子监祭酒，就是帝国中央大学校长。王振认为此人对自己不恭，就找了个理由，用一个百斤大枷，把他枷锁在帝国大学门前示众，他的学生们哭号奔走，据说是惊动了太后，才终于在示众三天后获释。

从皇帝呱呱落地开始，王振就日夜陪伴着他，在几近二十年时间里，夙兴夜寐，废寝忘食，苦口婆心，忠心耿耿。由此，皇帝认为他禀性忠孝，度量宏大是合乎其观察角度的。同样，当九岁就继位的皇帝，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面对着一个上亿人口的国家时，依靠和信任这样一个人也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既然如此，皇帝的权威和他的权威当然不应该有太大的区别，或者说，这种权力的转移与合二为一，已经没有任何不可理解之处。

继王振之后，到张居正的时代，帝国至少出现了曹吉祥、门达、汪直、李广、刘瑾、钱宁等大太监，每一个都有其身手不凡之处，个个都有本事足以将满朝文武百官折腾得死去活来、斯文扫地。

嘉靖一朝四十五年间，少见宦官为祸。可能与嘉靖皇帝在外省长大、并对宦官心存戒备有关。其朝局情形已经说了太多，不再啰唆。

而在此时此刻，张居正已经与大太监冯保达成深刻默契。从而，掀开了帝国历史上极为奇异的新篇章。

据说，冯保时常焚香沐浴之后，弹奏古琴，水平相当高，且很有儒者风度。他属于那种一眼看上去知书达理、颇有文化素养的宦官，琴棋书画都能来，诗词文章也不错。由于学识涵养在宦官们当中确属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因此，嘉靖年间就已经做到了司礼监秉笔太监的位置。

今天，人们时常使用的“太监”这个词，其实是一种高级宦官官职的名称，出现的时间很晚。

我国令阉割后失去男性性能力的人在宫廷中做仆役的历史，十分悠久，可能在春秋时代以前很久就开始了。对这种人的称呼极多，包括了统称、尊称和蔑称。宦官是最一般的统称，其他如：奄人、奄寺、奄宦、奄竖、阉人、阉宦、阉竖、寺者、寺人、宦寺、宦者、宦人、宦竖、中侍、中官、中贵、中竖、内官、内臣、内侍、内监、内竖、貂珰、竖珰、貂竖、竖貂、大珰、小珰等等，看到这些词汇，全部都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宦官。我们知道，“竖”这个字眼，在古代用在人身上时，带有一种极度蔑视的成分。其含义已经超过了今天“那小子”、“那家伙”、“那东西”之类，具有骂人“不是个东西”、“不是个玩意儿”的味道，不屑与不齿的意思很重。

太监这个词在辽代最早出现时，是一种官职称谓，为宦官管理机构太府监的最高长官。元帝国因袭之。到了大明帝国，宦官机构大幅度增加，于是，二十四衙门中的十二监便全部设立了掌印太监这个官职，为各监之最高首长，正四品；其他四司首长为司正，正五品；八局各设大使一人，也是正五品。从此，人们就用最高一级的官职名称，来通称宦官。拍马屁的味道很重。因为，绝大多数宦官可能一辈子都当不上太监。

司礼监的最高首长掌印太监，此时，早就被称之为“内相”了。在人们的眼中，其地位与内阁首辅是同样的，二人“对柄机务”，就是内阁首辅与司礼监掌印太监相对掌管国家军机大事的意思。第二把手，则是秉笔兼提督东厂太监，被看成相当于次辅兼刑部尚书。然后是秉笔太监、随堂太监，相当于内阁诸成员。这些太监地位崇高，二十四衙门的其他太监见到他们时，是要叩首礼敬，视为上司的。而且，按照帝国制度，这个级别的太监每人所配备的工作班子加生活侍从，人数在六十人左右。这只是正式制度规定的人数，实际情况可能会远远不止如此。

隆庆元年，即公元1567年，冯保晋升为秉笔兼提督东厂太监，成为司礼监的第二把手。这使他在帝国官场中的地位，与张居正在内阁中的地位已经差相仿佛。

这时，掌印太监的职位出缺。按道理说，应该由冯保依序递升，谁知，大学士高拱偏偏向皇帝推荐了御用监太监接任司礼监掌印。

御用监在十二监中的地位并不高，主要负责御前围屏、床榻诸木器和紫檀、象牙、乌木、螺甸等玩器的造办。这一举荐相当失策，颇有点扶粗使丫头为正室夫人的意思。其不符合宫中常例也有违情理之处在于，按照宫廷规矩，御用监太监不能接掌司礼监。而且，更糟糕的是，假如这位粗使丫头国色天香聪明伶俐倒也罢了，偏这位御用监太监是个文化程度很低的人，很有可能接近文盲的水平。而司礼监却是每天都要和国家典章制度、来自全国官员们的文书报告打交道的。

于是，“保由是疾拱”——冯保由此痛恨高拱。

果然，这位既无姿色又无眼色的粗使丫头，不久便惹翻了好脾气的隆庆皇帝，很快便被罢而去。

高拱一不做二不休，第二次推荐了一位尚膳监太监来接掌司礼监。这次虽然破了规矩，但还不太离谱，因为这位负责皇帝饮食的太监有一手绝活，本来就很受皇帝喜爱。结果，此人顺利接掌司礼监掌印。史书记载说，“保疾拱弥甚，乃与张居正深相结”——冯保无以复加地切齿痛恨高拱，这才与张居正深入结交。其含义当然是想报这一箭之仇。

从帝国制度的角度看，高拱的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作为大学士，他没有理由破坏帝国规制，将更有资格、能力更强的冯保愣挤到一边去。这种强横的做法不可能不招人讨厌，不可能不带来乖戾之气，不可能不毒化政治空气。

但同样作为大学士，他的做法又很可以理解。原因是，作为帝国士大夫的代表，但凡正派一点的帝国官员，没有人愿意看到宦官们的权势过大，帝国的历史一再证明，举凡此种情形出现，都意味着不小的灾难。

我们找不到冯保在此之前得罪过高拱的记录，这表明高拱不是因为个人原因，而是出于政治目的在刻意打压冯保。冯保手中的权力已经很大，他的资历、素养与能力越强，对内阁决策管理权限的破坏力就可能越大，高拱也就越要抑制他。如果不是因为隆庆皇帝的个性和对徐阶、高拱、张居正的信赖，高拱大约很难做到这一点。但是，他做到了。只是手法过于粗暴，为后来的不祥结局埋下了伏笔。

此时，徐阶尚在朝中，张居正也已经进入内阁。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反对高拱的做法。在理论上讲，他们应该是支持高拱的。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理念与利益。直到徐阶离去，张居正又受到高拱颇为轻率的伤害。

事实上，或许正是高拱自己相当情绪化的个性，才一再化友为敌，使冯保有机会建立起了强大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一旦形成，几乎就注定了高拱的政治溃败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自己犯错误，自然给了别人犯更严重错误的理由与机会。帝国政治制度本身的非理性化，注定了这一切的无可避免。

我们只要把时间这个参数向两端拉长一点儿，就会明白无误地看到，这种政治理性的缺失，使帝国与所有参与者个人，在这场政治游戏中，必须承担巨大的风险与成本。即使是那些在各个方面堪称杰出的人，也没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选择。

冯保的机会，出现在隆庆皇帝重病弥留之际。时在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公元1572年，即隆庆六年闰二月，大约与放纵过度的性生活有关，三十五岁的隆庆皇帝已经一副形销骨立的模样，面色晦暗且伴有热疮。

他面带愠色，紧抓住高拱的手，说：“我不回宫里了。”

高拱连忙劝解：“皇上不回宫可怎么行？望皇上还宫为是。”

皇帝恨恨地：“有人欺负我。”

高拱：“何人胆敢无礼？有祖宗重法在。请皇上告诉臣，臣依法治他。”

皇帝深深地叹口气：“唉，什么事？还不是宫里的事。”

据说，就是在此前后，张居正察言观色，看到皇帝“色若黄叶”且神已朽矣，知道其人病入膏肓，已是无可救药。于是，在暗中写了关于皇帝后事处理的十几条意见，密送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

此时，冯保至少已经在两个方面做了深厚的铺垫。

一方面，那位接手司礼监掌印的前尚膳监太监，一时间颇受皇帝倚信，他肯定想了不少办法讨万岁爷爷喜欢。我国写实程度很高的春宫作品的繁荣发展，和皇帝身上的那些热疮，可能都与此人关系不小。这样一来，皇帝是挺快乐，皇后妃嫔们却不大可能开心。特别是曾经被移居别宫的孝安陈皇后和后来万历皇帝的生母李贵妃，肯定不会为此感谢他，这应该是可以想见的。

于是，冯保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把自己对皇家的满腔忠爱倾注到了皇后、贵妃和皇帝的继承人身上。

我国古代，对此种做法有一个极贴切的形容词汇，叫作“烧冷灶”。大凡已经步入帝国政坛或准备进入官场者，这是必须具备的一项基本功。虽然此种做法难以被看成是正派的，最后结局也鲜有善终者，不过，以此种功力一举拿下高位的，在我国算得上史不绝书。其中，成就最高者当属战国后期，阳翟，即今日河南禹县的珠宝商人吕不韦。与冯保同行的，则至少有宋徽宗时代的童贯和本朝稍后一点的魏忠贤。

另一方面，在外廷，他与内阁次辅张居正建立了密切的关系。

高拱在他那本虽然火气很大，却也相当有名的遗著《病榻遗言》中，曾经对此做过相当细致的描述。高拱说：张居正与冯保拜为兄弟，逢迎谄媚无所不至。冯保有一个心腹仆人名叫徐爵，没有一天不到张居正家中去。只要是他想要的，张居正一定会尽力帮助他促成，使这家伙特别感激张居正，不遗余力地为他与主人冯保奔走。三个人像合穿了一条裤子般，变成了一个人。于是，一有什么事，张居正就捏估出一个东西，由徐爵交给冯保，冯保再在宫中以皇帝的名义批出来，张居正则袖手旁观，假装不知内情。高拱说：“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

高拱尽管对此深恶痛绝，但他确实已经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就以皇帝的遗诏为例，本来，理所当然是应该由帝国首辅高拱来主持，结果，却由次辅张居正代劳了。原因是，眼下皇帝还没有死，高拱哪里可能写一份这样的东西给皇帝？于是，在张居正的指导点拨下，冯保也不知是怎么撺掇的皇后、皇贵妃，竟然能够让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皇帝，基本上按照冯保和张居正指示的方向，对后事作了安排。高拱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怒火万丈，却又全然无从发泄。

结果，值隆庆皇帝龙驭宾天、万历皇帝万象更新之际，得分最多的人，倒成了一个太监。据说，当时就有朝臣认为，皇帝对后事的安排，特别是对冯保的倚重，是这位太监矫诏即篡改皇帝遗嘱所致。后世史家也有持此种看法的。

无奈，众多史料包括高拱自己撰写的《病榻遗言》中，都全文照录了皇帝的两份遗嘱。而且，从当时的情形和各种记载中判断，遗嘱是在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这一天，由皇帝身边的太监——冯保，当着神志清醒的皇帝的面，宣读给皇后、皇贵妃、皇太子与三位顾命大臣的。第二天，皇帝死去。就此，三位内阁大学士全部成了顾命大臣，冯保则不但成了顾命之臣，还掌司礼监兼提督东厂。就此，这位太监创了一项中国记录，并掌握了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

所谓创记录云云，在高拱的《病榻遗言》“顾命纪事”一章中，是这样评论的：“自古有国以来，未曾有宦官受顾命之事。”

至于令人畏惧的巨大权力，指的是以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任东厂提督太监。这两个职位，由于威权太重，所以极少委任给一个人，历来都由两个人担任，以收平衡与钳制之效。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种授权，就如今天的内阁首相又兼任了公安部部长、最高检察院总检察长和最高法院院长一样吓人。

而高拱所推荐的那位尚膳监出身、大约是有一手烹调绝技的原司礼监掌印太监，如今已经不知被发往何方高就去了。

高拱心绪之恶劣，可以想见。他力图振作，挽回颓势。

于是，在老皇帝宾天的半个月，新皇帝登基的六月初十日当天，高拱给十岁的小皇帝上了一份题目为《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的折子。

这是一篇用心深沉的奏折，表面上看起来，这篇奏折完全是按照帝国政治制度理论上的规定，辅导小皇帝如何处理朝政。因此，甚至对帝国政事处理的整个流程细节，都交待得细致入微。实际上，其中隐含着的重大玄机，是要按照帝国政治传统中太监必须“按票拟批红”的理论规制，将冯保手中的批红大权，在实践层面上剥夺掉，变成真正按照内阁票拟批行的程式，由此使决定大政的权力回归到内阁来。

高拱当然知道，十岁的小皇帝不可能读懂这篇东西的微言大义。但他只要皇帝按照惯例将此奏疏发回内阁即可。届时，他就会步步为营地安排下一步的攻势。

谁知，冯保也是此中老手。他并不将此奏折发返内阁，而是直接代皇帝拟旨，曰：“知道了，按老规矩办。”这种漫不经心的回复，习惯上表示的含义是不冷不热、不软不硬的不以为然。

高拱立即又上一书，强调了前者的重要，请发回票拟，“免失人心之望”。

四天后，冯保将此奏疏发回内阁票拟。

高拱为皇帝草拟的批语是：“览卿等所奏，甚于时政有裨，具见忠荩，俱依议行”——折子已经看过了，对于时事政治很有帮助，完全可以看出上折子的人忠心耿耿，都按照上面所说的办吧。

至此，高拱认为倒冯之时机已经成熟。于是，指挥一批监察官员接连上书，猛烈弹劾冯保，锋芒凌厉，直取冯保的性命。

历经三朝，冷眼旁观了嘉靖、隆庆时代无数官场直取性命之倾轧的冯保，如今临到自家头上，也慌了手脚。据说，他派往张居正府上密议的徐爵，和张居正派去给他面授机宜的姚旷二人，违背皇家制度，连夜开东华门者，三番五次。遂定计，由冯保去面见皇后、贵妃和皇帝，揭发高拱的不臣之心。因为，高拱在隆庆皇帝去世时，曾经在内阁痛哭着说过一句话，曰：“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冯保对皇家三位主要人物汇报时说：“高拱指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且，可能还谈到了高拱意图拥戴一位成年藩王入继大统之类很难考证的话。

“后妃大惊，太子闻之亦色变。”

第二天，即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早朝，宫中传话出来：“有旨，召内阁、五府、六部众皆至！”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告病在家，张居正亦告病，几经催促，张居正扶病而来。

在大殿前的台阶上，高拱对并肩而行的张居正说：“今天这事儿，肯定是因为监察官们弹劾冯保，才召大家来的。我必定会据理力争，也会惹恼皇帝，你正好可以留下。我走后就天下太平了。”

张居正回答道：“你总是这么讲话。”

结果，高拱一语成谶——

按惯例，皇家颁布的诏诰应该由首席大学士接旨，现在，太监却劈头呼唤次辅张居正张老先生接旨。在这篇以皇后、皇贵妃和皇帝三人名义发布的诏书中，开宗明义地痛斥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知其居心何在？诏书命令高拱“回籍闲住，不许停留”。

就此，高拱全线溃败，直到六年后去世都没能翻身。

他死后，又过了四年，张居正死后不久，以高拱的名义出版了一本充满悲愤与激情的回忆录——《病榻遗言》。该书情节细致入微，文辞极其富有感染力，从而，可能在打翻张居正的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由此被相当多的人们认为，其中许多情节，虽详尽却死无对证，且过于情绪化，不无令人疑惑之处。

另一位顾命大臣高仪，则病骨支离，辗转于病榻之上。听到高拱被逐的消息后，呕血三日而死。

仅仅二十天之前，跪伏于先帝病榻之侧、痛哭着接受托孤顾命的三位国家重臣，如今，一死一逐，只剩下张居正一人，再加上一个十分可疑的冯保。想起来，实令人百感交集，百味杂陈，不能不为帝国政治的诡谲与残酷而扼腕叹息。

假如事情能够到此为止，那么，张居正和冯保二人可能还不至于受到后来那样普遍的憎恶。可惜，他们搭乘的是一辆真正的疯狂过山车，完全没有什么人性化设计，只有纯粹嗜血的利害算计或能量耗尽，才能制止住它那可怕的惯性——

半年以后，公元1573年，即万历元年正月，爆发了著名的“王大臣”事件。平心而论，张居正和冯保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很难获得人们的同情与支持。

这是一个很闹腾很无聊的事件，然而，唯其如此，它似乎才更加应该唤起人们的关注，唤起人们对于帝国政治的永久怀疑。

关于这次事件，可以见诸几乎所有涉及此阶段历史的史籍之中，有多种版本，且扑朔迷离之处甚多。取其众口一词，其大体经过是：

万历元年正月十九日清晨，十岁的小皇帝在一群人簇拥之下前去早朝，出乾清门后，迎头撞见一个鬼鬼祟祟、形迹可疑的无须男子，惶惧躲闪之下，遂被捕获。审讯后，得知此人本名章龙，化名王大臣，从戚继光处来。

东厂的最高首长冯保急忙派人将此消息通报张居正。张居正通过来人密嘱冯保：“戚继光手握重兵，处境极度敏感，千万不要让这个家伙再胡乱指认。应该借此机会对付高拱。”随后，张居正票拟谕旨一道：“命冯保牵头审问，追究主使之人。”于是，冯保来到东厂，亲自审讯。据说，他关闭门窗，屏退左右，终于审出了一个此人与高拱家人合谋，前来刺杀皇帝的结论。随即，张居正向皇帝正式奏请追究主使之人。冯保则派遣五名东厂警员星夜赶往河南新郑县，捉拿高拱家人。

一时间，京城中人心汹涌，莫知所以。在家闭门思过的高拱又遭横祸，令他痛不欲生，一度准备自杀，以保全家人。而他家中的亲友、仆役人等，则卷走了一切可以裹挟的金银细软，作鸟兽散。

就此，舆论大哗。人们反感高拱的粗暴强横，却也很难相信他会做这种明显弱智、且看不出任何好处的事情。于是，一个普遍的希望，是结束东厂的暗箱操作，由司法部门公开审理此案。此时，就连与张居正素来亲近的人都来劝告他，不要做这种必然要蒙恶名、遭报应的事儿。张居正为表明自己的清白，向来人愤然出示了东厂本来应该提供给皇帝的秘密报告。谁知，情急之下却忘记了上面还有自己修改的笔迹，被前来劝解的人窥破，致使场面至为尴尬。

这种情形，可能导致了张居正在此问题上开始萌生退意。

随后，在三位帝国重臣参与的公开审理中，冯保则遭遇了更大的尴尬。当时，大约是杀威棒的意思，按照帝国惯例，审案前，先打了那厮十五大板。结果，被打的嫌疑人“哇哇”大叫着质问冯保：“不是说要给我官做，永享富贵吗？如何上来便打？”

冯保不理，问：“是谁指使你来的？”

王大臣瞪着冯保：“是你指使的。你不知道吗，却来问我？”

冯保恼怒不已：“昨天你说是高阁老让你来行刺，为何今日不说？”

王大臣答道：“是你教我说的，我哪里认识什么高阁老？”

边上一位国家重臣看着不像话，也担心无法收场，便厉声喝道：“这厮端的无礼，连问官也敢攀扯，只该打死。冯公公，不必再问。”

遂草草收场。

即便如此，冯保不依不饶。他回到宫中，仍然以“高拱行刺”向皇帝汇报。谁知，一个年过七十的殷姓太监突然跪到皇帝面前，说道：“万岁爷爷，不要听他。那高阁老只是个臣子，来行刺，对他有什么好？”又对冯保说：“冯兄，万岁爷爷年幼，你当干些好事，扶助万岁爷爷。如何却干这等事！高胡子是忠臣，受顾命的，谁不知道？那张蛮子夺他首相，才要杀人灭口。你我内官，又轮不着做首相，干吗死乞白赖替他出力？若做下此事，我辈内官必然遭祸，不知要死多少人。使不得呀，使不得。”

此时，皇帝身边另外一个职位不低的大太监也劝告他，此事断不可为。由此，冯保方才悻悻收手。

就此，在群臣毕至的朝堂上，张居正十分正式地出面为高拱求情。

高拱由此躲过一劫，得以善终。

那个莫名其妙、至今无人能够弄明白的王大臣，则被人灌了一杯生漆酒，稀里糊涂地成了哑巴，并很快丢了脑袋。

而那些出头露面，迫使冯保与张居正不得不这样做的人们，则在不长的时间里，分别受到了降级、撤职、开除公职、被迫退休甚至更加严厉的处分，理由多种多样。

很快，这种情形就显示出了它应该显示的后果：人们深切领会了内阁首席大学士与司礼监掌印兼东厂提督太监联起手来的威力。从此，大凡路过河南新郑县高拱家乡的帝国官员们，很少有人敢于直行。他们宁愿绕一个大弯，以避开那个不祥的名字。

同样，并不需要很长时间，张居正和冯保也会知道，不管手中的权力有多大，他们都无法避开那反作用力的打击。诚如人类历史所一再显示的，那些敢于踏破人类价值标准底线的人，一般都意味着走上了不归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