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 早有的图谋</h3>
持续三个星期之久的虎门销烟，让当时的朝廷上下一片振奋。为了表示对虎门销烟的赞赏，道光皇帝在林则徐五十五岁生日的时候，亲书“福”“寿”二字赐给林则徐，足以说明这位雄心壮志的皇帝对禁烟成果的肯定。
朝廷上下都沉浸在虎门销烟的喜悦之中，林则徐却明白，虎门销烟只是朝廷决心杜绝鸦片危害的第一步。按照林则徐的设想和部署，想要做到根本杜绝鸦片走私，洋烟贩们除了必须交出鸦片之外，还要出具甘结，保证今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果一旦查出夹带，立即正法并没收货物。
事实上，这一要求早在虎门销烟之前两个多月给外商的第一份谕帖中就已经晓示，而且那些被严密隔离在商馆里的部分外商不顾义律的反对坚持签字同意。但这终究只能保证签字的人可以遵守条令，而无法保证一切外来人永远不夹带鸦片。因此这些签字的外商为了以示公平，要求林则徐将这件事情交给各国的代表处理，换句话说就是大家要一起遵守。
应该说外商们的这个请求是合理的，他们只能保证自己不夹带鸦片，而不能保证别人不夹带，这对于朝廷禁烟来说，是有问题的。林则徐原则上接受了这个请求，他认为“居各国之首”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应该可以代表外商们做出保证。于是在二月中旬，他在给义律的禀帖批示中发出了甘结式样，要义律代表全体外商签具。
……自本年交秋以后，货船来粤，如查有夹带鸦片者，即将其全船货物尽行入官，不准贸易，其人亦听天朝处死，愿甘服罪……至现春夏两季到粤之船，其自本国来时，尚未知查办严禁，如有误带鸦片者，随到随缴，不敢稍有隐匿，合并声明，所具切结是实。
在林则徐看来，义律既然能代表众洋商缴出鸦片，当然也能代表这些人做出保证，于情于理都是符合的。可是对于义律而言，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同意交出鸦片已经是被迫之举—而且从后来他为本国带回的消息以及自己陈述的态度来看，他同意交出鸦片，不排除是个阴谋，那就是将本属于中国内政的禁烟问题，扩大成中英两国的争端问题。
面对林大人的甘结式样，义律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中，就算他同意做出保证，也只能局限在英国的商人范围内，无权代表其他国家。而事实上他已经代表各国外商同意缴出鸦片，那么也等于承认具有代表各国外商签具甘结的权力，这让义律一下子将绳圈套在了自己的脖颈上。
从上缴鸦片，到签具甘结问题，一直到虎门销烟之前，事实证明义律不是林则徐的对手。但他们各自代表本国的利益，背后等于就是国家利益的博弈，这一点义律看得很明白。因此为了挽回缴烟的失败，他开始向本国国内渗透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
事实上，在英国人的心中早有着以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想法，这种想法来源于英国商人对当时有着四亿人口的庞大中国市场的觊觎与占有欲。例如，当年曼彻斯特的制造商们就议论说，如果每个中国人的衬衣下摆增长一英寸，我们的工厂就得忙上数十年。早在1830年12月，驻广州的英国商人在他们递交给英国下院的请愿书中，就提出了对中国采取武力行动。
在这封请愿书中，商人们仔细分析了对华贸易的特点，认为它是世界上潜力最大的贸易。他们认为应该把对华贸易置于一个永恒的、体面的基础上。他们甚至摆出1793年的马戛尔尼和1816年阿美士德两次出使中国的失败，来说明任何自认为高明的外交手段在中国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根本原因在于这是个愚昧、保守的落后民族。也许尝试使用外交的姊妹—战争，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当年英国商人的这封请愿书，或许是因为历史的车轮还没有行驶到它该加速向前的地步，因此并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重视，然而从这封请愿书开始，一直到林则徐虎门销烟为止，在华的许多英国商人和官员一直都没有放弃对华使用武力的幻想。英国第一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作为苏格兰的贵族、海军军官和养羊业主，律劳卑自认为血统高贵。道光十四年（1834）六月，本来在澳门任职的他突然抵达广州，要求与两广总督卢坤会见，直接磋商贸易事务。但是在大清官员看来，律劳卑的申请明显违反清政府的有关规定，因而遭到了卢坤的拒绝。卢坤下令让他立即返回澳门，可是高傲的律劳卑拒不返回，于是卢坤下令封其船舱。律劳卑恼羞成怒，令两艘英国军舰闯进虎门开炮轰击，并派另一艘军舰前往印度调兵，准备将事态扩大。
面对律劳卑的蛮横无理，卢坤果断地向道光皇帝进行了汇报。道光皇帝指示卢坤，如果英国人执意不听约束，立即将其驱逐出境。得到皇帝的授权，卢坤立即调水师六十八艘战船封锁住珠江口，时间长达十七日之久。律劳卑一无所获，最终被驱逐出广州，不久便病死在澳门。
此后继任的两任驻华商务监督在对华贸易问题上，采取了和律劳卑完全不同的手段，无论遇到什么问题，都保持绝对的沉默。不过这种沉默让身在广州的英国商人极为不满。事实上从商人的趋利角度来看，获取更大的利润和价值是其目的，而律劳卑的继任者却无法为他们获取更大的利益，因此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在律劳卑被驱逐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清政府的做法羞辱了大英帝国。英国商人的喉舌《广州纪事报》率先发出了主战言论，并由烟贩马地臣将这些言论带回国内。这些言论为英国新任外交大臣巴麦尊所赏识，道光十六年（1836）五月，在巴麦尊的推荐下，义律成为新一任的驻华商务监督。
从律劳卑试图以武力对抗清政府的行为来看，当时身在广州的英国人对大清帝国的现状十分了解，他们坚信只要对华使用武力，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进而可以为大英帝国获取更大的利益。然而从律劳卑最终失败的结果来看，至少在当时，英国商人对华使用武力的态度缺少英国官方的支持，这也使得卢坤可以封锁珠江口长达十七日之久。
在律劳卑被驱逐之后，卢坤将处理这次事件的完整过程详细向道光皇帝进行了汇报。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卢坤在汇报中将自己的“战果”进行了夸大，将处理这次本身是律劳卑个人行为的事件，说成是在皇帝陛下英明领导下，对英夷进行的一场斗争的胜利。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讲，也算不得什么欺骗，毕竟谁都愿意干往自己脸上“贴金”的事情。但事实上这种做法除了让皇帝陛下继续那种天朝上国的高傲自大之外，还会给当时高层的绝大多数人造成一种错觉，那就是只要大清帝国一板起面孔，英夷小国就会乖乖臣服在我天朝上国的威严之下。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成功驱逐律劳卑事件，作为一个对英夷斗争的成功案例是不是让皇帝陛下拥有了足够的自信，但是，成功的案例往往会振奋人的神经，在遇到与先前的成功案例相似的事件，需要做出决策时，先前成功的案例往往会有心理暗示的作用。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功驱逐律劳卑事件，不过是大清帝国对英斗争的一次含金量不足的“热身赛”。然而它使清政府统治阶层的大部分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自身的实力对付英夷绰绰有余。他们不知道律劳卑事件是缺少英国官方支持的，他们更不知道一旦英国官方决定对中国使用武力，这种“正赛”的含金量远不是“热身赛”所能比的。
现在，面对林则徐在虎门海滩进行的销烟活动，义律作为当年律劳卑一般的角色会去如何应对，甚至是给予国内政府什么样的倾向性将至关重要。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身在广州的英商利益，也关系到英国在对待中国问题上的根本利益问题，至少在义律看来，虎门销烟已经严重侵犯了英国的国家利益。
义律先前通过和林则徐交手，认识到这个从北京远道而来的钦差大臣，绝非先前的那些官吏可比。因此性情高傲的义律在冷静下来之后，并没有选择继续和林则徐硬抗，但也没像他的前几任那样选择沉默，而是转身寻求本国官方的支持。他虽然倾向于动武，但他充分吸取了当年律劳卑事件的经验教训，知道只有将自己对华动武的想法上升为国家行为，才有可能征服这个愚昧、落后、自私、保守的清政府。
不过，义律也明白要想充分说服本国政府支持自己对华动武的想法，只靠满腔热血以及控诉林则徐在虎门野蛮销烟是远远不够的。他明白本国政府只要能在对华贸易中，得到源源不断的税收，就不会贸然发动对华战争。如果鸦片贸易减少，本国政府税收减少，以巴麦尊为首的政府决策层就会做出战争的决定。
今天我们从义律呈递给巴麦尊的全部信件中可以看出，为了表达清政府这次禁烟严重侵害了英国的利益，以及如果不对华采取武力措施，未来英国在华的税收将严重减少这个意思，义律可谓是各种手段尽皆使出，甚至不惜放下高贵的身段进行诬告与陷害。
事实上，早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八日（1839年3月22日），林则徐限令交出鸦片的那段时间，义律在写给巴麦尊的信中，就说林则徐的行为是不正当的恐吓行为。在他被迫交出鸦片后，4月3日，又写信给巴麦尊说，清政府的这场禁烟运动，是对英国官员和臣民犯下了突然而残酷的战争罪行，是野蛮的清政府强迫英国人交出财产的一种赤裸裸的侵略。在信的最后他煽动地写着，应该对清政府以迅速而强有力的武力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也不用给。
为了让政府能够尽快动武，义律建议英国政府要“立刻用武力占领舟山群岛，严密封锁广州、宁波两港，以及从海口直到运河口的扬子江江面”，认为要到白河口向清政府递送通牒，要求将林则徐、邓廷桢两人撤职查办；对英政府进行道歉；对禁烟运动中收缴的鸦片烟土给予金钱赔偿；将舟山群岛割让给英国；准许英人在舟山群岛和一切沿海港口做生意等。
在那个通信并不发达的年代，义律的话对于本国政府来讲十分具有权威性，本土的英国人只是看到了虎门海滩上被销毁的鸦片，只知道身在广州的英国人在清政府的“压迫”下被迫交出了“财产”，即使这些“财产”严重侵害了他国的利益，然而从通过鸦片贸易在中国牟取利益已经成为英国既定政策的角度来看，义律的话无疑具有十足的煽动性，更何况义律还抛出了“人权”观念。
后世的观点认为，鸦片战争是多种原因聚集的一场战争。例如英国人需要保证对华的税收，他们需要继续开拓中国市场（英国人称这场战争为“通商战争”）转变贸易逆差，以及大清帝国盲目开战等诸多原因。然而通过仔细分析义律写给本国政府的所有信件，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清政府侵犯英国人财产”的说辞，在当时的英国人看来，算是发动战争的一个原因。
作为世界上率先进入工业时代的英国，在完成君主立宪制的转型后，除了国家经济实力和政治建设在国际上遥遥领先之外，人权观念也得到固立，而且西方的普世精神又有将它的价值观对外输出的原动力。虽然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对华的鸦片生意是侵犯了中国人的人权，但正所谓道理在别人身上才是道理，英国人通过义律只知道大清帝国将英国人的财产—鸦片“无情”地收缴销毁，这是侵犯了英国人的财产，却不闻不问鸦片对中国人造成了多大伤害。在他们看来，只要保证英国人在中国的地盘上能赚到钱，保证英国人的人权，哪管什么鸦片贸易在中国掀起的滔天巨浪。事实上西方的人权观念从来都是只针对西方人，所谓的普世精神也只是一种精神而已。
早就存心不良的英国人，从义律的煽动说辞中找到了对华动武的借口，而“人权”观念的提出，也容易被国内各个阶层所接受。不过在道光二十年（1840）三月，英国国会就是否对清政府采取军事行动的投票中，支持者以微弱优势通过了对华动武的决定，而且这还是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影响下。这也说明了英国国内的人对于这场武力行动以及开战后会产生什么影响，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和应对准备。
值得一提的是，一直到鸦片战争结束为止，英国也没有正式对大清帝国宣战，他们只是把这场武力行动看成是对虎门销烟的一次报复行动，这一点从他们仅仅派出四千名士兵远征中国就可以看出。然而让英国人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样在他们看来只是一场报复行动的武力打击，居然让他们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当然也改变了他们的对手—中国的命运。
<h3>2. 朝廷的应变</h3>
林则徐的虎门销烟，不仅让他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荣誉赏赐，也让朝廷上下一片欢声笑语。然而作为那个时代算是有些世界眼光的林则徐则深知，虎门销烟仅仅是个开始，义律忽然之间偃旗息鼓，让他隐约觉得英国人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事实上他也明白，自从他作为钦差大臣来到广东查禁鸦片时起，他就已经被推向了风云变幻的浪尖之上。虽然在此之前他向皇帝陛下表达过自己的犹疑，皇帝陛下也给他吃下了定心丸，然而他始终觉得，虎门销烟之后才真的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决定国家命运和自己前途的时刻即将到来。
林则徐早已经意识到，禁烟必须以武力作为后盾，面对敌人的种种挑衅，他坚持认为不必空谈抗议或驱逐，唯有严阵以待，坚决予以还击。在林则徐看来，战争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他对接下来可能要发生的战争的态度是：不怕战争，但绝不打无把握之仗。
基于这种指导思想，林则徐在禁烟的过程中，已经开始加强战备，在他下令包围外国商馆的同时，开始调集战船，整顿水师，增设炮台，演练枪炮，等等，以应付可能出现的战争。而且林则徐相比他同时代的官员，具备一定的民众视野，他打破那些官老爷“防民甚于防寇”的痼疾，利用民众的热情和力量，以弥补清军长期以来因为羸弱所造成的防务单薄。
为了加强防务，他告示沿海居民“群相集议，购买器械，集合丁壮，以便自卫”，鼓励民众与士兵一起奋勇杀敌，提出一旦发现英夷上岸，人人均可奋力诛之，不论军民，能杀夷人者，均按所献夷人首级给予重赏。
林则徐对英国人不会善罢甘休的预感还是十分准确的，也进行了相应的准备，因此当英国人的军舰来到广东开始动用武力时，广东首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前哨战的胜利。
然而打赢战争并非一人一地就能完成的任务。
我们不否认林则徐对于英国人即将动用武力有准确的预测和充分的准备，当然这是建立在他到了广东与英国人一番较量后所产生的深刻认识之上的。而那些身在遥远的京城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高层决策者，并不具备林则徐这样的敏锐洞察力。从相关的资料上看，道光皇帝和他的大臣们显然缺乏应对战争的准备。
费正清先生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中指出，当时道光皇帝指示林则徐说：“鸦片必须清源，而边衅也不容轻启。”透过这个指示明显可以看出道光皇帝想利用心理手段，发动一场道德劝诫运动来禁绝鸦片，因此在这种认知基础之上，对禁烟在英国人当中会引起何种反应，英国人会不会以此为借口对中国动用武力，从来就没有成为道光皇帝考虑的中心问题。甚至在英国人借口鸦片问题，进行调兵遣将的时候，道光皇帝还认为这不过是英国人在“嘘声恫吓”的无能表现，因此既没有和大臣们商议对策，更没有坐出相应的备战部署。
如果从道光皇帝的个人角度来评价他的这种应对，只能说他对英国人即将动武的认识非常模糊，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对于英国人来华的目的产生了错误判断。他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要求通商做买卖，谋取经济利益，最多是多要些银子罢了。事实上，正是这种闭塞和无知，使道光皇帝与发展中的现实严重脱离。然而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为什么连我们现在的中学生都可以看清的问题，他却看不清呢？想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更早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于东北，创建八旗制度，做到了“人皆为兵，不啻举国皆兵”，大清铁骑驰骋萨尔浒，曾经震动整个北方。皇太极继承余烈甚至超过前辈，征服了蒙古和关外地区。以摄政王身份执政多年的多尔衮，促成了入关后大清第一代皇帝顺治的一统天下。后来康熙更是战功赫赫，平定三藩以安定南方，又剿灭郑氏，控制东南沿海重要战略据点台湾；两次雅克萨之战击败了北方沙俄，进而打消其对我国东北的觊觎；三次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并派兵入藏巩固了西南、西北边陲。雍正皇帝即位后，帝国再次展示武功，平定青海和硕特贵族叛乱，成功反击了准噶尔贵族的第二次叛乱，再次震慑沙俄的野心，划定了中俄边界。乾隆时代，大清的武功达到鼎盛，他在位的六十多年里，不断地南征北战，四处用兵，号称“十全武功”，自诩“十全老人”，这种显赫的武功在历史上印下了“有清以武功定天下”的结论。
从努尔哈赤一直到乾隆甚至是嘉庆时代，大清帝国是打遍天下无敌手，这种显赫的武功不仅为帝国带来无上的荣耀，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让帝国高层的统治者们产生一种自大的心态。在鸦片战争之前，帝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始终带着这种自大的心态，甚至有一种主观上的臆断，那就是大清国力强盛，在战争中占有优势，善于使外来民族开化，自身有着大黄、茶叶、瓷器等夷人没有却又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可以使外国人接受臣属的地位。
这种臆断从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之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表现得尤为明显，逐渐成为帝国高层们处理对外关系时的直接依据。到鸦片战争之前，大清帝国历史上的“武功盛世”依旧陶醉着后继者们，令他们不时地去追忆那过去的辉煌伟业。
然而从今日的中国版图来看，当年大清帝国将近二百年的武功盛世，征战范围基本上都是在本国之内，唯一与外国人交手的记录也只有沙俄，因此大清帝国的武功盛世绝大部分只能说是内战内行而已。
时过境迁，大清帝国18世纪晚期的鼎盛，恰恰是走向衰败的开始，在嘉庆中期时，帝国已经变成一个内壳中空的“巨人”，这种衰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诸多方面反映了出来。康乾盛世急转直下，而且面对世界大势的快速变化，关在封闭天地中的继承者，虽然还在依靠祖宗们的荫福而自豪，却已失去了祖辈们的雄才大略、气魄和品质。
我们不能否认道光是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本人也厉行节俭，勤于政务，可是他的这种理想仅仅局限于大清帝国内部，还是一种建立在做好守成之主的理念之上。面对外部世界的巨大变化，道光皇帝作为爱新觉罗家族的继承者，不可避免地也继承了先辈们那种自大、高傲的心理状态。因此从这个角度看，道光皇帝对英国人动用武力的反应是麻木不仁，无疑是具有历史继承性的。
在道光皇帝“边衅不容轻启”的理念支配下，当时除了林则徐在广东积极备战之外，整个大清帝国嗅不到一丝战争即将临近的味道。林则徐多次提醒皇帝陛下，希望广东能够得到朝廷的支援，然而除了几道勉励做好广东防务的诏书之外，林则徐什么也没有得到。
<h3>3. 战争的序幕</h3>
为了巩固虎门销烟的成果，进一步杜绝鸦片的输入，林则徐要求来广州的外国商人保证未来在对华贸易中永不夹带鸦片并签具甘结，如有违反货尽没收，人即正法。当然林则徐并不是那种极端的人，他还是将正当贸易与鸦片走私严格区别开来，以今日的视角来看，这是捍卫国家主权的正当自卫措施，而且林则徐的规定也得到了包括英国在内的一部分守法商人的理解与支持，纷纷签字具结进口贸易。据统计，虎门销烟后到鸦片战争正式打响之前，进口的外国商船共有六十二艘，总贸易额达到二百万元。
然而被迫同意缴烟的义律，在得知英国国内有对华动用武力的意图后，对中国的禁烟措施采取了抵制态度。对林则徐提出的外商进口贸易先具结不夹带鸦片的规定，义律采取执行一部分作为缓冲。首先承认“货尽没官”的内容，表示愿意具结，但反对“人即正法”的条件。为了向林则徐表明他反对“人即正法”的决心，他利用自己驻华商务监督的身份和职权，禁止英国商船驶进黄埔，强迫在广州的英商退出广州前往澳门。
义律的这种行为，如果换作其他钦差大臣，或许正好可以用作向皇帝陛下表功的资本。
但林则徐在当时是稍具世界眼光的人，虽然他也并不了解双方贸易究竟对国家意味着什么，但他本着既成定式不可轻废的原则，也遵循皇帝陛下“边衅不容轻启”的指示，为了恢复中英贸易的正常进行，派人携带因销烟而“赏赐”给英商的茶叶到澳门催令义律尽快具结。
然而义律拒绝接受茶叶，当然也再一次拒绝具结，反而提出要以澳门为立足点装卸货物，企图逃避大清帝国的法律约束。这当然遭到了林则徐的断然拒绝。当时到达广州海面的英国商船已经达到了三十二艘，为了打破义律破坏具结的阴谋，林则徐宣布船内无鸦片者进口报验，有鸦片者自首全部呈缴者准予奏请免罪，而且不影响今后贸易，如果不敢呈报的即日扬帆回国，大清政府也不再追究。
当时有人认为林则徐的这个决定，是对英国人的变相妥协。事实上，林则徐依旧是在遵循皇帝陛下“边衅不容轻启”的指示原则，沿着尽量使中英贸易正常化的道路，想团结大多数守法的英国商人，进而孤立义律。
可是以今日视角来看，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即使林则徐是那个时代稍具世界眼光的人，也不可能完全脱离当时大清帝国闭关锁国的现状所带来的影响—林则徐显然忽略了，义律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所代表的是英国政府。林则徐的“开恩”行为不可能感化、打动义律，原因就在于英国已经在义律的影响下，开始寻求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
道光十九年（1839）五月，一群英国水手在尖沙咀登岸，向当地居民索酒未成，进而与当地民众发生争斗，村中的许多村民被英国水手打伤，其中一个叫林维喜的村民因受伤过重于次日身亡。
林则徐得知林维喜事件后，义正词严地要求义律交出凶手，听候大清律法的处理。义律表面上悬赏捉拿凶手，可是暗地里却送给死者家属一千五百元，想私自了结这事，以使清政府不得不承认林维喜命案纯系误伤所致。后来义律虽然缉拿了五名凶手，但拒绝交给林则徐，而是自行组织审讯，对其中情节最严重的三名凶手，也只是罚薪二十镑、监禁六个月，而其余两人各只罚十五镑、监禁两个月。
义律的这种做法，等于是纵容杀人犯的行为，也是在变相告诉林则徐，中国人的命不值钱。从鸦片战争后英国人在条约中对治外法权的重视这一点来看，义律是在寻求治外法权的尝试，这已经完全超越了商务性质的范畴，费正清先生的《剑桥晚清中国史》中也指出，义律从一开始担任中国商务监督起就认为，对于身在中国的英国商人来讲，获取治外法权原则并不比他们的利润重要。
义律把贸易与法权联系在一起，就等于将商业领域的事情渗透进了政治领域，而他这种做法也成为鸦片战争之前的1839年造成中英两国紧张氛围的刺激因素。
如果说在林维喜事件之前，中英双方或许还可以说是在商业领域或者与义律个人之间存在矛盾与摩擦，那么从林维喜事件后，性质开始转变，林则徐和义律似乎都意识到两国的问题已经转向政治领域，而政治领域的问题最极端的解决方式就是战争。
面对义律的这种挑衅行为，林则徐果断采取了更为有力的制裁措施：道光十九年（1839）六月二十七日下令停止对英商的物资供应，并宣告澳门民众，三天之内撤回英商雇用的中国买办和工役，而且他与邓廷桢亲驻香山县城并派兵分别把守要道实行戒严措施。澳门当地政府按照林则徐的指令，下令寄居在澳门的英国人在七月十日之前离开澳门。
对于林则徐的制约措施，义律并没有立即采取反制约手段，而是在观望几天之后，于七月十八日率领五十七家英商全部撤离澳门，寄居于尖沙咀的货船之上。对于义律而言，他撤离澳门并不是因为妥协，而是酝酿着更大的行动。在他看来，与林则徐之间的制约与反制约措施的不断此消彼长，并不能彻底解决因虎门销烟所带来的英商损失问题。而且此时他从巴麦尊那里得知，英国政府正在商讨是否动用武力解决中国问题，义律认为在这个特殊时期，有必要制造一些事端，甚至是局部摩擦，进而促进本国政府彻底下定决心对华动武。
因此在义律撤到尖沙咀的同时，他派人向英国驻印度总督奥克兰进行汇报，以保护英国侨胞的名义请求派兵来华。七月二十三日，在奥克兰的授权下，英舰史密斯抵达香港，该舰装有二十八门大炮，在当时来讲，大清帝国还没有能与之抗衡的战舰。
<h3>4. 前哨战的胜利</h3>
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1839年9月4日），义律率领“史密斯”号以及大小英国商船数十艘，突然闯进九龙湾，要求清政府恢复对英商的物资供应。当时的大鹏营参将赖恩爵，正在督领水师三艘战船在九龙山口岸进行巡逻和防护炮台，面对义律的要求，赖恩爵申明在没有具结与交出林维喜事件中的凶手之前，不能答应义律的要求。
恼羞成怒的义律在当天下午两点向赖恩爵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在三十分钟内不恢复英商的物资供应，将毫不留情地击沉清军水师战船。半个小时后，赖恩爵正准备派人前往答复时，义律却已经下令炮击清军水师战船，造成清军士兵欧士乾当场死亡。
显然这是义律的一场有预谋的报复行为，甚至可以说是一次不宣而战的炮击。作为军人出身的赖恩爵，当然不会忍受义律的这种野蛮行为，立即指挥清军水师及岸边炮台同时还击。由于长时间的武备废弛，清军的火炮虽然数量占优火力却并不猛烈，这也使得两艘参战的英国军舰能与清军形成拉锯之势。后来一位英军士兵就曾对这场战斗进行过描述，他说如果不是清军的炮火不够充足，就不会有人生还来叙述这段历史了。
这场炮战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英国军舰设备先进，可以时进时退，清军在两个小时里，虽然不断轰击英国军舰，但也只是击翻英军双桅帆船一只，造成英军十七人死亡。晚间六点多，英军炮弹用尽，于是向着尖沙咀方向退去，值得一提的是义律的帽带在这场战斗中被击断，他本人差一点丧命。
九龙山之战算是鸦片战争前哨战的揭幕战，在这场战斗中英军虽然伤亡不大，但清军的英勇作战，还是出乎了义律的预料。在义律的眼中，清军水师的战斗力简直不值一提，在中国这么长时间，他太了解清军水师的装备以及战斗力了。在开战之前，他坚信只要自己下令一开炮，清军水师会立即完蛋，可是结果却是自己差一点命丧黄泉。
长时间和中国人打交道的义律，十分懂得能屈能伸的道理。九龙山之战英军不败而败的结果，让心高气傲的义律并不服气，可是以英军现有的能力，又无法立即重新开启新一轮的战斗。而且英国政府就是否对华动武的问题依旧没有最终做出决定，因此义律决定采取缓兵之计，于八月七日致函澳门同知蒋立昂，提出要与澳门地方官员会谈，两天后该函转呈给了林则徐。
义律十分清楚，自己提出会谈的要求，林则徐携打胜九龙山之战的余威，是不可能轻易答应的。事实也证明了义律的判断，林则徐继续重申先前的三个“必须”，即英商如果有鸦片必须呈缴否则人即正法；必须交出杀害林维喜的真正凶手；空船和烟贩即日必须离开广东返回英国。林则徐特别强调：只要以上三个条件英国人全部办到，就允许英商船只停泊在尖沙咀。
对于林则徐重申的三个条件，义律最为反感的就是“如果夹带鸦片，人即正法”一条，本来就是想借谈判以作缓兵之计的义律，再次看到这条规定时，立即终止谈判。而林则徐也同时下令限英商船只在三日内或者具结，或者开回本国内，禁止在零丁洋面停泊滞留。
义律突然翻脸早在林则徐的意料之中，他预感，接下来义律还会有可能挑起军事摩擦，于是他在向道光皇帝呈报了九龙山之战的战况的同时，在奏折中也希望皇帝陛下能够重视英国这个对手，早做战争准备。
九月四日，林则徐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谕旨。看完后，林则徐的脸色开始阴沉起来，因为从谕旨中他看出来，自己的建议并没有得到皇帝陛下充分的重视。
即有此番举动，若再示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先威后德，控制之良法也。
从大体意思来看，道光皇帝勉励林则徐不必小心谨慎，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英国人周旋。可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道光皇帝的这封谕旨，还停留在大清帝国处理周边宗属国问题的观念上。
在大清帝国的历史上，在对待朝鲜、琉球、越南等宗属国的问题上，一直采取恩威并施的方式，最终的目的就是巩固住大清帝国对这些宗属国的主导地位，也就是道光皇帝在上述谕旨中所说的“控制之良策也”。二百多年来，大清帝国对待宗属国恩威并施的策略，从国家战略的角度看一直很成功，甚至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前，大清帝国在这些宗属国的心中依然是神一样的存在。
可是英国并不是大清的宗属国，以处理宗属国的战略思维，来对待已经领先自己不止一个时代的英国，显然是异想天开。“控制之良策”这话本身，就说明道光皇帝在潜意识中并没有拿英国人当成一个会威胁大清国家安全的对手。显然九龙山之战给了这位皇帝极大的自信，所以他指示林则徐不必“再示柔弱”。然而他或许想不到的是，九龙山之战仅仅是中英较量中一个前奏中的前奏。
道光皇帝的谕旨，等于让林则徐对义律的态度继续强硬下去，在强硬中寻找能控制义律这头豺狼的方法，殊不知对待豺狼最好的方法就是“打”。如果仅仅是驱赶，豺狼肯定会再次前来。
义律无视大清主权的狂妄态度，不仅影响了中英贸易的正常开展，在某种程度上也损害了身在广州的英商的利益。当时的一部分英商不顾义律的禁令，表示愿意具结进口贸易，其中“达密斯戈”号商船上的英商首先表示接受具结，经检验无夹带鸦片，于九月九日报关入口，另一艘“萨克逊”号商船也决定在九月二十八日具结申报入关。
两艘英国商船具结申报入关的消息很快便传到了义律那里。自从九龙山之战后，义律便一直想找机会再次挑起争端，现在两艘英国商船无视自己的禁令，于是他立即以阻止英商船只入关为名，于九月二十二日率领“斯密”号和“华伦”号，载炮共计二十门，离开澳门直奔穿鼻洋。
义律带领船只在九月二十八日抵达穿鼻洋，这次由于远离清军岸边的炮台，又自恃有军舰和火炮作为后盾，于是便派人致书林则徐，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立即收回先前所颁布的一切禁令，承诺绝不攻击英国军舰，允许英国人回到澳门居住并恢复一切物资供应。
林则徐看完来使送来的义律书信后，一把扔在地上，双眼犹如冒出火光：
“你回去告诉义律，天朝官员是不怕恐吓的，具结还是打仗，让义律自己选择吧！”
言罢林则徐退入了内堂，只留下来使站在原地呆呆地发愣。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事到如今林则徐都必须是这样的态度：皇帝陛下已经给了指示，不必再示柔弱。而且作为一个具有十足民族自豪感的官员，在主权面前绝不低头不仅是林则徐的一贯作风，更是他的一份责任。
林则徐彻底将回旋的余地封死，义律也只得带着他的军舰继续前行，双方注定会再一次展开较量。九月二十八日，正当具结的英国商船“萨克逊”号报关进入之际，义律的“斯密”号拦住该船，迫令其调头返回。清军水师提督关天培正率领五艘巡逻船进行巡逻，见此情况上前查问，“斯密”号突然发炮轰击清军水师战船，清军其中一艘战船猝不及防，不幸中炮被毁，其中提标左营二号艇火药舱中炮燃烧，六名清军士兵不幸身亡。
当时就连正在报关的英国商船都不会想到本国军舰会忽然开战，更何况针对的对象是本就没有应战准备的清军士兵。这种只有海盗才能做出来的行径，激起了清军水师官兵们的极大愤慨，提督关天培当即下令对英国军舰展开反击，大小船只共计二十九艘一齐投入战斗，瞬间炮声隆隆，中英双方的第二次海上较量就此开打。
在开打之初，义律的军舰依靠船坚炮利，再加上本就是率先偷袭，一时间占得上风。后来，一名参加过穿鼻洋海战的英军士兵描述说：关天培的战船占据原地猛烈向我方展开炮击，这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从距离上看，清军的火炮和弹药还是不错的，只是不能自由地升降，因此造成了打出的炮弹太高，大多数没有效果，只有少数落在了我方的船桅和索具上。
从描述来看，清军水师的确是奋勇杀敌的，只是炮火装备上落后于对方。当时关天培手握战刀，屹立桅杆前，以气贯长虹的气概激励部下奋力反击英舰。
一颗英军炮弹掠过关天培指挥船的桅边，将一块桅木击落，划伤了关天培的手背，鲜血瞬间流下，身旁的亲兵迅速为其包扎，并想扶他下舱休息，却被关天培拒绝，他依然屹立船头，继续指挥战斗。正是关天培的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使得清军迅速稳定军心，一直与义律的军舰形成拉锯之势，场面并不落下风。
在义律的眼中，清军武备落后，不堪一击，甚至比印度人的战斗力还要弱。可是这一次他却亲身体验到了，清军装备虽然落后，但士兵们那种为捍卫国家、民族的利益而激发出来的战斗力是极其可怕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英舰炮弹的逐渐减少，清军在形势上开始占优。
率先被清军炮火击中被迫退出战斗是“斯密”号，当时清军水师大炮击中了“斯密”号船身的中前部，船上的英军士兵纷纷弃船跳水争相逃命。清军提标左营游击将军麦定章亲自瞄准，连发两炮，又相继击中“斯密”号的后楼和左右舱口，造成“斯密”号帆斜旗落，只得调转船头狼狈逃窜。“斯密”号退出战斗，“华伦”号意识到孤掌难鸣，于是也调转船头跟着逃遁。
于是，继九龙山之战后，清军水师又取得了穿鼻洋海战的胜利，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八日，道光皇帝接到了林则徐关于穿鼻洋海战胜利的奏报。当时皇帝陛下除了龙颜大悦之外，还做出了一个决定：
英吉利夷人自禁烟之后，反复无常……仍准通商殊属不成事体。至区区税银，何足计论。我朝抚绥外夷恩泽极厚，该夷等不知感戴，反复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可足惜。着林（则徐）等酌量情形，即将英吉利国贸易停止。
道光皇帝虽然在谕旨上写的是让林则徐酌情而定，但对于林则徐而言，这仅仅是一种皇帝陛下的姿态，林则徐作为臣子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因此在接到谕旨后，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一日（1840年1月5日），下令禁止一切英国船只入关，至此中英贸易完全停止。
今天，当我们站在国际视角来看道光皇帝的这个决定，可以说皇帝陛下完全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且是一种变相刺激英国对大清开战的做法。要知道无论是九龙山之战还是穿鼻洋海战，大清面对的对手虽然是英国人，但两次战役并不是英国的国家行为，那时候英国国内也还没有针对是否对华动武进行最终投票决定。换句话说，这只是义律个人挑起的矛盾，最多也就是背后有倾向对华动武的巴麦尊等人的支持。
然而道光皇帝的这个决定，等于将局部的军事摩擦上升到了两国国家层面的外交关系问题，而且决定终止对英贸易，这等于是断了当时具有全球战略的英国人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财路，甚至影响了英国人的亚洲战略，作为当时世界的头号强国，岂能善罢甘休？
当然在那个时代，道光皇帝是不可能有这种视野的，两次和英国人较量的胜利，只会更加滋长他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问题的关键是此时国际法则已经初现，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者都已经不可能再由着性子处理国际问题。在这一点上，就算未来不久在英国决定是否对华动武的投票中，英国女王作为最高领导者也只能是游说两院，希望能够投票通过对华动武的议案。而道光皇帝居然在没有征求大臣们意见的情况下，就擅自做出这个决定，可谓是鲁莽至极。
因此可以说，道光皇帝彻底终止中英贸易往来的决定，事实上是后来鸦片战争爆发的内因所在。我们都知道，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其内因的推动和外因的引导。一百多年后，我们无意去将责任彻底地归结到哪一方，只是想站在一个公正、客观的角度去还原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因为只有当一个民族彻底站起来的时候，才会真正彻底地反思它曾经有过的屈辱史。
……
义律很快就将道光皇帝终止中英贸易决定的消息传回了国内。在国内还没有最终决定对华动武之前，义律并不想就此等下去，事实上以巴麦尊为首的主战派，一直指示义律要不停地制造事端。只要清政府选择对抗，他们就可以更有力地说服那些在对华动武问题上举棋不定之人，告诉他们如果不动武，大清帝国是不会向大英帝国臣服的。
穿鼻海战结束后，义律带领军舰返回尖沙咀进行修理，那里群山环抱，风平浪静，算是一处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要地。林则徐在断绝对英国人的物资供应后，在尖沙咀一带屯下重兵，特别是加强了尖沙咀北边官涌山的战备，因为在这里清军可以俯瞰义律的一举一动。
义律本身是军人出身，十分明白自己暴露在清军的眼皮底下意味着什么。为了打破清军对自己的控制，他派出轻便的小船悄悄驶到山边，从沙滩上爬上山坡，窥探清军的虚实。当时驻扎在该处的清军参将陈连升警戒严密，发现英军士兵后，即派兵捉拿，结果打伤两名，缴获枪支一杆。
按照巴麦尊等人给予的要不断制造事端的指示，义律认为这次英军士兵被打伤，绝对是一个扩大事态的好借口，毕竟率先动手的是清军。于是，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九日（1839年11月4日），义律带领所能出动的全部战舰列阵海面，对驻扎在官涌山的清军营盘突然进行猛烈轰击。清军由于扎营位置选择得当，并未遭受太大损失，而且由于居高临下，清军从山上开炮回击，迅速将英军战舰击退。
从九月二十九日开始，一直到十月四日为止，义律接连发动三波攻击，全部被清军打退。但义律一次次的进犯，使得林则徐感到必须加强官涌山的防卫力量，因此他和邓廷桢、关天培等人一起研究对策，决定增调官兵二百名，由部将马辰、周国英带领前往增援官涌，同时由关天培调拨六门大炮，做好大战的准备。
十月六日（1839年11月11日），各路清军齐集官涌举行军事会议，商定把守山梁各个要点，由各将分工负责，兵分五路扼守。当天傍晚，义律的舰船发现驻守官涌山的清军增添了大炮，于是立即装填炮弹开始猛烈轰击山梁的清军大营，企图用猛烈的炮火摧毁清军的防御工事。清军毫不含糊，五路大军一同发炮回击。在一个多小时的炮击战中，打得英军只有招架之功，眼看抵挡不住，英军立即熄灭船上的灯火仓皇退出战斗。
两天后，英舰再次前来，两艘战舰（“剑桥”号和“多利”号）偷偷移向内洋逼近官涌，在它们身后还尾随着十余只舰船观察动静，意图再次偷袭官涌的清军。
清军发现英舰的举动后，立即分赴五处山梁，等待英舰进入射程之内立即开火，“多利”号连中两炮，不敢恋战，仓皇逃离，后面的舰船看到“多利”号溃败，也犹如丧家之犬向外洋退去。
官涌山旬日之内六次接仗，最终都以清军获胜告终，此后英国舰船被迫退出尖沙咀洋面，分散寄居在长沙湾、赤沥角等外洋地界，一直到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的签订。
<h3>5. 中英军力对比</h3>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说的鸦片战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概念，是指英国国内投票通过对华动武之后，英国正式派军舰攻打广州然后北上，最后一直到《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广义的鸦片战争概念，则是从1839年的九龙山之战开始，一直到1856年因“亚罗号事件”而引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
现在史学界所公认的，是将1840年爆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然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概念是指从1840年英国军舰攻击广州开始到《南京条约》的签订，广义的概念则包括九龙山之战、穿鼻海战和官涌山之战。
作为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揭幕战，九龙山之战、穿鼻海战和官涌山之战的胜利，完全出乎了英国人的预料。清军虽然武器落后，但由于林则徐事先部署得当，战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因此让义律想要以武力使林则徐改变条令的想法落空。
我们今天都认为，当年的那场鸦片战争之所以会败给英国人，直接的原因是我们的武器不如英国人，然而透过九龙山、穿鼻和官涌三次与英国人交锋全部获胜来看，大清帝国后来落败，武器落后似乎并不是唯一的原因。之后鸦片战争正式爆发后，装备更加精锐的英国军舰也没能在林则徐把守的广州占到便宜，只是北上之后才逐渐显露出两国的军力差距。
因此在介绍这场将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鸦片战争之前，我们先来对比一下中英双方的军事实力，看一看双方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因为只有弄清这个问题，我们才可以站在一个更加公正的角度，去分析中国为什么会在鸦片战争中失败。
1840年4月7日，决定中国命运的时刻悄然到来。经过三天的激烈辩论，英国议会举行了是否对华采取武力措施的最终投票，结果是二百七十一票赞成，二百六十二票反对，对华动武议案通过。单从票数上看，主战派似乎并不占优势，然而这其中有英国两党之间互相牵制的因素，并不能说明英国有将近一半的人不同意对华动武。
从议案通过那天起，英国政府就开始组建所谓的“东方远征军”，陆续抵达中国，从军队的直观数量上看，可以说英国人简直是陷进了中国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当时清军的数量约有八十万，英国远征军包括后来逐渐增派的人员最多达到两万人，比例为四十比一。
但是清军的军事素养很差，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兵不满员。在那个还没有完全脱离冷兵器作战的时代，兵员对于大清帝国十分重要，可是当时大部分地区清军的花名册上都是空额，尽是弄虚作假，为了应付点卯，临时招募人员顶替。
二、兵员成分复杂。当时清军的兵员可谓是瓜子儿嗑出来臭虫—什么人儿（仁儿）都有。放牛的、鞋匠、裁缝、地痞流氓等应有尽有。当兵吃粮雇人出操不再是秘密，清朝初年，八旗军入关时那种尚武精神早已经荡然无存。当时在西方人的眼中，清军士兵不过是一群肮脏不堪、面似乞丐的穷苦人。
三、纪律松弛。出现上述两种情况，就必然会造成纪律松弛的现象。而且纪律松弛还不仅仅是体现在日常的操练上，很多士兵日常吸鸦片、嫖娼、抢劫、经商，等等，什么都干。例如道光十二年（1832）时，朝廷镇压粤湘桂边界苗民起义的一千名士兵中，竟然有二百名因吸食鸦片而被遣返。又如道光十四年（1834），驻守广州的清军，公开在洋行前的人行道上吸食鸦片。英国人评论说：清军是一支在陆地上全无能力的军队。当然，英国人的这种评价除了是建立在清军素养很差的基础上之外，另一部分原因则是，他们看到清军当时还是停留在冷兵器时代的作战观念中，这对于军事装备已经迈进工业时代的英国来说，无疑是极其落后的。
说完军队素养，我们再来看看西方人眼中的清军落后的武器装备，在当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除了刀枪剑戟等冷兵器依然是当时清军的常规装备之外，清军也装备了一些火枪和大炮。火枪主要是鸟枪和抬枪，都是用火绳发火。鸟枪长六点一尺，重六斤，长短不一。抬枪比鸟枪更大更重，十二、十三到三十多斤不等，再重的就叫抬炮。
关于抬枪的发射操作方法，《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中是这样记载的：
长七尺五寸……木鞘长五尺，距鞘梢尺余，凿通一孔，上穿皮带，又一人将枪安于肩上，双手勒定被带，又一人将枪尾托空，看准钩发，可发三百余步，吃药二点三两，铅子重五钱，可装五个。
从上述记载来看，抬枪是一种比较笨重的武器，而鸟枪却也轻便不了多少。鸟枪的射程稍微小于滑膛枪，抬枪倒是能超过，但速率和命中率都不如滑膛枪。鸟枪射击速度为每分钟一发以上（以上是个大概念）。另外，清军的火药质量很差，为黑色火药，不仅力量小，而且影响射程，再加上火药粗细不均，也大大影响了射击的速度和威力，枪管炸裂事故亦时有发生。
反观当时英国军队，枪支方面一律配备滑膛枪，采用燧石发火，一次可以发射三十发子弹，射程为三百码（约270米），瞄准射击距离不超过一百码（约90米），每分钟可发射二点三发子弹。火药质量方面，当时西方虽然还没有出现无烟火药，但在黑色火药的制作技术上有了很大改进。例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末，原福建水师提督陈介平用购得的英国火药放在中国鸟枪中试射，经过射程计算，发现比清军的枪支射程高出四倍。后来用经过改制的火药在江南、广西等地清军的鸟枪中进行试验，射程达到了二百六十码（约250米）。
总的来看，清军使用的枪支和英军使用的燧发枪相比较，鸟枪射击目标所使用的时间比燧发枪多一倍，而且射杀范围小。如果同样射击一百米远的相同目标，鸟枪比燧发枪要多用二至三倍的弹药。因此，从枪支的性能上来看，可以说英军已经领先了清军一个时代。
除了枪支这种轻型武器外，双方需要对比的还有重武器，那就是大炮。当时清军大炮数量虽然不少，但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弹药爆炸威力不够和命中度不高。事实上这两个问题的存在，就相当于说一辆自行车除了车铃铛不响之外，其他没有不响的地方一样，这是最致命的问题。因为对于大炮来说，弹药威力和命中率无疑是最重要的。爆炸威力差源于火药质量，而精度不高则主要是因为火炮机动性能差，炮身重而且缺乏炮架。反观英军的大炮，在铸造、发射炮弹、炮膛精度和炮弹质量方面全都优于清军，占有绝对的优势。
在鸦片战争中，英国的进攻来自于海上，这场战争在某种程度上说主要是一场海战，因此水上力量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英军当时的海军是世界最为强大的。早在16世纪末，英国人为了适应对外贸易和海外殖民掠夺的需要，就开始特别重视海军的建设。前边我们说过英国在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以及号称“海上马车夫”的荷兰后，事实上就已经成为欧洲的头号海军强国。再经过18世纪与法国的多次较量后，彻底将法国势力从北美和亚洲排挤出去，进而成为称霸世界的殖民霸主，因此被称为“日不落”帝国。
鸦片战争爆发的十三年前，英国首先将蒸汽机装置在现代军舰上，使军舰可以不受风向和水流的影响，进而加快了航速，增强了其机动性。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不长时间里，英国的大型战舰已经有二至三层夹板，分别可以配备七十至一百二十门火炮，有可发射三十二磅实心弹的加农炮，也有可发射爆炸弹的大口径加农炮。至于数量方面，以1836年为例，当时英国已经拥有大小战舰五百六十艘，而且有着丰富的海战和登陆作战经验。
反观清军的海军力量，如果用一个数字来概括的话，可以说就是零。中国的海岸线当时虽然长达一万八千公里，清政府虽然也建立了内海和外海水师，并在少数口岸筑有炮台等防御工事，但当时的水师主要任务在于防止走私和缉捕海盗，而不是能赢得一场海战的胜利。因此在战船的制造上，不是考虑如何在海上作战，而是考虑如何更适于追捕走私船和海盗船。
进入19世纪后，西方世界都在大规模地发展海军，清军的外海战船虽然多达八百九十多艘，数量远远超过英国，但质量和英国相差甚远。首先舰船体积很少有超过三百五十吨的，而且通常只装备二至四门大炮，大炮还被固定在炮位上，没有瞄准设施，在波浪四起的海面上，射击准星毫无把握，甚至遇到大的风浪船就会沉。当时客观的现实是，与西方世界的海军相比，清军水师根本无法保卫大清帝国的海疆。
从战术角度而言，清军的落后也是全方位的。当西方世界已经进入工业时代，清军的作战习惯却仍停留在中世纪乃至更为遥远的年代，列阵时冷热兵器混用，配备比例火器占百分之五十，排列顺序是火器在前，冷兵器在后。由于列阵密度大，在战斗中难以机动和发挥火力。而英军作战则采用的是“线式”战法，战术运用灵活，便于机动迂回作战，也能充分发挥火器的威力，达到最有效的杀伤—平均可以高出清军六至八倍。
通过军队素养、轻型武器、舰船火炮以及战术等一系列的对比，清军都远远落后于英国人，因此表面看起来，似乎后来的鸦片战争清军战败是一种必然。然而九龙山之战、穿鼻洋海战和官涌山之战三场前哨战的胜利，却又印证了落后未必就挨打的道理，至少在这三场战斗中，清军的表现远不像后世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不堪，换句话说，英军虽然全方位领先清军，但并非没有薄弱之处。
通过三场前哨战的过程来看，英军明显兵力不足，前边也说过，就算鸦片战争正式开打后，英军远征来到中国的最多也只有两万人，而且其中还有很多雇佣兵，雇佣兵的战斗力和对战术的掌握理解与把握方面明显要差很多，因此英军整体在战斗力上不平衡，这也就决定了英国远征军并非无懈可击。事实上正是因为林则徐备战工作做得充分，使得英国人战斗力不平衡的弱点被放大，最终取得了三场前哨战的胜利。
英国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虽然武器先进战术领先，但英军毕竟是劳师远征，因此路远和大海的局限性对他们的影响很大。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对英商采取断绝供应的做法，已经使得义律陷入了绝境，这也是义律决定采取武力措施的原因之一。就算是英军的供应补给有东印度公司作为支撑，但也仅仅是比英国本土距离近一些，在当时，运送来自东印度公司的补给也需要很长时间。而且英国人虽然船坚炮利，但其优势主要还是在海上，后来的事实证明，离开了海上军舰的英军深入内陆后，其作战力量明显大打折扣。他们只能将战局控制在靠近沿海一线附近，甚至是只能集中在江海沿线的一个或几个点上进行作战，想要全线开战，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总体上来看，英军占有优势，但并非无懈可击；清军虽然全面落后，但占据天时、地利、人和，而且三场前哨战的胜利也证明了清军有打胜仗的能力，至少从狭义的鸦片战争这场纯粹的战争角度而言，清军并非注定就是失败者。
鸦片战争正式开打后，英国人的军舰到达广州，并没有吓倒林则徐，甚至广州的战局一度让英国人陷入困境，直到那个时候，大清帝国的高层们都不曾认为，自己会最终成为这场战争的失败者。可是当英国人决定北上后，为什么这场战争的胜负天平却开始转换了呢？这其中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还是先从道光二十年的五月二十二日那天说起。
<h3>6. 从广州到定海</h3>
道光二十年五月二十二日（1840年6月21日），英国舰队在广东海面集结，随后封锁珠江口，正式展开了对大清帝国的战争报复。
前边我们说过，直到鸦片战争结束后，英国也没有对大清帝国正式宣战，但这绝不意味着英国人只是在海面上小打小闹。除了虎门销烟让英国人蒙受了巨大损失之外，事实上五十多年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人认为他们一直在中国遭受着不公正待遇，除了限制英国人的人身自由之外，贸易活动中也要经常忍受清政府的反复无常。当然，这不能成为战争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