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情况下，特别是涉及犹太人时，根本谈不到以礼相待，只有粗暴虐待。工厂老板路德维希·瓦塞尔曼被纳粹党徒从人群中拉出来，单独关押在一个小房间里，并警告他如果想逃跑，“就把他击毙”。两个纳粹党徒告诉他说，明天上午要在慕尼黑市中心广场——圣母广场上的市政厅前绞死他。16其他犹太人被从许多犹太人居住的高档住宅区博根毫森区的家中拖了出来。纳粹党人和战斗联盟成员从电话簿中或住宅门牌上找出疑似犹太人的名字，然后顺藤摸瓜，闯进住宅朝天花板放枪，恫吓住宅里的犹太居民。20多名犹太人在市民啤酒馆里被挟持为人质，其中有位74岁的老人同女儿们一起被押了进来。有位纳粹党徒建议把他们立即全部杀掉，但是戈林对他说：“我们无权处决他们。”

在慕尼黑市旧城区中心的伊萨尔河对岸，另一番掠夺与破坏景象在《慕尼黑邮报》（Münchener Post）报社全面展开。这家社会民主党报因经常直言不讳抨击希特勒及其纳粹而遭此劫难。《慕尼黑邮报》以社会民主党政治家艾哈德·奥尔为主编，是早就觉察到希特勒的思想立场及其极端主义危险性的公开出版的少数报刊之一。《慕尼黑邮报》一贯谴责危险言论及其传播者以及相关的各种手段。希特勒将《慕尼黑邮报》视为“厨房毒药”，一有机会必须铲除而后快。当天夜晚，戈林派遣的由冲锋队约瑟夫·贝希托尔德率领的希特勒突击队怒气冲冲，大肆破坏，打烂了《慕尼黑邮报》报社的每一扇窗户，砸坏了每张桌子，毁掉或偷走了每一台打字机，捣毁了全部印刷机和排版设备。他们还打碎了备受该报尊敬的思想源泉的象征——奥古斯特·贝贝尔的半身雕像。奥古斯特·贝贝尔是1869年社会民主党的创建者之一。舒伯纳-里希特派法律专业的大学生赫尔曼·弗布克来到主编奥尔在三楼的办公室里。“这里有满满一文件柜的文件！”弗布克幸灾乐祸地报告说。他收集了成捆的个人文件和政治文件，然后得意扬扬地送到仍在市民啤酒馆里的希特勒面前。17

捣毁报社还不够。纳粹破坏分子又强行闯入奥尔在慕尼黑的公寓。但是这位编辑早已听说要发生暴动，提前逃脱了。失去了攻击目标后，这些私闯民宅者（以希特勒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为首）对奥尔的妻子强拉硬扯，吓坏了他的两个女儿，最后带走了他的女婿。18

希特勒在市民啤酒馆里坐镇指挥，监督市镇附近暴动计划的具体实行情况。消息传来，至少有一处行动获得成功。在接到密语“婴儿顺利出生”（baby safely delivered）之后，罗姆率领手下300人直奔国防军地区司令部。这个司令部位于路德维希大街的林荫大道上，距巴伐利亚州图书馆很近，是洛索将军坐镇指挥的地方。手持帝国军旗组织的大旗，大踏步走在行进队伍前头的年轻人是罗姆先遣队的一名新成员，名叫海恩里希·希姆莱。他戴着一副眼镜，面无表情，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农艺师，狂热崇拜罗姆。后来他对希特勒也抱有同样的崇敬之情（此人在第三帝国期间成为冲锋队首领，也是纳粹大屠杀活动的主要实施者）。在国防军地区司令部，罗姆手下的人很快使洛索将军为数不多的卫队真认为他们在执行上峰命令接管大楼。他们在大楼四周围起了带刺的铁丝网，很快控制了重要地点的战略设施。

在其他地方，事情并没有进展得那么顺利。尽管他们拿下了洛索的国防军指挥部，但是收服慕尼黑国防军部队及其武器装备却没那么容易。这些国防军部队主要驻扎在慕尼黑西北边缘第十九步兵师第一营和工兵营的兵营里。当战斗联盟的武装部队到达那里并试图像罗姆手下那些人一样通过搬弄口舌控制兵营时，遭到了哨兵拒绝。后者称他们要执行自己已经接到的命令。哨兵的坚定态度对于扭转暴动局势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遇到抵触始料未及，消息传到了市民啤酒馆。希特勒非常冲动地表示自己要亲自出马解决问题。他认为自己先前在市民啤酒馆里“像把手套翻个里朝外”那样改变了现场听众的抵触态度，这一回他也能够搬用三寸不烂之舌，以其雄辩口才说服满腹狐疑的国防军部队投入自己的怀抱。于是，他离开指挥岗位，穿过整个城区直奔兵营。临行前，他让鲁登道夫负责看管仍被拘押的“同谋者”——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这是命中注定的。

此举铸成大错。在鲁登道夫看来，希特勒的这三位新爪牙是值得尊敬的军官同仁和绅士（即使卡尔也在一战期间被任命为军官）。作为一名终身军人（青少年时就开始上军校），鲁登道夫接受的是普鲁士式的职责与荣誉原则教育，而非学习不择手段的肮脏政治鬼把戏。甚至在他参与鼓动数年的种族主义运动中，鲁登道夫更多的是作为一位父亲般的人物，而非参与具体行动的战术专家发挥自身的作用。政治游戏规则变化无穷，结盟也为了权宜之计。所有这些他一窍不通。当卡尔、洛索和塞瑟尔要求恢复自由，保证履行他们作为新政府成员的职责时，这位老将军根本不怀疑其中有诈。于是他便释放了这三名人质。

与此同时，其他冲锋队部队和战斗联盟部队正在执行上级命令。有一个连怀着迷惑不解的心态向隶属于圣·安娜广场一个修道院的教堂进发。后来这些部队才算明白其中的原委。一个又一个士兵从教堂地下室里走了出来，手里拿着一支卡宾枪。过了一会儿，他们站成一排，把武器传递给卡车上的同伴。总共从教堂地下墓穴里取出3000多支步枪，全都是巴伐利亚民兵组织非法藏匿在那里的。另一个藏匿武器的地方在大学附近被打开了。冲锋队从一所名为“宫殿”的兄弟会联谊会堂地下室里取出100多支步枪。这些步枪一周前由罗姆藏在那里。罗姆因为善于获取、藏匿武器，人送绰号“机枪王”。19

尽管事先做了各种准备，但是由于各股暴动部队彼此之间缺乏有效协调，未能再攻占任何地面目标。虽然他们在数量上优于政府军——暴动部队总共约有4000武装人员，而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仅有2600人，希特勒的部队仍然没有组织起另一次有效进攻。20即便是罗姆企图占领离指挥部只有几条街的卡尔行政总部，也遇到顽强抵抗。他没放一枪就撤回了部队。只有前警察局长及其代表（当时已投靠暴动集团）暂时成功控制了警察总部。但是不到两个小时，警察总部大楼又重新落入执政当局手里。他们随即逮捕了暴动分子。

希特勒已经来到步兵和工兵兵营。然而他那种被吹得天花乱坠的鼓动劝说能力此时也终于捉襟见肘，陷入困境。兵营警卫人员禁止他入内。希特勒承认失败，离开了兵营。返回市民啤酒馆后，希特勒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他获悉鲁登道夫相信那三位人质的郑重承诺，已经把他们放走了。希特勒大发雷霆，骂个不停。鲁登道夫将军突然打断他的叫骂。“我不允许任何人当着我的面质疑德国军官的郑重承诺。”

逼人太甚，必有反抗，希特勒明白这一点。被释放的那三位人质很快就向他们的公众——向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宣布，他们发表的貌似非常诚挚的同希特勒暴动活动合作的言论无效。行动迟缓的卡尔需要的翻供时间比其他两位长一些。他采取了几个奇怪的措施，致使他手下的人摸不清他究竟站在哪一边。洛索走进兵营时有位高级军官提出一个挑拨性的问题，从而加快了洛索重新拥护官方立场的速度。“哎呀，将军，市民啤酒馆里的那个场面只是掩人耳目对吧！”洛索知道该怎样回答：“当然了，那都是逢场作戏。”洛索开始命令巴伐利亚的国防军部队向慕尼黑进军。针对希特勒暴动的战斗打响了。

将近午夜时分，慕尼黑的动乱局势在外界，首先在柏林引起反响。泽克特将军立刻得到发生暴动的消息，并迅速做出反应，调集柏林地区的多个部队参加行动。他准备必要时攻打巴伐利亚，这一举动最终可能会引发许多人所担心的内战。其他国家也注意到慕尼黑的动乱局势。《纽约时报》正准备在头版刊登通栏大字标题：“巴伐利亚发生反叛，拥立鲁登道夫为独裁者；据报道其拥护君主政体的军队正在向柏林进军；首都声讨叛国罪行，集结部队防卫自保。”上述新闻标题错误连篇，明显漏掉了希特勒，但是的确道出了形势的严峻性。本尼托·墨索里尼的驻慕尼黑特使甚至在卡尔第二次变更效忠对象之前还拜访过他，就发动政变和预期向柏林进军之事向他表示过祝贺。

另外还爆发了墙头海报之战。在大众广播时代到来之前的繁忙印刷时代，每个欧洲城市都办有许多报纸（慕尼黑市共有十多种报纸）。每天还可看到贴在公共场所墙壁上的大量海报和发布新闻披露各种事件的特别街头专栏。快印墙壁标语是一种重要的沟通交流手段，尤其适用于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沟通交流。希特勒领导的暴动早已为这种形式的战斗做好了准备。纳粹党人和战斗联盟推出一种快印宽幅印刷品，力图使慕尼黑市民相信一个新时代已经来临。“正式公告！”用黑色字母印刷的大字标题这样写道。“柏林‘十一月罪犯’组成的政府已被废除。临时政府已经成立。”然而，同暴动分子在全城到处粘贴的令人胆战心惊的公民告示相比，上述那种直截了当宣告政权交替的形式显得了无生气。其中有一个公民告示把“国家特别法庭”宣布为“最高法庭”。该法庭对于未具体提及的“叛国罪”进行判决只有两种判决结果：有罪或无罪。“无罪意味着自由，有罪意味着死亡”，公民告示上这样写道。“在三小时之内执行判决，不得上诉。”21对于希特勒及其帮凶而言，即使三小时在用法律手段制裁“1918年十一月罪犯”时也显得时间太长了。当时已经拟定好的一项政令点了一些政府高级官员的名字，其中包括总统艾伯特，前首相沙伊德曼，把他们称为可以立即枪决的“不法之徒”。“每个德国人都有责任把他们交给国民政府，无论是死是活”，政令上这样写道。22

难以置信的是，希特勒及其夺权心切的暴动策划者们忽略了一条任何一场新的革命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占领通讯机构。尽管冯·德弗德滕早已制订好夺取慕尼黑电话电报交换中心的详细计划，但是并没有指派任何人负责指挥这一行动。因此，卡尔、洛索和塞瑟尔可以同他们在慕尼黑以外和柏林的支持者们自由联络通话。甚至在最基层的机构——罗姆已经占领的地区军事指挥部内的交换台那里，参加暴动的武装人员竟然让军方负责管理电话通讯长达数小时之久。事后他们将为这种做法感到懊悔不已。

卡尔的政治外衣在一夜之间翻转了两次。为此他煞费苦心地要从历史上抹去前天晚上在市民啤酒馆里上演的那幕丑剧，尤其是最后那个群情激昂的场面：大家真诚地相互握手，非常动容地高唱《德意志高于一切》。他下令禁止慕尼黑所有报纸报道此事。有些报纸，比如具有民族主义立场的《慕尼黑最新报道》（Münchner Neueste Nachrichten，慕尼黑最大一家报纸，发行量达13万份），本来非常愿意遵守上述禁令，但为时已晚。两万多份第二天当期报纸已经印出，头版刊登的都是有市民啤酒馆事件的详细报道。另一份报纸《慕尼黑报》（Münchener Zeitung）只能在已经刊出的有关啤酒馆暴动及其影响的长篇报道上方插入一条执政三雄发表的最新声明缩略版内容。该报以醒目的字体引用了卡尔在当天晚上讲过的话语：“怀着沉重心情……为了我们可爱的家乡巴伐利亚和祖国德国的利益，我同意为皇室担任摄政官的职务。”历史是抹不去的。卡尔在那天晚上所扮演的矛盾角色将在未来的岁月里时常萦绕在他的心头。

市民啤酒馆里，黎明的曙光映照着一片充满绝望、有些狼藉破败的场景。“空气中弥漫着香烟烟气、夜晚的灰埃和疲惫的情绪，一些人围坐在餐桌旁，另一些人躺在拼在一起的椅子上。”一位名叫汉斯·弗兰克，参加暴动的年轻人后来回忆道。23希特勒早餐吃的是两个鸡蛋，一片肉馅糕，外加一些茶水。24鲁登道夫默不作声地坐着，“仿佛是一尊坐在宝座上发怒的战神”，啜饮着红葡萄酒，吃着早餐。25奇怪的是，讲台上摆着14605万亿德国马克26。原来那是希特勒从两家政府指定的印钞厂中“征用”来的钞票。纳粹窃贼从一家犹太人老板的帕库斯兄弟印刷厂窃取了数笔资金后，及时地开了一张收据，但是从未偿还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资金。希特勒声称取走那些钱“是为了提示一下曾经没收德国人民价值数千亿金币财产的（1918年）那场革命”。27希特勒利用那些现金支付一些战斗联盟部队的军饷，大约每人两美元。每个士兵还领取两升啤酒（超过半加仑），这在巴伐利亚不算什么稀奇的事情。啤酒馆乐台上一个准军事组织的乐队在直接命令下闷闷不乐地鼓噪出几支不冷不热的进行曲，试图提振士气，却已枉费一番功夫。

希特勒开始意识到局势孤助无力的严重性。前天晚上他还以感情用事的典型越权态度对鲁登道夫及其他暴动同谋者说：“如果这次成功那就好。如果不成功，我们都要把自己绞死。”政治和生命对于希特勒来说都是成则拥有一切，败则一无所有的冒险活动。他只根据大获成功或遭到惨败这两点思考问题。因为持有这种二元论世界观，希特勒经常讲一些非此即彼的话语，总是在大谈“只有两种可能性”。所以便有暴动最初那种兴致颇高的宏伟行动目标：在英勇的“全国起义”支持下向柏林勇敢进军，以及另外一种凄惨的局面：彻底失败，自杀身亡。眼下希特勒仿佛看到了无底深渊。除了罗姆目前毫无意义地占领洛索指挥部大楼以外，希特勒只有一计可施：陆军学校哗变。在罗斯巴赫中尉的率领下，几乎所有的军官学员都满怀热情地投身到他们了解到的祖国解放运动中去。他们把学校指挥官软禁起来，组建了一支可观的部队，被命名为“鲁登道夫团”。他们在军乐队演奏的乐曲旋律中顶着轻飘的雪花，穿过城区向市民啤酒馆进发。身穿整洁军服的帅气军官学员同啤酒馆里乱糟糟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在黎明时到达那里，接受了鲁登道夫的正式检阅和慰问。像以往那样，希特勒一眼就能看出那些军官学员都是被动的听众。他发表了激昂慷慨的简短演说。在最后举行的一个短暂仪式上，年轻军官们宣誓效忠鲁登道夫。然后他们再度出发。这次是试图攻占位于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的卡尔总部。

短暂的成功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希特勒、鲁登道夫和其他暴动领导者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围坐在一起，思考着自己的选择。有关国防军和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占领慕尼黑一带战略要冲的消息不断传来。距市民啤酒馆西边数百英尺伊萨尔河上的路德维希大桥也被他们占领了。这座大桥是连接市民啤酒馆和慕尼黑其他地方的唯一通道。有人建议朝相反方撤退到大约40英里外支持纳粹的罗森海姆镇。鲁登道夫愤怒地驳斥了这一提议。“这场运动绝不能作为阴沟里的街道垃圾草草收场。”他咆哮道。希特勒心里另有打算。作为一名宣传鼓动行家，他要打出最后一张底牌：争取公共支持。如果政变发动者们能够动员广大公众参与他们的事业，仅仅凭借人员数量优势和大众热情就可以逼退企图阻止政变的势力。这是希特勒进军柏林幻想曲的一个变奏曲。最好的出路看起来就是把事业交给人民大众，直接在慕尼黑中心发动人民大众。然而，巴伐利亚警察部队几乎肯定要进行抵抗，鲁登道夫的个人安全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可是当希特勒告诫这位将军应尽量躲避危险时，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我们要进军！”28

快到中午时，从乡村地区调集来的战斗联盟部队直接奔赴市民啤酒馆。随后在这家啤酒馆外面排成了一个长长的阅兵式队列。他们十二人或六人排成行，按照各自的准军事组织隶属关系组成三个连。联盟高地在右侧，冲锋队在中间，希特勒突击队在左侧。29他们大多数人均持有武器。希特勒声称当时下令武器一律退出弹药，不过其他证据表明此言值得怀疑。有一种武器肯定已经子弹上膛，后来还派上用场。那就是架设在行军队伍中间一辆卡车上的机关枪。卡车上插着所有参战的战斗联盟部队旗帜，满载着武装人员。有人还爬上了车顶。

除战斗人员外，行军队伍中起初还有许多夜间抓到的人质。戈林把这些不幸的人质安插在行军队伍中，将他们既视为人体盾牌，又视为打击对象。除了政府官员和夜里随意抓来的犹太人以外，戈林突击队在早晨突袭市政厅时还把身为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市长，以及七位身为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市政会成员扣为人质，因为他们拒绝在市政厅塔楼上悬挂纳粹党旗。他们也被塞进了行军队伍中。“只要反对派开了第一枪，”戈林气势汹汹地说，“我们就处决这些人质。”这一命令很快又变了。“市政会成员的脑袋应该用枪托砸烂。”希特勒起初支持戈林的举措，但是鲁登道夫坚决持反对态度。他下令让人质离开行军队伍。30有些人质后来被突击队的贝希托尔德和莫里斯带到了慕尼黑城外的一片森林里，等待枪决。几个人质被迫脱下衣服交给逮捕他们的人，后者打算化装返回慕尼黑。这些人质最终都被释放了。31

中午，行军开始了。长长的队伍缓慢走出市民啤酒馆，活像一支步伐不协调的杂牌军。有些人穿着军装，另外一些人没穿军装。“他们看上去倒像一支送葬队伍，而不是行军队伍。”有位目击者这样说道。但是当老兵和新兵找到了自己的行军节奏时，他们的行军部队又变得整齐起来。走在队伍前面的是手持纳粹万字旗和其他旗帜的旗手，一路上不时地遇到一些小规模战斗。接下来现身的便是一些吸引眼球的重量级人物：希特勒、鲁道夫、舒伯纳-里希特、戈林、克里贝尔、韦伯博士和冯·德弗德滕。32希特勒后来声称，这些领导成员率领行军队伍前进的意图是一旦爆发枪战，他们也在首先遭到打击的对象之列。33这些重量级人物，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他们将成为一大看点。正当他们站队时，舒伯纳-里希特挽着希特勒的胳膊说：“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在一起走路了。”

结果的确如此。在路德维希大桥经过一番激战，迫使警察防线放弃抵抗，然后长长的行军队伍一路迂回进入内城。队伍沿着直通市政厅的狭小塔尔街道，来到了矗立着圣玛利亚雕像的著名的圣玛利亚广场。市政厅高高的塔楼上悬挂着巨大的钟琴。面对飘扬在市政厅顶部的纳粹旗帜，行军队伍感到非常欣喜。那是占领这座建筑物的突击队挂上去的。尤利乌斯·施特雷舍尔这位来自纽伦堡、颇能蛊惑人心的纳粹政客，正在对着一大群听众发表演讲。行军队伍此时高唱着各种爱国歌曲。34希特勒的如意算盘似乎正在奏效，人行道聚集的一伙又一伙人群正在不断地欢呼喝彩。希特勒信心大增，心里暗想：“人民大众支持我们。……他们随时准备同‘十一月罪犯’们清算旧账。”35广大公民对这次暴动正在给予支持，或者至少支持那些行进在大街上的2000名军人。“显然，旁观人群对希特勒抱有好感”，英国总领事在向伦敦政府汇报时这样说道。36

在向右转向市政厅时，鲁登道夫一时冲动之下决定向仍然被罗姆占领的国防军地区指挥部进发。鲁登道夫率领行军队伍左拐右拐，来到了布局有些散漫的皇宫一旁的王府大街。在鲁登道夫身后，行军队伍唱起了《啊，崇高荣耀的德意志》（O Deutschland hoch in Ehren)37。随着王府大街延伸到著名意大利元帅纪念堂旁边的音乐厅广场，行军队伍突然遭遇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组成的封锁线。这些警察与路德维希大桥上的警察弱兵不同，他们看上去不想屈服。但是暴动部队在此前顺利突破警察防线战绩的鼓舞下，没有放慢行进步伐。“在路德维希大桥打胜那场遭遇战后，我们甚至都没有考虑可能遭到州警察部队的阻击。”韦伯博士说道。38

“慢着！”一位警方指挥官看到手下人跪下来准备射击时大声喝道。行军队伍继续以持枪姿势大踏步前进。“不要开枪。”行军队伍里有人高喊。希特勒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原来一直紧随希特勒和鲁登道夫身后行走着。此时他跨步上前，用右手指着鲁登道夫，朝警察部队大声高喊：“这是鲁登道夫！难道你想要开枪打自己的将军吗？”39格拉夫回忆说，在不引人注意的地方他可以听到行军部队在歌唱《德意志高于一切》。后来战斗爆发了，一片大乱。

行军队伍和警察针锋相对，互不相让。一场近身搏斗开始了。行军士兵挥舞起安装有刺刀的步枪，警察则枪托与警棍并用。据指挥警方防线的中尉米歇尔·弗赖赫尔·冯·戈丁透露，当时有人开了一枪。“有个希特勒手下的人站在我左边只有半步那么近，用手枪朝我的头部开了一枪，”他回忆说，“子弹贴着我的头皮飞了过去，打死了站在我身后的霍尔韦格警佐。接下来还没等我下令，我的人就一起开了火。与此同时，希特勒的人也开火还击。只用了二三十秒的时间就变成了常规战斗。”

半分钟的暴力对抗使警方有四人丧生。希特勒的队伍里伤亡更为严重，站在身边的马科斯·埃尔温·冯·舒伯纳-里希特（此人为希特勒的智多星），胸部挨了致命一枪。如果再向旁边偏上两英尺，那颗子弹就会打中希特勒。舒伯纳-里希特倒下时，他的手臂还紧紧地挽着希特勒的手臂，这一举动使希特勒这位纳粹领导人猛地一下摔向坚硬的人行道上。希特勒肩膀严重脱臼。在同一伙人当中，巴伐利亚最高法院法官特奥多尔·冯·德弗德滕阵亡时，外套衣兜里还装有一份希特勒制定的新宪法；戈林大腿严重受伤；希特勒的保镖乌尔里希·格拉夫多次挡住原本会击中希特勒身体的子弹，但是格拉夫最后幸存下来。除4名警察丧生外，希特勒手下13人阵亡，另有一名旁观者被乱枪打死。暴动结束了。希特勒已攻进了大门，但未能登堂入室，以失败告终。

鲁登道夫在枪林弹雨中毫发无损。枪战结束时，他直接走进警方阵地，被警方当场逮捕。这位自命不凡的德国军官里泰斗级人物勃然大怒、气急败坏地说道：“我决不会再尊重德国军官的军服了。”

在一些随从的帮助下，脸色像死人一样苍白（赫尔曼·埃塞尔语）40、已经受伤的希特勒朝着行军队伍后面走去。此时队伍早已打散了。他被送上了瓦尔特·舒尔茨医生驾驶的一辆黄色小汽车上。这位医生同情纳粹党，他参加这次游行活动就为了应对一些这样的不测事件。41甚至就在舒尔茨开车把他最新收治的那位病人接走时（希特勒疼得呻吟不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林正在音乐厅广场附近的一幢房屋里接受一位犹太医生的治疗。也许正是这位医生救了戈林的命。后来戈林被秘密地带出慕尼黑，经过短暂逮捕并在巴伐利亚州阿尔卑斯山区住院治疗之后，逃到了有许多暴动参与者藏身的奥地利。

不知希特勒是否考虑过出逃奥地利。虽然前往奥地利明摆着不是什么难事，然而由于希特勒肩膀受伤，要想穿越林区或山区一些无人看守的边境地带也并非易事。即使希特勒动过出逃奥地利的念头，也很快就把它放弃了。奥地利毕竟不是他的逃亡之地，而是他的家乡故土。一旦回到家乡，再想出来就没那么容易了。更为不利的是，一旦逃亡到这个由从前的奥匈帝国脱胎而生的小小偏僻共和国，就有可能在政界让人遗忘掉这位自比为现代拿破仑的人物。

希特勒当时更有可能在考虑最后的流放——自杀，而非跨越边境的流亡。自杀一直是希特勒的二号预备方案。当营救他的医生驱车向南奔往阿尔卑斯山区时，希特勒要求他掉转车头驶向斯塔菲尔湖畔的乌芬小镇。希特勒知道汉夫施丹格尔不久前在那里购买了一幢别墅。舒尔茨医生上前叩门。开门的人不是汉夫施丹格尔，因为他也逃到了奥地利。开门的人是他的妻子。

海琳·汉夫施丹格尔给希特勒的生活带来过欢乐，也带来过烦恼。海琳这位绝色美人拥有德美混血血统。普希·汉夫施丹格尔当年在纽约五号大街上经营艺术图书家庭生意时，海琳同他相遇了（那时他常在富兰克林·罗斯福用餐的哈佛俱乐部里吃饭）。汉夫施丹格尔把海琳带回到她的祖辈们生活过的国度。42在那段时间里，汉夫施丹格尔经常带着希特勒光顾慕尼黑上流社会场所，在慕尼黑邀请希特勒到他的家里吃饭。希特勒对海琳产生了一种特殊好感。有一次汉夫施丹格尔走进客厅时，发现希特勒把头枕在海琳的腿上还对海琳说：“我要是有你这样的人照顾就好了。”海琳轻轻地责备希特勒，挪开了他的头。后来海琳对丈夫发誓说希特勒不适合任何女人。“请相信我，他绝对是个性别特征不明显的中性人。”43

眼下海琳又有机会来照顾希特勒，至少是暂时的，她无法赶走一位遭受剧痛折磨的朋友。对于发生在慕尼黑的事情，她略有所闻。随后她将希特勒安置在阁楼上的一个卧室里。希特勒在那里盖着两张“英国旅行地毯”（汉夫施丹格尔上大学时买的两张厚毛毯）度过了两天两夜。海琳警告希特勒说，警察肯定会来找他。于是他打算安排其他富有一些的朋友（贝希施泰因夫妇）把他接走。然而星期日晚上警察赶到了。据海琳透露，本来已经非常沮丧郁闷的希特勒此时突然变得疯狂起来。希特勒“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拔出左轮手枪，高声喊道：‘这就算走到头了。我决不会让这些蠢猪把我带走，我宁肯先开枪杀了自己。’”海琳眼疾手快，从希特勒手里夺过手枪扔进了跟前的面粉箱里。希特勒由于肩膀脱臼，活动不便，只好放弃抵抗。他认定自己就要离开，也许要离开好长一段时间。于是他便开始写下一些指令，让海琳带给自己的同党。44其中一条最使人吃惊。对纳粹党来说极为不祥的一条指令是写给那位桀骜不驯的知识分子，《人民观察家报》主编阿尔弗雷德·罗森堡的：“亲爱的罗森堡，从现在起由你来领导这场运动。”45

希特勒仍然穿着白色睡衣裤，疼痛的手臂上系着吊带，一枚铁十字勋章别在外套上。他走下楼梯，前去迎接巴伐利亚州警察部队威廉分站的鲁道夫·贝尔维尔中尉。贝尔维尔中尉向希特勒道歉，但表示必须执行公务。有人说希特勒同贝尔维尔握手表示理解，还有人说希特勒怒斥了贝尔维尔。46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贝尔维尔总得为他的警车找一个司机，把希特勒送到40英里外的兰茨贝格监狱。他最终找到了一个在当地开卡车运啤酒的司机。这位司机表示愿意在星期六下午辛苦一趟，为警方开车。据警方报告透露，这位司机是“社会民主党人”。贝尔维尔让犯人上了警车，缓缓地把他带走，把他带入即将改变他的人生、改变他的政治策略和自我意识的19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