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却看不出个所以然，依旧理由十足地给司马昭回了封信：“天下三分，蜀国已平，还剩下东吴，实应早日平之。将在外，如刻板等待朝廷的正式命令，就把时间都耽误在路上了。作战之道，当在灵活，万不可拘泥常理而失去时机。”

邓艾的话有错吗？

没有。

邓艾错了吗？

错了。

正像上面说的，伐不伐吴，不是你邓艾要考虑的事。

况且，此时洛阳的形势很复杂，司马昭急于做的是：灭蜀后，怎么废魏主称帝，而不是立即扫灭吴国。

在农业和军事上，邓艾是天才，但在政治上，他还是非常幼稚的，一句话：搞不清状况。

功高盖主，擅封刚投降的敌国君臣；握兵不还，强调“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事有些大了。司马昭很生气，但想到写信时邓艾严肃认真的样子，他又摇摇头了。

司马昭想起几年前的一件往事：邓艾从西北前线回洛阳向司马昭述职。一张嘴，口吃的毛病又犯了：“艾艾艾……”

司马昭戏谑：“你说‘艾艾’，是几个邓艾呢？”

邓艾想了想，答：“‘凤兮凤兮’，说说说……的是一只凤凤凰啊！”

一个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权臣，一个是三国后期最优秀的将领，这一问一答倒也亲切。

但现在，拿着邓艾的书信，司马昭想的是：邓艾啊，你说起话来结巴，这信写得倒挺顺溜。此时，他又收到钟会诽谤邓艾的信。

司马昭闭目想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决定收捕邓艾。

被监军卫瓘逮捕这一年，身在成都的邓凤凰已经六十七岁了。

邓艾被捕，过程急促而简单。之所以顺利捕捉了邓艾，在于邓艾刚急、自负、刻薄和忠厚相混杂的性格，前三点使他与部下不睦，所以卫瓘入城时邓艾没接到一点消息；他又很忠厚，在被捕时没做任何反抗。

公元264年初春，钟会进入成都，这是一个真正有野心的人。

钟会之乱平息后，监军卫瓘立即想到邓艾。此时，邓艾正在囚车里，被押解回洛阳，已行至绵竹。邓艾被陷害，多少有卫瓘的一份。此时，钟会已死，就意味着邓艾的命运有了转机。如此一来，也就对卫瓘不利了。

卫瓘倒也做得出来，立即派人袭杀了邓艾。

在被长剑刺死的那一瞬间，邓艾也许会想到伐蜀前的一件往事：

一日晚上，邓艾梦见自己坐在高山上，周围有流水。一个很奇怪的梦。

随后，邓艾问部下爰邵，后者给他解梦如下：“按《周易》六爻八卦解释，山上有水称为‘蹇’。‘蹇’利西南，不利东北。所谓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东北，其道穷也。”

爰邵的意思是说：这次出征一定能够消灭西南的蜀国，但邓艾却未必能安全返回。

邓艾是三国后期第一名将，每战都能准确判断，故而每战均能取得先机，加上善用奇兵，讲求速度和外线迂回，以至于每战必胜。

以上特点体现的是邓艾睿智的一面。

同时，邓艾的性格中又有刚急、刻薄、自负的一面，所谓“轻犯雅俗，不能协同朋类”。人际关系很糟糕，不但与高门名士合不来，与寒门部下关系也特别差。

性格矛盾的邓艾对司马家族其实还是很忠心的。正是因为如此，司马炎建晋后，很多人要求给邓艾平反：“被收之时，丝毫不予反抗，至绵竹冤死……”

年轻的皇帝在伤感中答应了这个要求。

邓艾守卫西北时，为对抗蜀国与羌人，修建有大量堡垒。

西晋时，羌人攻掠内地，杀官虏民。有一些官员和百姓因为藏身于当年邓艾派人修建的堡垒中而躲过劫难。只是，修建堡垒时，因广征民工，为民所怨，大家都骂邓艾不是东西。

<h2>洛阳的月亮</h2>

蔡洪赴洛，洛中人问曰：“幕府初开，群公辟命，求英奇于仄陋，采贤俊于岩穴。君吴、楚之士，亡国之余，有何异才而应斯举？”蔡答曰：“夜光之珠，不必出于孟津之河；盈握之璧，不必采于昆仑之山。大禹生于东夷，文王生于西羌。圣贤所出，何必常处。昔武王伐纣，迁顽民于洛邑，得无诸君是其苗裔乎？”蔡洪是吴郡人，三国吴旧臣。蔡洪口才好，善应变，尤喜围棋，棋术独步天下，曾作《围棋赋》。吴被晋灭后，他从江南北上洛阳求官。

当时，很多吴国和蜀国旧臣来到洛阳碰运气。

东汉把国都定在中原腹地的洛阳，曹魏和西晋继而承之。

于是，就可以想象当时洛阳是有多骄傲了。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中原最厉害，洛阳最高贵。

洛阳不仅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经济中心，更是文化中心，万千优越于一身。什么江南吴越，什么荆楚三湘，外加豫章，捆到一起，还不如洛阳的一角。

所以，当洛阳人看到一大批吴国和蜀国的亡国之臣北上求官，心生轻蔑之意就难免了。

西晋士子们常常操着洛阳腔嘲讽南方人。被数落时，绝大多数南方人只能“嘿嘿”一笑，然后低下头，毕竟国家都亡了，还能拿什么辩驳呢？

当时，中原人对南方人的歧视是严重的。

举个例子：孙秀是吴国官员，有权术，吴帝孙皓欲除之，秀乃北投晋朝，为武帝司马炎所宠爱，封其为骠骑将军、交州牧，并将姨妹蒯氏嫁其为妻。

孙秀与蒯氏的感情还是不错的，但有一天吵架了，蒯氏顺嘴骂了孙秀一句“貉子”。

“貉子”是魏晋时中原人骂南方人的话。当初，关羽为孙权所擒，后者劝关羽投降，关羽轻蔑地骂孙权为“貉子”。

现在，蒯氏在气头上，也骂了一句“貉子”，当是对南方人最大的侮辱了。

怒怨的孙秀随后采用冷战的办法：你不骂我吗？那我死活不见你。蒯氏没办法，只得求助于晋武帝司马炎。

最后，在司马炎的斡旋下，夫妻才和好。

现在，身在洛阳的蔡洪，就好几次被侮辱。前几次他都忍了。但事还没算完。

这一天，在洛阳郊外的伊水之畔，几个因郁闷在散心的南方青年又被游春的洛阳士人拦住了。此时已是日暮时分，那几个洛阳士人倒是显得挺有礼貌，首都的嘛，其中一个抱拳拱手：“如果我没猜错，几位是从南方吴楚之地来的吧？”

蔡洪：“没错，怎么了？”

洛阳士人笑道：“就是随便问问，怎么样，这伊水风光可比得上江南？”

蔡洪：“确实不错，快赶上我们那儿的会稽了。”

洛阳士人一皱眉，他的伙伴趁机插嘴：“会稽？那儿的山水能有洛阳好？”

蔡洪朗声大笑。此时，他身后的几个南方伙伴也笑起来；同时，他们心里也在嘀咕，不知那几个洛阳人会怎么为难他们。

洛阳士人见蔡洪没说话，认为受到了轻视，说：“我们大晋正在选拔贤良，为此不惜下陋巷，上高山，为的是发现奇才。而你只是南方亡国之臣，有什么勇气和才能敢来洛阳？！”

这次真的把蔡洪说恼了，他心里想：没错，我们吴国确实被你们灭了，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了。现在，我们热情地北上与你们合作，想为新的王朝出力，你们倒好，老拿这个说事儿，还就没完了！

蔡洪随之高声道：“我告诉你们，明珠不一定仅仅出在中原的河里，美玉也并非都是从昆仑山上采的！大禹生于所谓的荒蛮之地东夷，周文王则来自西北边陲，我的意思是，又有谁规定贤明的大人物一定只能出在某个固定的地方？当初，周武王讨伐无道的殷纣王，一举灭了他，把殷商那些自以为是的顽民迁移到了洛阳一带。现在，我怎么看着诸位眼熟呢，难道你们就是那些殷商顽民的后代吗？”

可以想象那几个洛阳士人羞愧的模样。

回城的路上，同伴都称赞蔡洪说得好：太解气了！

此时月已初升，举头遥望，蔡洪却没感到多么高兴。

蔡洪看到一个洛阳老农牵着黄牛从身边悠闲地走过，这让他想起吴国那望月而喘的水牛。故国风物，依稀梦中。

无论如何，伊水之畔的那个洛阳人说的是真实的：他们是亡国之臣！孙仲谋的吴国，已经完了！这身边的黄牛不是吴国的水牛；这头上的月亮，不是吴国的月亮！

其实，魏晋以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只有华夷之辩，而无南北之分。到了大一统的秦汉帝国，权力中心和经济中心在长安与洛阳，即关中和中原地区，这种优势是压倒性的，没江南什么事，所以南北之间也没有什么问题发生。

到了魏晋时期，南方人北方人的概念渐渐清晰起来。尤其是晋灭吴后，大批吴国旧臣出于种种原因北上求官，很是艰难，遭到北方人的排斥和歧视。这歧视除了他们是亡国之臣外，还有着强烈的地域原因。

但很快，随着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的到来，五胡乱华，中原崩溃，北方士民出奔江南，情况急转直下，以往很具心理优势的北方人突然失去故土，跑到江南寄人篱下。

南方人此时的心态是复杂的：一方面，多少有些幸灾乐祸；同时，又有一种可与北方人平起平坐的兴奋；甚至有心理优越感和对北方人的报复性歧视。

尽管有此背景，但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土著士人仍少有进入权力核心者，顾荣、顾和、贺循、陆玩、陆晔等人虽位居高官，但却并非掌权者，甚至到了南北朝时，齐高帝萧道成欲用南人张绪为仆射，征求琅邪世家王俭的意见，后者答：“绪少有佳誉，诚美选矣，然南士由来少居此职！”

政治上虽然如此，但在文化和习俗上，从东晋时代开始，江南之风深深地影响了北方的迁徙者。至于谢安、王徽之等原籍北方而出生在江南的名士，在生活习惯上已完全南方化，说话也已作吴语。

这个时候，南人北人的辩论渐渐多了起来。

名士褚裒曾对孙盛说：“北人学问，渊综广博。”

孙盛答：“南人学问，清通简要。”

名僧支遁听后说：“圣贤不去说他，只就才华中等的人而论，北人看书，一如在开阔处看月亮；南人学问，一如在窗户里看太阳。”

褚裒、孙盛和支遁道出的实际上是南方和北方的文化差异。

北方大漠孤烟，粗犷刚健；南方小桥流水，灵秀精明。当时的名士已洞悉到地理环境和地域风俗对人的思维的巨大影响，以及由此造成的地域文化的差异，这种影响千秋而传，这种差异至今仍无法消除。

到东晋中期以后，南方风俗已被北来的侨姓士族所习惯，最大的特点是北来之人完全接受了南方话。

权臣桓温之子桓玄曾问自己的属下羊孚：“何以共重吴声？”意思是，为什么大家都重视吴侬软语？

羊答：“当以其妖而浮。”也就是艳丽而飘逸的意思。

作为桓温少子，桓玄生于姑孰，长于荆州。他的口音，有可能是江淮话和荆楚话相杂，所以有“何以共重吴声”之问。

古代的普通话被称为“官话”“正音”或“雅音”，一般来说，首都话即官话，以长安为都，官话自然是秦腔；以洛阳为首都，官话自然是洛腔。

魏晋时期，洛阳官话又被称为“中原雅音”或“中原正音”。

永嘉之后，中原士民南迁，晋室在江东重建，身处吴语氛围；同时，南渡诸人又带来了“中原正音”。两者相融合，形成了当时的官方语言江淮话。

虽然当时的官话并非纯粹的吴语，但并不妨碍南迁的人们在私底下用其语调。比如，宰相王导就经常在家里学说吴语。到了他们的子孙辈，生于江南长于江南，张嘴自然便是纯正的吴调了。

支遁在会稽，见到了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王献之兄弟，后来有人问：“你看到王家诸少年了？都很优秀吧！”

支遁答：“也没什么，只见到一群白脖儿乌鸦在那儿哑哑地叫唤。”

支遁的白脖儿鸦之比，意在说他们正在说吴语。当然，从东晋开始，对自信日益提升的江东人来说，自是以家乡语言为美，还看不上洛阳话呢。有人问画家顾恺之：“为何不像洛阳的书生那样吟咏？”

作为常州人的顾回答：“哈，那多难听，声音浑浊如老婢之声！”

从顾恺之的回答中，我们终于感受到南人的自信，这跟蔡洪在洛阳时的情形已经不一样了。

<h2>你醉了</h2>

晋武帝既不悟太子之愚，必有传后意，诸名臣亦多献直言。帝尝在陵云台上坐，卫瓘在侧，欲申其怀，因如醉，跪帝前，以手抚床曰：“此坐可惜！”帝虽悟，因笑曰：“公醉邪？”西晋建立者武帝司马炎死后不久，帝国就迅速陷入大乱状态。

这种节奏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有可比性的只有秦、隋二朝。

问题是，这两个帝国迅速解体，跟二代皇帝广征民力有直接关系。西晋不是这样的。西晋之倒霉，跟二代皇帝的智力有直接关系。

司马懿多有权谋，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多厉害，司马炎多聪明。也许司马家的智力都集中在前三代身上了，到司马炎的儿子这里已经用完，所以当太子司马衷被发现智力存在问题后，皇宫里的人在惊愕的同时，都纷纷表示：上辈人智商太高了也不行。

关于司马衷之傻，有两个著名的例证：

一天傍晚，司马衷正在园中玩耍，池塘里突然传来青蛙叫，他听后觉得很有意思，便拉过来一个随从：“这东西叫得真好听，呱呱的。我问你，它们是在为官家叫呢，还是为私家叫？”随从睁大眼睛，不知如何回答。

在一个饥荒之年，民众饿死很多，人们都在谈论这件事，被司马衷听到，觉得很奇怪，就问道：“都饿死了？不会吧！老百姓为什么不喝肉粥呢？”

后人凭以上两则故事给司马衷下了诊断书：是个白痴。

司马衷确实傻，但如果说他是个完全的白痴，也不符合实际情况。下面这段史实可以作为证明：

公元290年春，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太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

太傅杨骏辅政。转年皇后贾南风联合外王袭杀杨骏。此后西晋度过了将近十年的安逸时光。

到公元300年，贾南风被赵王司马伦所杀，八王之乱开始愈演愈烈。四年后，成都王司马颖在邺城遥控朝政。七月间，东海王司马越挟持惠帝司马衷亲征。随后，两军遭遇于河南荡阴。

激战中，司马越的部队大败，晋惠帝身中三箭，身边的人都跑了，只有嵇绍一人孤独地用身躯护住皇帝。司马颖的士兵乱刀砍杀，惠帝司马衷大声道：“嵇绍是我的大臣，他是‘竹林七贤’嵇康先生之子，请你们不要伤害他……”

士兵回答：“我们得到的命令是，除了皇帝之外，一切尽皆斩杀！”

嵇绍之血溅到了皇帝的衣服上。出征前，有人问嵇绍：“此次出征，前途未卜，你有好马吗？”

嵇绍答：“我为侍中，职责就是在皇帝身边保护皇帝，生死早已经置之度外，还想什么好马！”

嵇绍死了，他的死令人嘘唏：当年，嵇康誓死不与司马昭合作，而嵇绍后来却为司马家而死。父子这看似矛盾的死，却是如此生动，为那个时代留下两个刚直的血点。

后来，晋惠帝被劫持到了邺城，侍从要给皇帝洗衣服，皇帝说：“这上面有嵇侍中的血，请不要洗！”

由此可见，司马衷只是比较愚钝，而非百分百的白痴。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司马衷比较愚钝，聪明如晋武帝司马炎，为什么还坚持让他继承帝位？

实际上，司马衷十几岁时，司马炎一度有废黜他太子的念头，但被杨皇后阻止，理由是：“立太子，应重其是不是长子，而不应以聪明为标准！”从杨皇后的话中，也可以推断：司马衷不是完全的白痴。

自此，晋武帝打消了废黜太子的想法。

但大臣们急了。他们认为，在这方面是绝对含糊不得的，让一个缺心眼的人继承刚刚大一统的晋帝国的江山，玩笑开大了，于是多有直谏。

其中，很多大臣希望以皇帝的弟弟，即聪慧贤德的齐王司马攸，代替司马衷为太子。

司马攸是司马昭的次子，司马炎的同母弟，只是因为司马师没儿子，于是司马昭早年把司马攸过继给了哥哥。

这立即引起了武帝的不满：不错，司马衷心智是有点问题，实在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可以把他废掉，在我其他儿子里再选一个。但是，如果叫我弟弟取代他，则绝对不行。

这是儿子与弟弟之间的选择。不说帝王视角，只说从一个人的心理来看，通常都不会考虑弟弟，哪怕弟弟是优秀而合适的。

关于更换太子这件事，开始时，司马炎跟大臣们打马虎眼，后来被逼急了，有点发怒的意思，大臣便不敢吭声了。但老臣卫瓘深感痛心，一直想找个机会再提醒一下这位皇帝。

卫瓘，字伯玉，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在伐蜀之役中作为监军，他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中黄雀的面目出现，先杀了反叛的钟会，后又处死了邓艾，成为最后的赢家。入晋后，卫瓘累至司空、太保，成为重臣。

这一天，晋武帝司马炎宴请大臣，卫瓘坐在一旁，心有所思。

酒喝到一半，卫瓘一步跨向前，装作喝醉了的样子，跪在司马炎脚下，用手抚摸着皇帝的坐榻，说：“此座可惜！此座可惜呀！”

司马炎多聪明，当然明白卫瓘的意思，但最后还是笑了笑：“你喝醉了吗？”

司马衷继承帝位后，卫瓘为贾皇后所杀，很难说跟这事没有关系。现在看来，司马炎之所以决心把帝位传给儿子，有着内外双重原因。

内因如上文所说，司马衷虽傻，但还没到完全白痴的地步，在司马炎看来，儿子的心智还有进步的余地。为此，他让裴楷这样优秀的人物做太子的老师，以保证优质的教育，用心也是良苦的。所以，即使儿子稍微有点变化，他都很高兴。有时候，甚至产生错觉。

一次，司马炎感到儿子又进步了一些，便对爱臣和峤说：“太子最近进步不小，你可以去东宫一试。”

过了一会儿，和峤回来了。

司马炎笑着问：“怎么样？”

和峤说：“跟以前相比似乎没什么变化……”

外因除杨皇后的那番话外，还关系到权臣贾充的力挺。

众所周知，司马衷娶了贾充的女儿，即黑丑凶狠、妒忌心强的贾南风。为让女儿将来能当皇后，贾充自然要替太子说好话。司马衷虽傻，但生了儿子叫司马遹，非常聪明，招司马炎喜爱。这个聪明的孙子，在不知不觉中，为他愚呆的爸爸保住帝位尽了一份力。

晋武帝司马炎去世后，司马衷终于登上皇位，这一年他三十一岁了。他张着嘴坐在皇帝的宝座上，望着眼前的群臣，一时说不出话来。

幕后站着的，则是凶狠的女人贾南风。

辅政的是太傅杨骏，是杨皇后的父亲，虽然身居高位，但远不是贾南风的对手，很快遭到诛杀；贾后专权后，重用大臣张华，使得西晋度过了最后一段安宁时光。差不多十年后，诸王相互攻伐，接着永嘉之乱，五胡乱华，中国古代史上时间最长的大分裂、大动荡开始了。

严格地讲，西晋后期的大动荡有着错综复杂的原因，并不是晋惠帝司马衷一个人的问题。他起的是导火索的作用。因为皇帝宝座上坐的是个智力有问题的傀儡，所以才会引起众人对皇位的窥视，而胡族又趁八王之乱攻入中原，民族的、社会的、政治的各种矛盾总爆发，让北中国完全陷入大混战，一直持续了将近三百年。

尽管如此，仍无必要去抱怨晋惠帝，因为登上皇位不是他的选择。

晋惠帝司马衷活到公元306年，最后被东海王司马越用有毒的馅饼毒死，结束了他悲剧的一生。还有人记得在荡阴之战中他的怒吼吗：“嵇绍是我的大臣，他是‘竹林七贤’嵇康先生之子，请你们不要伤害他……”

<h2>无功受禄</h2>

元帝皇子生，普赐群臣。殷洪乔谢曰：“皇子诞育，普天同庆。臣无勋焉，而猥颁厚赉。”中宗笑曰：“此事岂可使卿有勋邪！”这是《世说新语》中最幽默的一条，现在读来仍让人捧腹。

故事的主人公是殷洪乔，即殷羡，他是陈郡长平（今河南西华）人，东晋清谈大师殷浩的父亲。儿子是清谈名家，爹也不含糊，做了两件事就名留千古。

先看另一件事：“殷洪乔作豫章郡，临去，都下人因附百许函书。既至石头，悉掷水中，因祝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乔不能作致书邮！’”

这就是著名的殷羡沉书。

说的是，殷羡被任命为豫章太守，从京城建康赴江西就任，起程前身边的人托老殷带信给豫章的亲友。老殷没拒绝，就上路了。但刚至石头城，就把那些信都扔到水里了。殷羡一边扔，一边说：“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我殷洪乔不能做邮递员！”这是说法之一。

另一种说法是：

当时，殷羡离任豫章，返回京城，当地官员托他带信，到京城打点，以求将来升官。刚到离豫章不远的石头渚，殷羡就把信都扔那儿了。

现在的关键是：这些信是普通的家书，还是托关系用的？

如果他是从京城到豫章，那么所带的书信，一定是普通家书；如果是从豫章返回京城，所带的书信，就有可能是同僚或属下打点关系用的。

所以，老殷从哪儿去哪儿很重要。

《世说新语》记载是从京城去豫章。那么就一定是普通家书。都扔掉的话，殷羡就有点过了。原因很简单：损害了他人。早干什么去了？不想给人家带信就别接。

不过，联系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这句话，似乎又有深意。意思大约是：“没有才华的就沉下去吧，有才华的总会崭露头角。我殷羡不能为你们跑关系。”基于这个逻辑，扔掉的又像是发往京城、打点关系的书信。可是呢，这样的话跟他从京城到豫章这个线路又搭不上了。

到底是哪一种？

殷羡扔完书信，心满意足地上路了，叫后人有点乱。

在这个故事里，殷羡太严肃了。不过，他原本就是严肃之人，以至于最后把皇帝气笑了。

看看吧：有一日，晋元帝司马睿喜得皇子，于是大摆宴席，赏赐群臣。这很正常，皇帝得了儿子，高兴嘛。

殷羡一激动，没坐住，想跟皇帝客气两句，于是说：“皇子诞生，普天同庆，作为大臣，我无功受禄，感到惭愧！”

晋元帝顿时笑了，说：“殷爱卿啊，这等事岂能让你有功？！”

在座众人哈哈大笑。

殷羡明白过来，弄了个大红脸。是啊，皇后生孩子，要是有你殷羡的功劳，这孩子算你的，还是算皇帝的？

笑过后，我们会感到一丝难以说出的温馨：遥想中古魏晋时期，君臣关系还是如此朴实，大臣有此“非分之想”或“大逆之罪”，皇帝只是一笑了之，要是换到后世明清尤其是清朝，殷羡因这句话被满门抄斩也未可知。

<h2>不见长安</h2>

晋明帝数岁，坐元帝膝上。有人从长安来，元帝问洛下消息，潸然流涕。明帝问何以致泣，具以东渡意告之。因问明帝：“汝意谓长安何如日远？”答曰：“日远。不闻人从日边来，居然可知。”元帝异之。明日，集群臣宴会，告以此意，更重问之。乃答曰：“日近！”元帝失色，曰：“尔何故异昨日之言邪？”答曰：“举目见日，不见长安。”东晋初，王敦叛乱，向京城建康进军，有以“不孝”之名废晋明帝司马绍之意，每次都撒谎说是听温峤所言：“温曾在东宫做太子的老师，后又做我的司马，很了解情况。”

后来，在一个场合上，温峤至，王敦便问：“太子为人如何？”

温回答：“小人无以测君子。”

王敦以声色威胁温，又问：“太子哪儿好呢？”

温答：“钩深致远，盖非浅识所测。然以礼侍亲，可称为孝。”

关于晋明帝司马绍的故事，最著名的是本条：在他五六岁的时候，坐在父亲元帝司马睿的膝上。时值有人从长安来，元帝于是问长安和洛阳一带的消息，想起中原沦陷，不觉间流涕满面。

司马绍问父亲为什么哭，老皇帝把永嘉之乱、四海南奔的事告诉了儿子，随后问儿子：“你觉得我们离长安远，还是离太阳远？”

司马绍答：“自是太阳离我们远，我只知道有人从长安来，却没听说过有人从太阳来。”

元帝惊喜，觉得儿子真是聪明。转天，元帝宴会群臣，把昨天的事情跟大臣们说了一下，大臣们异口同声：太子真是聪明啊！

元帝也很得意，说：“我让你们亲眼见识一下。”

于是，叫人把司马绍又抱来了。问题还是昨天的问题，只是司马绍的回答不一样了：“太阳近！”

元帝顿时觉得很没面子，心里想：莫非我司马家又出了个傻子？

此时，群臣也互相观望，等着看皇帝的笑话，却不料司马绍神情似有忧伤地说：“我举头能看到太阳，却不见长安！”

满座掌声。

一些从北方南渡而来的老臣，听着司马绍的话，不禁想起中原故土，悠悠往事，潸然泪流。

那就借此说说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变乱永嘉之乱吧。

八王之乱结束后，作为最终胜利者的东海王司马越并没有太过高兴，因为他发现：帝国的局势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得更糟糕了，因为他赢得的是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

此时，洛阳的格局是：龙椅上坐着智障而伤感的晋惠帝，作为太傅的司马越掌权，其合作伙伴是太尉王衍。之所以选择王衍，因为王是此时的第一名士，在士族中有很大的号召力。

现在的问题，已不再是洛阳内部的问题了，而是崇尚清谈和哲思的晋人怎么面对手持弯刀并蠢蠢欲动的异族。

这异族，不是一个，而是好几个。

西晋初年，东汉以来的民族大流动趋势更加明显。

西北部的少数民族不断进入内地，其中又以匈奴、羯、羌、氐和鲜卑族为主。

他们进入内地当然有复杂的原因。这种复杂的原因主要形成于东汉。随后的三国时代，民族问题其实就已加剧，只是暂时被英雄们的光环掩盖住了。当西晋建国尤其是八王之乱以来，随着社会的动荡，民族矛盾日益加重。

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人刘渊率先在山西发动暴乱，建国号为汉。

这是五胡十六国时代的开始。两年后，晋惠帝被东海王司马越毒死。他的同父异母弟司马炽继承了皇位，是为晋怀帝，改转年为永嘉元年（公元307年）。

至此，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代开始了。

从永嘉三年开始，匈奴王刘渊、刘聪父子派四员大将——石勒、刘曜﹑王弥和呼延晏，四处征战。

这一年岁尾，石勒的羯族骑兵已向洛阳逼近。

现在，太傅司马越既需要收拾八王之乱后残破的江山（已不可能），还须抵抗匈奴人和羯族人的进攻（更不可能）。思前想后，司马越是有些后悔的：攫取了最高权力，又有什么用？更操心。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老老实实地在自己的山东东海属地窝着！但若一走了之，离开洛阳，又会受天下人耻笑。

怎么办？

这时候，参谋甲出了个主意：“明公！以征讨石勒为名离开洛阳吧，然后见机行事，你说好不好？”

司马越觉得这个计策不错，便向晋怀帝请命，要求率军“迎击石勒”。

离开洛阳时，司马越带上了最高军事长官、清谈名士太尉王衍。应该说，最初的时候，司马越还是想打一仗的。所以，一路上他传檄各州府，到处贴告示，不过加入征讨大军的人很少。尽管如此，进军到河南项城时，这支人马仍达到了十万之众。

一天晚上，司马越意外得到报告：洛阳的皇帝可能将发布圣旨，宣布他的专权以及祸乱天下之罪，并对他进行征讨。

司马越顿时陷入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茫然中。

此时又有军报称，石勒的骑兵正朝这边运动。

紧张加忧伤，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三月，司马越最终死于心脏病。战斗还没开始，晋军就失去了统帅，这仗是没法打了。其实即使司马越在，这仗还是没法打。因为八王之乱中的八王，没一个是有才能的。司马越更是如此，他作为八王之乱最后的胜利者，只是因为幸运而已。他实在太平庸了，各方面都很平庸。

平庸的人在暴风雨来临前死去，苦了还健在的，比如王衍。作为当世第一名士，他要面对的是当世第一悍将。

石勒亲率的羯族骑兵已经追赶而来。

四月间，在河南苦县宁平城，羯族骑兵追上十万晋军，一战而歼之，并俘杀了包括太尉王衍在内的大批王公大臣。

同年六月，以刘曜的军队为主力，石勒、王弥的军队为策应，三军齐攻洛阳。

洛阳城中蚁集的王公贵族哪见过胡人的快马弯刀？城内的恐惧气氛可想而知，士族们聚集在贯穿洛阳南北的铜驼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

城外胡人攻城甚急。

洛阳有河，晋怀帝想乘船奔长安，终不得出。

对西晋朝廷来说，到了最后的时刻。皇帝、王公、贵族、士人和居民茫然无策时，洛阳陷落了。率先杀入城的是王弥的部队，刘曜的主力也涌了进来。

屠杀开始了。

王弥比较聪明，进城后率军直扑皇宫，掠夺珍宝，捕捉皇帝；刘曜的军队则大杀士民，纵火焚烧。

公元311年夏天的洛阳大屠杀中，包括王公贵族和市民在内的三万多人死难，洛阳一片废墟。大战开始前，很多人已逃出洛阳，所以这三万多人几乎已是全城的总人口了。

晋怀帝被俘。

自秦建帝国以来，这是汉族皇帝第一次被异族俘虏。

随后，他被送往山西平阳匈奴王刘聪处。后来发生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一次宴会上，刘聪这个浑蛋让晋怀帝穿上女人的衣服给他倒酒，西晋旧臣放声大哭，随后君臣一起遇害。

晋怀帝死后，匈奴王刘聪愤愤表示：终于给汉朝报了仇！

这话怎么说？西汉和东汉，出塞嫁到匈奴的汉宫女子不少，所以匈奴人认为自己是汉朝至亲，故而匈奴人刘渊在山西建国时，给政权起名为“汉”。他们固执地认为，汉朝是被曹家灭的，曹家是被司马家灭的，以汉朝亲戚自居的他们，又灭了司马家，所以是间接地给汉朝报了仇。

有点意思了。

不管怎么说，洛阳陷落了，晋怀帝被俘了，消息传到长安，在那里镇守的秦王司马邺在幕僚的簇拥下成为监国太子。

两年后的公元313年，晋怀帝死难平阳的消息传来，司马邺继承帝位，是为晋愍帝。

北方已经大乱，长安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更多的世家大族选择的不是西北奔长安，而是渡长江南下，到建康去支持司马睿。晋愍帝势力单薄。没过多久，刘聪又派刘曜攻长安。

长安之战比之于洛阳之战更残酷。

晋军坚守三个月，十一月，城内断粮，人开始吃人。

在这种背景下，晋愍帝决定接受匈奴人的条件：赤露上身，口叼玉璧，乘坐着小羊车，打开长安城门。

随后，晋愍帝也被押往了山西平阳。

刘聪刚刚戏弄完一个皇帝，看到又俘虏了一个，恶意更甚。

打猎时，刘聪让晋愍帝穿上小兵的衣服，手拿长矛做向导；宴会间，刘聪上厕所，叫来晋愍帝，让他为自己打开马桶盖，弄完了还不许走，让他站在一旁伺候。一番侮辱后，刘聪将晋愍帝杀死。

回过头来继续说司马绍。

他聪明如此，及至成年，继承帝位，是为明帝；更为奇异者，表现在容貌上，有一脸黄胡子，像个鲜卑人（若说元帝与鲜卑女私通，生下他也未尝可知）。明帝在政治上很有铁腕，用强硬手段对付图谋不轨的王敦。后者在司马绍面前颇为心虚，从荆州进驻姑孰，窥视建康。晋明帝整军以对，自己还身着戎服，单骑观察军情，王敦大为惊骇。

晋明帝司马绍英武果敢的风格，为司马昭之后少见。当然，这种性格的培养，跟温峤是有密切关系的。

<h2>三个侍中</h2>

虞啸父为孝武侍中，帝从容问曰：“卿在门下，初不闻有所献替。”虞家富春，近海，谓帝望其意气，对曰：“天时尚暖，鱼虾未可致，寻当有所上献。”帝抚掌大笑。晋时朝廷设门下省，最高官职被称作侍中，正二品。侍中的职责是随侍在皇帝身边，类似于政策顾问，同时也负责提醒皇帝的过失和错误。出任该职的人，品格应方正忠良，因需要直言皇帝，所以后代又称其为“纳言”。

先看第一个侍中的故事，故事涉及庾翼。

庾翼是庾亮的弟弟，继庾亮为荆州刺史，掌握上游的兵权。在任上，庾翼向皇帝献上扇子一把。晋成帝看过扇子，皱了皱眉：“这扇子用荆楚一带奇鸟的羽毛制成，确实不错。但我怎么看着像用过的？不是新的吧！这庾翼真是可以，哪有这么办事儿的。”

这话被皇帝身边的侍中刘劭听到。

面对郁闷的皇帝，刘劭说：“高大华丽的楼台，建造它的工匠先待在里面；美妙繁复的管弦，也是最先被行家和调试它的乐师听到。现在，庾翼进献这扇子，不是因为它新，而是因为它好。”

这番话是有很大的说服性的，成帝一个劲儿地点头。

一般来说，“好”出于“新”后，若不尝试，怎知其好？若已尝试，自非新物。或者说，“好”与“新”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庾翼闻听后大笑，说：“此人宜在帝左右。”

作为侍中，刘劭的话说得很不错。

再看第二个侍中的故事，故事涉及苏峻，稍微有点复杂。

苏峻是长广郡掖县（今山东莱阳）人，流民帅出身。所谓流民帅，是指永嘉之乱中，统领乡团和流民的首领。魏晋时一大特点，就是在战乱中，一些地方首领为自保，建立了独立的军事武装。苏峻手里就有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武装。永嘉年间，他率这支民兵渡江南下，东晋朝廷封其为鹰扬将军。在平息大将军王敦第二次向建康进军的战斗中，苏峻的民兵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以功出任历阳内史。

东晋新建，朝廷正规军的作战实力是值得怀疑的，真正能打的是这些流民军团（北府兵即以流民为基础组建）。苏峻的部队，本来战斗力就很可观，又经历了平定王敦之乱的战斗，不但人数壮大，作战能力也得到加强。

有了资本，苏峻对朝廷的态度越发傲慢起来，裂隙渐生。

这时候，皇帝是小孩晋成帝，庾亮以舅舅的身份掌权。成帝的前任是晋明帝。当初，明帝之所以栽培庾亮，为的是削弱和平衡以王导、王敦兄弟为代表的琅邪世家。

庾亮掌权后有意一改王导宽简的执政风格，而施行严政。在苏峻的问题上，庾亮怀疑其欲反，想先发制人。

晋成帝咸和二年（公元327年）秋，庾亮任命苏峻为司农，调其入京。显然，这是为了夺其兵权。这一决定遭到朝臣的普遍反对，担心会激怒苏峻。

庾亮固执己见。

接到朝廷诏书，苏峻冷笑：“庾亮，你说我要造反，那么我去了京城还能活几天？我宁愿在山野遥望京城，而不愿在京城遥望山野！”

苏峻遂以诛庾亮为名向建康进军。

在此之前，他联合了祖逖的弟弟豫州刺史祖约一同举事。

庾亮在对付苏峻的问题上没有太多可受指责的地方。庾亮的问题仅仅在于：决定除掉苏峻了，却未做任何防范工作；或者说，只知道点一把火把苏峻逼反，以后的事怎么办不晓得。结果是：公元328年春，建康陷落，庾亮出逃，去了江州刺史温峤那里。

庾亮临跑前，把朝廷上的事交给侍中钟雅料理，就是曾在洛阳讽刺过陶侃的那位。

钟雅问庾亮：“当前社稷纷崩，是谁的责任？”

庾亮脸一红，不好意思地说：“今日之事，容不得再在这里多说了，时间要紧，我得赶快走，你等着好消息吧！”

好消息确实来了。

庾亮会合温峤，又依靠温峤联系了北府兵统帅郗鉴，三人推举以前深受庾亮歧视的荆州刺史陶侃为平乱盟主，共击苏峻和祖约。

苏峻既克京城，百官奔逃，宰相王导最初表现得还不错，跟另一位顾命大臣陆晔守在小皇帝身边。但苏峻逞强，把晋成帝赶到石头城，大臣也深受威胁。这时王导一害怕，便带着儿子悄悄溜出城，在附近的山上躲了起来。

最后，唯有侍中钟雅还守护在皇帝旁边。

有人在逃跑前对钟雅说：“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古之道也！您性情亮直，必不容于叛贼，何以坐而待毙？”

钟雅答：“国乱不能匡，君危不能济，而各自逃遁以求平安，这样的话我害怕古代的史官董狐会找上门来！”

这是在说给庾亮和王导听吗？

庾亮、王导，国之重臣，此时竟不如钟雅！

后来的事果如那个人所预料：在石头城，苏峻的部下任让当着皇帝的面斩杀了守护在一旁的钟雅。

晋成帝哭着喊：“还我侍中！”

任让不搭理。事平后，陶侃与任让有旧交，恳请皇帝赦免。成帝愤怒地说：“任让是杀我侍中者，不可谅！”

苏峻之乱历时一年多，给东晋的京城建康地区造成了巨大破坏。

乱平后，王导重新执政。但他表现出的懦弱已令其晚年名誉减损。此时，庾亮因逼反了苏峻而不太好意思在朝内任职了，自请为豫州刺史，镇芜湖。

庾亮去世时，大臣何充说：“埋玉树于土中，使人情怀怎能平复！”

但名僧法深却这样评价庾亮：“人谓庾元规是名士，我以为其胸中只有柴棘三斗许！”

当然，这个事件也有所得：温峤、陶侃、郗鉴的才华和能力得到检验。其中，郗鉴于战争中强化了京口的地位，令其成为建康的犄角，致使在后来的几十年里荆州的强藩不敢轻易东下。

最后，说说第三个侍中的故事。

这位侍中叫虞啸父，是晋孝武帝时代的人。一次，孝武帝随口问他：“虞爱卿，你久在门下省为官，也没听说你贡献过什么。”

皇帝的意思是，你好像没有献过良言啊。

虞啸父是浙江富春人，离大海特别近，看着皇帝的样子，似有所悟，马上拜倒在地：“陛下，现在天气还暖和，鱼虾螃蟹还没长大，等它们够个儿了，我一定叫人打捞献上。”

皇帝抚掌大笑，他还能说什么呢？那就这样吧：等着你的海货。

<h2>聪明小孩</h2>

张吴兴年八岁，亏齿，先达知其不常，故戏之曰：“君口中何为开狗窦？”张应声答曰：“正使君辈从此中出入。”这是一则风趣的小令。

张吴兴即吴兴太守张玄之，少以聪颖著称，后与谢玄齐名。

在他八岁那一年，正赶上换牙，门牙掉了。有一位名士路过其家门口，此前也知道张玄之是个不凡的小孩，于是故意戏弄：“你嘴里怎么开了个狗洞？”

张玄之头也没抬，应声而答：“正是为了让你这样的人从此出入！”

张玄之聪颖，当然还有比他更厉害的，比如叫作顾敷的。两个孩子都是大臣顾和的外孙。那一年，张九岁，顾七岁，顾和带他们去寺院里玩。在佛像前，有人在哭泣，有人则没有。顾和就问为什么。张玄答：“被佛呵护的人在哭泣，反之则不泣。”

顾敷说：“不然。忘情者不泣，不忘情者自泣。”

显然，顾敷的回答更清妙，高拔于世俗的理解。

<h2>从公于迈</h2>

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从猎，将其二儿俱行，庾公不知。忽于猎场见齐庄，时年七八岁，庾谓曰：“君亦复来邪？”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从公于迈’。”孙盛是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人，东晋最负盛名的史学家，《晋阳秋》和《魏氏春秋》的作者，同时还极善于清谈。他小时候，正逢永嘉之乱，随族人过江，成年后，一直在将军幕中，先后经历陶侃、庾亮、庾翼、桓温，做参军和主簿这样的差使。

在桓温幕府时，恰逢平蜀克洛，以功封侯，官至长沙太守，后又调往建康任秘书监。孙盛性耿直，虽长期在桓府工作，但并未刻意取悦桓温。在他的名著《晋阳秋》中，孙盛记叙了桓温北伐前燕时的枋头惨败。

当时，桓温正在气头上，扯过孙盛的儿子就问：“枋头诚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说？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

当然，以桓温性格并不会因此真的加害于孙盛。

孙盛有两个儿子，孙齐由和孙齐庄，非常聪明。有一天，荆州刺史庾翼之子庾爰之去拜访孙盛，见到他的儿子孙齐庄正在外面玩儿。庾便想一试，道：“孙安国（孙盛）去哪儿啦？”

孙齐庄答：“在庾稚恭（庾翼）家！”

庾一愣，紧接着跟了一句：“诸孙大‘盛’，有儿如此！”

孙齐庄从容道：“未若诸庾之‘翼翼’。”“翼翼”典出《诗经》，在“小雅”篇中有“我黍与与，我稷翼翼”之句。

所以，后来孙齐庄跟人说：“还是我胜利了。他爹的名字，被我喊了两次！”

现在说的是，早些年，在荆州时，孙盛为庾亮的参军，带着两个儿子跟随庾亮打猎。

当日秋高气爽，旌旗飘荡，飞马相奔，引弓而射，荆州秋日荒野，正是休闲打猎的好时光。

那一队人马往荆州的山水深处越走越远，直至成为山水画卷的一部分。

回城时天色将晚，猎物坠得马难行，秋天的晚风吹拂着庾亮峻然的面庞。

此时，东晋内有王导，外有他庾亮，而颍川庾氏也成为继琅邪王家之后执政的大族。当然，两个家族也有摩擦，但幸有参军孙盛，晓明厉害，最终使庾、王二人和睦了关系。

想到这儿，庾亮就回头寻他的孙参军，却意外发现孙参军的小儿子，也就是七八岁的孙齐庄，正神气活现地骑在一匹马上。庾亮早就听说孙盛的两个儿子都很聪明，孙齐庄尤甚，为此曾在不久前特意一会。

那天，在府上，庾亮问孙齐庄：“你哥哥叫孙齐由，欲向谁看齐？”

孙齐庄回答：“古代隐士许由。”

庾亮又问：“那么你呢？”

孙齐庄答：“当然是向庄周看齐啦！”

庾亮问：“为什么不仰慕孔子？”

孙齐庄答：“孔子为圣人，凡子不敢仰慕，更难企及。”

此时，在回城的路上，看着孙齐庄，庾亮大笑：“孙家小孩，你也来了？”

孙齐庄拽着缰绳，板直了身子，高声应答：“其旗茷茷，鸾声哕哕。无小无大，从公于迈。”

语出《诗经》。

此时天高云淡，远山橙红，一群大雁往南飞，东晋的秋意在此刻被渲染得正浓。

庾将军仰天大笑，打马飞奔，兴致所至，引吭高歌，顿有行于蒹葭苍苍的春秋时代的感觉。

部下纵马奔驰，在黄叶纷纷中跟随着一起唱起来。

<h2>欲望桓温</h2>

桓公卧语曰：“作此寂寂，将为文、景所笑。”既而屈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亦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多么熟悉的一句话！

生命与事业贯穿于东晋中期的枭雄和权臣桓温，是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人，其父是两晋之交的名士桓彝。桓彝通过参与平息王敦之乱和死难于苏峻之乱而使桓家有了名望。

现在，在讲桓温的故事前，先看看他名字的由来。

桓温，字元子，父亲给他取名为温，是因为东晋初的重臣温峤。有晋一代，有两位大臣名峤，一个是西晋时的和峤，一个是东晋时的温峤，都很有才华。

温峤，太原祁县（今山西祁县）人。

西晋末年，温峤并不是直接追随晋元帝司马睿过江的。

永嘉之乱中，他一度留在北方，跟姨夫刘琨在并州一带与石勒的军队作战，屡献妙计，使并州成为北方的孤岛。后形势不济，刘琨派温峤飞马南下建康联络，受到王导、庾亮的热情接待。

后来，温峤想返回北方，但已经没戏了：因为太有才了，大家不放他走。

没办法，温峤只好留下来。王敦妒其才，一度将温峤要到自己幕府中，但温峤很快设计脱身。王敦第二次兵进建康，锁定的目标其实是温峤。王敦当时有言如此：“募生得峤者，当自拔其舌！”

温峤的舌头没被拔下来，王敦却在进兵中被温峤打得大败，忧愤而死。

温峤多谋，即使在爱情问题上也善于使计：他妻子死得早，其从姑刘氏身边有一个女儿，聪慧美丽，从姑也有意将女儿托付给温峤，让温为她找个好婆家。温峤对从姑说：“好婆家不好找呀！现在只剩下像我这样的了，如何？”

从姑说：“大乱中活下来已是不易，哪指望能找到像你这样的优秀女婿。”

过了几天，温峤对从姑说：“已经找到了，门第还不错，这未来的女婿不比我差。”

随后送上玉镜台一枚作为聘礼，这是温峤北征刘聪时得到的。从姑大喜，把事情跟女儿一说，后者半信半疑。结婚那天，新娘子用手拨开盖头，看到新郎正是温峤，随后大笑：“我一直就怀疑是你这个老家伙，果然！”

晋成帝时，苏峻之乱起，建康失陷，执政的庾亮出奔。

军权在握的陶侃与庾亮不睦，正是由于温峤穿针引线，二人才捐弃前嫌。

叛乱平息后，温峤有大功而不图高位，以江州刺史身份回镇武昌。过牛渚矶，听人说水下有异形，温峤好奇，叫人毁犀角照水，还真的看到许多怪物。当晚，他做了个恐怖的梦，梦中有东西问他：“与君幽明相隔，何故照我？”

醒后温峤牙疼不止，拔之而中风，到武昌后没多长时间就去世了。

温峤活着的时候，有人认为他是第二流人物中的拔尖者。当时名士共论人物时，第一流人物快评尽时，温峤“常失色”。

其实，温峤硬朗而机敏，懂军事，通谋略，又洒脱幽默，堪称真名士，自为第一流人物。

余嘉锡先生也认为：“温峤智勇兼备，忠义过人，求之两晋，殆罕其匹。而以其为第二流人物，不足为信。”

过江名士桓彝深喜温峤其人，等儿子诞生，给他起名为“温”。

桓温性好冒险，少年时最爱“戏大轮”，也就是赌博，但手气很差，不但把仅有的钱输了，而且还欠了不少债。债主催账甚急，搞得桓温很头疼。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想起了袁耽。

袁耽，字彦道，曾为王导幕僚，参与平息苏峻之乱，以功拜历阳太守。袁耽俊迈有才，没有玩不转的事儿，尤其擅长赌博。于是，桓温跑到袁耽那里求救。后者正守孝在家。桓温有顾虑：他能帮自己这个忙吗？

别说，袁耽真是够意思，听完桓温的话，二话没说，换了衣服，揣上帽子，跟桓温找那个债主去赌。

袁耽素有赌名，不过这个债主只听说过其大名而未见过其人，于是说：“你行吗？敢帮桓温？你的赌技总没袁彦道厉害吧！”

袁耽并不作答。

不愧是东晋赌神，袁耽每局必赢，最后桓温欠债主的钱不仅全清了，而且还反赢了不少。直到这时，袁耽才站起身，从怀中把帽子掏出来摔在桌子上，对着债主大声道：“你认识我袁彦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