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玄见此人气质不凡，便叫人将船靠岸，迎其登船，问其姓名。

对方答道：“刘遗民是也。”

张玄素闻其名，是当时著名的隐士，于是殷切款待。

刘遗民直问：“谢安、王坦之他们还好吧？！”

张玄欲留其交谈，但遗民并无停留之意，等鱼片切好了，便下船而去，张玄在身后紧追。至刘家后，遗民什么也没说，设浊酒与张共饮，不一会儿，便又起身：“现在正是砍芦荻的季节，不能把这事耽误了。”

刘遗民，江苏徐州人，曾为柴桑令，其趣高远，后辞官归于山林，与另一名著名隐士刘驎之共栖阳歧村；又与陶渊明、周续之并称“浔阳三隐”。遗民尤信佛，后上庐山十五年，与东林寺慧远大师共习佛经。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表明佛教对中国隐士有了影响。

继续说许询许玄度。

魏晋时期多隐士，高逸山林，具体而言又分以下几种类型：先隐后仕（如谢安），先仕后隐（如阮裕、王羲之、陶渊明），自始至终而隐（如许询、戴逵）。作为中国第一个职业旅行家，浙江的山水都留下了许询的足迹。当然，从旅行家的角度来说，许询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唯一：刘惔评孙绰的哥哥孙统：“孙承公狂士，每至一处，赏玩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又，孔愉少有隐逸之志，四十余岁始为官。未仕时，“常独寝，歌吹自箴诲。自称孔郎，游散名山……”

无论是孙统，还是孔愉，或是许询，都为秀丽的山水所征服，久久地徜徉在无尽的景色中，那景色不仅给予他们怡然的情趣，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

许询晚年的时候，从永兴迁徙到剡县，最后他长眠于明山秀水中。

<h2>岩高白云屯</h2>

谢灵运好戴曲柄笠，孔隐士谓曰：“卿欲希心高远，何不能遗曲盖之貌？”谢答曰：“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谢安死的那一年（公元385年），其侄谢玄的孙子谢灵运出生。

谢灵运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创者；他是魏晋风度的彻底终结者。此外，他还是户外运动爱好者，顺便还做了把发明家，搞了一种登山时很方便的鞋子。

谢灵运一生矛盾，这表现在他喜欢戴的一种带曲柄斗笠上。

谢灵运出身华丽家族，天生具有优越感，袭封康乐公，门第高贵而又深具才情，所谓天下有才一石，曹植独得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

谢灵运生活奢华，车服鲜丽，衣服多改旧形，创造了不少新款，引得人们纷纷效仿，算得上是当时时尚界的代言人了。

但是，他成年时，魏晋门阀政治已至末路，所以自负高贵的他只能先后在北府兵将领刘毅、刘裕这样的武夫帐中做事。

公元420年，东晋政权终于被刘裕夺取，后者出身寒微，建立宋政权后，重尊儒术，并对二百年放诞不羁的世家大族进行打击。

谢灵运出身谢家，身上留有魏晋放诞不羁的习气，朝廷不予重用，仕途上失意，使其常怀愤愤之情，把酒写诗，纵情山水，聚众宴游，消耗着自己华丽的生命。

庐山是谢灵运的生命小站。

那还是晋安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春的时候，当时北府兵将领刘毅在与刘裕的争斗中失败自杀，作为前者的幕僚，初次经历刀光剑影的谢灵运从江陵匆忙返回建康，途经庐山时与东林寺高僧慧远有过一次彻夜长谈。

此时慧远大师已年近八旬，谢灵运只有二十七岁。

在庐山，大师对小谢进行了一番点拨：若有高逸之心，何搅于俗世？于俗世中傲然，哪比得这山中一草一石？

谢灵运怅然若失。

只是他心有不甘，以他的家族背景和自身的才华，怎能无为？

在后来的日子里，谢灵运转入刘裕阵营，为其世子的幕僚，并一度前往彭城劳军，慰问刘裕。

这时候谢灵运的内心是矛盾而痛苦的。

在骨子里，他无论如何是看不起这些出身寒微的武夫的。但是，在当时，要想让自己于政治上有所作为或者说延续谢家的荣耀，还必须依靠他们。

世道变了。

当年，桓温幕中的那些名士，可以指着桓的鼻子戏谑而亲切地称其“老贼”，但现在不行了，在新枭雄刘裕面前你再这样叫一个试试？

刘裕代晋建宋后，南北朝时期开始，谢灵运并没捞到什么，还被降为康乐侯。

宋少帝与宋文帝皇权更迭时，谢灵运被卷入其中，后被当政权臣贬为永嘉太守。政治上的失意，却导致了六朝时代一个优秀诗人的诞生。

晋时永嘉也就是现在的浙江温州，奇山异水，秀甲东南，美好的风景激发了谢灵运写诗的欲望，居然一发而不可收。

在永嘉的日子里，谢灵运无为而治。

作为一郡太守，他天天游荡于山水间，在这里写下了中国山水诗最初的杰作《登池上楼》。此外，他还发明了一种便于登山的“谢公屐”。（后来，李白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这样写道：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

为官永嘉的日子很短暂，随后他辞职隐居于会稽，一度有终老之意。

其间与隐士孔淳之等人交游。谢喜欢戴有曲柄的斗笠，斗笠是隐士的打扮，而曲柄则是高官的象征，两者自是矛盾，于是有一次孔淳之就问：“君以清高自居，却又为什么不能忘记宫阙下的官位？”

谢回答：“将不畏影者，未能忘怀？”

此典故源于《庄子》：有畏影恶迹的人，欲远离影迹，于是狂奔，但越奔足迹越多，影子更是难离于身。谢的意思是说：未曾忘怀的，未必是我而是你吧！

孔、谢一起大笑。孔淳之笑得畅然，他终身未仕；而谢灵运虽反问住了孔，但笑得比较勉强。

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征召谢灵运出山为侍中，在犹豫良久后，他还是答应了。

他想要什么呢？建康的荣华？难道他还不厌倦吗？为官建康的日子，他依旧旅行不辍，让皇帝几十天几十天地见不着他面，而他又不向皇帝请假。

这事就有点过了。

最后，被大臣弹劾去官。谢灵运再次东归会稽，游心更甚，动不动地就带着仆从数百人，漫游荒野，翻山越岭。

有一次，他带数百人，伐木开路，一直到了临海郡。当地官员以为来了贼人，严阵以待，结果发现是谢灵运的旅行团。

谢灵运的做法让会稽太守孟顗甚为头疼。前者颇为谢灵运所轻，有一次他曾对信奉佛教的孟太守说：“得道应须慧业，丈人升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灵运后！”

孟太守听完差点没气死。

又有一天，谢灵运正与一干人在会稽的千秋亭饮酒，想起这些年的境遇，已变成老谢的他不禁百感交集，酒喝高处，裸体狂呼。此时，孟太守正路过，便派人劝说：你们小点声好不好？这一下子激怒了谢灵运：“我自己的身子自己的嘴，我在这儿喊，关你何事？！”

有麻烦了。

当时孟太守没说什么，只是脸色有点发紫，但回去后便向建康发去密报，给谢灵运网罗了一堆罪名。为此，谢灵运只好亲赴宋文帝那儿解释。命运的传奇就在于它是一环扣着一环的，而之所以环环相扣，于本质上还是性格使然。

皇帝不想让谢再回会稽了，便授予他临川内史的新官职，让其前往江西。

到了临川后，谢灵运遨游依旧，于是再次被弹劾。可能是闹大了，有司还欲将其逮捕，谢灵运激动之下有反抗的举动，终于被擒，流放广州，后以“谋逆罪”处斩。

谢灵运的山水诗悄悄扭转了魏晋以来的玄言诗，虽有句无篇，但在片段里已给人清新的山野气息，对后世影响巨大。谢灵运从会稽到永嘉的漫游之旅，到了唐朝更是引起诗人们的狂热追捧，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韦应物等人相继踏着他的足迹寻找六朝的烟云。

那是宋文帝元嘉八年（公元431年），谢灵运在调任临川内史的路上，再上庐山。此时慧远大师已逝，但余音尤绕，上山者伤感不已。本来，他有机会栖逸于这大山中，度过自己人生最后的岁月。但是，他的人生轨迹如山下的漫漫江水，拐了一个弯。

在前往临川的江船中，诗人思绪万千、进退失据，写下了著名《入彭蠡湖口》：“客游倦水宿，风潮难具论。洲岛骤回合，圻岸屡崩奔。乘月听哀穴，浥露馥芳荪。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千念集日夜，万感盈朝昏……”

谢灵运仿佛岩上的白云，孤傲得不合时宜。

谢灵运不是政客，仕途艰难，曾想进入权力的核心，但终于无为。他只有一个华丽的背景，而时代已经变了。他是一个背包客，喜欢在六朝的山水间跋涉；他只是一个喜怒形于色的诗人。如此而已。

<h2>兰亭烟树</h2>

王右军得人以《兰亭集序》方《金谷诗序》，又以己敌石崇，甚有欣色。如果说先秦时代士人的精神地标还没固定下来，游士们只是处于“在路上”的状态，那么到了汉朝，这种地标开始出现：先是西汉都城长安（西安），然后是东汉都城洛阳，接下来是魏国河内郡山阳县，那里有一片神奇的孕育时代精神和风尚的竹林，然后又回到西晋都城洛阳，以金谷园和洛水为两个典型的地标。

随后，迁移到东晋的兰亭，也就是会稽郡的山阴县。

竹林、金谷到兰亭，这是魏晋名士所经历的精神地标。

但有一事令人费解：《世说新语》里，竟没有一条直接讲述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年）的兰亭之会。

这次聚会当然是整个中国古代最负盛名的聚会，王羲之更是写下了名动千古的《兰亭集序》。《世说新语》却惜墨如金，让人颇感奇怪。最后，只发现这样一条文字提到“兰亭”，却也是从侧面讲的：有人以《兰亭集序》比石崇的《金谷诗序》，王羲之非常高兴。

那就说说兰亭故事吧。

经过了初期的动荡，到晋穆帝永和年间，东晋政权趋于稳定，名士生活更为悠闲。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初三（古代春天的修禊日），四十多位东晋的名士应东道主会稽内史王羲之邀请，齐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今浙江绍兴西南兰渚山），饮酒、写诗、观山、赏水……

兰亭的所在地是山阴。山阴是会稽郡的首府。

会稽也就是浙江绍兴，这里山明水秀，是东晋最美的地方，吸引了谢安、孙绰、许询、支遁、法深等名士前来栖逸，刘惔、王濛、殷浩等人也时不时地前来造访。

在这次雅集上，永嘉乱后渡江的魏晋世家差不多都到齐了：王家、谢家、袁家、羊家、郗家、庾家、桓家……

具体参与名单是：

王羲之、王徽之、王献之、王凝之、王玄之、王蕴之、王丰之、王肃之、王彬之、王涣之、徐丰之、曹茂之、曹礼、曹华、孙绰、孙统、孙嗣、谢安、谢万、谢瑰、谢腾、谢绎、郗昙、庾友、庾蕴、魏滂、桓伟、羊模、孔炽、后绵、刘密、虞谷、虞说、任儗、袁峤、华茂、劳夷、华耆、卞迪、丘髦、吕本、吕系。

兰亭雅集的参与名单，历来有不同说法。上面的是来自主流的说法（《兰亭考》所载《兰亭诗》以及兰亭石刻）。在另一个版本里，支遁、许询、谢尚也参加了兰亭雅集。

王隐《晋书》说：“王羲之初渡江，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与孙绰、许询、谢尚、支遁等宴集于山阴之兰亭。”按照这个说法，许询、谢尚、支遁三人也参与了永和九年的雅集。在唐代何延之的《兰亭记》中，也有高僧支遁的名字。

当时支遁就隐居在会稽，而且跟王羲之等人交从过密，这样大的聚会，作为东道主会稽内史王羲之不可能不邀请支遁，支遁缺席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许询当时也在会稽，参与的可能性也很大，至于谢尚就不好说了。

无论如何，建康和会稽的大批名士都参加了这次雅集。

与会者很多都是有官职的，而且不少是高官。但是，东晋旷达、清雅、飘逸、玄远的时代气质，使得这次聚会完全丧失了政治色彩。

晋人发现山水之美，确切地说是发现了会稽之美。永和九年春的聚会是山水的，同时也是内心的。

此日风和日丽，东晋的名士们宽袍大袖，偎花依草，列坐于曲折、清澈的溪流两边，有荷叶轻托酒杯，信自漂流，到了谁的跟前，谁就要现场作诗，如作诗不成，便要罚酒。

王羲之等二十六人现场写出了诗歌，王献之等十六人则没写出来，于是被罚喝酒。写出作品的二十六人共成诗三十七首，汇为《兰亭集》，王羲之为之作序，是为千古第一行书《兰亭集序》（据说真迹埋葬在李世民或武则天的墓中）。

如果说当年曹孟德在铜雀台上横槊赋诗，漫天星斗在上，和者如云在下，其诗篇中还有伟大的抱负不能实现的伤感，那么兰亭的忧郁完全来自人生的残山剩水。

呆看光阴，寄情山水，不做孟德之慷慨，也不做阮籍之放荡，而是追求宁静忘我的境界，这是魏晋风度在东晋永和年间的变化，也可以被认为是人物内心的审美追求在江南环境下的自然迁移。

这不仅是一次诗会，一次名士的燕集，还是一次春天的酒会，一次清谈的盛会，一次山水间的旅行，兰亭聚会标志着东晋文人已完全融入了山水审美。当时，孙绰说过这样的话：“明山秀水，可化心中郁结！”

现在，让我们再次阅读一下王羲之的那篇千古奇文《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晤）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惓（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以（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每揽（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由（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揽（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羲之少与王述齐名，而颇轻后者。

王述来自太原王家，王羲之来自琅邪王家，这种不合既是个人的较量，也是两个家族的较量。

当时，名士们都爱拿两个人进行对比：“王脩龄问王长史：‘我家临川何如卿家宛陵？’长史未答，修龄曰：‘临川誉贵。’长史曰：‘宛陵未为不贵。’”

说的是，来自琅邪王氏的王胡之曾问来自太原王氏的王濛：“我们家族的临川（即王羲之，曾任临川内史），比起你们家族的宛陵（即王述，曾任宛陵县令）怎么样？”

王濛还没回答，王脩龄接着说：“逸少（王羲之）名高且贵雅。”

王濛立即道：“我家王述也不是不贵雅。”

到了晚年，王述声名日重，出任扬州刺史，成为王羲之的上司，后者得此消息，急派人赴京城要求将会稽划归越州，但没有得到朝廷批准，此事流传开来，成为大家的谈资。羲之深以为恨，跟儿子徽之、献之说：“我能力不比王述差，而现在他的地位却超过了我！是因为你们的才华不如王述之子王坦之的缘故吗？”

后王羲之愤而辞职，于父母墓前发誓永不为官。

这时候，王羲之大约会回忆起许多年前的一幕：“郗太傅在京口，遣门生与王丞相书，求女婿。丞相语郗信：‘君往东厢，任意选之。’门生归，白郗曰：‘王家诸郎亦皆可嘉，闻来觅婿，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东床上坦腹卧，如不闻。’郗公云：‘正此好！’访之，乃是逸少，因嫁女与焉。”

魏晋时期，世族之间以联姻的形式互为支持，盘根错节。

西晋时，王家、羊家、裴家、阮家就互联姻缘；东晋时，王家、郗家、谢家等也是如此。太傅郗鉴在京口，遣门生带给王导一封信，求女婿。

王导说：“君往东厢房，任意选之。”

可见，在当时是先确定对方的家族，随后再确定具体人选。

门生归来对郗鉴说：“王家诸位公子郎确实都不错，听说来选女婿，一个个都挺矜持的，只有一个哥们儿坦腹东床，好像没听到这回事儿一样。”

郗公说：“就是他了！”

随后一问，其人正是王羲之。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来，王羲之也是自由不羁的。他少有令名，受大将军王敦的喜爱，曾对羲之说：“你是我王家佳子弟，当不会比阮裕差！”

时人更是称羲之“飘如游云，矫若惊龙”。羲之曾为庾亮部下，后者称：“逸少（羲之）国举！”也就是国家应该推荐的人才。

现在，王羲之在仕途上并不得意。

于是，从那以后他就完全辞官，游于林野，或登山远足，或攀岩采药，徜徉在幽谷高峰，每每忘归而叹道：“我卒当以乐死！”

多年后，南北朝画家宗炳追慕王羲之的生活方式，而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山水爱好者。按史上记载，他“每游山水，往辄忘归”，“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他潜幽谷，行远山，达三十年之久。晚年时，不能再远行，于是把自己曾去过的山水都画于家中墙壁上：“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

这是王羲之在中国士人内心深处所开辟的山水之路。

公元361年，一代书圣就真的在山水间快乐地死去了。

王羲之死后，兰亭的时光终于不再悠然缓慢。到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后，一切都加速了。战后再过两年，谢安死，预示着一个时代的大幕即将落下。

公元420年，起身于寒族的武人刘裕灭东晋，开始重新恢复皇权政治和儒家传统，换句话说，开始给士人重新戴上紧箍咒。虽然魏晋南北朝统称，名家士族在南朝也仍受尊重，但实际上南朝与魏晋，已经是绝然不同的两个时代。

从竹林到兰亭，一个时代，慢慢合上了自己的书册。

在当下的时代，我们追寻魏晋，是因为那一代名士人格独立、精神自由、性情率真、爱惜自我，他们高旷美好的品格，透过千年的时光震撼着我们的内心。我们追慕，是因为我们缺乏我们迷失并准备在污浊中继续执迷。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了解人生的真相；我们怀念，是因为我们的祖辈曾经拥有远远比我们纯粹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