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穆荫和载垣准备启程时，桂良从天津连续上奏，说英法两国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对于所提要求丝毫不肯让步。由于先前咸丰皇帝剥夺了桂良的签字画押权力，使得英法两国代表要前往通州盖印画押，这也就意味着天津谈判彻底破裂。
七月二十四日（9月9日），咸丰皇帝收到英法两国的照会，声称如果再不签字画押，立即进兵通州。僧格林沁已经做好应战准备，然而咸丰皇帝经过慎重考虑后，还是暂时回到了“以抚为主”的策略上来，决定在通州和洋人们仔细谈一谈，看看会不会出现转机。
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载垣和穆荫回复英法两国，允许代表到通州谈判。于是巴夏礼、威玛妥带着二十多名随从来到通州。咸丰皇帝认为巴夏礼和威玛妥既然可以到通州来，他们一定是这次入侵大清国的英法首脑，便谕令在谈判之后将这伙洋人扣押在通州，不能让他们回去，以杜绝他们的奸计，未来一旦开战，这些人也可以作为一个筹码。
以今日视角看，咸丰皇帝根本就没搞明白巴夏礼和威玛妥的身份。当时大清帝国没有专门负责洋人事务的专业部门，高层们看待洋人，还是停留在个人的作用上，认为只要手中掌控巴夏礼和威玛妥，就可以有资本向英法两国讲条件。实际上这种自作聪明的做法不仅丝毫不起作用，后来的事实证明还为大清帝国带来了致命的伤害。
由于担心在巴夏礼等人之后，会有大批的英法军队跟随而来，咸丰皇帝谕令胜保带兵于通州以西驻扎，而后又从直隶、山东、山西、陕西等省调兵，令其星夜兼程赶赴通州，做好战斗准备。
无论是清政府还是英法两国，都清楚通州谈判不过是战前的一个缓冲，咸丰皇帝在布置的同时，英法两国也在积极谋划。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么英法两国也就没有十足的谈判诚意，巴夏礼提出的条件是：英法两国代表必须进京向咸丰皇帝递交国书，并且要求清政府撤除北京周边的所有防御。这当然遭到载垣和穆荫的拒绝，两人认为这是事关国体的大事，不用向皇帝陛下打报告，绝没有商量的余地。
咸丰皇帝得到消息后，表示北京撤防是绝对不可以答应的，如果洋人们非要进京投递国书，那就让他们来，但前提是见到朕必须行跪拜礼。
很长时间以来，中国的跪拜礼让洋人们很难接受，当年马戛尔尼带领使团访华，与清政府产生矛盾也是因为跪拜礼。现在大清帝国已经开放国门将近二十年，为什么这种顽固的观念还是没有改变呢？巴夏礼等人对此百思不得其解，在他们看来这是大清帝国对大英帝国和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故意羞辱。据情报，清军已经将防线布置到了张家湾，只要英法联军向前一步，战争或许就会开始。
巴夏礼表现得十分愤怒，他到载垣的行寓去理论，认为咸丰皇帝要求英法代表行跪拜礼是十足的羞辱行为，清政府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强烈要求清军撤出张家湾。对于巴夏礼的愤怒之情，载垣表现得倒是很淡定，表示本国政府有自己的一套原则，既然战争并没有开打，英法两国怎么就知道一定要用战争解决问题呢？
“如果不让我们进京向你们皇帝陛下亲自投递国书，就是你们大清国不愿意和好，请你们后果自负！”
这是巴夏礼离开载垣的行寓前说的最后一句话，之后便甩头离去。
这一次轮到载垣愤怒了！
面对巴夏礼的傲慢无礼，载垣一气之下通知僧格林沁将其截拿，并向咸丰皇帝汇报说，巴夏礼已经被擒，对方必定军心大乱，希望趁此机会出兵，一定能打败英法联军。载垣当时的愤怒倒是可以理解，擒拿巴夏礼也有摆得上桌面的理由，但断定英法联军军心大乱以及出兵就可以打败洋人，则属于激动过头。然而咸丰皇帝恰恰相信了载垣的话，当天便谕令军机处，出兵与英法联军展开决战，并命令各海口一律闭关，断绝与洋人间的贸易。
这个谕令，使得通州谈判再无转机的可能，战争重新开始。
八月四日（9月18日），装备精良的英法联军推进到张家湾一带。本以为会在这里与驻守的清军展开一场激战，没想到清军纷纷后撤至八里桥，英法联军顺势攻占了通州。
八里桥位于通州城西，距北京城东二十余里，是进入北京的咽喉要地。清军后撤至八里桥是为了距离北京更近一些，以更好地拱卫皇城。但这种紧缩范围的战法，还是冷兵器时代的思维，对于拥有洋枪洋炮的英法联军而言，丝毫不起作用。
当时，大学士瑞麟奉命驻扎在八里桥，手中总兵力达到三万人，其中马队近万人。瑞麟认为自己在八里桥布置了坚固的防线，就算不能打败英法联军，至少也能凭借优势兵力将其消耗殆尽。然而当英法联军开始进攻时，瑞麟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幼稚。
八月七日（9月21日），英法联军三千人分三路进攻八里桥的清军阵地，双方就此展开激战。胜保一马当先，士兵们跟随他直冲英法联军。清军用长矛、弓箭射杀敌人，而英法联军则利用战壕掩体集中火力射杀清军马队。由于联军火力十分猛烈，清军马队伤亡巨大，可即使这样也没有一个退缩者，清军凭借着马队的冲击，最终与英法联军混战在一起，双方随即展开肉搏战。由于先前伤亡较大，清军节节败退，最终八里桥失守，英法联军终于打开了通向大清帝国皇城的大门。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胜保作为先锋官表现出了无畏气概，但是他的长官僧格林沁却在双方大战之际，自乘骡车悄悄逃走，而瑞麟则更是在双方临阵之际，便早已逃之夭夭。
看来，咸丰皇帝高估了这些奴才的忠心。
<h3>5. 避难热河</h3>
八里桥失守，意味着皇城已经门户大开，现在摆在咸丰皇帝面前的关键问题是，战还是和？
事实证明，皇帝陛下总会有超越常人的处理办法：逃跑。
实际上当时的局势还没那么糟糕，至少英法联军在那个时间段还没想直接杀进皇城，毕竟他们的目的是履行换约，战争不过是其实现目的的手段。
可是咸丰皇帝却在八里桥失守的次日，也就是八月八日（9月22日）启程前往热河，当时官方的记录很是好听，叫“巡幸木兰”。八里桥失守的转天，皇帝陛下就启程离开了北京，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这都是一场有准备的逃跑。而且看很多记载，咸丰皇帝逃离北京的主意，是僧格林沁率先提出的。
早在大沽口炮台失守时，僧格林沁就上了一道密折，内容就是请求“巡幸木兰”。僧格林沁的理由是：既然打不过洋人，那就尽早谋划躲避，目的地最好是热河。当时与洋人的谈判已经基本决裂，咸丰皇帝摆出姿态要御驾亲征，此时僧格林沁上这么一道奏折，咸丰皇帝于是让大臣们一并商议定夺。
经过大臣们的反复讨论，最后由大学士贾祯领衔上奏，对御驾亲征和“巡幸木兰”两个方案都表示反对，认为皇帝陛下应该继续坐镇宫中，以激励前方将士的士气，做好集中兵力的工作，准备在京城外围打一场防御战。
大臣们以北宋澶渊之盟和明朝的土木之变为例，试图用历史经验来说服咸丰皇帝：我们既担心皇帝陛下的安危，又担心大清江山社稷的存亡，因此才想出这么个折中的办法。
其实，大臣们都没能真正理解皇帝陛下的意图。咸丰皇帝对大臣们拟定的这个方案甚是不满，他不得不把真实意图表露出来。
“巡幸之举，朕志已决。”
皇帝陛下决定要走，王公大臣们一片哗然，可是没有人敢反对。咸丰皇帝看穿了众人的心思，为了防止人心涣散，他宣布撤掉桂良、恒福的钦差大臣之职，又让身在天津的载垣、穆荫即刻回京，似乎想要给所有人一种依旧关心时局的感觉。
但是咸丰皇帝决定离京的消息一经传出，京城里还是迅速蔓延了一种不安的情绪。当时很多现象都能说明北京城正处在一种恐慌之中，例如前门的烧饼，被百姓们一抢而空，以备干粮之用；大兴和宛平两县突然之间来了五百多辆大车，似乎是富户们准备运送逃跑的物资。
面对京城开始出现的混乱迹象，朝廷内一些不明真相的耿直官员，开始纷纷上书请求皇帝陛下留下来继续坚守京城。例如福建道御史许其光就上奏说：
京师城垣坚固，环卫森严，仓谷钱粮均有储积，以势度之，实属可战可守。
江南道御史寻銮炜上奏：
今日之事，有战无和，且京师重地，首在安民。近来街市情形，闻和则纷纭迁徙，闻战则鼓舞欢欣，可知逆夷种种猖狂，即闾巷之间，亦有迫于公愤者。
南书房、上书房的大臣们紧跟许其光和寻銮炜，纷纷上奏请求咸丰皇帝留下来，有的人甚至列出自古因为迁都而产生动乱的例子，想让咸丰皇帝打消离京的念头。
当时群臣的进言，让咸丰皇帝备感压力。为了稳定人心，他发出谕旨准备御驾亲征天津，要亲自指挥清军夺回大沽口炮台。咸丰皇帝的这个表态，是希望有人能够站出来替自己解围，自己也好顺势而退。就在这个时机，军机章京王拯提出了一个“上中下三策”，算是为皇帝陛下出了一个比较周详的主意：
直抵通州，以伸天讨，策之上也。旋跸禁城，缮治守备，与民固守，策之中也。万不得已，至于无策，而有巡幸木兰之请。
在奏文的最后，王拯提出如果陛下不得已必须出离京师，一定要选择一个代理朝廷政务的王爷，与僧格林沁一起留守京师。
王拯的最后这句话才是画龙点睛之笔。
这“上中下三策”跟没说一样，最后一句话其实是为皇帝找到了可以离京的理由，那就是陛下离京不代表京师就无人防守。
不过让咸丰皇帝和王拯都没想到的是，这个策略一经公开，便在朝廷内外引起轩然大波。
从七月二十七日（9月12日）到七月二十九日（9月14日），短短的三天里，先后有六部、九卿、都察院堂官、五城御史接连上奏，希望咸丰皇帝能够打消离开京城的想法，与所有人一同坚守京师，并且要宣示中外，绝无“巡幸木兰”之事，以安定人心。
至少在通州谈判破裂之前的那个时间段里，咸丰皇帝无论是迫于压力还是真情流露，表示出了对英法抗战到底的决心，甚至谕令将已经准备好的车马退还，以平息舆论。皇帝陛下的表态确实让京师得到了几天稳定，但是随着通州谈判的破裂，尤其是八里桥的失守，一切都发生了改变。
据史料记载，八里桥失守后，京师以东的防线完全瓦解，咸丰皇帝连夜召集内廷会议，决定离开京师。清晨之后即发布谕旨，以办理和局不力为理由，撤去载垣、穆荫钦差大臣的职务，任命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继续与洋人周旋。不过他也指示奕，目前局势比较艰难，人所共知，派奕去和洋人周旋，只是权宜之计。如果周旋不成，就在后方督剿；如果实在支撑不住，就到自己这里来。
随后，咸丰皇帝又指示僧格林沁，让他向英法联军竖起白旗宣示停战，继续开启谈判，这等于向英法联军投降。
咸丰皇帝既然离京之意已决，所有的王公大臣就全都闭上了嘴，但当时却有一个女人，坚持了让咸丰皇帝留京的想法，并出面进行劝阻。这个人就是懿贵妃叶赫那拉·杏贞，也就是后来大清帝国40余年的实际统治者，慈禧太后。
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踏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
叶赫那拉氏的话表现出了不凡的见识，也很有道理，后来的事实从某种程度上，的确证实了她的判断。但当时局势危急，没有人重视她的话，咸丰皇帝听完后表现得不置可否，于八月八日（9月22日）清晨带领诸多王公大臣，其中也包括叶赫那拉氏，从圆明园后门出发，前往热河。
咸丰皇帝匆忙逃走了，京城的一切事务都由恭亲王奕主持。当时留守京城的除了奕之外，还有惇亲王奕宗，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团防大臣贾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团防大臣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署兵部尚书赵光，刑部尚书瑞常，户部左侍郎署步军统领文祥等人。
从留守的人员结构看，皇帝陛下虽然不在，但朝廷还可以正常工作，而且由于奕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接替载垣和穆荫为钦差大臣，显然对洋人的外交等级较之从前明显提升，奕的身份也显示出了谈判的诚意。
八月七日（9月21日）受命的当天，奕就向英国公使额尔金发出了照会，告诉他自己已经成为谈判的全权大臣，即将派人面议和局，希望英法两国暂时停止战争，以促成和谈。就这样，在奕的努力下，大清帝国和英法两国又将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既然是谈判，就肯定绕不开关于依旧被大清帝国扣押的巴夏礼等人的问题。在此之前，光禄寺少卿焦佑瀛、内阁学士袁祖希等人奏请将巴夏礼等人处以极刑，咸丰皇帝也同意这个建议，但批复暂缓执行。兵部尚书沈兆霖则持不同意见，认为如果杀掉巴夏礼等人，就意味着形势再无回转的可能，到时只有战争一条路可走，他主张用巴夏礼等人做人质，无论未来是战是和，都可以成为制约洋人的一个砝码。
现在轮到奕来面对洋人，因此巴夏礼等人的问题，就可以成为奕手中的一个筹码，也算是双方重启谈判的一个理由。
八月九日（9月23日），奕接到英法两国公使照会，要求清政府放回巴夏礼等被扣押人员，同时表示在巴夏礼等人回来之前，还不能停止战争，也不能与清政府重启谈判。而奕则认为，清政府好不容易拥有了一个谈判的筹码，断不能轻易将其放回，因此请示咸丰皇帝。当时咸丰皇帝已经远离京师，他让奕相机行事，等于将权力交给了奕。
面对英法两国的要求，奕经过慎重思考，决定还是从巴夏礼本人寻找突破口。为了显示谈判的诚意，他让巴夏利亲自写信给额尔金，其意图就是告诉英法两国公使，目前虽然暂时扣留了巴夏礼等人，但并没有虐待他们，在还未确定和局之前，是不能放回他们的。
奕明显是想利用巴夏礼等人来控制局面。而英法联军虽然在八里桥之战中获胜，但自身损失也很大，需要休整和补给，事实上他们提出释放巴夏礼等人，是在争取时间，也是在观望后边的局势，以利于做出决策。
于是双方针对放回人质这个问题，进行了反复交涉，各自在暗中也都进行着战前准备。不过英法联军还是讲究实际效果，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八月十三日（9月27日）到达了朝阳门外，并不断运送来大炮、云梯等攻城器械，摆出要攻城架势。
英法联军率先出手，对清政府再次施加军事压力，但并未立即攻城，而是给予清政府三天的时间，要求必须放回巴夏礼等人，过了三天立即攻城。
奕十分清楚自己虽是皇帝陛下任命的全权大臣，而且又是皇亲国戚，但和战之间关系帝国命运，这个责任自己可是担待不起。当时奕人送外号“鬼子六”，也就是说这个人很是圆滑，在搞不清楚皇帝哥哥的想法之前，他是不可能做出决定的。于是他立即将这个情况向咸丰皇帝做了汇报。
当时身在半路的咸丰皇帝判断，如果放回巴夏礼等人，战争有可能就会避免，因此他让奕酌情办理，算是给了奕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置权。不过他也清楚京师虽然防守兵力不少，但临战经验远远不够，不如那些地方军经验丰富，为此他征调湖北荆州将军都兴阿带领马队四百人、湖广总督官文带领乡勇一千名，以及绥远将军成凯、山东巡抚文昱各自带领精兵，奔赴京师一同参与协防。
英法联军已经兵临城下，这些远道而来的“精兵”是远水解不了近渴，且从客观效果来看，咸丰皇帝这种大规模调集兵力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英法两国敏锐的神经。
八月二十日（10月4日），奕再次接到英法两国公使的照会，声称三日期限已到，清政府还没有释放巴夏礼等人，看来只有用武力才能让大清帝国答应两国的条件。奕的回复是，联军只要退兵，就可以签字画押放人，而且他再次让巴夏礼亲自写信给额尔金，以证明和谈的诚意。
当时巴夏礼也确实十分配合，他写给额尔金的信件的原话是：
现在中国官员，以礼相待，暂可免战议和。
但这一次英法联军并没有理睬，而是立即向京城发起了进攻。
有人认为，英法联军没有理睬巴夏礼的信件，原因在于他们已经看透了这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巴夏礼等人能不能放回这个问题，只是双方的一个缓冲，就算巴夏礼等人放回来，英法两国也不一定就能顺利达到扩大在华特权的目的，更何况他们已经知道清政府在调集兵力增加北京的防守力量。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就在清政府的那些精兵还没有到来前，一举攻进北京城。
从现有的史料记载看，英法联军在三天限期之后，一反他们继续发照会提条件的做法，立即展开进攻，这除了有战略性的考虑之外，还在于他们已经知道被扣押的巴夏礼等人中，已经有人被虐待致死。
如果站在对方的角度看一看整个事件，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英法联军行动的真实动机。
在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后的10月17日，英国公使额尔金以清政府“不讲道义，不顾国际法”，将捕获的英法谈判代表十八人虐待致死为口实，照会清政府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以下条件：
一、圆明园者，英法侨民所受痛心疾首惨刑而死之地也。（英国）誓必毁为平地，此条固无须恭亲王之承认，敝军统帅所已决定，亟将执行也。
二、对英赔款三十万两，以为死难者的抚恤金。
三、清政府必须派遣官员，护送英法侨民死亡者之尸体至天津。且由中国政府出款建碑于天津，叙明此辈不幸之人拘获死亡等情，及英政府所要求之款，以为此背信暴行者之罚。
如果联系上述记载，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奕要让巴夏礼亲自写信给额尔金，以示英法代表一切安好。然而事实并不像奕想得那样简单，十分看重人权的英法两国是不可能原谅大清帝国的。
不过我们现在已经搞不清楚，虐待英法代表究竟是清政府的官方行为，还是看守狱卒的个人行为。但在英法两国看来这并不重要，一切都必须让清政府血债血偿。
所以，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英法联军在攻陷北京后，并没有大开杀戒，而是烧毁了皇家园林圆明园，目的就是想给大清帝国最高统治者以精神上的打击，让咸丰皇帝乃至整个中国烙上永远揭不去的伤疤。
当时英法联军闯进圆明园，无论军官还是士兵都一窝蜂地冲进去抢劫最有价值的东西。据记载，当时英法联军的营帐里布满了五光十色的宝物，仿佛是一片锦绣的世界。而对于中国人来讲，这是一场举世浩劫，是一场空前的灾难，直到现在还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心里。
在英法联军突然闯进圆明园时，清政府的高官们乱成了一团，奕、桂良、文祥等很多官员从圆明园里逃出来，本来想奔赴热河，不料却被联军切断去路，不得已只能退到卢沟桥一带的长辛店。为了平息英法联军的怒火，奕下令连夜将巴夏礼等人放回，但谁都明白，这种马后炮的做法，已经为时已晚。
八月二十六日（10月10日），咸丰皇帝得知英法联军已经占领圆明园后极为愤怒，他连发数道谕旨，征调黑龙江官兵和盛京将军玉明带领兵马立即奔赴自己的热河行在。在咸丰皇帝看来，英法联军直扑圆明园，显然是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现在他们在圆明园扑了个空，接下来必然会向热河杀来。
咸丰皇帝一想到英法联军端着枪炮向自己杀来的样子，便表现出了人性软弱无助的一面。在征调黑龙江和盛京的兵马后，从八月二十七日（10月11日）清晨到次日傍晚，他连下谕旨，一方面征调西安兵马前来勤王护驾，另一方面革去僧格林沁的爵位和瑞麟的官职，让驻扎在京城外的胜保和都统绵勋、伊勒东等人做好京城的防务。
当时京城内外尚有守军十三万人，如果这些守城的将领能够团结一心，与英法联军决一死战，北京城未必会被轻易攻陷，然而史料记载当时清军的情况则是：
事权不一，军无统帅，是以兵心散漫，军无斗志……大臣官员畏敌如虎，但以城不可守为词，开门揖盗。
英法两国限令清政府在八月二十九日（10月13日）中午之前交出安定门，如果有人阻挠，就用枪炮打进去。没等英法联军子弹入枪、炮弹上膛，以豫亲王义道为首的王公大臣们，已经打开北京城大门，准备迎接联军进城。
换句话说，北京城并不是英法联军打进来的，而是大清帝国的官员们拱手让给人家的。
九月四日（10月17日），英法两国公使发给奕一封照会，要求在九日之前付清战争赔款，并换约签字即日生效。这个时候奕已经无能为力，只能答应洋人的全部要求。可是咸丰皇帝却还纠结进城换约会有损大清帝国尊严一事，等到他明白自己的这种纠结在洋人眼里是一种很幼稚的想法时，英国公使额尔金一声令下，圆明园已经燃起了熊熊大火。
事实上，英法联军在圆明园所做的一切，就连他们西方世界的很多人，也都发出了怒吼，而其中最为经典的，当属大作家雨果：
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抢掠，一个放火。可以说，胜利是偷盗者的胜利，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园，人们仿佛又看到了因将巴特农拆运回英国而臭名远扬的额尔金的名字。
当初在巴特农所发生的事情又在圆明园重演了，而且这次干得更凶、更彻底，以至于片瓦不留。我们所有教堂的所有珍品加起来也抵不上这座神奇无比、光彩夺目的东方博物馆。那里不仅有艺术珍品，而且还有数不胜数的金银财宝。
多么伟大的功绩!多么丰硕的意外横财!这两个胜利者一个装满了口袋，另一个装满了钱柜，然后勾肩搭背，眉开眼笑地回到了欧洲。这就是两个强盗的故事。
我们欧洲人自认为是文明人，而在我们眼里，中国人是野蛮人，可这就是文明人对野蛮人的所作所为。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作法兰西和英格兰。
九月十五日（10月28日），奕与英法两国分别签订《中英北京条约》和《中法北京条约》，其内容在承认《天津条约》的基础上，重新修订了一些内容：
1.开放天津为商埠。
2.准许外国人在中国拐卖华民出洋做苦工。
3.将九龙司地方并归英属香港界内。
4.交还没收的天主教堂及财产，准许在各省传教、租地、建教堂。
5.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增加至八百万两。
英法两国心满意足地撤离了北京城，除了从圆明园带回诸多宝物之外，通过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两国达到了最初的修约目的，进一步扩大了在华特权，同时也让他们更加看清大清帝国这艘破旧的战舰，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条约签订后，咸丰皇帝在热河展现了“从此永息干戈，共敦和好，彼此相安以信，各无猜疑”的美好愿望。
但正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或许谁都知道，咸丰皇帝的这种说辞，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要知道英法两国在北京城用兵的同时，北方的俄国人也在趁火打劫。
<h3>6. 趁火打劫</h3>
前边我们说过，洋人提出修约是英法美俄四国共同提出的要求。事实上在逼迫清政府答应四国扩大在华特权的过程中，英法两国始终充当着冲锋陷阵者，北方的俄国人虽然没有在战场上与英法两国抢风头，但他们却采取趁火打劫的方式，将目标指向了中国的东北边疆。
早在咸丰七年（1857）七月的时候，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就到天津向当地官员递交文书，说中俄两国存在边界不清问题，希望两国能够商定一下。咸丰皇帝表示，中俄两国的边界问题在康熙时代就已经定好，只有乌特河一地，因为俄方没有完全履行当初的约定，还没明确地进行分界，于是派黑龙江将军奕山与俄国公使会晤商谈此事。
咸丰皇帝特别指示奕山，对待俄国人要不卑不亢，除了乌特河一地之外，如果俄国人还有其他要求，一概不许答应。清政府这边目的很明确，而且在回复俄国公使的咨文时，也表明了除乌特河一地其余一概不谈的态度，因此普提雅廷在交涉无果之后也就启程离开了天津。
但清政府在中俄边界问题上鲜明的态度，并没有让俄国人就此罢休。相反，在看到英法两国频频向清政府施压，而清政府却表现得羸弱不堪时，俄国人开始策划侵略黑龙江的阴谋，同时命令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负责与清政府直接谈判中俄边界事宜，于是双方将谈判地点定在了瑷珲。
咸丰八年（1858）四月，双方谈判开始。穆拉维约夫以“助华防英”为借口，提出割占中国领土的要求。他认为中英之间正在交战，英国人很可能会占领黑龙江及以南沿海地区，目前只有俄国依据所订条约，声明上述地区归俄国领有，才能遏制英国人的侵犯。俄国从海上保卫自己的领土，应当占有海滨地区，而为了建立海滨地区同西伯利亚的关系，应该在黑龙江建立居民点。他甚至更露骨地表示，为了中俄双方的利益，中俄必须沿黑龙江、乌苏里江划界，这是两国之间最为合适的天然疆界。
穆拉维约夫的表态等于将俄国的侵占目标全盘托出，奕山当然不能答应，他的理由依旧是康熙年间两国所达成的协议，如果按照俄方现在的要求修改当初的协定，断难迁就允许。
针对中俄划定边界的问题，奕山和穆拉维约夫在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里争论不休，而且咸丰皇帝已经明确指示过边疆问题的处理方法，因此奕山的态度十分强硬，搞得穆拉维约夫最终以武力相逼，致使奕山不得不屈服，于是双方在四月十六日（5月28日）签订了《瑷珲条约》。
《瑷珲条约》从内容上看可谓是完全满足了俄国人的要求，例如：
黑龙江、松花江左岸，自额尔古讷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右岸顺江流至乌苏里河，作为大清国所属之地；由乌苏里河往彼至海所有之地，此地如同接连两国交界明定之间地方，作为两国共管之地。由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河，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各别外国船只不准由此江河行走。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各在所住屯中永远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官员管理，俄罗斯人等和好，不得侵犯。
这等于将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六十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全部割让给俄国，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虽然名为中俄共管，但以清政府当时的实力，也只能是看俄国人脸色行事，事实上也是纳入了俄国的管辖范围。
《瑷珲条约》签订后，奕山上奏咸丰皇帝，为自己签订卖国条约的行为进行辩解。他向咸丰皇帝解释说：如果不按俄国人的要求去做，恐怕北部边境就会开启战端，再加上英法两国以及南方的“长毛匪”，大清帝国就将永无太平之日，现在虽然签订了条约，但是在具体的勘界问题上，可以依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
《瑷珲条约》中涉及的地界大部分属于吉林将军景淳的管辖范围，奕山作为黑龙江将军，其实是没有权限划界的，等于是一种越权行为。但既然条约已经签订，而且奕山也说在具体勘界时可以灵活操作，因此咸丰皇帝谕令，如果俄国人提出勘界的要求，可以采取拖延的方式，让俄国人知难而退。
有了咸丰皇帝的这道命令，从咸丰八年（1858）七月一直到咸丰九年（1859）五月，俄国人虽然屡次提出要进行实地勘界，但清政府的官员却以各种理由推脱。俄国人当然不会罢休，多次独自前往乌苏里江进行勘界。咸丰皇帝终于发怒，将火气全都撒在了奕山身上，认为绥芬、乌苏里河地属吉林，并不与俄国接壤，也并非奕山的管辖之地，而奕山在没有向俄国公使详细解释的情况下，擅自签订了割地条约，着即革职来京听候处理。
奕山被革职，俄国人等于瞬间失去了可以交涉勘界问题的对象，于是立即派公使到北京，向清政府交涉勘界问题。咸丰皇帝派出肃顺与时任俄国公使的伊格纳切夫展开了交涉。
肃顺于咸丰八年（1858）九月调任礼部尚书署理理藩院事务。那时候清政府还没有专业的外交部门，肃顺因为理藩院的职责，要管理蒙、回、藏等少数民族的事务，也算是积累了一些处理复杂事务的经验，而且肃顺本人足智多谋，因此面对俄国人到家门口的挑衅，咸丰皇帝决定让肃顺去应对。
咸丰九年六月十一日（1859年7月10日），肃顺与伊格纳切夫开始了首次会晤。谈判从一开始就异常激烈，肃顺的态度非常坚定，表示《瑷珲条约》属于无效条约，对俄国人到北京感到十分奇怪，目前已经没有未加解决的俄国问题，所以请俄国代表立即返回自己的国家。
肃顺本想一上来就给伊格纳切夫来个下马威，但他没想到的是，伊格纳切夫根本不为所动，甚至反过来威胁肃顺。
“本国和中国的边界绵延达到七千俄里，俄国较之其他任何海上强国，都易于随时随地给中国以更有力的痛击。”
肃顺惊讶得目瞪口呆，随便找个说辞结束了谈判，双方的第一次会晤不欢而散。
让肃顺更为惊讶的是，次日双方第二次谈判时，伊格纳切夫继续相逼，书面提出先前中俄两国曾经提到过的《补续和约》问题，要求重新划定中俄东、西边界，也就是想侵占中国东北、西北的边境领土，而且还要求开放库伦、张家口、北京、喀什、齐齐哈尔等五处通商，并强调俄国必须定界立碑。
不久后肃顺以军机处的名义照会伊格纳切夫，驳斥了俄方的《补续和约》，特别强调中俄的边界问题应该以康熙年间签订的《尼布楚条约》为准，而且表明态度，对俄国人通商的要求一概不准。
从照会的内容看，肃顺显然是愤怒到了极点，在措辞上颇为严厉。但俄国人认定而今的清政府没有对抗俄国的绝对实力，因此不仅没有知难而退，反而变本加厉地继续提条件，甚至在八月四日（8月31日）第三次会谈时，将《瑷珲条约》扔到肃顺面前，强迫他接受俄国人的条件。肃顺也毫不犹豫，一把将条约扔到地上。
“这根本就是一纸空文！”
“你蔑视国际文件！”
双方当时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肃顺甚至已经不顾自己高贵的身份，撸起袖子准备和对方打上一架。
肃顺在谈判桌上的表现，让伊格纳切夫很是惊讶，他没想到大清帝国派出的谈判代表，居然如此蛮横无理，考虑到自身身份，伊格纳切夫立即退出谈判现场，而后强烈要求清政府另派懂礼数的大臣来谈判。
肃顺的表现虽然有失身份，但在谈判桌上维护了大清的主权与尊严，咸丰皇帝很是哭笑不得。不过他也知道肃顺在朝廷内算是具有国际事务经验的人，因此他谕令肃顺，维护主权和尊严是必须的，但在谈判过程中应该掌握一些方式方法。
皇帝陛下的谕令，让肃顺恢复了一些理智。八月二十六日（9月22日），中俄双方再次会晤，这一次肃顺的表现倒是很有风度，用一种不卑不亢的态度继续回绝了伊格纳切夫的领土要求，并告诉他，自己之所以会持这种态度，并不是个人意志，而是自皇帝陛下到所有朝臣都达成了一致。
事实上肃顺即使不发脾气，他的不凡气度也让俄国人从心里犯怵，因此伊格纳切夫继续要求清政府更换谈判代表，但是遭到了咸丰皇帝的拒绝。
此后一直到咸丰十年（1860）初，伊格纳切夫一直在递交照会，单方面声称无论清政府同意与否，俄国将所借之地，会一直坚守下去，永远不会还给大清帝国。但是清政府这边依旧坚持自己的态度，并以军机处的名义再次给伊格纳切夫回复咨文，严厉驳斥了俄国人的外交讹诈，表明乌苏里江右岸永远都是中国的领土，绝不允许外国侵占。
伊格纳切夫看在谈判桌上不能获取利益，当即离开北京，从天津登船直奔当时还在上海集结兵力的英法舰队，鼓动英法两国继续对中国用兵。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肃顺给予伊格纳切夫的印象太深，因此他将肃顺列为整个欧洲人的主要敌人之一。
俄国人就此充当了英法两国再次侵华的帮凶，前边我们说过伊格纳切夫将北塘撤防的消息告诉了英法两国，所以俄国人也是大沽口炮台最终失守的间接侵略者。后来的事实更加证明，英法两国在这场战争中获取了最大利益，俄国人也没有两手空空，正应了那句话：大哥吃肉，小弟喝汤。
大沽口炮台失守后，伊格纳切夫看到清政府与英法两国开始谈判，担心《瑷珲条约》中所获利益会被英法两国侵占，于是便又急忙赶到天津，致函清政府军机处，要求以“调停人”的身份进京。
咸丰皇帝通过俄国的所作所为，知道了这是一个想趁火打劫的国家，此时要求进京，必定和英法两国的目的相同，因此拒绝了伊格纳切夫的请求。当时咸丰皇帝的一句话，颇能概括俄国人的嘴脸：
俄夷拨弄是非，勾结挑衅，最为可恶！此时亦不必明言。
躲在暗处施放冷箭的对手，远比战场上的敌人更加让人憎恶！
伊格纳切夫被拒，当然并不甘心，因此继续鼓动英法联军进攻北京城。咸丰皇帝增兵通州的消息，也是当时在北京的俄国东正教主教透露给伊格纳切夫，而后由伊格纳切夫透露给英国公使额尔金的，最终使得英法联军提前采取军事行动，让北京城陷入了浩劫。
可以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虽然没有对清政府动用武力，但一直在充当英法联军的帮凶，在几个决定大清帝国命运的关键节点上，俄国人都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例如僧格林沁撤防北塘以及咸丰皇帝增兵通州，都是俄国人将消息走漏，最终导致大清帝国一败涂地。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咸丰皇帝既然已经看穿俄国人的嘴脸，居然还在英法联军进攻通州的时候，请伊格纳切夫出面担当调停人。或许这也只能用病急乱投医才能解释得通。
这样一来，就让伊格纳切夫找到了乘机勒索的机会，他当即对清政府说，只要答应俄国人以前提出的条件，就立即出面进行斡旋。当时已经接管北京事务的恭亲王奕，倒是看出俄国人居心不良。他上奏咸丰皇帝，明言俄国人是英法两国的帮凶，绝对不能相信俄国人，但是如果就此拒绝俄国人，说不定其会更加从中作梗，只能暂时利用俄国人，至于他们后期会提出什么要求再做理论。
应该说这只能算是死马当活马医。在当时找不到更好办法的前提下，咸丰皇帝也只好同意了奕的建议。
等到清政府与英法两国分别签订《北京条约》后，伊格纳切夫开始站出来邀功。俄国人标榜自己是调停人，实际上却是英法两国的合谋者。就算没有俄国人，清政府也得被迫与英法签订城下之盟，但既然清政府已经让俄国人担当调停人，现在战争也确实已经停止，所以伊格纳切夫肯定要将停战功劳揽在自己身上。
伊格纳切夫趁机向清政府提出了事先早已经拟定好的要求：
1.划定中俄东部边界以乌苏里河、兴凯湖，至绥芬江、图们江一带地界。
2.确定中俄西部边界以沙宾达巴西到斋桑湖，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
3.彼此各派信任大臣会同勘定，设立界碑以为凭据。
4.开放北京、张家口、库伦、齐齐哈尔、喀什五处通商，并划地设立领事馆。
纵观俄国人提出的条件，大部分依旧是先前《瑷珲条约》的内容，但是这一次北京事务暂时由奕管理，因此咸丰皇帝有必要听一听奕的意见。
在奕看来，英法联军之所以大兵压境，就是因为俄国人的从中挑唆，如果不把俄国人排挤出去，恐怕还会从中作梗，英法联军轻易不会撤出中国。目前要想解决英法问题，必须先解决俄国人的问题，不如暂时答应他们的一些条件，但北京、张家口、齐齐哈尔三处乃是大清的重地，绝不能答应俄国人通商的要求。
以今日视角，有人认为奕是软骨头，是向俄国人屈服，所以才建议咸丰皇帝批准条约。但从当时的时局出发，在那个英法两军大兵压境，而且大清军事实力也不如俄国的时间段，奕的建议未必就没有道理，至少可以将清政府与英、法、俄甚至加上美国的矛盾中去掉一个，算是减少了一个对手。这对于已经疲于应对焦头烂额的大清帝国算是一个缓解。
而且，俄国人至少还没有兵临城下，他们提出的割让土地要求，但至少没像英法两国那样，已经直接威胁到大清皇室，所以我们应该站在时局角度，去分析作为皇室宗亲的奕的这个建议。
时局的艰难加上清政府的羸弱，咸丰皇帝终于在九月二十六日（11月8日）发布谕旨，批准了奕的建议。六天后，奕代表清政府与伊格纳切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同时清政府也承认从即日起，先前签订的《瑷珲条约》开始生效，而且在俄国人的逼迫下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由中俄“共管”改为俄国独自管辖，这样俄国人就又多侵占了中国四十万平方千米的土地。
《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与清政府先前所签订的各项条约相比，割让领土最多，堪称最大的卖国条约，而且，这两个条约不仅让中国失去了大面积领土，更对中国后世的海洋战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看今日中国地图，当年《瑷珲条约》让中国所失去的东北领土，对于今日中国海洋战略而言，是一个无法挽回的损失。我国的海岸线虽然绵长，但目前还没有直通太平洋的出海口，这在20世纪后越来越重视海洋的世界中，等于令中国在海洋领域中缺少了一个可以与世界连接更为紧密的通道。
而且鞑靼海峡、库页岛一带的南部就是日本海，如果中国不丢失那片领土，三十多年后的甲午战争中，或许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的决战就会在那里展开。即使最终战败，当时的中国还可以有大片纵深可以做战略回旋，就算是日本在东海、黄海开辟战场，中国也可以利用海参崴在那里对日本进行牵制，进而影响战争的进程甚至是历史发展的走向。要知道海参崴时至今日，还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驻扎的基地，更不用说那里的白山黑水间还有着丰富的资源。
正如恩格斯所说：“（俄国）不费一枪一弹，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可以说，俄国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中国获利最大的国家，英法虽然也获取了利益，但也付出了代价，而俄国完全是坐收渔翁之利。
我们今天不能把所有的罪责都让奕去承担，只能说大清帝国行进到那个历史阶段时，必然要为自负与高傲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是这种代价依旧延续到今日，让我们这些后世的中国人时刻用曾经的屈辱，去鞭策自己追寻一个复兴强国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