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感觉，”监狱看守奥托·卢克尔在描述希特勒到达兰茨贝格监狱的那个寒冷秋夜时这样写道，“暴风雨撕扯着屋顶，冲击着瞭望塔，使大门和铁窗不停地在摇晃，似乎要一怒之下猛闯进来。下面的牢房一片死寂，只能偶尔听到值夜的看守来回踱步的声音。”
如果曾经有哪一段历史篇章需要以黑暗的暴风雨之夜开篇，1923年11月23日，希特勒被捕入狱的那个夜晚仿佛就是那个开篇之夜。另一位监狱看守弗朗茨·黑姆里希在回忆录中写道：“那天夜晚看不见星星，一种紧张不安的感觉笼罩着典狱长和看守们。”大约夜里11点钟，在这种紧张气氛中走进来一个心烦意乱、脸色苍白的人。他一言不发，左臂打着吊带，披着一件陈旧的灰色战壕风衣。2“由于深受刺激，他的面孔因彻夜不眠而显得疲弱不堪，上面甚至披散着一缕黑发。”黑姆里希写道。但这个穷困潦倒的人物却穿着一件双排扣长礼服，显得很不协调，他胸前仍然别着一枚铁十字勋章。3这套服装，他发动暴动时穿在身上，向音乐厅广场行进未果时穿在身上，逃到恩斯特·汉夫施丹格尔家的别墅时仍然穿在身上。兰茨贝格监狱的典狱长奥托·莱波尔德和另外两个警官走在希特勒的身边。“他们的影子在前面的黑暗中不停地摇晃着。”其中有一位用链子牵着一条“猛犬”。监狱里静悄悄的，只能听到他们身后的铁门砰的一声关闭时发出的响动。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阿道夫·希特勒来到了兰茨贝格监狱。在接下来13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这里将成为他的栖身之家。
兰茨贝格监狱位于慕尼黑市以西36英里处，是一个现代刑罚机构。它坐落在曲折蜿蜒的高山河流莱希河畔的一个迷人小城镇里。这座中世纪风格的小城镇拥有必不可少的鹅卵石街道，汩汩流淌的喷泉（一度是村民们的饮用水源）。大广场上还有几家面包店和小酒馆。这个小镇原本同遍布这个地区的其他巴伐利亚乡村集镇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后来使莱希河畔的兰茨贝格监狱小城镇与众不同的是，在城镇边缘修建了一个州级监狱，而且附近还驻扎着一个国防军守备部队。在未来的岁月里，兰茨贝格将成为纳粹主义的温床，成为纳粹朝拜之地。而且使其蒙耻的是，这里也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系列奴隶劳工营的中心。
但是在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兰茨贝格只是一个沉睡的小城镇，没有任何特殊名气。它那座一流的监狱早在1902年就投入使用，关押着500名犯人。别看这座监狱外面是一个褐色要塞式大门——两个带有洋葱头圆顶的塔楼中间修了一个拱门，监狱里面可是十足的现代景观，有意识地采用了美国最新式“圆形监狱”设计方案。四个高大侧翼（足有四层楼高）通过中心瞭望站连在一起，可以轻而易举地抵达所有的牢房。
不过也有一个特别之处。兰茨贝格监狱还有一个关押特殊犯人的专用侧翼，德语中称为die Festung，意思是“要塞”。所谓要塞根本就名不符实。它只是一幢具有1909年那个年代特点的长方形白色二层楼建筑，橘黄色瓦屋顶，通过一个走廊同监狱主体相连。这个建筑物原本用作监狱小型产业的生产场所，后来又变成关押政治犯的监狱。4“Festung”（要塞）这个名称最初来源于德国19世纪的一个传统：把政治犯、良心犯，以及一些贵族成员（比如参与决斗者）关进当地的要塞塔楼，在宽松的环境里给予“不剥夺荣誉的惩罚”（决斗当时是一种不能完全容忍的荣誉犯罪行为）。在现代社会这个名称被保留了下来，写进了法典，但是要塞塔楼早已弃用。阿道夫·希特勒就像20世纪20年代的其他许多政治犯一样，服刑时被“关押在要塞里”——最好译述为在保安措施最松懈的环境里“接受不剥夺荣誉的监禁惩罚”（在有些国家被称为custodia honesta，意为“不剥夺荣誉的惩罚”）。5关押希特勒的“要塞”看上去更像一个宿舍而不是城堡，只是这个宿舍四面墙壁厚达两英尺，窗户上还安有铁栅栏。“如果有人希望看到城堡上布满青苔，地下室潮乎乎那样的‘浪漫’景象，肯定会大失所望。”有位犯人这样写道。6
在兰茨贝格监狱，一个引人注目的政治讽刺情景正在等待着希特勒。此时关押在所谓要塞中的唯一犯人是安东·格拉夫·冯·阿科·奥夫瓦利伯爵。这位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贵族在他自以为是爱国主义的狂热举动中，于1919年在慕尼黑大街上枪杀了巴伐利亚州长库尔特·艾斯纳。阿科·瓦利（人们通常这样称呼他）刺杀了身为社会党人的州长，从而推波助澜引发了政治骚动，致使巴伐利亚在1919年4月被共产党人接管三周，成立了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存在时间很短的共和国在恐怖的大屠杀中消亡，导致极端右翼运动高涨，培植了纳粹等政治党派团体。持有民族主义立场的阿科·瓦利因刺杀巴伐利亚州长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为终身监禁，接受不剥夺荣誉的惩罚。在兰茨贝格监狱要塞里，他占用着被视为适合监禁“高贵人物”的唯一一间牢房——“前厅专门有看守待的地方。”监狱看守黑姆里希写道。
就知名度而论，希特勒远远超过那位几乎被人遗忘的伯爵。希特勒的大名经常出现在慕尼黑与德国报纸头版上面。因此这位脸色苍白，蓄着粗短胡须的人物显然要比那位躺在五号牢房里的贵族更加名声显赫。7就像一位普通的有钱人被从旅馆最豪华房里赶出去，以接待突然光临的电影明星一样，阿科·瓦利“被从睡梦中毫不客气地拖了出去，安置在监狱医院里的一个单人间里”。卢克尔回忆道。这位从睡梦中惊醒的杀手被赶出五号牢房后骂个不停，高声叫道“如果有机会他一定要杀了希特勒，就像他当年杀艾斯纳那样，因为这个‘画家’学徒是德国最大的祸害！”黑姆里希写道。8不过希特勒还是占用了最好的房间。9
然而即使那个最好房间里面的陈设也比较简陋。五号牢房面积大约为9×12英尺，里面摆放着一张白色金属床，上面铺有床垫，备有几张毛毯。床头柜上配有台灯，还有一张小型写字台，两把木椅和一个衣柜。希特勒在夜间被关进了这间牢房。不过他看到的牢房门却是一扇真正的门，要比简易的铁栅栏更能守护个人生活隐私。10这个房间的最大优点就是有两扇朝里开的5英尺高的窗户，采光效果好。希特勒从窗前可以看到环绕监狱24英尺高的石墙，大约在75英尺开外。站在二层楼的瞭望位置上，希特勒可以看到石墙外面的一片片农田和微微起伏的乡村景致。他喜欢观看远处公路上奔驰的汽车，再次梦想着拥有一辆从眼前驶过的那样的豪华汽车。11毫无疑问，窗户上安装的铁栅栏又时常使他从这样的幻想中回过神来。从一张在晴天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安有铁栅栏的双层玻璃窗把网格状的影子投射在希特勒床铺上方的墙上，又在对面墙上反射出一个很大的画框，使关押他的牢房看上去好像三面都处在铁栅栏囚窗的包围之中。12也许这间牢房要比一般的牢房好一些，但它毕竟不是旅馆客房。
在那个狂风大作的夜晚，希特勒人还没到名气早已先到，这让整个监狱忙乱起来，做着各种准备工作。有关那次暴动情况已经陆续刊登在地方报纸上，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知道希特勒和他领导的纳粹党能够制造出严重事端。“我们必须做好应付一切的准备，”典狱长莱波尔德告诫卢克尔和黑姆里希，“他的支持者们可能会劫狱。”考虑到那次暴动明目张胆、厚颜无耻的特点，他们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黑姆里希说道：“我们只有60名监狱看守，有些年纪较大，一支20人组成的保安小队，装备的都是一战时使用的武器。如果我们遭到由退伍军人率领的大批武装人员的攻击，我们这支人数很少的队伍实力太弱，无法守卫这座庞大的监狱。”13
正当他们为安全问题而犯愁的时候，典狱长莱波尔德吃了一颗定心丸，总算解除了烦恼。从慕尼黑打来的电话通知他说，国防军将接管监狱防务，负责看守希特勒，守卫要塞监牢。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非常重要，监狱方面的人员配备不足以担当看守希特勒的大任。没过半小时，监狱走廊里就响起了沉重的皮鞋声和铿锵作响的武器声。步枪、机关枪、钢盔，甚至还有手榴弹，由32人组成的兰茨贝格警备部队国防军小分队搬了进来。守卫监狱部队的指挥官是伊姆霍夫中尉，他把自己的指挥部设在了同希特勒的单间牢房相邻的一个房间里。据卢克尔透露，同国防军警备部队直接联络的电话线也和他的指挥部接通，但是到夜里经常被切断。
尽管感到非常兴奋，但是在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夜晚，监狱看守的主要任务是帮希特勒脱衣服。他那个脱臼的肩膀仍然使他痛苦不堪。“他感到极度疲惫，”黑姆里希说道，“他一口饭也不吃，一口汤也不喝，只是躺在那张小床上。他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一杯水。于是我把装满水的一个大水罐放在了他的桌子上。把他牢牢地锁在室内之后，我就转身离开了。”
希特勒没有胃口，这不仅仅是由过度疲惫造成的。其中既有政治原因，也有抑郁绝望的心理原因。希特勒后来回忆说，他当时等待着因自己犯下的罪行被枪决，就像在他之前的许多革命者那样，也像他后来大权在握时对待任何蓄谋政变的人那样。14考虑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阵阵政治暴力，希特勒的那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在失败感和政治崩溃的双重打击下，希特勒还在考虑自杀，这不足为怪。他活着的主要精神支柱——纳粹运动，看样子已经走到了头。
希特勒是个情绪波动很大、喜怒无常的人。在过去的三天里，他四次提到过死亡或自杀。眼下他那种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在监狱里引起了轩然大波。身边围着一些企图从他那里获得证词的法官，这使得希特勒的脾气极不稳定。这位喜怒无常的犯人起初要求给他机会对那些调查者们发表正式声明，后来又要求把他所讲的事情经过记录存档。希特勒的主要目的是要报复那三个他认为是背叛了他的人：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可是当调查人员来到兰茨贝格时，希特勒三番五次突然闭口不语，“然后又再次表演，突然一阵阵大喊大叫起来。”有位官员这样描述道。15在准备审问时，希特勒的叫喊声“在整个监狱里都能听到”。16站在二楼审讯室外面的看守们甚至担心会打起来。希特勒既目中无人，又沮丧灰心，一开始就是个难以驯服的犯人。接着他又开始绝食。
起初，希特勒还吃一些黑姆里希端给他的饭菜，“但是肉食一点也没有碰”。希特勒早已是一名素食者。接受不剥夺荣誉的监禁惩罚的要塞犯人同监狱看守们吃一样的饭菜，不吃主体监狱里500名犯人吃的那种粗陋饭菜。但是有天早晨黑姆里希为希特勒送来早餐时，他发现前一天夜晚带给这位犯人的晚饭仍然放在桌子上，一点没吃。“希特勒先生，怎么了？”看守问道，“为什么不吃饭？病了吗？”
“别来烦我！”希特勒叫喊道，“我再也不吃饭了。”
典狱长莱波尔德吩咐黑姆里希仍然把每顿饭送到希特勒的牢房，直到把下顿饭送来时再把它带走。但是第二天早晨当黑姆里希把早饭送来时，希特勒勃然大怒。昨天的晚饭仍然放在桌子上，一点没吃。“希特勒像疯子一样冲着我狂喊乱叫。”黑姆里希回忆说。
“端走！”希特勒叫喊道，“不然我就把它摔到墙上！”
紧接着，希特勒又开始怒气冲冲地进行那种典型的政治抱怨，冲着黑姆里希高声大骂那些“骗子和叛徒”。随后，两人扯开嗓门比着高喊起来，黑姆里希扬言要对希特勒进行处罚。但最终他还是端走了希特勒一口没吃的饭菜。
一天又一天的绝食，使希特勒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他看上去“就像是受尽苦难垂头丧气的样子，脸也刮得不干净；听到我说的几句简短话语时，他露出了疲惫的微笑，显得毫无兴趣”，黑姆里希这样写道。17
希特勒领导的纳粹党被取缔，报纸被查封，同党遭到逮捕追踪，或者过着流亡生活，这已经够糟糕了。但是一贯极为看重个人尊严的希特勒此时还面临着蒙受羞辱的厄运。他听说在暴动那个夜晚人们说他疯狂，喝醉了酒，是个自大狂。18除了那些狂热支持者以外，所有的人都在谴责他，嘲笑他。有时甚至他的一些支持者也这样做。赫尔曼·埃塞尔后来声称，让许多纳粹信徒勃然大怒的是：他们的领导人没有同自己的党徒一起继续留在音乐厅广场。19《纽约时报》表达了舆论共识：慕尼黑暴动毫无疑问消灭了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支持者。20驻慕尼黑的美国外交官罗伯特·墨菲不久就写道：“本身就不是德国公民的希特勒在监狱服刑期满之后有可能被从德国驱逐出境。”21历史学家奥斯马尔·普洛金格说：“希特勒这一回摔得不轻。在最初那几个星期里，人们还无法确定希特勒能否重返政治舞台。”22政治舞台上突然之间消除了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一直在散布的烟雾，也听不到他们的喧嚣呐喊。“纳粹党徽和冲锋队都不见了。希特勒这个名字也几乎被人们遗忘。”经常到德国的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这样写道。23
随着自己的活动天地越来越小，前途日益黯淡无望，希特勒企图再次寻求耸人听闻的出路。在没有枪支、没有蔑视一切的进军行动、没有套索的情况下，希特勒选择了留给他的唯一武器：把自己饿死。他将惩罚自己，为了自己的事业，像殉道者一样去死。
在希特勒开始绝食几天之后，深感惊慌的监狱官员急忙把希特勒转移到监狱医院，不停派人监视，严格把希特勒同其他犯人隔离开来。希特勒只喝水，大部分时间都在安有栅栏的窗户旁边读书。他要求黑姆里希从监狱小图书室里给他带些书籍过来。24他说自己在重新阅读哲学家亚瑟·叔本华的著作时内心感到非常平静。但是他变得日益苍白脆弱，嗓音有些沙哑。黑姆里希开始注意到有一股奇怪的气味，一股“肯定是从他胃里冒出来的令人作呕的甜味”。25这股难闻气味非常刺鼻，黑姆里希在给希特勒递送包裹时必须屏住呼吸，以免感到恶心。一周过后，典狱长莱波尔德担心“他可能无法让那位最尊贵的犯人活下来受审”，于是这位典狱长吩咐医务人员准备给希特勒强行喂食“合成营养物”。德国未来的领导人此时就要被迫让人把一根食管从喉咙里捅下去。
然而就在同一天，即11月9日，兰茨贝格监狱教师，应用心理学家阿洛伊斯·玛丽亚·奥托决定看望希特勒。26“那是灰蒙蒙的周一上午，大约10点钟，我向医院走去，”奥托后来写道，“我打开房间的门，看到一位身材不高、目光阴郁的男人。他的外貌一开始让人感到非常失望。他看上去与普通人一样，不自然地把黑发梳在前额上方。……非常引人注目的是他那凸出的颧骨和坚定有力的下巴；一张大嘴倔强地紧闭着，鼻子较宽，两边略微内缩。……他那双眼睛透露出敌意，两道剑光直向我射来。”
奥托是位虔诚的天主教徒，对于善的力量坚信不疑，27下定决心要突破希特勒的抵触心理防线。他心生一计：给希特勒这位怒气冲冲的囚犯带来了一份慕尼黑报纸。报纸上面刊登了一篇由希特勒以前的朋友所写的文章，指责这位纳粹领导人“沦为个人虚荣心以及自负情结的牺牲品”。奥托把具有保守倾向的报纸《巴伐利亚信使报》（Bayerischer Kurier）递给希特勒，并说道：“希特勒先生，我向你保证我没有告诉监狱里的任何人我要来看你。谁也不会知道这次谈话的任何内容。你和我是同龄人，都经历过战争和苦难。我来看你是想和你坦率地谈一谈，希望对你能有些帮助，就像我对待每一个犯人那样。请你读一下你的老朋友写的有关你的文章吧！”28
希特勒读起了报纸，而监狱里的那位心理学家在那个狭窄的医院病房里来回踱着步子——“长10步，宽3步。”他回忆道。病房里一片宁静。
突然间，希特勒跳了起来，把那份皱皱巴巴的报纸猛地摔在桌子上。希特勒以他那独特的低沉而连续的喉音“R”尖声叫道：“这些德国人都是一群废物！一个国家居然有这样拙劣的借口！这样一群自以为无所不知的人！你为了最伟大的事业把头别在裤腰带上拼死拼活地干，他们却背叛你！……不值得去做这样的牺牲。我厌倦了，不想再干了。已经结束了！让他们看一看，离开我他们会干成什么样。我要放弃了。我要是有一把左轮手枪，我就会抄起来。”
奥托惊得目瞪口呆：“（希特勒）嘴角泛起了白沫，两只眼睛骨碌碌地转个不停，眼白也湿润了。整个人情绪异常激动。”
不过奥托还是告诫说，如果他真想帮助人民大众解决就业和安定问题，而不是仅仅许下一些模糊不清的诺言，他就需要有耐心。但是奥拓的话并没有产生效果。“他再次大发雷霆，冲我喊叫道：‘德国不能再等下去了！我千方百计地帮助这个国家，呼吁他们重振尊严与荣耀。可是这些胆小如鼠的蠢货就是不听！谁想帮助他们摆脱卑躬屈膝的厄运，他们就出卖谁。历史已经反复地表明：凡是一心想要（为人民大众）谋取最好福祉的人，总是被钉在十字架上，活活烧死。’”
奥托听着希特勒继续发怒。考虑到前不久奥地利霍亨索伦王朝覆灭的情况，奥托问希特勒是否在效仿错误的榜样。这一问便触及希特勒的另一个痛处。希特勒仇视奥匈君主制。于是他就专为奥托举办了一堂“长时间的私人讲座”，内容涉及历史、革命与榜样人物，从斯巴达、腓特烈大帝，一直讲到纳尔逊、加里波第。
希特勒的沉默被打破了。他又可以驾轻就熟地表现一番了。他无法放弃就历史和政治问题以权威口吻高谈阔论的机会。于是犯人和监狱教师便开始了一次颇为经典的谈话，说古论今，彼此论辩交锋。希特勒声称，他只尊重两个机构：一个是普鲁士陆军总参谋部，另一个是梵蒂冈的枢机院。“那么你一定知道，”奥托说道，“普鲁士总参谋部用了多长时间准备打最近一次战争，也知道像加里波第和墨索里尼那样的革命者需要得到人民意志的支持。只凭口号，尤其是反犹太主义、反教权论那样的口号，不会使忍饥挨饿的民众走向街头，冲破路障。……你和你的追随者们为什么散布针对犹太人和教皇权威的仇恨呢？在政治上我们可能成为对手，但是如果你想要领导整个国家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可以同舟共济，相互支持。”
希特勒打断了奥托的话语，对奥托进行反驳，不过仍旧继续参与谈话。最后奥托表示，希特勒对那些“想法不同的人”所抱有的仇视态度是无法削弱的。“在他身上，我能够感觉到的是他那种对于某一思想意识恶魔般痴迷的变态心理。”希特勒内心里充满了“虚荣意识和蛮不讲理的教条主义思想”。奥托这样写道。但是第二天奥托获悉，希特勒已经停止绝食。
希特勒不再绝食是否同与奥托见面长谈有关，我们尚不清楚。被希特勒先前取而代之的纳粹党共同创始人安东·德雷克斯勒几乎同时看望过希特勒，声称“在同一个已经放弃生存希望的人经过1小时45分钟的斗争较量之后”，他终于说服希特勒为了纳粹放弃死亡的念头。另据普希·汉夫施丹格尔透露，他的妻子海琳——就是在希特勒被捕前从希特勒手里夺下手枪的那位女士——也起了决定性作用。“她托人捎信说，她当时阻止他自杀不是让他以后把自己饿死。”29还有一位女士对希特勒也有一定影响，她就是舒伯纳-里希特的遗孀。她的丈夫在暴动队伍当天进入音乐厅广场时被射杀在希特勒身旁。她裹着严严实实的面纱，身穿丧服前去探望希特勒。她的到来意味着谅解，也使希特勒相信他的追随者仍然支持他。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在11月24日那天也探望过他，后来对黑姆里希说希特勒同意结束绝食。30
据看守回忆，希特勒吃的第一顿饭是一碗米饭。黑姆里希心想这位犯人又重新获得了“求生的意志”。只不过前一天有位前来探望希特勒的人说，希特勒的左臂“仍然不能使唤”。31但是希特勒又有兴趣向别人讲述他的思想，或者至少把他的思想写下来。律师洛伦兹给州检察官写信，要求允许给希特勒送去一本“韦伯编纂的德语词典，五卷叔本华的著作，还有纸张、自来水笔、笔筒和一支铅笔”。32
不久，希特勒又从另一位女性崇拜者那里受到鼓舞，信心大增。著名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1883年逝世）的英国出生的儿媳威妮弗蕾德·瓦格纳，在希特勒于数月前拜谒瞻仰位于拜罗伊特的瓦格纳旧居和墓地时，对希特勒一见钟情。威妮弗蕾德·瓦格纳同英国出生的种族主义作家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33一起，想尽办法表示对希特勒及其事业的支持。在希特勒暴动失败、身陷囹圄之后，威妮弗蕾德组织并发起了一次书信签名。那封过于动情的书信总共吸引了1000人的签名。“我们对您所怀有的炽烈的爱胜过以往任何时候。”那封书信一开始这样写道。威妮弗蕾德在信中附上了一封致“尊敬的、亲爱的希特勒先生”的个人短信（发表于12月1日），这种称呼比平时更显得亲近热情。她附上了一份由她的丈夫西格弗里德·瓦格纳（同他父亲一样也成了一名作曲家）创作的歌剧脚本《马林贝格的史密斯》（The Smith of Marienburg）。“如果这本小书能够帮助你度过一些漫长的时光，就算它尽了微薄之力。”威妮弗蕾德写道。34
希特勒结束了绝食，但仍然抵制审问。在遭到希特勒粗鲁拒绝的官员中就有巴伐利亚州检察官路德维希·施滕格莱因。此人专门负责起诉希特勒及其他被控犯有叛国罪，蓄谋用武力推翻政府的暴动参与者。施滕格莱因孤注一掷，决定派出那位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副手汉斯·埃哈德同那位纳粹党人会面。埃哈德当时36岁，比希特勒大两岁。他认为自己能够摧毁希特勒的沉默之墙。但是当这位副检察官带着他的速记员和打字员于12月13日来到时，希特勒仍然像以前那样顽固不化。“我不是罪犯，我不会让自己像罪犯那样受审。”他哼着鼻子这样说道。
据埃哈德后来回忆说，希特勒对自己的愤怒表现颇为自得，既质疑眼前这位官员到来的合法性，又拒不承认法院的司法权。希特勒表示，他不会对埃哈德披露暴动的任何细节，因为他想“只在法庭上……打出自己的王牌”。但是，那位生性敏感的埃哈德倒是首先打出了自己的一张小小王牌：他让速记员和打字员离开了要塞二楼的接待室。这位年轻的检察官在消除了官方及罪犯调查阵势之后，面对面同希特勒在一个小房间里单独相处，没有任何旁听者。现在他们两人可以直接交流了。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禁不住又要滔滔不绝大发一番宏论，他也的确这样做了。35
在上午和包括下午部分时间在内的五个小时里，阿道夫·希特勒与汉斯·埃哈德漫无边际、毫不掩饰地探讨了许多问题。在那次长谈中，希特勒至少在暴动事件上，在巴伐利亚执政三雄种种纠葛关系上，以及在他个人的历史作用和应对未来审判的个人计划上，把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和盘托出，毫不保留。“我从未拿出一支铅笔或抽出一张纸来。”埃哈德回忆道。“希特勒渐渐地放开手脚，不再感到拘束。‘我在谈话时能够找到适当的词语，可是我一提笔来写却找不到适当的词语。’希特勒说道。他还说口授不适合他。但是我当时无法使他简洁清楚地回答一个毫不含混的明确问题。他一谈起政治就滔滔不绝。”
希特勒“讲起话来喋喋不休，吐沫乱飞，我就差撑把伞遮挡一下了”，埃哈德回忆说道。在希特勒那番废话连篇的长篇大论中，埃哈德终于能够归纳总结出希特勒在后来注定轰动一时的审判中有可能运用发挥的一些论点。36希特勒已经准备好自己的辩护词。首先，他认为人们不可能针对魏玛共和国那样的国家犯下叛国罪。因为在希特勒看来，魏玛共和国本身就建立在叛国基础上。希特勒认为，由社会党人领导的1918年十一月革命是对德国人民的背叛。在他看来，以后的任何一次选举都没有使魏玛共和国合法化，因为他们没有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那场革命是合法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