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击溃清军的江南、江北大营，使得太平天国达到最鼎盛的时期。虽然北伐军最终失败，但西征军却取得了胜利。可以说1856年的上半年，是太平天国领导者自金田起义以来最为荣耀的时刻，他们的老对手向荣自缢身亡，让洪秀全、杨秀清等人击掌相庆。
然而当时谁也不会想到，向荣的死颇具象征意味。当七月九日（8月9日）向荣将脖子伸进自己打好的死结时，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上空，就已经开始乌云密布，一场动乱即将发生。只不过远在千里之外的北京城的咸丰皇帝，此时已经无暇顾及“长毛们”的动向，因为十六年前为大清帝国带来屈辱的英国人再次掀起波澜。和上次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还带来了法国人和美国人，甚至连俄国人也参与了进来。
<h3>1. 祸起修约</h3>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索是“亚罗号事件”的发生，但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大清帝国与洋人签订的各项条约，随着时代的变化，至少从洋人们的角度来看，不再那么适用。于是这些希望在中国继续扩大市场的洋人，努力寻找扩大在华特权的机会和借口，便有了想要修约的想法。
所谓“修约”，就是洋人们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中法《黄埔条约》以及中美《望厦条约》，希望扩大在中国的特权。不过既然是想重修约，那么还是要从已经签订的条约入手，从中去寻找条约的不足之处，甚至是故意歪曲和使用外交讹诈手段。
修约的起点是从中美《望厦条约》开始，洋人们以条约的第一条内容作为“修约”的借口，要求清政府加以修改。第一条在签订之初是这样写的：
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易有更改，至各口情形不一，所有贸易及海面各款不无稍有变通之处，应以十二年后，两国派员公平酌办。
当时英国人伙同法国人以“一体均沾”的“最惠国条款”为借口，也要求修改中英《南京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而咸丰四年（1854）正好是南京条约签订十二周年。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包令联合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以及美国驻华公使麦莲，前往广州向统筹办理外交事务、时任两广总督的钦差大臣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
面对三国公使的联合请求，叶名琛当然不敢怠慢，向咸丰皇帝详细汇报了三国公使的来意和请求，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慎重考虑修约之事。
可是咸丰皇帝对此却不以为意，他在得知三国公使的意图后，让叶名琛依据实际情况加以应付，并做出明确指示：
是该夷意在要求，尤当不动声色，加之防范，届时唯有随机应变，以绝其诡诈之谋。叶名琛在粤有年，熟悉情形，谅必驾驭得宜，无俟谆谆告诫也。
皇帝陛下已经亮明态度，要“绝其诡诈之谋”，因此叶名琛只得照办。仔细分析咸丰皇帝的反应，可以说其实这是一种本能反应：十二年前洋人们让大清帝国蒙羞，这个伤痛是无法忘记的，包括《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在内，已经让大清帝国给了洋人们一个交代。现在洋人们又要索取，这在咸丰皇帝看来是万万不能接受的，因此本能地就会产生一种排斥心理。然而这种本能的、非理性的判断，以后世的观点看，实在不利于大清帝国在列强之中的生存。事实也证明了咸丰皇帝的不理性最终导致了大清帝国再次蒙羞，而且从实际负责人叶名琛的个人素质来看，他也不是个合格的执行者。
咸丰皇帝的明确指示，等于让身在广东的叶名琛拿到了尚方宝剑，他可以全权处理本次洋人们提出的修约事宜。然而叶名琛虽然勤于职守，却性格古板，《筹办夷务始末》中说他处理问题“颇自负，好大言，遇中外交涉事，略书数字答之，或竟不答”。这段记载说明，叶名琛或许是个尽职尽责的官员，但却不是个合格的外交家，以这种傲慢、简单的态度对待外国人，也就注定了本次修约事宜不可能会有好结果。
咸丰四年（1854）二月，英国公使包令发照会给叶名琛，希望双方能够见个面。叶名琛虽然同意见面，但条件是必须在广州城外的洋行，而包令坚持要在城内的官署，双方各不相让，最终没能形成统一意见，此事不了了之。
英国人明白叶名琛的这种反应，其实就是在逃避修约，为此包令联合美国公使麦莲决定另辟蹊径，发照会给两江总督怡良要求会晤，但是也遭到了怡良的拒绝，理由是包令没有携带国书，而且条约里也没有“两江总督与各国公使议事之说”。一直到五月二十日（6月15日），麦莲在昆山会见怡良时，要求修改条约，允许长江通商，甚至表示只要清政府同意这个要求，他们可以协助镇压太平天国。怡良依旧不为所动，表示麦莲应该回去继续找叶名琛去反映，毕竟修约事宜是广东钦差大臣管理的事务，自己不能越权。
咸丰皇帝得知英美公使先后向叶名琛和怡良提出修约的消息后，指示军机大臣“唯各国通商事宜，向归两广总督专办”，也就是说修约事宜除了叶名琛之外，所有大臣全都不得插手。而且他还谕令怡良、吉尔杭阿等有关大臣，对于公使的要求，必须予以拒绝，千万不要被他们的谬论所蛊惑。
六月九日（7月3日），英国公使包令在上海会晤江苏巡抚许乃钊，要求修改条约，许乃钊允诺包令可以向皇帝陛下奏明此事。没想到就是因为这句话，许乃钊被咸丰皇帝以办理夷务不当为由而革职，任命吉尔杭阿为江苏巡抚。
有了许乃钊的前车之鉴，除了叶名琛之外，所有人在面对三国公使时，都回避修约事宜。从六月到九月，三国公使一直没有停止修约的努力，他们先后向怡良、叶名琛、吉尔杭阿提出修约请求，从江苏到广州、香港、上海都留下了公使们的足迹，他们甚至宣称要向咸丰皇帝申诉，即使这样也没能得到些许回复。
吉尔杭阿在汇报中认为，应该再派一员钦差大臣会同两广总督妥为查办。如果洋人说得有道理，不妨就同意修约；如果认为洋人们的说法荒谬，干脆就直言拒绝。
吉尔杭阿的意思就是，皇帝陛下不要模棱两可，因为他深知如果把洋人们惹恼了，他们是会架上大炮的。但咸丰皇帝依旧是不置可否，这一点我们从他的谕旨中就可以明显感觉到：
该抚身任封圻，安内攘外，责无旁贷，独不可折之以理，而必待钦派重臣，朕又安用汝等督抚为耶？
这就是典型的踢皮球行为了。吉尔杭阿等大臣看到皇帝陛下即将发怒，全都不再表态。咸丰皇帝也以为洋人们吃了几次闭门羹，自然就会消停下来，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公使们的意志力。就在咸丰皇帝下达谕令的同一天，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以及法国使馆秘书哥士耆，带领三百名士兵乘军舰到达天津白河口，要求到天津或北京直接和咸丰皇帝商谈修约事宜。
在咸丰皇帝看来，洋人们此时来真是分不出眉眼高低。要知道咸丰四年（1854）的时候，咸丰皇帝正在为如何防堵太平天国北伐军而烦心不已，现在洋人们又来添乱，他的烦躁情绪又一次陡然而生。他坚决不允许直隶总督桂良出面和洋人们见面，命令桂良做好天津的防务工作。同时谕令天津总兵双锐、长芦盐政文谦先后到大沽口听取意见，指示他们面对洋人们的时候要端正态度，要不卑不亢，正确开导他们，杜绝他们对大清帝国的觊觎之心。
双锐和文谦因为有许乃钊的前车之鉴，所以面对包令等人时，都是一口回绝修约之事，搞得洋人们很是无奈。不过英国通事麦华陀倒是表现出了强硬姿态，表示如果天津官员不代奏皇帝陛下商谈修约事宜，那么以前双方所定的各项条约都算作废，列强们将重新与清政府订立条约。
值得一提的是，麦华陀是修约事件中首先提出废止条约的人，这算是一种警告，因为他知道大清帝国连修约都不同意，更谈不上重新订立条约，洋人们想要重新订立条约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开启战端。麦华陀的话其实已经是在警告清政府会再次面临战争威胁，只不过他的话说得极为婉转。同一天，文谦上奏详细汇报了谈判的经过，认为虽然前去谈判的官员已经与洋人们唇枪舌战一番，但就是无法说动洋人放弃修约。他希望皇帝陛下能够派遣钦差大臣或者谕令桂良来到天津，亲自看看洋人们到底是个什么态度，然后再斟酌如何处置。文谦的这个建议，明显是怕皇帝陛下怀疑自己在谈判过程中出工不出力，或者因为能力问题而办事不力，同时他也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让桂良到天津切身感受下自己的难处。
或许是委婉的武力威胁让咸丰皇帝受到了触动，他在称赞文谦考虑周全后，便谕令直隶总督桂良前往天津。不过他特别指示桂良，不要亲自出面去见洋人，一定要身处二线指挥谈判事宜。
九月二日（10月23日），桂良详细了解情况后，向咸丰皇帝奏报筹议与英美的交涉办法。咸丰皇帝担心桂良失去耐心而急躁，提醒他作为直省大吏，如果与洋人们争辩不休，丢了朝廷的脸面是要治罪的。为此他让文谦出面回绝洋人们的修约请求，这样就等于将桂良保护起来。
应该说桂良还是十分愿意为皇帝陛下分忧的，他上奏表示自己会控制好情绪，亲自出面与洋人们谈判。不过咸丰皇帝依然拒绝，而是让崇纶出面与洋人们会谈。
九月十三日（11月3日），崇纶会见英国公使包令、美国公使麦莲，在会谈中，包令针对修约事宜提出了“公使入京、准入内地、免内地税、承认鸦片合法进口”等要求；麦莲则提出“开放长江、准许在中国沿海捕鱼、准许洋人在中国开矿、在中国设立官栈囤积货物以及三年内货不出售不缴税”等要求。
崇纶将英美公使的这些要求向咸丰皇帝详细做了汇报，并建议有选择地同意查办几项，以示对洋人们的怀柔。但是咸丰皇帝只同意三条，即：民夷相争可以公平审判；上海欠税可以酌情减免；停止广东准备加抽茶税的做法。除此三条之外，其他要求全都驳回。
咸丰皇帝的修约底线显然不能满足英美两国的要求，因此九月十八日（11月8日），当崇纶将事先拟定好的照会文件交给英美公使，并表示其他条款只是未来或许会有商议的余地时，包令和麦莲表示甚为不满，气愤之下扬帆南下。清政府与英美两国的第一次修约谈判就这样无疾而终。
1854年的这次修约，咸丰皇帝以强硬的姿态回绝了英美公使，但包令和麦莲并没有将事态扩大，也就是说修约事宜目前还仅仅停留在外交阶段。从咸丰皇帝的反应来看，已经睁眼看世界十几年的大清帝国，此时依旧没有对外部的世界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这也就导致“修约事件”在咸丰皇帝依旧是天朝上国支配一切的心态作用下，最终没能有一个理想的结果。
当然，洋人们是从中美《望厦条约》中寻找突破口而提出修约的，毕竟那个时候《望厦条约》还没有届满十二年，所以咸丰皇帝的拒绝，也让英美公使找不到借口兴风作浪。不过从利益角度看，永远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及努力扩大在华特权的英美各国，是不会就此偃旗息鼓的。两年后，随着中美《望厦条约》届满十二年，“修约事宜”再次被洋人们摆上桌面。
咸丰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1856年2月3日），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收到代理苏松太道蓝蔚雯的报告，说新任美国公使伯驾即将到达上海，将重新开启与清政府的修约谈判事宜。两江总督怡良和吉尔杭阿共同上奏咸丰皇帝，希望皇帝陛下能够让一直介入修约事宜的叶名琛继续与洋人们周旋。于是咸丰皇帝立即派叶名琛奔赴上海，并指示他：“务宜恩威并用，绝其北驶之念。”
咸丰皇帝不希望再出现两年前包令和麦莲直接到天津的情况，所以提前谕令叶名琛想方设法要拦住伯驾。对叶名琛而言，拦住伯驾不是难事，但要断了洋人们的修约念想，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叶名琛对于伯驾还是有些了解的，这个眼科医生出身的美国人在广州已经待了二十年，对中国的社会状况十分熟悉，是个“中国通”，担任过驻华公使参赞、代办等职。前任公使麦莲因病回国，美国政府任命他接替麦莲的职务。值得一提的是，伯驾对于修约问题主张采取强硬措施。在上任之前，他曾经到伦敦会见英国外相克拉兰敦，又到巴黎与法国外长瓦尔斯基会谈，而后又回到香港专门与英国公使包令、法国代办顾随讨论修约问题。
在奔赴上海之前，伯驾就曾经向叶名琛发出照会，但被叶名琛拒绝，于是伯驾让美国驻上海领事通知两江总督怡良，准备北上商谈修约事宜。
有了皇帝陛下的谕令，叶名琛不能再回避，他向皇帝陛下表态自己会竭尽全力钳制伯驾，希望能够将双方的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
叶名琛是这样表态的，当然也是这样做的，不过想要消除因修约事宜所带来的矛盾，绝不是仅仅修订条约中的文字那么简单。换句话说，如果在原定条约的基础上不能扩大洋人们在华的特权，这场修约谈判注定会走向失败。
然而咸丰皇帝的想法恰恰与洋人们背道而驰，这一点从咸丰六年（1856）六月他下的谕旨中就可以看出：
各夷议定条约，虽有十二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故有万年和约之称……如其坚执十二年查办之语，该督等亦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
咸丰皇帝只是想以微小的让步，应付美国的修约要求。本质上，这是大清帝国在被迫睁眼看世界将近二十年后，依旧未能与外部世界融合的故步自封的体现。
经历过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与世界在同步发生着变化，洋人们彻底将中国请下了神坛，大清帝国的高层统治者们也对历来被他们视为“蛮夷”的西洋各国，有了进一步深刻的认识，至少已经被洋人们的坚船利炮打疼。可是从咸丰皇帝的“以示羁縻”来看，大清帝国此时依旧没有摆脱天朝上国的心态，因为羁縻之策是宗主国控制番邦各国的策略，而当时的世界已经进入了各国展开平等外交的时期，因此咸丰皇帝的理念是不可能得到洋人们的认同的。从这一点来讲，修约产生的矛盾，不过是问题的表象而已。
咸丰皇帝想要继续用羁縻之策与洋人周旋，但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一次洋人们准备对大清帝国施加军事压力来达到自己修约的目的。
当时，伯驾的修约交涉所遭遇的情况，让英国公使包令甚为不满。他向英国外相报告说，对清政府要实行武力威胁，用孤单的行动而不伴以强大的军事压力，就没有希望令中国有任何重要的让步。法国使馆代办也同意包令的看法，因此他们没有与伯驾一同北上。
不过伯驾还是希望做最后的努力，他从上海乘船到福州，会见闽浙总督王懿德，结果被告知修约事宜是两广总督负责的事情，其余相关人员不能代为上奏。而后伯驾又返回上海，会见上海道蓝蔚雯，希望他能代奏咸丰皇帝派一员钦差大臣到浙江商议修约之事，结果依旧是石沉大海。
九月十三日（10月11日），咸丰皇帝发布谕旨：
1.怡良等人设法对洋人加以开导，达到拒绝修约的目的。
2.桂良要严密防范，如果有夷船到来，不可派大员见他们。
3.禁止沿海居民及商渔船只与夷船交易货物，只要让他们觉得无利可图，必然放弃修约的要求而回返。
咸丰皇帝的这个谕令，可以说是有些因噎废食和蛮横无理，而当时的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面前，依旧没有蛮横无理的资本，这一点很快就在不远的将来得到印证。
<h3>2. 广州战事</h3>
在咸丰皇帝发布谕令的三天前，远在广州的海域之上发生了决定大清帝国国运以及诸多人命运的事件，这就是我们前边提到过的导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导火索—“亚罗号事件”。
咸丰六年九月十日（1856年10月8日），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例行巡逻时，在珠海炮台附近的码头，搜查出私运鸦片的中国划艇“亚罗”号，逮捕了两名海盗以及十几名涉嫌私运鸦片的中国船员，然后将船上的英国国旗扯下。
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得到消息后，率先发起挑衅，辩称“亚罗”号划艇是大英帝国的船，中国水师私自扣留该船，并扯下英国国旗，是典型的侮辱英国国格行为，要求叶名琛立即放人并赔礼道歉。
以后世的角度看，“亚罗号事件”很可能是英国人借口对清政府动武而达到修约目的的阴谋，因为后来包令也承认，经过他们的调查，“亚罗”号是无权悬挂英国国旗的，允许这艘船这样做的执照已经于八月二十九日（9月27日）期满。在这个日子之后，“亚罗”号就不再受英国保护。
可是当时清政府并不知道其中缘由，叶名琛为了防止事态扩大，命令南海县丞亲自带着照会文件和被逮捕的船员送交巴夏礼。但是巴夏礼只接收了被捕的船员，并不开启照会文件，要求梁国定必须亲自来，重新定案，纠正自己的不察之罪。九月二十三日（10月21日），巴夏礼向叶名琛发出最后通牒，以次日为限，如果不能满足自己的要求，就发兵进攻广州城。
叶名琛对此无动于衷，性格傲慢古板的他，认为这不过是巴夏礼的一种外交手段，因此没有做战前准备，广东地区的清军对英国人即将发动战争也毫不知情。就是在这样一种疏于战备的情况下，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英军海军上将西蒙麦格理率领军舰三艘、士兵两千人，突然闯过虎门海域开进内河，用火炮轰击广州城。
在英军发动进攻时，叶名琛正在校军场观看乡试的马箭科目。他正看得兴致勃勃，忽然听到隐隐传来的炮声，兵丁向他报告说英军舰船已经进入内河，水师因为没有得到命令，因此不敢发炮还击。
当时叶名琛的反应是“无妨！等到天黑之后，这些蛮夷必然离去，传令让内河水师收起战旗，不可放炮还击”。这位总督大人说完后，继续兴高采烈地观看乡试。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此后一连三天，虽然他始终稳坐在校军场的最高宝座上观看乡试的热闹场面，但英军始终未曾离去，而且利用火炮的优势成功占领了珠海炮台。
当时广东清军共有七万四千余人，广州城内外有守军一万两千余人，城郊炮台有十座，内河炮台有二十二座，每座炮台有守军二十至六十人不等，守卫力量不算弱，但是在叶名琛的不抵抗命令下，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英军将炮台击毁。
九月二十九日（10月27日），英国军舰再次驶进内河，以叶名琛的总督衙门为目标开炮进行轰击，次日又继续增强火力向总督衙门方向轰击。十月一日（10月29日），英军将广州城墙轰开，两三百名英军士兵攻进城内，清军被迫与之展开巷战。由于英军兵力单薄不敢深入，最终于当晚撤出城外。
英军攻进广州城这件事，出乎叶名琛的预料，他倒是不在乎损毁几个炮台的问题，而是担心一旦皇帝陛下怪罪下来，自己会因防卫不力而丢了官。因此他采取主动上奏的方式，谎报在广州海域与英军临时发生冲突，最终剿灭英夷水师获胜，试图平息皇帝陛下的疑虑。
让叶名琛没想到的是，咸丰皇帝对他“打胜仗”似乎并不满意，而是提出了“息兵为要”的方针。皇帝陛下认为打了败仗固然不好，毕竟有损国体；而打了胜仗也不好，会招致洋人的报复，现在“长毛”匪患尚未平息，沿海不能再开战端。
如果抛开先前咸丰皇帝在修约问题上的反应不谈，单看这个“息兵为要”的策略，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我们只能说从道光皇帝到咸丰皇帝，在对外国策上是没有一个战略性考虑的，天朝上国的自满心态让高层的统治者们从来都是头疼医头，脚痛医脚。而这也就注定了当洋人们真的架起大炮时，咸丰皇帝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必然会找客观原因来为自己的短视开脱。
咸丰皇帝接到叶名琛打败英夷的奏报后，立即发布上谕责备他没有将事情办好：
当此中原多故，饷糈艰难，叶名琛总宜计深虑远，弭此衅端，既不可意存迁就止顾目前，又不可一发难收复开边患。……现在各国既知其无理，自有公论，日后英国传闻，或不至有所借口。如果该酋自知理屈，悔罪求和，并罢议进城，只可俯如所请，以息兵端，但不可意存迁就，致该夷故智复萌，肆行要挟。
从谕旨内容可以看出，咸丰皇帝交给叶名琛的任务，实在是个颇有难度的技术活，既不能开启战端，又不能满足英国人的要求，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咸丰皇帝根本就没从实际出发去解决和英国人的纷争，更何况叶名琛也不是精明强干能担大任的人，当时广州百姓中间流传着一首讽刺叶名琛的顺口溜：
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相臣度量，疆臣抱负，古之所无，今亦罕有。
如果用一句俗语来概括，那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
咸丰皇帝将对付英国人的重任交给叶名琛，本身就是个错误。皇帝自己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时英国在欧洲与俄国之间的克里木战争已经结束，在首相巴麦尊强有力领导下的英国政府，必然会加速解决与清政府的修约问题，这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战略问题，并不是咸丰皇帝一厢情愿想要息兵就可以达到目的这么简单。而且，咸丰七年（1857）二月，巴麦尊成功运作议会通过了扩大军费和增援远征军的第二次鸦片战争提案。三月二十六日（4月20日），英国政府任命前驻加拿大总督额尔金为全权专使，率领一支由两千九百人组成的陆海军奔赴中国。
与此同时，法国由于在修约问题上与英国人“同病相怜”，在看到英国人已经决定对清政府发动战争后，也在寻找侵华的借口。当时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以天主教神父马赖在中国广西西林被杀为借口，提出了“为保卫圣教而战”的口号，与英国军队联合共同派兵来华，以格罗南为全权专使，带领一千名士兵，于八月二十六日（10月13日）到达香港。
英法联军在香港一共集结了五千六百余名士兵，并照会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廷先后到达香港，共同谋划对华的战争，以达到扩大在华特权的目的。当时经过商讨，决定英法为军事进攻的主力，俄美担任对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的帮凶，并继续以修约名义向叶名琛发出照会，只要清政府态度模糊或者一口回绝，英法联军即开始实施军事打击。
面对来自四国的压力，叶名琛向咸丰皇帝详细奏报了广州目前的局势。由于很长时间以来叶名琛对洋人们的态度遭到诟病，因此他在奏报的最后，声称要与英法联军进行决战，既要为朝廷立功，也是为自己正名。
若再不乘此罪恶贯盈之际，适遇计穷力竭之余，备将节次要求各款，一律斩断葛藤，以为一劳永逸之举，则得陇望蜀，伊于胡底？……总俟其附近兵船全行退出，各国贸易开舱有期，即行飞速奏报，以期早慰圣廑。
谁都看得出来叶名琛这番言论，等于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而且他对四国当时的意图根本无从了解，手里也没有什么资本可以对付洋人，“早慰圣廑”不过是溜须拍马而已，然而咸丰皇帝却对叶名琛深信不疑。
咸丰皇帝看完叶名琛的奏折后，首先表扬叶名琛，认为他对洋人“据理驳斥”甚为得体。在咸丰皇帝看来，英法之间名为联合，实则暗中争斗，也就是说法国人是被英国人拉下水的，其实根本不想与英国人联合，真正想和英国人联合的是美国人，因此法国国王一定会阻止本国对华的军事行动，不出数日英法联盟就会自行瓦解。
我们暂且不说咸丰皇帝对法国政体究竟有多少了解，这种单纯以中国传统政治斗争的眼光去看待英法联合的本质，无疑是一种愚昧的表现。他希望叶名琛能够继续和洋人们进行交涉，结果能够一劳永逸，希望洋人们能够理解大清帝国因为镇压“长毛”匪患，实在是财政吃紧。
然而在叶名琛奏折的迷惑下，咸丰皇帝并不知道当时广州已经是个不设防城市，当英法联军到达广州城下时，叶名琛也没有表现出奏折中写的那样的信誓旦旦，他命令部下不准出战，并对附近的团练进行消息封锁。英军贴出告示说二十四个时辰之内，清政府如再给不出修约答复,就立即对广州城展开进攻。
有地方绅士自告奋勇，愿意自备粮饷军械与英军作战，一连请愿十多次，叶名琛就是不见，也不允许身边的人谈论洋人们的事情。当时正值叶名琛大寿之际，据史料记载：
合城文武，尚往督署祝寿，叶名琛谓不必惊慌，仙乩云：“十五日后便无事。”叶相于城北建长春仙馆，穷极侈丽，内供奉吕纯阳（吕洞宾）、李太白（李白）二仙，一切军务，皆取决于神仙，所谓将亡听于神者也。
身为一名封疆大吏，叶名琛居然将军务事宜寄托在神灵身上，清政府在广州战事逐渐陷入不利境地也就不足为奇。当然神灵们没能保佑叶名琛，原因就在于无论他如何虔诚，都必须面对英法联军的洋枪洋炮。
十一月十三日（12月28日），英法联军三十二艘军舰一齐开炮，连续轰击广州城达七十二小时之久，五千六百余名士兵进攻广州，守将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因为叶名琛的命令，根本没有进行战前准备，只得竖起白旗投降。而叶名琛面对英法联军的猛烈进攻，吓得躲进总督衙门后花园的八角亭里，结果被英军士兵俘虏后，流放至印度加尔各答，最终死在了那里。
咸丰皇帝得知广州失守后，立即将叶名琛革职，那时他还不知道叶名琛已经永远不可能再回来。他任命黄宗汉为两广总督，接任钦差大臣关防，在黄宗汉没有到达广州之前，暂时由柏贵代理。
直到广州失守后，咸丰皇帝才意识到原来叶名琛只是在忽悠自己，同时也对自己不能知人善任而造成广州失守追悔莫及。因此他谕令柏贵在代理期间，一定要重整军心，使之同仇敌忾，将英法联军逐出广州。
但是咸丰皇帝或许没想到，他任用柏贵来纠正任用叶名琛的错误，实际是用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他并不知道柏贵早已向洋人竖起白旗投降。当然他更想不到在此后四年的时间里，穆克德讷、柏贵等一群拿着大清帝国俸禄的高官们，居然在广州充当了洋人们的伪政权傀儡。
<h3>3. 大沽口之战</h3>
英法联军虽然攻占了广州，但还没达到他们最初要求修约的目的，因此这场战争不可能停止。四国公使在香港继续策划领军北上，尽快迫使清政府同意修约。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咸丰八年（1858）正月，四国公使派人到苏州会见江苏巡抚赵德辙，并向其递交照会，再次提出“公使驻京、增开口岸、内地旅游、改订关税、赔偿军费”等修约要求。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公使还提出割让黑龙江以北和乌苏里以东地区的要求。四国公使限定清政府在二月底之前必须派出全权代表赴上海谈判，如不答应立即北上攻取天津。
本来广州失陷后，咸丰皇帝应该能够把握住列强们的心思，但是接到赵德辙的奏报后，他却认为列强们不过是虚张声势，能多占点大清帝国的便宜就会多占点，占领广州已经达到了他们的心理预期，所以他拒绝派代表赴上海谈判。
咸丰皇帝当时将与四国交涉的问题，分别交给何桂清和奕山。何桂清负责英、美、法三国；奕山负责俄国。可是交涉的结果是四国拒绝让步，咸丰皇帝逐渐意识到四国用兵的动机并不是那么简单，于是在二月七日（3月21日）才谕令直隶总督谭廷襄增强对天津的防务力量。如果洋人船只到达天津，一定要禁止沿海居民接济食物和私通贸易，使其不能久留。谭廷襄接到谕令后仓促布防，在大沽口炮台增兵八千余人。
由于清政府和四国的根本利益不同，导致上海的交涉毫无结果，俄国和美国公使极力鼓动英法联军北上天津，于是咸丰八年三月七日（1858年4月20日），四国公使率领二十余艘军舰，陆续到达白河口外，三月十一日（4月24日）发出照会，要求清政府派全权大臣前来会谈。
咸丰皇帝最终还是没能阻止洋人的脚步。得知四国公使已经带兵到达白河口后，他依旧不愿意将事态升级。可是洋人们咄咄逼人的架势，让咸丰皇帝知道，如果满足不了洋人们的条件，这些黄头发的“蛮夷”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他决定采取“用俄通美，以制英法”的策略，把希望寄托在美俄公使的调停上。
咸丰皇帝的这种做法，等于将军事防务准备放在了次要位置，结果证明咸丰皇帝的想法不过是一厢情愿。等到四月八日（5月20日）上午八时，四国公使发出最后通牒，限令清军两个小时内交出大沽口炮台，咸丰皇帝再做战前准备为时已晚，因为两个小时后英法联军真的对大沽口炮台展开了进攻。
当时英法联军以数十只轮船和舢板船闯进大沽口，突然攻击南北两个炮台，俄美两国舰船也驶进白河口为英法联军助威。直隶总督谭廷襄看到英法联军来势凶猛，与手下官员纷纷逃走，大沽口炮台只依靠那点守军孤军奋战终致陷落。英法联军一路畅通无阻，顺利抵达天津城下，逼迫清政府派全权大臣前来谈判。
咸丰皇帝实在没想到，洋人们居然这么快就到了家门口，但他更不知道大沽口炮台已经失陷。他一边谕令僧格林沁领兵奔赴天津增援，一边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奔赴天津与四国公使谈判。
面对英法联军的武力威胁，清政府内部分为主战与议和两派，这也是咸丰皇帝为什么要派出僧格林沁增援部队和钦差大臣议和团队的原因之一。大学士桂良是议和派代表，吏部尚书周祖培则是主战派代表，双方对于如何应对英法联军的侵略，都说出了各自的理由，咸丰皇帝左右为难，只得将这个议题交给王公大臣和军机大臣共同讨论。
恭亲王奕作为具有处理洋人问题丰富经验的老手，为咸丰皇帝提出了一个另辟蹊径的办法：
1.在天津训练乡勇，增强地方守卫力量。
2.京师继续为僧格林沁派援军，增强僧格林沁的战斗力。
3.组织广东乡勇进攻香港，在广州地域开辟第二战场，采取调虎离山、围魏救赵之策，让英法联军自顾不暇。
事实上，奕的这三个策略，依旧没有逃出中世纪战法的老套路，但是咸丰皇帝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只能让大臣们按照恭亲王的意见先去制定方案。
按照咸丰皇帝的设想，本来希望桂良和花沙纳先设法在修约谈判中拖住英法两国，可是让他想不到的是，在四国公使军事和外交的双重压力下，桂良与花沙纳凭借自己全权大臣的身份，居然与四国公使分别签订了《天津条约》。当然，因为各国的利益不同，签订的条款数量和内容也不一。例如中英条约是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条约是四十二款，附约六款。
总体来看，洋人无外乎是要求扩大在华特权，因此无论和哪国签订的《天津条约》都有其共通性：
1.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2.开放牛庄（营口）、登州（烟台）、台湾、淡水、潮州（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十处为通商口岸。
3.洋人传教士可以到中国内地自由传教。
4.洋人可以进入内地游历、通商。
5.外国军舰、商船有权驶入长江和各通商口岸。
6.中外百姓争诉事件，由领事馆会同中国官吏共同审处。
7.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8.对英国赔款四百万两、对法国赔款二百万两。
9.享受最惠国待遇。
10.一年后到北京换约，两国最高领导人审阅批准并互相存照。
从内容上看，天津条约明显对中国主权产生了破坏，但对比《南京条约》，很多条款很是相似。这说明自《南京条约》签订后，十几年来洋人们无论是主观原因还是客观原因，都没有完全践行南京条约的内容。例如“争讼事件”和“自由传教”，因此《天津条约》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洋人们重申本国在华权益的体现。
《天津条约》签订后，咸丰皇帝还想做最后的努力，试图让桂良以全面免进口税为交换条件，取消公使驻京、内河通商以及内地游历等条款。他希望桂良能够想方设法，以图补救。桂良也确实经过了努力，但是列强们刚刚争取到的权益无论如何是不可能轻易放弃的，最后经过桂良费尽口舌的交涉，英国只答应其公使不长驻北京，但可以随时往来不受限制。
就是这样一条似乎不那么重要的条款，也惹得咸丰皇帝大为光火。本来他对桂良凭借钦差大臣的身份与洋人签订《天津条约》就颇为不满，可是自己既然已经授权也就不好再说什么。现在咸丰皇帝认为就连公使驻京这么个小问题，桂良都为自己争不来脸面，他再也忍不住对桂良开始指责：
若至今仍无补救，不独无颜对朕，其何以对天下？
桂良十分清楚皇帝陛下这句话的分量，因此桂良只能拉下老脸，央求着英法公使订立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在英法联军离开天津的第三天，惠亲王绵愉上奏咸丰皇帝，认为英法联军虽然已经离去，但对天津的防务不能疏忽大意，以防后患。咸丰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让僧格林沁会同署理直隶总督、礼部尚书瑞麟，一同增强大沽口沿岸的防务。僧格林沁陆续集结了四千名士兵，在大沽口海岸增设炮台，架设大炮，筑堤挖沟，制造拦筏，天津地方又招募了乡勇五万余人，应该说天津的防务力量大大加强。
天津增强防卫力量本来是防患于未然，但绵愉的奏疏似乎就像一个预言，在《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签订的四个月后，咸丰九年（1859）三月，英法联军再次卷土重来，这次他们的理由是拒绝同清政府全权大臣进行会晤，商谈进京换约事宜。他们决定以武力打开北京城的大门，迫使咸丰皇帝换约。
或许是洋人们通过战争尝到了甜头，或许是他们知道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不了换约问题，因为大清帝国的惯性思维决定了，他们在换约问题上一定是阻碍重重，因此英法两国决定“简化程序”直接开战。
五月七日（6月7日），十五艘英国军舰、两艘法国军舰同时到达大沽口外，三天后两国公使的军舰与舰队会合，共同组成一支有着二十一艘战舰的联合舰队，官兵人数达到两千人，由英国海军司令贺布少将统一指挥。
咸丰皇帝谕令僧格林沁做好防卫工作，但不要擅自开枪开炮，同时谕令新任直隶总督恒福，与三国公使讲明，只要他们不带多余的人，不带洋枪，不惊扰沿途百姓，就可以由北塘登陆，再到天津夷馆进行换约事宜。但是咸丰皇帝的这个提议，被联军公使断然否决，他们坚持由大沽口溯白河北上进到北京换约。
清政府的高层们搞不懂洋人们为何如此固执，就在高层们研究研究、观望观望的态度下，英法两国舰队突然向大沽口炮台发起进攻，炮台驻守清军不得已开炮还击，双方就此展开激战。清军火炮虽然落后，但炮手们打得十分有技巧，且非常精准，弥补了装备落后的劣势。双方激战一昼夜，联军最终惨败，其中英军四艘战舰被击沉，六艘丧失战斗力，死伤官兵五百余人，舰队司令贺布严重受伤，而清军仅仅阵亡三十二人，最终英法联军竖起白旗狼狈退出战斗。
第二次大沽口之战，以清军取得胜利告终。咸丰皇帝得到消息后，一面谕令僧格林沁要继续加强天津地区防务，各海口还要加强防范；一面指示恒福等人继续以抚为主，与洋人继续周旋。但从此后一年多的实际情况看，各海口的防备不仅没有加强，反而逐渐松弛。
客观上讲，当时太平天国由于经历了诸王自相残杀的天京事变，实力已经大打折扣，但依旧对大清帝国保持着强压态势，清军集中兵力镇压太平天国，难免出现兵力分散的情况。从主观上看，咸丰皇帝对洋人的战略思想，始终是“以抚局为要”，并不完全立足于战。事实上在清军内部已经蔓延一种避战的情绪，而且僧格林沁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取得胜利后，开始出现轻敌情绪。为了贯彻咸丰皇帝“以抚局为要”的思想，他竟然下令撤掉天津北塘的守军，以让英法公使达到由北塘进京换约的目的。当时山西道监察御史陈鸿诩和山东道监察御史林寿图就建议，“北塘弛防非计，宜层层设伏，以策完全”，但僧格林沁拒不采纳，这就为后来英法联军从大沽口成功登陆制造了空隙。
清政府这边的防务是越来越松弛，洋人们那边却是另外一番景象。联军在大沽口惨败的消息传回英国后，伦敦报刊扬言要对清政府进行报复，英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再次对华发动战争。英国政府继续任命额尔金、葛罗为特命全权代表，以陆军中将格兰特、蒙托班为英法联军远征总司令，组成新的联军，出动两百艘军舰继续前往大清帝国。
咸丰十年二月十六日（1860年3月8日），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向清政府递交照会，强烈要求清政府向英法两国道歉，进行战争赔款，并归还缴获的舰船，答应公使驻京和履行《天津条约》的要求，三十日之内必须给予答复。
由于在第二次大沽口之战取得胜利，咸丰皇帝似乎底气足了一些，对英法两国的要求断然拒绝。英法两国也没有在外交上过多纠缠，而是从上海开始集结舰船一路向北杀来，连续占领舟山、大连湾、烟台，进而封锁了渤海湾。
当时英法联军还不知道僧格林沁已经撤销了北塘防务，还准备强攻大沽口炮台，此时俄国公使伊格纳切夫在英法联合作战会议上，提供了北塘撤防的消息，于是英法联军决定在北塘实施登陆计划。
六月十二日（7月29日），英法两国军舰在大沽口外集结，三天后英国的三十多艘军舰在伊格纳切夫的带领下未经任何抵抗，便轻易占领了北塘。次日，一万多联军由北塘深入内地，先后攻占了新河、军粮城等地，清军三千名骑兵奋勇抵抗，最终寡不敌众全部阵亡。英法联军就此成功占领塘沽地带。
英法联军从北塘突破大沽口防线后，大沽口炮台就成了一个据守孤点，僧格林沁担心会被皇帝陛下治罪，主动上奏说现在大沽口南北两岸只有奋力支撑，或许才能出现转机。他的意思就是自己不会弃大沽口炮台于不顾，不过他也为自己留了后路，在奏疏的最后说了八个字：
“能否扼守，实无把握！”
僧格林沁的上奏带有极端自私的心理，出发点是为了保护自己。但事实上他过于多虑了，因为咸丰皇帝比他更加在乎自身的安全，这一点从六月二十九日（8月15日）咸丰皇帝给僧格林沁的谕令就可以看出：
唯天下根本，不在海口，实在京师。若稍有挫失，总须带兵退守津郡，设法迎头自北而南截剿，万不可寄身于炮台，切要！切要！……须择可靠之大员代为防守，方为妥善……
有人认为，不久后英法联军攻陷大沽口炮台，与咸丰皇帝的这种指导思想有关。而且从这谕令中也可以看出，大清帝国虽然已经被迫睁眼看世界二十年，但骨子里依旧没有摆脱重陆地不重海洋的桎梏。为了自己的安全，咸丰皇帝甚至告诉僧格林沁，“当仰体朕心，勿专以大沽口为重，置京师于不顾”，因此僧格林沁对大沽口炮台也就不再那么重视。
七月五日（8月21日），已经率先占领军粮城等地的一万英法联军，从后路包抄到大沽口炮台，清军与对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炮台守军用鸟枪、抬枪、长矛、弓箭等兵器，多次打退联军的进攻，一直到晚上十点钟，终因寡不敌众，炮台陷落。僧格林沁下令从天津撤退到通州，第三次大沽口之战就这样以清军战败、大沽口炮台拱手让给联军而告终。
然而，清廷高层们的噩梦并没有就此结束。
<h3>4. 通州谈判</h3>
咸丰皇帝坚持认为天津是京城的门户，通州则是唇齿，一旦稍有疏忽，则全局震荡。在这样一种考虑下，当僧格林沁撤退到通州后，他下令要加强通州防务力量，要求僧格林沁务必集结重兵于通州，以保障京城的绝对安全。
当时僧格林沁在通州一共集结了将近两万军队，其中马队七千人，陆军一万两千余人，由僧格林沁自己和大学士瑞麟统领，表面看上去，通州防务似乎达到了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水准。
但是从当时身在天津的西宁办事大臣文俊的奏报看，通州以南地区由于守军已经撤离，所以无论是官兵还是百姓，似乎都人心浮动，显露出恐慌之情。因此文俊上奏咸丰皇帝，希望朝廷能派钦差大臣到天津，与洋人们进行谈判以稳定局势。
咸丰皇帝得到奏报，立即以桂良为钦差大臣奔赴天津与洋人展开谈判。
对于谈判问题，桂良十分挠头，原因在于自上次《天津条约》签订后，公使驻京与战争赔款数目两个问题，一直没能有个定论。桂良十分清楚，此次谈判这两个问题还会摆上桌面。最关键的是，时隔这么长时间，桂良并不清楚皇帝陛下对这两个问题是个什么态度。桂良性格老成持重，知道一旦处理失当，自己担不起这个责任，因此在半路上向咸丰皇帝进行了相关请示。
咸丰皇帝给桂良的指示是：关于公使驻京问题不一定必须拒绝，如果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目的最好加以拒绝，如果实在不能阻止，也可以允许驻京，但必须要求不得携带过多的随从人员，以至惊扰京城百姓；至于赔款问题，桂良可以随机应变，依据实际情况斟酌办理，只要别太丢大清国的面子就可以。
应该说咸丰皇帝给予了桂良在谈判桌上很大的权力。桂良知道了皇帝陛下的底牌，心中也有了底气，于是在到达天津后立即展开与洋人的谈判工作。按照桂良的设想，谈判的焦点无非就是公使驻京与战争赔款两个问题，事实上英法两国也确实再次提出了这两项要求，但咸丰皇帝的意思是英法两国必须首先撤出大沽口，才能启动谈判工作，可是桂良却忽略了这一点。他对英法两国提出的条件，是“概为允许”，也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的“原则上同意”。不过英法两国在谈判的最后，提出了增设天津为通商口岸以及公使带兵进京换约两个要求，这就让桂良无法做主了。
自鸦片战争以来，大清帝国开放沿海口岸都是在南方，例如南京、厦门等地，还从来没有在北方开设过通商口岸，更何况天津是北京的门户，在皇帝陛下眼皮子底下让洋人自由活动，这在一百五十年前的中国还无法行得通。至于公使带兵进京换约，这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简直就是谋逆，所以桂良十分为难，立即上奏咸丰皇帝请求定夺。
咸丰皇帝责备桂良懦弱无能，说他是一味迁就洋人，这种条件根本就不应该报到自己这里来。为了防止洋人突然发难，咸丰皇帝指示僧格林沁开始着手准备战守事宜，抓紧时间备战，在通州要对洋人严加防范，并且再次通知桂良绝不能与洋人签字画押。
咸丰皇帝对僧格林沁和桂良的指示，意味着准备谈判破裂开始应战。为了更有效地应对英法两国的进一步行动，咸丰皇帝召集大臣，提出了六条办法：
1.关于天津通商问题，既然桂良已经答应履行《天津条约》，只能暂时同意，一旦谈判破裂再行处置。
2.关于赔偿军费问题，即使和约中有这项条款，也没有这个道理，桂良一味迁就洋人，还将洋人苛刻的条件报到自己这里来，应将其治罪。
3.洋人要求带兵进京换约，尚未搞清其真实目的，因此必须加以防范。
4.英国人提出让巴厦礼先行到北京，绝对不能允许。
5.英法两军必须退出天津大沽口。
6.如果开战宜早不宜迟，趁着秋冬之际，以己之长克彼之短。
从这六点做法来看，桂良可谓是冤枉至极，在皇帝陛下反复无常的态度下，老成持重最终也没能让桂良免责，而随着天津的谈判破裂，桂良的位置越来越尴尬。
咸丰皇帝既然已经决定硬抗到底，便谕令军机大臣等人厚集兵力，惠亲王绵愉、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军机大臣吏部右侍郎穆荫、工部右侍郎杜翰，几个人统一协作负责京城的巡防事宜。
不过天津那边的谈判还没有正式宣告破裂，咸丰皇帝还想做最后的努力，他任命载垣、穆荫为钦差大臣顶替桂良奔赴天津继续与洋人周旋。为了避免出现桂良先前所犯的错误，他指示载垣和穆荫，先前所提的条件可以酌情办理；如果洋人再提要求，合乎情理的可以答应，其余的一概不允许，也不必再向自己请旨；如果洋人不肯罢休，一面向自己汇报，一面告知僧格林沁准备和洋人开战，载垣和穆荫也不必在乎礼节，立即撤回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