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街巷十室九空，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商民，无不如鸟兽散，王公大臣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樱桃。

纵观当时北京城的情况，从皇帝到百姓已经是乱作一团，咸丰皇帝派出自己的禁卫部队，也是死马当活马医。这种情况下，如果太平天国北伐军直取北京，尽管疲惫的部队已经是强弩之末，但如果战术对头，也并非没有攻取京师的可能。然而，北伐军没有从保定直接进军北京，而是转向东进，意图攻取天津。

史料上并没有明确记载，太平天国北伐军转道攻取天津的意图是什么。有些史学家猜测是为了截断咸丰皇帝出逃的线路，也有人认为，以北伐军当时的实力，已经没有攻取北京的必胜把握，毕竟在此之前这支部队已经孤军奋战了很长时间，能够打到靠近京师腹地的区域，已经实属不易，而转道攻取天津有进可攻退可守的意图。不过，这就让北京城得到了喘息的机会。

咸丰皇帝在九月二十日（10月22日），命令僧格林沁派官兵三千人赴胜保军营，调集热河等士兵一千九百人增补僧格林沁军营，三天后又命令土默特贝子德勒克色楞带东三盟官兵三千人赴胜保军营，谕令德勒克色楞也协助帮办军务，意图尽最大努力将太平天国北伐军拦在京师之外。

太平天国北伐军沿运河北上，以最快的速度连克沧州、青县，进占静海，并分兵攻克独流镇、杨柳青，距离天津府只有十里。天津知府钱炘和、知县谢子澄招募壮丁四千人，当地地主豪绅办理团练两千人，加上驻守的清军共计七千人防守天津。如果说太平天国北伐军只是面对天津这些守军，倒还可以应付，可是咸丰皇帝已经派胜保和僧格林沁从背后追击而来，北伐军担心腹背受敌，于是退守静海、独流、杨柳青一带，在那里与清军相持了三个月。十一月二十三日（12月23日），太平天国北伐军于独流镇采取诱敌深入之策，大败胜保、德勒克色楞军，斩副都统佟鉴、天津知县谢子澄。

从战术角度看，太平天国北伐军在独流镇打了胜仗固然有利，但从战略角度看，这一战让咸丰皇帝更加恼羞成怒，不仅责罚了胜保和德勒克色楞，更将讷尔经额定为斩监候。同时继续增派兵马，命令僧格林沁与胜保合兵一处，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已经成为强弩之末的太平北伐军。

以后世的观点来看，独流镇一战是太平天国北伐军最后的辉煌，因为此时这支部队只剩下不足万人，而这一战后咸丰皇帝增派的援军多达三万之众，在这种窘境下，林凤祥、李开芳决定保存实力主动南撤。

咸丰四年（1855）二月，太平天国北伐军退至直隶阜城，在一次与清军的遭遇战中平胡侯吉文元战死。北伐军在阜城坚守两月，人马急剧消耗。四月间，林凤祥、李开芳眼看兵马消耗殆尽，于是自阜城强行突围，至东光县试图稍事休息，但是僧格林沁的人马四面堵截，挑挖长濠阻挡北伐军的去路。

值得一提的是，北伐军自独流镇一战撤退之后，洪秀全、杨秀清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于是从南京派出援军渡过长江意图增援北伐军。五月间，林凤祥得知援军到达山东的消息后，由李开芳率领两千骑兵突围南下准备迎接。可是当李开芳到达高唐州时，援军已经被清军击溃，再想北返，清军已经截断其归路，于是只能据守高唐州。

林凤祥和李开芳被清军阻隔，使得北伐军实力更加削弱。咸丰五年（1855）正月，僧格林沁率军攻陷东光，林凤祥身受重伤，退入事先挖好的地道，没想到被叛徒施绍恒出卖，最终被俘，后押解进京被凌迟处死。

李开芳得知林凤祥被俘后，带领仅剩的八百人自高唐州突围南撤，经过奋力拼杀，到了冯官屯再也不能向前一步，只得掘濠守城。僧格林沁则引运河水灌冯官屯，李开芳带着人马突围很多次都未能成功，最终因寡不敌众被俘，也被押解进京凌迟处死。

至此，太平天国北伐军在奋战了两年多、转战六个省之后，终究还是没能攻到北京城。不过这已让咸丰皇帝惶恐至极，为了阻击这支北伐军，咸丰皇帝可以说集中了所有的精兵强将，甚至动用了自己的禁卫部队，先后更换琦善、讷尔经额、胜保三个钦差大臣，委任三个皇亲国戚，总共调动了十余万清军，才将北伐军镇压下去。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当时清军的战斗力是何等孱弱。

而站在太平天国的角度看，洪秀全为北伐制定的“疾趋京师”的策略，不能说是错误，但仅动用两三万太平军就想打入大清帝国的政治心脏，无异于痴人说梦。后来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天京陷落被俘后，总结出了“天国十误”，其中头三条就是针对这次北伐：

一、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之大误。

二、误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后，调丞相曾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

三、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林凤祥，封燕王秦日昌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败回。

李秀成总结认为，让林凤祥、李开芳仅带领两三万太平军进行北伐，本身就是个错误，虽然洪秀全后来派出增援部队，但为时已晚。以洪秀全为核心的天国首领们，不可能不知道孤军深入意味着什么，或许在他们看来，北伐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身在金陵脂粉之地的首领们已经逐渐丢掉了最初的梦想。

<h3>4. 争夺长江中下游</h3>

太平天国在派出北伐军后不久，就做出了西征的决定，其目标是首先夺取对于首都天京具有战略意义的武汉、九江、安庆三座城池，目的是为了控制长江中游，以屏障天京。当时统率西征军的主要将领有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夏官副丞相赖汉英，殿左一检点曾天养，殿右八指挥林启容，殿右十二指挥白晖怀等人。

咸丰三年（1853）四月，西征军首先攻占安徽和州，正式拉开了西征序幕，五月初攻克安庆，而后开始向江西进军。

赖汉英率领西征军进入江西后，首先攻占了湖口，派水师进入鄱阳湖。五月十八日（6月24日），太平西征军进攻南昌。清军防守兵力五千人，事先对太平西征军的进攻毫无察觉，误认为到来的是向荣在南京城外遣散的水兵，直到太平天国西征军兵临南昌城下，清军才恍然大悟。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和江西巡抚张沛，慌乱之中下令烧毁南昌城外民房，同时也使得中国四大名楼之一的滕王阁受到损毁。

南昌城当时一片慌乱，江忠源担心抵挡不住太平天国西征军的进攻，于是向咸丰皇帝急速求援。事实上早在五月十五日（6月21日），咸丰皇帝就已经让湖广总督张亮荃派兵前往南昌接应，五月十七日（6月23日）又谕令云、贵两省各自派兵两千，奔赴湖南以备调遣。当太平天国西征军兵临南昌城下时，咸丰皇帝又让向荣派兵支援南昌，六月十一日（7月16日），又让湖南巡抚骆秉章与曾国藩派兵驰援南昌，经过这一番部署，当时在南昌集结的清军总共达到了一万余人。

有了这一万余人的增援，南昌的守备力量顿时得到增强，太平天国西征军多次攻城均无功而返，不得已向天京请援。为了更好地协调西征的整体作战，八月下旬，东王杨秀清派翼王石达开到达安庆，全面指挥西征战事。

石达开经过实地调查，认为南昌久攻不下会严重影响西征军西进的步伐。为了避免过度损耗实力，石达开在奏报东王杨秀清后决定主动从南昌撤围北上，专攻清军防守兵力薄弱的九江。八月二十七日（9月29日），太平天国西征军攻克九江，殿右八指挥林启容镇守九江，这等于打通了长江中下游的水路，也使得西征军改变了最初的西征策略，江西战局陷入沉寂，西征军开始深入皖北地区。

太平天国西征军意图在皖北做文章，不能不说与石达开身在安庆有关，而且也与清军在安徽的防守力量薄弱有关。清朝安徽省的治所原先就在安庆，太平天国起义后，清政府将治所移到庐州。咸丰三年（1853）正月安徽巡抚蒋文庆战死后，安徽防务就由周天爵署理，后来周天爵弹劾安徽巡抚李嘉瑞，结果李嘉瑞被革职，改任江忠源为安徽巡抚。太平天国西征军进攻南昌时，江忠源身在湖北，安徽的兵力本就不足，再加上周天爵于咸丰三年（1853）九月病死在颍州，所以安徽防务的管理是比较混乱和薄弱的。

针对安徽的现状，石达开派胡以晃、曾天养率领西征军在皖北拔除清军的各个据点。九月，西征军攻占了集贤关，十月，进占桐城和舒城，清军督办安徽团练的工部侍郎吕贤基兵败自杀，总兵恒兴退守庐州，太平天国西征军进而逼近庐州治所。

庐州地处江淮之间，是天京的屏障，是双方都要争取的战略要地。十一月间，安徽巡抚江忠源带领兵勇两千余人到达庐州，胡以晃针对庐州城兵力薄弱的缺陷，采取突袭攻城的方式。江忠源虽然集中兵力顽强抵抗，试图等到援军的到来，可是清军的增援人马却被西征太平军拒在庐州百里之外。当时胡以晃连营四百里，阻击各路增援的清军，江忠源寡不敌众兵败投水自杀，太平天国西征军顺利占领了庐州。

事实上，咸丰皇帝在庐州未失守之前，曾经下令让曾国藩带领湘军驰援，不过曾国藩却以船炮还未集中为由，没有执行命令。庐州失守后，咸丰皇帝急调江南提督和春和总督舒兴阿急速奔赴庐州支援，命令江忠源原先留守武昌的人马也奔赴安徽，以漕运都督福济为安徽巡抚，又让琦善派兵四千、向荣派兵两千奔赴庐州，开始对身在庐州的太平天国西征军实行反包围，太平军在皖北开始由进攻转为防御。

太平天国西征军虽然在皖北地区开创了一片天地，但并没有达到最初设定的经略江西的战略目标。东王杨秀清以赖汉英久攻南昌不下为由，命令他撤围回归九江，而后又召回天京革职，除了一部分西征军在皖北继续活动之外，令石祥祯、韦志俊带领西征军的主力部队迅速沿江而上进入湖北。咸丰三年（1853）八月，西征军占领湖北武穴、田家镇，而后乘胜西进，连克黄州、武昌、汉口、汉阳，兵临武汉城下。

当年金田起义后，太平军就攻陷过武昌、汉阳，只是那时太平天国并没有将其纳入自己的版图，而是直奔金陵而去。现在太平军复来，再次攻陷两城，这让咸丰皇帝大为光火。为了保住武汉，咸丰皇帝派兵进入湖北，命荆州将军署湖北提督台涌带领两千旗兵驰援，又命陕甘总督舒兴阿改赴河南，在豫鄂交界处布防，将胜保部下的总兵郝光甲归为舒兴阿指挥，命令新任河南巡抚英桂在豫南布防，并让曾国藩带领湘军奔赴湖北。

咸丰皇帝的这一连串部署，其实很有针对性，毕竟太平天国西征军刚刚进入湖北，咸丰皇帝试图趁其立足未稳，集中兵力阻击。然而咸丰皇帝命令的各路人马除了胜保一路积极主动之外，其他人全都畏缩不前，这就延误了援救武汉的时机。

太平天国西征军行动很快，连克四城之后立即兵临武汉城下，驻守武汉的新任湖广总督吴文熔主张固守，可是巡抚崇纶主张放弃武汉。就在两位军政长官吵得不可开交时，咸丰四年（1854）正月，西征军三次进占汉口、汉阳，迫使吴文熔兵败自杀。而后西征军一路进军鄂西，另一路进军武昌。

西征军将武昌围得水泄不通。咸丰皇帝闻听武昌战事吃紧，再次严令骆秉章、曾国藩领军前往增援，又令江西巡抚陈启迈动用水师战船进行拦击。即使这样，西征军依旧将武昌城隔绝，截断了其与外界的联系。攻打武昌城的西征军将领韦俊误认为武昌城守备森严、粮饷充足，虽然围困了四个多月之久，却未能全力进攻武昌城，这让身在天京的军事总指挥东王杨秀清十分愤怒，他下令命韦俊限期破城。

在杨秀清的严令之下，西征军于六月二日（6月26日）开始奋力攻打武昌城。西征军指挥使陈玉成带领五百名士兵，从梁子湖绕到武昌城东面，顺城而上后将太平军的大旗插在了城头之上，驻守的清军看到后，以为武昌城已经失守，全都一哄而散，西征军一举攻克武昌。

武昌的失守，意味着太平天国西征军控制了湖北的战略要地。当时大清帝国的湖北布政使岳兴阿、按察使曹懋坚等官员被太平军处斩，粮道官李卿谷投河自尽，副都统魁玉、总兵杨昌泗带领残部六千余人逃往长沙。咸丰皇帝闻听武昌失守，下令处斩逃兵，并将台涌革职，以杨霈为湖北巡抚兼署湖北总督，同时严令塔齐布、曾国藩迅速北上增援。

很长时间以来，曾国藩都对咸丰皇帝的增援命令采取拖延之策，几次调动他的军队，他都迟迟不动，原因就在于他所掌控的“湘军”不是大清帝国的国家军队，而是他自己在家乡湖南招募的私兵。

关于湘军以及私兵，后边我们会详细说到。曾国藩接到咸丰皇帝的命令后，在咸丰三年（1853）十二月到长沙训练湘军。从咸丰四年（1854）正月起，他自横州启程北上，带领湘军一万七千余人水陆并进，北上阻击太平军。二月，在宁乡首先与太平军将领石祯祥展开遭遇战，曾国藩本以为自己的湘军战无不胜，可是不承想刚一接战便被太平军打了个大败，湘军头领储玫躬被击毙，曾国藩遭遇当头一棒，不得已退守长沙。

一个月后，太平军进攻岳州，曾国藩再次遭遇惨败。岳州一战曾国藩损失最大的是水师，因此在湘潭之战中，曾国藩添造了众多水师战船，想要重新证明湘军水师的威力。

四月间，曾国藩率领湘军水师战船四十余只，步兵六百余人，向靖港发起进攻，石祯祥用火炮展开轰击，曾国藩方面的火炮力量极其微弱，结果再次遭遇惨败，步兵六百余人尽皆溃逃。当时曾国藩身边只剩下十几名随从，这位心高气傲的湘军统帅备感羞愧，想要投水自尽一死了之，结果被随从救起，慌乱之中逃回长沙。

靖港之战是曾国藩一生中最为狼狈的时刻，自此之后他开始扶摇直上，进而逐渐成为大清帝国的中兴名臣。

逃回长沙的曾国藩不仅要承受战败的屈辱，还要承担朝廷中很多人的非议与弹劾。很多人认为，曾国藩不仅没能充当援救别人的角色，自己反而损兵折将，致使湖南战局急转直下。事实上这些人是对曾国藩招募私兵颇为不满，本来招募私兵就有坐大之嫌，现在还打了败仗，在很多人看来曾国藩必须承担罪责。

曾国藩内心承受着极大的压力与痛苦。招募私兵是大清帝国前所未有的事情，是曾国藩积极主动建议皇帝允许自己这样做的，大清的军队因为长时间的腐化、慵懒、堕落，已经不能承担起挽救帝国危亡的重任，镇压太平天国只能依靠这些军政大员招募能征善战的军队。

曾国藩的湘军应运而生。但是曾国藩也清楚，湘军只有不断地打胜仗方有立足之地，可是现在他却在靖港之战中一败涂地，将湖南的有利形势拱手让于太平军，这就使得招募私兵的弊端一下子被人无限放大。

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非议与弹劾，虽然遥远的北京城还没有任何反应，但是作为一个饱读圣贤书的儒家官僚，曾国藩十分在意自己的名誉，在已经看透很多事是“知事之不可为”的情况下，他想到了自杀，甚至已经写好遗嘱买了棺材。

但正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在曾国藩准备在长沙的老家结束生命的时候，一个让他重新振奋的消息传来—副将塔齐布带领湘军在湘潭大败太平军。

曾国藩十分清楚皇帝陛下虽然重用了一些汉臣，但内心深处对汉族人还是十分忌惮。塔齐布虽然是自己的下属，但作为一个旗人，曾国藩知道塔齐布要比自己更受皇帝陛下的信任。如果自己不借重塔齐布旗人身份的优势，想要成功组建湘军几无可能，于是曾国藩便结纳塔齐布，而塔齐布也想依靠曾国藩发迹，于是双方名为上下级关系，实则犹如兄弟。

这次曾国藩靖港惨败，塔齐布决定要为曾国藩雪耻，于是他拼命表现自己，冒雨训练士兵，终于在咸丰四年（1854）四月初，带领湘军依靠洋枪洋炮在湘潭大败太平军，为曾国藩立下战功。

太平军在湘潭战败，影响了当时整个西征的战局，太平军由此被迫退出靖港，指挥湘潭作战的太平军将领林绍章被杨秀清革职，重新调回湖口协助守城。太平军被迫撤退转入守势，这就为曾国藩带来了战机。曾国藩终于看到了一雪前耻的机会，于是他在六月间指挥湘军水陆两师共计两万人进攻岳州，试图重新掌握湖南战局的主动权。

应该说曾国藩的确是有备而来，几场战役下来都让曾天养难以取胜，不得已只得退出岳州。后来还是因为石达开不断派出增援部队，太平军集中优势兵力，才将曾国藩的水师部队消灭了将近半数。而从当时岳州所处的地形来看，水师部队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曾国藩的水师部队暂时青黄不接，所以只能依靠洋枪洋炮。不过通过实战证明，塔齐布能用洋枪洋炮打败太平军，曾国藩也可以继续尝试。

于是当七月十八日（8月11日）曾天养带领三千士兵向塔齐布发起进攻后，曾国藩让塔齐布继续用洋枪洋炮猛烈轰击太平军。当时曾天养虽然已经六十高龄，但却不畏强敌只身冲入敌阵，想要直取塔齐布，却被塔齐布的部将黄明魁一剑刺中。虽然曾天养也回身刺伤黄明魁，但因为年事已高最终力竭阵亡。太平军士兵眼看主将阵亡，顿时军心大乱，最终被清军击溃，不得已向武昌退去。

曾国藩两次依靠洋枪洋炮打败了太平军，这让他重新认识了西洋火器，在他给咸丰皇帝的奏报中，总结说湘潭、岳州之战，湘军之所以能够重新掌握湖南的有利战局，就是得益于洋枪洋炮的威力。咸丰皇帝得到曾国藩的奏报后，立即让两广总督叶明琛、广东巡抚柏贵选派善用火炮的将官归为曾国藩使用，同时继续购买洋枪洋炮交付湘军，希望曾国藩能够继续在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大显身手。

在取得岳州大捷后，曾国藩一鼓作气地向武汉发起进攻。当时太平天国西征军镇守武汉的是统将“国宗”石凤魁，这个人虽然勇猛，但刚愎自用，对军事指挥一窍不通，最多算是个上阵杀敌的好手。石达开担心以石凤魁的能力不足以守住武汉，因此特派地官副丞相黄再兴前往武汉协助防守。但石凤魁认为黄再兴的到来可能会威胁自己的地位，于是在黄再兴的援军还没到达时，便主动出击与曾国藩的湘军接战。当时太平天国西征军缺少湘军那样的洋枪洋炮，因此抵挡不住湘军的猛烈轰击，武汉不久后即宣告失守。

武汉失守意味着太平天国的天京失去了西面的屏障之地，虽然燕王秦日纲后来在田家镇设防死守，与湘军大战于半壁山，试图阻挡住曾国藩东进的步伐，但却中了湘军的火攻之计，损失了大小战船四千余只，不得已只能继续向后退守黄梅一带。

曾国藩正可谓是咸鱼翻身，不仅扭转了颓势，而且一路急速向东推进。在曾国藩看来，如果照这个进度前进，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打到南京城下。曾国藩当时颇为自信，他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报中写道：

“臣等一军，以肃清江面，直捣金陵为主。”

曾国藩俨然已经将攻取南京作为他的主要目标。但事实证明，他的自信显得有些过于轻率，因为此时真正的对手还没有正式出现在他面前，例如石达开和罗大纲。

武汉失守时，东王杨秀清命令翼王石达开和冬官正丞相率军增援。石达开深知与湘军交战，只能用计取胜而绝不能蛮干。当时为太平军制定的策略是：深挖沟，广修垒，坚壁清野以疲惫湘军，用争取主动的策略，重点消灭湘军的水师部队。为了尽可能地打击湘军水师，石达开让太平军每夜骚扰湘军水师，在岸上用火球、火箭抛掷敌船，并且在两岸设置千余人大声呼喊以虚张声势，致使湘军水师彻夜严防死守不敢怠慢，时间一长，湘军水师疲惫不堪。

石达开的侵扰水师策略，让曾国藩很是头疼。从地理位置来看，当时曾国藩已经远离了湖南老家，属于远征作战，因此曾国藩是耗不起的，于是他下令快速与太平军接战，尽快向南京进发。

对于曾国藩的意图，石达开很快便知晓了，但这位作战经验十分丰富的翼王，并没有立即选择与湘军交战，而是采取诱敌深入的策略，主动撤掉湖口的守军。他要利用曾国藩急于求战的心理，为其扎一个大口袋。

咸丰五年十二月十二日（1855年1月29日），曾国藩命令湘军水师营官萧捷三率领一百二十余艘轻便之船，从湖口深入鄱阳湖。石达开得到消息后，立即让罗大纲列阵将湖口堵塞，以断湘军的归路。深夜时分，罗大纲带领太平军火烧湘军战船，再加上岸边的士兵不断呼喊，虚张声势，造成了湘军水师极大的恐慌。太平军趁着湘军军心大乱，开始向其水师发起进攻，曾国藩在惊恐之下丢掉了自己的座船，最终败退九江。

曾国藩没有想到，这一战自己的水师居然被太平军打垮，仅剩下百余只战船，同时，九江江面上的湘军水师部队也被太平军肃清。石达开命令林启容坚守九江，然后自己带领主力部队乘胜西进，开始向湖北发动反攻。

应该说湖口之战让曾国藩重新恢复了理性，也让他认清自己打了几个胜仗，绝不意味着就可以轻易攻到南京，太平军当中还有石达开、罗大纲这样的强劲对手，更何况南京城里还有个统筹战略全局的杨秀清。因此，在水师部队损失殆尽的情况下，曾国藩决定在没有必胜的把握下不轻易与太平军接战。

曾国藩虽然有着自己的盘算，但形势并不能按照他的意志去转变。咸丰五年（1855）二月，东王杨秀清命令燕王秦日纲、“国宗”韦国俊、检点陈玉成再次进攻武昌。太平军攻势凌厉，驻守武昌的湖北巡抚陶恩培、知府多山等多名清朝大员阵亡。曾国藩看到太平军来势凶猛，稍作抵抗后便带领湘军退入南昌。咸丰皇帝闻听太平军第三次攻占武昌的消息后惊恐万分，立即以布政使胡林翼署湖北巡抚，道员李孟群署湖北按察使，并急令曾国藩立即进攻九江，以缓解武昌方面的压力。

曾国藩避战的算盘就此落空，先前他多次对咸丰皇帝的指令采取拖延之策，然而现在由于形势不同，他不能再以“水师被打残”为由而不执行皇帝陛下的命令，因为他知道由于太平军的肆虐，咸丰皇帝已经快要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自己再推拖不前，很可能会被皇帝陛下治罪。他只能牙掉了往肚子里咽，命令部将塔齐布率领陆军进攻九江，可是由于湘军仓促上阵，加上太平军守将林启容的固守，湘军在九江连吃了几个败仗，塔齐布因为久攻不下最终忧愤成疾而亡。

曾国藩不仅没能解皇帝陛下的燃眉之急，还在九江损失了一员心腹爱将，这让他备感郁闷。但是咸丰皇帝并不会理解曾国藩的苦衷，继续下令让他进攻崇阳，试图阻挡住太平军进入江西的步伐。可是由于曾国藩的消极，使得湘军在崇阳再次被太平军打败，而后一路进入江西势如破竹，攻占了八府五十余县。

气急之下的咸丰皇帝又让曾国藩协助湖北巡抚胡林翼进攻武昌。这一连串的反应和指挥，本身就是因为气急败坏而毫无章法，所以结果可想而知。咸丰六年（1856）三月，湘军将领罗泽南在武昌城下被太平军火炮击伤，不久后死去，曾国藩不得已退守南昌。他放眼四周援军无望，顿时心生哀叹：

道途久梗，呼救无从，中宵念此，魂梦屡惊。

曾国藩明白眼下由于太平军肆虐，自己的日子并不好过。事实上，远在北京城的咸丰皇帝日子同样不好过，因为当时遭遇惨败的不仅仅只有曾国藩的湘军，一直试图围攻太平天国都城天京的江南、江北大营也重蹈着曾国藩的覆辙，甚至遭遇了灭顶之灾。

<h3>5. 南北大营覆灭</h3>

当太平军在武汉决定前往南京，并一路向东推进的时候，清朝的钦差大臣向荣便一直率军紧随其后。咸丰三年（1853）二月，向荣率军进至孝陵卫，建立起了围攻天京的江南大营。

二月二十五日（4月3日），直隶总督陈金绶、内阁学士胜保带领四千清军赶赴浦口。两天后，钦差大臣琦善也带领两千清军赶到浦口。三月九日（4月16日），琦善领军在扬州城外的雷塘集扎营，陈金绶、胜保在扬州城外帽儿墩扎营，建起了与向荣对应的江北大营。

当时，咸丰皇帝得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对江南军事防务进行了重新部署，调福州将军怡良为两江总督，署四川总督慧成转赴徐州一带堵防，谕令内阁学士许乃钊、湖北按察使江忠源帮办向荣军务。最初在南京周围集结的清军共有四万人，后来又向江苏遣去的各省绿营及旗兵共计八万余人，围攻天京的清军部队总共达到十二万人。

由于那个时候太平天国北伐军已经到达北方，因此咸丰皇帝给清军的部署是：一方面要随时防御太平军北上；另一方面则是包围南京，伺机展开进攻。

事实上向荣虽然驻扎在孝陵卫，也挡住了太平军向东发展的道路，但他的江南大营并无夺取南京的实力。他向咸丰皇帝报告说，以他目前的兵力，阻挡太平军尚且有些把握，但是南京城实在太大，如果围攻，实力还达不到。向荣的建议是，想要拿下南京必须智取，只有实现里应外合，才有机会成功。

通过和太平军的不断交手，向荣深刻认识到，如果想攻占南京，必须首先肃清长江上的太平军。为此，他从湖南征调了十四只炮船，自己又制造了十四只，并且筹集浙江的舰艇、外国货轮四十余只，共计大小战船七十余只，算是组建起了一支水师部队。咸丰皇帝为了支持向荣的水上作战，命令两广总督叶名琛在广东招募商船北上，交付向荣使用，并让叶名琛尽可能地向外国人征用或租用火轮船，尽全力增强向荣水师的实力。可是即便这样，向荣的水师与太平军拥有九军以及万余艘战船的水师部队相比，依旧是小巫见大巫。

不过咸丰皇帝已经等不了那么长时间了，在叶名琛征调的火轮船刚刚到位后，他就急令向荣发动对南京的进攻。他在五月二十九日（7月5日）的谕令中有这样一段话：

……总之，若能迅克金陵，则汝功最大，前罪都无；若仍吃紧时巧为尝试，则汝之罪难宽，朕必杀汝。凛之！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咸丰皇帝当时已经心理失衡到什么程度，一个即将要对敌方的都城发起进攻的将领，居然承受着来自本方皇帝陛下施加的生命威胁，可想而知，向荣当时的心理会是一种什么状态。

向荣已经没有其他道路可选，前方就算是万丈悬崖他也必须前行。因此他在六月二日（7月7日）接到咸丰皇帝的谕令后，立即挑选精兵三千余人，佯攻南京朝阳门，暗中向太平门发起进攻；次日又偷袭朝阳门，均被太平军击退。七月五日（8月9日），向荣又偷袭汉西门未成，次日进攻雨花台、朝阳门均被打败。七月二十二日（8月26日），署江宁将军苏布通阿和总兵秦定三督兵进攻雨花台，也被太平军击退。

八月十七日（9月19日），向荣改变策略，不再实行强攻，而是让士兵改装易服，冒充赶集人，挑着鸡鸭鱼肉等，混入神策门外的买卖街，拟定以放火为号，趁着早市人多之际，偷袭神策门外的太平军营垒。可是由于放火的士兵与进攻的士兵配合不默契，结果被城楼上的太平军发现，城上顿时众炮齐发，清军抵挡不住只得撤回大营。

向荣的江南大营当时本就兵力不多，上述这一连串的进攻都被击败，就已经印证了向荣所说的—阻挡太平军尚有把握，而攻占南京城则无把握。可是咸丰皇帝并不这样想，他在十二月五日（1854年1月3日）的上谕中措辞十分严厉：

向荣自抵军营以来，实在与贼接仗，仅止钟山与七桥瓮两次。嗣后迭次奏报，非言攻战之难，即铺张进攻之法，究竟数月以来，从未见一真实胜仗。

总由骄滑之习，横结于中，不知悛改，殊堪痛恨！向荣接奉此旨，若再不迅速进攻，仍前迁延观望，国法具在，必当立置重典，断不能以东南暂保无事，遂从宽宥也。

在咸丰皇帝看来，自己对向荣已经给予了足够的耐心，如果不是向荣已经尽心进攻南京城，恐怕咸丰皇帝早已将其治罪。然而站在向荣的角度，江南大营的确是困难重重。

当时向荣除了要顾及南京之外，还得派兵增援镇江、上海，甚至援救江西和扬州，因为这些地方此时都在遭受着太平军的侵扰。到了咸丰三年（1854）十月的时候，向荣军只剩下万余人，真正能够上阵作战的也就几千人而已。向荣斗胆向咸丰皇帝奏请将江北大营的瞿腾龙部队的两千人中，拨给自己一千人使用。

咸丰皇帝断然拒绝，他认为向荣的这个请求，是削弱江北大营的愚蠢想法。江北大营一旦削弱，太平军就又有可能挥师北上，到时京畿地区受到威胁，向荣承担得了这个责任吗？因此他痛斥向荣说：

汝自广西追贼至江南，徒费多兵，未见有尺寸之功，尚何面目拨江北之兵？断不准行，汝必要江北兵，可将汝首送来。

咸丰皇帝的话让向荣无地自容，吓得他立即上表请罪，此后不敢再提请拨江北之兵的事。可是随着战局的发展，江南大营的兵力越来越捉襟见肘，向荣感觉自己的前途十分暗淡，也暗自埋怨皇帝陛下为什么如此不理解自己。他或许并不知道，江北大营也存在着诸多问题。

江北大营最初的最高指挥官是钦差大臣琦善，直隶提督陈金绶帮办军务，大营成立不久后就开始围攻扬州。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太平军扬州守军在清军的极大压力下，在曾立昌、陈世保的指挥下冲出扬州，与赖汉英、黄生才等援军会合南走瓜州。琦善随后领军进入扬州，实际上是占了一座空城。

咸丰皇帝得到消息后，发出上谕，对琦善围攻扬州那么长时间最后仅是得到一座空城，表示极为不满，将琦善、陈金绶等一干人革职留营效力。那段时期琦善虽然丢了职位，但毕竟还能利用自己的威望统领着江北大营的军务。

次年江北大营便发生了人事变化。咸丰四年（1854）二月，琦善领兵进攻瓜州，遭到了太平军的顽强抵抗，总兵瞿腾龙战死，琦善因为战事颇为不顺也身染重病，半年后死于军中。咸丰皇帝以前任江宁将军托明阿为钦差大臣，督办扬州军务。托明阿就这样成了江北大营的第二任主帅。

身为满洲旗人的托明阿，也算是一员能征善战的勇将，历任参将、副将、总兵、提督、将军等职。咸丰三年（1853）他奉命领军援救安徽滁州，堵截太平天国北伐军，而后又尾追北伐军至河南、山西、直隶等地，因为作战负伤不得已解职休养。咸丰四年（1854）二月伤愈后，赴直隶僧格林沁军营帮办军务，奉命围攻阜城、东光、连镇，为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立下功劳。七月，托明阿被咸丰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后，就赶往扬州督办军务。咸丰皇帝特意下谕令，让他悉心筹划，与陈金绶等人全力配合镇压太平军，尤其要与江南大营的向荣经常联络，万万不可心存成见。

咸丰皇帝的谕令就如同一个预言，或许他对自己的臣子实在过于了解，所以才特意给托明阿下了这样一道谕令。后来的事实证明，托明阿仰仗自己镇压太平天国北伐军的那点儿功劳，丝毫不把向荣等人放在眼里，不仅没和向荣建立联络，而且对自己驻守的扬州地区也疏于防备。

早在咸丰三年（1853）的时候，因为上海小刀会的起义，内阁学士许乃钊因在上海镇压不利而被革职处分，咸丰皇帝以吉尔杭阿署江苏巡抚。咸丰五年正月一日（1855年2月17日），吉尔杭阿在法军提督拉尼尔的协助下，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拿下了上海，小刀会领导人刘丽川带领贴身的二百名卫兵想要从虹桥突围，最终寡不敌众战死，小刀会起义被镇压下去。

咸丰皇帝随后让吉尔杭阿奔赴江南大营帮办军务，这样一来就为向荣增添了一些实力。可是好景不长，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咸丰皇帝不知出于什么意图，谕令吉尔杭阿移兵进攻镇江，试图切断镇江太平军守军与外界的联系。可是太平天国燕王秦日纲看出其意图，立即增兵镇江，当时已经升任冬官正丞相的陈玉成带领先锋部队一举冲过清军防线，与镇江守将殿左五检点吴如孝会师，成功建立了与镇江之间的协防战线。

咸丰六年（1856）二月，秦日纲与镇江城内守军内外夹攻大败清军，焚毁营盘十六座。当时清军防线一片大乱，秦日纲乘胜东进，由金山连夜渡江进兵瓜州，并于次日拂晓时分，发起了对江北大营的驻防地扬州的进攻。

由于托明阿疏于防备，在太平军连续摧毁营垒一百二十余座后，清军依旧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当时清军闻风而逃，托明阿最后被太平军打得只剩下千余人，不得不退守秦家楼、蒋王庙一带。三月一日（4月5日），太平军成功占领扬州府，这也就意味着苦心建立的江北大营，由于托明阿的疏于防范，基本上已经处于瘫痪状态。

太平军似乎并不想就此收手，三月十二日（4月16日），燕王秦日纲、丞相陈玉成、副丞相李秀成等领兵占据浦口，清军总兵武庆惧战而退走六合，向荣立即派遣总兵张国梁渡江增援。然而张国梁行动实在过于缓慢，一直到四月二十四日（5月27日），太平军自瓜州渡过金山攻陷了黄泥州，而张国梁才刚刚走了一半的路。眼看江北大营即将不保，吉尔杭阿自九华山带兵赶来增援，但是由于仓促应战，于四月二十九日（6月1日）在镇江高资被太平军打败，吉尔杭阿也在战斗中阵亡。五月一日（6月3日），太平军一鼓作气连破清军镇江、九华山七十余座营盘，总兵虎嵩林败走丹阳。

扬州和镇江的失守，意味着清军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攻破，这一切除了因为太平军作战英勇，更是托明阿疏于防备而引起的连锁反应。不过对于始终处在南北夹击状态下的太平天国都城天京来讲，倒是缓解了一定的压力。

五月十二日（6月14日），秦日纲、陈玉成等人领军回到天京，不过他们并没有进城，而是屯营城东，将目标对准了江南大营。

东王杨秀清十分明白，清军江北大营的破灭，一定会对江南大营的向荣在精神上造成极大的冲击。因此他并没有让秦日纲等人入天京城进行修整，而是让他们在城东补充粮草兵马后，于五月十六日（6月18日）与回到天京的翼王石达开一起，向江南大营发起进攻。

事实上，向荣闻听江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的消息后，确实惊恐万分，但他并没想到太平军会如此神速地转向他的江南大营发起进攻，因此向荣算是仓促应战。五月十七日（6月19日），太平军分兵猛攻仙鹤门、紫金山清军大营，清军一触即溃。次日，太平军又从灵谷寺后翻山，突袭孝陵卫清军的四座马队营盘，同时分兵进攻洪武门、朝阳门，连破清军二十余座大营，最终将驻扎在孝陵卫的江南大营一举攻破。

向荣实在没想到他的江南大营会兵败如山倒，不得已只得连夜带着福兴、张国梁等人撤退到淳化镇，次日又败退到丹阳。秦日纲却是“宜将剩勇追穷寇”，在后边死死咬住向荣不放。咸丰皇帝得到消息后，将向荣、福兴、张国梁三人革职。

来自皇帝陛下的压力以及太平军的穷追不舍，终于将向荣压垮。虽然江南大营最终被攻破，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很长时间以来，向荣都在兢兢业业地执行着皇帝陛下的谕令，甚至说到现在为止，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向荣一直表现得很积极。然而从咸丰皇帝先前多次痛斥他来看，向荣显然已经不再受到皇帝陛下的信任，虽然这次丢掉了江南大营，咸丰皇帝只是将他革职，但万念俱灰的向荣已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将会走向何方。于是在一片晦暗笼罩下，向荣于七月九日（8月9日）在丹阳自缢身亡。

对于这位尽心尽力的高官来讲，也许死亡是一种最好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