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林泉高致</h2>

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车不停轨，鸾不辍轭；诣黄叔度，乃弥日信宿。人问其故，林宗曰：“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郭林宗即郭泰，太原介休（今山西介休）人，东汉后期的太学生领袖。

郭泰身高八尺，容貌魁伟，满腹经纶，是个美男子，到都城洛阳游学后不久，便成了太学生当中的偶像。后来又得到李膺的推崇：“老夫见过的才俊多了，但像郭泰这样的却还是第一次见到。”

身材高大、面相英俊的郭泰，由于学识佳，又极富口才和洞察力，受到李膺等前辈力荐后，名声更大，清议推为第一。

桓帝时期，宦官当权，朝野污浊。

在这种背景下，李膺和郭泰达成了合作协议，联起手来对付这种局面。那一代士人希望用言论去改变世界。他们使用的最主要手段是评议朝政、褒贬人物。因为，到了东汉后期，用语言品评人物，已形成风气；而且还是一种利器。一个人获得怎样的评价，直接关系到他的仕途和人生走向。

在李膺和郭泰的策动下，李膺的官邸和郭泰所在的太学成为清议时局、品评人物的两个中心。

宦官们不干了。

他们去桓帝那儿告状，桓帝便把李膺等人关了起来。

和李膺比起来，郭泰算是比较幸运的，虽是太学首脑，但没被冲击。

仔细查之，可能是因为他的言论比较委婉，没达到李膺那种“危言骇论”的地步。虽然最后没被牵连，但郭泰已洞察到时局的险恶，这所有的一切已形成顽疾，仅靠朝中大臣和学生们的努力是无法扭转的。

东汉王朝需要的是一次狂风暴雨般的冲击。

郭泰带着自己的遗憾，离开洛阳踏上了回乡讲学之路。

辞别洛阳时，前来送行的名流的车辆超过千乘。回乡后，从郭泰游学的弟子多达几千人。

郭泰是陈蕃、李膺死后东汉后期影响力最大的人。同郡名士宋冲称其名望：“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

郭泰离开了洛阳。

那是大动荡即将到来的年代。

当时的很多人都有一种末世心怀。郭泰退居故乡后，也曾这样说：“吾昼察人事，夜观乾象，天之多废，不可支也。”

在这样的时代前夜，很多士人经历了由儒学转向玄学的变化。

他们返身而行，与庙堂渐行渐远，向着个体生命的深处回归。过汝南时，郭泰拜访了袁奉高，即袁阆，来去匆匆，只待了一小会儿；到了黄宪那儿，却住了一两天。

有人问其中缘由。

郭答：“黄先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仿佛碧波荡漾的大海，沉淀后不改清澈，搅动后不会浑浊，他的德才的深度和广度实在是难以测量啊！”

郭泰做得多少有点过了。

其实，人家袁奉高也是有来历的。

他是黄宪的玩伴，是推举陈蕃出山的人物。

当然，郭泰有他的理由：袁虽有名声和高洁之心，但毕竟是小德小才，甚至在他看来，袁的德才用一个勺子就可以舀起来。也就是说，他在袁、黄两家停留的时间，与主人的德才的高深程度是成正比的。

继续说黄宪、郭泰。

黄叔度名宪，老爸是个兽医，但正是这个兽医的儿子，跟郭泰，以及南方的徐穉，并称当时三大隐士。

一般来说，乱世隐，盛世仕。但东汉不是这样。无论是这个王朝初期蓬勃发展时，还是中期乱象初生时，再到末期无法收拾时，都流动着一股壮观的隐逸潮流。这就是东汉在士人隐逸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的原因。

东汉历代皇帝都非常尊重隐士的传统，映照在社会上，使当时有一种“以不仕为德高”的隐逸情结。这种传统与王朝之初出现的巨隐严光有直接关系。

一般来说，王朝更迭时，往往社会会发生大动荡，这时候就会有一批人出山建立功名，另一批人入山避于林泉。而新王朝建立后，皇帝为展示宏大气象，同时也是出于考虑百废待兴的国家的恢复目标，就会征召隐士出山参与王朝的巩固与建设。刘秀即如此，所以东汉之初，全国各地都贴着征召贤良的公文。

有很多隐士确实重新返回了岗位。但最有资格的严光却拒绝了。

他是皇帝的老同学，早年曾和刘秀一起在长安读书。刘秀曾亲自去请严光，但后者高卧不起，刘秀上前，抚严光腹部，说：“子陵！不肯出山相助，为何？”

严光睡而不应，过了半天，慢慢睁开眼睛：“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强迫！”

刘秀说：“子陵！我竟不能请你出山吗？”于是叹息而去。

刘秀仍不放弃，又请严光到皇宫，两人长卧回忆往事时，严光将脚搭在刘秀的肚子上，皇帝也没有脾气，但仍无法说动严光。

严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纯粹的隐士。

他的隐逸与政治立场没有关系，而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的价值观。

最后，他离开洛阳，返回富春江，在那里以垂钓度过余生。严光对后世士人影响极大，成为东汉以后隐士的标杆。北宋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但后世对严光于清明之世、遇英明之主、仍拒而不出的做法持有严厉批评。总结起来一句话：如果不是刘秀收拾乱世，哪有你在江边安然垂钓的机会？

面对这样的指责，严光就真的需要低头吗？

当然不必。他的个人选择无论如何都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的选择是忠于自己内心的。

东汉士人普遍的隐逸情结跟魏晋名士还不一样，他们更多是来自道德上的标准，也就是“守节”，认为隐是高于仕的（“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而不是像魏晋名士那样来自于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除严光外，东汉还有周党、王霸等著名隐士。

关于东汉隐士气节之高，在周党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他们在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实际上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

对东汉后期来说，政权的无望又从另外一个角度导致了隐逸风尚的出现。

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归向了山林，那么反过来又加速了当时政权的崩溃。《后汉书·陈纪传》：“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絜放言为高。”尤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作为“清流”几乎已经无法在朝廷上立足，这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化为浊流，难得糊涂；二是归隐林下，或讲学，或全隐。

于是，出现了黄宪、郭泰和徐穉为代表的“汉末三隐”。

黄宪累世贫困，但学识、德行极高，名重一时。很多名士见了黄宪，都“茫然有所失”，除了郭泰的赞美外，名士周子居亦说：“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

时陈蕃为太尉，以征召天下高士为己任，曾站于朝堂上叹道：“假如黄叔度在此堂上，吾不敢先佩印绶矣！”陈蕃，东汉后期天下士人的领袖，仍有此语，可见黄宪名气之大。

实际上，当时黄宪既没说过倾世之言，更未过济世之事，但却仍名播天下，这正是隐士最诡秘也最神奇的地方。

在东汉后期的三隐中，郭泰居北地，黄宪居中原，南方的隐逸代表，则是徐穉。

唐代王勃在千古一赋《滕王阁序》中说：“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塌。”徐孺即徐穉，也就是受到陈蕃礼遇的那位。

徐穉博览群书，无所不通，但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和对时局的判断，所以坚持不仕，拒绝了陈蕃的出山邀请。

但陈蕃回到朝廷工作后仍向皇帝推荐了徐穉：“我见豫章隐士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著、颍川李昙，都是高德之士，为世人所知，如果请他们出山，出任三公，将是国之大幸。”

桓帝下诏征五位隐士入朝，但没有一个肯出山。

徐穉在山中读书、耕种、自食其力，在其影响下，当地民风淳朴清正，世所罕见。这是隐士的力量。

徐穉虽然守志隐逸，但心中不忘那些推举过自己的人。

在陈蕃来之前，太尉黄琼已举荐过他了；后黄琼去世，徐穉从江西徒步赶往江夏吊唁，因为身上没盘缠，所以一路以给人磨镜子挣出路费。

在江夏，参加葬礼的名士很多，包括郭泰。

但徐穉哭完就走，郭泰叫人追赶，谈到东汉时局，徐穉告诉来人：“请替我向郭林宗致谢，大树将倾，非一绳可以维系。”

及至郭泰的母亲去世，徐穉又千里迢迢地从江西赶往山西。古代时这一路上经历多少磨难，是可想而知的。到了山西，徐穉在郭母墓前放了一束春草，并未见郭泰而返回南方。

<h2>刘备如何</h2>

曹公问裴潜曰：“卿昔与刘备共在荆州，卿以备才如何？”潜曰：“使居中国，能乱人，不能为治；若乘边守险，足为一方之主。”关于刘备，无须多说，他的仁慈，他的虚伪，他的重哥们儿义气，他的时而流露的诡计。这里说的是《三国演义》里的刘备，而不是《三国志》里的。

在这里，曹操问裴潜：“你当年与刘备在荆州刘表手下共事，觉得刘备的才能如何？”

裴潜，字文行，同样来自山西闻喜的裴氏家族，是裴秀的父亲。初投刘表，及至曹操下荆州，裴潜入其幕，后累至尚书令，成为朝廷重臣。在世之时，他以清正廉洁著称；同时，又善品人。正因如此，遂有曹公之问。

裴潜是怎么回答的？

裴潜说：“我觉得吧，如果让刘备据中原京城之地，他未必能进行有效治理，只能把事搞砸了；但如果让他把守边关险地，倒有可能成为一方霸主。”

曹操抚掌大笑。

说到刘备，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年轻时靠卖鞋为生，一下子碰到黄巾之乱，趁机找了两个帮手，以镇压起义为契机，又打出皇叔的名号，一举闯进三国大时代。

《三国演义》中，作者把刘备写成了一个没什么本事的人，特长就是仁慈加上讲义气，同时还不怕麻烦，三顾茅庐请出个诸葛亮，随后一切都靠军师了。后来，为了给两个弟弟报仇，在彝陵被陆逊打败，最后死于白帝城。

小说的作者之所以削弱刘备的能力，显然是为了突出已近乎“妖”的诸葛军师。

但是，天下三分有其一，刘备当然不是纸糊的。而且，关键的入蜀之役是刘备自己打的，诸葛亮虽也发挥了作用，但总的来说只是小打小闹。曹操已算雄杰，赞赏之人不多，但仍称刘备为英雄，周瑜则称之为枭雄，可见刘备还是很有才华的。

本条中，裴潜虽没有给刘备一个更高的评价，但也没有否定刘备，其评价正好点出了后来的事实：刘备无力在中原发展，只好往西南伸触角，最后倒也算是一方霸主。

说到刘备之蜀国，其最后结果是公平的。

刘备自称中山靖王之后、孝景帝玄孙，弄了个皇叔当当，并打出“恢复汉室”的旗号，乍一看会觉得：呀，您是正根儿，大家都跟您混了。

其实不是那么回事。

《三国演义》中，诸葛亮骂死王朗那段，也着重提到了汉朝的正统性，指责王朗身为汉臣，不应助曹篡汉。其实人家王朗说得才对，汉朝气数已尽，天总是要变的。换句话说，在当时，打着“恢复汉室”的旗号已经没号召力了。

在那个必将垂青于新天地的时代，天时、地利、人和之优，刘备都不占。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国家只能早早被灭，他也只能做到裴潜所说的“一方之主”。

<h2>孔明啊孔明</h2>

诸葛瑾、弟亮及从弟诞，并有盛名，各在一国。于时以为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诞在魏，与夏侯玄齐名；瑾在吴，吴朝服其弘量。东晋时，中书令诸葛恢跟王导各谈家族的荣耀。

因为两个家族都来自琅邪郡，一个是琅邪阳都，一个是琅邪临沂。王家虽是东晋首席，但跟资格老的诸葛家比，仍算是新出门户：“诸葛令、王丞相共争姓族先后。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

王导说：“自是王家厉害，当今天下，都称‘王、葛’，而不称‘葛、王’，这便是最好的证明。”

诸葛恢到底是诸葛家的后人，聪明且口才好，跟了句：“王丞相，你的意思是排在前头的就一定优秀？”

王导点头：“当然。”

诸葛恢说：“据我所知，谈到马和驴，天下人都称‘驴马’，而不称‘马驴’。驴排在马的前头，难道驴胜过马？”

诸葛恢钻了逻辑的空子，他先设下一个定式，令王导承认，然后又于逻辑上进行推理，得出答案。

但无论如何，诸葛家在三国时代，属于第一流的名门大族，三兄弟诸葛瑾、诸葛亮、诸葛诞分别在吴、蜀、魏三国为高官，诸葛诞在魏国为扬州刺史、征东大将军；诸葛瑾在吴国为大将军，领豫州牧；最显赫的当然是蜀相诸葛亮。

有此辉煌前辈，诸葛恢自然不会在王家面前低头：与诸葛家比起来，你们王家算什么？一个诸葛亮就顶你们家族一捆人吧？所以诸葛恢的骄傲是可以理解的。

其实，葛王、驴马的排名，只是跟字的发音有关。

余嘉锡先生在《世说新语笺疏》中说：“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而非有一定之先后，如夏商、孔颜之类。则必以平声居先，仄声居后，此乃顺乎声音之自然，在未有四声之前，固已如此。故言王葛、驴马，不言葛王、马驴，本不以先后为胜负也。如公谷、苏李、嵇阮、潘陆、邢魏、徐庾、燕许、王孟、韩柳、元白、温李之属皆然。”

现在，就说说诸葛亮吧。

诸葛亮确实伟大。但是，也没有伟大到无边的地步。

关于诸葛亮的履历，无须多讲，他二十七岁时出山，虚岁五十四病逝于五丈原军中。

诸葛亮在后来被看作智谋的化身，是因为小说的渲染和夸张。按正史记载，他的作用没那么大，很多著名的战役并不是他指挥的：赤壁之战，大破曹操，统帅是周瑜；三国局面的创立，进兵西蜀，基本上是刘备的事儿。

现在看来，诸葛亮只能算个战略家（如《隆中对》的畅谈），而不是个战术家。刘备死后，诸葛亮以北伐“恢复汉室”为己任进攻魏国，战术屡误，得不偿失。

在北伐行军路线上，诸葛亮始终坚持“兵出陇右”的原则，以求陇右与汉中形成掎角之势，步步为营地渗透魏国。

魏延则建议出奇兵直插长安。

刘备在时，对魏延甚为器重。当初始入四川，选大将镇汉中，人们都以为必是张飞，而刘备却选了魏延。刘备为魏延送行，问之：“今委卿以重任，卿居之欲云何？”

魏延回答：“若曹操举天下而来，请为大王拒之；偏将十万之众至，请为大王吞之。”

蜀国后期，魏延作为第一大将，始终不能发挥全力。这跟诸葛亮的压制有关。

魏延想自带万人，出子午谷，向长安疾进，跟诸葛亮双管齐下，但一次次被拒绝。魏延性傲，而诸葛军师只喜欢听话的部下。

二人的矛盾，不在于采取魏的奇兵计划后是否真的可以胜利，而在于它折射出一个命题：在军事上，在战争中，作为一方统帅，是不是应该具有冒险的勇气？或者说，冒险精神是不是一个统帅所应该具有的素质？

答案是肯定的。

后来，魏国邓艾伐蜀，出阴平小道以奇兵攻略成都一举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

作战中，你不可求事事皆有完全把握，以其为行事标准，只能步步受限制，进而说明指挥官的愚蠢和无能。

诸葛亮对魏延的计策不以为然，认为夺取长安后，会马上陷入包围中。

其实，兵下长安的意义在于“牵一发动全身”的战略威慑效果（魏国内部都已觉察到长安的重要和危险，才有魏明帝亲自坐镇长安之举）。在魏国内部权力层（曹氏集团和司马氏集团）的争斗背景下，攻下长安可以出现新机会。

况且，攻略长安后，出关中，东进洛阳，地势多为一马平川，行军效果远远要好于从四川出陇右，但诸葛亮就是不愿意冒险，盲目相信兵出陇右的好处（所谓进可攻，退可守，保险系数大）。

既然如此也罢，那你经营好了。

可事情又并非如此。

魏国军事力量之所以强大，关键一点就在于“屯垦”政策的成功，使每一个桥头堡阵地都有丰厚的粮草作为后盾。对于魏晋统帅，这已形成传统：曹操、邓艾、羊祜、杜预统军时都如此。

诸葛亮呢？

兵出陇右后，却于军队“屯垦”方面毫无建树。

诸葛亮只依靠后勤的远道运输（可是蜀道难啊），而粮草一旦接济不上，就被迫退兵，导致一次次劳而无功，即使后来颇为自得地发明了所谓“木牛流马”，也于事何补？

<h2>华歆与管宁</h2>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这是个貌似感受双方人品的故事，但也不一定。

华歆字子鱼，是平原高唐（今山东德州）人，曹操的谋主荀彧死后，他出任尚书令；曹操又死，华成为曹丕身边的重臣。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当皇帝前，华歆曾带人逼宫，把汉献帝从座位上拉下来，并警告这位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傀儡顺应天下大势，将皇位禅让给诗人曹丕。汉献帝知道，这华歆虽然岁数很大，但却是个厉害角色，当年曾奉曹操之命带兵冲进后宫，把躲进夹壁墙的皇后扯着脖领子揪出来。

终于，在华歆、王朗、贾诩三人的协助下，曹丕通过接受禅让的方式得到帝位：汉朝四百年的江山就此了结。

禅让大礼举行当天，洛阳南郊人山人海。

此时，华歆不仅是禅让大礼的现场总指挥，还兼着司仪的角色。在华歆拟定的程序中，曹丕有点不好意思地一步步登上高台，当场拜华歆为司徒。曹丕篡汉虽有华歆的功劳，但禅让仪式上，华歆的脸上始终没有笑意，同样如此的还有陈群。

后来，在一次宴会上，曹丕问华歆和陈群：“那一天，你们似乎都不怎么高兴。夺取汉室江山的过程中，你们是帮我的。但为什么成功了，却又板着脸呢？”

华歆微笑，示意陈群回答。

陈群说：“作为您的属下，在顺应天意、奉命行事的过程中，我们自然要尽力。但是，作为汉朝之臣，在那天，不冲您瞪眼就不错了。”

华歆继而大笑，说：“陛下，正是如此！”

这是虚伪吗？或者说，他们这大臣当得，非常职业化。无论如何，从华歆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冷酷的一面。不过，这并不是他性格的全部。其实，他是个很好的官吏，为官几十年，特别清廉，家无余财。

华歆最大的特点，应该说还是做事理智果断，有始有终。

在他年轻时，有一次，跟荥阳名士郑泰同行，路遇一老者，请求同行。郑泰见其可怜，就要带着他一起走。华歆反对，理由是：路途危险，一旦发生什么，就不能扔下他。意思是，如果不能完全对老者负责，就不可轻易许诺。郑泰不听。后来，老者掉进枯井，郑泰便想扔下走人，被华歆制止。

上面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

一次，华歆和王朗坐船逃难，有人想搭船，被华歆拒绝。王朗说为什么不可以，船上还有地方啊。后来追兵迫近，为加快速度，王朗想扔下搭船的人。华歆高声道：“安可如此！最初我拒绝他，正是担心眼下的情况出现。你既然已把他搭救上船，现在又怎可扔下他不管？！”

总之，在上面的故事中，华歆是超越了汉末另两位名士王朗和郑泰的。可是，由于眼神不好的管宁的出现，华歆的形象几乎完全毁了。

管宁是北海朱虚（今山东安丘、临朐东南）人，据说是春秋时的大人物管仲的后代。他少年家贫，喜好读书，凿壁偷光，昼夜不舍，而心性淡泊。华歆知其名，便前来相会，两个人都很崇拜陈寔，一来二去成了伙伴。

有一次，华、管二人在菜园子里锄地，地上有一小片金子，管宁理也不理，继续玩命挥锄；华歆则把金子拿起来端详了一下才扔掉。

后人解读该故事，多以为华歆爱财。其实，故事所讲的，跟钱财没什么关系，所涉及的，乃是人心是否被外物所累的问题。最后的结论，似乎指向管宁不为外物所累；华歆相反，内心有杂质。

真的是这样吗？

接下来，又出现了“割席断交”事件。

管宁和华歆在室中读书，窗外有喧嚣声，所过之人鲜衣怒马。前者不为所动，后者跑出去看个究竟。于是，管宁把席子割断，又来了句“子非吾友”。

无论如何，人们决定把荣誉全部给管宁，管宁就是想做官也得犹豫了。

魏文帝曹丕在位时，华歆两次推荐管宁效力国家，皇帝曹丕甚至亲自征其入朝，但都被管宁拒绝了。这样也好。但是，如果想通过这个故事说明管宁比华歆高尚，那么就有点问题了。说到底，只是人生志向与趣味不同罢了。

在万马奔腾的三国时代，学成后是选择野居避祸，还是选择济世安民？

华歆选择的是后者。早年董卓暴乱，华歆曾游说袁术讨董，袁术迷糊不从，他便追随孙策、孙权。曹操爱其才，叫汉献帝下旨，将其调到许昌，他欣然从命。虽有这样的经历，你不能认为他反复无常，他只是在用行动实现着人生抱负，寻找着能发挥最大能量的地方。

还是看看同代人对华歆的评价吧：

魏文帝曹丕：“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

诗人曹植：“清素寡欲，聪敏特达。存志太虚，安心玄妙。处平则以和养德，遭变则以断蹈义，华太尉歆也。”

东汉广陵太守陈登：“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

曹魏陈群：“若华公，可谓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三国志》作者陈寿：“华歆清纯德素……诚皆一时之俊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