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待内地鸦片猖獗不止的问题上，在许乃济看来完全可以放开鸦片种植，以此来抵制外国鸦片的进口，随着内地生产鸦片日益增多，外国人看到赚不到钱，就不会再运来进行贸易，也就可以起到不禁自绝之效。对于种植鸦片会侵占农田之生产的说法，许乃济认为并不妥，他以广东地区为例，认为九月收割完毕，然后开始种罂粟，到了来年二、三月即可开花结果。收完果实后，仍然可以继续种植早稻，完全不耽误农时。如果确实对早晚稻种植无碍，他建议各省原先种过罂粟的地方，可任由当地人民自行种植。
至于吸食鸦片的问题，许乃济认为可以允许民间吸食，只需禁止公职人员和军人吸食就可以了。即使发现公职人员和军人吸食，用法也不要过严，只需革职即可，不必定什么罪名，如果用法过严，则会发生互相包庇之事。
今天我们如果不联系前因后果，单看许乃济的奏折，百分百会认为是一派胡言，并且以许乃济的身份和学识完全不应该上这样的奏折。我们不能否认，许乃济的主张是认识到了鸦片的危害，但它还仅仅停留在经济损失的角度，其实质是重新回到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鸦片贸易合法化的道路上。而事实上，联系此前道光皇帝即位将近十六年的屡次禁烟不止，我们或许能够理解许乃济的主张是禁烟效果不佳的必然产物。在当时，国家行政制度尚没有突破性的进步，指望对于禁烟问题能够生出更具效果的办法，是一件不切合实际的事情。即使是后来的虎门销烟也只是执行禁烟诏令的极端手段，许乃济从历史当中寻找经验，也不能完全否定。
道光皇帝看完许乃济的奏折后，也没有马上否决他的建议，而是将许乃济的奏折发给各省督抚和有关官员，让大家对许乃济的奏折发表意见，于是就出现了道光一朝关于禁烟问题的第二次讨论。
当时的两广总督卢坤和广东巡抚祁贡，以广东地区的禁烟问题可以再议来试探道光皇帝的禁烟意图，算是弛禁派。湖广道监察御史王玥支持许乃济，奏请开放吸食之禁，两江总督邓廷桢、大学者蒋湘南等人都表示支持许乃济的意见，以中国的鸦片抵制外国进口鸦片，让洋人感觉向中国输入鸦片赚不到钱，久而久之必不再来。
与上述意见相反，内阁学士朱墫、兵部给事中许球、江南道御史袁玉麟等人相继上奏折，坚决反对许乃济的意见，主张对鸦片泛滥必须采取严厉措施禁止，如若不然国家早晚会灭亡在鸦片上。在众多反对意见中，许球的意见还算是比较有创新的，除了驳斥许乃济“禁官不禁民”等错误主张，还直接提出了要严惩贩卖鸦片的洋人。
这次关于禁烟的争论，是道光十一年（1831）有关禁烟讨论的继续，只是这一次有了弛禁派。道光皇帝发起的讨论，根本目的是想找出一条行之有效的禁烟办法，达到强国利民的目的。无论是弛禁还是严禁，都只是方法论，我们今日不应该用偏颇的眼光去看待许乃济等人的主张，因为弛禁的前提是“禁”，而不是“放”。
道光十六年（1836）的禁烟讨论虽然热火朝天，但依然没能找到禁止鸦片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前面说过，当时鸦片流入中国的数量不断增加，就是在朝廷一时间拿不出有效措施的形势下，在缝隙中继续生长，而与此同时，关于禁烟的呼声也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时任鸿胪卿的黄爵滋在道光十八年（1838）上了一道名为《请严塞漏厄以培国本折》的奏折，提出了自己独特的禁烟观点。
黄爵滋做了大量调研工作，将道光一朝鸦片的输入量、白银外流的情况以及因吸食鸦片产生的社会问题，一一向道光皇帝做了阐述。奏折中比较新颖的观点，就是改变以往重海口、重夷商、重查拿烟贩和查拿烟馆的老办法，将禁烟的目标，直接对准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也就是说，将禁烟的重点从沿海扩大到内地，变为全国范围内捕杀瘾君子的法律行动，尤其是对吸食的官员，必须拿出严厉的措施加以禁止。
在黄爵滋提出的措施中，抓住了以往禁烟收效不大的一个重要根源，那就是禁民不禁官，使得禁烟法令成为一纸空文。他认为能否严惩吸食的官员，是能否贯彻禁烟法令的关键之一。
看完黄爵滋的奏折后，道光皇帝将其转发给盛京、吉林、黑龙江将军和各省督抚，让他们对此发表意见。从结果来看，道光皇帝收到了二十九份各省将军督抚回复的奏折，同意黄爵滋从吸食鸦片的人入手整治的仅八份，不同意的有二十份，从数量上看反对派占有压倒性优势。
不同意黄爵滋的人认为，执法应该公平，而且要治本。鸦片之所以泛滥，在他们看来开烟馆是本，吸食者是末，如果对吸食者处以极刑，对开烟馆的人又该怎么处罚，这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反对派们并不反对禁烟，只是在采取什么方法上，持有不同意见。依旧是方法论的问题，这一点可以从林则徐和琦善的奏折中看出。
林则徐，福建省侯官（今福州市区）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代政治家、思想家和诗人。官至一品，曾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因其主张严禁鸦片，在中国有“民族英雄”之誉。
从后来的虎门销烟来看，林则徐在禁烟问题上是强硬派。在道光十八年（1838）他上呈的《筹议严禁鸦片章程》中，虽然竭力称赞黄爵滋的主张，但同时也提出了自己所拟的六条禁烟章程，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内容：
1.先将泛滥于社会之中的烟具收缴干净，掐掉鸦片泛滥的源头。
2.上述工作完成后，各省出示通告劝令吸食者悔过自新，并以一年为期，划分四个时间段，每超过一个时间段，罪名递加，避免拖沓观望。
3.无论是开烟馆还是制造烟具，都要加以定罪，规定时间期限，在期限内上缴烟具，关闭烟馆的，可以从轻处罚。
4.官方在执行上述条例时，如果出现失察行为，应该先从朝廷的官员开始问责。
5.地方的地保、甲长本就负有监督举报的义务，如果这些人也吸食鸦片，或者制造烟具、开烟馆，要及时处理。
6.从人性角度出发，除了施以严刑峻法之外，也要为想戒烟的人给予戒烟药方一份，帮助其尽快戒烟。
稍后不久，林则徐又从国家角度出发，上奏折指出在鸦片泛滥的形势下，虽然吸食者只是伤害自己的身体，看似对国家没有什么危害，但如果这种现象蔓延至全国，恐怕若干年后，再也找不出可以保家卫国的人，而且也无法再能拿出充饷的钱。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道光皇帝之外，林则徐是当时唯一一个将鸦片问题上升到国家高度进行分析阐述的人，后世说林则徐是当时“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虽然稍有些夸张，但从后来道光皇帝重用林则徐主持销烟一事，能够看出林则徐比起他的很多同僚，看得还是深远一些。
琦善，全名博尔济吉特·琦善，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鸦片战争时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历任布政使、巡抚等职，官至直隶总督、文渊阁大学士。
从性格上来讲，琦善比林则徐要温和，鸦片战争爆发后，面对英国人步步紧逼的态势，道光皇帝让琦善去处理善后事宜，就可以看出琦善是个善于调解的高手。
当时琦善上呈《遵旨复奏禁烟折》，不同意黄爵滋提出的从吸食鸦片者入手进行整治，更反对对吸食鸦片的人处以严刑峻法。他认为如果用极刑禁烟，吸烟之人不肯俯首被捉，势必聚众抵抗，甚至可能会逃亡海岛。外国人和他们互相勾结，供给他们衣食，充当外国人的内奸，一旦收留游民无赖，在沿海地区骚扰登陆，则会酿成更大的祸患。
琦善还认为，处死吸食鸦片之人不妥。如果这个人十恶不赦，倒是应该惩处，但很多吸食鸦片的人并非大奸大恶，不少人还算是安分守己，对这些人也处以极刑，显然与大清王朝历代“仁厚开基，明慎用刑”的仁政宽刑政策不相符合。
纵观琦善的论述，可以将之归为“弛禁”一派。当时琦善的话并没有被道光皇帝听进去，原因在于和林则徐比起来，琦善主张弛禁但没有具体措施，林则徐主张严禁且有具体的措施。而且道光立志做个有作为的皇帝，内心深处也是倾向于严禁的。
当时包括道光皇帝在内的严禁派，没有人重视琦善的话，当然这也不能怪严禁派的人故意排挤琦善，因为放眼全国禁烟已迫在眉睫。可是今天回头去看琦善的奏折，再联系两年后爆发的鸦片战争，可以看到，琦善在奏折中说到的因为严厉禁止鸦片，会导致洋人在沿海地区登陆进行骚扰，无疑具有一定的预见性。
<h3>5. 最终决策</h3>
弛禁派与严禁派的主张，道光皇帝已经了然于胸，作为一个立志做有道明君的皇帝，道光皇帝当然倾向于严禁。于是在经过慎重思考后，道光皇帝在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诏令内阁讨论先前因黄爵滋上奏而回复的诸多奏折内容。不过，这次名为讨论，道光皇帝在诏令最后却明确要求要制定禁烟章程。因为从他即位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20年，而鸦片泛滥的问题始终无法得到有效解决，这一次他决定不能再走过场般地点到为止，必须拿出彻底解决鸦片危害的措施。所以，在内阁会上，大臣们全都不敢怠慢，参考众多奏折，终于拟定出了新版的禁烟章程—《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
新版的禁烟章程共计三十九条，鉴于篇幅所限我们不再一一列出。总结章程内容，其中有关兴贩和吸食两部分的条例，占了十九条；其次是公职人员的职责，占了十条；剩下的条例是为了保护正常贸易、奖励有功人员，责成地方保甲进行宣传。
章程中的惩办对象，分为首犯、从犯、余犯三部分，平民与官役轻重不一，无论是官役、兵丁、宗室、觉罗、太监等都比平民罪加一等。另外，在期限内与期限后的处理也有所不同，一年零六个月内犯禁，可以按照旧章程惩办，但职官永不叙用；超过这个期限再犯的，无论是谁一概拟绞监候。
新章程的最大特点是对缉私要求更为严格，允许缉私的兵丁在执行任务时，使用鸟枪等武器，对于暴力抗法者格杀勿论；家长不能禁止子弟吸食的，也算作有罪；保举人不能甄别所保人是否吸食鸦片的，也要受到惩处。在一年零六个月期满后，平民已经戒烟的，可以免罪；官员已经戒烟的，则勒令退休或是辞职。在此基础之上新版禁烟章程又经过几次修改，不断完善，终于面向全国颁布施行。
《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是总结自道光皇帝即位以来将近二十年禁烟的经验教训，所制定的最为细化的禁烟章程，表明了道光皇帝力主禁烟的决心。道光皇帝对新版禁烟章程的施行具有充足的信心。在道光皇帝的带动下，禁烟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始雷厉风行地进行，其效果较之以往有了很明显的进步。
例如鸦片走私贩郭亚平，五年来从海上外国烟贩手中接送、转运，将大量鸦片偷运到内地进行贩卖，从中获取暴利，是个恶贯满盈的鸦片走私贩。新版禁烟章程施行后，他终于在道光十八年（1838）被处以绞刑。又如太监李秋澄，顶风作案吸食鸦片，被人检举揭发，监禁两个月后发配黑龙江为奴，并永远不在特赦范围之内。又如庆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犯禁，躲在寺庙内吸食鸦片，分别被革去王爵、公爵，罚俸两年。
由于道光皇帝力主禁烟且立场坚定，使得地方官的禁烟态度不敢有丝毫马虎，因此各地禁烟成果较之以前更为显著。道光十八年（1838）九月，邓廷桢在一艘外国商船上查获烟土共计八百二十袋，计重三万一千五百余两，同时收缴了大量的烟具和军械。一个多月后，闽浙总督钟祥奏报，先后查处贩卖鸦片的洋人贩子共计40余人。十一月底，云南地区又查处犯禁的男爵特克慎和伯爵贵明等人。
新版的禁烟章程在施行后，可以说效果十分明显，但道光皇帝意识到虽然成绩显著，这种只抓犯禁者的做法，似乎并没有从源头解决问题。而与此同时，林则徐再次上奏折《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其中分析的“兵”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工具，“饷”是维护国家安全基础的论点，对道光皇帝启发很大，于是他诏令林则徐进京就禁止鸦片的问题再一次进行深入的讨论。
史料记载，为了让林则徐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道光皇帝给予了林则徐高规格的待遇，例如他可以在紫禁城内骑马、乘轿，这是皇帝对有功大臣一种特殊的赏赐。而林则徐也确实能体会皇帝陛下的良苦用心，为道光皇帝分析了鸦片泛滥至今的源头所在。
林则徐认为鸦片今日泛滥成灾，根源是外国商人不断将鸦片偷运到中国，要从根本上断绝吸食鸦片，必须在断绝鸦片走私和输入两个问题上取得共识，方能从根源上断绝鸦片危害。
先前禁烟成绩显著，给予了道光皇帝极大的信心，对于林则徐的分析判断，他是十分认同的。于是为了尽快断绝鸦片走私，道光决定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现象严重的广东查办海口走私和禁烟事宜，并诏令邓廷桢、怡良配合林则徐完成任务。
从民族立场来看，林则徐的分析和论断并没有错，道光皇帝派林则徐前往广东禁烟也没有错。然而他们的疏漏在于，没有考虑禁烟之后那些已经完全近代化的国家的人的反应，以及在紧要关头的应对之策。最关键的是，大清帝国到底有没有绝对的力量，可以舍我其谁地去做这件事。
“卿等同钦差大臣林则徐若能合力同心，除中国大患之源，不但卿等能赝懋赏，即垂诸史册，朕之光辉岂浅鲜哉！而民生之福，政治之善，又非浅鲜，谅卿等亦不烦谆谆告诫也。勉之。朕拭目以待。”
至少在那个时刻，道光皇帝包括林则徐在内的所有人，都信心满满。
道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1839年1月8日），林则徐带着皇帝陛下的殷切希望从北京启程，冒着严寒奔向广东。当时无论是谁也不会想到，他的广东之行所产生的结果，居然会成为中国历史的分水岭。
<h3>6. 虎门销烟</h3>
林则徐十分明白此去广东负有神圣的使命，为了尽快拿出禁烟方案，在途经直隶、山东、安徽、江西等地时，他不间断地考察民情，调查鸦片对当地产生的危害情况，了解鸦片的走私情况，为查禁鸦片做好充分的准备。
为了遵循自己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只办事不声张的原则，林则徐下令严禁各地为了迎接自己而骚扰百姓，禁止地方官员铺张浪费供应食宿，更不能借机送礼。所以，除了当时因为风雪天气在南昌被迫停留了四天之外，林则徐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便到达了广州。
林则徐的行动速度如此之快，可以间接反映出当时朝廷的禁烟行动已经迫在眉睫，更能反映出道光皇帝的心急如焚。
林则徐到了广州后，次日便张贴布告，先公开申明他此次前来广州查禁鸦片走私的纪律，令那些和外商接触最多的行商集中住在自己的公馆附近，以便随时进行问话了解相关情况。同时，不断会见广东地方官员，商讨、制定各项具体措施。
当时的广东当地人对于鸦片走私危害的认识还是颇为深刻的，很多官员士绅看到林则徐到来后，禁烟士气得到了极大鼓舞。他们主动向林则徐介绍当地情况，例如越华书院院监梁廷升，就积极帮助林则徐绘制海防地图，制订查禁鸦片走私的计划，并发动当地的爱国举子声援禁烟活动。
林则徐在广东的禁烟准备工作做得十分扎实，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他进一步认识到查禁鸦片走私必须做到两点：一方面是加强海防，杜绝外来的走私烟贩；另一方面是令已经把货走私进来的外国烟贩限期上缴鸦片和烟具。
当时停泊在零丁洋打探禁烟情况的二十二只鸦片走私船，每只船上都囤积了一千箱以上的鸦片。针对这些即将走私流入内地的鸦片，林则徐召集十三行的洋商，让他们负责转告那些零丁洋上的洋烟贩，限期上缴藏匿在船上的鸦片，并保证下次来的时候不再夹带。如有违反，不仅没收全部货物，更会将当事者一律正法。
当时有很多和洋烟贩厮混在一起的士绅，企图在林则徐面前讲情，洋人们也企图通过这些“中间人”向林则徐行贿，希望他能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林则徐的态度十分坚决，在召集这些士绅时，他痛斥这些人和洋人穿一条裤子以及他们行贿的丑恶行径。他告诉这些人，如果想停止禁烟，除非上书皇帝陛下将自己撤换掉。
“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这是林则徐抛给那些士绅的最后一句话！
今日我们再看林则徐这种坚决的态度，依然会为他在那种阻碍不断的环境下不失铮铮铁骨的气节而拍手叫好。
但在那些洋人看来，林则徐这次禁烟，无非是以前多次禁烟的一个重复，会像那些地方官一样，不过是走走过场，只要给足了银子，一切都好办。而他们也明白，新来的官员一定要烧上三把火，这是中国官场的传统，所以对于林则徐的坚定态度不必过于当真。
当时这种想法在洋烟贩中间蔓延很广，以致这些人基本都是采取敷衍的态度，企图蒙混过关。例如英国商务监督查理·义律，就采用搪塞的办法敷衍林则徐，让烟贩们象征性地交出了一千零三十七箱鸦片，并通过和他交好的当地士绅转告林则徐，上交这些鸦片是为了给足新来官员面子，好让林则徐在皇帝陛下那里交差，等到禁烟这股风过去，希望林大人能够如数奉还。
洋人们这种惯性的思维并不稀奇，这是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官场深刻了解的结果。从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朝廷历次禁烟效果不佳的原因即地方执行不力，正所谓“政策不出朝廷”的写照。即使是有限的几次禁烟成功，也是地方官为了向上级交差，而不得不做出的动作。
但是这一次洋人们显然低估了林则徐的魄力。在得到那些士绅带回来的消息后，林则徐勃然大怒，立即下令逮捕长期在广州进行鸦片走私、拒绝或敷衍交出鸦片并阻拦其他人交出鸦片的英国鸦片走私贩颠地。
颠地当时在广东是鸦片走私者的典型代表，时而公开对抗，时而虚与委蛇，林则徐决定首先拿他开刀，也是为了震慑那些洋烟贩，既是表明禁烟的决心，也是一种攻心策略。义律得到林则徐要逮捕颠地的消息后，立即从澳门驻地赶到广州，想要利用英国人的特权，保护颠地逃走。但是林则徐并没有给他机会，而是在获悉他的意图后宣布：因外商违抗禁烟法令，所有停泊在黄埔港内的外国商船先行封舱；所有受外国雇用的中国员工一律撤退，同时调派水师巡逻船封锁外国商馆。
封锁商馆等于切断了所有外商与外界的联系，这在义律看来实难接受。因为英国人坚持认为，林大人即使强制禁烟，也应该遵循法律追究那些对抗朝廷法令的当事者，而不应该波及无辜的“遵纪守法”的外商。
义律当时通过邓廷桢向林则徐施压，表示如果林则徐不撤销封锁商馆的命令，便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他还以英国国王的名义宣布对于“可能发生的后果不负责任”。义律要求林则徐上奏朝廷，发给他们离开广州的护照，这件事情就算画上个句号。林则徐认为发护照并不是件困难的事情，关键的问题是，英国人对于禁烟问题以及如何处理颠地只字未提，这是明显的不平等，所以林则徐对义律的要求未予理睬。
道光十九年二月二十日（1839年4月3日），义律看到林则徐态度坚决，不得不表示屈服，决定交出全部鸦片，共计二万零二百八十三箱，至此林则徐初战告捷。但他并没有就此罢手，而是在次日继续发布通告，让美国、荷兰、法国等国家交出停在零丁洋的船上、准备走私进入中国的全部鸦片。
林则徐当时除了奉命遵旨查办鸦片走私之外，心中更有压制多年来外国人在广东当地享有特权的想法。
清朝虽然对于海疆实行的是严防措施，但鸦片不断流入中国，使得洋人们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来在广州享有特权，这里边固然有洋人们不遵守大清帝国相关规定的原因，当然也有广州地方政府中那些从走私鸦片中获取利益的人庇护的原因。
久而久之，洋人们养成了习惯，认为自己在这片土地上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虽然清廷几十年来禁烟不断，但每一次洋人们都司空见惯，而清廷很多时候做得也是虎头蛇尾，所以洋人们在广州这片土地上俨然成了地头蛇。
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则徐下令逮捕颠地时，义律的反应会如此激烈，惯性的思维让他认为，自己才是广州这片土地的主人，林则徐反倒是个外来人。
林则徐虽然从北京千里迢迢来到广州，但经过他详细的了解，对洋人们在广州地盘所做的不法行为以及那嚣张的气焰已经了然于胸。禁绝鸦片是他此行所要完成的任务，打击洋人们嚣张的气焰也是此行的目的所在。
不过林则徐行事还是留有余地的，在美国领事馆将一千五百四十箱的鸦片由义律转交清廷后，为了补偿烟贩们缴烟后的损失以及奖励缴烟，林则徐奏准道光皇帝，凡交出一箱鸦片的，赏赐茶叶五斤；英国烟贩缴烟四分之一后，可以恢复中国雇员；缴烟一半后可酌情允许水上往来；上缴四分之三后，允许开舱贸易；等到缴烟完全结束，便恢复洋人们全部的贸易往来权利。
从广州当地禁烟的策略角度来看，到目前为止林则徐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保证了禁烟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在林则徐将广州禁烟的结果上奏道光皇帝后，也得到了皇帝陛下的高度认可。尤其是道光皇帝读到林则徐“若鸦片一日不绝，本大臣一日不回”那誓死决绝的话语时，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或是出于感动，或是出于激动，道光皇帝在奏折上写下了“批揽及此，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
紧接着道光皇帝在奏折上又写下了这样的话：
“今鸦片猖獗，宜当众销毁，俾沿海共见共闻，咸知震詟。”
通俗点说，道光皇帝就是让林则徐当众销毁鸦片，震动一下洋人们那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让他们都知道大清帝国可不是那么好惹的。
然而，道光皇帝做出这样的指示，完全是一种感情用事的体现，他并不了解广州当地实际的禁烟情况，当然这其中也有林则徐的责任。
林则徐或许只向皇帝陛下呈报了禁烟的结果，没将广州禁烟的来龙去脉向皇帝陛下汇报，又或许只是一带而过的汇报，导致道光皇帝误认为林则徐在广州完全掌控了禁烟形势。事实上，从结果上来看，这个看法并不错。但从过程来看，林则徐也不是完全采取强硬的措施去打压洋人，不然的话也不会在事后给予烟贩们补偿。
道光皇帝在遥远的北京城并不了解广州的禁烟过程，所以盲目地下达了要当众销毁鸦片的命令。既然皇帝陛下有旨，林则徐当然要不折不扣地执行，甚至在这个“崇上”的大清帝国，下属总会把领导者的意图加以百分之二百地执行，所以虎门销烟，就成了一场彰显清廷强大，给予洋人们以震慑的政治行为。
道光十九年四月六日（1839年6月3日），林则徐会同邓廷桢、豫堃等人在虎门亲自监督验收，经过两个多月的收缴，共计收缴鸦片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零二千一百九十袋，计重二百三十七万六千多斤。
在收缴工作结束后，林则徐派人在虎门海滩挖了两座用于销毁鸦片的大池子，长宽各十五丈，前边有涵洞通海，从涵洞中可以将销毁的鸦片渣末放出去；后面有水沟，可以从沟里引出水来，把池子冲洗干净。
从道光十九年（1839）四月二十二日起，一直到五月十五日止，整整三个星期，林则徐每天亲自到现场监督销烟工作的进行。每天中午随着林则徐的一声令下，早在清晨就已经浸到池里的一百七十箱鸦片，随着食盐、石灰的加入，池子上方逐渐烟雾弥漫，烧化的鸦片渣末，随着大开的涵洞闸门，流到海里。
在三个星期的销烟过程中，除了那些不怀好意的烟贩在暗中咬牙切齿地观看之外，当时的虎门海滩挤满了普通百姓，很多人对这场销烟拍手叫好。
从明朝末年鸦片开始流入中国的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虎门销烟是规模最大、气势最盛、态度最硬的一次销烟活动。当然纵观当时大清帝国从朝廷到地方，一次销烟活动是无法解决鸦片猖獗全国这个大问题的。
更何况，朝廷的销烟活动触碰的是当时世界头号强国英国的利益，因此如果联系虎门销烟的后果去看，这实在是一场鸡蛋碰石头的较量，并且在碰撞之前，前者自认为坚固无比。
那么以常规思维去想，“坚固”的大清帝国既然如此强硬地销烟，必然有应对英国人如果发难的措施与预案。然而，如大家所知，事实并非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