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希特勒的论点核心同他被指控的叛国罪无关，其矛头倒是指向他的“死敌”——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的叛国罪。毕竟他们一连数月同希特勒及其手下的战斗联盟串通勾结，密谋暴动，策划进军柏林。他们是十足的同谋。希特勒问道，如果他们真的反对他的事业，他们作为执政当局为什么没有在事发之前逮捕这个“危险的希特勒”？相反，他继续说道，“在他们心里”37，他们一直是暴动的参与者。希特勒甚至扬言要披露有关国防军计划动员进军柏林，甚至有可能进攻鲁尔区法军驻军的秘密细节。这位饶舌的希特勒正在表明自己的真实意图：他要人们以全新的观点看待对他的审判，让他的对手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受到惩罚。就眼下来看，他们届时将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

至于暴动的时间安排，希特勒向埃哈德透露，他感觉到了来自同党的压力。他心里明白，卡尔和洛索绝不会打定主意迅速出击。他还担心其他民族主义团体会以一些出格的行动抢了他的风头，“比如抓上十几个犹太人，把他们绞死”38。这种惊人言论充分暴露了希特勒漫不经心的残酷无情一面。

希特勒时刻准备战斗。即使受伤的左臂仍然困扰着他——他说用右手写字时，左臂疼得连一张纸用左手都按不住——这位受伤的纳粹领导人声称，一提到保护自己，使他的敌人活得“不痛快”，他就感到浑身是劲，“像野猫那样顽强不屈”。希特勒声称，他的审判陈述有可能采取备忘录的形式（尽管他不喜欢写作），将会“撕掉他的死敌脸上的假面具……迫使他们最终来到他目前的所在地，即被送进监狱”。埃哈德得以摆脱希特勒之后，立刻把全部谈话内容整理在纸上，结果整理出一份长达九页，共分六个部分，单倍行距的文件。后来这个文件被收入一本书里，成为了解希特勒审判情况、他的心态及其政治判断标准的重要资料。

在被关进兰茨贝格监狱五个星期之后，12月中旬，希特勒开始摆脱暴动失败后出现的抑郁状态，为出庭受审做着准备。崇拜者们络绎不绝地前来探望希特勒，纷纷表示支持，使希特勒信心大增。虽然纳粹党已被官方取缔，遮遮掩掩转入地下活动，那些坚定不移的纳粹分子仍然狂热效忠，矢志不改。希特勒收到了成堆的邮件、包裹、礼物和鲜花。大量的圣诞“爱的礼物”，39主要是精美食品，源源不断地赠自威妮弗蕾德·瓦格纳那样的人士。12月初，有位探访者注意到有一个包裹寄自拜罗伊特，里面装着“一件毛料上衣、羊毛长内衣、袜子、烈性酒、烤干面包、香肠、书籍……”40

典狱长一开始就禁止希特勒把收到的过量糖果盒甜食送给其他犯人。因此他只好将多余的礼物捐给了附近的一家多明我会修道院，让她们施舍给穷人。那一年对于修道院的修女和会众来说是特别开心的一年。“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时候，那些来我们修道院敲门的‘贫穷徒步旅行者’最有收获，最开心。”一位修女这样对黑姆里希说。41

与此同时，希特勒也开始接待络绎不绝的探望客人。要求面见这位纳粹领导人的人非常多，因此监狱官方每次在来客到达之前都同希特勒协商确定让来访者停留多长时间。有时如果来客只是一位自称崇拜希特勒的过路人，只允许他们停留三五分钟的时间。如果来客是鲁登道夫将军那样的人物，希特勒的武装暴动战友，或者是同为即将举行的审判被告，探望时间则延长至四五个小时。与监狱主体牢房里那些每三个月的探监时间只有15分钟的可怜虫不一样，要塞监狱里的犯人，每星期可有长达六个小时的探监时间。据说希特勒经常超过这个时间限度。

最让希特勒精神为之一振的探望者既不是一位将军，也不是长着两条腿的其他任何一位信徒，而是他养的那只德国牧羊犬沃尔夫。希特勒的律师罗德曾向州检察官提出特别请求，询问是否可以带着希特勒的爱犬前去探监。他们一到，那只牧羊犬就以大动物特有的方式窜到了希特勒身上，也让黑姆里希听到了希特勒来到监狱以后发出的“第一阵开怀的大笑”。

虽然希特勒与家里人保持着距离，即便谈到自己的青年时代也很少提到他们，但大约在圣诞节期间，他的姐姐安吉拉来看望过他。她和希特勒在一起相聚有半小时的时间。“让我永远难忘。”她后来写道。她描述了一位显然是正在康复的男人：“他在智力和精神方面又处于最好状态。他也很健康。他的左臂曾经让他非常烦恼，但是现在也应该痊愈了。最近他得到的各方面支持，让人很感动。”42（另一方面，当鲁道夫·赫斯建议希特勒的妹妹鲍拉应该从维也纳来到慕尼黑，这样离得近，也安全时，希特勒显得“惊恐万状”。“他突然变得紧张起来，坐在椅子上局促不安，用手抓挠着头发，”赫斯写道，“看在上帝的分上，不！即使他爱她，她也会成为一个负担，束缚他的行事方式。”）43

兰茨贝格监狱变得忙碌起来。在获悉又有多名因暴动失败而被捕的犯人要押送过来后，典狱长莱波尔德开始在要塞监狱翻修扩建多间牢房。同时他将最新这批参与暴动的犯人关押在主体监狱的一个特别区域里。那里有一面临时修起的墙壁，牢房前面的通道上方修有天花板，防止他们与普通犯人接触。在严格隔离的环境里，他们仍然享有一些特权，比如他们的牢房门整天都可以敞开着。带有顶棚的通道成了他们的娱乐室和吃饭场所。由于天花板挡住了来自四层楼高监狱天窗的自然光，所以他们的生活空间一直是半明半暗。44

新到的这批监狱犯人中有迪特里希·埃卡特、尤利乌斯·施特雷舍尔、菲尔斯特·卡尔·菲利普·冯·莱德45、巴伐利亚前司法部长罗斯博士，甚至还包括德国工人党的共同创始人安东·德雷克斯勒，当初是他第一个邀请希特勒参加他所领导的政治运动。46希特勒继续住在同其他参与暴动者隔离的医院牢房里。后者不断地烦扰黑姆里希，想要打探一些有关他们领导人的消息。黑姆里希严格遵守莱波尔德下达的命令，不透露有关希特勒的任何消息。新来的这些犯人感觉受到怠慢，对那位不幸的看守不断地大加肆扰侮辱。47不过对于这些犯人来说，牢房里的生活还算说得过去。他们的日常特权包括可以在监狱庭院和花园里活动几个小时，沿着长达500英尺的碎石路自由散步。12月22日，冯·莱德男爵在寄给子女的一封家书中写道：“有几位先生和我生活在这里，我们可以整天聚在一起。我们的房间干净，住着舒适。对面是一个大厅一样的宽敞场所，我们可以在那里就餐，自由活动。房间里已经布置了一棵圣诞树。……我的朋友们都说饭菜丰盛可口。你看这里的生活还不错。”48

兰茨贝格监狱成为希特勒和埃卡特的共同栖身之地。不过他们从未在那里见面。作为希特勒最重要的思想文化与政治导师，埃卡特比其他任何人更加卖力地向希特勒表明，反犹太主义思想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所具有的影响力。埃卡特经常被称为纳粹主义的精神领袖。勤于思索而且还吸食吗啡的埃卡特仍然在不断地抛出大量尖刻的政治批评意见。被捕当天，他还在写一篇反犹太主义的文章，题目为《从摩西到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与我的对话》（Bolshevism from Moses to Lenin:Dialogues Between Hitler and Me）。这篇文章有可能是根据他同希特勒的多次讨论整理而成，埃卡特称之为他写的“希特勒手册”。49但是在暴动发生几个月前，这两个人已经分道扬镳了。纳粹领导人希特勒不再把慕尼黑放荡不羁的种族主义运动明星埃卡特视为前辈贤者，甚至也不视为平起平坐的人。埃卡特已被排挤出希特勒的智囊团。暴动之夜，埃卡特是在他常去的一个酒吧（蝙蝠酒吧）里度过的，第二天早晨起得较晚。听到向音乐厅广场进军的消息后，埃卡特便加入进军的行列（只是乘车前行）。50将他抓进兰茨贝格监狱已经足够了，但是他并没在那里待上多久。他在被监禁十天之内身体健康状况开始恶化，因此他被提前释放出狱。又过了数星期，就在圣诞节第二天，埃卡特病逝在他和希特勒都非常喜爱的高山小镇贝希特斯加登，终年55岁。51后来希特勒将《我的奋斗》第二卷献给埃卡特，以示怀念。

在狱中度过1923年的圣诞节，一定使希特勒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性。但是考虑到他那种不易动感情的个性，那段时间对于他来说算不上是一个特别难熬的季节。希特勒没有任何让他思念的亲密家人。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政治动物。在暴动发生三周前，他在写信回复一位童年时期的老朋友时说：“就家庭来说，我家里目前只有我那条出色的德国牧羊犬。我没能使这种情况再向前发展一步。昨天的那个旧时头目到今天还是个头目，并没有变得文雅起来，也并不适合过平静的生活。”52

最为使人兴奋的节日时刻是一周后的新年前夕。午夜刚过，监狱教堂的嘹亮钟声便淹没在“令人毛骨悚然的连续爆炸声中”。据黑姆里希回忆，那一阵阵爆炸声来自监狱大墙外面。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立即采取行动，将守卫监狱的警察增加一倍。结果却是一场虚惊。据黑姆里希透露，原来是国防军兵营里的士兵高兴过头，把“多余的弹药”引爆，庆祝新年。

国防军引爆的烟火也许是一场虚惊，但是人们还是有理由庆贺1924年的到来，特别是1923年的逝去。新成立的德国共和国的第五个年头一直是极为动荡不安。1923年，这个多灾多难的年头一开始就发生了法国-比利时军队入侵鲁尔地区事件。到了秋季，局势跌入低谷，通货膨胀率持续攀升，希特勒发动武装暴动使国家和宪法遭到攻击。然后颓势就此止住。希特勒组织的拙劣暴动的失败标志着德国一个动乱政治时代的终结——紧张不安，极端暴力，近乎内战的局势，革命活动以及迅速加重的通货膨胀，所有这些统统消失了。就在希特勒被关进监狱时，德国开始进入一个疲惫不堪又安宁平静的时期，最终出现了复苏稳定的局面。

德国的东山再起首先同1923年10月中旬推行一种被称为地产抵押马克的新货币有关。这种新货币的基础就是被称为地产抵押银行的新建机构。新马克同已被彻底摧毁的旧德国马克的汇率为：地产抵押马克兑换10亿旧德国马克。在希特勒暴动失败后，货币开始重新赢得买家和卖家的信任，结束了通货膨胀局面。新的稳定形势很快又得到由美国牵头，旨在解决德国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的支撑。这个计划后来签署于1924年。随着货币趋于稳定，失业形势开始得到缓解。法国方面甚至暗示，他们有可能准备撤出鲁尔地区。当时还有议论说德国正在加入国际联盟。镇压纳粹暴动使巴伐利亚州的革命与暴动热潮受到很大冲击，避免了在1923年秋季看上去必定要发生的柏林-慕尼黑之战。甚至就连在1923年冲突中被牵扯到的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等人不久也有了出路。形势发生好转，德国看上去处于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

新的一年也给兰茨贝格监狱内部带来了变化。典狱长受命承接一项新工程，要把要塞建筑翻修改建成牢狱大楼，关押一大批参与过暴动的犯人。主体监狱里那片狭小的特别区域已不够用。另一道命令的执行难度更大：他要把要塞二楼改建成法庭。颇受期待的希特勒-鲁登道夫法庭审判将在兰茨贝格监狱大墙内举行。同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将在2月里一同受审的还有其他八位暴动领导者，包括克里贝尔上校、罗姆上尉、韦伯博士等人。在他们的审判结束几周之后，还要审判其他地位无足轻重的40名步兵。他们分别来自冲锋队和战斗联盟，被指控为叛国罪帮凶，并犯有其他各种罪行和过失，比如故意毁坏《慕尼黑邮报》报社设备器材、绑架人员、随意无礼对待《慕尼黑邮报》主编的妻子等人。由于无法知道在希特勒的进军队伍中何人开枪打死了四名警察，所以无人因此受到指控。

经历过街头战斗并且遭到惨败之后，希特勒眼下又在准备打一场法庭之战。希特勒似乎对危机情有独钟，每当被逼入困境，面临大敌时，往往能取得最佳反击效果。多年来，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据说无论是宽泛概念还是具体细节皆能过目不忘，了然于心，日益认为自己不可能有错。所有这些因素全都开始融入为一场法律（及政治）斗争而展开的思想过程中。这场斗争将把针对他的审判变成其意义超过司法审判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将成为一个平台，使他借机巩固自己的世界观，借机为自己企图推翻德国国家政府进行事后辩解，证明它合理无错。

为将要塞用作审判场所，典狱长迅速调集木匠和油漆工开始施工。推倒了原有间壁，设计出专供新闻记者和警察使用的房间，安装了一个较宽的木栏，将法庭上的旁听者同参与审判的有关人员隔离开来。在俯视要塞建筑和庭院的瞭望塔上，设有新的射击孔和机枪枪位。障碍物顶端安有带刺铁丝网，把要塞建筑同监狱医院隔离开来。运送建设器材的司机开始将监狱里的那条路称为“希特勒街”。黑姆里希写道：“要塞最终变成了军事意义上的要塞。”53

上述翻修改建项目还包括一个不同寻常的内容：莱波尔德心里明白，他可能需要为鲁登道夫将军留出一个专用空间。鲁登道夫先是被捕，并在暴动结束后凭借郑重的诺言得以释放。如果经审判获刑，就必须在监狱中服刑。但是即使他被判犯有叛国罪，包括检察官、法官和监狱官员在内，任何人也不敢把鲁登道夫当作凡夫俗子来对待。他必须享有更好的待遇。

经过一番思量之后，典狱长莱波尔德终于看到解决方案就在眼前：他要把自己那间宽敞的会议室腾出来供鲁登道夫使用。那间会议室设在办公大楼里，远离监狱里的乌合之众。随后工人们开始把会议室改建为专供将军使用的“两室牢房”，配备有必用家具。其中一间是客厅，供工作和接待客人使用；另一间是“卧室”，配有新近安装的拱门，上面吊着厚厚的门帘。莱波尔德甚至还专门安排一个监狱看守给鲁登道夫充当佣人，因为德国将军不能没有佣人。那位看守把自己最好的服装和漆皮皮鞋拿出来收拾整理一番，准备迎接终身可遇而不可求的光荣任务。54

在策划审判希特勒的背后，一个政治性的幕后故事正在渐次展开。希特勒及其同谋被控犯有叛国罪，他们蓄谋“用暴力手段改变宪法”，不仅想改变巴伐利亚宪法，更要改变德国宪法。55把他们放到全国范围内来衡量，他们触犯了1922年《共和国保护法》（the Law for the Protection of the Republic，此法是在外交部部长瓦尔特·拉特瑙遇刺后通过的）。按着严格的司法解释，对希特勒等人的审判应该在萨克森州莱比锡市新建的州法院举行。一开始希特勒本人也赞同这一审判地点，认为他在那里可以得到比较公平的审判，尤其是让他势不两立的敌手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同他一样被控犯有叛国罪。他还认为，把审判地点移到莱比锡会使那些折磨他的人失去在巴伐利亚的影响力。但是巴伐利亚方面却先下手为强：司法部长弗朗茨·古特纳坚决不同意把被告转移到莱比锡市州法院候审，声称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这三位巴伐利亚人在穿过萨克森时人身安全没有保障。最后巴伐利亚人胜出：他们把暴动、监禁和审判全都作为巴伐利亚本州事务进行处理。他们要在自己的人民法庭前面审判这些被指控的叛国者。人民法庭是在1918年至1919年血腥动乱时期成立的迅速判决、惩罚罪犯的特殊机构。人民法庭到这时本应解散，但是为了审判希特勒等人特地保留了下来。

在兰茨贝格监狱，正当施工人员还为新修的法庭墙壁粉刷什么样的绿色油漆而争执不下时，他们的工作突然被停了下来。上级部门的意见是兰茨贝格监狱太小，举行审判时容纳不下多名被告、众多律师和来自德国各地的庞大记者团。也许有的新闻记者还来自国外。当时已经做出决定要在慕尼黑审判希特勒。因此，莱波尔德匆匆赶回来，忙着扩建监狱。

说到希特勒本人的准备状态，这位自学成才者做了一件自从遇到人生第一次挫折以后就一直做的事情：阅读。1907年10月，18岁的希特勒在维也纳被美术学院拒之门外，求学未成。

“对于我的朋友来说，重要的是读书，永远是读书，”希特勒童年时期的好朋友库比泽克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希特勒来到维也纳时带着满满四箱子书……我无法想象希特勒怎么会不读书。他的周围摆放着成堆的书籍。……每次出门，他经常在腋下夹着一本书……他宁肯抛弃大自然和开阔的天空，也不愿意把书抛弃……书就是他的整个世界。”56库比泽克曾经是希特勒在维也纳时的室友。他声称他的朋友希特勒读过德国文学和哲学方面的伟大经典作品，比如叔本华、尼采、歌德、席勒、瓦格纳、赫尔德、莱辛等人的作品，还读过各种德国英雄传奇故事和但丁的《神曲》57等作品。希特勒自称读过的书“数不胜数”，包括一家维也纳书店里的全部书籍，约500本。这为他的世界观打下了“坚实基础”。

然而，因为希特勒在发表演将时或是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几乎从未说明他的思想言论源于哪本书或哪个人，所以迫使全世界只能依靠二手线索来了解他读过哪些书，或受过何人影响。这样的线索包括一个列有200本书的清单，其中有卢梭、孟德斯鸠和康德等人的著作。这些书都是希特勒从居住在邻近城镇上的一位纳粹牙科医生私人藏书中借来的。后来还有一个罗列着42本书的书单，大部分是每个纳粹党人必须了解的反犹太主义书籍，其书名从1922年起便印在纳粹党成员卡上，包括阿尔弗雷德·罗森堡写的六本书和刚刚出版、长达495页的伪科学种族主义权威著作《德意志民族的种族学》（Rassenkunde des deutschen Volkes），作者是汉斯·F.K.龚特尔，人送绰号“种族-龚特尔”。58另外，希特勒未来法律顾问，被占领的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写道，希特勒在兰茨贝格监狱里阅读了可以搞到手的所有书籍，包括尼采、兰克、特赖奇克、马克思、俾斯麦和休斯敦·斯图亚特·张伯伦等人的著作。59进一步凸显张扬这种读书神话的是一张罕见的希特勒照片。照片上只见在希特勒的慕尼黑公寓里，他站在一个装满了大多数书的书架旁边，就连书架顶端也摞满了很多书。60

然而，与希特勒传奇的许多方面一样，希特勒广纳博采的学识智慧本身也存在着各种漏洞、缺陷和前后不一致的地方。外界对希特勒深入阅读的美誉一直存有严重质疑。历史学家伊恩·克肖指出，虽然希特勒“能够谈论康德、叔本华和尼采等人的优点，这并不能证明他读过他们的著作”。维也纳历史学家布里吉特·哈曼认为，“完全值得怀疑”的是希特勒读过库比泽克提到的那些书籍。库比泽克的备忘录是事后写成的，一方面为了供纳粹党人阅读，另一方面也有捉刀代笔之嫌。哈曼认为，希特勒只是从“著名的‘德国先贤’”那里摘取了简洁精辟的言论，而其言论在希特勒频频光顾的廉价咖啡馆那里提供的小册子和免费文学作品中经常被引用。“希特勒没有必要为了使自己看起来像一位文学专家就去阅读整整一本书。”哈曼这样写道。61

至于希特勒从那位纳粹牙科医生那里借阅的大部头书籍，那位牙科医生曾经说道：“希特勒在他的读书学习中显得非常仓促，目标不明确。他不可能领会理解所有那些内容。”历史学家斯温·菲里克斯·克勒霍夫质疑道，一位“学习成绩很差，读完八年级就离开学校”的年轻人怎么可能会“下功夫阅读那些费时费力的书籍，并且还读得懂”？62

尽管存在着上述质疑，但毫无疑问，希特勒读过或者至少浏览过许多书籍（尤其是阅读卡尔·迈创作的描写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消遣性长篇小说）。希特勒的读书方式是从书中摘取一些适合发展自己的世界观，有利于自己的政治目的的言论片段。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对世人讲述了“恰当的读书之道”。他坚持认为，读书“不是目的本身，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对他而言，那个目的就是为了确认证实他的偏见和以前拥有的信念是正确的。63希特勒推荐的读书方法是在“每一本书，每一份报纸和每一本小册子里”查找搜寻有关材料，“以增强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或清晰表述程度”。在同汉斯·弗兰克进行的一次谈话中，希特勒宣称在兰茨贝格监狱读了所有的书之后，“我认识到了自己观点的正确性”64。这在希特勒日益相信自己正确无误方面又向前迈出了一步。

在兰茨贝格监狱，希特勒当然也拥有一些书籍。汉夫施丹格尔在探望他的朋友希特勒之后说，希特勒的房间除了像“甜食、鲜花店”以外，还像“常见的小型藏书室”。黑姆里希把希特勒的房间形容为“学者书房”。希特勒拥有的大部分书籍都是崇拜者们赠送的礼物。在审判结束后成为希特勒最亲密的狱友和文书助手的鲁道夫·赫斯特别提到了三本书：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写的《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卡尔·豪斯霍费尔写的有关日本地缘政治的著作，还有作家埃尔温·卡里以笔名埃尔温·罗森发表的《美国人》（Amerikaner），这本书以妙趣横生的笔调描写了美国这个民族大熔炉。

无论希特勒的阅读书单上包括哪些书籍，他已做好战斗准备，把一切都豁出去了。尽管他非常自信，但他心里清楚，如果这次不能一举成功，他的政治生涯就真的从此结束了。而且更为糟糕的是，还有可能被判处终身监禁。他也有可能被判处10~15年中期徒刑，然后从政治地图上渐渐消失。另一种不妙的情况是，他可能被驱逐出境，流放到维也纳闭塞的地方，在那里憔悴忧戚，最后沦落为默默无闻的历史过客（考虑到希特勒在1921年殴打奥托·巴勒斯蒂特一案所受的假释处理仍然有效，另据1922年的《共和国保护法》，希特勒很有可能被驱逐出境）。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希特勒简直成了苦行僧似的人物，而且文思泉涌，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他不停地阅读。他还写了一篇长达60多页的暴动备忘录。65经典狱长允许，“希特勒让人给他送来了一台打字机”，黑姆里希写道。他本人也在城里替希特勒购买一些信纸。希特勒在写作时明显使自己处于非常愤怒的状态。他在一封书信中写道：“我正在将心中的愤恨倾注于我的辩护陈述当中。”66无论愤恨与否，崇拜者的过分赞扬使希特勒信心大增。“对希特勒过于动情的英雄崇拜，甚至奉若神明的顶礼膜拜，也许是他得心应手把控局面的重要原因”，希特勒的律师洛伦兹·罗德这样写道。来自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一位纳粹探访者写了一份报道，将希特勒比作耶稣。

希特勒开始将出庭受审视为另一次在啤酒馆亮相表现自我的机会。但是这次的亮相表现却是终生难忘的一次人生经历。希特勒在阅读、反思与写作的过程中认识到，有两个任务摆在他面前。一个任务是把卡尔、洛索和塞瑟尔牵扯到暴动密谋活动中；另一个任务是通过宣讲他所提出的解决德国各种问题的宏大设想，让广大民众接受他的反马克思主义、反犹太主义政治观点，树立纳粹党形象。他还要以大无畏的战斗进取风格推销宣传自己。为此，他需要把法庭变成发表啤酒馆演讲、争取民众支持的地方。

希特勒也开始从个人角度构思辩护词，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主体框架，把自己的命运同德国的命运融为一体。他的人生经历曲折坎坷，充满了偶然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发现和独立获得的见解。他认为这恰恰完美形象地反映出他所领导的运动和他的计划设想，体现出他对德国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理解。他的个人觉醒，他对纳粹党的领导，将会成为暴动背后的感人故事，成为他清白无辜的佐证。不然就会成为他的最后挽歌。

如果处理得当，就算把执政三雄拉下水的企图没有得逞，动员民众支持的演讲将会挽救希特勒。这样，在避免使德国遭受马克思主义祸害的事业中，他就会以忠诚战士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至少在口头宣传上是这样。如果因领导暴动被判犯有叛国罪，那么在德国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立场的社会成员眼中，希特勒就将在荣耀的光彩笼罩下谢幕退场。那时他将成为一名殉难者。他将为自己写下墓志铭，而且是一篇光彩照人的墓志铭。对于把控法庭这个舞台，他已拥有一套近乎万无一失的行动策略。

1924年2月24日，希特勒被带上警车，在近四个月内第一次又慢慢地回到了他热爱的城市，回到了让他获得极大成功，也使他遭到惨败的舞台——慕尼黑。在慕尼黑，他被关押在已经改建为法庭的陆军学校。

法庭审判定于四天后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