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不仅让咸丰皇帝焦头烂额，而且迅速损害了他的身体。南方的太平天国依旧在肆虐，咸丰皇帝似乎在重走父亲道光皇帝的老路。但道光皇帝至少在位的前三十年还算是天下太平，可咸丰皇帝自即位后，就一直没有消停，一张张不平等条约摆在了他的面前，英国人、法国人、美国人甚至是俄国人接踵而来，每一个都是虎视眈眈，而且帝国的象征性标志圆明园也是在他的时代被洋人所毁。
随着局势越来越艰险，朝廷越来越羸弱，咸丰皇帝早已没有了即位之初的雄心壮志，现在他只希望能够在热河的行宫里，避开外部的一切烦恼，与他身边的那些红粉佳人共享人间的欢乐。可是这反而是一种恶性循环，他越这样做，身体就越差，终于在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病死在避暑山庄，终年三十岁。
咸丰皇帝临终前虽然将长子、叶赫那拉氏所生的载淳列为继承人，但当时载淳年方五岁，还是个顽皮的孩子。因此咸丰皇帝同时任命肃顺、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等八人作为辅政大臣，共同辅佐五岁的载淳。咸丰皇帝又担心大权旁落，便将两枚日常随身携带的“御赏”“同道堂”印章，分别授给皇后钮祜禄氏和儿子载淳，作为朝廷权力的象征。
不过，这个安排虽然避免了八大臣篡权，但却埋下了另一个政治隐患。
<h3>1. 懿贵妃的野心</h3>
咸丰皇帝去世后，作为载淳生母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内心其实是喜悦与忧愁并存。喜的是自己的儿子被立为皇帝，在那个注重礼法的年代，皇家从来都是母以子贵；然而忧也是因为礼法，这使得她不能名正言顺地成为皇太后，而只能遵照咸丰皇帝的遗诏，奉钮祜禄氏为皇太后，自己依旧只能处于次席的位置。
当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在东侧厢房里的叶赫那拉氏默默地掉下了眼泪。不过，当时没有人注意到她的心态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前边我们说过，咸丰皇帝想要逃离京师前往热河时，叶赫那拉氏劝阻丈夫的那番话语堪称见识卓绝，从中就可以看出她不同于一般的女人。事实上，从进宫伊始，她就对自己的未来有了明确的规划。
叶赫那拉氏进宫后，在内廷中位列第三等，封兰贵人，皇后就是咸丰二年（1852）进宫的钮祜禄氏，也就是后来同治皇帝载淳即位后所封的慈安太后，俗称东太后。据《清史稿》记载，兰贵人叶赫那拉氏“少而慧黠，嬛艳无匹侪”，是一个喜欢文艺、性格活泼的妙龄少女。
咸丰皇帝后妃成群，如果从嫡福晋萨克达氏算起，包括叶赫那拉氏在内，一共十九个人。最受宠爱的当属丽贵人。咸丰五年（1855），丽贵人为皇帝陛下生了第一个孩子，即固伦荣安公主。这让重男轻女的咸丰皇帝颇为郁闷，没有皇子继承大统让他当时甚是苦恼。
可就在此时，兰贵人叶赫那拉氏那里传来了怀孕的喜讯，依据当时宫廷的制度，“内庭等位遇娠，有生母者，许进内照看”，咸丰皇帝就这样将自己的岳母请进宫内照看叶赫那拉氏。在一般情况下，嫔妃们怀孕将近八个月时要“上夜守喜”。咸丰皇帝当时对叶赫那拉氏特别照顾，从咸丰六年（1856）的二月起，就让两名御医和两名负责接生的姥姥上夜守喜，而后又增加到六名御医，分为两班轮流守夜，每天的食用品可以按照日常供应量标准加半供应。
咸丰皇帝十分重视叶赫那拉氏的怀孕，他的内心深处，时刻希望她能为自己生下一个龙子。他的殷切期望没有落空，咸丰六年三月二十三日（1956年4月27日），叶赫那拉氏生下了咸丰皇帝的第一个儿子，也就是后来的同治皇帝。由于儿子的出生，叶赫那拉氏由当时的懿嫔晋封为懿贵妃，这也意味着她在后妃中的地位上升到了第二位，仅次于皇后钮祜禄氏。
皇后钮祜禄氏是当年道光皇帝在位时，亲自为咸丰皇帝挑选的，叶赫那拉氏则是咸丰皇帝自己挑选的，算是自由恋爱。而且叶赫那拉氏自身又很有文化，据史料记载：“年十六时，五经成诵，通满文，二十四史亦皆浏览。”现在又有了儿子，因此地位青云直上是自然而然之事，虽然名分上不如钮祜禄氏，但绝对是咸丰皇帝心中的第一受宠之人。
咸丰皇帝由于沉湎酒色，身体状况日益糟糕，他想到自己百年后儿子载淳肯定要继承大统，但载淳年岁幼小，这个重担自然就落在了叶赫那拉氏肩上。叶赫那拉氏心里也很清楚，自己有责任帮助儿子处理军国大事。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叶赫那拉氏开始设法听知政事，从奏折中了解朝廷内外局势，观察大臣们的言行，熟悉各项典章制度和处理政务的方法。由于日常十分勤奋，叶赫那拉氏很快便领会了驭下之道，逐渐成了咸丰皇帝的得力助手。
随着自身角色的变化，叶赫那拉氏开始滋生野心，而她总是试图走向政治前台的表现，让咸丰皇帝十分不满。清末学者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中有一段话，从中就可以看出叶赫那拉氏当时是个什么表现：
既生穆宗，乃立为妃。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以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章奏，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迨武汉再失，回捻交作，帝以焦忧致疾，遂颇倦勤。后窥状渐思盗柄，时于上前道政事，帝浸厌之，尝从容为孝贞后言妃机诈。孝贞素宽和，殊无裁制之术。帝复以告恭亲王奕。对：妃实诞育元子，望上矜全。帝意少解。后亦敛迹。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咸丰皇帝生前已经看出了叶赫那拉氏的野心，也采取过限制措施，甚至动过除掉她的念头，如果不是孝贞显皇后（慈安太后）的宽和、奕的宽慰以及叶赫那拉氏的收敛，或许未来就不会有威风八面的慈禧太后。通过很多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出，咸丰皇帝的思想反复无常，对叶赫那拉氏始终处在一种矛盾交织的心理状态，即便有过错，也总会被生下载淳一事而冲淡。事实上咸丰皇帝也明白，自己虽然把两枚印章授予孝贞显皇后和载淳，但叶赫那拉氏作为载淳的生母，是肯定要染指“同道堂”这枚印章的权力。
当时肃顺门下的王闿运有一首《独行谣》，就隐喻：
祖制重顾命，姜姒不佐周。谁与同道堂，翻怪垂帘疏。……
王闿运对事情看得很透彻，后来的事实也印证了他所说的“垂帘疏”。
但是起初，当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咸丰皇帝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叶赫那拉氏虽是新皇帝的生母，却没有多少人在乎她的感受，顾命八大臣全都围绕在皇太后钮祜禄氏身边，谨奉这位东太后的懿旨行事。
但问题的关键是，叶赫那拉氏并不是个甘于平庸的女人，儿子已经继承皇位，她这个对权力充满热情的母亲，开始定计向大清帝国的最高权力逐渐迈进。
<h3>2. 宫廷积怨</h3>
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由于受命先帝，取得了执掌朝廷大权的合法地位，尽心辅佐皇太后和幼皇帝。八大臣是咸丰皇帝在热河亲自点名受命，因此时人称之为“热河派”。可是当时朝廷内部并不仅仅只有“热河派”染指最高权力，除了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之外，恭亲王奕作为曾经也有机会登上帝位的实力派竞争者，在朝廷内也是举足轻重。
事实上从咸丰皇帝即位伊始一直到他去世的十多年间，除了外患不断之外，朝廷内部也是逐渐有了不少积怨，这些都是后来发生“祺祥政变”的直接或间接原因。
之所以说恭亲王奕也曾经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原因在于清朝并不拘泥于立嫡立长的制度，皇帝选择继承人从来都是以贤能为标准。而恭亲王奕虽然年龄比咸丰皇帝小，但各方面才能丝毫不比四阿哥奕差，只是因为道光皇帝综合考虑多方面原因，才最终立奕为继承人。
咸丰皇帝奕即位后遵从父命，封奕为恭亲王。可是这一册封直到咸丰三年（1853）才正式执行。而且，咸丰皇帝当时做出了一个违背祖制的决策，那就是任命奕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按照清朝祖制规定，亲王和皇子是不能担任军机大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宗藩削弱皇帝权力。
可是当时太平天国起义如火如荼，原军机大臣麟魁、邵灿等人年龄老化，于是咸丰皇帝罢免了他们，将奕、瑞麟、杜翰等人充实进军机处。奕作为亲王，在军机处地位是最高的。咸丰四年（1854），咸丰皇帝又授奕都统、右宗正、宗令等职，这样一来兄弟两人因为皇位继承问题而产生的隔阂，随着奕地位的不断提高而一度缓和下来。
然而好景不长，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兄弟两人再次产生新的矛盾，首当其冲的一件事就是关于奕生母的封号问题。
咸丰皇帝九岁时失去了生母全皇后，由奕的生母静皇贵妃抚养长大。咸丰皇帝即位后，给这位静皇贵妃上的尊号是：皇考康慈皇贵太妃。奕对这个封号并不满意，经常要求加封生母为太后，咸丰皇帝对这个要求不置可否。
清朝的历史上曾经有很多由皇贵妃进封皇太后的先例。按照惯例，咸丰皇帝完全可以为康慈皇太妃进封皇太后，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这对奕的心理和感情是个巨大的打击。
事实上，我们可以揣测出咸丰皇帝的真实所想，无非是因为康慈不是自己的亲生母亲，在十多年的抚养过程中，难免表现得不如对亲生儿子那么疼爱。尽管从感情而言，童年经历的一些事情可能难以从记忆中抹掉，但已经贵为皇帝的咸丰皇帝因小嫌而不念大恩之举，未免显得过于小气，而有失帝王风范。
但从奕的角度而言，他请求皇兄进封生母的方式也有问题。这一点从康慈临终前奕的请封便可以看出来：
又一日，上问安，入，遇恭亲王自内而出。上问病如何，王跪，泣言：“已笃，意待封号以暝。”上但曰：“哦！哦！”王至军机，遂传旨令具册礼。所司以礼请，上不肯却奏，依而上尊号。
关于这件事，《清史稿》的记载是：
咸丰五年七月，太妃病笃，尊为康慈皇太后。
联系两段史料，咸丰皇帝最终进封康慈为皇太后其实很勉强。奕没等咸丰皇帝明确态度，便自行传旨也存在严重问题。于是在安葬完康慈后，咸丰皇帝便罢免了奕的军机大臣、宗令、都统等职，只保留他仍在内廷行走的头衔。这等于是撤了奕的全部职务，而且让他在上书房里读书学习，闭门思过。
但是大清帝国时局越来越艰难，使得咸丰皇帝不能再计较个人恩怨，因为奕的才能是可以重用的。咸丰七年（1857）正月，兄弟两人一同祭祀先帝道光，可以看作是二人关系缓和的标志。此后，咸丰皇帝又逐渐恢复奕的各项职务，一直到英法联军进兵北京，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奕全面接管了北京事务。
从奕被罢免到后来接管北京事务的过程看，咸丰皇帝对这个弟弟还是十分看重的，并没有因为奕亲王的身份而对他加以提防，这是咸丰皇帝做得很好的一面。但是在如何应对英法联军的问题上，咸丰皇帝与奕再次发生了矛盾。
咸丰皇帝让奕接管北京事务面对英法两国“办理抚局”，其本意是想暂缓一步，等到大清帝国从太平天国运动的泥沼中挣脱出来后，再以强硬的姿态面对英法。可是奕在面对英法时，却是以和局为目的入手。这让咸丰皇帝十分不满。
咸丰九年九月二十九日（1859年10月24日），在奕递上去的“经过谈判，英法联军已经定期撤出北京”的奏折上，咸丰皇帝朱批斥责了他：
览奏已悉。二夷虽已换约，难保其明春必不反复。若不能将亲递国书一层消弭，祸将未艾。即或暂时允许，作为罢论，回銮后，复自津至京，要挟无已，朕唯尔等是问。此次夷务，步步不得手，致令夷酋面见朕弟，已属不成事体。若任其肆行无忌，我大清尚有人耶？
咸丰皇帝从维护“大清体统”角度，表示对奕办理抚局的不满，实际上是对奕一味妥协退让最终导致签订城下之盟的批评。
从奕与英法签订《北京条约》开始，咸丰皇帝对这个弟弟感到彻底失望。当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皇帝在热河病重垂危时，奕奏请要来热河行宫探视，咸丰皇帝的批复居然是：
相见徒增伤感，不必觐见。
所以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咸丰皇帝在临终前，要将肃顺、载垣等八大臣列为辅政大臣，而其中却没有奕，等于是将奕排除在当时朝廷领导核心之外，这让奕甚为不平。
事实上，在咸丰皇帝病逝后，八大臣与奕就已经站在了对立面，这都是咸丰皇帝临终前埋下的政治隐患。只是奕与八大臣之间的矛盾还处于潜伏状态，如果没有引爆点，这种矛盾或许永远不会升级。但问题的关键是，八大臣之首的肃顺与同治皇帝的生母叶赫那拉氏素来不睦。
咸丰皇帝正式重用肃顺，是在奕被罢免军机大臣之后。从咸丰六年（1856）署都察院左都御史到咸丰十年（1860）迁御前大臣，肃顺成了咸丰皇帝的左右手。作为朝廷第一重臣，肃顺对咸丰皇帝不顾祖制，让叶赫那拉氏批阅奏章干预政事颇为不满。
前边我们说过，叶赫那拉氏在英法联军逼近北京，咸丰皇帝准备北逃热河时，曾经以颇有见地的语言劝谏丈夫不要离开京城。对于叶赫那拉氏的建议，咸丰皇帝同时召见奕和肃顺，让他们说说意见。当时奕和肃顺观点截然对立，史料记载是：
主和，顺主战，哄于御前，不能决。
也就是说两个人当着咸丰皇帝的面吵了起来。两个人退出来后，肃顺问奕，应对英法两国这种国际事务，本来是我们这些大臣该做的事情，为什么皇上要把您这个亲王叫来商议？奕回答说：不知道具体情况，既然皇上召见，就必须应召。
后来有人向肃顺透露，召见奕的主意是叶赫那拉氏出的，于是肃顺对她更为不满。导致两个人隔阂加深甚至说彻底决裂的标志，是咸丰皇帝前往热河路上的换车一事。当时走得匆忙，找来的车驾十分老旧，再加上天气炎热，道路崎岖，叶赫那拉氏便承受不了，希望当时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的肃顺，能够为自己换一辆车，没想到却遭到肃顺的严厉训斥。当时肃顺反问叶赫那拉氏：“尔何人，乃思驾中宫上耶？”
坦白地讲，肃顺的话确实过于严厉，当然这也是他直率性格的反映。当时叶赫那拉氏虽然不敢言语，但内心深处已经对肃顺开始嫉恨。这也导致到了热河行宫后，双方的矛盾进一步升级。
叶赫那拉氏是一个很讲究美食的女人。肃顺负责供应伙食，他要求除了咸丰皇帝之外，每个人都自行取用，而且是限量供应，可是他自己却有酒有肉。当时钮祜禄氏和叶赫那拉氏都不知道肃顺为什么会这样做，就向咸丰皇帝汇报此事。结果咸丰皇帝的回答是：肃顺是担心浪费。由此遭到这两个女人的痛恨。
后世有人评价说：“（肃顺）灭门之祸，起于饮食之微，可为叹息。”这也正应了那句话：细节决定成败。
肃顺之所以和叶赫那拉氏产生矛盾，除了很多事情不相容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从很多记载来看，肃顺参与了咸丰皇帝的密谋—咸丰皇帝担心自己去世后，叶赫那拉氏作为幼皇帝的生母而把控大权，产生过除掉她的想法。
吴可读的日记《罔极编》中记载说：
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是日，车驾已安抵热河，皇上下谕言，外兵深入，未克自裁，良用愧恨。传言皇上有病，而亲王载垣及端华谋摄朝政，若皇上崩，则懿贵妃等将为皇太后，但贵妃与载垣等有隙，诸人多谗贵妃于帝前云。
许指严的《十叶野闻》记载：
先是肃顺为咸丰帝所信任。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以其佻巧奸诈，将来必以母后擅权，破坏祖训。平时从容与肃顺密谋，欲以钩弋夫人例待之。醇王夫妇以身家力争，得不死。然慈禧固已微侦肃顺之倾己矣。
濮兰德的《慈禧外纪》中也记载：
咸丰病重时，肃顺曾与载垣密商，废慈禧或贬之冷宫。
尽管这些记载有不完全一致的地方，但基本内容都是说肃顺与叶赫那拉氏已经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以肃顺的智商肯定也知道自己必不能为叶赫那拉氏所容，因此有依靠咸丰皇帝先下手为强的想法。双方的矛盾由生活小事引起，逐渐发展到后来争权的斗争，性质也就由此发生了变化。
咸丰皇帝在位的后期与恭亲王奕的矛盾，以及肃顺与叶赫那拉氏的矛盾，都是咸丰皇帝去世后那场政变的导火索。事实上当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奕接管北京事务后的那段时间里，朝廷已经开始分成两大政治势力，那就是以咸丰皇帝为核心的“热河派”和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的“北京派”。肃顺无疑是“热河派”的代表。两大政治势力的对立，就直接促成了肃顺与奕的对立。
<h3>3. “热河派”与“北京派”</h3>
“热河派”主要是随咸丰皇帝逃亡热河的一些大臣，后来咸丰皇帝诏令八大臣辅政都算作其中，有肃顺这样受咸丰皇帝器重的老臣，也有载垣、端华这样的亲王。“北京派”主要成员则是咸丰皇帝北逃热河后，以奕为核心留守京城的官员，例如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户部尚书周祖培等人。
“热河派”人员因为受咸丰皇帝信任，所以经常为皇帝陛下出谋划策，地位显赫，是把控朝政的绝对力量，也是当时的实权派。“北京派”因为要面对英法两国的谈判，态度倾向于求和，算是后来洋务派的前身。
本来两派势力各自立场不同，在实际工作中按说不应该存在过深的矛盾，但肃顺对洋人的态度历来不退让，这一点从他与俄国人的谈判就可以看出来，奕却倾向与洋人求和，这就导致两派政见不同。而且，从肃顺与奕的过往经历看，两人也存在个人恩怨。
早在咸丰九年（1859），肃顺就借户部钞票的舞弊案件，惩罚了一批官员，其中就牵连到奕的家人。当时虽然没有涉及奕本人，但作为皇帝陛下的亲弟弟，家人被查抄是极不光彩的事情，因此说是肃顺对奕的打击也不为过。前边我们也说过，两个人在咸丰皇帝面前也因为究竟该不该前往热河而吵过，其中想必也有舞弊案阴影的存在。
奕面对英法联军倾向于求和，让咸丰皇帝并不满意，热河方面就盛传奕想借助洋人的力量造反。虽然这不是事实，但是奕作为亲王，让咸丰皇帝联想起当年因为皇位问题兄弟二人暗中较劲，还是心有余悸。
“热河派”和“北京派”两方作为政治势力互相斗争，起源于回銮问题。
咸丰十一年（1861）北京议和后，奕以及北京留守大臣多次请求咸丰皇帝回到北京，但是肃顺等人却屡次阻挠。据李名慈的日记记载：
咸丰十年九月二十二日（1860年11月4日），是日见华夷和约……盖夷人意指为多。闻有诏令六部各以堂官一人，司官四人赴行在承值。上未有返意。又闻车驾时出围打猎。
奕十分清楚咸丰皇帝在热河待得越久，对自己越不利。因此他与桂良、文祥、胜保等人联名上奏，认为咸丰皇帝前往热河，本来是为了召集援兵援救京城，现在已经与英法两国达成和解，而且热河地区风高多寒，皇帝陛下的身体未必能够承受得住，希望咸丰皇帝能够从多角度考虑，早日回到京城。
但咸丰皇帝拒绝了奕等人的请求，他还批评胜保作为军事将领，应该更多考虑的是如何与洋人作战，而不是与洋人讲和。无论是肃顺还是咸丰皇帝，都用拒绝回京城表明了一种态度，那就是不认可奕与英法两国签订的《北京条约》。只要不回去，奕就要承担卖国求和的指责。
随后奕又在十月一日（11月13日）请求咸丰皇帝回銮，咸丰皇帝再次明确态度要暂缓回京。肃顺、载垣等人联名以廷寄的形式，具体阐述了皇帝陛下暂缓回京的理由：
一、驻京公使亲自递上国书，等于默认受洋人的钳制。
二、恭亲王奕坐镇京师，皇帝陛下如果现在回京，恐怕会有后患，目前身在热河也照样可以控制局势。
三、北京各衙门官员应该主动来到热河，而不是让皇帝陛下回京。
四、任何人不允许再上奏请求回銮事宜。
肃顺等于是代替咸丰皇帝驳斥了奕的回銮请求，而且“皇帝回京恐有后患”看似是针对洋人，实则是针对奕，言语之间颇有阴谋论的色彩；而不允许任何人再上奏请求回銮的说法，则是想剥夺奕与咸丰皇帝对话的权力。
从身份角度看，肃顺作为臣子剥夺王爷的话语权，做得却是有些过分。奕当然不可能让一个臣子钳制，于是不顾廷寄的禁令，于十月五日（11月17日）以个人名义第三次上奏，恳求咸丰皇帝回銮。值得注意的是，以个人名义身份上奏，其实是对肃顺廷寄的变相回绝。奕之所以没有直接斥责肃顺，原因在于肃顺是咸丰皇帝的宠臣。
这一次咸丰皇帝的态度，倒是比先前有了些许缓和。他回复奕说，天气已经寒冷，等到明年开春之际，再议回銮事宜。
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补》中，说出了当时“北京派”对于咸丰皇帝迟迟不回京的真实看法：
胜帅于数日前上疏，请上旋跸，痛劾郑王兄弟（端华、肃顺），谓銮舆未还，皆其荧惑。
也就是说，北京派官员始终认为，咸丰皇帝不回京，是肃顺等人在背后阻挠的结果。而事实上那个时候，咸丰皇帝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恶化，肃顺等人之所以阻挠，这也是客观原因之一。站在肃顺、端华等人的角度看，北京当时是恭亲王的天下，一个病入膏肓的皇帝回京，很多事情难免会节外生枝，到时或许局面就不再是肃顺等人所能掌控。即使是在咸丰十一年正月初一（1861年2月10日），咸丰皇帝终于决定回銮时，肃顺也只是安排咸丰皇帝回北京视察一下，然后立刻再回到热河。
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记载：
回銮在即，闾巷欢然，弟转瞬仍驻跸山庄，未免失望。
但奕并不失望，他认为咸丰皇帝只要回到北京哪怕只是看一眼也好，这至少证明对他签订《北京条约》的认可，更何况他也没有阴谋夺权的想法。可是咸丰皇帝在二月十三日（3月23日）再次改变态度，理由是“偶报微疴”。其实谁都明白，咸丰皇帝是因为身体健康严重恶化的原因才无法回到北京。
关于咸丰皇帝的身体状况，虽然他自己没有明确对奕说，但当时从醇郡王奕等人奏请停止回銮的奏折里，可以看出咸丰皇帝已经病入膏肓：
不意旬日以来，气体稍觉可支，唯咳嗽不止，红痰屡见，非静摄断难奏效。
所谓“红痰屡见”就是指吐血。在奕看来，皇帝陛下需要精心修养，而且他建议将皇帝的病情公之于众，但肃顺等人不同意，只是用含糊的语言颁布谕旨，告诉身在北京的奕延迟到秋天回京。
奕与奕是兄弟，我们不知道奕想将咸丰皇帝的病情公之于众到底出于什么目的，但当时奕确实主要是通过奕了解到咸丰皇帝病情的。在得知咸丰皇帝病情加重后，奕和文祥要求奔赴热河去探望，上文提过，这个请求被咸丰皇帝拒绝了。原因在于肃顺等人告诉咸丰皇帝，奕此行前来不是来探望，而是联合洋人要挟朝廷，应该加以提防。惇亲王奕因为和奕不和，也从北京前往热河，向咸丰皇帝进谗。
咸丰皇帝本就身患重病，对奕在北京与洋人签订条约也十分不满，加上肃顺、奕等人的谗言，本能地对奕产生了一种仇视心理。如果不是几个月后咸丰皇帝病逝，说不定奕前途险恶。
然而当咸丰皇帝六月底濒临死亡时，奕无论如何也坐不住了。他不顾众人的反对，只身前往热河，见到咸丰皇帝后便泪流满面。在那一刻，咸丰皇帝还是展现出了柔情的一面，我们都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很长时间以来，咸丰皇帝对奕与肃顺之间的矛盾都心知肚明。在弥留之际，他看出如果奕长时间待在热河，自己死后，恐怕肃顺对奕不会善罢甘休。于是有一天密诏奕，告诉他身在热河并不妥，肃顺等人恐怕会对他不利，让他赶快回到北京。
咸丰皇帝临终前，通过自己的努力，避免了“热河派”和“北京派”在自己面前上演一出宫斗剧。他也明白肃顺虽然想要对奕不利，但回到自己地盘的奕同样不会善罢甘休。可以说临终前的咸丰皇帝内心其实是矛盾的，当权力与亲情相交织时，每个人都很难取舍。只是咸丰皇帝管得了身前却管不了身后，当他七月十七日（8月22日）清晨咽下最后一口气时，大清帝国的一出宫斗政变大戏即将上演了。
<h3>4. 赞襄政务</h3>
咸丰皇帝去世后，“热河派”因为受命咸丰皇帝，顺理成章地取得了执掌朝廷大权的合法地位。史书记载，当时八大臣是“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赞襄”这个词出自《尚书·皋陶谟》：
禹曰：“俞，乃言厎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赞赞襄哉。”
“赞襄”这个词用在八大臣身上，就是说他们将按照咸丰皇帝的遗愿去辅佐新皇帝处理政务。八大臣中，有四位是御前大臣，即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额驸（道光皇帝驸马）景寿；有四位军机大臣，分别是户部尚书穆荫、吏部右侍郎匡源、礼部右侍郎杜翰、太常少卿焦佑瀛。
咸丰皇帝在临终前没有将奕列入顾命大臣的名单，说明两人之间成见之深，到了咸丰皇帝至死还不能释怀的程度。据说当“北京派”的许多大臣纷纷附和奕，上奏咸丰皇帝请求回銮时，吏部尚书陈孚恩则有不同的看法。他上疏说如果皇帝陛下在外时间过长，可能有比当初被迫离开京城更为严重的事情，其实表面是劝皇帝回京，深层的意思却是暗示咸丰皇帝有失位的危险。陈孚恩很明显是指向奕，咸丰皇帝见到折子后立即发怒并下旨责问。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初奕是他的皇位有力的争夺者，他是不可能再让奕利用辅政之机将皇位夺走的。
现在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开始履行辅政义务，第一道命令就是公布关于治理咸丰皇帝丧仪的名单。名单中虽有奕的名字，但安排明显带有排挤意味：
着派睿亲王仁寿、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醇郡王奕、大学士周祖培、协办大学士、尚书肃顺、尚书全庆、陈孚恩、绵森、侍郎杜翰恭理丧仪。陈孚恩接奉此旨，即星速来行在。豫亲王义道、恭亲王奕、周祖培、全庆着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无庸前赴行在。钦此。
表面上这种安排的意思是，咸丰皇帝的丧事固然重要，但京师的安全更为重要。全局衡量，统筹兼顾，似乎以国事重于家事的安排可以让人理解。但从感情角度来讲，奕与咸丰皇帝是兄弟关系，尽管国事重要，留守京师责任重大，但八大臣这样安排似乎不顾手足之情。而且北京距离热河并不远，八大臣不让奕前往热河，却急调陈孚恩去，明显就是排挤奕。
《清史稿》记载：“载垣等矫诏，令孚恩赴行在。”当然，当时也不存在矫诏一说，因为诏令就是八大臣起草的，体现的是八大臣的意志。之所以点名要让陈孚恩前来，原因就在于他虽然身在北京，却是“热河派”的成员。
陈孚恩是个埋头苦干、办事认真的官员，又经常有与众不同的政治见解，其涉世之深，对当时社会揣摩之深是很突出的。最初他还曾与载垣、端华、肃顺等热河派大臣有过分歧，因而被贬，被重新起用后就依附载垣，成了“热河派”的成员。
当时调陈孚恩奔赴热河，除了有排挤奕的意味之外，还有别的原因。陈孚恩身在北京，最了解那里的情况。咸丰皇帝刚刚去世，“热河派”并不能第一时间知道奕的真实态度，这也是没让奕前往热河的一个原因，毕竟“热河派”与“北京派”矛盾深刻。在载垣和肃顺等人看来，陈孚恩的到来应该能得到北京方面的某些倾向性的消息。当然，这也有拉拢陈孚恩的意图，揽住才能出众的人，也是当时“热河派”发展巩固自己势力的一种策略。
八大臣辅政之初，就将奕边缘化。其实，咸丰皇帝临死前，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诏谕疏章的处理权限问题。这是咸丰皇帝去世后朝廷政务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涉及谁才是大清帝国真正主人的问题。据费行简《慈禧传信录》中记载：
两宫乃召辅政大臣入，议诏谕疏章黜陟邢赏事。初肃顺、杜翰、焦佑瀛谓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后持不可，议四日，乃决章疏呈览，谕旨钤印。任用尚侍督抚，枢臣拟名，请懿训裁定，其他简放人员，按照京察暨疆臣密考，拟具正陪数员，在御前掣签，两宫并许可。
通过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在确定辅政大臣的权力问题上，太后与八大臣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经过四天的讨论才最终有结果。肃顺等人意图将权力抓在自己手里，由辅政大臣拟定谕旨，太后只管盖章而不能改动，下级各官员的奏章也不必请太后过目。这个方案当然不能被两宫太后所接受，而且也违背了咸丰皇帝让八大臣辅政的初衷。
经过双方激烈的辩论，最后议定的办法是：
1. 章疏呈览。
2. 谕旨钤印。
3. 任用高级官员，大臣提名，太后最终裁定；任用一般官员，先提几名候选人，用“掣签”的办法确定人选，由两宫太后批准后才能宣布任职。
所谓的“掣签”，就是任命官员时，由军机处糊名签，后进呈御前，两宫太后坐在旁边监督，同治皇帝居中抽签，先抽中者为正职，后抽中者为副职，然后再由各部抽签分配任职省份，最后对外公布。
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八大臣联名发布《为发下谕旨以“御赏”“同道堂”方章为符信等事致吏部兵部咨文》和《为按月恭缴钤图谕旨事交内阁片》两项文件，向京师内外各衙门宣布，今后朝廷命令必须有“御赏”“同道堂”两枚印章才能生效，盖印公文定期交回内阁存档。至此两宫太后与辅政八大臣的权力分配方案总算暂时确定下来。
权力分配问题意味着地位高低之分，由于小皇帝载淳的生母是叶赫那拉氏，但太后是钮祜禄氏，这就形成了咸丰皇帝死后的一种特殊局面—两宫太后地位如何区分的问题，也就是血缘与礼法究竟孰轻孰重的问题。依据清朝祖制家法，当时的懿贵妃叶赫那拉氏应该尊为皇太后，与钮祜禄氏并尊。但是经过辅政八大臣的研究，钮祜禄氏称为母后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则称为圣母皇太后。
事实上这样的称呼，是仿照明朝万历年间和清朝康熙年间“两后并尊”的故事。明神宗万历皇帝是明穆宗的第三个儿子，母亲李氏是贵妃。万历即位后，尊皇后为仁圣皇太后，生母李贵妃为慈圣皇太后。清康熙皇帝玄烨即位后，也是尊皇后为仁宪皇太后，生母为慈和皇太后。既然曾经有过先例，八大臣这样拟定也说得过去。当时因为钮祜禄氏住在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的东暖阁，人们称为“东太后”；叶赫那拉氏住在西暖阁，人们称为“西太后”。但这样定名分叶赫那拉氏心中颇为不满，作为小皇帝的生母，她当然认为自己应该居于东太后之上，这也是她后来联合奕发动政变的原因之一。
应该说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对于大清帝国的几个关键性问题，处理得并不得当，至少给人以大权独揽的感觉。从结果来看，排挤恭亲王奕，和两宫太后争权以及将叶赫那拉氏排到次要地位，事实上都是孤立自己的行为。不过在那个时间段上，八大臣至少自认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他们将年号擅自更改为“祺祥”，八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据《热河密札》记载：
自顾命之后，至今十余日，所行均惬人意……然事势大局已定，似不致另生枝节……诸事循照旧章，并无人搀入……循此不改，且有蒸蒸日上之势。
从表面上看，咸丰皇帝去世后的政局因为“热河派”的坐镇，而没有出现震动，未来的形势一片大好，但事实上以八大臣为核心的“热河派”对时局的判断大错特错。更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祺祥”这个年号从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确定，到十月就被命令废除，共计七十日。在“热河派”正准备大显身手时，被他们推向对立面的政敌们开始联合起来，准备对他们施以重拳。
<h3>5. 合谋</h3>
以今日视角来看，肃顺与奕的矛盾，肃顺与叶赫那拉氏的矛盾，“热河派”与“北京派”的分歧，以及八大臣在权力分配问题上的无所顾忌，都是咸丰皇帝去世后，祺祥政变最终生成的催化剂。最关键的是，无论是奕还是叶赫那拉氏，都不甘心只看八大臣在政治前台表演，尤其是叶赫那拉氏，作为新皇帝的生母，她已经下定决心要从八大臣手中夺回权力。
叶赫那拉氏是个颇具政治手腕的女人，即使在八大臣故意降低她身份的那段时间里，她也没有丧失信心。她对朝廷局势看得一清二楚，既然和肃顺等人已经毫无缓和的余地，那么敌人的敌人就可以成为朋友，她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恭亲王奕。
在英国作家普兰德和白克好司所著的《慈禧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七月初七日，慈禧密派一人赴京，告恭王以帝病危殆，速派旗兵一队来热，多叶赫族人。
关于慈禧派去和恭亲王奕联系的人究竟是谁，史料上没有明确记载，有人说是太监安德海，也有人说是侍卫荣禄。笔者倒是倾向于派出的人是荣禄，原因在于叶赫那拉氏让奕派出一队旗兵，这显然是她担心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会不利于己，算是向奕寻求保护措施。而荣禄作为将门之后，曾经在奕手下做过事，让这样的人带领一队旗兵过来，是比较合适的安排。
从上述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叶赫那拉氏在咸丰皇帝病入膏肓之际，就已经开始谋划皇帝去世后的保身事宜。虽然后来证明她是在多虑，但至少说明她在关键时刻首先想到的能帮助自己的人是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