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赫那拉氏与奕最终联合发动祺祥政变，是长时间酝酿的过程。双方虽然一个身在北京，一个身在热河，但彼此间经常通过相关渠道进行联系，而其中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醇郡王奕。

当时，奕经常写信给奕，让他向自己传递咸丰皇帝在热河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在恽宝惠的《关于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之因果》中，指出了奕与叶赫那拉氏的特殊关系与他所肩负的特殊使命：

醇郡王奕，系于咸丰九年奉旨指婚，以叶赫那拉氏为福晋，则西后之胞妹也……并于翌年三月即生一女，同年八月，奕随文宗北行。时洋兵已逼近京城，其福晋当在偕行之列。内廷私觌，事所恒有，出入宫闱，带信至便，亦不至惹人疑忌。其招致奕密除肃顺，自有奕在外为之穿线。

奕在当时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出入行宫是很方便的。但是据记载说，叶赫那拉氏派人送信给远在北京的奕，其中颇费了一番周折。也有传闻说她和钮祜禄氏秘密商议后，效仿《三国演义》中周瑜打黄盖的苦肉计，将安德海痛打一顿，然后下令将安德海交由北京朝廷处理，这样才将消息带给了奕。虽然只是传闻，但也可以看出当时叶赫那拉氏在热河行宫的处境并不乐观。

事实上，叶赫那拉氏向奕求助，奕也在北京时刻关注着热河方面的情况。想要促成咸丰皇帝回銮的计划失败，想要前往热河探望皇帝的想法被否定后，奕已经是郁闷至极，等到咸丰皇帝诏令八大臣辅政，奕得知居然没有自己时，他的郁闷已经开始转化成愤恨。

叶赫那拉氏给奕的密信是七月七日（8月12日）发出的，七月二十日（8月25日）奕才接到，但是咸丰皇帝在七月十七日（8月22日）已经去世，也就是说将近四天的时间里，奕不知道叶赫那拉氏在热河的情况，他只能立即奏请奔赴热河叩谒梓宫。

奕在八月一日（9月5日）到达热河。肃顺等八大臣认为手中握有先帝的“遗命”，对奕没有警惕，而且奕见到载垣、端华等人极其谦卑，这也让他对八大臣产生了藐视之心。当时两宫太后想要召见奕，结果被肃顺以应避叔嫂嫌疑、皇太后居丧等理由所阻拦。

但是奕将计就计，告诉肃顺，太监已经很多次向自己传两宫懿旨，自己必须奉旨行事，为了避叔嫂之嫌，请肃顺和端华陪着自己一同觐见。但是当时两宫如果没召见大臣，大臣是不能随便觐见的，因此肃顺只得同意奕去见两宫。

据《热河密扎》记载，当时奕与两宫太后进行了一番长谈，而王闿运的《祺祥故事》记载了这次谈话的大致内容：

1.两宫太后向奕控诉八大臣肆意擅权、飞扬跋扈的情况，而且双方统一了不能容忍八大臣专权的认识。

2.做出了清除八大臣的决定，确定了解决他们的时间—必须是在回京之后。

3.为了打消两宫太后的思想顾虑，奕告诉她们，洋人们对此肯定无异议，一定会支持自己。

咸丰皇帝去世前，奕身在热河本就十分危险，此次他来到热河，其状况要凶险百倍。要知道咸丰皇帝去世前，八大臣尚有顾虑，而现在他们已经成为朝廷政局的把控者，随时可以将奕置于死地。

当时奕潜伏在热河行宫的伙伴们，不时地为他出谋划策，这些人担心奕与两宫太后清除八大臣的计划会泄露，因此在与奕商议对策时，可谓万分小心。这些人一致认为奕应该尽早回北京去，可是当时还在咸丰皇帝的丧期之内，奕如果贸然提出回到北京，恐怕会引起八大臣的怀疑，因此奕就想到利用与两宫太后的部分谈话内容，作为回京的理由。

上边我们说过，两宫太后担心联合奕发动政变，会引起洋人的不满，毕竟八大臣辅政是咸丰皇帝正式对外宣布的；而且与英法两国刚刚签订《北京条约》，如果高层出现动荡，洋人们一定会担心大清帝国政策有变。针对这个问题，奕已经做了保证。但是当时国内还有太平军和捻军势力，尤其是捻军势力一直在直隶附近活动，僧格林沁虽然极力镇压，但效果不佳，捻军随时都有可能威胁到京城。

为防止捻军侵扰京城而回去，的确是个合适的理由。因此奕面见两宫太后，让她们联名下懿旨，以防止捻军为名，让自己赶快回北京。

奕的这个想法，除了能够让自己尽快脱身之外，也让两宫太后找到了可以回到京城的理由。让奕回到北京“做好防务工作，消除捻军对京师的威胁”，就是为后边两宫太后回北京做铺垫。

八月五日（9月9日），接到两宫太后指令的奕，让八大臣代自己请示太后回京的时间，两宫的回复是“令明日请安”，意思就是“应该早晚会回去”。次日，奕辞别两宫太后，急速回到京城。

<h3>6. 听政之争</h3>

以今日之视角看，咸丰皇帝临终前决定让八大臣辅政，其实就是针对叶赫那拉氏。他设计的这种皇权与臣权互相制衡的机制，如果没第三方势力介入，双方或许还能保持一定时期的政治稳定。但偏偏在“热河派”与两宫太后之间，还有个“北京派”。而且“热河派”在咸丰皇帝去世后，对于权力分配问题处理得并不得当，导致“北京派”与两宫太后趁机联手，试图从“热河派”手中夺回权力，这是祺祥政变的根本原因所在。

然而从狭义的祺祥政变这个行动本身来说，其终极导火索源于两宫和“北京派”共同提出了“垂帘听政”之说，或者说是借题发挥，为“热河派”挖了一个巨大的坑。

“北京派”的成员们早在奕奔赴热河之前，就积极地策划“垂帘听政”事宜，其核心人物除了奕之外，还有大学士周祖培和贾桢，御史高延祐、杨崇伊、董元醇，刑部官员陈叔之，户部官员李慈铭等人。“太后派”的核心人物则是醇亲王奕以及八大臣之外的其他皇室成员。

所谓“垂帘听政”，是指新皇帝年纪幼小，两宫太后临朝听政，在殿上用帘子遮隔。历史上垂帘听政始于秦国宣太后，后来的汉朝、西晋、北魏、唐朝等都有垂帘听政的历史。“北京派”搬出历史经验，提出这个意见，其实是想提升两宫太后的权力，进而削弱八大臣的权势。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时“北京派”中有“热河派”成员，“热河派”中有“北京派”成员，彼此纠缠在一起，前者如陈孚恩，后者如曹毓英，让形势一下子复杂起来。

例如曹毓英，时任领班军机章京，人称“曹师爷”。处事圆滑狡黠，善于观察风向，虽然身在热河，但经常与奕密信往来，密报了不少热河的情况。曹毓英十分不满肃顺等八大臣的专权，在咸丰皇帝病重时，他就当着肃顺的面说过应该让恭亲王奕摄政，惹得肃顺立即大怒，不断斥责曹毓英。

曹毓英就这样渐渐地与肃顺产生了矛盾。咸丰皇帝去世后，八大臣在权力分配上不断挟制两宫太后，曹毓英便将八大臣的做法向身在北京的官员们广泛宣扬。

事实上在奕到达热河的八月一日（9月5日），大学士周祖培已经秉承懿旨，指使门人董元醇写好奏请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奏折。周祖培的动机当然是公报私仇，他和肃顺同掌刑部的时候，曾经遭到肃顺的排挤。

周祖培可以说是“北京派”中极力鼓吹垂帘听政的人，而且奕在热河期间，周祖培还指使部下李慈铭搜集历代太后临朝的先例，编成《临朝备考录》准备进呈，为两宫太后听政寻找历史依据。

据李慈铭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四日（1861年9月8日）的日记中记录：

当国有议请母后垂帘者，属为检视历代贤后临朝故事。余随举汉和熹（和帝后）、顺烈（顺帝后）、晋康献（康帝后）、睿知（景宗后）、懿仁（兴宗后）、宋章献（真宗后）、光献（仁宗后）、宣仁（英宗后）八后，略疏其事迹，其无贤称者，亦附见焉，并为考定论次，并条议上之，其稿别存。

但就在这篇《临朝备考录》刚刚写好之后，周祖培听说董元醇的奏折被两宫太后扣下了，而且还被载垣等人知道了，载垣正准备拟旨驳斥。他担心自己说错了话，于是就没将《临朝备考录》继续进呈。

董元醇的奏折发出时间是在咸丰十一年八月六日（1861年9月10日），到达热河行宫的时间是八月九日（9月13日），此时奕已经在热河回北京的途中。如果说两宫太后是董元醇奏折的授意者，那么周祖培则是主使者。但是周祖培因与肃顺私怨太重，一心只想打击报复而不管时机恰当与否，致使“北京派”的很多官员都埋怨他发力过早，容易打草惊蛇。

周祖培指使董元醇上的这份奏折，为什么会在热河行宫激起轩然大波，让载垣等八大臣如此恼怒呢？仔细分析这份名为《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的内容，大致有以下四个意思：

1.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左右的人不允许加以干预，更不应该蒙骗两宫太后。

2.另简亲王辅政。并指出对于辅政亲王应该庶、亲、贤并用。

3.建议为小皇帝选择老师加以教导。

4.建议整顿高级官员队伍，尤其是那些不能廉洁自律，贪黩营私者。

这封奏折矛头当然直指八大臣，甚至连点儿含蓄的话都没有，算是对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所作所为的一个变相总结。

董元醇的这封奏折既有深远的背景，又有深刻的内容，充满了浓厚的火药气味，可以说是“北京派”向“热河派”宣战的总纲领，更是引蛇出洞的一步棋。不过原计划是等两宫太后回京后再行抛出，只是因为周祖培一心公报私仇，所以引起了八大臣的警觉。

这封奏折一目了然，八大臣一致认为来者不善，善者不来，他们必须小心应付来自“北京派”的威胁。两宫太后虽然已经将折子扣下，但是八大臣还是派人向太后要折。当时西太后表示留着以后再说，但怡亲王载垣却冷笑一声，其寓意深沉，感情复杂，究竟是憎恨与蔑视，还是挑战与虚张的交织，恐怕谁也说不清。

既然是大臣上的奏折，又是事关国体政务的，而且关于折子的内容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两宫太后留看的托词，也只能是拖得了一时拖不了一世。八月十一日（9月15日），两宫太后终于召见八大臣，将奏折的内容公开，并且表态同意奏折中的建议，并着手准备实行。

当时载垣、端华、肃顺三个人率先站出来反对，史书上的说法是“勃然抗论，以为不可”，可见态度有多坚定。他们的理由是八大臣是先帝选定辅政的，现在不能听命于两宫太后，甚至说两宫太后看这封奏折都是多此一举。

吴语亭的《越缦堂国事日记》记载：

三人纠党纷争，声震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尿后衣。

载垣等三人竟然当堂让小皇帝吓得尿了裤子，可谓态度极其恶劣。从两宫太后那里退出来后，他们以本朝没有太后垂帘的先例为由，让手下人立即起草谕旨，公开批判董元醇。

对应董元醇奏折的相关内容，八大臣联名起草的奏折中也有四项内容：

1.皇太后垂帘听政不可行，因为本朝没有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

2.另简亲王辅政也断不可信，所有人都必须按照先帝的遗愿行事，董元醇的上奏必定居心不良。

3.为小皇帝选老师没必要，先帝已经选定李鸿藻为帝师，董元醇还上奏建议选帝师，实在是昏庸的建议。

4.对文武大臣不必考察，只要严申国法军纪，所有大臣必能尽心竭力，不负皇帝陛下圣恩。

值得一提的是，八大臣是以新皇帝下发谕旨的形式来批判董元醇的奏折内容的，文内有很多严厉质问的词汇，事实上是在质问董元醇的靠山奕，针对“北京派”的言论进行反戈一击。按照当时的制度，这封谕旨想要下发，还得需要两宫太后盖章批准。载垣将谕旨递上去后，两宫太后见与董元醇的奏折南辕北辙，因此将谕旨扣下，没有同意签发。

从《热河密札》记载的情况看，当时两宫太后针对谕旨的争议内容，特意召见了载垣和端华等人，但具体谈了什么并没有记载，只是说端华等人出来时怒形于色，而且太后依旧没有批准，可以说是不欢而散。

当天双方看起来，属于虽然都有一股无名火，但毕竟还没有直接发生冲突。然而次日上午，情况却出现了变化。

八月十二日（9月16日）上午，八大臣没等召集，便自行去见两宫太后。依旧是《热河密札》记载，说当时八大臣和两宫太后吵得很厉害，杜翰甚至肆意顶撞，气得两宫太后手都颤。当时两宫太后将其他奏折先批准下发，可是载垣没见到前一天自己拟定的谕旨，就是不接受其他的批示，用停止办公的方式搞对抗，由此双方陷入僵持局面。

一直到了中午，情况稍微有所缓和。西太后依旧坚持垂帘听政，东太后认为不如暂缓一步，毕竟目前身在热河，两个女人势单力孤，等到回了北京一切再从长计议，最终说服了西太后将谕旨下发。

两宫太后的妥协，让八大臣备感自豪。在他们看来，两宫太后同意下发谕旨，既是对“北京派”的绝好反击，又充分证明了八大臣才是这个朝廷的真正主人。他们自认为没有辜负咸丰皇帝的信任，也实现了咸丰皇帝制约太后干政的意图。

八大臣虽然专权跋扈，但他们确实是在尽心尽力地维护着咸丰皇帝的遗愿。但是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咸丰皇帝的去世，意味着朝廷风向标的转变。八大臣在策略上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们没有选择与两宫太后联合，或者说是没有因势利导选择必要的妥协，而是将两宫太后拱手推向了敌对者“北京派”。当时身在热河的军机章京许庚身在给京师官员的密札里，就对八大臣面临的危局分析得很是透彻：

如二四者，可谓混蛋矣。夫今日之事，必不得已，仍是垂帘（温公、魏公不能禁止垂帘，诸公意欲加而上之矣），可以远祸，可以求安。必欲独揽其权，是何诚心？鄙意如不发下，将此折淹了，诸君之祸尚浅。固请不发，搁车之后，不得已而发下，何以善其后耶？此诸君所不知，旁人知之。不必为伊言，言亦不见听，徒觉多事耳。昔人云，霍氏之祸，萌于骖乘。吾谓诸公之祸，肇于搁车矣。高明以为何如？

许庚身是咸丰初年由举人考取的内阁中书，虽然入仕时间不算太长，但是很受咸丰皇帝的赏识，也算是皇帝身边的人，所以知道很多核心机密的事情。而且他对肃顺指使自己起草文件颇为不满，算是身在“热河派”中间的“北京派”成员。

许庚身在密札里说肃顺等人不识时务，即将大祸临头。可惜的是，八大臣作为当局者还依然感受不到来自外界的危险，不能不说是掌握权力者自大的一种通病。

如果抛开对任何一方的倾向性，只从权力斗争角度来看待八大臣的所作所为，不能不说他们的最大失策在于没有将兵权牢牢地抓在手中，对于有兵权的几个人，也没有很好地进行拉拢，这些人中首当其冲的就有时任兵部侍郎的胜保。

胜保是个善于见风使舵的人。咸丰皇帝在位时，他见叶赫那拉氏生了皇子，便极力向叶赫那拉氏靠拢，因此胜保当时是太后一派的人。咸丰皇帝去世后，胜保扬言要清君侧，八大臣对他颇为忌惮。胜保在热河为咸丰皇帝吊丧期间，单独为两宫太后上折言事，事实上等于拥护垂帘听政。被触碰底线的八大臣当然不能允许这样做，于是就批判胜保违背了先帝的遗愿。打出了“先帝遗愿”这张王牌，胜保不得不自我检讨，但这就等于让他更加忠于两宫太后，同时也将他推向了“北京派”。

胜保在八月十四日（9月18日）到达热河的当晚，许庚身就拜访了他，目的就是刺探他的态度。让许庚身没想到的是，胜保的态度颇为明朗，充分认识到不回北京断不能发难的道理，这等于承认了加入“北京派”。这为“北京派”后来发动政变增添了底气。

八大臣并没有重视胜保这块宝，当时他们看重的掌握兵权的人物是御前大臣、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不重视胜保而重视僧格林沁，等于舍近求远。当时载垣亲自修书一封致僧格林沁，想要拉拢这位蒙古亲王。但僧格林沁的态度一直就倾向两宫太后，而且这位亲王在面对英法联军的时候，还曾经接受过奕的领导。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八大臣拉拢僧格林沁都有些无厘头的感觉。

纵观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的表现，专权跋扈、威逼两宫太后、排挤奕、权力分配不公、没有拉拢该拉拢的人，所有的一切都在表明，他们是在奔往绝境的路上大踏步前行。真是应了那句话：不作死就不会死。

而听政之争不仅让“热河派”陷进了“北京派”挖下的大坑，更是八大臣的敌对派正式联合的催化剂。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有的一切都将在他们回到北京后见分晓。

<h3>7. 北京政变</h3>

八月十日（9月14日），恭亲王奕终于从热河回到北京。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回来。等到大臣们得到消息后，纷纷前往恭王府拜谒，都非常想了解热河目前的情况。但出人意料的是，奕始终守口如瓶，只说了两宫太后很快就会回到北京，太后和皇上一切安好，便不再透露其他内容。

当时，周祖培的态度变化比较明显，他担心奕回来后会将自己治罪。因为已经因病辞职的前大学士祁寯藻，从保定写信告诉北京的大臣，认为垂帘听政非本朝家法，董元醇的上奏绝不可行。信件内容一经公开，对北京的大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认为垂帘听政不过是一厢情愿，等到太后回到北京，必定严惩董元醇和周祖培。

鉴于朝臣们紧张的情绪，内阁侍读学士恩承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奕，同时建议可以将两宫太后的旨意暗示给朝臣，以便稳定人心，但却被奕所否定。

在奕看来，两宫太后和自己好不容易为八大臣挖了“垂帘听政”这个巨大的坑，虽然周祖培出手太急，但八大臣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进入了圈套。而且，肃顺等人正得意忘形，听到这个消息必然更加放松警惕。等八大臣回到京城将之一网打尽就可以了，现在没必要再张扬此事。

以今日视角来看，奕之所以能够胸有成竹，除了北京是他的地盘以及两宫太后是他的坚定联盟者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洋人的力量。奕主张向英法求和，在当时赢得了洋人的好感，奕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在祺祥政变中，洋人也是奕所依靠的力量之一。

为了更充分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政变，奕与洋人早就开始有所联系。在奔赴热河之前，他特意派文祥到英国使馆面见领事普鲁斯，告诉他自己这次前往热河，是向两宫太后解释英法两国对大清帝国不存在敌意。等到奕回到北京后，又派恒祺到英国使馆，表示自己担保在回京问题上不将英法两国是否威胁到安全考虑纳入范围之内。

奕的这两个表态，貌似是在示弱，其实也是在示好。在那个英法联军刚刚入侵北京之后的特定时间段里，大清帝国能够迅速展现向洋人示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敌对，尽量减少了发动政变的外界阻力。

奕谋划得十分严密，就像是隐藏在黑暗处的豹子，等到时机成熟会不顾一切地扑向猎物。反观身在热河的八大臣，此时依旧沉浸在总揽大权的喜悦中，尤其是听到祁寯藻也反对董元醇的上奏，更加开心，肃顺等人甚至扬言，董元醇妖言乱政，罪不可恕。载垣和肃顺等人特意向两宫太后请旨，希望能将董元醇定罪，被两宫太后拒绝。他们进而以辞职相要挟，史书上记载说是：“语既愤激，声色尤厉。”

看八大臣的态度，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威胁已经悄然袭来，而是继续试图以强硬的姿态控制两宫太后。西太后在拒绝八大臣后，便意识到解决八大臣的问题应该在北京，此时身在热河不如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暂时向八大臣妥协，而东太后眼见垂帘听政阻力如此之大，有些灰心丧气，但是西太后却极力劝说她要重拾信心。最终，两宫太后统一了认识：一切等回到北京再行处置。

祺祥政变的关键节点就在于，八大臣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回京。两宫太后在奕回到北京后，就下旨准备回京。虽然肃顺等人以京师刚刚被英法联军劫掠、防务十分空虚为理由，极力反对，但是两宫太后坚持回京，并表示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与辅政的八大臣无关，绝不会将他们治罪。

以今日视角来看，八大臣虽然不断逼迫两宫太后，但反对回京事宜，还是发自内心地为两宫太后着想。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只从两宫太后的安全角度去考虑问题，却忽视了自己的安全。在回京事宜上，八大臣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让西太后将计就计地解除了他们的兵权。

九月四日（10月7日），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面奏太后，以“差务较繁”为由，申请在回銮事宜中不承担具体任务，而改派其他任务。当时西太后意识到这是夺取八大臣兵权的绝好机会，于是就下旨同意了三人的请求：

载垣着开銮仪卫、上虞备用事处，端华着开步军统领缺，肃顺着开管理理藩院并向导处事务。

銮仪卫的掌卫事大臣，管理皇帝的侍卫队与仪仗队。上虞备用处是随侍皇帝的渔猎机构，管理大臣率领三旗侍卫入值。步军统领是专管满、蒙、汉三旗步兵的统领。向导处是为皇帝出巡做准备工作的机构，统领大臣率领所属官兵先期前往车驾经行之地进行详细考察，类似今天军队中的侦察连。对于八大臣而言，这几个重要职务被解除，等于是手握空拳，按照薛福成的说法是：外示优礼，实夺其兵权也。随后西太后便将步军统领的职务委任给奕。

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在载垣和端华以及三万护卫兵的保护下到达了北京。当时肃顺、奕等人因为护送梓宫还在半路上。恭亲王率领北京的王公大臣出城迎接，并秘密汇报政变已经准备就绪。回到皇宫后，两宫太后向大臣们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八大臣在热河如何藐视她们孤儿寡母，周祖培认为应该立即将八大臣治罪，不过西太后还是认为八大臣毕竟是咸丰皇帝选中的辅政大臣，不能轻易将其治罪。最终，两宫太后和奕达成一致，先将八大臣革职再予以清除。

然而，即使这个并不太复杂的过程，也需要做到滴水不漏。任何一种变动或变革从来都是舆论先行，北京政变也是如此。在回銮后的第二天，就有大臣开始上疏请求两宫太后掌握实际权力。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上疏《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

唯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渝，渝则弊生。……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议，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中宫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廪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

奏折的内容明显是让两宫太后摆脱八大臣的操纵。同一天胜保的奏折也到达京城，交由群臣议论，共同商议在两宫太后目前被限制权力的形势下，该如何改变现状。算是首先从舆论上揭开了北京政变的序幕。

以今日视角来看，两宫太后和奕在北京政变中的策略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率先出手，正式颁布谕旨。

两宫太后在大臣们上完请求掌握实际权力的奏折后，便顺势召见奕、桂良、周祖培、贾桢、文祥等大臣，控诉八大臣飞扬跋扈、图谋不轨的罪行，并正式下旨宣布人事布局：

一、谕内阁着王大臣等妥议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具奏；

二、谕内阁解赞襄政务王大臣任并派奕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

三、谕将载垣等革职拿问；

四、谕将肃顺即行拿问议罪。

第二步：迅速逮捕载垣、端华和肃顺。

就在两宫太后下旨的当天，载垣和端华上朝来得很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解职，在殿外他们正好碰到从大殿内走出的奕、文祥和周祖培等人。

当时，载垣和端华十分纳闷，于是载垣便当场开口说道：

“外廷臣子，何得擅入？”

“有诏！”奕的回答也是相当有底气。

没等载垣和端华说话，奕便将两宫太后已经颁发的谕旨打开，高声念诵道：

“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

“我辈未入，诏从何来？”载垣和端华厉声怒言道。

面对载垣和端华的质问，奕并没有做过多的解释，而是立即命令侍卫将两个人押往宗人府看管。

当时肃顺护送梓宫正走到密云县，距离京城还有百余里，睿亲王仁寿、醇郡王奕在得到载垣和端华已经被软禁的消息后，立即将肃顺等人捉拿，然后一并送入宗人府。至此八大臣全部倒台，此时距离咸丰皇帝去世只有半年的时间。

八大臣都被拿下并不意味着事情就此结束。两宫太后走到政治前台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建立新的领导核心，因此北京政变的第三步就是组成新的辅政班子。

十月一日（11月3日），两宫太后连续颁发多道谕旨，大体内容是：

谕内阁恭亲王奕着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谕内阁着恭亲王奕补授宗人府宗令；谕内阁着大学士桂良、户部尚书沈兆霖、户部右侍郎宝鋆，均着在军机大臣上行走；鸿胪寺少卿曹毓瑛，着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这几道谕旨的下发，意味着建立起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的“北京派”辅政新班子。十月二日（11月4日），又谕令奕补授总管内务府大臣，又谕着他管理宗人府库银，等于让奕集政权、兵权、族权、财权于一身。

政治斗争从来都是新人笑旧人哭，在大清帝国生成新的政治领袖之后，并没有忘记先前的对手，只是这种不能忘记并不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的慰问。因此北京政变还需要完成最后一个步骤：清算八大臣，查办余党。

无数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一个政治集团倒台后，总会有投机分子踊跃表现出落井下石的样子，希望借此机会立功受赏，而这种做法恰恰给了其政治对手顺理成章进行清算的借口。北京政变也没有摆脱这种套路。

就在两宫太后连下五道谕旨的同一天，少詹事许彭寿上《密陈查办党援等四项事宜折》，希望能够扩大对“热河派”的打击力度，清算其余党以及为“北京派”平反。显然许彭寿这个折子很能迎合两宫太后和奕的口味。但两宫太后头脑还是十分冷静的，她们让许彭寿说出谁是“热河派”的余党，防止有人被诬陷，而且谕令官员们不准互相弹劾，以免误伤太多。

两宫太后的这种反应，与其说是为了稳定政局，不如说是为了将对官员如何定性的主动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当时除了下旨首先查抄她们最为痛恨的肃顺的家之外，还在十月五日（11月7日）召集王公大臣对八大臣进行罪名定议，最终形成的处理意见是对载垣、端华、肃顺三人以大逆不道处死。

次日奕代拟八大臣罪状，共计八条：

一、不能尽心议和，以至失信于各国，导致先帝被迫逃往热河。

二、阻止先帝回銮，致使先帝驾崩于热河行宫。

三、反对太后听政，拟旨时阳奉阴违，擅自矫诏；尤其是肃顺每次请见两宫，于召对时，言语之间颇为趾高气扬，居心叵测。

四、擅自阻拦太后召见亲王，肆无忌惮，时常暗中采用离间之策。

五、假传圣旨，以赞襄政务为名，诸事并不事先请示，擅自做主。

六、肃顺接奉谕旨后，当面咆哮，目无君上。

七、肃顺由热河回京，私带眷属行走。

八、肃顺善坐御位，善用行宫内御用器物，把持一切事务，宫内传取应用物件，肃顺抗违不进，并声称有旨亦不能遵。

纵观这八条罪状，除了第一条尚且可以讨论之外，其余七条基本算是生拼硬凑，用老百姓的俗语讲：拣鸡毛凑掸子。其中后四条是对准肃顺一人的，当然谁都看得出来这是想要置其于死地。前四条与其说是为八大臣安上罪名，不如说是奕对自己与洋人求和的一种开脱，以及两宫太后想要掌握实际权力的一种掩饰。

同一天，两宫太后派肃亲王华封、刑部尚书绵森，前往宗人府传旨，令载垣、端华自尽，将肃顺押往菜市口处斩。随后奕拟定其余“热河派”的五大臣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职，发往新疆效力。不过两宫太后为了招揽人心，只是将五大臣革职，免去发配之苦。

对于“热河派”的余党分别惩处：尚书陈孚恩、侍郎黄宗汉革职并永不叙用，陈孚恩从重发配新疆效力赎罪。侍郎刘琨、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泰，候补京堂富绩即行革职。宫内与肃顺等交往密切的太监杜双奎、袁添喜、王喜庆、张保桂、刘二寿等人也从重处分。造办匠役韩套儿、松林、福贵、文浩、常福、玉保等六人因为经常前往肃顺府邸，也被杖责八十。

从这份处理名单来看，“热河派”除了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算是精英之外，可谓是根基浅薄。如果不是因为咸丰皇帝让八大臣辅政，或许也只有肃顺尚且能在新朝廷中立足，因此最终失败也是有缘由的。

值得一提的是，“祺祥政变”不仅让两宫太后和恭亲王奕掌握了最高权力，也是晚清政局的一个重要转折，在政治舞台的上下前后，即将发生新的变化。首先，中央权力发生再分配，由政出一人过渡到垂帘听政与亲王议政相结合的体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睁眼看世界的大清帝国统治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洋人在帝国前行的道路中，将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这就意味着中国开始逐渐融入世界体系之中。南方太平天国依旧声势浩大，这也使得虚弱的大清帝国不得不依靠以汉族官僚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并进而使其逐渐控制大清帝国的权力机构。

集诸多权力于一身的恭亲王奕，由于其“洋味儿”的存在，总结帝国在最近二十年对洋人屡战屡败的经验教训，则必不可少地要引导大清帝国开始向西方学习靠拢。只是由于诸多原因，大清帝国前行的道路注定不会平坦，前方将布满荆棘，时刻考验着大清帝国统治者们的智慧与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