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江山万里</h2>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将别,既自凄惘,叹曰:“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袁彦伯即袁宏,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少年家贫,但才华突出,写得一手好诗文。
袁宏初为豫州刺史谢尚发现。当时谢驻于军事重镇牛渚(今安徽马鞍山采石镇),秋夜泛江,风清月朗,万籁俱寂,忽听吟诗声,如金玉,甚有情致,便遣人询问,知是袁宏朗读新作《咏史诗》,乃相邀会于舟上,聊至天色渐白,袁宏已为谢尚的参军了。
谢尚对袁宏有知遇之恩,但袁宏最快乐的时光,却是在桓温幕中工作的日子。
那时候,袁宏掌管文书,深受桓大司马的信赖与好评。桓温多行军旅,征战四方,这种激荡的生活为袁宏所喜爱。
北伐中原时,袁宏曾于马上为文,落地而成,一时被传为佳话。
袁宏后为吏部郎,终于东阳太守任上。袁宏有可能是东晋一代最全面的文人,似乎只有孙盛可与之相比:首先,他是一名文学家;在追随桓温的岁月,著有名篇《北征赋》《东征赋》等诗赋三百篇。
其次,他是个不错的传记作家,著有《竹林名士传》,以夏侯玄、何晏、王弼为正始名士,以阮籍、嵇康、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为竹林名士,以裴楷、乐广、王衍、庾顗、王承、阮瞻、卫玠、谢鲲为中朝名士。
以上划分影响甚深。
此外,他还写有《三国名臣颂》,其中有此警句:“詹荒夫百姓不能自牧,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独治,则为臣以佐之。”对于三国时代的群星,他的评价是:“莘莘众贤,千载一遇!”
第三,他是个出色的历史学家,撰有《后汉纪》,与范晔的《后汉书》并称东汉两大史书。
最后,他还是位玄学家,写有《周易谱》,主张儒道互补的玄学思想,强调儒家名教应去伪存真。他反对“越”自然,而主张“顺”自然。
在当时,袁宏就被公认为一代文宗了。
事情也来了。
袁宏曾作《东征赋》,在赋的最后列出了永嘉之乱后渡江南下的诸名士的名字,但唯独没有桓温的父亲桓彝。
袁宏的同事伏滔提醒袁宏:“老兄,我们现在都在桓大司马帐下工作,你写赋赞美过江诸人,为什么单单不提其父?这样不太好吧!”
袁宏笑而不答。
桓温知道此事后,郁闷了好几天。一个午后,他玩了一个小计策,叫了几个部下去郊游,里面当然有袁宏。
东晋郊野,杂花生树,大家围坐一起,在暖阳下饮酒唱歌,惬意非常。
渐至黄昏,大家返城,于路上,桓温悄悄叫人把袁宏拉过来,与他坐同一辆车,趁着酒劲问袁宏:“听说你写了篇东西……”
袁宏:“《东征赋》。”
桓温:“对,《东征赋》,里面谈到很多渡江名士,但为何唯独不提我父亲的名字?”
袁宏:“谈论伯父,我不敢擅言啊。”
桓温:“如果非要说的话,你想用什么词语形容我父亲?”
袁宏的原话是:“风鉴散朗,或搜或引,身虽可亡,道不可陨,宣城之节,信义为允也!”已盖过对其他人的评价了。
桓温听后拉着袁宏的手,潸然泪下。
大司马的父亲桓彝,一代贤良,东晋初年,死于苏峻之乱。
袁宏既负文名,才思又敏,谢安曾一试。谢安为扬州刺史,袁宏出任东阳太守,临别之时,群贤皆至,谢安一手拉着袁宏,一手从侍从那里取来一把扇子,以作临别之物。
袁宏打开扇子,轻摇了两下,说:“谢公执政,当发扬仁风,安抚百姓,使他们有平安愉快的生活。”
离开谢尚参军一职后,袁宏一度在建康小住,随即调任安南将军谢奉的书记官,时间应在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夏天。
那大约是一个微风徐吹的黄昏,袁宏离开建康赴任,京城的朋友为他饯行。
黯然销魂者,唯别而已矣!落日途中的送别总是伤感的,朋友们把袁宏送至濑乡古道,也就是今天南京附近的江浦,于一处蔓草萋萋的亭驿旁,大家拱手道别。
袁宏望着眼前的茫茫江山,心有所思:人活于世,生命苦短,金戈铁马,一世枭雄,自然能纵横一时,只是这江山万里,时间太过匆忙,千年后又去何处寻找英雄足迹?那就做个写作者吧,不遗箭镞而留文字于后世。
袁宏记得当初桓温命自己写《北征赋》,作成后,展示与众人看,众人都称赞不已。
当时,桓温幕府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即王导之孙王珣在座,说了句:“我觉得似乎还少一句,若以‘写’字结尾为韵,那便更好了。”袁宏当时挥笔而就:“感不绝于余心,溯流风而独写!”
这正是他一生的写照了。
现在,袁宏上马而去,奔驰而去,消失在晋代的山水间……
<h2>会稽仙境</h2>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无论是清谈玄理,还是追求适意率性,都是对精神而言的,是魏晋名士向内的发现,而向外的探寻则是发现了山川之美。
本条中的顾长康即顾恺之。恺之小名虎头,江苏晋陵(今常州焦溪)人,当然是东晋最负盛名的画家了。
最初,顾恺之为桓温的参军,并一度跟随殷仲堪,后迁散骑常侍。
对于桓温,顾恺之是非常有感情的:“顾长康拜桓宣武墓,作诗云:‘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人问之曰:‘卿凭重桓乃尔,哭之状其可见乎?’顾曰:‘鼻如广莫长风,眼如悬河决溜。’或曰:‘声如震雷破山,泪如倾河注海。’”
顾恺之以“画绝”、“才绝”、“痴绝”而著称于世,是个典型的性情中人。桓温在时,顾恺之为参军,二人互相欣赏,顾甚至有此感叹:桓公一去,再无雄杰。
东晋后期,一个深秋的日子,已官至散骑常侍的顾恺之路过桓温墓,看到荒草蔓至天涯,回想起当年在枭雄幕府中的岁月,不禁百感交集。
忧伤中,他想起一件往事:那是多年前,他还年轻,当时桓温扩建江陵城,整修完毕,邀四方名士出汉江口,饮酒楼船以贺。
回望壮丽的江陵,桓温起身站于船头,江风呼啸,枭雄大声道:“谁如果能形容一下江陵城,自有奖赏!”
恺之在座,大声说道:“遥望层城,丹楼如霞。”
桓温抚掌大笑,声扬汉江,枭雄喜欢这气势壮丽之句,当即将两个美女赐予顾恺之,并邀其入幕。
一转眼,多少年过去了,如今桓温已经带着难以说出的遗憾作古。
想起这一切,顾恺之突然悲从心来,吟句成诗:“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与其说这是顾对桓的感情,不如说这是他对一代枭雄的人生境遇的感慨。
后来有人问顾,你这样推崇桓温,能不能把当时在他墓前哭泣的样子形容一下?顾说:“鼻涕如北风疾劲,泪水如大河决口。”
虽然这鼻涕眼泪比较夸张,但由于顾对桓温是真有感情,所以倒也不让人讨厌。
桓温晚年有篡位之心,一些传统的士人多不愿提及他;若说了,也多是贬多于褒。顾恺之不然,越世俗观念而独赏之,这种超越了所谓忠臣观念而对雄杰高迈的力量美本身的激赏,正是那个时代所特有的。
当然,顾恺之留名于后世,还是因为他的画。
谢安认为顾的作品神韵空前,所谓“顾长康画,有苍生来所无”。
顾恺之首先是一个人物画家,曾作我们熟悉的《洛神赋图》《女史箴图》等;其次是一个山水画家,更是开了一代风气,他的《雪霁望五老峰图》被认为是中国山水画的处女作。
当然,真迹现都已失传,现存的都是后人的摹本。
顾恺之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山水画的鼻祖,与他对山水之美的欣赏有着密切关系。
孙绰为庾亮参军时,诸贤共游白石山,当时卫君长在座,孙绰有此言:“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
由此可见,在东晋人心目中,若无欣赏山水与自然之美的心灵,是不会有好作品的。
于顾恺之来说也是这样。
东晋时,东南山水最美处为会稽郡,即今天的浙江绍兴,治所在山阴县,可以说是京城建康(南京)的后花园,一如当年山阳之于洛阳,而奇山秀水更美。这也是为什么当时那么多名士不愿在京城待着而来这里居住的原因。
顾恺之虽未定居会稽郡,但却总往那里跑。
东晋人之所以留意到山水之美,首先在于向内发现了心灵的自由,原来它是可以摆脱儒家名教的世俗束缚的。心灵一旦自由,便有了体验自然之美的条件和欲望。秀美的山水则反作用于人的心灵世界,使之更为自由高迈、超拔于尘世。
东晋人爱慕山水,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心灵(自由之虚)—山水(自由之实)—心灵(超脱之虚,所谓玄远之境)。
顾恺之从会稽返回建康,有朋友问:你有事没事就去会稽,那里山河如何美丽?让我们再听一次顾的回答:“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
东晋人爱会稽,乃至如此。
再看王献之对会稽首府山阴县的印象:
王献之,王羲之之子。他和哥哥王徽之,在诸兄弟中最知名。有一次,两兄弟去拜访谢安,哥哥徽之话很多,献之则多沉默,后有人问谢安,谁更优秀,谢判定献之最佳。
献之性格内向,为人矜持。由于出身豪门,不怎么爱说话的他,官也做到了中书令,即宰相了;又娶了皇帝的女儿,内秀的献之,仕途应该说是挺不错的。
虽然位处高官,但献之无心政治。
他喜欢书法,喜欢写字,他的志向是要超过爹爹。
后来,他可能实现了这个愿望。他喜欢曹植的《洛神赋》,曾手书一篇,成千古绝唱。谢安曾问他:“你的书法比你父亲怎么样?”
献之:“应该是不一样的。”有胜出之意。
谢安:“世人可不是这样评价的。”
献之轻轻道:“他们懂什么。”
由此可见,小王在书法上是颇为自信的。
人生在世,应有一长处,进一步可成为事业,退一步可养家糊口。当然对献之来说,事情简单得多,他不必为生计发愁,他写书法仅仅是因为爱好。
献之的爹爹羲之长期为会稽内史,献之生命中的相当一部分时间是在会稽度过的。
山阴县为会稽郡治所,山川环抱,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春的那次名动千古的兰亭聚会,更是使其名扬四海。
走在山阴的道路上,左右相望,湖光山色,相互映照,使人应接不暇。
献之,深深地感受到了这一点。他的原话是:“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
魏晋名士都以老庄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看眼前的世界,但终有细微的差别。
魏晋并称,时代风尚仍有不同;两晋同列,西晋和东晋自有分别。拿对山水的态度来说,虽然曹魏和西晋名士已经注意到它与内心奇妙的关系,但到了东晋时才形成山水审美之游的风尚,并由兰亭名士完成精神史上这最简约也最浓郁的一笔。
面对秀美的山川自然,东晋名士主动去欣赏它、爱惜它、赞美它。他们由心灵之虚到山水之实,再由山水之实入虚,最后进入形超神越的玄远之境。
当然,东晋人对山水审美的觉醒跟王朝从中原故土迁移到山水秀丽的江南也有直接关系。这也许是东晋这个王朝于忧伤中的意外收获吧。
<h2>最早的背包客</h2>
许掾好游山水,而体便登陟。时人云:“许非徒有胜情,实有济胜之具。”晋室迁东南。东南多明山秀水,所以中国古代的名士,从东晋时代起,第一次有了主动欣赏和畅游山水的愿望,代表人物是谢安、王羲之、孙统、许询、谢灵运。其中,只有许询没有出仕,他最终成为一名职业隐士和山水漫游者。
本条中的许掾即许询。
许询,字玄度,高阳(今河北蠡县)人,其父跟随晋元帝渡江,本人则成长于会稽。
许询生活在东晋中期,无意为官,只爱山水,经常拄着竹杖登高爬低,游荡在晋代的名山大川。许询腿脚特别利索,所以时人这样说道:“先生不仅有高远的情趣,而且还有能体验这种情趣的强健的身体。”
许询与孙绰齐名,是东晋玄言诗的主要代表。《世说新语》注引《续晋阳秋》:“正始中,王弼、何晏好庄老玄胜之谈,而世遂贵焉。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询、绰并为一时文宗……”
许询又与刘惔有深厚的友谊,并与王羲之、谢安、殷浩、司马昱、支遁等名士交游。
刘惔为东晋第一狂人,但最尊崇许询。许询曾来首都建康旅行,住在馆驿,刘惔每日前往探视交谈,自嘲道:“许玄度来,我成轻薄京尹!”
后来有人问刘惔,许询这人如何,刘答:“超过了传说的那样。”
及至许询离去,刘惔仍念念不忘,说:“清风朗月,辄思玄度。”
许询又曾与会稽王司马昱于风清月朗之夜共坐室中清谈,其辞清婉高远,更过平日,司马昱为其才情倾倒,听得入迷,不知不觉中造膝叉手,称其“妙绝时人”。
许询精通玄学,清谈口才又好:“许掾年少时,人以比王苟子,许大不平。时诸人士及於法师并在会稽西寺讲,王亦在焉。许意甚忿,便往西寺与王论理,共决优劣,苦相折挫,王遂大屈。许复执王理,王执许理,更相覆疏,王复屈。许谓支法师曰:‘弟子向语何似?’支从容曰:‘君语佳则佳矣,何至相苦邪?岂是求理中之谈哉?’”由此可见许询的清谈功夫确实厉害,即使后来持王苟子之理而辩,仍是胜了(当时的清谈,重点已不在“理”上,而注重辩论人的口才本身)。
在那个时代,已形成一个惯例:你越隐居,朝廷越征你做官;你越隐居,名气就越大。许询也是如此。
隐居会稽山阴的日子,朝廷的征召就没断过,许询只好迁徙到永兴。
当时的隐士是非常注重寓所的环境美的。比如名僧康僧渊,在豫章隐居,按《世说新语》里的原话:“去郭数十里立精舍,旁连岭,带长川,芳林列于轩庭,清流激于堂宇……”环境美到极致。
许询比康僧渊更厉害。
居住地方更为自然原生态,哪儿呢?“幽穴中”。
以石岩为居所,以花木为藩篱,“萧然自致”(据说这正是浙江萧山地名的由来)。
在那个时代,朝廷里的权贵们有个爱好:喜欢资助隐士们。许询幽居永兴的时候,便不时接到高官们的资助。
有人讽刺许询:“我听说上古时代隐居箕山的许由不是你这个样子!”
许询笑道:“他们送我的那些玩意儿比起天子的宝座来说真不算个东西(古时尧帝欲将自己的天子之位让给许由)!”
在前人看来,隐居必须清贫,只有这样才有高远的情趣,怎么能够接受别人的资助?但在许询看来不是这样的,他认为隐居和接受别人的资助并不矛盾。这也是东晋名士在隐居观上特立独行的地方。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隐士都是这样旷达。
看另一则:“桓车骑在荆州,张玄为侍中,使至江陵,路经阳歧村。俄见一人持半小笼生鱼,径来造船,云:‘有鱼欲寄作脍。’张乃维舟而纳之,问其姓字,称是刘遗民。张素闻其名,大相忻待。刘既知张衔命,问:‘谢安、王文度并佳不?’张甚欲话言,刘了无停意。既进脍,便去,云:‘向得此鱼,观君船上当有脍具,是故来耳。’于是便去。张乃追至刘家。为设酒,殊不清旨,张高其人,不得已而饮之。方共对饮,刘便先起,云:‘今正伐荻,不宜久废。’张亦无以留之。”
说的是,侍中张玄从京城建康乘船到江陵桓冲那儿出差,路经阳歧村,见一人背着半笼鲜鱼径直来到船前:“我这儿有点鱼,想借你们船上的刀具切作鱼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