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帮助应夔丞取消通缉令，顺利就任江苏驻沪巡查长之后，洪述祖继续为其活动“中央加委”职任及“叙勋”之事。由10月29日信可知，洪述祖先在袁世凯前为应夔丞讲了不少好话，得到袁世凯许可，令洪述祖转嘱应夔丞就如何解散共进会“具一条陈前来”。于是，洪在函中具体指导应夔丞应如何撰写禀帖，写成后由他转陈大总统，“缘说歹话人多”，有了这个说帖，大总统就好为应夔丞说话，并据以“任命或委任”职务。这里当然是指在“江苏驻沪巡查长”之外，由中央另外“加委”职务。函中所提“前之表叙革命时之一书”，则指应夔丞自叙革命履历，为“叙勋”所需要，故洪述祖要其连同禀帖一并寄来。其底稿现存北京市档案馆共进会档案中，共有两份，均为手书稿。其中一份开头有应夔丞所写如下一段文字：

为叠获洪君来书，催报功绩，并筹备江南治安计，嘱予呈报中峰。鄙言无志出山，更无功可叙，□治计画又与政府所定者不同，欲置之不答。今中峰情殷求治，虚心以求，由赵总理叠令洪君婉词询商，又两电来催，顷复专使坐索回件。予固却不获，但自问光复无功，学浅才疏，既奉诚意下问，欲将上年所经事实，摘叙以陈，并不加以□藻，即烦洪君改润转递。[178]

体察此段文字内涵，“中峰”即袁世凯，“筹备江南治安”即洪述祖要应夔丞呈递说帖之目的，“催报功绩”则为“叙勋”。可以看出，洪述祖办事态度主动而积极。为此，他开始谋划应夔丞到京城与袁世凯见面之事。就在10月29日“公事信”后，洪述祖特别加一“私函”，一方面告诉应夔丞螃蟹已经收到，“惜已死过半，不便送总统，仅检送二大篓与总理而已”，另一方面建议应夔丞来京一行。私函写道：

最好吾弟来京一行，轻车减从，一见大总统、总理，必能赏识。如必需款成行，可用电来说其所以然（此电止说此事，不夹别事及私事），由我转呈，或者能稍发，亦未可知。大总统前说允发，而日来大借款不成，京中穷极，应须原谅。[179]

由“大总统前说允发”一句，可知洪述祖之前向总统提出过给应夔丞发款之事，并得到允诺，这才在“私函”中为催促应夔丞来京，告诉应夔丞可设法由中央发给其一笔款子，并教给应夔丞应当如何操作此事，具体讲就是由应夔丞向中央专门发一电报说明需款缘由，然后由洪述祖转呈大总统。洪特别叮嘱，“此电止说此事，不夹别事及私事”，一方面是要向中央表示专门请款之意，以示郑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将此举装饰为“公事”行为，掩盖其图谋私利的动机。但无论如何，洪述祖借机谋利之心已昭然若揭。

10月30日，洪述祖又寄一信与应夔丞，询问：“日来情形若何，能北来一行否？至盼覆示。”[180]11月1日，洪述祖再写一信与应夔丞，此信没有通过邮局寄送，而是由洪述祖专门派一名叫“刘松”的人乘船送往上海。信中写道：

吾弟来信如系公言，可由书记缮楷（以便上呈），除你我私信方亲笔也（余外均预备送大总统阅）……足下何日北上（能来与否，速商办法），乞示。[181]

由此信来看，洪述祖显然欲借办公事之机以逞私谋，故特别与应夔丞约定，以是否“亲笔”来区分“公言”“私信”，有防备泄密之意。事实上，洪述祖10月29日函就已经采取了将“公事信”与“私函”区分的做法，“公事信”谈应夔丞特赦及加委职任之事，“私函”则谈索款之事。这说明洪述祖确有借办公事之机获取金钱利益的目的。同时，“除你我私信方亲笔也”一句还告诉我们，此后洪、应之间往来信函，凡属二人“亲笔”者，均属“私信”，非第三人所知，这一点对于判断袁世凯、赵秉钧与后来宋案各环节是否有关，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而由“余外均预备送大总统阅”一句可知，即便是公事，洪述祖也是直接向袁世凯报告，而不是向其顶头上司赵秉钧报告，这就进一步证实了袁、洪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而赵秉钧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不过是边缘人，甚至可能完全不知。

11月4日，洪述祖又电告应夔丞：“总统（盼）（真心）弟北上，允准三万。”[182]这是洪述祖在6天当中第四次催促应夔丞北上。此后20多日当中，洪、应之间仍有函电往来，但今已不可得见，仅在11月29日洪述祖致应夔丞函中，有“续又接到金陵所发来函并报告各件，当即先后亲呈总统”等语，揣其意应是关于共进会或南方治安方面之公事。其间，洪述祖一直在筹划应夔丞来京与向中央索款之事。就在11月29日函中，洪述祖告知应夔丞，“连日俄蒙事忙，今日国务院会议始决定三万之款准发”，并催促应夔丞赶快到京，说：“总统极盼吾弟速来……惟接此信后，望由津浦路克日前来，一谒总统，并领取款项，即行回南，亦无不可，务祈注意为盼。”[183]可见，经过洪述祖活动，袁世凯已同意应夔丞来京见面，国务院亦同意给其发款3万，这笔款子当然是总统经洪述祖活动而允诺，然后提请国务院讨论通过。

然而，洪述祖在发出11月29日函后，却没有看到应夔丞有迅速来京之意。于是，12月11日，洪述祖改用“川密本”发出如下一电：

文元坊应夔丞：确有委任发，迅即自行来领，何日到京，先覆电。荫。[184]

所谓“确有委任发”，是指“中央加委”应夔丞职务，确有“委任状”要发给应夔丞。洪述祖想通过此事，催促应夔丞尽快到京，但实际上此时中央尚未正式讨论“加委”应夔丞职务之事。洪述祖此举实际上是在诓骗应夔丞，其行事作风在此已开始暴露，更在以后屡屡表现出来，这是破解宋案时需要特别注意的。

此时，在共进会内部，对于应夔丞应否北上进京，有不同声音。杭州支部总务科科长杭辛斋致函应夔丞，提醒其小心上了袁世凯的当，最好不要“轻蹈虎口”。函云：

长者北上，未知何日首途，第据愚见揣度，似宜稍作回翔，再定进止。老哀〔袁〕向无信义，甘言更不足恃，相处十年，久悉素行，非有切实后盾，幸勿轻蹈虎口。是所盼祷。[185]

所谓“相处十年，久悉素行”，是指早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直隶总督袁世凯开办北洋官报局时，杭辛斋就被委任提调之职，[186]与袁相处多年，了解袁为人“向无信义”，因此要应谨慎行事。

应夔丞迟迟不愿北上，很可能是因他内心有所担忧。但在收到洪述祖12月11日来电后，他最终还是决定北上。行前，应夔丞采取了一系列动作。首先是于12月15日在《申报》刊登启事，通知“前在南京大本营下关兵站各职员”，务于20日前携带委状至上海文元坊其住宅，“亲自开具详细履历，以便汇案呈报请奖”。[187]同日，他致函洪述祖，称浙江多事皆因都督朱瑞解散共进会所致，对其深表不满，这实际上是为共进会扰乱治安寻找理由。同时，应夔丞又向洪述祖通报，自己将乘12月18日快车北上，“带团长、师长、连长各一员，小使一人，妾一，书记二”，并请洪约内务部“预派警探三四人来站照料，免生他虞”。[188]12月18日，应夔丞发出“劝谕秘密各党会训词”，并申报中央及江苏都督程德全。训词劝谕党会中人，民国“成败兴亡，各有责任，不独个人应遵循于民国法律之中，亦当展转劝导他人，切不可踰越于民国法律之外，庶几共和巩固，一致进行，国富民强，蒸蒸日上”。[189]很明显，这是应夔丞在北上见袁之前，向政府表示自己的投诚之意。同日，洪述祖向赵秉钧报告，“应夔丞……明日到津，述自往挈之”，请“派数人为之照料”。[190]

根据《大公报》“车站纪事”，洪述祖于12月19日“由京来津”，[191]显然是去迎接应夔丞的。应夔丞到京后，住进了金台旅馆。洪述祖“知应为人贪狠狡黠，敢为不义……欲买应为死党，且可假应凶威以骗钱财”，“应亦利用洪可以绍见政府诸公”，于是二人“日相往来，聚谈甚洽”。[192]

接下来，在洪述祖引介下，应夔丞见到了袁世凯，具体时间尚待考证，但可以肯定就在其到京后10天内。按照《谒见总统之暂行礼则》第二条规定：“内外官吏及地方长官之代表，因公谒见者，由国务总理或该管总长请示，定期偕同进见。”又第三条规定：“官吏因受任命谒见者，遇国务总理或该管总长进见时，随同进见，亦得由总理或总长特别请示，定期偕同进见。”[193]赵秉钧系国务总理兼内务总长，是洪述祖和应夔丞的上司，照理，不论洪述祖还是应夔丞要见袁世凯，都得由赵秉钧事先请示，然后定期偕同进见。然而，应夔丞进见袁世凯却是由洪述祖引介，赵秉钧只是在应夔丞见过总统之后，才于1月12日应夔丞来访时与其见过一面。[194]这当然是因为洪、袁之间有着特殊关系，洪可以“时往总统府”的缘故。至于总统府方面，负责接待应夔丞的，应当是袁的心腹秘书张一麐，这从应夔丞呈交袁世凯的相关密件一直保留在张一麐处，可以得到证明。张一麐后来由政事堂机要局长调任教育总长时，曾邀同叶迦一起整理该密件。[195]

至于袁、应见面详情，当时及事后均未见有报道，惟赵秉钧于刺宋案发生后，曾在给北京《民立报》记者函中，说应夔丞“北上谒见大总统，力言共进会党均系青红两帮，抚无可抚，诛无可诛，惟宜设法解散，以杀其势，曾经开具条款，请领解散经费，当经总统批给五万元”。[196]

在袁世凯决定批给应夔丞5万元后，赵秉钧随即于12月29日留函给洪述祖，告知“应君事，款准发”，又谓“应君之款，请属具呈，说明办法，以便筹拨”。[197]洪述祖于12月30日看到赵秉钧留函后，转而留函与应夔丞：“顷归，接总理函，送阅，即请速行照办可也。”[198]隔天，也就是1913年元旦当日，应夔丞复函洪述祖：

荫之老伯大人复鉴：转奉赵公谕敬悉。遵将领纸、略折先行缮呈，因南边桃园及常属电报又有大股窃发，除已分别电令妥员协同当地得力军警，主张解散，俾免成群；夔缘冬防吃紧，万难久滞，望呈极峰，使夔及早南旋。一切条议，已拟定缮竣，即呈。此上元吉大安。世愚侄夔丞谨上。[199]

同日，洪述祖复函赵秉钧，将应夔丞领纸及说明节略送呈，并请赵秉钧代呈大总统，函云：

总理尊鉴：顷应夔丞遵谕送上领纸及说明节略粘附一件，呈请察收，代呈大总统批发，以便早日南旋，维持冬防……应君寓金台（旅）馆三十六号，泽农派伺有人，随时可传唤也。述祖二日回津，三日即返，附陈。敬叩岁朝万福。述祖谨启。元旦。[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