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惔则以为，二人的差距不仅仅在相貌上，更重要的是在风神上。卫玠之洒脱飘逸是别人模仿不来的。

大家太推崇卫玠，以至于他活着的时候，一举一动都能引起人们尖叫。

卫玠之所以如此受青睐，跟魏晋时心性的觉醒和对美的欣赏以及对美好事物容易逝去的叹惋有关。

这是对美的爱与眷恋。

事实就是这样：卫玠在历史上没什么贡献，仅仅依靠个人的风神之美就获得了生前身后名。

这样又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从洛阳，卫公子一路南下，渡过了一条苍茫大河，浪花打湿了他的衣服。他坐在船头，听到困守洛阳的人喊他的名字，只是他再也回不去了。

<h2>一个王朝的背影</h2>

王导、温峤俱见明帝，帝问温前世所以得天下之由。温未答。顷，王曰：“温峤年少未谙，臣为陛下陈之。”王乃具叙宣王创业之始，诛夷名族，宠树同己，及文王之末高贵乡公事。明帝闻之，覆面著床曰：“若如公言，祚安得长！”曹操南征北战，统一了北中国，虽文武之功浩大，但却没有称帝的欲望，把机会留给了儿子曹丕，后者以禅让的方式终结了汉朝刘家四百年的天下。

曹家成为时代的幸运儿，又成了时代的最不幸者。

因为他们身边有三匹马同槽啃着曹魏江山，直到被啃出骨头。

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父子三人，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强势的权臣父子。他们对曹魏政权的连续打击，是如此之狠。

第一次打击是司马懿发起的高平陵之变。

司马懿，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人，老爷子以能算计著称，曹操时代崭露头角，曹丕时代已受重用。及丕死，明帝曹叡即位，司马懿与陈群、曹真等一起辅佐明帝，迁骠骑大将军、督雍凉二州诸军事，对抗蜀汉诸葛亮的进攻。

在明帝时代，有能力对付蜀汉和东吴的，在整个魏国，也只有司马懿。

明帝曹叡活着的时候，他还能控制司马懿，后者虽军功显赫，但在朝廷上羽翼未丰，还比较乖。但曹叡一死，事情就慢慢地发生变化了。按曹叡的遗诏，即位的曹芳由曹氏亲王大将军曹爽和司马懿一起辅佐。

此时，司马懿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大将军曹爽在幕僚的策划下，欲夺司马氏之权，转授没有实权的太傅给他当。权力之争由此拉开序幕。司马懿久在外领兵，在朝廷上的力量不占优，但他老谋深算，被削权后称病休养，不问朝政，实则以静制动，寻找机会。

行事颇嫩的曹爽渐渐丧失了警惕。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司马懿已经七十岁了。

这一年初春，曹爽及其兄弟一起陪同魏主曹芳到洛阳城外的魏明帝墓高平陵拜祭。

趁此机会，司马懿率司马师、司马昭，在太尉蒋济等人的支持下，关闭洛阳各门，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布诏书，将曹爽兄弟全部罢免，并谎称归洛阳后可得厚待。没经历过什么事的曹爽兄弟顿时傻了，不听智囊桓范（有可能是桓温祖上）之计，老老实实地回到洛阳，随即全部被司马懿处死。司马懿同时杀其党羽名士何宴、邓飏、丁谧等人，紧接着又平息了各处的反抗。

从此开始，曹魏权力转移到司马家这边。

两年后，司马懿死去，大将军司马师接管了魏国权力。

如果说司马懿发动政变后，并未得意忘形，仍注意在朝堂上的礼数，那么到了司马师这里就锋芒毕露了，在魏帝曹芳面前傲慢异常，后者成了汉献帝那样的傀儡。

正元元年（公元254年），中书令李丰、张缉欲剪除司马师，以夏侯玄辅政，事败，三人皆死难。以此为契机，司马师对魏国朝野展开大清洗，并废魏帝曹芳为齐王，立曹髦为帝。

司马师死于公元255年，弟司马昭继续专权，而天下皆知昭心。

甘露五年（公元260年）夏，曹髦欲反击司马昭，事败后被弑于洛阳皇宫南门。随后司马昭立曹奂为帝。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司马昭派钟会、邓艾率军攻蜀，当年冬天成都陷落。在洛阳，司马昭被加封为晋王，赐九锡。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秋八月，司马昭还没来得及当皇帝便死去了。这年冬天，其子司马炎通过禅让的方式从魏帝那里夺取皇位，建立晋朝。

看上去确实残酷。

所以，当王导跟晋明帝讲述完晋朝得天下的故事后，明帝说：“若如公言，我司马氏的天下安得长久！”

但是，在古代，哪个帝国的建立不是如此？只不过是十步跟二十步的关系，五十步和一百步的关系。

当然，对晋朝最愤愤的还是后来的很多人。

晋朝建立后不久，帝国就又陷入了分裂，而且长达近三百年，被称为漫漫中古长夜。

谈到西晋帝国的迅速覆亡，人们所谈不外乎皇帝淫逸、大臣奢华、名士放纵、清谈误国，总之这个时代没什么好鸟，以至于清代一些所谓学者对整个晋朝是否定的。

但什么才算好鸟呢？是康熙和乾隆吗？叫人唯笑而已。

一个王朝是否长久，除看帝王本人的能力和施政措施外，还要看当时的外部形势。西晋的不幸在于，它继承了东汉以来悬而未决的民族问题。虽然它暂时统一了全国，但整个局势其实更危险了。

打个比方，西晋好比一个刚刚修建好的屋子，里面的人还没待几天，屋子外面的人就开始喊着号子往里拥，在这种情况下屋子摇摇欲坠，是没什么办法的事儿。从这个角度说，屋子的倒塌跟里面的人在干什么关系不大。

在当时胡汉民族冲突的背景下，出现一个稳定的、长久的大一统的王朝是不现实的，所以就不要在这方面恨恨于晋朝了，还是去走近它的精神遗产吧：去发现晋人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那卓尔不群的美。

<h2>新亭对泣</h2>

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这一回，可以说说东晋的开国宰相王导了。

王导，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是真正意义上使王家成为六朝第一门户的人物。

早年在西晋洛阳时，王导跟着从兄王衍以及族长王戎参与各种场合的名士聚会。王导性格宁静而有谋，在当时不显山不露水的，更多的时候只是坐在一旁倾听名士们清谈。八王乱起，天下纷崩，优游之余，王导忧心忡忡。

洛阳时代，王导与琅邪王司马睿关系不错。

有一次，他悄悄地告诉司马睿：“现在是乱世，更大的动荡还在后面，您不如请镇江南……”

当时执政的司马越也有意派一股势力进入江南，留个退路。

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年），司马睿以安东将军的身份出镇吴国旧都建业（即南京，后避晋愍帝之名讳而改建康），成为江南的军政主脑。司马睿虽然是司马懿的曾孙子，但与诸王比较起来，属于皇室远亲，力量也比较弱。在此之前，他已镇守下邳两年。来下邳之前，他把富于谋略的王衍从弟名士王导要来了。

在晋愍帝被俘遇害后，司马睿于公元318年正式即皇帝位，建立东晋政权。

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怎么争取江东的高门世家。遭遇抵触情绪是难免的，尤其是西晋洛阳时代，江东人受够了轻蔑。

江东大族，顾、陆、朱、张，外加贺氏，以吴郡和会稽为势力基地。

面对初来建康的司马睿，江东名族大约有一种幸灾乐祸的心理：你们中原人不是优越感很强吗？不是很有文化吗？不是瞧不起我们江东人吗？不是把我们吴国给灭了吗？现在呢？中原危险了吧，胡人打进来了吧，想起我们这儿好了？

总之，各种不合作。

面对这种情况，司马睿束手无策。他只能依靠王导。但是，王导已经碰了钉子。当时，他想拉拢当地的大族，于是求婚于名士陆玩，但被陆玩一句话就给顶了回来：“小土堆上长不了松柏，鲜花和小草不能放在同一个瓶子里，我陆玩虽然没什么才能，但却也不能做这种破坏规矩的事！”

这件事说明两点：

一是当时王家还未完全显赫；二是渡江之初，江东土著对北人带有巨大的敌意。

不过，王导并没气馁，此后多设饭局，并主动拜访了当地最有影响的两个人物顾荣与贺循。

顾荣已具大名，贺循则被认为“体识清远，言行以礼。不徒东南之美，实为海内之秀”。每有要事，王导都请二人拿主意，他们很高兴，推荐了一大批当地的人才为政府效力。

这期间，王导多次精心设计，让司马睿以及大批从北方逃难而来的名士上街，以中原仪表与神韵征服南人之心，借此树立政权最初的威望，收到了非常不错的效果，搞得东吴士人啧啧称赞：

“看，这就是洛阳名士某某某！”

“呀，某某也南下来咱建康了！”

“那不是某某某吗？当时在洛阳门庭特别高，要想拜见一面，可不容易呢，现在终于看到了，模样虽然有点难看，但风神确实洒脱啊！”

大概就这些话吧。

这个笨拙的方法很管用。

一来二去，东吴人，从百姓到大族，都发现司马睿和他的名士部属们还真是气宇非凡，而司马睿又被众星捧月，可见在北方时很有威望。久而久之，司马睿在建康站住了脚。

为笼络人心，王导建议司马睿大批量任用江东土著为官；同时化解南北世族间的矛盾。此外，还在社会上实行了侨寄法，妥善安置北方流民。

在王导的辅佐下，司马睿虽有了声望，东晋政权也获得了民心，但毕竟是寄居在人家的地盘，心里还是有些不踏实。有一次，他拉着江东士族领袖顾荣的手，试探着说：“寄人国土，时常怀惭。”

一个皇帝说出这样的话来，确实够可怜的了。

顾荣还是不错的，不仅收留了往昔吴国的敌人，还号召江东子弟为之效力。那天，他跪下来对司马睿说：“帝王以天下为家，所以商、周的帝王，总是迁移，都无定所，希望陛下不要总想着迁都这件事。”

司马睿点点头。

望着顾荣的背影，司马睿大约在思忖：你们心里这样想就好。

东晋之初的政权，外有王敦，内有王导，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

作为宰相，王导结合北方士族在江南建立政权这个特点，采取了“镇之以静、宽简无为、皆大欢喜”的执政风格。

看一个细节。

有一次夜宴，宾客推杯换盏，王导周转于各桌间。喝到一半，他发现角落那桌，一个汉族士人和几个西域胡人面色有些沉郁，于是走上前，认得那汉族士人来自临海郡，几位胡人则是来自西域凉州。

王导举杯相邀，与之对饮。

王导对着那名汉族士子说：“自从你离开后，我知道临海便再也没有您这样的贤士了。”

随后，又对那几个胡人说：“兰阇，兰阇（梵语或西域赞誉之词的译音）。”

众人大笑，满座皆欢。

由于王导的周到，几年后，在东吴旧地，北人与南人，相处日渐和睦，政权也就安稳下来了。

由于空闲的时间多，每逢天高气爽的日子，王导就与南渡名士一起相约到郊外散心。他们常去的地方是新亭。

新亭在建康西南，面临滚滚长江。

春日迟迟，一日午后，名士又至，坐在草地上，临江远眺，想起中原沦陷，神州陆沉，胡族纵横，刀光剑影，又想起当年洛阳的优游生活，很多人伤感异常。

名士周顗则叹息道：“建康的景色和洛阳一样，都美丽非常，只是故国山河不同了！”

参加宴会的人听后都唏嘘不已，有的还落下了眼泪。

这时候，王导突然严肃起来：“正因为山河不同，大家才应该一起努力，收复中原，怎么能像楚囚一样跟这儿哭呢？”

在座的名士纷纷鼓掌，认为王导说得很好：到底是宰相，登得高，看得远。

收复中原说起来容易，但一想到中原现在的样子，各位便又心虚了。尽管如此，王导的那句话在当时还是令人精神一振。后到南宋，境遇与东晋相似，诗人词家多引新亭之典入句，如刘克庄：“多少新亭挥泪客，不梦中原块土！”

王导的话铿锵有力。

不过，他只是说说而已。

因为，他没有北伐的愿望。事实是，即使北伐，在当时的局势下，东晋也不可能取得彻底的成功。或者可以这样说，当时五胡勃兴，主流是继续分裂，而不是统一。

统一的条件，还远远没有到来。王导，深深知道这一点。这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明白处。另外，魏晋时期人们的民族意识，也远不如后世来得具体和强烈。这一点解释起来非常困难。这样说吧，东晋时北伐中原的祖逖心中的民族情结，与后来岳飞、文天祥、袁崇焕、史可法等人心中的民族情结肯定是有些区别的。

王导晚年的执政风格更为名士化，也就是更加宽简，于是有人非议：作为宰相，他怎么什么都不干啊？难道老糊涂了？

每闻此声，王导便自叹道：“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

意思是，有人说我老糊涂了，但难得糊涂啊，后人终会理解和思念这种糊涂的好处。

东晋一代，王、庾、桓、谢四大家族先后执政。四大家族里，谢家完全是玄学风格，王家是儒玄双修，庾家和桓家则为政刚猛。

一个夏夜，王导去看望庾亮，后者正在办公。

王导说：“天太热，可以一切从简。”

庾亮说：“你简略行事，天下人未必以为就恰当！”

其实，就东晋王朝的政治结构来看，王导的风格是非常恰当的。

东晋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君臣共治的门阀政治王朝（连西晋都不是），王朝的权力是建立在皇家与权臣合作的基础上。在这种现实下，刚猛苛严的风格是不适合的。此其一。其二则跟当时的形势有关：东晋王朝是君臣南渡后建立的，寓居在人家的地盘上，严政会激起大矛盾，而且没有为政的基础。

<h2>终负此人</h2>

王大将军起事，丞相兄弟诣阙谢，周侯深忧诸王，始入，甚有忧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过不应。既入，苦相存救。既释，周大说，饮酒。及出，诸王故在门。周曰：“今年杀诸贼奴，当取金印如斗大，系肘后。”大将军至石头，问丞相曰：“周侯可为三公不？”丞相不答。又问：“可为尚书令不？”又不应。因云：“如此，唯当杀之耳！”复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后知周侯救己，叹曰：“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人！”周侯即周顗，字伯仁，安城（今河南汝南）人，东晋初官至尚书左仆射，以旷达著称，有大名，但能力却一般。性好酒，三日不醒，人观其形，“嶷如断山”，又称“三日仆射”，于是名声更盛。

有一天，谢安的伯伯谢鲲对周顗说：“你就好比那社庙前的树，远远望去，高入青天；但是，等走近了细看，树根下却聚集着群狐，都是些污秽的东西罢了。”

周顗不紧不慢地回答：“大树的枝条拂至青天，我不认为它高（意思是，只有目光短浅者以为那很高）；下面聚集着所谓群狐，我不以为它浊（狐狸怎么了？多聪明的动物啊）。至于说到聚集着污秽，那是你老兄的专利，何必在我这儿自夸？！”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周顗的回答很厉害，而且言谈中做了反击，嘲讽了谢鲲。

谢鲲在西晋时即以放荡闻名，曾调戏邻家女孩，被其扔物砸断了门牙，周围的朋友都很替谢鲲担心，后者不在乎：“犹不废我啸歌！”

初一看，谢鲲的话很洒脱，但转念一想，毕竟对女孩无礼在先，所以后来被人诟病。

在周顗的反击下，谢鲲紧闭着嘴唇走开了。

周顗和王导同为朝廷重臣。西晋时，周顗与和峤齐名，渡江后有人问王导：“周顗跟和峤相比怎么样？”

王导回答：“和峤如巍巍高山……”后面的话没说。

周顗听到此话后，当然不是很愉快。一次，宰相王导指着周顗的肚子，问：“你这里面有什么？”

周顗答：“此中空洞无物，但却可以容下你这样的好几百个！”

二人暗自较劲。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让周顗往后退了一步。

当初，晋元帝司马睿欲废太子司马绍而立司马昱，王导和周顗都以为不可，但大臣刁协为了迎合帝意，而建议立司马昱。晋元帝欲正式降旨，又考虑到大臣会阻挠，于是调虎离山，想先把王导和周顗喊到宫里，然后偷偷地传诏给刁协，令其宣布旨意。

周、王既入宫，刚到台阶下，晋元帝便又传旨令其二人到东厢房休息。

周顗没琢磨过来是怎么回事，便退下台阶，而王导却直接来到御榻前，问：“不知道陛下为什么召见我们？”

晋元帝无言以对。

最后，惭愧地把藏在怀里的欲废太子的黄诏拿出来撕了。

此事后，周顗慨然叹道：“以前我常认为自己胜过王导，今天这件事发生后，我才知道，总体实力我还是不如他呀！”

在朝廷上，虽然周顗和王导二人时有矛盾，但多属于鸡毛蒜皮。如果说真的有一点令周顗不快的话，那就是他觉得王家内外为官，多少有点跋扈了，民谣所称的“王与马，共天下”，对大臣来说并不完全是一种荣耀。

晋元帝永昌元年（公元322年），王敦以诛晋元帝新提拔的宠臣刘隗、刁协为名，从荆州起兵攻首都建康，兵至石头城。朝廷派周顗去见王敦，后者先发制人，责问周顗：“卿何以相负？”

周顗对道：“公戎车犯正，下官忝率六军，而王师不振，以此负公！”意思是，你举兵犯上，朝廷的军队本应对你一击，但现在王师不振，在这方面我们确实辜负了你！

王敦一惊，随即提起另一个话题：在西晋时，周顗名声大于王敦；渡江后，两个人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于是王敦说：“不知是我进步了，还是你退步了？”

周顗没搭理他，而是直接问道：“此番向皇帝动兵，意欲何为？”

当时王敦东下，很多人认为他之所以起兵，是朝廷逼迫的，现在王敦又陈述了一番理由，亮出了“清君侧”的招牌，而周顗说：“今主非尧、舜，何能无过？且人臣安得称兵以向朝廷？！”

周顗说得很清楚了，君主并不是人人都像尧、舜那样，谁能够没有过错？作为大臣，因皇帝有一点过错就举兵犯上？你性情太过刚愎暴烈了。

王敦默然。

但后来他还是率兵攻入建康，刘隗北投石勒，刁协、戴渊和周顗被杀。

当时，在朝廷为宰相的王导心情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他并不反对哥哥王敦的行动，因为战争的初衷，清除刘隗、刁协等被晋元帝提拔上来的大臣，毕竟是为了维护王家的利益；另一方面，他作为宰相，哥哥举兵犯上，大逆不道，而自己身在建康城内，位置不但尴尬，而且危险。

为得到皇帝的宽恕，王导每日率领王家子弟跪在皇宫外。

一日，周顗被召入宫去见晋元帝，又看到王导等人跪于宫门前。后者看到周顗，便说：“我王家百口人的性命，就都托付给你了！”

周顗直接走了过去，没理王导。但见到晋元帝后，周顗却倾力为王导求情。

此前，刘隗曾向晋元帝献策：尽杀城内琅邪王姓族人。最后，晋元帝听从了周顗的建议，并未降罪于王导。得到皇帝的应允后，周顗很高兴，皇帝留他吃饭，他又喝了不少酒。

及出宫门，王导等人仍跪地不起，行为旷达的周顗，并没有把自己在宫里的所作所为告诉王导，而是说了另外一番话：“今年若杀了王敦等叛臣，当会取得斗大的金印挂在肘后！”随后大笑而去。

王导傻了，误会了，以为将满门被诛。

等了一段时间后，朝廷并没动静。很快，王敦的军队攻入建康。

当天，王敦在石头城密约王导，问：“周顗可为三公不？”

王导不答。

又问：“可为尚书令不？”

又不答。

王敦明白了王导的心思，说：“那只能杀之了！”

王导依旧默然，意思很清楚了。

周顗被害之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王导才知道事情的真相，于是老泪纵横，捶胸长叹：“我不杀周侯，周侯由我而死。幽冥中负此人！”

周顗死得如此之冤。

王导自然有其过错，但周顗本人呢？似乎多少也应为自己的死负一点责。

为了名士的那洒脱性情，替人家说了话、做了好事，还不让人家知道，乃至令对方产生误解。结论是：周顗死于名士风度。

事后，有一天，王敦与部下聚宴，突然想起什么：“周家也算得上是名门大族了，但好像没人做到‘三公’的。”

当时座上有人回答：“只有周顗差点做到。”

王敦慨然叹道：“我与周顗曾在洛阳相遇，一见如故。永嘉之后，世事纷纭，最后竟然到了这个结果！”话未尽而泪长流。

有人说，这不是典型的鳄鱼之泪吗？

周顗是你杀的，现在又跟这儿哭，什么意思？也许不仅仅是王导，对于杀害周顗，王敦也有些后悔吧。

但问题是，周顗的二弟周嵩也死于王敦之手。

当初，他的小弟周谟要做晋陵太守去了，大哥周顗与二哥周嵩把弟弟送到建康城外。

在路口的亭子，周谟拉着两个哥哥的手哭泣不止，周嵩很不耐烦，甩开弟弟的手：“我说老三，奈何如女子？！”对于弟弟的哭哭啼啼，做二哥的是看不惯的。说完，他扔下二人兀自走了。

周顗很疼爱自己这个弟弟的，叹了口气，坐下跟弟弟喝饯行酒，最后也落泪了，拍着弟弟的后背说：“阿奴啊，此地一别，远赴晋陵，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爱惜自己，别让我为你担心。”

小名叫阿奴的周谟使劲地点头。

二哥周嵩嫌弟弟太女人，甩手而去；大哥周顗，坐下来叮嘱弟弟，很有人情味，两个人的性格特点跃然纸上，自无优劣之分。不过，道出一点，这周嵩性子太暴。

下面的故事是最好的说明：

周顗做吏部尚书时，晚上在单位值班，突发心脏病，尚书令刁协在场，于是叫人马上救治，表现得特别亲密。后周嵩得知情况，非常着急，衣服还没穿好，就赶过来了。一进门，刁协就下了座位，对着周嵩大哭，说周顗昨晚的病情，最后说：“现在没事了，正在后屋休息！”

周嵩二话没说，扬手抽了刁协一个大嘴巴，后者被打得转了个圈。

可以设想，刁协被打蒙了，不但他蒙了，连旁边的人也蒙了。周嵩来到后屋，看到哥哥在床上躺着，病情如何压根儿没问，上来就说：“君在中朝，与和长舆齐名，那与佞人刁协有情？！”意思是：大哥！过江之前，在洛阳，您跟和峤齐名，怎么现在会跟刁协这样的人有情呢！

随后周嵩又一次扬长而去。

此时，刁协还坐在门口愣神呢，他实在是转不过这个弯子来：我招谁惹谁了？

其实，刁协谈不上所谓奸臣，他只是晋元帝的宠臣。最初，皇帝有意提拔他为中书令，以平衡王家的势力，这也成了后来王敦起兵的理由。

刁协虽然有缺点，比如喜欢迎合皇帝，但罪不至死。具体到这件事上，周嵩有点过分了，而且刁协岁数也不小了，官至中书令，宰相级别的人物了。

我们不知道刁协被抽后是怎么想的，即使生出怨恨也是正常的吧。

只说周嵩，他是懂哥哥的。有一次，周嵩听母亲讲哥哥周顗的特点，随后跪倒说：“不像母亲说的那样！我哥志大才疏，虽有盛名，但在审时度势方面很差，又好乘人之弊，此非保全之道！”

对于哥哥周顗，周嵩一向认为他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有一次，周嵩喝多了，怒目面对哥哥：“你才不如我，却横得重名！”说罢抄起燃烧的蜡烛就向哥哥投去。

周顗反应还算快，一下躲开，笑道：“弟弟！你用火攻？真是下策！”

当然，周嵩也很了解自己。那一天，在评价完哥哥后，他对母亲说：“我性格刚强勇烈，无所屈服，也必不容于世。只有弟弟阿奴碌碌，将来能保全性命，孝顺在母亲膝下！”

做母亲的慨然而叹。果然，后来兄弟俩全死于王敦之手。

<h2>向死而生</h2>

王长史病笃，寝卧灯下，转麈尾视之，叹曰：“如此人，曾不得四十！”及亡，刘尹临殡，以犀柄麈尾著柩中，因恸绝。魏晋名士好起舞，酒后酣畅时，往往长袖弄清影。

其中，有三人属于舞蹈家级别的，他们是：西晋的向秀，以及东晋的王濛和谢尚。

王濛和谢尚同为宰相王导的幕僚。某年晚夏，一次夜宴，明月高悬，清风徐吹，花木摇曳，王导、王濛、谢尚于庭院中小酌，喝到妙处，王濛举杯大声道：“谢尚能跳异舞！”

谢尚也不答话，挺身便起舞，神色清朗，轻松怡然。

那个时代男人跳舞，就是转来转去，舞动着宽大的袖子，时不时地来个类似于京剧里亮相的动作。虽然简单，却颇能增广人的情怀。

谢尚微笑而舞，穿梭于花影中。本来挺好的，但王宰相多了一句嘴：“见此情景，让我想起了王戎。”

不是说不可以思念王戎，只是说王导总拿渡江前的西晋往事做谈资，好像生怕大家不知道他曾在洛阳跟诸名士优游过。

为此，同事蔡谟曾数落过他，但这老宰相就是记不住。

谢尚听见了王导的嘀咕，但没搭理他，依旧自顾自地快乐地跳着，舞动着长袖，加之哥们儿皮肤又白，仿佛月下的玉人，美丽极了。

很快，王濛忍不住了，也起身挥袖而舞。

最后，王濛和谢尚都跳累了，便停下身，这时候再看王导，他已经打着呼噜在月下睡着了：“王长史、谢仁祖同为王公掾。长史云：‘谢掾能作异舞。’谢便起舞，神意甚暇。王公熟视，谓客曰：‘使人思安丰。’”

无论如何，生命是美好的。魏晋之人发现了这一点。

因为在此之前，对于生命本身，人们似乎没什么想法，很混沌。知晓了这一点，再看这样的镜头，便断然生动了：

名士王濛病情加重，于深夜卧在床上，借着床头的灯光，取拂尘观看，良久而叹：“像我这样的人，竟然活不到四十岁！”

王濛三十九岁而亡，令人惋惜。

按《晋书》记载：“濛少时放纵不羁，不为乡曲所齿，晚节始克己励行，有风流美誉，虚己应物，恕而后行，莫不敬爱焉。”王濛俊秀，“美姿容，尝览镜自照，称其父字曰：‘王文开生如此儿邪！’”这当然不是自恋，而是魏晋名士对自我的深情。

王濛来自太原王氏。

在东晋时代，太原王氏出了两个皇后，一个是晋哀帝的皇后王穆之，一个是晋孝武帝的皇后王法慧。说起来，这两位王皇后都是王濛的后人。王穆之是王濛的女儿，王法惠是王濛的孙女（王濛之子王蕴之女）。从这个角度看，如果王濛不早亡，那么后来会更显贵。

说起来，王濛死，有可能是给支遁气的。

支遁从会稽来京城建康，入驻东安寺，王濛与其清谈，自述数百语，以为是名理奇藻，但支遁听后慢慢地说：“与君一别多年，没想到您对玄学的见解一点也没有长进。”

王濛大惭而退。

这个和尚也是，总拿这句话噎人，不是数落王坦之，就是嘲讽王濛。

支遁还曾跟王羲之这样在背后悄悄评论王濛：“王长史确实能说，一说就是好几百句，但无非都是些仁德之音，而不见锋芒，不能屈服对方。”

王羲之答：“人家王长史也没打算屈服对方。”

王濛死后，他生前最好的朋友刘惔来吊唁。在那个时代，两个人经常一起出场，至会稽王司马昱辅政，王、刘号为“入室之宾”，而时人将刘惔比作曹魏名士荀奉倩（荀粲），将王濛比汉末名士袁涣，“凡称风流者，举濛、惔为宗焉”。

刘惔带来了一支犀牛柄的拂尘，精美漂亮，将其放入棺中，长伴挚友，一哭而绝。

不久后，刘惔也去世了。

刘惔、王濛二人友谊之深，很难用文字形容。王濛曾这样说过：“刘惔知我，胜我自知。”刘惔则这样评价王濛：“本性通达，自然有节。”

论其二人才华，刘惔要高出一些，或者说不是一个风格，一个清简孤拔，一个清润圆和。

王濛之子曾问其父：“刘惔叔叔的清谈功夫跟您比如何？”

王濛答：“华美的辞藻方面，他不如我；但在一针见血、一语中的方面，他胜过我。”

再后来，谢安对王恭说：“刘惔自知，从不说胜过王濛。”

王恭哼了哼，说：“我家祖父不是追不上刘惔，只是不去追罢了。”

不管追得上追不上，王濛和刘惔都死了，都没有活过四十岁。

魏晋人是特别珍惜生命的，不是他们怕死，而是说，他们为生命的消逝而伤怀。正因为如此，很多名士才喜欢唱挽歌。

比如名士袁山松，以及东晋最重要的玄学家张湛，所谓“酒后挽歌甚凄苦”。除上面两个人外，尤善唱挽歌的还有东晋第一音乐家桓伊。

魏晋时，喜欢唱挽歌与名士的个体生命意识觉醒有关。

在这种觉醒下，面对时光的流逝与人生的无常，渐渐形成一种“悲”的审美。

他们比前代更为珍视生命，因为他们发现了生命中的美。这美既来自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情意的酣畅，也来自山川的秀澈，乃至云霞的高洁。

这种美，甚至还来自他们自己的形体和气质，你看在魏晋时期，形容一个人的容貌、举止和风神，用的都是绝然鲜亮的语言。

向死而生。

魏晋人物对死亡的叹息，实际上是歌咏和发现了生命的灿烂，在最大的痛苦中顿悟了“生”。这种自觉的生命关照和生命审美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从这个角度看王濛之死，听他那一声叹息，总是关情而令人落泪。

<h2>人何以堪</h2>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桓温“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相貌雄壮，加之其粗犷的风格，而为当时的名士所不屑，轻其为“兵”，那便是粗鄙之人了。

其实，桓温自有情怀。

晋穆帝永和十年（公元354年），桓温率军四万北伐前秦，越秦岭，于陕西蓝田大破前秦军，兵锋直指长安外围的霸上。当地百姓沿途迎接，上年纪的人忍不住大声哭泣：“多少年了，现在又看到了汉家军队！”

此次出征，终因补给不足而被迫撤退。

两年后，桓温再次北伐，矛头指向的是洛阳，强渡伊水成功，大败羌人姚襄的军队，收复了故都。在当时，这被看作惊天地的大事件。

晋哀帝隆和二年（公元363年），桓温被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随后又兼领荆、扬二州刺史，集东晋军政大权于一身。

晋废帝太和四年（公元369年），桓温率军五万北伐前燕。

路过金城，看到自己做琅邪内史时所栽种的柳树已经很粗了，想起这些年的风云往事，一代枭雄不禁慨然叹息：“树木尚且如此，人又怎么能够经受得了这岁月的消磨！”手执柳枝，泪流满面。

作为一代枭雄，桓温是粗线条的；而执枝流泪，又是细线条的。

一个是远景，一个是特写，放之于历史的长河中，这样的情景总是动人的：永嘉之后，人间多舛，时光流逝，生命艰难，桓温之泪，百感交集。

<h2>终当为情死</h2>

王长史登茅山，大恸哭曰：“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圣人有无“情”？

这是魏晋名士争论的焦点之一。

庄子认为圣人无情，“竹林七贤”中的王戎深以为然，同时又认为粗鄙之人不懂情，知情而难忘者正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名士们。

魏晋真名士，人格独立，精神自由，尤其重情。

这里的“情”，当是“私情”，但却是博大的，它不是简单的爱情或亲情，而是一种被发现了的精神世界的情怀，正如主人公所说的：“琅邪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王长史是王导之孙王钦，字伯舆，官至司徒长史。

晋安帝隆安初年，王恭起兵讨王国宝，正于家中守孝的王钦起兵响应。

后王国宝被杀，王恭罢兵，去王钦职并令其息兵，后者不平，兵指王恭。王恭以北府兵悍将刘牢之击钦，王钦失败，自此从人间蒸发。

但是没有关系，他登茅山留下的那句话，一直让人无限感怀地流传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