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 世界体系的弃儿</h3>

中国与西方国家的交流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的汉代。在16世纪之前，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往来基本上处于一种平等状态。可是进入16世纪后，这种平等渐被打破。虽然当时古老的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这种萌芽在中国古老文明自身的巅峰状态下，犹如一抹淡淡的虹光稍纵即逝。

与此同时，在遥远的欧洲却发生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巨大的变革。经过14世纪的资本主义萌芽之后，西欧的几个先进国家开始进入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时期，进而成功建立了由资产阶级掌控的国家政权，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近代文明。

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剖析过资产阶级的本质，也说过它在“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为，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的”。就是从这个起点开始，西方开始不自觉地将目光瞄向了东方，甚至踏上了寻找中国、征服中国的历程。

从15世纪末到道光皇帝继位的三百多年中，葡萄牙人、西班牙人以及荷兰人先后踏上过中国的领土，他们企图用强硬野蛮的姿态，迫使中华帝国屈服，进而开始殖民扩张。但那个时候无论是大明帝国还是大清帝国，都还可以搬出自身存下的老底儿，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直到当时拥有“世界工厂”称号的英国到来后，互成均势的局面才被彻底打破。

应该说，英国人很早就有了踏上中国领土的愿望，早在哥伦布发现中南美洲的同时，英国人也企图寻找一条从西方通往中国的道路，到16世纪末，英国女王已经开始直接参与寻找中国的活动。例如1583年，伊丽莎白女王派遣一个名叫约翰·纽伯莱的商人来到东方寻找印度和中国，并亲自写了一封致中国皇帝的信，在信中伊丽莎白虽然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中国皇帝，但依旧用了“最伟大及不可战胜之君主陛下”这种极尽恭维的称呼，而且在信中表明了希望和中国通商往来之意：

……吾国忠实臣民约翰·纽伯莱，得吾人之允许而前往贵国各地旅行……吾人认为，我西方诸国君王从相互贸易中所获得之利益，陛下及所有臣属陛下之人均可获得。此利益在于输出吾人富有之物及输入吾人所需之物……（望）给予吾人在与贵国居民贸易中所极需之其他特权……

上述这封信可以算作是英国写给中国皇帝的最早的交流信件，遗憾的是，当时纽伯莱只是辗转到达了印度，未能到达中国，因此这封信也没能传到中国皇帝的手中。

13年后，伊丽莎白又派遣本杰明·伍德作为自己的使臣，准备沿着好望角航道来华。据历史记载，这一次女王再次亲笔书写了一封诚恳的信，而且她对中国皇帝似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将对中国皇帝的称呼升级为“伟大中华之国最强力主宰者，亚洲各部及附近岛屿最主要之皇帝陛下”，信中再次提出请求中国予以通商的特权：

今求至尊之陛下，凡我国人来贵国某处、某港、某地、某镇或某城贸易时，务赐以自由出入之权……使其得享受自由特典及权利，与其他国人在贵国贸易所享受者，一无差等。

不幸的是，伍德船队途中多难，过程难以三言两语说清，充满着“沉没”“激战”“被俘”等关键词，总之这封信仍旧没能交到大清皇帝手中。

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作为西方后起之秀的英国，多次对中国进行苦求探索，却没能找到中国这个传说中的黄金国度。

当然，没能成功到达中国固然可叹，但看英国女王两封书信的表述言辞，应该说在大清帝国建立之前，虽然在公元1636年发生过威德尔舰队擅闯珠海事件，但总体来说英国人对中国还是极尽恭敬之态。

我们常说均衡的态势源于均衡的实力，就在女真与大明帝国打得不亦乐乎的公元1640年，英国开始了资产阶级革命，然后经过工业革命，英国的政治形态随之转变。这种转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的诞生。在此后的二百年中，英国在欧洲范围内经过持续的商业战争，先后联合尼德兰打败了西班牙，摧毁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战胜了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的荷兰，并将其挤出北美和印度；又在18世纪击败了欧洲的最后一个劲敌—法国。最终英国取得了殖民霸主的地位，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成了“世界工厂”。

1640年，对于处在世界东方的古老帝国中国而言，是一个不祥之年，在内部不同种族拼杀夺权之时，事实上它已经成为世界体系的弃儿，只是这种意识在很长时间之后，我们经历了诸多屈辱后才逐渐感觉到。

虽然中国在体制上已经落后于西方，但历史老人从不任性，它总是给各种文明以自纠的机会。清朝取代明朝算是一种换血，本以为它会重新焕发我们民族的生机，但由于满洲部族政权意识的局限性，使得帝国不可能具有世界意识，进而在制定政策时，总是立足于天朝上国的心态去面对一切。

从大清帝国建立伊始，一直到道光皇帝登基之前，总体来说帝国采取的是闭关锁国的政策。虽然在康熙二十四年（1685）也曾经开放过海禁，但那只是权宜之计，随后便以英国海盗破坏贸易和平为由，重新关闭了通商口岸，这实在是因噎废食的表现。

可是正如列宁所说，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旋涡中，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虽然大清帝国自认为闭关锁国理所当然，但英国人可不这么想。从1755年到道光皇帝即位之前的1816年，英国人没有放弃开发中国这片黄金领土，而且在最初的阶段，是采用东印度公司商人交涉的方式，试图将大清帝国拉回“世界贸易”的家庭中来。到了工业革命起步之后，其海外市场的开拓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于是一改商人之间的交涉往来方式，转变成两国政府间的官方往来。

在那个时代，两国最为著名的官方往来，是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英国使团来到中国的那次访问。这次访问，英国政府借着为乾隆皇帝祝寿为名，派出了七百多人的庞大团队，带着价值约一万五千英镑的“贡品”，其中包括天文仪器、地理仪器、图书、毛毡、军需用品、车辆等，以取悦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

这次官方交往，虽然乾隆皇帝分两次接见了马戛尔尼，也算是优礼有加，并颁赐了大批玉器、瓷器、彩缎、茶叶等物，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不欢而散，因为在涉及核心问题上，两个国家的想法简直是南辕北辙。

事实上，双方这次来往，从还没见面开始，在某种程度上就已经产生了分歧，这一点从当时帝国的大臣们呈上的奏折，以及皇帝陛下颁布的谕旨内容就可以看出来。

<h3>2. 隐藏的分歧</h3>

有英吉利国夷人啵啷哑哩免质臣等来广禀称：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吗嘎尔呢（马戛尔尼）由海道至天津赴京等语。并译出原禀进呈。阅其呈词，极为恭顺恳挚，因俯允所请，以遂其航海向化之忱。并以海洋风信靡常，该贡使船只或于闽、浙、江南、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定。因降旨海疆各督、抚，如遇该国贡船进口，即委员照料护送进京。因思乾隆十八年西洋博尔都噶尔国遣使进贡，系由广东澳门收泊……

今英吉利国王涉历重洋，远道祝嘏，具见凡有血气，莫不尊亲。唯是外夷各国，凡遇进贡，俱由例准进口省份，先将副表贡单呈明督、抚，奏奉允准之后，委员伴送使臣，赍带贡物，赴京呈进……

上述一封奏折、一份谕旨的内容，是节选自1792年下半年到1793年上半年时任广东巡抚郭世勋呈上的奏折、乾隆皇帝针对马戛尔尼来访颁布的谕旨。那个时候马戛尔尼虽然已经启程来华，但还没有到达。从奏折和谕旨的内容来看，大清帝国从皇帝到大臣都认为此次英国使团的到来就是为了给皇帝陛下祝寿，所以对于贡品是十分看重的，以至对马戛尔尼已经启程，但贡品并没有被他带在身边的做法颇有微词。

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禁对当时帝国统治者的幼稚感到悲哀。但当时大清帝国确实没有其他想法，对于贡品的看重，背后隐藏的则是天朝上国的自大心态。可以说从大清帝国方面，心态上就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这与向来崇尚平等自由理念的英国完全背道而驰。所以从起点上，双方在理念上就没有找到契合点，这也为本次官方正式见面蒙上了一丝阴霾。

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两个国家的外交来往，少不了公文之间的交流，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双方如何沟通，这在当时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鉴于篇幅所限，我们无意探讨在这个问题上翻译人才所发挥的作用，更何况大清帝国当时不可能具有专业的翻译工作者。但从结果来看，双方接触伊始，大清帝国负责翻译工作的人，或许出于一种投机心理，或许是一种“媚上心态”的惯性思维使然，于是对英国人所表达的意图，进行了某种曲意的篡改。

例如，英国人在呈上的国书写带来的东西时，称之为“礼物”，但到了呈献给乾隆皇帝的奏文中，“礼物”就变成了“贡品”。东西虽然还是那些东西，但从“礼物”到“贡品”，完全是将平等关系变成了上下附属关系，将马戛尔尼当成了运送贡品的“钦差大臣”。而且当货物到达北京后，双方交接人员也因为究竟是“礼物”还是“贡品”吵得面红耳赤。

好吧！或许在马戛尔尼看来，既然到了人家的国土上，就要入乡随俗。他本以为这只是两国文化不同造成的观念差异，算是个小误会，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想到，前方等待他的要遵守的规矩还有很多。

由于中英两国相距遥远，分属两种不同的文明，关于礼仪的问题，英国政府早就考虑到了。英国最初的意图是可以服从中国的礼仪，但前提是不要损害英王乔治三世的尊严。对于这一点，坦白地讲，在到达中国之前，马戛尔尼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还没有切身的体会，等到了中国之后，他才知道大清帝国无论是谁，对皇帝陛下都要行三跪九叩之礼，而且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至此，马戛尔尼终于明白，这根本就不是一次平等的外交往来。大清帝国认为英国就是一个前来向皇帝陛下进贡的弹丸小国，甚至能让英国人来，已经是给足了他们面子。

看清了本质的马戛尔尼一口回绝了大清帝国要坚持的礼仪，经过多次的交涉后，马戛尔尼的最终底线是，向乾隆皇帝行单腿跪拜礼。

英国人认为单腿跪拜是一个大国国王的特使对往来对象—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最高、最合适的礼节；而在大清帝国看来，这是粗俗人表示臣服的方式。双方因为这个问题再次展开你来我往的争执，其间马戛尔尼使团还受到了乾隆皇帝的冷落，皇帝借口调养身体前往热河避暑山庄，避而不见。

从诸多细节可以看出，在马戛尔尼到达中国的那一天开始，他就陷入了大清帝国琐碎、无知的表现的困扰之中，这注定给双方后来的见面带来了某种心理阴影。所以当双方突破万难终于见面时，虽然表面上氛围还是比较和谐的，但观念的差异最终导致大清帝国是不可能接受马戛尔尼提出的那七项要求的。

在分析乾隆皇帝拒绝七项要求的后果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七项要求的具体内容：

1.要求签订正式条约：开放宁波、舟山、天津、广州之中一地或数地为贸易口岸。

2.允许英国商人比照俄国之例在北京设一仓库以收贮发卖货物，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

3.允许英国在舟山附近一岛屿修建设施，作存货及商人居住用。

4.允许选择广州城附近一处地方做英商居留地，并允许澳门英商自由出入广东。

5.允许英国商船出入广州与澳门水道并能减免货物课税。

6.允许广东及其他贸易港公表税率，不得随意乱收杂费。

7.允许英国圣公会教士到中国传教。

当时英国人可以进口或者转销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初级产品，甚至有些东西已经是世界有产阶级的最爱。但当时中国对西方的工业产品却相当冷漠，这也是马戛尔尼带着大批物资来到中国的原因，他们希望能够向大清帝国的统治者们展示西方工业革命后的文明成果，想唤起东方文明探索西方文明的兴趣，然而结果却让他们甚是失望。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这是乾隆皇帝对于七项要求的回应。

……

马戛尔尼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带着庞大的使团悻悻而归。后来他在评价这次出使中国之行时，认为“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旧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一百五十年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

当时大清帝国没人意识到，乾隆皇帝拒绝英国人的要求，会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从上至下认为只是拒绝了一个蛮夷之国的亲近要求。天朝上国曾经拒绝过多个番邦属国，这一次不过是重复以往的过程而已。

以今日世界体系眼光来看，此次中国人的自大傲慢，让英国人更加理性客观地看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本质。而中英出现的贸易逆差，则让英国人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寻找一切手段和措施，完成逆差的转变。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经验的积累，他们终于找到了改变贸易局面的商品—鸦片！

1820年，道光皇帝即位的时候，鸦片已经充斥于中国社会的每个角落，犹如吸血虫一般，不断吸食着中国人的肉体营养和灵魂之精。

鸦片的不断流入和日益泛滥，是道光皇帝继位后在内政、外交上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鸦片贸易涉及很多在他之前已经形成的历史积弊。道光皇帝虽有决心整治鸦片危害，但问题的关键是时代并没有赋予他快刀斩乱麻的机会。但即使是这样，一心向往当圣明之君的道光皇帝还是拿出足够的决心与魄力，誓与害人的鸦片斗争到底。

<h3>3. 鸦片的前世今生</h3>

鸦片，又叫阿片、阿芙蓉，俗称大烟，是从罂粟果实中提炼出来的一种介于药品与毒品之间的物质，最早出现在古埃及。

史书记载，早在唐朝时，罂粟便由阿拉伯商人带入中国，最初仅在云南、甘肃等边地作为观赏植物种植。一直到了明朝成化年间，人们才发现划破罂粟果实，取出里面的汁液，经过熬炼可以制成一种棕黑色的呈块状或粉末状的东西，病人少量吞食，可以起到镇痛、止咳、止泻等作用。在明朝中期之前，鸦片一直作为药品在中国传行。

鸦片由药品变成人们吸食的毒品，是源于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的到来。据记载，公元1557年，葡萄牙人开始以澳门为据点，向中国输入鸦片。后来荷兰人侵占了澎湖、台湾，将鸦片质量不断升级，将罂粟汁熬成膏状，教人们吸食，不多久便流传到内地，遂开鸦片吸食之风。

对于鸦片的输入，当时明朝政府采取收税的方式进行管理，今天看来算是合法贸易，原因并不是明朝政府不知道鸦片的危害，而是当时鸦片的进口数量极少，吸食者多是官僚贵族。而这些人正是政策的掌握者和制定者，这也使得政府在制定针对鸦片的政策时，首要前提是可以满足官僚阶级的需求。据说万历皇帝可能就是鸦片吸食者。明朝时期由于鸦片还没有严重到侵蚀国家机体的程度，政府对鸦片采取了宽容态度。

然而，明朝的统治者们一定想不到，他们对于鸦片来到自己国土上的纵容，会让其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在中华大地生根发芽，以致成为制造我们民族灾难的渊源。

清朝建立初年，由于国家放开海禁政策，致使鸦片输入量也随之增多，而清朝政府同样延续明朝的政策，不过针对鸦片的税率有所提高。例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南洋输入的鸦片，每斤收税银三钱，到了乾隆二十年（1755），每斤鸦片要收税银五钱。

事实上，清朝建立后，随着鸦片输入数量的增多，政府并不只是依靠收税管理鸦片，而那个时候鸦片的影响已经不再仅仅停留在从明朝后期开始的上层社会。随着吸食鸦片阶层的不断扩大，首先认识到鸦片可能会造成严重危害的是志在“澄清四海”的雍正皇帝。目前有记载的第一次禁止鸦片的法令，是雍正七年（1729）所立。在这里我们不得不佩服雍正皇帝的远见卓识，但市场的需求使得鸦片贸易绝不可能仅靠一纸诏令就可以禁止。

虽然在此后，乾隆皇帝、嘉庆皇帝都曾经发布过禁烟命令，甚至制定了“兴贩鸦片者，枷号一月，发近边充军；私开烟馆，拟绞监候，从杖一百，流三千里”的严厉刑律。但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鸦片通过非法的走私贸易，仍在不断地流入中国。

如此看来，关于鸦片的流入与传播，我们今日不能以清朝统治者的腐败堕落为借口，而将罪过推到他们身上，须知现在也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完全禁止毒品的传播。要知道流通商品的趋利性，一旦达到社会需求的底线，便已不再是行政命令所能左右的。

从明朝后期到清朝前期，鸦片已经逐渐在中国形成市场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不仅仅是金钱上的保障，更有观念上的认可。试看当时同样属于西方商品的咖啡、丝织等，远不如鸦片受欢迎。这也使得英国人在不断探寻使用何种商品开发中国市场后，终于下决心以国家力量，用鸦片转变中英贸易逆差的局面。

英国资本主义的政权属性，决定了他们对正常贸易的长期逆差，不可能被动接受，因为这与他们开拓东方市场、赚取更大财富的目的背道而驰。在道光十四年（1834）之前，英国人一直通过东印度公司开展对华贸易。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国东印度公司占有了印度鸦片烟产地孟加拉后，便开始向中国贩卖鸦片。在东印度公司的大力推动下，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输入量不断增加。从乾隆五十一年（1786）并不起眼的两千箱，到1838年鸦片战争爆发前两年的四万零二百箱，英国人一直充当着向中国输入鸦片的大户。

鸦片贸易虽然让东印度公司以及英国政府赚取了暴利，但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严重的危害，随着鸦片输入量的增多，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出超变为入超。道光皇帝即位的第十个年头，英国输入中国商品总额为两千一百多万元，其中鸦片贸易就占去一千二百多万元。中国输入英国商品总额为一千三百多万元，双方贸易逆差达到将近一千万元。可以说英国完全是通过向中国输入鸦片改变逆差局面的，如果除去鸦片，以正当贸易商品来算，中国仍然保持着出超。

当然，如果从社会风气角度来看，当时中国付出的代价远不是可以拿经济价值估量的。据统计，仅就道光十五年（1835）这一年来看，全国吸食鸦片的人数已经达到二百万人，吸食者几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上至官僚士绅，下至工商优隶，甚至妇女、出家人都有吸食鸦片的。市井间大量的烟具不断贩卖，波及的地区从沿海城市到乡村僻壤之间，甚至连新疆、青海等边远省份也有人吸食。由于吸食鸦片成瘾的人身体日渐衰弱，以致丧失劳动力，使国民素质受到严重摧残。

对此马克思曾引用英国人马尔定的话，评价过当时中国鸦片流行的危险境况：

（贩卖鸦片者）每时每刻都向贪欲无厌的吃人神贡献新的牺牲者，英国的杀人犯与中国的吸毒自杀者互相竞争，向吃人神的神座上贡献祭品。

由于很多鸦片并非通过正常贸易进入中国，致使烟价昂贵，许多农民相继种植鸦片以期获利。当时浙江台州府属的地方种植者最多，宁波、绍兴、温州等地次之。另外，福建、广东、云南等地亦有不少地方种植后售卖。而鸦片本土种植这一做法的连锁反应就是大量种植棉粮的土地被剥夺，使得中国的社会根基—农业生产遭到破坏。

对于大清帝国的统治者来讲，上述这些现象通过某种自纠，或许还可以应对。但鸦片对维护统治的国家机器—军队的侵害，则让帝国的高层们不得不去认真对待。当时吸食鸦片之风首先在沿海地区的军队中蔓延，例如鸦片危害的重灾区广东地区的军队，很多士兵由于吸食鸦片导致身体素质严重下降，根本无法完成辖区的防卫任务，需要从外地调军协助。当时有人戏称军队是一手拿刀枪、一手拿烟枪，可想而知，国家是无法依靠这样的军队镇守国门的。

纵观当时鸦片对国家的种种危害，以道光皇帝为核心的帝国高层意识到，如果再不对鸦片进行严厉的禁止，帝国或许会最终灭亡在这个让人成瘾的毒品上。因此道光皇帝即位不久，就开始对鸦片出手进行整治。

<h3>4. 禁烟立场</h3>

今日我们回头再去看从道光即位到鸦片战争爆发这二十年的禁烟历程，可以说道光皇帝虽然决心很大，但他依然没有逃脱先辈们屡禁不止的套路。况且从思想上对禁烟策略进行认识也有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这使得鸦片犹如细菌繁殖一样，在缝隙中不断壮大，最终导致不得不强硬地进行虎门销烟。

在道光刚即位的时候，首先是重申以前的禁烟令，规定外国商船来到广东，必须首先出具货船并无鸦片的甘结[交给官府的一种字据，以示愿意承担某种责任或义务，诺言如不能履行，甘愿受罚。

]方能开舱。开烟馆者，判流放；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刑。但结果却是鸦片依然畅销，究其原因则是刑法虽然加重，但还不致死罪。可是那些有烟瘾的人，如果不及时吸食鸦片则有性命之忧，所以他们情愿以侥幸心理触犯法律，也要买到鸦片。

道光即位元年的禁烟令，只是表明朝廷对鸦片的严厉态度，从实际效果来看，朝廷的禁令等于一纸空文。于是次年初，道光皇帝下诏让朝臣们广开言路，想出禁烟的好办法可以上奏。

御史黄中模和尹佩棻在这一年相继上奏折，对鸦片泛滥的原因及造成的危害进行了深刻分析，其中以尹佩棻的《奏请严禁私食鸦片烟》的奏折最具代表性。他在奏折中分析了鸦片走私严重的两个原因：一是地方官不认真查办，只派一两个武弁巡查，而巡查的武弁接受贿赂与走私者勾结包庇；二是广东海关包税之策，使得洋船一进关口，就有包揽上税者，而且这些人会先将洋船所携带的鸦片寄存在渔船中，洋船再行入关检查。

奏折中清楚地指出，鸦片走私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外勾结，这里存在着地方官腐败的问题。于是道光随即下诏，命令两广总督阮元及有关人员在通商口岸及天津等地，要对各种船只逐一进行查拿，以杜绝鸦片走私。

如果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道光此时能够认识到鸦片的来源，也明白了一些禁而不绝的原因，而且明确表示不以税收为名掩盖鸦片走私任其泛滥，应该说他比先辈们要高明和坚决些，至少没有用提高税率的方法来扼制鸦片的流入，算是一大进步。但鸦片走私带来的高额利润，吸引着英国商人和一批亡命之徒，千方百计地变换手法进行鸦片走私，走私船不断变换停泊地点，以期逃避检查。烟贩们进一步用重金收买盘查人员，勾结内地的鸦片贩子，往来偷运鸦片，使得每年鸦片的输入量仍在不断增加。

从道光三年（1823）到道光十一年（1831），朝廷的禁烟令不断丰富，每年都在增加新内容。其中，以道光十一年发布禁烟的禁令为最多。从内容上看，除了依旧延续先前的方法之外，还责成地方官严禁内地种植鸦片，并将这一项工作纳入到官员考核之中。对关口盘查人员实行问责制，制定赏罚章程，对盘获鸦片走私的兵役予以赏赐，以示鼓励。对漏查或受贿者要严加惩处，其所属官员也要查办。对于借查鸦片名义，陷害诬告、故意寻衅的也要严加惩处。对捉到的吸食者，要追查到是何人所售，一并严加惩处。

道光皇帝在对待鸦片问题上的主禁态度，必然对各地官员产生影响。道光十一年（1831）是道光皇帝即位后关于禁烟问题的第一次集中研讨，各地官员不断上奏折表明自己禁烟的态度并提出具体的办法，进而逐步由最初的一纸禁烟诏令，升级为禁烟章程。当然除了制定章程之外，还要看各地实行禁烟的效果。道光皇帝禁烟的理念最突出体现为四个字：言行一致。同时规定除定期检查之外，每年还要至少汇报一次，而后又规定一年分春秋两季报告。

道光十一年（1831）是一个关键的年份，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朝廷上下加大了对鸦片的禁止力度，形成道光初年禁烟的第一次高潮，更重要的是由于朝廷这次下大力气整治鸦片，使得所有人都认为到了该出成绩的时候了。然而事实证明，帝国行政制度的慵懒性，使得此后几年禁烟虽然仍在继续进行，但因为缺乏对执行章程的有效监管，一些地区的执行力大打折扣。地方官员渐生懈怠之心，因此实际效果再一次落空，条例章程“徒具虚文”，禁烟又一次陷入低潮。

就是在这样一种欲禁非禁的情况下，关于“弛禁”鸦片的意见，在道光十一年（1831）禁烟运动达到高潮后又陷入低谷的背景下随之而出。

道光十六年（1836）四月二十七日，太常少卿许乃济首先在《鸦片例禁愈严流弊大亟请变通办理》的奏折中，提出“弛禁”鸦片的主张。

许乃济认为，吸食鸦片的大多是游手好闲或者无关紧要的人，这些人不会对国家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危害。现在看来鸦片之所以造成了危害，是因为先前严加禁止，最终使得鸦片走私严重，白银外流加重。他认为与其屡禁不止，不如让鸦片贸易合法化。具体办法是把鸦片作为药材纳税进口，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准以现银购买，进而使鸦片贸易合法化。他认为外商纳税的用银比用于走私贿赂的用银少，他们就会放弃走私而正常纳税交易，而采用以货易货则可以防止白银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