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则大约很难感受到胜利后的快感。原因是，四位受刑者中，有两位是他的门生，有一位是他的老乡。在极为注重师生之情与同乡之谊的帝国官场，张居正颜面扫地。他黯然叹道：“严嵩尚且没有受到过同乡的攻击，我连严嵩都比不上。”其心境之灰恶可以想见。

此时，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廷杖刚刚结束，一位刚中进士不久的见习官员便上书皇帝，以更加全面、彻底、激烈、尖刻的语言痛斥张居正。并第一次以假借的口吻，将自诩为非常之人的张居正比喻为猪狗不如的禽兽。

结果，这位青年官吏也受廷杖八十，被充军到了贵州都匀地区的万山丛中，并留下终身残疾。四十多年后，党派林立的帝国江河日下、行将分崩离析之际，这位已经成为国家重臣、名重天下的东林党领袖，早已不再激烈。他痛定思痛，思绪万千，发出了重新评价张居正的呼声，并为张居正平反昭雪而奔走。

可是，来不及了。

此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大明帝国日薄西山，就要沉入黑暗，走向国将不国。

风暴止息了，创伤却永不会平复如初。棍棒打飞的远远不止是血肉。是非善恶，君子小人，一股非理性的阴郁乖戾之气凝结进了人心，为帝国后来的发展埋下了不祥的伏笔，并给张居正带来了重大影响。

《明史》记载道，从夺情风波之后，张居正变得日益偏颇恣肆，提拔或惩处干部时，常出自自己的爱憎；围在左右的亲近之人“多通贿赂”；奔走于他和冯保之间的那位徐爵被提拔为锦衣卫指挥同知，相当于帝国宪兵副司令；张居正的三个儿子先后中进士高第；他府上的一个家奴管家花钱买了一个官职；帝国的勋贵国戚文武大员都与他巴结交往，甚至谈婚论嫁。《明史》评论说：“世以此益恶之。”——人们为此更加憎恶他。

事实上，也就是在夺情风波之后，张居正发起、推动了几项相当令人尊敬的工作，展示了这位大政治家真正的胆识与魄力。其中，迄今最为人称道的是清丈田亩和一条鞭赋税制度的推广。

史书记载显示，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年间，全国官府登记在册的土地面积最多时为八亿五千万亩；到万历六年时，官方征收赋税的在册土地却只剩下了五亿一千万亩。两百年间，为国家纳税的土地蒸发了三亿多亩。此中情形只能说明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全国将近百分之四十的土地，已经落入皇亲贵戚、豪门富户和贪赃自肥的官吏手中。这种境况恰好和大户不纳税或少纳税，小户反而要多纳税的奇异景象互为表里。张居正推行的清丈田亩，曾经受到过顽强抵抗，表明上述人等决不会为此感谢他。实际上，此时的张居正已经站到了全国上层社会——皇亲贵戚、官僚士绅的对立面。他最后清丈出来的土地，比官府记录在册的，多出一亿八千多万亩。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此类土地的数量和张居正所受到的憎恨，大概呈正相关的关系。而张居正旨在将土地与人口挂钩推广的一条鞭赋税制度，显然有助于缓解人民的痛苦、加深贵族士绅的仇恨。

从史料中，我们可以知道，万历元年以前，帝国财政状况恶化，多年入不敷出，国库相当空虚。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后，帝国国库里的存粮可以满足九年的需要，太仓中的存银有六百万两，太仆寺存银四百万两，帝国留都南京的国库里存银二百五十万两，全国各省的省库存银均在十五万两到八十万两之间。

就这样，用今天的眼光看去，具有杰出才华的政治家张居正，活得七扭八歪。却也差不多以他一己之力，历十年努力十年坚持，在没有改变帝国政治制度与经济结构的情况下，几乎实现了帝国的中兴。从他所受到的反弹中，似乎可以想见帝国政府组织与各级官吏肯定也承受了空前的压力。方才使“帝国官僚政治的效率达到了顶点”，“标志着那个时代在中国社会政治传统束缚下人力所能做到的极限”（黄仁宇先生语）。由此，形成了与整个大明帝国特别是十六世纪其他年间似乎是不可能的对比。

与王安石比较起来，张居正缺少王安石那样灿烂的文化成就，也没有王安石光风霁月般令人感佩的道德品格和洁身自好的风格。假如没有上面这样的业绩，张居正在历史上的形象，可能要不堪得多。

当上述种种交织在一起之后，我们便大体可以了解，张居正身后的遭遇何以会如此之悲惨了。当然，到目前为止，促成这种遭遇的诸多因素中，还缺少最重要的一项。这项因素与张居正一生中最大的失败有关。那就是张居正所倾心辅佐的学生——万历皇帝。

万历皇帝在位四十八年，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叫人最无法理解的一位皇帝。在谈到明朝的灭亡时，乾隆皇帝曾经评论说：“明朝的灭亡，不是亡于流寇李自成，而是亡在明神宗即万历皇帝朱翊钧手上。”这个评论可能没有冤枉万历皇帝。他的孙子崇祯皇帝朱由俭吞咽的那杯陈年苦酒，就是由他亲手酿制的。而这一切的发生，可能和张居正的关系甚重。

少年时代的万历皇帝聪明伶俐，很是讨人欢喜。

有一次，隆庆皇帝练习骑马，这个小东西走过来扣马劝阻说：“父皇乃天下之主，独骑疾骋，万一马惊，却如何是好？”不管是不是别人教导的，从六七岁孩子的嘴里说出这么一番话，做父亲的肯定会惊喜交加。

十岁登基，小皇帝表现出了不凡的天资，他勤奋好学，对经史人物常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当时，已经成为他老师的张居正亲自主持编写了一套教材，叫作《帝鉴图说》，将历史上值得借鉴的人物事件编成连环画，图文并茂。小皇帝爱不释手，从此置于座右。令人惊异的是，他不喜欢千古名臣魏征。他的理由是：这个魏征先是跟着李密跑，后来为太子李建成效力，最后奔走于李世民身边，算不上贤臣。这固然是不人云亦云的独立见解，但其中透露出的偏颇信息却显然令人不安。

有一天，万历皇帝兴致勃勃地将内阁九卿等重臣召进文华殿，观看自己的书法表演。只见他笔走龙蛇，咄嗟之间，已经写出二十张八十个盈尺大字。据说，观看的人们惊叹不已。除了拍马屁的成分之外，当时在场的书法高手不少，有的至今还有作品传世。一个普遍的看法是，小皇帝的功力已经很不错。就连在书法艺术上自我感觉甚佳的张居正，回家后仔细端详，也承认小皇帝的字“奇秀天成”。这与后世对万历皇帝书法的评价是一致的。当时，小皇帝是十二岁。

从万历皇帝一生行事上看，他的性格中具有相当浓厚的艺术气质，敏感而易受伤害，偏颇而容易伤感，感情用事而意志薄弱。显而易见，这种性格类型的人做起皇帝来，尤其是做大明帝国后期的皇帝，恐怕会相当痛苦。

事实上，万历皇帝的一生，除其父隆庆皇帝在世时的短暂时日外，他可能的确过得相当郁闷。艺术家的品格与皇帝需要的品格，即便不是背道而驰，也实在相去甚远。皇帝所要面对的人与事太具体，太缺少美感，太需要理性、谋略、钢铁般的意志和手腕。可惜，如此种种，在这位皇帝身上均告阙如。

毫无疑问，这个时期，张居正在万历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应该是相当崇高的。但并不意味着他的所有压力都是令人愉快的。

当十二岁的万历皇帝兴致勃勃地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赏赐给大臣们时，张居正和其他人一样，不算特别夸大地颂扬了皇帝书法艺术的成就。但是，紧接下来的劝告则是：够了，到此为止。宋徽宗书法艺术的伟大成就，并没有使他和他治理下的国家避免一塌糊涂的命运，很有可能还加剧了这种命运。因此，皇帝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到研习治理国家的圣贤之道上去。这番说教肯定没有错，却也肯定是兜头泼来的一盆冷水。

应该说，万历皇帝相当懂事。

万历元年春节，是他当皇帝后的第一个春节。民间张灯结彩摆酒设宴，皇宫里的御膳桌上，除了平时的饭菜外，只是加了几道水果。史书记载说，这是根据张先生的建议做的。这个春节，他们母子节省下的酒饭钱有七百多两白银，大约可以折合成十几万元人民币。此后连续几年都是如此。

皇宫惯例，每年春节到正月十五，都要在鳌山上观灯。张先生建议他免去此例，以节省开支。十岁的小皇帝相当通情达理地说：“鳌山上的灯我已经看过了，看一遍和看千遍是一样的。我不看了。”

这十年中，史书上记载了不少小皇帝认真学习履行皇帝职责的故事。诸如，刮起沙尘暴，当时叫大风霾，他会关心边防第一线的情形；碰上风霜雨雪，他会操心是否影响农事等等。在朝廷的各项礼仪制度上，他也相当一丝不苟。

很难找到特别强有力的证据，说明皇帝为什么发生后来那翻天覆地的变化。

万历皇帝十五岁时所发生的张居正“夺情”事件，并没有对他们俩的关系造成什么重要的影响。这件事情对张居正的声望与人品形成了巨大杀伤力，但他毕竟是在皇帝与太后的坚持下才这样做的。从后来皇帝与张居正之间几次泪流满面的对话和张居正病重时皇帝的表现来看，君臣二人的感情十分真挚与深切，相当动人。

或许，张居正与万历皇帝悲剧的根源，就是来自这种真挚与深切的感情。

下面发生的这次著名事件可能是引发悲剧的导火索。

万历八年十一月，已经十八岁的万历皇帝，在小太监孙海、客用的引导下，来到西苑饮酒作乐。酒酣之际，皇帝命太监为自己唱曲，太监们不会唱新曲，致使皇帝不能尽兴。于是，已经喝醉酒的皇帝拔出宝剑就要杀人，场面极为混乱。在众人的劝解下，最后，割去了两个人的头发权充首级。

这件事，被冯保报告给了慈圣李太后，使太后愤怒之余十分伤心。她命张居正上疏切谏，并代皇帝起草罪己书，一份放在内阁，一份交太监保管。并将皇帝召到慈宁宫罚跪。据说，这次罚跪时间长达三个时辰，也就是六个小时。在暴风雨般的痛斥中，悲恸而愤怒的太后宣称，准备废掉这个失德的皇帝，由他的弟弟接位。最后，万历皇帝痛哭流涕，表示悔改，事情方才告一段落。

对于十八岁的青年皇帝，这是一个奇耻大辱，也使他对冯保切齿痛恨。

一年半之后，万历十年六月，五十八岁的张居正重病去世。患病期间，皇帝曾经为之难过得泪流满面，甚至不愿吃饭。在此期间，张居正被晋封太师，这是正一品、真正位极人臣的文官最高头衔，成为有明一代罕见的活着时被封为太师的大臣。有分析家认为，如果不是神志昏迷，张居正很有可能不敢接受这个职衔与荣誉。

当年十二月初，一封弹劾冯保十二大该杀的奏疏摆到了万历皇帝面前。皇帝情不自禁地说：“我等这篇奏疏，已经等了很久了。”他可能没有想到，这篇奏疏揭开的却是清算张居正的序幕。

在后来陆陆续续的揭发材料中，万历皇帝了解到，早在自己即位之初，为了排挤高拱、夺取首辅的地位，张居正就与冯保配合呼应，制造冤案。按照帝国法律，朝廷大臣结交太监是一款大罪，而此二人的结交至少已经十年以上。皇帝恍然大悟：难怪这两个人的立场经常如此一致。

皇帝吃惊地获悉，以圣贤之道谆谆教诲、严格要求自己，并且屡屡抑制皇宫消费的张先生，原来生活得颇为豪华奢侈，连他回家奔丧时坐的轿子里，都可以起居饮食，可以容下两个仆人伺候，需要三十多人才能抬走。

皇帝发现，几年前，张居正声称，为了供奉皇帝的书法作品，需要改建家中的住房。皇帝为此特别赏赐给他一千两白银。现在才知道，当时的花费是一万两，按照购买大米的购买力折算，这笔钱大约相当于一百五十万元人民币左右。而且同时，在他的老家江陵，也就是今天的湖北省沙市地区，也修建了一座同样的府第。

皇帝愤恨地知道，几乎在张居正节制自己对宫中妃嫔宫女们赏赐的同时，他本人纳娶了两位年轻美貌的姬妾。这两位美女，可能是戚继光用军费买来送给张居正的。而且，张先生还在研习房中术。他在五十八岁上死去，大约于此亦有关联。

张居正结党营私，收受过一些人的贵重礼品，这有他亲笔书写的书信为证。怪不得这帮家伙能够得到如此重用。

他三个高中进士的儿子，可能都有作弊的嫌疑。

仅就这些已经足够摧毁张居正的形象了。何况真真假假的揭发还有许多。只有看过这种阵势的人，才会真正懂得“人走茶凉”、“人心叵测”的真实含义。

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公正地对待张居正的功过是非了。人们沉浸在报复和发泄的快感、莫名其妙的嫉恨与期盼之中。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宣泄，可能使大明帝国悄悄失去了延长自己寿命的唯一机会。

就心理学一般规律与生活中通常发生的情况判断，性格单纯而感性的青年人，特别容易由于感情上的挫折与欺骗，变得愤世嫉俗，走向极端。

从万历皇帝的一生行事看，他显然不属于那种深有城府和谋略的人。二十岁上下，正处在没有什么生活阅历，却又自以为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年龄。上述一切，可能使他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许多往事，越想越认定这是一个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认定他欺骗与玩弄了自己的感情、信任和尊敬。从而，从以往那种真挚与深切的敬爱，转变成极度的愤恨与失望。而且，当初的感情有多深，如今反方向的作用力就有多大。

平心而论，万历一朝很少诛戮荼毒大臣。张居正死后的遭遇可能是整个万历年间最为悲惨的——

当初，张居正在世时，对张家百般奉承的湖北地方官，如今听说皇帝准备抄已故太师张居正的家时，立即抢先行动起来，将张居正全家人圈禁在一个房子中，并在门上加贴了封条。过了若干天，皇帝的钦差来到，打开门后，全家人中，已经有十几口人包括孩子被活活饿死。

当时，唯一能够制止万历皇帝胡来的，只有他的母亲慈圣李太后。这位出身农家的老太太曾经以“家人礼”亲切地对待张居正的母亲。此刻，她正在为自己另一个儿子的婚事操心。万历皇帝告诉她，有人揭发张居正和冯保都是家财百万，抄了他们的家，就不用发愁婚事的花销了。这位曾经高度尊敬张居正的老太太居然同意了。结果，张居正所有财产查抄变卖后加起来，大约是二十几万两白银，不到严嵩的二十分之一，大约也远远不够她操办儿子婚事所需的花费。至此，张居正全家家破人亡。

这位不知道世事艰难的青年皇帝，还面临着治国方略的选择。他徘徊在两个极端之间。

一方面，这么多的人反对张居正，可见张居正做的确实很坏；

另一方面，张居正经营的业绩摆在眼前，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万历皇帝及其臣僚们的选择，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将张居正打翻在地之后，将他曾经做过的一切，全部归结为卑鄙的动机。

于是，我们有机会在大明万历年间的历史上，看到一条过于鲜明的转折分界线。

前十年，在官方的各种文件中，官员的业绩与能力是一个热烈的话题。处于严格监督下的官吏们，需要用自己的工作业绩，证明自己的能力，证明自己应该得到更好的机会。因此，整个国家显得生气勃勃。

后三十八年，张居正死后所引发的关于官员道德与人品的争论则充斥了朝野，国家失去了现实的目标，帝国的官吏队伍分化成不同的派系。他们越来越频繁从事的工作，就是想方设法给对手贴上不道德、没有操守的“小人”标签，并尽力证明自己属于品行高洁卓越的“君子”。几乎所有的派别和人们都在忙着在这件事情上抓住对方的短处。才能与素质是否称职，再也得不到任何人关心。国家与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管理、运转与经营，变成了“君子”与“小人”的战场。朝野上下，到处弥漫着阴谋的气息。从此，大明帝国再也没有能够摆脱这种状况，且愈演愈烈，直到耗尽元气，土崩瓦解。

当时，万历皇帝很有可能相信，没有张居正，事情将会做得更好。因此，他雄心勃勃励精图治，很有干一番事业的气象。他几乎全盘否定了张居正所做的一切。他将张居正罢黜的大批庸滥官员全部官复原职，将张居正时期事实证明相当能干的一些文官武将放逐投闲。一代名将戚继光镇守蓟辽，十余年间，蒙古族骑兵在他面前从不敢轻举妄动，此时，被放逐到无事可做的广东，几年后，郁郁寡欢地死去。旷世难得的治河专家潘季驯则因为替张居正说了一些公道话，而被勒令回家，直到黄河泛滥得不可收拾时，才把这位心灰意冷的老先生又重新请出来。

而帝国的财政状况也在此期间重新陷入入不敷出的窘境。

几年之后，身心交瘁的万历皇帝才知道，旁观一代能臣治国是一回事，取代他、自己动手是另一回事。他不会承认自己眼高手低，却也相当惆怅地询问臣下：为什么我一点儿都不敢懈怠地工作，可是国家还是没有中兴的气象呢？

显然，没有人能回答得了他的问题。

这种挫折感对皇帝造成了明显的影响，万历十四年以后，他频繁地以生病为理由，不愿临朝听政。大臣们的奏疏报告越来越多地被扣留在宫中。皇帝只把那些他喜欢的奏疏批准下去。他所不喜欢的，或者尽量拖延，或者留中不发，从此没有了下文。

宫中记载显示，此时的皇帝，身体大致不错，只是相当放纵地沉溺在酒色之中。据说，这期间，皇帝每餐必酒，每酒必醉，每醉必怒，每怒必定要责罚打骂周围侍奉的人。而且不要命了似的，夜夜交欢。清算完张居正不久，皇帝就开始为自己修建陵墓。仿佛赌气似的，他在这座坟墓上一口气花掉了相当于两到三年全国财政收入的七百多万两白银。张居正时代的积蓄所剩无几矣。

若此时张居正重返人间，他可能完全认不出自己昔日的学生了。

万历十七年，一位名叫雒于仁的七品小官，上了一道著名的奏疏，直指万历皇帝酗酒、好色、贪财、尚气。此时，万历皇帝很有可能已经认定，自己的大臣和张居正是一路货色，满口仁义道德之下，隐藏着争权夺利、男盗女娼。既然大家都是如此，为什么皇帝不行？因此，他并没有把这个小官怎么样，只是将他贬为庶民。自己则酒、色、财、气一切如故，很有点儿我行我素爱谁谁的味道。

一般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所谓“国本之争”，最终导致了万历皇帝彻底疏远朝臣，荒怠国政。

万历皇帝挚爱郑贵妃，这种感情持续了一生。为此，他表现出明显的愿望：越过长子朱常洛，立郑贵妃所生的次子朱常洵为太子。结果，遭到群臣的激烈反对。君臣间的对抗长达十五年。这就是所谓“国本之争”。围绕这个争论，发生了著名的“妖书案”与“梃击案”，使派系活动和君臣间的离心离德变得无法收拾。在这个过程中，万历皇帝的表现就像一个陷入早恋怕被抓住的中学生：敏感、患得患失、欲盖弥彰、首鼠两端、毫无机断权谋。这些表现应该是郑贵妃将他称为“老妈妈”的主要原因。最后，万般无奈的皇帝作出了让步，这肯定使他感到沮丧并备受伤害。

为了表达自己对群臣的蔑视与愤慨，这位皇帝采取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报复措施，那就是长期消极怠工和不管不顾地聚敛财富。

在长达三十年时间里，他躲进深宫，不见群臣。一位官升内阁大学士的大臣宣称，在十五年时间里，只见过三次皇帝。他大量积压或留中臣子们的奏疏，哪怕是关于战争或灾难的紧急报告。一位大学士感慨：“一事之请，难于拔山。”——请求批准一件事情，比撼动大山还难。

万历皇帝做的最绝的事情，则是对空缺官位与官员调动、升迁不闻不问。资料显示，万历中后期，相当长时间里，皇帝就已经开始无视各级职位的空缺。最严重时，整个帝国官员的职位空缺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用今天的概念表达，就是所有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缺额一半以上，而且有些中央各部门的官员空缺高达百分之七八十。其直接后果，显然是大官无法办事，小官升迁无望。于是，人们纷纷求去。

最开始，大家写了辞职报告，等他批准后才敢离开，后来见他根本不予理睬，便放下官服官印自行离去，没有人追究过问。

据说，如此一走了之的省部级干部就有至少十人以上。

而首席大学士李廷机的辞职故事最为令人啼笑皆非。万历三十八年，从被任命为首相时起，李廷机就自称有病，不肯料理公务，并且开始了漫长的辞职生涯。直到三年零九个月以后，在他呈递了第一百二十三封辞职报告，并搬出北京城以示决绝，皇帝才在形式上批准他辞职。据说，皇帝这样做除了表示对臣僚的蔑视与报复之外，部分原因是缺额官员的俸禄可以收归皇室使用。

从万历二十四年开始，皇帝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矿监税使，奔赴全国各地，为他开矿收税。这些人通常而典型的做法，就是圈占商人富户的产业与土地，宣称此处有矿可开，迫使他们花钱消灾。

史书记载显示，有些城市里高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商人富户为之破产。

一个最恶名昭著的例子可以显示其为害之烈：

派往福建的高寀是个从小阉割的太监，他听说幼童的脑髓可以恢复性能力，于是多方搜求幼儿杀之，吸食其脑髓，被当地人认为是飞天夜叉的转世化身。在其税署池塘中，沉积了数百具儿童尸骨。

矿监税使制度持续了二十四年，荼毒全国，激起了近百次民变与兵变。直到公元1620年，即万历四十八年，五十八岁的皇帝临死时才下诏罢停。此时，全国已是一片肃杀，风雨满楼。距离烽火遍地天下大乱，只有几年时间了。

据说，该诏书发布时，朝野内外许多人痛哭失声。

而在万历皇帝数十年荒怠国事期间，在中国大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努尔哈赤号称以十三副兵甲起家，创建了后金国。并在万历皇帝死前一年，于今天辽宁抚顺一带，展开了历史上极其著名的“萨尔浒大战”，重创明朝大军。

从此，双方的战略态势发生根本逆转，大明王朝再也没有力量对付自己的掘墓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