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卓的人生态度在一些人看来真是要命。

但是，这只是活法之一种，跟消极与否没什么关系。

无论如何，毕卓是爱喝酒，爱吃螃蟹，爱得深沉，连牙齿都温柔了。有何不可？

在苍茫的江河上，独驾小舟一只，看秋风芦花落，正是螃蟹肥美时，一口螃蟹一口酒，让生命之船一点点淡出历史的画卷。所以，无论是毕卓还是张翰，都以自己的言行为剑，直取了儒家的价值观。

继续说张翰的故事。

西晋中期，江东名士贺循北赴洛阳接受任命，经吴阊门，在船中弹琴。

张翰本不与之相识，闻琴声清远，便上得船来，与贺共语，一见如故，问贺：“你要去哪里？”

贺答：“入洛赴命，正路过这儿。”

张翰还没聊够，便说：“我也要去洛阳办点事，正好同路。”

于是跟家里招呼也没打，便与贺循同船去了洛阳。张翰纵情使性如此。

到洛阳，张翰见到先期入洛为官的老乡顾荣，两人同游洛水，那段日子过得倒也快活。但那仅是生命中的一个瞬间。后赵王司马伦诛贾后，自立为帝。齐王司马冏起兵攻洛，司马伦败死，冏掌控朝政，求名士装饰门庭，顾荣、张翰都被征入其帐下。

此时，八王之乱开始加剧，洛阳的局势越来越紧张。

危局下，张翰对顾荣说：“天下纷纷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进退良难。吾本山林中人，无望于时久矣。”

顾荣握着张翰的手，怆然道：“吾亦与子采南山蕨，饮三江水尔！”

两个人，由此决意南返。

有一天，秋风乍起，张翰跟身边的北方同事说：“这个季节，江南尽是美食，你们可吃过我们吴中的菰菜、莼羹和鲈鱼脍？”

左右皆摇头，问什么味道。

此前，他们听陆机也提到过莼羹。当时，陆机去拜访名士王济，后者以羊酪款待陆机，并说：“你们南方有什么好吃的能与其匹敌？”

陆机说：“自有千里莼羹！”

现在，张翰大笑：“其味不可轻言！”

张翰突然伤感异常，自言自语地说：“人生在世，贵在适意，安能为当官而跑到数千里之外？！”

便作《思吴江歌》一曲：“秋风起兮木叶飞，吴江水兮鲈鱼肥。三千里兮安未归，恨难禁兮仰天悲！”

他是思念起了家乡吗？

反正后人是把“莼鲈之思”视为怀乡的代名词了。

他是淡却功名了吗？后苏轼有诗云：“浮世功名食与眠，季鹰真得水中仙。不须更说知机早，只为莼鲈也称贤！”

无论如何，在一阵窃窃私语中，张翰走了。

当天晚上，他就叫人准备车辆起程返回江南：“张季鹰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在世，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俄而齐王败，时人皆谓见机。”

接着，顾荣也走了。

这时八王之乱渐入高潮，永嘉之乱正在到来，中原处于崩乱的前夜。

张翰走后，所说的那句话在北方同事中传了很久，连齐王司马冏也啧啧称赞。张翰跑了没多久，长沙王司马乂便举兵灭了齐王司马冏，齐王部下多死难，张翰逃过一劫。时人遂称其机警。

何止是机警，更是洒落，连逃跑都逃跑得很有名士风度。

当然，最令人感兴趣的还是他那句话：人生贵在适意！人生多受缚，生存外，多为名利。为其搏命，不得自由；功成名就，更不得自由。

张翰想通了，你呢？

<h2>爬树爱好者</h2>

王平子出为荆州，王太尉及时贤送者倾路。时庭中有大树，上有鹊巢，平子脱衣巾，径上树取鹊子，凉衣拘阂树枝，便复脱去。得鹊子还下弄，神色自若，傍若无人。王平子即王澄，西晋太尉王衍之弟，官至荆州刺史。

就傲慢这一点而言，王澄排在魏国嵇康之后、东晋刘惔之前，能让他看上眼的实在不多，似乎只有敏感、忧伤和俊美的另一位名士卫玠了，闻其清谈，每每绝倒。

王澄也喜欢喝酒，但最擅长的还是爬树。

先看一则故事：

王澄十四五岁时，看到自己那以强悍、贪吝著称的嫂子郭氏又在犯病，叫婢女把路上的马粪捡回家，就觉得这事儿有点严重，便来到屋里嘟囔：“嫂子，毕竟咱王家是高门大族，您这样做，让我哥哥脸往哪儿放？”

郭氏顿时就怒了：“王平子！”

王澄吓得一激灵，下意识地说：“在！”

他知道，这位嫂子可是个厉害的主儿，哥哥平时没少挨她欺负，在洛阳的名士圈子里已不是什么新闻。

郭氏说：“你给我老实点。”

王澄一翻白眼：“咋啦？”

郭氏哼哼道：“当年你母亲临终前，把你托付给我，而不是把我托付给你！怎么着，现在数落起我来了？”

说着，郭氏伸手抓住王澄的衣襟，抄起棍子就想揍小叔子。

好在王澄劲大，一把挣脱，轻轻一跃，越窗逃跑。由此可见，王澄从小就善于登高爬低。

正是有这样的身手，所以树上的鸟窝每每被其端下来。最著名的一次爬树事件发生在他赴任荆州刺史时。

永嘉之初，天下大乱，太尉王衍以从弟王敦为青州刺史，以亲弟王澄为荆州刺史，自己留守洛阳：“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

王澄赴任，包括王衍在内的洛阳亲朋为他饯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王澄拱手而别，一抬头却看到旁边的树上有个鸟窝，于是心血来潮，三下两下爬到树上，将幼鸟捉了下来，在手中把玩不已。

以这样的风格出任重镇荆州的军政长官，确实有些悬。所以清代学者李慈铭对王澄的一生是彻底否定的，进而又否定了王衍乃至整个晋朝。

王澄为官荆州，嗜酒疏狂，激起民变。烂摊子难以收拾时，他接到司马睿的征召，令其入建康为官。与此同时，朝廷派大将军王敦去平息荆楚民变。

兄弟俩在豫章也就是南昌，历史性地相遇了。

当时王澄的名声要远大于王敦，加之性格傲慢，每有凌人之色。王敦不吃那一套，这时又收到堂弟王导的书信，叫他阻止王澄进入建康。

于是，王敦杀意顿起。

王澄虽为名士，但却是个练家子，耍拳弄棒都玩得起。知王敦有歹意，他时有提防，吩咐护卫多加小心，自己手里也总拎着个玉枕自卫（到底是名士，武器都特别）。王敦见强攻不可，知王澄嗜酒，就设下鸿门宴。

王澄以为王敦会就此打住，于是放松警惕。等喝得差不多了，王敦借其玉枕一看，王澄随手递过去，马上后悔了。

已经晚了。

王敦迅速往榻下跳，王澄扑过去欲抓王敦，将其腰带扯断。

王敦奔至门口，此时部下一拥而入。要说这王澄，身手还真不错，一个鹞子翻身，越窗而出，三蹿两蹦，上了房顶。

但今日之事，已远不能与当年洛阳城外的情景相比了。

王敦知其轻功厉害，早就在房顶上安排了人。

王澄最终竟死于自己族人之手。

后来，王敦反叛，兵下建康，大臣周顗怒问：“王平子何在？！”

王敦是杀王澄之人，但幕后真凶是王导，这在史上是有记载的：“王平子始下，丞相语大将军：‘不可复使羌人东行。’”

王澄面似羌人。对王澄入建康做官这件事，王导深为忧虑。名气更大的卫玠也曾来建康，但王导是很欢迎的，因为对方是个病秧子，而且比较听话，不会对王导有什么威胁。王澄就不一样了，早已身负大名，且桀骜不驯。

于是，王导修书王敦，阻其东下。

后来，南北朝刘孝标在引注《世说新语》时说：“王澄自为王敦所害，丞相名德，岂应有斯言也。”也就是说，不相信王导曾阻止王澄东入建康。但是，联系到王导在关键时刻的一些表现（如默许王敦杀害自己的同僚周顗），他说出阻止王澄东下甚至将其除掉之类的话也没什么好奇。

当世之人评王澄“虽散朗而内劲狭”，即内心实则狭隘，这话放在王导身上竟也很合适。

<h2>虱子秀</h2>

顾和始为扬州从事，月旦当朝，未入顷，停车州门外。周侯诣丞相，历和车边，和觅虱，夷然不动。周既过，反还，指顾心曰：“此中何所有？”顾搏虱如故，徐应曰：“此中最是难测地。”周侯既入，语丞相曰：“卿州吏中有一令仆才。”顾和是顾荣的侄子，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少年即展露才华，为顾荣推崇：“此吾家麒麟，兴吾宗者，必此子也！”

顾和最初做扬州刺史王导的从事，某月初朝会刺史，群僚皆至，顾和乘车至刺史府门却不入，而是慢悠悠下车，坐在太阳地里捉起衣服里的虱子。同事们从他眼前走过，不时地往他这边张望，有人捂嘴窃笑，顾和不为所动，神色从容。

这时，大臣周顗从他身边过去，很快又转身折了回来，指着顾和的胸口问：“你这里面有什么？”

顾和捉虱如故，眼皮也没抬：“此中？此中最难测！”

周顗大笑，既入府，对王导说：“你的部下当中有个可做中书令和尚书仆射的人才！”

在王导的照顾和提拔下，顾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仕途。他没让叔叔顾荣失望，后来果然做到了中书令和尚书仆射，成为东晋的重臣。

现在看来，这位顾和坐在自己上级的府门前捉虱子，多少有那么一点作秀的嫌疑。

当时风气日下，一个人要想引起别人的注意，在个人事业上有大发展，获得大声誉，最好的办法是语出惊人，而无须步步为营。

当然，捉虱子本身是不是假的，这跟魏晋名士服五石散有关，便需要讲一下何晏的故事：“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

何平叔即何晏，南阳宛（今河南南阳）人。三国时魏国玄学家，魏晋玄学的发起者。

他是大将军何进的孙子，曹操的养子，自小聪明伶俐，深受曹操喜爱，后娶金乡公主，跟与司马懿争权的曹爽关系密切。何晏长得漂亮，美姿仪而绝白，魏明帝总是怀疑他涂了粉，于是有意试探，在一个大热天赐他热汤饼。吃完了，何晏大汗淋漓，用袖子擦脸，面色变得更为洁白。

何晏为人有四好：老庄之书；女人；化妆；服食五石散。

正始年间，曹爽排斥司马懿而执掌魏国权柄，对何晏宠信有加，官至吏部尚书。后司马懿发动政变，一举剪除曹爽，何晏也死于非命。

何晏在政治上很弱，生活上奢华，有些女气，但思想上却很厉害。

何晏在世时，和夏侯玄以及天才少年王弼一起开创正始之音，在魏国朝野上下掀起清谈玄学的风气。何晏解释老庄，立论以“无”为本，认为“无”创造了万物。

何晏还掀起名士服用五石散的风潮：“吃五石散，不但能治病，吃后精神也很爽快！”

五石散是一种药物，用紫石英、白石英、赤石脂、石钟乳、石硫磺五种矿石炼成，功效是疏气、温腰。也就是说，还有春药功能。史书记载，何晏在个人生活上“耽好声色，始服此药”。

当然，发明此药的不是何晏，而是东汉医药大师张仲景。

张仲景最初研制此药为的是给人治伤寒，因为人们服用后全身发热。到了何晏那里，他有可能把五石散进行了改造，加入了新的东西。至于是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总之，吃完五石散，不但浑身发热，还处于兴奋癫狂状态，需要行走散热，即“行散”（“散步”一词的源头）。这时候，除了饮热酒外，还需要穿单衣肥袍，加之累月不洗（新衣质地坚硬不利“行散”），身上长虱子也就不新鲜了。

王导门外的顾和，之所以捉虱子，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五石散真的是剂毒药，魏晋名士为什么紧紧拥抱它？

过去，人们谈论魏晋风度与服药的关系时，往往只道出他们的虚无与堕落，却忽略了这背后的伤感。在目睹了时代的无常风云后，在脆弱的荣华中，服药虽最终伤害身体，但崇尚即时欢乐的人们还是争相服用。

如果这就是人生，他们需要的仅仅是这一刻。

<h2>支遁放鹤</h2>

支公好鹤，住剡东岇山。有人遗其双鹤，少时翅长欲飞，支意惜之，乃铩其翮。鹤轩翥不复能飞，乃反顾翅，垂头，视之如有懊丧意。林曰：“既有陵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养令翮成，置使飞去。支公即清谈大师支遁，陈留（今河南陈留）人，生活在东晋中期的他，是在《世说新语》中出场最多的僧人。

支遁容貌奇异。

谢安称其：“双眼黯黯明黑。”

孙绰称其：“棱棱露其爽。”

一次，王濛在病中，亲疏不通，支遁来，守门人告知：“一异人在门，不敢不启。”王笑道：“此必林公。”

支遁虽许身佛门，但性喜老庄。

在支遁之前，魏晋名士解析庄子的《逍遥游》，义理皆不能超越向秀和郭象。

及至支遁，以佛理解释庄学，并于余杭白马寺当众精讲《逍遥游》，引起轰动，成为玄学与佛学合流后清谈场上的沙门代表。

王濛曾如此感慨：“支遁法师探寻玄理的功夫不亚于我们的天才王弼。”

当然，支遁的佛理本业也没放下，他写有著名的《即色游玄论》，认为“色即是空”，后成为佛教般若学六家七宗之一；同时，他又是一位诗人，他的一些诗句已见谢灵运山水诗的端倪。

此外，大师还爱养马放鹤，畅游山水。

也就是说，支遁一人兼有众多身份：高僧、清谈名士、诗人、旅行家、皇家玄学顾问、宠物爱好者。

支遁是在二十五岁时放弃世俗生活的。

他早年栖于余杭山，后迁剡县讲经。其间往返于剡县与京城建康间，与当时的名士会稽王司马昱、谢安、王珣、孙绰、许询、王濛、刘惔、殷浩、郗超、王羲之等人交游，在很多著名的清谈聚会上，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清谈时，支遁的唇齿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从人生到宇宙，高议非常，往往令清谈高手们措手不及，束手就擒。

晋穆帝永和六年（公元350年），支遁从建康返回剡县，路过会稽时与内史王羲之相遇：“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曰：‘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曰：‘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清谈中，支遁那如繁花灿烂般明丽的语言与哲思征服了王羲之，乃请其入驻灵嘉寺。

支遁后返剡县隐居，并逝于山林。他一生潇洒，尴尬时候只有两次：早些时候，支遁欲在剡县买山隐居，受到僧人法深的讽刺；另一次，王徽之与谢万共评支遁的相貌，王说：“若林公须发并全，神情当复胜此不？”

谢曰：“唇齿相须，不可以偏亡。须发何关于神明？”

支遁说：“七尺之躯，今日委君二贤！”

大师爱养马与鹤。

关于养马，有人议论：一个和尚家的，天天玩马……

支遁答：“我爱的仅仅是马那神骏的气韵，你等俗人哪知其中奥妙！”

相对于养马，支遁更爱养鹤。

竹与鹤是东晋名士们标榜情怀的符号，支遁大大小小的鹤养了一群，天天徜徉其间。当然，也遇到了一些烦恼，比如有的仙鹤养着养着就飞走了，这实在让支遁郁闷。后来，为了防止它们飞走，支遁的弟子为他出了个主意：何不把它们的翅膀管剪短了？

支遁一听，觉得是个不错的办法，依计而行，那些仙鹤果然老实了不少。

一次，有朋友从建康慕名拜访，带来一对小鹤作为礼物，支遁特别高兴。后来，这对小鹤渐渐长大了，翅膀管硬了，也有想飞的苗头，支遁照样将它们给剪短了：这回你们俩飞不了了吧？！两只小鹤回头看看翅膀，郁闷而忧伤地低下头。

望着被剪秃了的仙鹤，支遁突然难受起来：鹤本云中物，飞冲云霄是天性，怎能够将其束缚而做玩物？！

自此，大师再也不干剪鹤的翅膀管的事儿了。

等那两只仙鹤的羽翼丰满后，支遁登上高山将其放飞。按宗白华先生的说法：“晋人酷爱自己精神的自由，才能推己及物，有这意义伟大的动作（支遁放鹤）。这种精神上的真自由、真解放，才能把我们的胸襟像一朵花似的展开，接受宇宙和人生的全景，了解它的意义，体会它的深沉的境地。”

有了放鹤这意义非凡的动作，支遁清谈更见哲思，佛理的加入也恰到好处。

佛教于东汉明帝年间传入中国，直至三国乃至西晋，其传播速度还是比较慢的。但到了东晋后，突然大行其道，名僧辈出，寺院林立。佛教之兴，与其教义切合动乱时代人们的内心特点有密切关系，此外还沾了清谈风气的光。

东晋时，玄学在义理上已难有新开拓，名士为了使清谈更有滋味，只得借助于佛理，而后者反过来又借助名士的地位，推进其传播。可以这样说，玄学和佛学的互相利用，是佛教在东晋大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比如殷浩，在当时被认为是清谈之宗，北伐失败废居东阳，在郁闷中开始接触佛经；名士孙绰也很信奉佛教，并专门为其写论；再比如何充，以宰相之位到瓦官寺，非常虔诚，遂有阮裕之语：“你的志向比宇宙还大，超越古今！”

何问：“您怎么今天忽然推崇起我来了？”

阮答：“我只图做个食邑数千户郡守，而你却想成佛！”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则认为：成不成佛放一边，常读佛经，陶冶性情的功效还是有的。这是当时的皇帝的看法。

南北方佛教交流频繁，总有僧人南下授道，此日又有僧人入建康瓦官寺与支遁共论《小品》。

《小品》是佛教“般若学”的一种，其义讲的是：一切皆因“缘”起，但其本性是“空”的。另一位名僧法深和名士孙绰也在座。辩论中，北来僧人屡设疑难，被支遁一一化解。作为当时一流的清谈家和佛学理论家，支遁对《小品》深有研究；殷浩晚年研习佛经，对《小品》有了心得，欲与支遁辩论，竟未实现。

现在，支遁与北来僧人共讲《小品》，辩答有致，言辞清丽，风度绝佳，没一会儿对方就招架不住了。

见此情景，孙绰跟身边的法深说：“大师，您是逆风家，为什么一言不发呢？”

法深听后笑而不答。

在这里，介绍一下法深。

作为东晋高僧，法深也被称为道潜和尚。永嘉之乱前，法深曾游历长安，登坛讲经，对佛教经典的讲解深入浅出，听众云集。永嘉丧乱，法深独自南下，一为避难，一为弘扬佛法，受到皇帝、宰相的欢迎和礼遇。

晋成帝时，庾亮的弟弟庾冰一度执政，对僧人不拜皇帝、以异服随意出入宫廷等种种做法看不惯，提出对僧人进行限制与打击，但遭到信奉佛教的大臣何充的反对。在这种争论的背景下，法深离开建康，前往剡县山林隐居。

法深与会稽王司马昱关系颇好。一日，大臣卞壸去司马昱府上，遇到了法深，有下面的发问：“僧人自当超脱尘世，怎么还交游官宦人家？”

法深答：“在你眼里，这里是贵族朱门；但在我眼里，却与贫寒人家没什么不同。”这就是所谓“君自见朱门，贫道如游蓬户”。

支遁喜与名士交流，出镜率比较高，但在资格和造诣上，法深都不在其下，只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调。当时，有后起者对法深指指点点，惹得法深不快：“黄口小儿，还是别对久经沙场的老人进行点评了！知道吗？我曾跟元明二帝、王庾二公周旋！”

因佛理渊博，并不含糊支遁，不会望其风而倒，所以法深被孙绰称为“逆风家”。

现在，法深笑而不答，于是支遁向其发难：“白旃檀确实很香，但哪有逆风的本事呢？”

白旃檀是一种香树，产于印度。佛经道：世间树香有三种，采自根部称“根香”；采自枝部称“枝香”；采自蕾部称“华（花）香”，此三香只能随风扩散，不能逆风。而波利质多天树却可逆风飘香。法深自明其意，但面对支遁的挑战，仍不予理睬，神情更为高迈。

支遁便越发急了。

按理说，关于白旃檀的比喻算个利器，但法深未发一言，以沉默为盾，于无声中占得上风；或者说，正是因为这沉默使得法深真的成了波利质多天树，即使逆风也可飘香。姜还是老的辣，法深到底高支遁一筹。

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公元366年，大师故去。八年后，旧友王珣路过支遁墓，伤感不已，他是怀念一个时代的远去吗？站在墓碑前，王珣心怀黯然：“遗迹未灭而其人已远！”后来，艺术家戴逵又过其墓，所言更令后人唏嘘：“德音未远，而拱木已繁……”

时光奔流，斯人已去，而林树犹盛，人于天地间，真是渺小！

即使大师如支遁，也难逃时光的利箭，高逸的身躯终被岁月的枝叶掩盖。但是还好，其人虽远而德音未远。还有那云中的白鹤，其龄若有百年长，是否也于远天上听到大师那智慧的声音了呢？

<h2>雪夜访戴</h2>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偟。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东晋遥远，大雪苍茫，山河入梦。

我们的主人公王徽之，正在会稽山阴的寓所沉睡，但是不要着急，他很快就会醒来。于是，他就真的醒来了。

王徽之叫侍从把酒温了，转身打开屋门，一股清寒之气扑面而来。

庭院中，雪下得正急，仿佛要压断庭中大树和远处的山峦。

王徽之，字子猷，王羲之第五子。

羲之有七子，最著名的，除徽之外，当然还有献之。献之跟父亲一样，靠书法名留千古；徽之呢，则仅仅靠几段故事。

王徽之平生有四好：酒、琴、色、竹。

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有一次，王徽之去拜访一位隐士，而隐士旅行去了，他就住进人家的庭院，第一件事就是叫人种上竹子。

有人问：“只是暂住而已，为什么要那么麻烦地种上竹子？”

王徽之啸咏良久，指着眼前的竹子说：“何可一日无此君？！”

既然出自琅邪王家，自然不必为做官发愁。早些年，他曾在桓温幕中做事，蓬头散带，不理公事；又为将军桓冲的骑兵参军。一次，桓冲问他在哪个部门工作，徽之答：“不太清楚，只是时而见牵马的来，也许是管马的部门。”

桓冲又问他管多少马。

王徽之答：“我不过问关于马的事，又怎么能知道它的数目呢？”

又问：“这些日子有没有马死，又死了多少？”

答：“未知生，焉知死！”

后来，有一天，王徽之跟桓冲出行，正值大雨，徽之下马钻进桓冲的车里，后者吃了一惊，徽之则说：“大雨如此，您怎么好意思一个人坐在车里？！”

转天清晨，桓冲来到王徽之的府衙，催他进入工作状态，他没搭理自己的上司，而是临窗远眺，用手板撑着腮，徐徐道：“看早晨的西山，似有一股清爽之气。”

他在想什么？

那是生命中的一次愣神吧。

桓冲拿自己的部下没办法，王徽之也没再为难他的上司，不久就离职而去。

晋废帝太和年间，王徽之转为黄门侍郎。这是皇帝身边的一个闲差，整天没什么事干。尽管如此，王徽之还是很快厌倦了这种生活，于是彻底辞职东返会稽。

过吴郡，一个士人家的竹林吸引了他。

此前，主人知道王徽之将到，于是将寓所打扫一新，坐在厅中等待。

没想到，徽之直接去了竹林，玩赏良久。主人有些失望，但还等着他来打个招呼，徽之竟欲直接离去，主人非常郁闷，叫人把大门关上，不让他出去。这时候，徽之才抚掌大笑，回来和主人交谈。

回到会稽，王徽之过起了完全自由的生活。

在会稽山阴，王徽之曾去拜访小名阿乞的前任雍州刺史郗恢。

王徽之去时，郗恢还在里屋小睡。王徽之在厅里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其出来，便开始转悠，随后一眼就瞥见那张珍稀的西域毛毯，于是问郗恢的手下：“阿乞从哪儿得此物？”

还没等手下回答，便叫自己的随从把那毛毯卷起来送回自己家了。郗恢的手下瞠目结舌，而王徽之旁若无人：“阿乞起床没有？”

郗恢此时已来到厅里，看到自己珍稀的毛毯没了影子，知十有八九是王徽之所为，便问毛毯去哪儿了。

王徽之说：“刚才有个大力士背着跑啦！”说话时，脸色自然极了。

郗恢听后，脸上也没露出不高兴的神态。这则故事是“放旷”与“雅量”的一次交锋。

放旷任诞者自是王徽之；至于郗恢的雅量，是魏晋士人深深追求的一种内在的修养：嵇康临刑索琴而弹是雅量；夏侯玄在雷电中书写如常是雅量；顾雍得丧子消息仍坦然下围棋是雅量；王衍被人让饭盒砸脸而不怒是雅量；谢安得淝水胜利战报面色不改是雅量。

现在，郗恢的宝贝毛毯被王徽之卷走了，他面无忤色，也是雅量。

雅量是魏晋时期最重要的品评人物的标准之一。在现代人看来，雅量至极便有假的嫌疑了。比如顾雍得丧子消息，仍面色坦然理棋，但指甲掐破了手掌，鲜血滴落。于是我们说：这太假了，到底还伤心啊！

其实，我们误会了，我们现在对“雅量”的理解，与魏晋时人对“雅量”的理解是不同的。那时的人们认为：可以伤心，但只要不表现出来，即是雅量。

对郗恢这一条的解读也是，只要他在得知毛毯被卷之后，并未大怒或不高兴，本身已算是一种雅量了，所以我们没有必要去追问：他面无忤色，是真的不在乎吗？

话又说回来，遇到王徽之，没有“雅量”也不行。

这段生活是属于王徽之一个人的：行到水穷，坐看云起，闲听庭院里的落花声。

一个冬天的傍晚，会稽郡的治所山阴下起大雪，雪越下越大，渐渐覆盖了东晋的山川林木，不一会儿，天地间就一片洁白了。

王徽之来到庭院中。

遥望暮色中大雪纷飞的世界，他一阵欣喜。

这东晋的傍晚，天色昏沉，而大地一片皎洁，美得让人心碎：宁静、惬意、空灵、澄澈，高情远致，万物同此寂静。

大雪中，王徽之咏西晋诗人左思的《招隐诗》：

“杖策招隐士，荒涂横古今。岩穴无结构，丘中有鸣琴。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石泉漱琼瑶，纤鳞或浮沉。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啸歌，灌木自悲吟……”

雪夜清洁，高歌纵起，王徽之饮酒弹琴，把这个晚上弄得熠熠生辉。

突然弦止歌停，他想到老朋友、艺术家戴逵。戴逵，字安道，谯郡铚县（今安徽濉溪）人，曾从学于儒学名士范宣。

作为那个时代最出色的雕塑家和画家，戴逵以一己之力改变了人们对绘画和雕塑的看法。此前，绘画和雕塑不为人所重，认为那只是一种工匠活儿。谢安为此还一度轻视戴逵。范宣最初也颇轻画家，但在看过戴逵的《南都赋图》后大惊。戴逵又作《竹林七贤图》，轰动了名士圈。

戴逵善绘，而雕塑更绝。

东晋时，佛教流行，寺院林立，但佛像模样往往都是印度化或西域化的，戴逵所做的工作就是将其“中国化”。东晋的著名寺院如灵宝寺、灵嘉寺、瓦官寺、东安寺等都留下了戴逵的作品。

在会稽灵宝寺雕塑佛像时，戴逵藏于幔帐后，偷听观众对自己作品的品评，以求改进，三年始成。现在，我们在寺院里看到的佛祖、菩萨形象，无不凝结着戴逵的心血。

戴逵曾以十年之力为建康瓦官寺雕塑五尊巨大的佛像，名士王濛感慨道：“此童非徒能画，亦终当致名；恨吾老，不见其盛时耳！”意思是，这孩子以后终能成大名，但遗憾的是我已经老了，没机会见到他盛时的样子了！

戴逵一生未仕。晋孝武帝时，征其为散骑常侍、国子博士，他拒而不从，从隐居地会稽剡县出逃于吴。皇帝被迫收回诏旨后，戴逵这才返回会稽。

作为一名隐士，戴逵不喜与权贵交游。武陵王司马晞慕其名，欲重礼邀其入府弹琴，戴逵愤而摔琴明志：“戴安道不为王门伶人！”

但他并不拒绝高官们的资助。

桓温幕僚郗超有个爱好，一听到有人隐逸，便花上百万钱为其建造寓所。

在剡县，他也为戴逵建造了一所超级华丽的别墅。戴逵欣然接受了。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戴安道、许询、支遁等魏晋隐士认为：隐居山林并不一定意味着就必须清贫，必须抵触富裕生活。在他们看来，隐居只是一种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跟富裕并不矛盾。

魏晋隐士超脱如此。

戴逵与王徽之最为交好。现在，心血来潮的徽之叫侍从备船，去拜访戴逵。

经一夜行船，黎明时，王徽之终于看到戴逵在河边的寓所。下船后，王徽之来到宅前，他慢慢抬起手，但那手掌好像跟历史有默契，因为终于没拍下去。他转身上船，又顺着原路回来了。后有人问其故，答：“我本是乘兴去的，兴尽了便返回，何必一定要见到戴安道？”

魏晋名士重情怀，更重情怀的自由。从容由性，讲求即刻。因为在他们看来，即刻就是永恒。我不愿意做我不想做的，我每一刻都为内心而活着。如果这世界上有一个神，那就是我瞬间的内心。戴逵家那门敲不敲已不再重要。手没有拍下去，不是做作，更非做戏，而是一种美到云端的情致。

只是，王徽之死后，这样的故事就永远没有了。

那天黎明，当王徽之再次站到船头，雪依旧下着，而风更加紧了。

滔滔河水，涤荡着一个人的灵魂。船头上的王徽之突然感到一种巨大的孤独。这孤独是没有来头的。

王徽之隐约记得，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时，父亲带他和弟弟献之一起参加了兰亭聚会。

那时候他还是个孩子。在兰亭的溪流边，数十位名士欢然而坐，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渐渐地，大家从欢愉到伤感，悲叹起光阴的流逝以及人生的渺小与无常。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人生的意义究竟何在。

现在呢？站在孤独的船头，王徽之举目寥廓的天地……

无论如何，雪夜访戴的故事完美展示和诠释了魏晋情怀，而不需要具体再去解释什么。

在缓慢的光阴中，王徽之等来了晋孝武帝太元十一年（公元386年）。

前一年，赢得淝水之战的宰相谢安已死；这一年，弟弟献之又大病。“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余亦卒。”

王献之死时，哥哥徽之并不知道，直至两天下来没有听到弟弟的消息，于是猜测献之已不在人世，但此时似乎并不悲伤。

随后，他驾车奔丧，一路情绪平静。

献之好琴，于是徽之入得灵堂后，据榻而坐，叫人拿来弟弟生前的琴，俯身弹奏，竟不成调，于是将琴掷地，方大哭：“子敬，子敬，人琴俱亡！”随后悲痛得昏了过去。

一个多月后，王徽之也死了。

这是令人动容的一段魏晋往事。

徽之索琴而弹，既不成调，不是琴的问题，而是拨弦之际，悲从中来，如何能畅然成曲？人琴俱亡，人琴俱亡，讲的既是琴已伴随献之去了，道出的又是徽之的悲痛。

魏晋之人，重视人的生命的宝贵。

这是对作为个体的人的价值的肯定，是对一个美好生命的最深情的留恋。这样的故事很多：顾荣平生好琴，及丧，家人以琴置灵床。张翰哭之，不胜其恸，遂上床弹琴，作数曲，最后抚琴悲叹：“顾彦先，你还能再一次欣赏这琴声吗？”言罢又大恸，不执孝子手而出。

回到王徽之和王献之，二兄弟是王羲之七个孩子中最著名的，兄弟感情也是最好的，尽管两个人的性格有很大不同：二人曾共读书，弟弟献之欣赏井丹高洁，而哥哥徽之则说：“井丹高洁，未若长卿慢世！”

后来，弟弟做到了中书令也就是宰相了，而哥哥则弃官归隐会稽，过着天高云淡的自由生活。

徽之献之，各得其所；而同年之中，生命共逝，令人唏嘘。

在生前，王徽之把魏晋风度推向最后的高潮。此后虽有谢灵运的纵情不羁，但他主要生活在南北朝，毕竟不是一个纯粹的晋人了。

<h2>青溪听曲</h2>

王子猷出都，尚在渚下。旧闻桓子野善吹笛，而不相识。遇桓于岸上过，王在船中，客有识之者，云是桓子野，王便令人与相闻，云：“闻君善吹笛，试为我一奏。”桓时已贵显，素闻王名，即便回下车，踞胡床，为作三调。弄毕，便上车去。客主不交一言。魏晋时人从容由性，不被世俗所累，所做之事在后人看来不可思议，但却又是合理的。这个理，只与初心有关。

还是王徽之。行船至京城建康的青溪边，尚未登岸。这时候，遇见桓伊乘车由岸上经过。

桓伊，字子野，来自桓氏家族，参与淝水之战，后任江州刺史。

桓伊为人清简高雅，不仅在军事方面极有建树，而且还是位流行音乐家：“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桓伊精音乐，尤善吹笛，著名古曲《梅花引》即《梅花三弄》，就是桓伊创作的，初为笛曲，后人改编为古琴曲。

桓伊是性情中人，《世说新语》中有这样记载：“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这就是成语“一往情深”的由来。

王徽之和桓伊相遇于青溪岸边，当时是东晋孝武帝太元八年（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后。

该战结束后不久，江州刺史桓冲死，朝廷以桓伊代之，其时王徽之为桓冲的骑兵参军，冲死后，徽之在弟弟中书令王献之的安排下，转赴建康任黄门侍郎，而桓伊则起程赴江州上任。

这次相遇有此背景。

此时，桓伊因淝水之战功名及身，非常显赫，已经封侯了。王徽之不管那一套。在此之前，他看到有锦车路过，问朋友：“岸上是何人？”

朋友答：“桓伊桓子野。”

王徽之素闻其名，知道他是当世超一流的笛子演奏家，于是跟朋友说：“你给我带个话过去，说王徽之请桓子野吹笛一曲。”

朋友感到为难：“这样不太好吧。您自是高门大族，但桓伊也不是一般人啊。淝水之战中，他与谢家子弟大破苻坚百万兵，功名赫赫，怎会停下车来随便给您吹笛子玩儿？况且您跟他并不认识，更谈不上交情。”

王徽之笑道：“君自可前去传话，其他就不用管了。”

朋友疑惑地看着王徽之，最后上岸拦住车队，硬着头皮把意思跟桓伊说了。

桓伊问：“船上是哪位？”

朋友道：“王徽之。”

桓伊听后，侧目向船，直视良久。

王徽之那位朋友以为人家怒了，便吓得一路小跑回到船上。

此时，王徽之已登船头，那位朋友还在惶惑间，岸上已有悠扬的笛声传来。

王徽之临风而立，闭目欣赏。

朋友回望，只见桓伊坐在胡床上，两手抚笛，横至嘴边，面色悠然地吹着，是其原创曲子《梅花引》，深情忧伤，一如青溪水，流淌在人心间。吹完，桓伊上车而去，王徽之亦不表示感谢，客主没说一句话。

一个提出无理要求，一个从容应允，弃约定俗成之礼，只由心中性情。你想听，我来奏。曲终了，擦肩过，何必交一言？

说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在繁文缛节的人生和时代里，学学桓子野和王徽之，或仅仅把东晋青溪岸边的一幕留于心中，也是好的。

<h2>何常之有</h2>

简文崩，孝武年十余岁立，至暝不临。左右启：“依常应临。”帝曰：“哀至则哭，何常之有？”任诞放旷、率性而为，魏晋之奇异，表现在自由的普遍性上：从皇帝那里就讲率性，你又如何让下面的名士们不这样？

东晋简文帝司马昱死了，孝武帝司马曜即位。

守丧期间，按传统礼数，每到一个时刻，孝子都要在棺材前放声大哭。

这一天，天色将晚，宫殿里陈着漆黑又华丽的棺材，但司马曜仍没来灵堂哭，负责孝礼的官员前去寻找皇帝，发现这少年皇帝正在游华林园，便提醒：“陛下，按规矩，您应该去哭了！”

司马曜听后很别扭，回头说：“一个人哀伤了自然会哭，这种事怎么还有死规定？”

一个时代的可爱与伟大莫过于此。

司马曜的时代，发生的最大的事件，是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依靠宰相谢安和北府兵，东晋以少胜多打败苻坚的前秦帝国。

作为东晋倒数第三位皇帝，司马曜在龙椅上坐了二十四年。年头不算少了。淝水之战后，谢安被排挤出朝，很快病逝。此时的朝廷，皇族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专政，东晋开始陷入末年的混乱。

太元末年，长庚星也就是金星骤现，司马曜甚恶之，因为在古时这被认为是凶兆。入夜后，他在华林园饮酒，举杯对星云：“长星！劝尔一杯酒，自古何时有万岁天子？！”

这是一个皇帝的忧伤。

皇帝万岁，及至后来“万岁”成了皇帝的代名词，于是很多皇帝就真的相信了：他们是皇帝，是天之子，是不死的！但你看人家晋孝武帝司马曜多明白：什么万岁万岁万万岁？古往今来，哪有长生的皇帝？

司马曜如此伤感。

只是，他的人生末路，就不能用伤感来概括了。

那是太元二十一年（公元396年）九月，这位皇帝迎来了死亡前的最后一刻。

先看看《晋书》的记载：“时张贵人有宠，年几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当废矣。’贵人潜怒，向夕，帝醉，遂暴崩。时道子昏惑，元显专权，竟不推其罪人。”

司马曜爱酒，是晋代皇帝中最能喝的。

这一次，司马曜跟妃子张贵人对饮。司马曜的皇后早死，他最宠爱的就是这位贵人。他确实喝多了，随口开了句玩笑，说：“贵人！你已快三十岁了，以这个年龄，小心被废了哟。”

张贵人听后大惊，怎么呢？因为她信以为真了。

入夜后，中国古代后宫离奇的一幕出现：在张贵人的指挥下，两个胆子更大的宫女，用厚厚的被子，把酒后昏睡的司马曜活活闷死了。

何常之有！

那句话，终为孝武帝的死做了一个注脚。

当然，这不是最离奇的。第二天，张贵人向大臣宣布：皇帝魇崩。

就是说，皇帝在睡梦中突然死去啦。最离奇的是，大臣们听后，还就都相信了，对皇帝暴死没进行任何调查。专权的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也无意追究。他们开始忙活新皇帝的即位。

或者说，这是他们希望的局面。

因为新皇帝，也就是司马曜的长子司马德宗，是一个智力低下的皇帝。如果龙椅上坐的是白痴，那么他们父子也就更好专权了。

大约是这样的。至于晋安帝司马德宗什么样，对比一下吧：

如果说当年的晋惠帝不太明白青蛙为什么叫，搞不懂百姓饿死前为什么不喝肉粥，那么司马德宗则表示：自己最大的困难，是不知道每顿饭后自己到底有没有吃饱。此外，另一个困难就是：冬天和夏天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东晋就是这样完的。

<h2>吃羊去</h2>

罗友作荆州从事，桓宣武为王车骑集别。友进，坐良久，辞出，宣武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答曰：“友闻白羊肉美，一生未曾得吃，故冒求前耳，无事可咨。今已饱，不复须驻。”了无惭色。罗友是襄阳人，少时家贫，性好美食，为人不拘小节，后官至广州刺史和益州刺史。桓温为荆州刺史时，罗友在其幕府，出任从事一职。

这一天，桓温为王导之子车骑将军王洽开欢送宴，满桌荆楚美食。由于级别不够，罗友本是没机会参加这个局的，但大家刚吃了一会儿，就看到他急匆匆进来了，随后找了个位子坐下，眼睛不时环顾左右。

桓温以为罗友有要事禀报，就放下筷子。过了好一会儿，罗友也没说什么，而是在那里大吃起来。王洽很好奇，看了看桓温，后者耸了一下肩膀，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又过了一会儿，罗友起身欲走。

这时候，桓温再也忍不住了，说：“罗从事！”

罗友回过头来，擦了擦嘴角的油水。

桓温说：“我看你刚才急匆匆地进来，有什么事情禀报吗？怎么还没说就要走？”

罗友朝桓温抱拳施礼，说：“也没什么事，我早就听说白羊肉味道鲜美，但以前从未吃过，今天您给王将军饯行，我听说准备了蒸白羊，就前来尝尝是什么味道。现在吃饱了，我该告辞了，你们接着吃。”

罗友说话时，了无愧色。

桓温捋着胡须，望着自己的这位幕僚，不住地点头，意思好像是：这么回事啊？又像在自责：跟了我那么多年，居然连白羊肉也没吃上。桓温看了看王洽，后者笑而不语。

就这样，罗友来了，吃了，然后走了。

其他没有什么好说的。

<h2>拿酒来</h2>

桓南郡被召作太子洗马，船泊荻渚，王大服散后已小醉，往看桓。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桓乃流涕呜咽。王便欲去，桓以手巾掩泪，因谓王曰：“犯我家讳，何预卿事！”王叹曰：“灵宝故自达！”桓温少子桓南郡即桓玄，字灵宝，到二十三岁时才被朝廷征召为太子洗马一职。

去京城建康奔赴任，船过江陵，停在荻渚岸，荆州刺史王忱前来探望桓玄。当时，他刚服过五石散。上船后，桓玄为其设冷酒，王忱半躺着身子笑道：“让我喝冷酒？要我命也。上温酒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