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东南沿海是清政府布防的重点之一，其中广东驻军七万人，福建六万人，浙江四万人，江苏五万人。尤其在道光十四年（1834）律劳卑事件发生后，道光皇帝命令关天培为广东水师提督，进一步加强沿海布防。再加上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战备措施，至少使得广东沿海成为清政府海防地区的一道坚固防线，三场鸦片战争前哨战的胜利也印证了这一点。
英军本来准备在封锁珠江口后，破坏清军江面的防御工事，然后直接攻占虎门要塞。可是英国海军在指挥官伯麦的带领下刚一进犯，就被清军水师参将赖恩爵发炮击退。伯麦见广州防守严密，并无必胜的把握，加上英国政府在训令中规定的作战方案只是让其封锁珠江口，并没有首先攻下广州的指示。因此英军总司令懿律决定放弃在广州的战事，只留下少量舰船继续封锁珠江口，于1840年6月30日率领四十四艘舰船离开广东向北进犯。
懿律是义律的堂兄，作为本次远征中国的英军总司令，他之所以会这么快就决定放弃广州而北上，事实上也是听从了堂弟义律的建议。而且按照当时英国外相向懿律下达的第一号训令来看，那个时候英国政府依旧没有放弃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中英两国之间的矛盾。
一到达珠江口，便设法把我寄致中国宰相函一份，连同一份中文译本，一并送交广州总督……并且你应要求总督把这件包括原信和译本的公文送往北京，不得拖延。
先前义律在广州失败过三次，林则徐是个强硬的对手，义律明白指望林则徐充当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联络者，无疑是痴人说梦。他认为即使想通过中间渠道让北京知道英国政府的要求，也应该将信件送到厦门，这远比让林则徐率先知道英国政府的要求效果要好很多。当然义律十分清楚，即使信件送到了北京，最终的结果还是动用武力，而现在广州已然成为大清帝国海防的最坚硬点，与其用劳师远征之军在广州做纠缠，还不如选择清政府的海防薄弱点进行打击。
事实证明，英国人的决定是正确的。
英国军舰连樯北上，以五艘军舰奔赴厦门，其余舰船直奔浙江定海。道光二十年六月四日（1840年7月2日），英舰“布朗底”号进入厦门内港，舰长包诅派人乘坐舢板小船悬挂白旗，企图靠岸投递本国外相致大清帝国宰相的副本，结果被岸上驻守的清军轰走。面对这种窘境，次日，英军三十余人改乘大船，准备强行登岸，并扬言如果不让上岸，就动用武力。不过还没等把话说完，就遭到岸边清军的攻击，包诅下令开炮轰击炮台，当场打死九名清军士兵。厦门炮台组织力量全面反击。经过三个小时的激战，清军击沉一艘英舰，包诅见在厦门不能得手，于是放弃投书事宜，北上前去追赶懿律舰队。
从英国外相巴麦尊给懿律的第一号训令来看，英国政府显然并不想将广州作为突破口，当然这可能是在义律带给本国政府的消息作为参考的基础上决定的。从当时的大清帝国整体海防布局来看，英国人选择了浙江定海作为他们的主攻方向。因为定海是浙江舟山群岛最大的岛屿，很适合做英军的战略据点。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中指出：
自东南诸省至北京，为海上要路，贸易商船必碇泊定海，考风潮顺逆，然后航行，且地近北方，驻守此地，则出兵攻诸都，运载粮食，皆大便利，英将谋先取此地者，即此故也。
显然，英国人是看中了定海的地理位置以及丰富的粮食储存量，看来，一旦将战争上升到国家行为，英国人并不想像先前的前哨战那样打骚扰战，而是已经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
英国人已经有了具体的作战方案，但大清帝国除了林则徐在广州做了战备工作之外，定海显然还没有进入战争节奏。
定海历来是外洋停泊场所，平时最多不过一到两艘商船停驻，每一艘船到了那里，都要先贿赂总兵、县令等官吏，只有贿赂到位才能开仓贸易。因此当地的官员都盼望外国商船来定海，甚至还担心来的船太少，得不到更多的贿赂。由于当时信息传达不畅，定海的官员对虎门销烟所引起的中英关系的紧张局势完全不知，当然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思想准备和战争准备。
事实上，定海虽然作为战略要地，但武备废弛已经二十多年。道光皇帝即位的时候定海驻守兵力是一万多人，可是到了鸦片战争爆发前夕，却减到两千八百人，海防线上没有一个专职的水师将领，只是由陆军将领兼管。这样的机制只能造成士兵训练懈怠。而且当地的士兵成分极其复杂，连例行的巡逻都很少进行。岛上没有大船，遇有紧急情况则临时雇用民船充当军舰。至于火炮布置，只有城东南处设有一座炮台，配有八门大炮、守兵五十名。
军备废弛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事情，或许是因为长时间的和平安定，定海的官员养成了一种慵懒的工作作风。英国军舰到达舟山海域后，立即派出三只小船进至定海城南的道头港水面测量侦察。定海守军发现有外国军舰游弋时，立即向县令姚怀祥报告。姚怀祥不敢怠慢，又立即向总兵张朝发报告。可是张朝发却不以为然，他告诉姚怀祥说，自己早就知道这件事情，那些英国舰船是被海风吹到这里的，不必大惊小怪。
被海风吹到这里的？呵呵！或许在张朝发看来，英国军舰来得越多越好，长久的惯性思维让他认为，英国人的这些船可能也是像从前的那些船只一样，想要到定海从事贸易活动，如果这样他就可以继续大肆索贿。张朝发一定没想到，不久的将来，海风还会把英国人的炮弹吹到他那里。
张朝发作为定海最高的军事长官，面对英国人的军舰居然是这样一种态度，可想而知定海的武备已经废弛到了什么程度。
就在张朝发继续做着大发洋财的美梦时，六月六日（7月5日），英国海军指挥官伯麦率领舰船闯入定海水域并直奔港内，决定向县令姚怀祥投书，公开索取定海。
次日清晨，英方派使者携带书信入城去见姚怀祥，并通知说伯麦要召他面谈。面对涉外事务，姚怀祥当然不可能独自去面对，他想让张朝发一同前往，可是张朝发却拒绝了他，理由是英国人只说了召见姚怀祥，没说召见自己，自己绝不会屈尊于英国人。
姚怀祥无奈之下只得只身前往英军舰船。
当然，姚怀祥到了英国人那里，作为大清帝国的朝廷命官，他还是没为国家丢脸的。
“为什么要来到我国领土啊？”见到伯麦后，姚怀祥并没有被吓倒，反而率先不卑不亢地问道。
“还洋行旧欠，必须托售（委托销售，实质是强制）鸦片，定海三百年前本来是荷兰人的地盘，请现在归还！请姚大人在三个时辰内回复，三个时辰之内如果我们没接到回复，就会开始攻城。”伯麦面对姚怀祥并没有客套的开场白，一上来就直奔主题。
“本县令乃一介小吏，国家疆土岂可擅自授让于人？至于归还洋行旧欠和托售烟土一事，还需从长计议。你们所提的条件十分苛刻，这不是我一人所能决定的。不是还有三个时辰吗？你们在这里等消息吧！”
姚怀祥说完后转身便走。话说回来，他很清楚自己在英国人面前展现出的无所畏惧的样子，根本无益于问题的解决。作为定海的一方父母官，他十分清楚定海的武备是个什么样子。因此他决定回去和总兵张朝发认真商议一下，要知道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三个时辰，就算是决定开战，也应该利用这有限的时间认真做好准备。
最终研究的结果是，在没得到“朝廷要求和英国人和谈”的命令之前，如果英国人首先动武，就必须展开反击，可是对于如何部署兵力的问题，姚怀祥和张朝发产生了分歧。
“英军所长在于舰炮，应该将我军分成两路，一路部署在离城一里的半路亭一带，一路部署在定海城内防。”对于采取什么样的战法，姚怀祥率先发表意见。
姚怀祥的策略，就是不急于和英军进行正面硬碰硬的较量，如果英军率先动武，就采取守城待援的方法，一面坚守城池，一面派人向镇海大营求援。可是总兵张朝发却认为，守城不在他的职责范围之内，他提出只带领水师扼守海口，与姚怀祥“各分战守”。所谓“各分战守”，就是张朝发带领清军各营和水师齐集港口进行防堵，姚怀祥带领千余人负责守城，并规定在城外的军队即使战败也不准入城，而城内守军即使支持不住也不能出城。
张朝发作为定海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姚怀祥是左右不了他的。然而这种分工只能是在敌我双方力量相当的情况下还可以一试，现在清军已经严重落后于英军，这种分工只能是既分散了兵力，又各自形成孤军作战的局面，唯一便利的就是适合英军各个击破。
面对张朝发的固执，姚怀祥长叹一声，此刻在他的心中或许已经预感到此战必败无疑。然而作为一介小吏，他无法扭转乾坤，只能是在他权限范围内，派游击将军罗建功到附近村庄招募乡勇入城，以增强守城力量。而他则亲自登上城头指挥防守，决心与城共存亡，以尽守土之责。
下午二时，伯麦见定海清军无投降之意，便下令开始攻城。张朝发带领的清军作为第一道防线，在城外与英军短兵相接。英军先以炮火猛烈轰击，清军抵挡不住四散溃逃，张朝发左腿被炮火击中落入水中，被身边士兵救起后，急忙送往定海县城救治，因为伤势过于严重，一个月后身亡。
张朝发统领的第一道防线就这样被英军轻易攻破。在炮火的掩护下，英军首先攻占了定海城南的关山炮台，随后开始向姚怀祥驻守的县城发起进攻。姚怀祥带领守城士兵拼死抵抗，可是无法抵挡英军的枪炮。姚怀祥身上多处受伤，但仍然指挥清军拼死守城。
到凌晨时分，在经过十多个小时的坚守后，守城清军已经是弹尽粮绝，可是英国人的炮火依旧猛烈。
姚怀祥眼看守城的士兵大幅减少，无奈之下眼含热泪下了撤退的命令。虽然他不是军人，但是作为一方父母官，他知道坚守城池也是他的职责所在，可是一个又一个士兵在他身边倒下，如果继续坚守到底，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让这些年轻的士兵白白送死。在多重矛盾聚集于心的情况下，姚怀祥带着剩下的五十多名清军士兵从县城北门撤了出来。当他路过成仁祠时，悲愤之情涌上心头。成仁祠是一座纪念古代先人殉难的祠堂，姚怀祥认为自己作为一方父母官，不能保民安境，实在愧对先人，于是一头扎进成仁祠旁普宁寺的梵宫池，自尽身亡。
姚怀祥，字斯征，号履堂，福建侯官人，嘉庆年间举人。道光十五年（1835）大挑一等（大挑，乾隆以后的制度，每六年把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分为两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分发浙江补定海县，道光二十年（1840）莅任。
“吾何憾焉！”这是他留给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值得一提的是，姚怀祥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县令级别中唯一一位为尽守土之责而殉难的牺牲者。虽然他的名气远不如后来牺牲的关天培、陈化成等人，然而自古以来，都会有万千像姚怀祥这样名不见经传的人，支撑起我们民族的脊梁。
定海之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大清帝国首次丢失国土的战争，如果以鸦片战争三次前哨战均取得胜利的角度来看，定海当时如果做好战备工作，不一定会被打败。武备废弛、兵不习战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加上总兵张朝发的胡乱指挥，造成守军无法协同作战，进而削弱了抵抗力量，最终导致英国人攻陷了定海。
还是那句话，定海之战不是一场在开打前就注定清军会失败的战争，清军在开战前至少有机会朝着有利于自己的形势进行布局。如果林则徐的加强全国海防战备的奏疏早一点到达北京，如果道光皇帝具有先见之明，或许定海的战争局势又会是另外一种情况。
可惜，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h3>7. 琦善的乞和</h3>
在英国舰队离开广州大举北上的同时，林则徐其实就已经预感到英国人可能要以舟山作为突破口，甚至是继续北上去攻打天津。严中平先生在《英国鸦片贩于策划鸦片战争的幕后活动中》就说过，林则徐以“舟山之图占，天津之图控”先期入奏，建议道光皇帝下诏命令沿海各封疆大吏要加强防御，时刻做好抵抗英军入侵的准备。然而结果是显而易见的。
英军在攻占定海之后，一部分舰队则继续北上，目标直指北京的门户天津。道光二十年六月三十日（1840年7月28日），英国全权大臣懿律和作为副大臣的义律率领“威里斯”号等八艘军舰驶离舟山，于七月十二日（8月9日）抵达天津白河口，并派小船探测航道。
英国人到达天津海域后，并没有像对待定海那样，采取强硬的方式要求投降，毕竟这次只是想通过武力手段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市场，而不是灭掉它。来到天津就等于直接面对了身在北京的皇帝，因此英国人决定首先采取谈判的方式，向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提出此番前来的几点要求。
七月十四日（8月11日），懿律向琦善发出照会，申明清政府如果愿意谈判，必须委任全权代表到英军司令伯麦的舰艇上进行，必须在六日之内派代表到英国军舰上接受英国政府的照会文本，同时要求购买食物。
对于琦善来讲，现在他最担心的并不是该如何回复英国人的照会，而是皇帝陛下是否会怪罪他—为什么英国人会打到家门口来？毕竟他作为直隶总督，天津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在林则徐加强海防的奏疏刚刚到达的时候，英国人便开着军舰来到了家门口，这两件事加起来，对于他这个直隶总督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
因此琦善决定先发制人，他向道光皇帝上疏说，林则徐加强海防的建议实在过于多虑，英国人此番前来只是为了要求通商，如果贸然加强海防力量，很可能会让英国人产生误解。
另一方面，琦善为了安抚英国人，急忙派人为英军舰队送去了牛羊等食物以示友好。七月十九日（8月16日），琦善在得到皇帝陛下的许可后，派千总白含章到英国舰船上取回了照会文件，这封照会全名为《巴麦尊子爵致中国皇帝钦命宰相书》。琦善得书后答应代呈道光皇帝，并约定十日内给予答复。
事实上，“答应代呈皇帝陛下”是一种礼貌性的外交说辞，琦善作为直隶总督肯定是要首先阅览的，并根据照会文件的内容，加上自己的理解和建议再向皇帝陛下呈奏。
然而，当琦善仔细阅读这封照会文件后，他意识到此番英国人的到来绝不只是要求通商那么简单。
在这封名为照会实为通牒书的文件中，英国人严重抗议虎门的销烟行为，谴责林则徐的禁烟和抵抗英国军队是严重侵害住在中国的英国人权益的行为，是严重亵渎大英帝国国家威仪的行为，要求道光皇帝为英国人雪耻。他们具体提出了四项要求：
一、赔还全部查禁没收的货价（也就是指鸦片的烟价）；
二、广州、厦门、福州、定海等港口全面开埠，割让一岛或者数岛给英国人居住；
三、必须对驻华英国官员平等对待；
四、偿还倒闭洋行的欠债，赔偿本次英国远征的费用。
照会的最后，英国人傲慢地写道：以上四项要求清政府要一一给予大英帝国满意的答复，如果满足不了大英帝国的要求，英国政府会采取必要的手段，例如，攻占港口、拦截中国水师船只、占据中国岛屿等，必定要让中国的土地上战火不熄。
琦善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英国人这次是来玩命儿的啊！”琦善将照会文件轻轻地合上放在案桌上，叹了一口气说道。
作为直隶总督，琦善有责任保护京师的安全，可是现在英国人叫嚣着打到了皇帝家门口，这让琦善很是紧张。在琦善看来，幸好自己先前在皇帝面前踹了林则徐一脚，如若不然皇帝陛下怪罪下来，他这个直隶总督是要担责任的。
作为混迹官场多年的老油条，琦善十分明白皇帝陛下的心思，那就是让这些英夷离自己越远越好。皇帝陛下是绝不希望在皇城门口开启战事的，因此琦善代奏时的意见就显得十分重要。
琦善思前想后，决定在给皇帝陛下的代奏中，加上自己的润色和个人意见。
英国船坚炮利，而我国炮位陈旧，兵力不足，难以取胜，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事。此时畿辅、盛京处处堪虞，江浙洋面海口，全被英军占住，而后来船只无数，必将南北并扰。英军此番之来，全系禁烟而起，广东缴烟时，林则徐曾许给英方烟价，后来负约，激起事变。该国率兵赴浙，系属有激而成，且并无滋扰之志。其在天津所递禀词，又极其恭顺，情属可原，窥其词色，似有愧悔之心。
总结琦善的代奏，都怪林则徐办事不力，英军才打过来了。英国人是无辜的，此番前来不是来打仗的，是来和谈的，先前在定海的所作所为属于“激情犯罪”，现在在天津递交的照会有悔过之心。
不可否认琦善润完色的代奏，会让道光皇帝“重新认识”英国人此番前来的目的。
就在几天前，林则徐建议加强战备的奏疏已经送到了道光皇帝手里。当道光皇帝在奏疏中得知英国舰队已经北上而且很可能会前往天津时，他满以为天津海口防范严密，因此诏令琦善只要有洋船到了天津，一定要禁止其靠近，一旦夷船擅自靠近，可以自行剿灭他们。
可是在得到琦善的奏疏后，道光皇帝知道了，天津的防务远不是他想象的那般坚固，而且英国人还有可能凭借船坚炮利，像攻占定海那样攻占天津。这让道光皇帝顿时慌了手脚，于是他立即指示琦善，务必要稳住英国人，至少要将英国人稳在天津海域，绝不能让他们靠近京城半步。
事实上，这正是琦善想要的结果。
琦善身为直隶总督，最害怕在自己的辖地开启战端，因为一旦开战，无论自己多么尽心尽力应对，皇帝陛下都免不了会给自己扣上一顶处置洋务不力的罪名。现在皇帝陛下要自己稳住英国人，而且看起来对林则徐的信任态度有所改变，对于琦善而言，接下来自己将会有发挥的空间。
“只要撤销林则徐等人的职务，给予一定的惩罚，就可以使英国人满意地退兵。”在得到皇帝陛下让自己稳住英国人的诏令后，琦善终于说出了自己最想说的话。
我们找不到任何史料可以证明，琦善如此不遗余力地在道光皇帝面前诋毁林则徐，是因为两个人在官场上是政敌。琦善这种做法是一种典型的规避风险的行为，为了达到目的甚至不惜牺牲他人的利益，这倒是符合中国传统官场的一贯作风。但是从当时中英两国的军力对比角度，以及先前已经成为各种事实的态势来看，琦善主和并非完全错误。今天我们骂琦善是卖国贼，只是源于因为他的建议，使得虎门销烟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被道光皇帝责罚，然而一个国家的政治事件，是不能完全站在道德角度立场去评判的。
琦善建议处理林则徐的意见，让身处慌乱之中的道光皇帝似乎找到了一盏明灯。站在只求“太平管治”角度的道光皇帝觉得，如果处理了林则徐就可以让英国人退兵的话，代价不算太大，因此听从了琦善的建议。
七月二十二日（8月19日），道光皇帝发布谕旨，罪责林则徐、邓廷桢等人在广东禁烟措置失当，办理不善。次日，琦善奉道光皇帝谕旨，让懿律带领英国军舰退回广东，承诺只要退回广东一切都好商量。可是英国人不为所动，依旧盘踞在天津海域附近，并不时地张扬武力，逼迫清政府必须同意他们提出的四项要求。
英国人不按常理出牌，使得道光皇帝很是无奈。然而英国人此时还没有想攻打天津，甚至对于能否打下天津心中也并没底。在他们看来，决定下一步行动的是道光皇帝的态度，现在这位皇帝告诉他们只要退回广东一切都好商量，这种态度充分暴露了大清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心虚状态，而背后隐藏的则是军事实力的虚弱，这一点英国人看得十分明白。
所以英国人决定再赌一把，他们坚决不离开天津海域，看看接下来道光皇帝会如何应对。
事实证明，英国人等来了他们想要的结果，八月四日（8月30日），作为皇帝的全权代表，琦善来到大沽口与英国人展开谈判。
今天回首那段历史时，我们对琦善的印象大部分是停留在奸恶小人这个层面，可据正史记载，当时在外国人眼中，琦善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学者型官员，当然也是一位善于斤斤计较的官员。从现有的史料记载来看，琦善是一个和林则徐一样意识到大清帝国面临种种危机的官员。当上能和皇帝说上话的官之后，他力争让皇帝明白已经不能再将英国当作蛮夷看待。
在那个中国对世界还是一片模糊的时代，琦善虽然对世界形势也只是表面上的认知，但他想到了必须要以某种方式，迫使英国人重新回到一种稍微新颖而不是按常规形成的外夷管理制度中去。事实上琦善的这种想法在二十多年后终于实现，那时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诞生了。
琦善在大沽口海滩的帐篷里，与英国人唇枪舌剑地谈判了两天，最终的结果是，懿律告诉琦善，如果想让他们掉头返回广东，清政府必须同意偿还鸦片烟价以及接受所有提出的条款。如果条款不被接受，那么停在天津海域的英国军舰将遵照本国政府的训令，对清政府实施军事打击。而且，琦善要在六日内给予答复。
事实上，早在琦善接到道光皇帝让英国人退回广东的谕旨后，身处战争一触即发的辖地之内，琦善并没有一味地妥协。作为封疆大吏，琦善面对英国人时还是适度地保持了尊严。七月二十三日（8月20日），琦善两次发出照会，向英方重申鸦片本是清政府的违禁物而且已经烧毁，本国皇帝陛下是断然不能允许偿还的。琦善警告英国人，自己已经开始在沿海地带加强战备，如果英方贸然开战，英国军队远道而来势单力薄，大清方面则是以逸待劳，对英方极为不利，希望懿律能够谨慎对待。
照会发出后一直到琦善到达大沽海滩之前，英国人一直处于犹豫之中。他们此番北犯天津，首选是用外交手段迫使清政府同意所提出的条件，而且此时中国北方开始逐渐转冷，随着季节的变化，英军中开始出现疾病，客观条件对英军并不十分有利。因此懿律权衡之后，决定无论清政府是否答应所提的条件，英方在来年春季到来之前不宜采取军事行动。当然后来在大沽海滩和琦善的两天谈判，懿律也是在做着最后的努力，算是对琦善连蒙带唬的一种赌博。
从八月六日（9月1日），琦善提出让英国人掉头南返，到八月二十日（9月15日）为止，琦善始终没有正面给予英国人答复。英国人反复催促，琦善总是用一些堂而皇之的借口进行敷衍。或许琦善也看出英国人在天津海域待得并不舒服，所以能拖一分便是一分，正所谓没有结果或许就是最好的结果。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开始向着琦善设想的方向转变。八月二十日（9月15日），懿律看到琦善始终没有回复后，同意将谈判地点改为广东，懿律还特意照会琦善，清政府可以对英国政府提出的各项要求酌议办理。
琦善接到照会文件后，兴奋得差点儿跳起舞来。
“赶快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皇上！”
琦善认为这实在是个向皇帝陛下表功的好机会：林则徐在广东惹的麻烦，在他这里轻而易举地化解，虽然他采取的方式有些无厘头，然而在皇帝陛下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指导思想下，他是很可以骄傲一把的。
天津大沽口谈判，在琦善的“拖”字方针指导下，尽管英国人以武力相威胁，但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未得到清政府的允许。英国人在这场较量中没占到什么便宜，但这并不说明英国人惧怕大清帝国。我们知道，这次谈判中英国人没能达到目的，是受到主观和客观诸多因素的制约。
然而对于道光皇帝而言就不一样了，英国人退回广东，使这位对天下大势认识模糊的天子，产生了一种错觉，认为英国人出兵，仅仅是为了通商和“申冤”而来，现在居然没费力气对方便退兵而走。这让他认为英国人也不过如此，所以认为未来在广东的谈判，可以放心地交给琦善，相信他依旧会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
九月三日（9月28日），道光皇帝谕旨军机处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查办，由琦善接任两广总督一职。
皇帝陛下继续高枕无忧，而琦善似乎也从天津大沽口谈判中找到了和英国人打交道的方法。当时有人向他讨教退敌经验，这位面相和善的学者型官员倒也实诚，说了句：“吾有何法？不过骗其走开耳！”
“不过骗其走开耳！”这就是堂堂大清帝国当时在外交事务中的所作所为，不知道琦善是否明白“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的道理同样适用于国际事务，他可以将英国人骗离天津，但却无法骗得英国人放弃根本利益，广东将注定成为琦善甚至是大清帝国的生死场。
广州谈判注定与天津谈判不同。英军从天津撤离已经表明了姿态，当然他们也已经摸清了清政府的态度，当时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兰多对天津谈判的结果十分不满，他指令接替因病回国休养的懿律职位的义律，要在新一轮的广东谈判中采取强硬措施。
而先前在天津会谈中尝到甜头的琦善，决定在广东谈判中继续用“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去应对。
琦善到达广东后，一反林则徐加强战备的做法，对英国人做出求和的姿态，以期望在接下来的谈判中，英国人也能够高姿态地做出让步。然而这种典型的中国思维方式，在英国人那里丝毫不起作用。
十一月十四日（12月7日），义律照会琦善，重申在天津谈判所提出的条款，显然义律的态度并没有因为琦善的高姿态妥协而有所改变。
对于琦善而言，广东可谓是山高皇帝远，为了避免因自己谈判不力而引发战争，未经道光皇帝允许，琦善在十一月十八日（12月11日）私自答应赔偿英国人烟钱五百万两。不过琦善也暗示义律，希望他不要坚持让大清帝国割让岛屿，不然的话自己在皇帝陛下那里会很不好应对。
站在中国人的思维角度，琦善对英国人可谓是十足的够意思，按说英国人也应该给予回报，在其他条款方面做适当让步。
琦善的妥协并没有换得英国人的理解，然而可悲的是，琦善坚持认为自己的诚意还不够，于是在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15日）又私自答应追加赔偿烟款一百万两。
义律依然不为所动！
义律的这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做法，将琦善挤进了死胡同。万般无奈之下，琦善只得上奏道光皇帝，说英国人态度蛮横，张嘴闭嘴就是开战，而自己在广东是没有把握打赢英国人的。如果谈判破裂，后边的事情只怕会更加糟糕，希望皇帝陛下允许赔偿英国人六百万两，并在广州之外，于厦门、福州两处允许通商。
奏疏送到紫禁城，道光皇帝愤怒了！
“愤恨之外！无可再谕！”
据说道光皇帝说这话的时候，嘴角一直在颤抖！
一连十多天，琦善都没有得到皇帝陛下的谕旨，只能继续拖下去。可是英国人却不会跟着琦善的节奏，十二月一日（12月24日），义律向琦善发出了开战通牒，限定四日之内，必须详细答复英国人所提出的条款，如不同意，四天后子夜时分开始发起进攻。
琦善知道这次无论如何是拖不下去了。
没有接到谕旨，并不代表琦善就不能通过其他渠道知道皇帝陛下的态度。当得知皇帝陛下对他十分不满时，琦善终于挺起了腰杆，虽然这与他的一贯作风严重背道而驰，但是出于对个人前途的考虑，琦善硬着头皮复函义律，可以考虑赔款，但要求英国人撤出定海，并坚持不准增开贸易码头。
为此，双方继续争执不下。
在官场上顺风顺水的琦善，没想到有生之年会碰到一群死脑筋的英国人，而且皇帝陛下并不想就此妥协，这让琦善有些骑虎难下，他越来越感觉到这次谈判逐渐偏离了他所能掌控的轨道。问题的关键是，英国人的炮弹或许明天就会落在广东的海滩上，在皇帝还不知道目前形势的情况下，英国人一旦翻脸开战，琦善将会是吃不了兜着走。
经过慎重思考，琦善还是决定继续向上汇报，告诉这位有心成为圣明之君的皇帝，广东这块地盘已经是军情日趋紧迫。
琦善的奏疏让道光皇帝既气愤又无奈，赔偿烟款的事情还没有决定，现在又送来了“军情迫切”的奏折。虽然道光皇帝很想让琦善自己去填这个窟窿，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国家利益的玩笑是万万不能开的。因此道光皇帝在勉强平息了心中的怒火后，立刻采取措施，在广东沿海地区加强了战备。
通过先前多次和英国人拉抽屉式的较量，结合琦善“军情迫切”的奏折来看，道光皇帝似乎明白了，英国人此番前来并不只是要扩大通商那么简单。因此他谕令沿海各省将军督抚，要大力加强防务，加紧操练兵丁，以期有备无患。
英人肆求无厌，难以理喻，匪特地方不能给与尺寸贸易，即烟价亦不可允给分毫，今绝其冀幸，必生觊觎。
看这道谕旨，道光皇帝对英国人的情绪可谓是一次大爆发。皇帝陛下对英国蛮夷已经不抱任何希望，接下来便是做好开战的准备。然而身在广东前线的琦善做好应战准备了吗？
答案是：没有！
琦善与英国人谈判，从来不与广东的地方官进行商议，凡事都是自己独断专行。当然谈判这件事，琦善这么做倒还说得过去，毕竟是朝廷派来的钦差大臣，然而对于防务问题，琦善也是独断专行，这显然就是不自量力了。他甚至将道光皇帝的谕旨也压了下来，不让其他官员知道。例如广东巡抚怡良和广州将军阿精阿，直到转年三月才知道皇帝谕令琦善要加强广东防务的事情。
可以说当时对待英国人的态度，道光皇帝和琦善走上了完全相反的道路。
总的来说，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前，大清帝国在对英事务中，犹如一盘散沙。皇帝的指令得不到认真贯彻，包括琦善在内的诸多大臣，谁也没有力挽狂澜的本事，因此对外事务只能是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反观英国人，从本国政府决定对华采取武力措施之后，他们有着明确的目标，而且从整个过程来看，英国人可谓有计划、有步骤、有策略。
这一点从义律接下来使用的手段便可以看出来。
<h3>8. 义律的以和掩战</h3>
对于道光皇帝加强广东防务的谕令，琦善并未认真执行。但是英国人从琦善妥协的态度中，似乎揣摩出了大清帝国的高层们思想并不统一，因此以义律为代表的英国将领们经过慎重研究，决定为了尽快达到本次谈判的目的，除了在谈判桌上与琦善唇枪舌剑之外，还要在战场上教训一下大清帝国。
英国人的第一个目标是虎门。之所以要将这里作为首要攻击目标，除了先前英国人在这里进行了无数次的侦察和了解之外，还因为虎门对于他们而言，具有十足的象征意义—英国人是在虎门跌倒的，就要在虎门重新站起来。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清晨，没有任何征兆，英国人突然派兵对虎门要塞区的沙角、大角炮台发动攻击。
一千五百名英军在伯麦的带领下兵分两路，一路进攻大角炮台，一路进攻沙角炮台。除了纯种的英国士兵之外，另有临时召集的游民两千多人，因此进攻人数多达三千余人。英军从穿鼻湾迅速登岸，用竹梯从后山偷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扑大角炮台。
守卫大角炮台的清军将领是千总黎志安，这位性格刚毅的将军，看到英国人攻上来后，脱下自己的官服，不顾严寒赤裸着上身，挥舞着战刀指挥士兵抵抗英军的进攻。
英军的炮火十分猛烈，战斗中炮台前方的防护墙有很多处被英军炮火轰塌，炮台附近的火药库也中炮起火，殃及清军营房十余间。英军在炮火的掩护下，从轰塌的护墙缺口处冲入炮台，黎志安虽然身上多处受伤，但为了不使炮台被敌军利用，在炮台即将陷落之际，黎忍痛督领士兵将炮台上尚未受到损坏的十四门大炮全部推入海内，然后带领士兵冲出重围。大角炮台后被英军占领。
大角炮台位于虎门口东侧的大角山上，而沙角炮台则位于西侧的沙角山上。大角炮台的陷落，使得与之对应的沙角炮台成为一座孤悬的堡垒。英军从穿鼻湾登陆后，在进攻大角炮台的同时，另一部分绕至沙角炮台侧后方，占据制高点安放大炮，对沙角炮台进行猛烈的俯射。
当时驻守炮台西侧的惠州兵虽然伤亡惨重，但仍然坚守炮台大门，尽全力阻止英军的进攻。不过英国人早已做足了准备，他们让那些游民诈称陈连升将军来了，骗得守军将领张青麟开启了炮台大门。门刚开启，张青麟便被英军士兵一枪打死。
英国人之所以要说出陈连升的名字，是因为他在当地军中具有崇高的威望。
陈连升，湖北鹤峰人，行伍出身，因累计诸多战功，进封城营参将，在鸦片战争的三场前哨战中因作战英勇，晋升为三江协调副将，调守沙角炮台。当时陈连升自带家乡湖北的三江兵驻守炮台东侧，惠州当地兵驻守炮台西侧。琦善到达广东后，主张妥协政策，所以撤除了防务，使大角、沙角炮台的防御能力大大下降。道光皇帝下达加强防务的谕旨后，陈连升率领六百名士兵加强了两座炮台的防御力量。
大角炮台之所以这么快就被英军占领，与琦善的撤销防务有直接关系。然而即使这样，与之处境相同的沙角炮台抵抗英军的进攻依旧顽强。
张青麟死后，英军涌入炮台大门，与驻守的清军展开混战。最终清军寡不敌众，英军成功占领炮台西侧，并从两个方向迅速向陈连升驻守的炮台东侧进攻，致使陈连升腹背受敌。
英军在强攻炮台的同时，为了切断沙角炮台的清军与其他炮台的海上联系和退路，又派兵绕至三门口，放火烧毁了广东水师的船只，因此陈连升在沙角炮台已经算是孤军。
即使成为孤军，刚毅的陈连升也没有退缩，他率领六百名官兵同五倍以上的英军作战。战斗从清晨一直持续到下午三时，守台清军已经是弹尽粮绝，而且伤亡人数持续攀升，陈连升看到一具又一具尸体横陈在面前，犹豫再三之后，决定让其子陈鹏举携带印信等物离开炮台，可是陈鹏举却决心和父亲坚守到底，与炮台共存亡。
战斗依然在继续，英军凭借火炮的掩护，源源不断地涌进炮台，而且占据了有利地形，意图掐断陈连升父子的退路。而陈连升则临危不惧，指挥剩下为数不多的守军与英军展开白刃战。一颗炮弹突然打过来，陈连升不幸中炮身亡，其子陈鹏举接过父亲的指挥大旗，继续率众与敌拼杀，最终力竭身亡。据说陈连升父子阵亡后，愤恨的英军士兵几乎将这对父子的尸体砍成肉酱，场面极其血腥惨烈。
明知不能成功，明知必死无疑，却依然慷慨而行，一般来说这种行为有着很多称呼，比如愚钝、不自量力等。在西方人的眼中，这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违反逻辑的行为，而在中国古老的哲学中，这种行为有着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大角、沙角炮台之战，是义律利用谈判之时、琦善撤防无备的情况下，发动的突然袭击。这是英国人为了增强在谈判桌上的底气的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事—如果清政府继续讨价还价，他们可以利用沙角、大角炮台为依托，继续向腹地进攻。
大角和沙角炮台的陷落，使得英军打开了进攻虎门的门户。道光皇帝得到奏报后，作为一国之君，当然不能容忍英夷在天朝的土地上任意撒野，因此在给琦善的谕旨中明确指出，必须对英国人进行大力剿除。
然而这封谕旨也只能突显皇帝陛下个人的决心，目前的局势下，对广东前方的事务起不到任何作用。本就主张绥靖政策的琦善，看到英国人已经亮出了獠牙，意识到如果找不到加紧议和的方法，未来的局势只能是越来越糟，因此道光皇帝的剿除英夷的谕旨，也就成了一纸空文。
在攻陷大角和沙角之后，英国人的大炮虽然惊醒了道光皇帝，也吓住了琦善，但不能否认的是，大清帝国的高层们依旧没有真正了解义律的真正企图，所玩弄手段的目的何在。例如在英军进攻大角炮台的两天后，琦善还照会义律，幼稚地问对方为什么不宣而战。义律在回文中毫不掩饰地讲明，侵占炮台是为了以武力逼迫清政府同意他们提出的条件，如果不答应就会继续用兵。然而琦善认为这不过是英国人耀武扬威的本性展露而已。
搞不清对手的战略意图，甚至像鸵鸟一样将脑袋埋在沙土里，甘愿自欺欺人，这对于大清帝国来讲，是最致命的问题。这也导致了未来广东的局势，注定向着不利于大清帝国的方向急速发展而去。
对于义律而言，现在他可以底气十足地谋划接下来的步骤。在他看来，琦善或许学问不小，然而处理洋务问题俨然小学生水平，甚至没有林则徐那种舍我其谁的霸气。这样的对手堪称昏庸与愚蠢，因此在武力逼迫之后，义律决定采取更加蛮横的方法。当然，这一次除了动武之外，还有外交欺骗。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41年1月16日），义律在给琦善的照会文件中直接提出，如果清政府答应以香港岛为英军寄居之所，英国政府就将定海、沙角等地归还清政府，并提出写成条约，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可是还没等琦善回复，义律就单方面发表公告，谎称与清政府钦差大臣签订了初步协定，即所谓的“穿鼻协定”，而后又强行占领香港岛。义律的这“三板斧”行为，顿时让琦善慌了手脚。琦善当即向义律严正声明，所谓通商和寄居香港两件事，必须得到皇帝陛下的批准后方能答应，英方这种行为，是没有诚信的。
事实上，琦善的慌乱并不是因为英国人的三板斧。广东天高皇帝远，与京城之间的沟通联络需要很久的时间，琦善在广东的所作所为，传到远在千里之外的皇帝陛下那里时，难免被歪曲，更何况京城里还有那些并不省事的言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