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 从整顿入手</h3>

道光三十年正月二十六日（1850年3月9日），道光皇帝第四子、时年十九岁的爱新觉罗奕正式即位，以明年为咸丰元年，大清帝国的第七代君王咸丰皇帝，就这样在老皇帝的丧礼之后，和平过渡，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最前沿。

像他的父亲道光皇帝一样，咸丰皇帝在即位之初也想做个有道明君，他即位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颁诏求言集思广益。当时许多朝臣应诏陈言，纷纷上书直谏流弊。

咸丰皇帝十分明白，老爸在位时，对于采纳谏言做得并不到位，甚至达到过十余年间没有一个人敢于上书直谏的程度。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道光皇帝不能任人唯贤，只信任穆彰阿等几个有限的大臣。咸丰皇帝正是针对这种弊端，开始着手进行解决，当时很多朝臣看到新皇帝能够广开言路，认为终于找到了证明自己价值的机会，于是纷纷在咸丰皇帝面前表现自己，而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当属曾国藩。

曾国藩，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1838）进士。咸丰皇帝下达求言令后，曾国藩积极响应，集中论证“今日急务，首在用人”的道理，呼吁咸丰皇帝要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曾国藩在奏疏中指出：

今日所当讲求者，唯在用人一端耳。方今人才不乏，欲作育而激扬之，端赖我皇上之妙用。大抵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曾国藩认为中央的官员们普遍存在畏首畏尾和陷入琐碎事情两个弊端，而地方官员则存在敷衍和自满的弊端，两种官员的通病则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为此曾国藩提出了“转移之道”，改变官场的通病，让官员们成为有用之才。

曾国藩倡导在官员中间营造学习与研究的氛围，建议咸丰皇帝要像当年的康熙皇帝一样，勤于学问，促使儒臣们逐日进讲，寒暑不辍，并召见廷臣，辄与往复讨论。曾国藩还认为，皇帝应该成为朝臣学习的榜样，要时时督促各级官吏重视学习，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总的来说，就是要通过学习，提高官员素质，打造一个学习化政府。而且曾国藩预言，如果按照他的想法去做，不出十年大清帝国的人才必大有起色。这就是曾国藩提出的“转移之道”。

有了“转移之道”这个总则，曾国藩还提出了培养人才的具体方法，他认为各级官吏要遵循保举、超擢的方法，对自己的下级官吏要经常表扬或者批评，对于政府官员中不称职者要及时审查清理，而对于有才能者，可以通过“部院各保司员”的办法选拔，皇帝也可以破格提拔人才，越级重用具有才能的官员。

曾国藩曾有过这样一番比喻：

盖偿论之，人才譬若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犹去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

曾国藩的这个比喻，暗指当时的政府官员存在纪律松散，人浮于事，互不负责的严重问题。为此他建议各衙门的堂官，必须日日坐班办公，随时了解下属的情况，甚至要了解到下属情绪的变化。皇帝也按照以此类推之法了解朝廷官员的情况，做到各个部门有什么样的人才能心中有数，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可以破格提拔谁。

对于如何考察官员，曾国藩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了解官员的最好方法，就是通过奏折的形式。曾国藩是针对道光年间无人敢上书言事的情况而特别提出这个观点的。他当然无法明面指责先帝的过失，只有列举自大清立国以来，先辈皇帝们是如何采纳那些诤臣的建议的例子，这些诤臣因为先辈皇帝知人善任而最终成为名臣，进而希望咸丰皇帝也能够效仿他们广开言路。

曾国藩当时的官职是礼部右侍郎兼兵部右侍郎，属于不高不低的级别，按照曾国藩当时的年龄，还有晋升的可能，因此他极力呼吁咸丰皇帝重视人才。可以看出来，除了确实想革新朝廷风气，曾国藩也有作为汉族官员迫切想受到重用的心理。毕竟从大清立国以来，受重用、身在重要岗位的几乎都是满族人。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他就是因为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提出了官员的“转移之道”，由此开始受到重用，甚至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不仅受到了重用，还成了大清帝国的“中兴名臣”。

当时，咸丰皇帝对曾国藩上书提出的“转移之道”十分欣赏，立即下诏，百日之后即举行日讲，要求身边的儒臣们从《朱子全书》和《贞观政要》中找出治国理政的经验，并力图寻求理学大师朱熹的深奥哲理，将唐太宗李世民视为自己的楷模。

咸丰皇帝即位初年，积极实践了曾国藩的“转移之道”中提出的皇帝的榜样作用，除了效仿古代明君的治国之道外，咸丰皇帝还一直身体力行地下诏求言。例如咸丰二年（1852），太仆寺少卿徐继畬提出了“宜防三渐”之说：一防土木之渐，二防宴安之渐，三防壅蔽之渐。咸丰皇帝将徐继畬的奏疏下发给所有大臣，让他们进行阅读。对于某些意见，咸丰皇帝是持积极采纳的态度的。

当然，矛盾的是，为了捍卫封建皇权，咸丰皇帝对那些猛烈抨击朝廷和自己的大臣也毫不手软。他即位之初，上书褒贬时弊的不在少数，据说他的龙书案上堆满了奏折，然而很多都被他用“毋庸议”三字作为回复，或者直接被束之高阁。有时，一个奏折会让血气方刚的咸丰皇帝大动肝火，甚至将上奏折的人治罪，让那些口无遮拦的大臣认识到随意批评皇帝是危险的。

纵观咸丰皇帝在位的十多年时间里，即位之初倒是还能下诏求言，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大清国局势的不断恶化，这位血气方刚的皇帝也禁不住开始失去耐心，甚至烦琐的政务让他变得越来越慵懒，进而逐渐将兴趣从书房转向闺房。

这些年父亲道光皇帝的执政效果以及大臣们的表现，咸丰皇帝心里有数，当时很多人都对道光皇帝不能广泛使用人才，而只是信任身边有限的几个大臣颇有微词。但咸丰皇帝还是能够理解父皇的做法，毕竟朝廷内不是所有人都有一颗赤诚的忠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始终和皇帝保持一致。任何一个君王都有自己的智囊团，现在咸丰皇帝已经上位，照样不能例外。

纵观当时咸丰皇帝的智囊团，祁寯藻是第一个被任命的大学士。作为一个历事四朝皇帝的老臣，祁寯藻真个是一位骨鲠之臣。当然，咸丰皇帝如此器重他，也是因为道光皇帝在位时，祁寯藻受到求和派大臣穆彰阿、耆英等人的排挤。

《清史稿》对于祁寯藻受到咸丰皇帝的重用，有过一段记载：

寯藻自道光中论洋务，与穆彰阿不合。至是文宗锐意图治，罢穆彰阿，寯藻遂领枢务，开言路，起用旧臣，寯藻左右之。

关于穆彰阿、耆英等人被罢免，我们后边会详细说到。不能否认的是，穆彰阿被罢免和祁寯藻受重用，的确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绝好印证。当然，祁寯藻受到重用后，也确实向咸丰皇帝推荐了不少人才，做到了“保举循吏及伏处潜修之士，以备任用”。

满族大臣方面，咸丰皇帝当时主要信任的是镶红旗的文庆。作为道光二年（1822）的进士，文庆历任通政使、左副都御史、内阁学士，而后升至侍郎、尚书、军机大臣，再后来因为上书道光皇帝针砭时弊而被革职。文庆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被重新启用，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向咸丰皇帝建议重用汉臣。

在文庆提出这个建议之前，汉族人虽然也有高官，但和满族人比起来，始终得不到皇帝的重用。文庆认为之所以要重用汉臣，是因为很多汉族人都是从劳动人民的底层中来的，他们知道民间疾苦，熟悉人情真伪，“不像我们这些很少下基层的满族人，懵懵懂懂之间是不可能有安邦大计的”。

作为旧满洲贵族的代表，文庆能够提出重用汉臣的主张，说明他的确是个具有眼光的政治家。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大清帝国重用汉臣其实是一项战略措施，曾国藩、左宗棠等汉族大臣当时之所以能够逐渐受到重用，除了自身的才能之外，跟文庆的建议是分不开的。

咸丰六年（1856）文庆去世，咸丰皇帝评价他：

人品端粹，器量渊深，办事精勤，通治达理……纶扉襄赞，夙夜宣劳，深资倚畀。

文庆去世后，满族大臣中最受咸丰皇帝信任的就是肃顺。和文庆的出身不同，肃顺是根正苗红的皇亲国戚—郑亲王乌尔恭阿第六子，属于清朝皇室的远房宗支。道光十六年（1836）授三等辅国将军，后来虽然任前引大臣等职，但都是些无足轻重的闲散职位。直到咸丰皇帝即位后，肃顺才开始步步高升，历任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兵部尚书、理藩院尚书，乃至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最终成为咸丰皇帝最重要的智囊。

抛开后来他与慈禧的那场政治斗争不谈，肃顺是一个极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自身虽有些缺点被人诟病，但在当时的满族大臣中堪称佼佼者。肃顺也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不仅礼贤下士，而且又有识人之明。当时肃顺门下聚集了一大批具有才华的汉族学士，例如郭嵩焘、龙湛霖、王闿运、邓辅纶、尹耕云、高心夔、李篁仙等人，时称“肃门七子”。

肃顺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与其他满族大臣不同的是，肃顺对同族的大臣经常随意呵斥，而对汉族大臣却颇为恭谦，是一位十分了解汉文化的满族官员。而且他也看到了大清帝国立国二百多年来，满族人已经失去了进取之心，未来想要重振大清帝国的雄风，要依靠汉族人才行。应该说能有这种看法，说明他个人具有十足的战略眼光，对于当时大清帝国的颓废现状有清醒的认知。

《清史稿》对于咸丰皇帝当时信任智囊团和重用肃顺，尤其在即位之初能够励精图治，有着较为客观的评价：

文宗厌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而肃顺以宗潢疏属，特见倚用，治事严刻。其尤负谤者，杀耆英、柏葰及户部诸狱，以执法论，诸人罪固应得，第持之者不免有私嫌于共间耳。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削平寇乱，于此肇基，功不可没也。

重用肃顺是咸丰皇帝励精图治的一个标志，《清史稿》中评价他当时“厌廷臣习于因循，乏匡济之略”，说白了就是他对道光皇帝在位时把持朝政的穆彰阿等人的一种排斥。因此在重用肃顺的同时，咸丰皇帝就不可避免地要对先帝那些因循守旧的臣子进行打压。

穆彰阿其实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以他为核心的是一个派系，这个派系当时控制着朝廷各个部门，而且对刚即位的咸丰皇帝也不是完全支持。这些人始终对老皇帝道光念念不忘，对于咸丰皇帝下达的指示，《清史稿》中说他们的态度是“遇事模棱，缄口不言”，甚至是玩弄权术，故意打压有才能的官员。

穆彰阿等人的这种做法，与咸丰皇帝的施政理念严重背道而驰，因此咸丰皇帝决定“申国法、肃纲纪、正人心”，下令将穆彰阿革职，并永不叙用。而后便对另一个高级官员，道光皇帝在位时力主向英国人求和的耆英开刀。

穆彰阿被革职，耆英已经意识到皇帝的下一个目标可能会是自己，毕竟《南京条约》等一系列条约都是自己代表政府所签，被国人所不齿，而且自己在与英国人的反进城斗争中，又擅自为英国人开了空头支票，这一切当时还是皇子的咸丰皇帝全都看在眼里。登基后的咸丰皇帝下诏求言时，耆英上书纵论用人、行政、理财三策，他主张“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虽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虽小人亦能济事”。咸丰皇帝看完他这番贬君子、举小人的谬论，立即勃然大怒，急召耆英加以训斥，而且将他向英国人摇尾乞怜的老账全部翻出，说他是“畏缩无能”“抑民以媚外，罔顾国家”，并利用这个机会，将耆英降为五品顶戴，以六部员外郎候补。这个决定一经颁布，朝野上下一致称赞，都认为咸丰皇帝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而对于耆英而言，厄运才刚刚开始。

咸丰八年（1858）四月，英国军舰进犯天津，咸丰皇帝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纱纳到天津解决相关问题，又派耆英以侍郎衔，前往天津办理洋务。英法联军以武力威逼清政府，耆英又犯了“软骨”的老毛病，不敢和洋人正面交锋。他不仅和桂良、花沙纳在商会的窗下抱头痛哭，还擅离职守私自回京，谎称面陈机要，结果遭到言官的弹劾，请求咸丰皇帝判处他“绞监候”。

对此，肃顺认为这对很长时间以来都向洋人卑躬屈膝的耆英来讲，实在是太轻了，于是奏请咸丰皇帝，希望能下令让耆英自尽以正国法。咸丰皇帝批准，传令耆英自尽家中，至此道光皇帝在位时求和派的两大核心人员穆彰阿和耆英全部倒台。

从当时大清帝国处处受洋人压制欺辱的角度来看，肃顺奏请判处耆英自尽，是他坚持“申国法”的表现；不过从政治斗争角度来看，肃顺已经成为咸丰皇帝的首席宠臣，那就意味着老皇帝道光的那些宠臣就要永远地退出政治舞台。在政治舞台中，宽容、仁慈者都是幼稚的东郭先生，铁腕与强势才是永远的主旋律。

咸丰皇帝即位之后，采纳曾国藩的“转移之道”，重用肃顺和诸多汉族大臣以及罢黜道光皇帝的宠臣，是其整顿朝纲的三个重要举措。如果抛开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单看当时朝廷内部，咸丰皇帝即位之初的大清帝国颇有一番新气象。然而，其实我们都知道，清廷的上空，已被乌云所笼罩。

<h3>2. 最初的失败</h3>

咸丰皇帝即位之初，大力整顿朝纲，想要大展宏图，广西的“拜上帝会”组织则在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的领导下，开始走出乡野田间，逐步实施“大计划”。当咸丰皇帝重视起“拜上帝会”这个组织，想要将其绞杀时，已经为时晚矣。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于，谁都没有重视起初还在乡野田间里传道布教的这伙儿“长毛贼”。

洪秀全、冯云山还在广西桂平发动群众的时候，时任广西巡抚的郑祖琛已经接到下属的报告，说有一伙人聚众宣讲西洋教义，只是这位巡抚大人丝毫没有重视，根本就没将此事上报。等到后来“拜上帝会”已经形成规模，开始武装对抗清政府时，郑祖琛才不得不以实情上报给两广总督徐广缙，但也只是泛泛地说“会匪在桂作”，并未明确报告“拜上帝会”已经发展成农民起义之势。

在此之后，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层层上报，等到了咸丰皇帝那里，消息已经被削弱成“当地农民聚众闹事”的小儿科事件，最后还是因为兵科给事中袁甲三等人上疏弹劾郑祖琛“欺饰弥缝”“养贼酿乱”等罪状，又有广西绅民进京奏陈全省现状，咸丰皇帝才知道事态的严重性，这才急召大臣们谋划平乱之策。

经过和诸多大臣慎重商议，咸丰皇帝决定调集精兵分路进入广西对“拜上帝会”进行会剿，同时将广西那些面对“拜上帝会”束手无策的官员们免职，调任湖南提督向荣为广西提督，让云南提督张必禄自云南进入广西协同作战。不久后又以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署广西巡抚，入广西督师会剿事宜。可让咸丰皇帝没想到的是，林则徐接到任命后，在自家乡前往广西的途中于广东潮州普宁县病逝，随后张必禄也病逝。钦点的三位入桂将帅病亡了两人，不得不让咸丰皇帝放弃了第一方案，另派两江总督李星沅为钦差大臣，以周天爵署广西巡抚，一同进入广西镇压“拜上帝会”。

然而李星沅和周天爵没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当时李星沅很是轻视洪秀全，厚集兵力全力进攻金田村，在他看来只要攻下“拜上帝会”的老巢，洪秀全这伙草贼就会一哄而散。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报中提出：

桂平县之金田村贼首韦政、洪秀泉（全）等私结尚（上）帝会……实为群盗之尤，必先厚集兵力乃克一鼓作气，聚而歼之。

值得一提的是，正是李星沅的这封奏报才让咸丰皇帝第一次知道了“拜上帝会”的首领是一个叫洪秀全的人。当然这封奏报写错了洪秀全和“拜上帝会”的名字，说明李星沅并不真正了解他的对手，因此失败也就不可避免。

李星沅在广西与“拜上帝会”交手两个多月，不仅没有取得胜绩，“拜上帝会”反而利用李星沅指挥不力的机会，进展神速，接连占据很多地方，搞得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人互相推诿责骂。李星沅不得已只能上奏咸丰皇帝，希望能够得到广西的军政一把手的位子，进而可以总督全面会剿之事。

对此，咸丰皇帝严厉斥责，认为这是变相要官，不仅驳回了李星沅的请求，而且限期必须剿灭“拜上帝会”。当然，咸丰皇帝作为最高决策者也明白，眼下不是和李星沅赌气的时候，因此他征调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奔赴广西帮办军务，而且秘密指示他，针对广西将帅之间不和的现状，要密切注意观察，随时将这些人的动向上报给自己。

咸丰皇帝虽然没有答应李星沅要官的请求，但也明白广西地区的官员确实应该统一节制起来，一来可以更有效地对“拜上帝会”作战，二来也可以缓和平息广西将帅之间的矛盾。基于这种思路，咸丰元年（1851）三月，咸丰皇帝特派文华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节制广西地区全部文武官员，并以顺天府尹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加周天爵总督衔，会同向荣专办军务。

咸丰皇帝的这种做法等于是将李星沅边缘化。本就与向荣、周天爵等人不和而身陷孤立境地的李星沅就这样因为皇帝陛下的决定，终于一病不起，不久后在武宣病亡。咸丰皇帝而后又以“拜上帝会”北上象州、周天爵围堵不力为由将其革职，这样一来当时广西的军务就完全交给了赛尚阿。

赛尚阿得到钦差大臣的头衔后，于四月九日（5月9日）起身前往广西。这位首辅大臣虽然文采斐然，但对军事却一窍不通。自从接到皇帝陛下让督办广西军务的谕令后，赛尚阿日夜忧愁，时刻担心自己完不成任务，为此甚至在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为他饯行时痛哭流涕。咸丰皇帝用这样的人督办军务，其效果可想而知。

赛尚阿在六月四日（7月2日）到达桂林后，采取了与李星沅同样的战法，调集三万多兵力，分两路围剿“拜上帝会”。可是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拜上帝会”居然突围而去。向荣虽然奋力追击，但在官村遇到埋伏，被“拜上帝会”打得溃不成军，被迫逃入平南，称病请假，不敢再与敌军正面交锋，于是“拜上帝会”顺利地向永安挺进。

咸丰皇帝无论如何也搞不明白赛尚阿、乌兰泰、向荣等人，是如何让一伙儿乡野村夫耍得团团转的。问责是不可避免的，赛尚阿坐失剿灭匪患良机，降四级留任；向荣、乌兰泰革职留任。向荣为此心灰意懒，请假赴桂林治病，无论赛尚阿如何劝说也无济于事。最终咸丰皇帝只得将向荣彻底革职，让他随军戴罪立功，调任川北总兵刘长清担任广西提督。

就这样，咸丰皇帝的第二套作战方案以失败告终。

很长时间以来，咸丰皇帝虽然对“拜上帝会”有了个直观认识，但对洪秀全在“拜上帝会”中究竟是什么地位，却并不十分清楚。

咸丰皇帝曾经问过赛尚阿等人，说自己从当地乡绅上奏的情况看，“拜上帝会”中有个“太平王”，每天坐轿进城，而且这个组织中所有的头领都在城内聚集议事，这个头目究竟是谁？赛尚阿给予皇帝陛下的，则是“究系韦政抑系洪秀泉（全），供词往往不一”这样一种模棱两可的回答。上到皇帝下到钦差大臣、军政长官，都对要剿灭的对手的情况不明，可见“拜上帝会”能够从容做大做强，除了自身具有膨胀的内因之外，大清帝国内政的混乱也是间接的助推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咸丰皇帝即位之初的朝纲整顿，就像一棵孤独挺立在田野间的稻草，看似挺拔实则经不起风吹雨打。

如今，“拜上帝会”已经到达永安，再往前一步就出广西地界了，咸丰皇帝当然不允许这股“乱匪”闹腾出广西。因此他谕令赛尚阿务必夺回永安城，绝不能放“拜上帝会”出广西。

赛尚阿丝毫不敢懈怠，集中四万六千兵力，分两路进兵围攻永安城。当时，咸丰皇帝认为赛尚阿身在阳朔，距离永安尚有一百多里的距离，对其是否能够及时准确地得到前方战况方面的消息深表怀疑，而事实也证明了这种怀疑并非多余。一连四个月，虽然赛尚阿将“拜上帝会”牢牢围在了永安城中，但是却丝毫不能奈何他们。咸丰皇帝下诏，希望赛尚阿能够再靠近永安一点儿，并严令要速战速决，如果再继续拖延下去，就法办赛尚阿。

可即使这样，赛尚阿的无能还是充分体现了出来，咸丰皇帝下达诏令一个多月后，“拜上帝会”竟然从永安突围，北上突袭桂林。向荣势单力孤，只能固守待援，乌兰泰得到消息后虽然尾追，却在一次乱战中被火炮击中身亡，至此清军想要在广西拦截住“拜上帝会”已经不可能了。赛尚阿也知道如今的形势已经不是他所能左右，于是干脆上奏称病，主动请求咸丰皇帝将自己治罪。

值得一提的是，永安是“拜上帝会”自起义以来攻占的第一个城市。虽然他们在这里被清军包围数月，但因为赛尚阿的无能怯战，致使清军并没有大规模攻城，“拜上帝会”反而在永安完成了各项建制工作，史称“永安建制”。

首先是确定官制，确立了洪秀全的天王地位，又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然后是颁行“天历”，废除清朝纪年；颁布“三谕”：《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规定严禁私藏金银财物；令会众蓄发并刊行官方文书。

永安建制初步确立了太平天国的各项体制，也使得太平天国初具建国规模。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永安封王体系并没有摆脱中国封建政治传统，也就是说太平天国自己标榜信仰西方基督教义，也因此起家，但到了永安建制时，却没有继续遵循基督信仰，而是回归到了中国封建传统的官员设置结构。很多史料记载，永安建制的规定约束了下级士兵的行为，却对其上层领导核心人员的约束不够。例如规定士兵要遵循一夫一妻制，可是据史料记载，洪秀全当时就娶了好几个老婆，而杨秀清、韦昌辉等人也都有好几个小妾。因此永安建制可以说是太平天国自起义以来的第一个分水岭，既是做大做强，与大清帝国争夺半壁江山的开始，同时也是其背离最初信仰的开始。

永安建制之后，军队正式更名为太平军，开始走出广西向长沙进攻。咸丰皇帝苦于朝廷内无人可派，只得密令徐广缙为钦差大臣，接办广西军务。可是徐广缙也是个和赛尚阿一样的无能之辈，接到诏令后迟迟不敢北上，而此时向荣也因为惧怕太平军而请求开缺。咸丰皇帝无奈之下只得将向荣革职，以福兴为广西提督，总领广西军务。

长沙当时是一座军事重镇。太平军自其起义以来，还没有攻打过如此重镇，由于经验的欠缺，一连围攻长沙多次都没有成功。因为担心清军会逐渐缩小对自己的包围圈，太平军决定放弃长沙转攻岳州。当时谁也没想到太平军会舍近求远，因此岳州根本没有进行战斗准备，很快就被太平军攻下。在岳州，太平军得到战船五千余艘，取得了大批火器弹药，实力进一步增强，然后于十一月水陆并进直取武汉。引用王定安编写的《湘军记》中的一句话，太平军“所过城镇，望风披靡”。

太平军进展如此神速，大大出乎咸丰皇帝的预料。得到太平军已经攻下岳州的消息时，他在惊恐之余命令徐广缙必须迎头拦住太平军，可是诏令刚刚发出去，太平军已经到了武汉。此时向荣倒是从大局出发，虽然已被革去提督头衔，但依旧领军追赶太平军。咸丰皇帝终究念他是个行军打仗的行家里手，赏还了他的提督头衔，继续督办军务。

咸丰二年十二月四日（1853年1月12日），随着重炮的轰隆声，武昌的文昌门被太平军轰塌。太平军成功占领武昌，清军纷纷溃退，湖北巡抚常大淳自杀。徐广缙明知道情况紧急，但依旧畏惧不前，以防止太平军回走为名，驻扎在岳州不动。

当时，安徽巡抚蒋文庆上书弹劾徐广缙。咸丰皇帝将所有的火气全都撒在了徐广缙身上，下令将其革职查办，并抄没其家，以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军务。至此，咸丰皇帝为了镇压太平军而四易主帅。从向荣的被革职至被起用的过程，可以看出咸丰皇帝当时也是手足无措、六神无主。

太平军成功占领武昌，意味着再往前一步就可以越过长江，因此没能在广西剿灭太平军的咸丰皇帝，继续调兵遣将，无论如何也要将太平军拦截在长江以南。为此，他命令云贵总督罗绕典率军驻防荆襄地区，以两江总督陆建瀛为钦差大臣做好安徽、江苏地区的防务工作，以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防湖北、河南。咸丰皇帝希望通过战区式的备战，让上述地区尽快做好抵抗太平军的准备。然而事实却是，这种安排虽然让大片区域参与到防守太平军的任务中来，但除了向荣一路稍显兵强马壮之外，其他地区由于覆盖面过广，致使不能做到兵力集中，全都是势单力孤。

反观太平军，从广西出来之后，一直没有分兵作战，这也使得他们能够始终集中优势兵力。除了在征战中损失了“拜上帝会”的创始人南王冯云山，以及围攻长沙不克时损失了西王萧朝贵，可以说太平军所到之处无坚不摧。现在他们到了武汉，前方就是长江，过江之后该去往何方，是洪秀全等领导核心需要决定的事情。

在太平军停留在武昌的一个多月里，洪秀全、杨秀清等领导核心针对未来该往何处去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研究，也经过了不少争论。当时大致分为两种意见，一种是直取北京，另一种是攻占南京作为都城。

如果抛开太平军当时的实际情况，这两种意见都有道理，直取北京属于速战速决，攻取南京则是意图建立稳固的根据地，属于稳扎稳打。但是太平军自广西金田起义以来，一路向北已经两年有余，还没有稳固的根据地，而且粮草补给始终是个大问题，如果渡过长江继续一路向北，会越来越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而南京所在的长江一带，是当时物产最为富饶的地区，对于太平军这样没有稳固根据地的起义军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去处，不仅粮草可以得到源源不断的供应，还可以以此为根据地做到进可攻退可守，这就是当时洪秀全所定下的“专意金陵”之策。

当然，洪秀全等人决定攻占南京，除了具有战略考虑之外，南京地区的繁华与那里的脂粉，也是这些从山沟里出来的农民向往的。人都有惰性，后来的事实证明，惰性在太平军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这或许是他们“革命不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说永安建制暴露了洪秀全等人的信仰问题的话，那么在武昌定下的“专意金陵”之策，至少让人怀疑他们“革命”的初衷，搞不清楚他们究竟是革命者，还是仅仅因为不满社会利益分配就揭竿而起的暴动者。

咸丰三年正月二日（1853年2月9日），天王洪秀全决定放弃武昌沿长江东进。太平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破湖北清军的防线，打败陆建瀛在“鄂东咽喉”武穴镇南布置的江防军，成功占领九江后，又攻下安庆，击毙安徽巡抚蒋文庆，于正月二十八日（3月7日）攻下和州，进而兵临南京城下。

当时的两江总督陆建瀛龟缩在城内不敢出战，整天只知道求卦问卜，不做任何防御准备。咸丰皇帝将陆建瀛革职查办，以江宁将军祥厚为钦差大臣。二月十日（3月19日），咸丰皇帝得到一个让他差点昏厥的消息：镇守镇江的江苏巡抚杨文定，看到来势汹汹、兵众绵延十余里的太平军后，吓得逃往苏州，太平军攻破南京城，斩杀陆建瀛、祥厚等人，全歼驻防南京的旗兵，将南京改称天京，作为太平天国的首都。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意味着其成立了南方政府，与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形成分庭抗礼之势。大清帝国建立二百多年来，还没有任何一股势力如此嚣张，居然能够称王建国，公开与大清帝国争夺江山，这实在让咸丰皇帝无法接受。

如今太平天国已然成势，大清帝国由于官员的无能，既没能在广西将其剿灭，也没能在长江将其截住，现在他们到了南京，在咸丰皇帝看来，他们是不会停止脚步的。因此他重新任命官员，以怡良为两江总督，调托明阿为江宁将军，许乃钊暂署江苏巡抚。同时他也启动追责程序，下令将此前畏怯不战的赛尚阿斩首，徐广缙定为“斩监候”之罪。在咸丰皇帝看来，先前剿灭太平天国的失败，都是这些无能的大臣造成的，当然他也不会真正明白，洪秀全等一干山沟里的农民会将脑袋绑在裤腰带上“闹革命”的真正原因。

不过，让咸丰皇帝没有想到的是，他认真做好了下一步的防御工作，旨在防止太平军继续北上，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太平天国似乎并没有大举北上的意图。南京城一片歌舞升平，咸丰皇帝得到的消息是：太平天国只有大约两三万人，在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的带领下，从扬州出发，开始向北方进军。

<h3>3. 天国的北伐</h3>

“专意金陵”之策，是太平天国高层定下的战略目标，现在他们终于到达了富庶的金陵地区，这里的美酒与脂粉让他们流连忘返。所有这一切在逐渐消耗洪秀全等人的进取心，身在南京王府内的高层们，随着处境和身份的变化，正在慢慢地改变思想。

在部分将领的积极建议下，洪秀全此时倒还能虚心纳谏，还没有彻底丢掉与大清帝国争夺江山的梦想与野心—在占领南京的一个多月后，洪秀全决定派出北伐军直取北京。

在林凤祥和李开芳的率领下，将近三万北伐军分三路由浦口登陆，渡过长江后开辟第二战场。洪秀全对他们的指示是：

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

也就是说洪秀全为这次北伐定下的战略是，不要在路上耽误太多时间，不要将时间浪费在沿途城池的攻坚上，而是要以最快的速度直捣北京城。

事实上这还是太平军从金田到南京一路征战不建根据地的战法，虽然看似简捷有效，但实则是孤军奋战。此时咸丰皇帝则已经不再是对洪秀全不甚了解，经过三年的交手，他已经对太平天国有了深入的认识，对这个要与自己争夺天下的对手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因此洪秀全的北伐军注定不会再像刚从金田出来时那样战无不胜。

北伐军最初进入安徽境内时，倒是势如破竹，连战连胜，如入无人之境。当时清政府在安徽的守卫极其薄弱，巡抚李嘉瑞刚刚上任不久，还没来得及对省城庐州进行布防，工部侍郎吕贤基屯住宿州，所办团练尚未成军，而督办安徽军务的兵部侍郎周天爵，手下兵力不足一千。早在北伐军尚未到达安徽时，周天爵就极力请求咸丰皇帝派出援兵，上奏说想要防守住太平军，必须有雄厚的兵力，现在的太平军已经不是当初在金田山沟里打游击的乌合之众，以安徽目前的兵力来看，根本守不住各条要道。

周天爵话外的意思就四个字：安徽告急！当时太平军已经开始准备渡江，咸丰皇帝得到周天爵的上报后，立即调尚在奔赴山东途中的四千名陕甘兵前往增援，并诏令四川总督慧成在紧急情况下，分兵支援安徽。

当北伐军进入安徽后，周天爵再次请求增兵，他认为皖北地区还是兵力不够，而且可用的将领也少。咸丰皇帝为了保险起见，特派河南巡抚陆应谷发兵增援，可是又担心北伐军分兵进入河南，因此三天后改了主意，谕令托明阿带兵进入安徽，陆应谷前往谷城进行堵防。两天后又谕令钦差大臣琦善总领江北诸军，又以湖广总督张亮基、湖北按察使江忠源统领兵勇奔赴安徽。

按说咸丰皇帝增援安徽的兵马着实不少，可事实证明这些援军并没能发挥多少作用。北伐军通过临淮关后，攻克凤阳、怀远，又向西攻占了蒙城、亳州，在当地捻军的主动配合下，很快就进入了河南境内。

咸丰皇帝在周天爵的要求下，于五月二日（6月8日）命令奕经带兵奔赴徐州堵防北伐军。但是北伐军并没有进攻徐州，而是沿着黄河向西北方向的归德（商丘）挺进。在攻下归德后，北伐军获得了大量的火器弹药，使得装备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归德的正北不远处就是黄河。当时北伐军想从刘家口渡过黄河，经由山东进攻北京，可没想到清军虽然抵抗能力不足，但却摆出一副破釜沉舟的架势，主动烧毁渡桥，让北伐军无法渡河。刘家口是北伐军渡河的最好选择，因为只要从那里渡过黄河，前方就是一马平川。无奈之下，北伐军只得转道一路向西，连续攻克宁陵、雎州、杞县、陈留等地，顺利抵达开封府外十八里的太平岗。

太平天国的北伐军虽然一路向西攻克众多城镇，但从战略角度看，洪秀全“疾趋京师”的想法在客观上没能得到贯彻执行。北伐军攻克的城镇多，也就意味着自身在消耗着巨大的兵力。而且当时开封城外有深沟两重，周围一片旷野，离黄河还有二十里远，周围也无船只，守卫开封城的有一千五百余名士兵。尤其让北伐军颇为郁闷的是，当时大雨天气，迫使北伐军只得转走宋仙镇寻求合适的渡河地点。

咸丰皇帝得知太平军兵临归德，立即命令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在本省增兵设防，阻止太平军北渡。为此特意派理藩院尚书恩华前往堵截，命令奕经、江忠源等兼程奔赴河南，陕甘总督舒兴阿、陕西巡抚张祥河酌量派兵增援，并命令胜保也迅速赶赴河南，山西巡抚哈芬布在重要隘口设重兵布防。为了更有效地统一步调，咸丰皇帝又命令河南全境诸军统归托明阿节制调遣。

五月十四日（6月20日），咸丰皇帝得到消息，太平天国的北伐军准备在刘家口抢渡黄河，而且已经攻占了归德府。本来咸丰皇帝认为凭借黄河天堑和已经布防的重兵，是可以阻挡住太平军的，可是当时理藩院尚书恩华误报说北伐军已经开始抢渡黄河，于是咸丰皇帝急令恩华就近堵截。不久后消息又得到纠正，咸丰皇帝为了防止北伐军在河南境内继续攻略，又让恩华急赴河南。

咸丰皇帝此前派往河南增援的清军很是惧怕北伐军，全都不敢进入河南境内，让恩华赶赴河南实是无奈之举。例如周天爵借口防止北伐军东下徐州，就带领人马经由河南永城返回了徐州，奕经也借口增强徐州防务力量而原地不动。当时河南境内只有托明阿和善禄两路人马，因此他们就承担起了堵截北伐军抢渡黄河的重任。

太平天国北伐军在汜水渡河，托明阿和善禄两路人马加起来也只有数千人，从数量上看是难以阻挡北伐军的，而且托明阿和善禄两路人马距离汜水过远，等到五月二十八日（7月4日）他们到达汜水时，北伐军大部分主力已经渡过黄河，只有未及渡河的千余人得到清军赶到的消息后，担心抵抗不住，经河南、湖北南下回返与太平天国西征军会合。也就是说北伐军在抢渡黄河的过程中，基本没有遇到清军的有效阻击。成功渡过黄河的北伐军立即展开对怀庆府的进攻。

知府余炳焘率兵万余人坚守城池。如果怀庆府丢失的话，北伐军再往前就会进入直隶境内，这对于大清帝国来讲无疑是十分危险的。六月八日（7月13日），咸丰皇帝任命文渊阁大学士、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为钦差大臣，节制河南、河北诸军，任命理藩院尚书恩华和托明阿为帮办大臣，全力阻击太平天国北伐军。六月十日（7月15日），托明阿、善禄两路人马全部渡过黄河赶到怀庆城外，稍后胜保、山东巡抚李惠领兵六万也到达怀庆地界。清军五路大军开始围攻太平天国北伐军。

北伐军当时对怀庆府采取的是“周树木栅”的长围之计，在清军五路大军赶到之前，已经围了将近一个月，怀庆城内已经断粮。据后世一些历史学家推测，如果增援的五路清军没及时赶到，怀庆城再围上三天必陷落无疑。或许这就是天意，北伐军急于北上，听到清军增援人马到来的消息后，主动撤围，人马进入山西省，这样就暂时远离了直隶，也使得北伐军不得已继续消耗着自身的能量。

本就只有两三万人马的北伐军,进入山西后连克数县，再转向河南进入直隶，绕这么个大圈子，已经是一支疲惫的孤军之师。即使这样，他们还是攻陷了河南、直隶两省的锁匙之地临洺关，然后十天内连续攻克沙河、任城、隆平、柏乡、赵州、栾城、藁城、晋州、深县等九个城池，直逼保定府。

咸丰皇帝怎么也不会想到，太平军居然能从广西一路打到直隶，恐慌之下他立即下令必须全力阻截。这已经不是皇帝陛下第一次下这样的命令了，然而那些执行命令的军事长官根本无法阻挡住太平天国北伐军的脚步，这让咸丰皇帝十分头痛和不安。为了不让北伐军靠近京师，咸丰皇帝决定搬出皇亲国戚作为统兵官，以自己的禁卫部队作为主要力量，全力阻击。

九月九日（10月11日），咸丰皇帝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并赐锐捷刀，以御前大臣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赐讷库尼素光刀，并调拨健锐营、外火器营、两翼前锋营、八护军营、巡捕五营及察哈尔兵共计四千五百人，即日出京会同钦差大臣胜保合力阻击太平军。这些兵马出京后，咸丰皇帝依旧不放心，又派定郡王载诠、内大臣璧昌办理北京巡防事宜，次日又增派恭亲王奕共同参加办理。

九月十一日（10月13日），太平天国北伐军进至张登集，距离保定府只有六十里。京师的那些达官贵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顿时闻风丧胆，纷纷逃跑。据郭廷以的《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记载：

时北京官民逃迁者三万户。北城一万八千户，仅余八千户。

邓文滨的《醒睡录》也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