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帝王亦名士</h2>

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魏晋士族是由东汉中期的豪族演变来的，进而成为累世为官的世族，从此士人完成了贵族化，也使中国进入门阀政治时代。虽然魏晋时客观上仍存在一个寒士阶层，但唯一的现实是：这几百年，门阀士族和他们的文化与风尚才是绝对主流。

王仲宣即“建安七子”之一的诗人王粲。王粲，山阳高平（今山东微山）人，文采斐然，深受魏文帝曹丕喜爱。他死去时，曹丕大为悲伤，亲临灵堂，对身边大臣说：“王粲在时，喜欢听驴叫，你们可各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

东汉后期和魏晋的名士率性不羁，情之所来兴之所来，是无所束缚的，很多名士都喜欢听驴叫。比如，东晋名士孙绰、孙统的祖父孙楚。

年轻时，孙楚隐而不仕，想对挚友、老乡王济说：“我当枕石漱流，做个高逸的隐士！”没想到一激动说成“漱石枕流”。

王济笑道：“流可枕？石可漱？”

孙楚笑，将错就错，让那口误转为名言：“有何不可？所以枕流，是想洗耳；所以漱石，是想砺牙！”

及至四十岁以后，孙楚才为官，其风刚毅，每多直谏，有可能是第一个质疑当时的选官制度九品中正制的人。孙楚推崇王济。王死后，孙楚非常伤心，对着棺椁说：“王武子！你生前最爱听我学驴叫，现在我就再为你叫一次！”

于是灵堂上顿生驴鸣。

前来吊唁的宾客无不掩嘴而笑，孙楚抬头道：“为什么死的是王济这样的英才而不是你们！”

现在，王粲喜欢听驴叫，皇帝曹丕在灵堂上也要大臣一起学驴叫。

可以设想，约一千八百年前，在王粲的灵堂上，驴叫声此起彼伏，是何样的情形。虽然是皇帝发话，但中间却无强迫成分，意义就在这里。

曹丕本人有没有学驴叫？当然。

不拘儒家的传统礼法，从皇帝那里就这样做了，一个时代的风尚安能不变？

看上去，貌似魏晋人爱好奇特，实则是亲近心性的结果，由此才可以无拘无束、自由畅达。再比如，东晋玄学家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另一名士袁山松好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松柏，本逝者之树；挽歌，亦逝者之歌。这两者，本身已森然，而却成爱好。

现在，我们无法理解的，便是当时见怪不怪的。或者说，我们之所以无法理解，是因为心性早被规矩框死。而魏晋于我们的意义，即在于破除内心的樊篱。

最后，还是说说曹丕吧。

击败弟弟曹植，接过父亲曹操开创的天下，曹丕代汉而建魏，这是三国时代真正的开始。

曹丕做皇帝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九品中正制”。

这个选官制度是来自“士之汪洋之地”颍川的大臣陈群建议的。

皇室曹家背景寒微，在曹操时代，枭雄强调“唯才是举”，这也符合其贵刑法之术的特点。到曹丕这里，好黄老之术，采取了陈群的建议，九品中正选拔官员的制度确定下来。对陈群来说，他当然要为士人代言；曹丕呢，本意想把父亲选拔人才的方式制度化，但结果是：九品中正制成了士族垄断仕途的制度保证和法律依据。

九品中正制，简单地说就是把人才分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朝廷在各州郡设立“中正”这个职位，担任“中正”的人，工作只有一个，即围绕着出身、德行和才华评议人物，然后向上级举荐。

在这个选官制度中，“中正”这个角色最重要，即对某一地区的人物进行品评的负责人，由各郡长官推举产生（西晋后由朝廷中的司徒选授），或由朝廷里的官员兼任，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士族。品评人才的内容有二：一是家世，二是品行才能。

九品中正制的出发点是好的，除看出身外，还注重人的德才。不过，进入西晋，大小“中正”已经完全被世家大族把持，出身不好的寒门子弟要想干出一番事业，真是忒难了，难怪左思忧愤成诗，在《咏史》中骂了一通门阀政治：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h2>竹林七贤</h2>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永嘉乱起，中原士人纷纷渡江，在寄居江东之后，思念和追想曹魏、西晋时的旧人成为普遍的情绪，在感怀中渐渐有了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这样的划分。

东晋学者袁宏曾作《名士传》，系统地将先前的名士做了一番总结：“夏侯太初（夏侯玄）、何平叔（何晏）、王辅嗣（王弼）为正始名士，阮嗣宗（阮籍）、嵇叔夜（嵇康）、山巨源（山涛）、向子期（向秀）、刘伯伦（刘伶）、王浚冲（王戎）为竹林名士，裴叔则（裴楷）、乐彦辅（乐广）、王夷甫（王衍）、庾子嵩（庾敳）、王安期（王承）、阮千里（阮瞻）、卫叔宝（卫玠）、谢幼舆（谢鲲）为中朝名士。”

至于“竹林七贤”这一称呼，最初见于东晋历史学家孙盛所著的《魏氏春秋》：“（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

再后来，戴逵作《竹林七贤论》，这一称谓便固定下来。也就是说，竹林七贤是东晋时才被命名的。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名士团体是怎么形成的。

看一下历史背景：

曹操之子曹丕篡汉后，当了几年皇帝。

接下来，做皇帝的是其子曹叡。这十来年，魏国的权力还是控制在曹姓皇帝手里的。其间，他们依靠司马懿对抗蜀国诸葛亮的不断攻击和骚扰。

曹叡死后，司马懿、曹爽并为辅政大臣。此时的皇帝是少年曹芳。很快，曹爽将司马懿排挤出朝。后者于是韬光养晦，以静制动，悄悄等待时机进行反击。

正始十年（公元249年）春，曹爽带着少年皇帝和几乎全部朝臣，出洛阳城去祭奠先祖。司马懿闻报后，以七十岁的垂垂老矣之身，发动“高平陵之变”，一举捕杀了曹爽及其亲信，架空了魏帝曹芳，从此大权尽归司马氏父子。

如果曹操地下有知，面对这个结局，他会作何感想？

假如曹操和司马懿对决，在权谋上，两个人谁更胜一筹？

现实是：曹操早就死了，他的子孙在强大的司马氏父子的压迫下，被凌辱得喘不过气来。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和司马昭兄弟相继掌权，魏国皇帝形如傀儡。其间，魏帝和某些大臣曾意图反抗，但最后都被智力过人的司马兄弟击败，皇帝或被废或被弑，曹氏阵营中包括何晏、夏侯玄在内的一些名士和大臣也相继被杀。

这就是人们印象中魏、晋易代之际“天下多故”而“名士少有全者”的由来。

于是，以往的史家用“高压政治”来形容司马氏掌权的时代，导致很多人认为这个家族总在杀名士。在这种愚蠢的既定观念下，很多人觉得：魏国的大臣和名士，一定都对司马氏恨之入骨，都是反对司马氏的。

其实呢？

这完全是错觉。

当年曹操杀杨修杀孔融杀边让借刀杀祢衡，为何不说是“高压政治”？为什么到了司马家这里就成了“高压政治”？

司马家杀何晏，纯粹因为他是曹爽集团的人；杀夏侯玄，则是因为他属反对司马家政变集团中的一个链条；杀嵇康，情况虽然稍有不同，但也因其挑战了司马昭的执政理念（加上嵇康本身也是曹魏家的驸马），仍没达到“镇压名士”的程度。

这样说吧，魏国的曹家皇族来自寒人阶层，而司马家是汉朝以来最纯正的高门大族。在曹魏时代，发端于东汉中期的门阀士族观念已越来越深入人心。当时，朝中绝大多数重臣都有士族背景。

换个说法，从出身上讲，魏国朝中大臣多跟司马氏是一条战线的。

此外，从曹操时代起，治国风格就是严苛的，带有浓重的法家思想。士族出身的大臣们呢，更多则倾向于宽简无为的政治理念。从这个角度来讲，他们恰恰是反对曹家皇帝的。

所以，当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后，这些名士出身的大臣立即转到他们这边。

而曹家，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当然，也确实有反对派，或默默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但数量，远没后人想象的那么多，更不是主流。反过来推论，司马家根本不存在诛杀名士的偏好。

七位名士的竹林之游有着以上大背景。

竹林七贤会集大约起于正始五年即公元244年以后，主要活动于嘉平年间（公元249—254年）。此时曹爽刚刚获诛，司马氏父子正在洗牌，魏国朝野有些乱，于是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四个河南人，两个安徽人，一个山东人，在机缘巧合下，碰到了一起，他们啸聚竹林，索琴饮酒，纵情不羁，口言老庄，心怀玄远，以老庄之道慰藉当世情怀。

蔑视礼法的七人，往已经倾颓的儒家危楼上推了一把，于是它便轰然倒塌了。

竹林七贤的活动地点是山阳县，也就是现在的河南焦作境内的修武县（云台山地区）。

修武位于魏国都城洛阳之北的河内郡。当时的河内郡风景奇秀，洛阳的显贵们纷纷在这里修建别墅，一到休闲日，便从洛阳来河内度假。其中的山阳是河内的中心，被废黜的汉献帝刘协即以山阳公之位居住在此。

住在山阳的，有老家是安徽的嵇康和刘伶，以及老家是山东的王戎。同在河内郡而不在同一县的还有怀县人山涛和向秀。陈留人阮籍家在洛阳，但极有可能在山阳建有别墅。他的侄子阮咸，一直跟着叔叔生活。

竹林七贤能聚在一起，关键人物是山涛。

山涛在正始五年即公元244年的时候，正在山阳做小官，其间他结识了青年才俊嵇康，后又认识了阮籍，并把阮籍介绍给嵇康，三个人携手入林。接下来，山涛推荐了老乡向秀，阮籍则把侄子阮咸和当时还是少年的王戎带了进来，至于刘伶呢，大约是闻着酒味来的。

七个人在竹林中啸聚清谈、喝酒、弹琴，遗世而独立，不醉而不归，名声渐渐大振。

关于竹林七贤，有个核心或者说领袖问题。

团体核心当然是最初的三个人：阮籍、嵇康和山涛。

这没有争议。个体核心呢，有人认为是阮籍，有人认为是嵇康。后世更多的人，认为年龄并非长者的嵇康为七人之首。

这仍是错觉，或者说，是出于对嵇康的偏爱。

因为他太刚直，死得又太有风骨，而且那么华美。去除偏爱，我们会发现：竹林七贤真正的领袖，仍是具有诗人身份的阮籍。

他们活动的地点主要在嵇康的庄园，具体位置在山阳城东北的一片竹林旁。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魏步兵校尉陈留阮籍，中散大夫谯国嵇康，晋司徒河内山涛，司徒琅邪王戎，黄门郎河内向秀，建威参军沛国刘伶，始平太守阮咸等，同居山阳，结自得之游，时人号之为‘竹林七贤’。向子期所谓山阳旧居也，后人立庙于其处，庙南又有一泉，东南流注于长泉水。郭缘生《述征记》所云：‘白鹿山东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时有遗竹焉。盖谓此也。’”

竹林七贤中，阮籍狂放不羁、颓废伤感，有浓郁的厌世主义倾向，具有诗人、饮酒爱好者和玄学家多重身份，代表作有《咏怀诗》八十二首、《大人先生传》、《达庄论》。阮籍先后做过司马懿、司马师和司马昭的幕僚。面对曹家和司马家的纷争，他也许有看不惯的地方，但却没有强烈的站队意识，只是心怀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嵇康呢，刚直高傲，是思想家、文论家兼打铁爱好者和音乐演奏家，代表作为《广陵散》、《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琴赋》、《幽愤诗》、《难自然好学论》、《养生论》。他是魏国的驸马。从这个角度说，不管他想与不想，他都是曹魏阵营的人。但这时候，曹魏的权力已经被司马氏所夺。他进退维谷。对司马兄弟和一些名士向两兄弟攀缘的做法，他是越来越看不惯了。

山涛深沉，如裴楷所说：“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

刘伶放旷，阮咸狷率，向秀秀彻，王戎聪颖。

至于这七个人的生命结局：嵇康最终被司马昭所杀；阮籍放纵不羁，但其行为一次次为司马昭所容，得善终；刘伶和阮咸，一个纯酒鬼，一个酒鬼兼音乐家，后皆不知所终；向秀一度为官，终于无为，后来事迹不甚清楚，但为我们留下《庄子注》；王戎和山涛仕途显赫，都成为西晋的重臣，官至宰相级别的三公。

我们会依据自己的好恶来评定竹林七贤。

但在晋代，名士们对这七人是不做优劣上的评论的。

比如，北府兵名将谢玄等人想评论一下，被叔叔谢安制止，他告诉侄子：“从先辈开始，就不去评论七贤的优劣，这是个传统！”

从谢安的话中可以看出，对竹林七贤，名士们是无比尊重的 。

前面提到过名士由东汉向魏晋转型的时代背景。但如果仅仅说因为魏晋是乱世，当时篡弑频繁，士人朝不保夕，内心比较痛苦，反映到外在行为，即放旷不羁，也是不足为凭的。因为，如果说魏晋乱世，篡弑频繁，那么五代十国比之于魏晋如何？当时怎么没出现如魏晋一般的风尚？

实际上，魏晋风尚的诞生，跟门阀士族盛大和皇权衰退有紧密关系。

同时，汉武帝时建立的独尊儒术的根基还未牢靠，以老庄之说为底色的玄学应运而生，动荡的时局和生命的无常确实也唤醒了士人心中对个体价值的重新思考。在几重背景下，嵇康才可以喊出“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这样惊世骇俗的口号。

虽然不能说魏晋风度就是竹林七贤的风度，但七贤开辟的精神道路，初升于山阳的竹林，最后如光霞般在魏晋的山水间蔓延开来，进而为中国历史打造出一个绝无仅有的瑰奇而迷人的时代。其高逸的精神追求和不羁的处世方式，更是绝大影响了后世士人，并在他们心中打下不可磨灭的烙印。

<h2>一个厌世者的孤独</h2>

阮籍遭母丧，在晋文王坐，进酒肉。司隶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阮籍以重丧显于公坐饮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风教。”文王曰：“嗣宗毁顿如此，君不能共忧之，何谓？且有疾而饮酒食肉，固丧礼也。”籍饮啖不辍，神色自若。阮籍的邻居是个美妇，开了个酒肆，阮籍时常拉着竹林七贤中最小的王戎去那儿喝酒，每每大醉，倒眠在妇人身旁。其夫初疑阮籍有所不轨，但观察多日，见其并无他意。

后人评此事，多讲阮籍坐怀不乱。

其实哪有那么简单。

宗白华先生说，晋人风神潇洒，不滞于物。

阮籍醉卧美妇的大腿边而无他意，除说明阮籍的人格伟力外，想是更多地道出魏晋名士对美的超脱感。那香艳的身躯在阮籍看来是美的，但不是来自感官下的肉欲美，而是来自生命本身的美。

又，阮籍的嫂子回娘家，籍与之告别，有人讥讽，籍冷笑：“儒家之礼岂是为我们这些人设置的？！”

好一个公然的反问！

这种对传统礼教的反叛和颠覆，对率真诚挚情怀的向往与追逐，千年后仍震烁着人们的内心。

阮籍是当时最出色的诗人，但后人谈起他时，更青睐于他惊世骇俗、鄙视儒家礼法的快意故事。他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魏晋名士的特点在他身上基本上都能找到：好老庄，谈玄学，不屑于儒家礼法，好酒能琴又能啸，放达不羁，且有深情。此外，还有士林可以接受的保身之道。

竹林领袖阮籍，字嗣宗，是“建安七子”阮瑀之子，河南陈留尉氏（今河南陈留）人，生活在曹魏末年。《晋书·阮籍传》：“籍容貌瓌杰，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或闭户视书，累月不出；或登临山水，经日忘归。博览群籍，尤好《庄》《老》。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

史上说阮籍有济世之才，但由于时局多乱，不得不把自己埋得很深。

阮籍之父阮瑀深得曹操欣赏，但阮籍却一连两次辞去曹家给的官，没因父亲的关系而跟曹家走得更近。当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歼灭诸曹及其党羽后，时人皆称阮籍有预见力。司马懿慕其才，这一回阮籍没拒绝。或者说，对司马氏，他本来就不太反感。随后，阮籍在司马师幕府中做事，曾为散骑常侍，又为东平太守。

司马师死后，阮籍又被司马昭引入幕府，颇受礼遇。

这样说吧，同样一件事，别人做司马昭会发火；但阮籍做呢，一点事儿也没有。

司马昭属于那种既聪明又有铁腕的人。标榜以名教和孝治天下的他，之所以一再纵容与袒护阮籍违反礼教的行为，除了显示自己的政权对名士的态度外，还有一点：他是真的喜欢阮籍。

司马大将军和阮籍在心灵上有一种默契（这也是后世很多人指责阮籍的原因）。

阮籍在司马昭的幕府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有那么一年，他得知步兵校尉府中有好酒，便求其职，司马昭欣然应允。

后人推测阮籍求步兵校尉的举动是为避开司马氏的猜疑。理由是，这个职务既离皇帝远，又没实际军权。

其实，这完全是替古人操心了。为什么阮籍就不可以仅仅因为那里有好酒而去做步兵校尉呢？后人总是把当时的事想得很复杂。

魏晋易代时政治环境有点危险，但却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

何况，他面对的司马昭是如此欣赏他。对此，阮籍的态度是：在政治上，不以司马家为对手，但也不主动参与司马家的事，与之保持着一种微妙的若即若离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后世有人推测阮籍太狡猾，一度担心司马家被曹家逆转后惹祸上身，所以也不愿意被大家认为他是司马昭的人），以致在昏醉中婉拒了司马昭求亲，最后使得这位大将军有这样的印象：“阮嗣宗至慎！每与之言，言皆玄远，未尝臧否人物。”

正因如此，即使阮籍放浪形骸，经常做出一些违背儒家礼法的事，最终也能为司马昭所容忍。比如在其局上，昭居中，幕僚大臣分坐左右，一个个都神姿严正，只有阮籍劈着腿，啸歌酣饮，旁若无人，所谓“晋文王功德盛大，坐席严敬，拟于王者；唯阮籍在坐，箕踞啸歌，酣放自若”。

有一年，阮籍母亲去世。在司马昭的局上，阮籍照样吃肉，一样饮酒。大臣何曾在座，站起身，对司马昭说：“明公以孝治天下，而现在，阮籍丧母，却违背礼教，饮酒食肉。这样的人，应流放到遥远的地方，以正风气。”

司马昭低头想了想，抬头说：“嗣宗因母丧，致精神委顿如此，你不能与他分忧，这是为什么？况且，有疾在身而饮酒食肉，原本也是符合相关礼法的。”

阮籍似乎没听到二人的对话，依旧饮食不辍，神色自若。

司马昭处处为阮籍说话。后者与这位大将军若即若离的关系和处世方式，也深深影响了后代士人：在内心世界，保留自己的田地；在权力面前，做到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说，阮籍成为精神逃亡者的隐秘宗师。

但阮籍常有而司马昭不常有。

阮籍爱酒，清醒时，放旷不羁；喝醉时，整日昏昏。

真的是这样吗？

东晋名士王忱，最慕阮籍风格，曾说过这样一番话：“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这个说法是很到位的。但是没人知道，其中包含的，是对这个世界的深深的厌恶。

阮籍一度有很高的心气。

他曾登广武楚汉古战场，发出千年一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阮籍胸中的垒块，郁积的不仅仅是魏晋间的一些事，更有个人抱负在时光中渐渐自我消磨而生出的兀自悲叹，以及人生中多少事身不由己的扼腕叹息。

阮籍的人生哲学来自庄子，对倾轧无常的官场不那么喜欢，但又不得已而置身其中，有一种自我价值的泯灭感和压抑感。

作为一个厌世者，阮籍是孤独的。

东晋孙盛《魏氏春秋》记载：“阮籍常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

独自驾车遇穷途而哭，因为前面没有路了。孤独如此，孤独如此。在人生的很多时候，无望比绝望更可怕。

对阮籍来说，无望的是什么呢？

千万不要理解成因为晋要代魏了。阮籍胸中，有无法自释的块垒，它只是关于生命本身。那么，对阮籍来说，除了喝酒外，他有没有办法，在一些时候化解这块垒？

史上记载，阮籍善啸，百步之外，都能清楚地听到。

当时，苏门山（在今河南辉县）中有隐者莫知姓名，称为苏门真人，被砍樵者传说。阮籍好奇，便独自驾车前往。

到山下，阮籍弃车攀山。

苏门山不是很高，海拔不到二百米，没多久，就远远望见峰顶处，有一人抱膝而坐。阮籍登顶，上前与那人对坐，对方面无表情。

阮籍是何等人物，见过酷的，但没见过比自己还酷的，于是与之论上古玄远之道。那人寂然无语，只是呆呆地看着阮籍。阮籍随后又问其修身养性之术，那人仍不作答，只是用眼珠凝视着阮籍，一动也不动。

后来，阮籍不再说话，也与那人对视。

时间分秒过着，暮色渐起山间。阮籍再凝神向对面望去，那人仍无表情。在某个瞬间，也许吓了阮籍一跳，随后忽有所悟，于是对之长啸。

那人突然笑了，说：“你可以再啸一次。”

阮籍于是又啸了一番，兴尽下山。行至半山腰，忽闻山上传来清远之声，响彻山林，回头望去，啸者正是那苏门真人。

苏门真人即魏晋著名隐士孙登。

史上的孙登是个神人，性无喜怒，一度隐居苏门山。有人为试其性，将其扔到湖中，想把他激怒，但孙登在湖中游了一会儿，便爬上岸来，大笑着离去了。

未解魏晋精神之真谛者，往往认为故事中的“啸”只是个人爱好，跟三国诗人王粲喜欢听驴叫、东晋皇帝司马昱喜欢看老鼠爬一样没什么区别。至于孙登不与阮籍交谈，也仅仅是隐士奇行而已。或者说，“啸”是道家的一种养生之道。

其实，阮籍与孙登的故事，从侧面道出魏晋时的一种观点：言不尽意。

人们赖以交流的言谈话语，实际上是不能完全穷尽地表达人的思想及本意的。

既然言不尽意，那便不如不说。阮籍在后来琢磨出孙登沉默的缘由：两个人坐在山顶，林木莽然，天人合一，又有什么可说的？说些什么才能讲清楚此刻的心旨？言不尽意而啸尽意，它自能抵达玄远幽深之境，而两啸相应，正是神明之交。

对阮籍来说，在一些时候，这长啸亦能化解自己胸中郁积的块垒。

当然，作为那个时代最出色的诗人，真正能叫阮籍抒怀的还是诗歌。

阮籍给后世留下了两笔遗产：一是他的处世方式，二是八十二首立意隐晦的《咏怀诗》。从诗中，可以读出一个厌世者在千年前孤独的哀伤：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阮籍的咏怀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珍品。

它不同于先前慷慨悲凉的建安诗歌，其叙事和抒情更为私密化。

由此，将中国的古典诗歌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是至为关键的一步。这样说吧，无论是文学建树，还是处世方式对后代士人的影响，阮籍都是远远超越嵇康的。

晋朝建立前两年的公元263年，厌世的诗人终于孤独地死去。

<h2>刘伶纵酒</h2>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现在，可以说说魏晋时的职业酒鬼刘伶了。

刘伶的酒量有没有阮籍大，这一点还真不敢确定。但有一点没有疑义，那就是：他对酒的热爱，在纯粹度上，要超过阮籍。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史上记载：“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

不但矮，亦可谓绝顶丑男了。

刘伶给我们的印象是很滑稽的，其实他并不是个很外向的人，平时沉默少言，只与阮籍、嵇康、山涛等人交好，携手入林，终日酣畅。

刘伶纵酒放达，脱衣裸形在屋中，有人见之便予讽刺，刘伶答：“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为什么跑到我的裤子里来了？”

如果这算骂人的话，那也真够损的了。

魏晋名士与酒的关系，是很奇妙的。很多时候，他们须借酒而达到超脱高远的境界。

刘伶喝酒很凶，正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他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带着锄头跟在身边，说：“死便埋我！”

摊上这样一个老公，做老婆的可算倒霉了。

最后，刘伶的老婆真急了，把他的酒器都给毁了，哭劝道：“夫君啊！你喝酒太过，非养生之道，就算我求你了，一定要戒啊！”

刘伶说：“好呀！但我自己不能戒了，只有当着神像发誓才能戒！你准备点酒肉祭品去吧。”

老婆大喜。

在神像前，刘伶发誓：“天生我刘伶，因酒而来，喝一斛酒用五斗酒浇醒！妇人之言，实不可听！”

随后，刘伶又一顿大喝，醉倒在地。

对刘伶的老婆来说，生活是个悲剧。超级酒鬼刘伶居然也曾为官，做了什么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年，朝廷有收敛放旷之风而恢复儒家传统的意思，向天下士人求施政良策，刘伶建议“无为而治”，于是被罢官。

在留下一篇《酒德颂》后，他乘着鹿车淡出了我们的视野：矮小的背影，渐行渐远，不知所终。

刘伶的《酒德颂》文不长，录于下：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为扃牖，八荒为庭衢。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止则操卮执觚，动则挈榼提壶，惟酒是务，焉知其余。有贵介公子、搢绅处士，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乃奋袂攘襟，怒目切齿，陈说礼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奋髯箕踞，枕麴藉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怳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二豪侍侧焉，如蜾蠃之与螟蛉……”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说的是刘伶吧。

一个什么都没干过的人，仅仅靠喝酒而名垂青史，刘伶，可以了。

<h2>小阮的故事</h2>

阮仲容先幸姑家鲜卑婢，及居母丧，姑当远移，初云当留婢，既发，定将去。仲容借客驴著重服自追之，累骑而返，曰：“人种不可失！”即遥集之母也。当然，很多人都知道，有一种古典乐器，名叫阮。其实，这种乐器的全名叫阮咸。阮咸，一个人的名字。谁呢？阮籍的侄子，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

本条中的阮仲容即阮咸，在竹林七贤中酒量排在刘伶和阮籍后面，位列第三。爱喝酒的同时，他也是知名的音乐家，在为我们留下了一件乐器、一个成语，以及一个关于一夜情的故事后，悄悄消失在历史深处。

阮咸在竹林七贤中最无风头，内向寡欲，只是跟着叔叔阮籍，与大家一起喝酒，乐呵乐呵，没太多的想法。

入晋后，阮咸曾任散骑侍郎，一个闲职；又为始平太守，为官不视事。后山涛荐其入吏部，没成功，因为，皇帝司马炎听说此人太过虚放。

作为那个时代的音乐家，阮咸深熟音律，尤善弹琵琶，代表作《三峡流泉》。

琵琶是从西域古国龟兹传入中原的，阮咸将其改造，创造出一种新的弹拨乐器，后来被称为“阮咸”，简称“阮”。

以一个人的名字而命名一种乐器，似乎只有阮咸享有了这种荣耀。

关于阮咸的故事，虽然不多，但却足够惊人。

按照魏晋风俗，七月初七，要在庭院中晾东西，其他人家皆有绫罗可晾，而阮咸在院子里挑着晾了个粗布裤衩，人问之，答：“未能免俗！”当然，里面充满讽刺的味道。

阮咸跟族人饮宴，不用一般的酒杯喝酒，而是围坐在酒瓮旁，用大瓢舀酒狂饮，时有群猪拱来也要喝酒，阮咸并不驱赶，与群猪共饮。关于魏晋名士与酒的故事，在这里达到极致。

最后，便是一夜情事件。

这个故事与阮咸“内向寡欲”的形象不是很吻合，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故事是这样的：

阮咸的姑母来阮家度假，身边的鲜卑族丫鬟很漂亮，随后的细节就不必说了。姑母在阮家住了差不多两个月。这期间，阮咸的母亲死了。办完丧事，姑母要带着鲜卑女回家。在前一个傍晚，鲜卑女偷偷把阮咸拉到小河边，轻抚着肚子，说：“阮郎，你明白了吧？”

等阮咸终于明白后，说：“放心吧，我会跟姑母说的，把你留在我身边。骗你的话，就叫我掉进酒缸里淹死好了。”

鲜卑女冷笑：“少来，你不最爱喝酒吗？”

后来，做姑母的，还真答应了阮咸的要求。不过，临走时又变卦了，把鲜卑女带走了。当时，正有客人在阮家造访，按本条所述：“……仲容借客驴着重服自追之。”可以推测，那位客人是王戎。因王身材矮小，不善骑马，而喜骑驴。

阮咸听说鲜卑丫鬟又被姑母带走了，很着急，扔下了王戎，出门跨上驴，身着孝服一溜烟地追了去。在一个岔路口，终于把姑母一行追上。他一把将那鲜卑女拉上驴，二话没说，掉转驴头便走。

回家后，阮咸对王戎说：“谢谢你的驴。”

王戎笑：“为一个鲜卑女，值吗？”

阮咸答：“人种不可失呀！”就是说，鲜卑女肚子里有我的孩子，怎么能不要呢？

鲜卑女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后来的名士阮孚，一个汉胡混血儿。他字遥集。阮咸起的这个字，当然是有讲究的，典出王延寿《鲁灵光殿赋》，其中有这样一句：“胡人遥集于上楹……”

阮遥集，名孚，是阮咸的次子。

阮咸的长子叫阮瞻。《世说新语》记载竹林七贤后代特点如下：“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

由此可见，在竹林七贤诸子中，最有才华、最著名的是阮瞻。

相比于阮瞻，也许阮孚太爱喝酒了。父亲阮咸名列竹林七贤，阮孚则位居八达之中。这八达，还包括谢鲲、桓彝、光逸、毕卓、羊曼、阮放和胡毋辅之。他们以喝酒为乐事，追慕竹林之风，裸聚狂饮，令人侧目。

作为八达之一的阮孚，酒量肯定没问题，不是这里面最大的，也跌不出第二名。西晋时他为散骑常侍，曾摘下帽子上的貂饰去换美酒，所谓“金貂换酒”。

不过，他最大的爱好，还不是喝酒，而是收集鞋子：“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并恒自经营。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诣祖，见料视财物，客至，屏当未尽，余两小簏，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闲畅。于是胜负始分。”

阮孚在永嘉南渡后为安东参军，爱鞋的他“恒自经营”，把收藏的鞋子都编上号，什么样的鞋子最酷，什么样的鞋子最舒服，鞋子怎么保养；或者说，市面上又出什么新款了，阮孚往往闻风而动。

在穿鞋方面，他是那个时代的潮流引领者。

尽管阮孚的奇特爱好遭到妻子反对（毕竟家里到处都是鞋了），但他还是乐此不疲。与此相比，祖士少好财，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祖士少，即闻鸡起舞的那位祖逖的弟弟祖约。两个人都为物所累，一时间人们难以评判谁高谁低。

后有人拜访祖约，祖正在打理珍宝，见有人来，忙将珍宝藏起，有些未来得及弄走，便以身体遮挡，表情有些不自然。又有人去造访阮孚。阮孚当时正在为自己收藏的鞋子打蜡，看到有客前来，神情淡定，一边看着打蜡后闪亮的鞋子，一边叹道：“不知道人这一生能穿多少双鞋！”从容自得。

于是，祖、阮二人高低始分。

祖约与阮孚各有所爱——

爱财者如祖约，见有人造访，匆忙把珍宝藏起来，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他觉得财迷本身是件丢脸的事；二是大凡财迷者，多是吝啬者，他用身子遮挡住未来得及收起来的那些珍宝，只是下意识的动作。

爱鞋者如阮孚呢，他举鞋把玩，丝毫不避客人，虽累于物，但物不累于心：一生能穿几双鞋？除了展现了对鞋子的喜爱外，还流露出对生命和光阴本身的叹息，率真高远的名士情怀尽显。

这一点，阮孚超越了他的父亲阮咸。

<h2>卿卿我我</h2>

王安丰妇，常卿安丰。安丰曰：“妇人卿婿，于礼为不敬，后勿复尔。”妇曰：“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遂恒听之。我们熟知的成语很多来自《世说新语》，比如卿卿我我。

王安丰即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的王戎，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出竹林仕晋，最终以司徒之位，位列三公，封安丰侯。

王戎跟妻子感情非常好。

妻子常称王戎为“卿”。在魏晋时，“卿”是不能随便叫的。举个例子：“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

魏晋时重形貌容止，如果你学问再大，形貌难看，也入不了一流。所以，在当时，像卫玠这样的人虽清谈不算顶级，但却非常受推崇；而像庾子嵩这样的丑男虽精通玄学，但很多时候并不被人待见。

庾子嵩即庾敳，颍川鄢陵（今河南鄢陵北）人，其人之丑在于体形，所谓“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可以想象了。他跟左思、刘伶，并称“魏晋三丑男”。因形象差，所以一些人避而远之。

比如，王衍就说：“庾子嵩！别老称我‘卿’，弄得跟咱们多亲近似的。”

庾子嵩说：“你叫我为‘君’，我称你为‘卿’，我用我的叫法，你用你的叫法，没关系的啊。”

“君”是陌生人或关系一般的人之间的称呼，而“卿”则是亲切的不见外的称呼。继续说王戎和他的妻子。一天晚上，以俭吝著称的王戎跟妻子关起门，在灯下算账，算着算着，账单有些对不上了，妻子就对王戎说：“卿啊……”

王戎说：“一个女人家，老称自己的丈夫为‘卿’，不合礼法，以后别这样叫了。”

“卿”虽然是亲切的不见外的称呼，但是在那个时代，虽然自由不羁，但一般来说，妻子称丈夫仍不能用“卿”，顶多称“夫君”。现在，面对妻子的叫法，王戎表了态。那么，他的妻子怎么应答呢？

王妻娇嗔道：“亲你爱你，才叫你卿；我不叫卿，谁叫你卿？！”

王戎把手中的账本一丢：“说得好啊！”立即把妻子揽入怀中。

魏晋时代的新女性以敢爱敢恨、真情流露著称。她们身上散发出的率真、洒脱和热情，并不输给当时的名士们，使得那个时代更亲切可感。

前面说，王戎以俭吝著称，被人熟知的故事，有以下几则：

其一：“王戎女适裴，贷钱数万。女归，戎色不悦，女遽还钱，乃怿然。”王戎的女儿嫁给大臣裴。出嫁前，王戎给了一些钱，但叫女儿打个借条。婚后女儿回门，王戎就没给过好脸儿，再后来女儿把钱还了，他这才露出笑容。这时候，王戎的身份是什么呢？西晋的司徒，宰相级别。

其二：“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说的是：王戎侄子结婚，他只送给侄子一件单衣做礼物，过了没几天，又要回来了。

其三：魏晋人好吃李子。当时，洛阳城里，王戎与名士和峤家的李树最佳。但后来，和峤家的李树被小舅子王济给砍了，于是王戎家的李树成了第一。王戎呢，虽然身列三公，位极人臣，但私下好做个小买卖，经常乔装打扮，带着李子去市场上摆摊，可又担心别人得了种子，于是卖前往往将李子的核钻通：“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

王戎的吝啬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年少时，王戎并不这样。当年，其父死，部下凑了份子给王戎，但被王戎拒绝。

为什么长大了，做了高官，王戎反而一下子成了财迷？况且，背景优越的魏晋名士，对于钱往往是不看重的。

王戎之所以表现得超级吝啬，大约跟当时纷乱的政局有关。或者说，是为自己涂了一层保护色：我无意权力之争，只是好点财而已。

东晋艺术家戴逵曾作《竹林七贤论》，在其中也表达了类似看法：“王戎晦默于危乱之际，获免忧祸，既明且哲，于是在矣。”而且，戴逵认为：在当时险象环生的政治风云中，王戎的做法实在不应被指责。如此看来，王戎的吝啬背后是一种无奈，喜剧背后是一种哀伤。

俭吝的话题就此打住。

无论如何，对王戎来说名士风范照样还是有的，尤其是对他这样老资格的从竹林里出来的人来说：“裴成公妇，王戎女。王戎晨往裴许，不通径前。裴从床南下，女从北下，相对作宾主，了无异色。”

借父亲钱出嫁的王戎女，夫君是大臣裴。

一天清早，作为岳父的王戎去女婿家，进院后不经禀报，径直溜达到女婿和女儿的卧室。当时，由于时间还早，裴和王女还没起床。见岳父来了，俩人才双双下床迎接。

在魏晋之后任何一个朝代，或者说现代，这种做法都是不可思议的。但故事中的宾主神色不异于平时，三个人若无其事，一点也没觉得尴尬。

说起来，裴曾作《崇有论》，跟推崇玄虚的名士比，他是倾向于儒家传统的，被老丈人闯了卧室后，仍然若无其事，可见魏晋时礼法崩溃的程度。对王戎女来说，也觉得这没什么。这不是一个另类家庭。因为，在魏晋时，大家差不多都这样。

<h2>世上再无荀奉倩</h2>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之言，冀后人未昧此语。”荀奉倩即荀粲，曹操手下谋士荀彧之子，娶曹操大将曹洪之女为妻。荀粲痴情，曹女则美艳而女人味十足，夫妻如胶似漆。

一个冬天，曹女发烧，浑身烫热，荀粲呢，穿着单衣，跑到寒风凛冽的庭院里，把自己冻冷，回来贴在老婆身上，帮其散热。

有这样的丈夫，曹女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后来，曹女还是死了，荀粲心碎欲绝，加上也被冻坏了，也一病难起床。有朋友劝他不必太难过。

荀粲说：“佳人难再得！佳人难再得！顾逝者不能有倾城之异，然未可易遇也！”

没多久，荀粲也离开了人间，不到三十岁，时人称之“以燕婉自丧”，就是说，是为女人而死的。于是，很多人都觉得这种死法是荒诞和可笑的，所谓“获讥于世”。

在生前，荀粲还说过一句震烁古今的话：“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也就是说，对女人来说，品德方面不是最重要的，当以美貌为第一。

荀粲出身名门世家，性格孤傲，我行我素。在强调女人三从四德的中国古代，荀粲的话自然会激怒一大片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当以功名为重，即使死也应该为国为社稷为天下去死，怎么可以为女人去死？尤其是颍川荀家这样的名族。

怎么可以呢？

但问题是，怎么就不可以呢？情若何？荀奉倩！

在一种解读中，揣测荀粲的价值观，得出在他那里社稷未必比个人感情更重要的结论。这种理解也许仍旧表面了。在这件事上，一定是超越个人感情的，一定是在“色”最初的意义上落地的。

荀粲与曹女，双方感情笃深，但荀粲之死，不一定是死于情感，而是死于女人之美本身。对荀粲来说，他是怀着一种极端的态度去欣赏女人的，是超越了礼教的束缚而去审视女人的，还女人以新的姿态。

“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后来，名士裴楷听到别人传荀粲那句话，认为那是他兴头上说的，而非深思熟虑后的话：希望后人不要误解。

裴楷不必来打圆场。

无论男女，每个人都可以去体会荀粲的话，抛去魏晋时思想解放的层面不说，仅那句话本身就已经是生活真相之一了。

<h2>当时的女人</h2>

王浑与妇钟氏共坐，见武子从庭过，浑欣然谓妇曰：“生儿如此，足慰人意！”妇笑曰：“若使新妇得配参军，生儿故可不啻如此。”王浑，太原晋阳（今山西太原）人，拜征东大将军，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与王濬、杜预一起兵发东吴，统一全国。

其子王武子，也就是王济。

这王济，晋武帝司马炎的女婿，他是西晋名士中最有气魄的：不仅会清谈，箭射得还特别好，容颜俊朗硬派，性格特别豪爽，行为特别洒脱，是洛阳名士圈里最酷的一个。

但别着急，还有比王济更酷的。谁？他妈。

王济的母亲，也就是王浑的妻子钟琰，出自颍川士族钟家，更非等闲之辈。她是著名书法家钟繇的曾孙女，名士卫玠的姥姥，至于是钟会什么人，可以推算一下。

钟琰聪明幽默，人长得漂亮。出身名士家庭的她，在魏晋环境下，自然也具有一个时代的风神。

比如，有一天，王浑跟钟琰在庭院里消夏，儿子王济扛着把斧头从前庭走过。望着儿子的背影，王浑说：“你我生了这样一个儿子，真是令人欣慰。”

钟琰莞尔一笑：“假如当初我嫁给你弟弟王伦，生出来的儿子一定超过王济。”

我们不知道王浑当时说了些什么。

但我们知道，这话要是放在后世或者现在，场面不但幽默不起来，轻则夫妻吵架，重的话也许婚就离了。

还好，对话发生在魏晋时期。

对钟琰这句话，晚清李慈铭在《世说新语笺疏》中大为激动，认为：“此即倡家荡妇，市里淫姏，尚亦惭于出言，赧其颜颊。岂有京陵盛阀，太傅名家，夫人以礼著称，乃复出斯秽语？”王浑不急，李慈铭急。一个五十一岁中进士的迂腐的清朝人，去怒怨魏晋言行，总是令人发笑。

王浑寿至七十四，儿子王济都已经死了，他还健康快乐地活着。

前面讲到王济扛着斧头。

他干什么去呢？去砍姐夫的李子树。

他姐夫是谁？是西晋大臣和峤：“和峤性至俭，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与不过数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将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诣园，饱共啖毕，伐之，送一车枝与和公，问曰：‘何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故事：

和峤是晋武帝司马炎的宠臣。

虽然是宠臣，但和峤非常俭朴。我们说过，魏晋时说俭朴，通常指吝啬。

和峤家的果园中，有一棵好李树，果实味道鲜美，即使和峤的亲戚来吃，他也会根据吃剩下的核来计算数量，最终让他们交钱。

这一天，王济来了。

他是和峤的小舅子，性格豪爽，来前估计怎么着也能吃个尽兴，但和峤只给了他几十个李子吃。这对和峤来说，已经不少了。

王济在皱眉。

一天午后，他趁和峤去府衙值班，带着一群年轻力壮的家丁，拎着斧头摸进和家果园，一顿狂吃后，把人家的树砍了。砍完了还不算，将树枝装上车，没拉回家，而是给和峤送去，并问：“比起你家的李树如何？”

和峤一看，知是自己家的李树，但也只是笑笑而已。

是恶作剧吗？王济率性如此。和峤虽然吝啬，但当他看到自己的李子树已经变成一堆劈柴后，并没有向王济发怒，还把满满一车树枝收下，一笑了之。

这就是魏晋风度。

在这里，讲的不是宽容问题，而是雅量问题。到底什么是雅量，后面我们会讲到。

回过头来再说魏晋的女性。

钟琰率性可爱如此。不羁之外，那个时代的女人，还具有一种普遍的高旷凛然之气。

比如王广的夫人。

王广曾任屯骑校尉，其人在历史上不太知名，他父亲王凌比较有名，曾欲立楚王曹彪为魏帝，扭转曹家被司马家欺负的局面，但终未成功，被司马懿逼死。比王凌更有名的，是其叔叔王允。王允？貂蝉的义父，设美人计让吕布杀董卓的那位。

王广娶的是魏国镇东大将军诸葛诞的女儿诸葛小妹。

入洞房那天，王广掀开新娘子的盖头，说：“你气质很一般啊，跟你爹爹诸葛公休（即诸葛诞）比起来差远了。”

我们认为这是夫妻间在开玩笑。

事情没却那么简单。王广之所以有此发问，当是给新娘子个下马威：你不是来自名门诸葛家吗？我先杀杀你的威风！

现在，对诸葛小妹来说，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稍微不留神，就让诸葛家栽了，在以后的生活中，她作为媳妇，也别想拿住丈夫。

所以，对她来说，此时面临的压力不比她那正在祁山较劲的诸葛亮大伯小。还好，毕竟是诸葛家的人，从小就受到良好教育，嘴茬子更是跟得上：“作为男子汉大丈夫，你不能像你爹那样于功业上有所作为，却叫我一个女人家跟当世的英雄比！什么人哪？”

王广默然。

此时的他，是有名士范儿，不往心里去，还是胸口憋得慌？其实，洞房之夜，作为新女婿，当着新娘子的面，直呼岳父的名字，已是无理，难怪诸葛小妹为了娘家的荣誉对这不知深浅的丈夫当头棒喝，而且一棍子将其打晕。

<h2>即时一杯酒</h2>

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风气。

这风气与时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是紧密勾连的。

张季鹰即张翰，吴郡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出自江东大族，为人放旷不羁，纵情使性。张翰也特别能喝酒，时人比之为步兵校尉阮籍，称“江东步兵”。既有此大名，有人便问了：“你这样放旷，也许现在舒服，但就不想想死后的名声吗？”

张翰答：“即使我有身后名，不如现在一杯酒！”

当然，张翰说的并不仅仅是一杯酒的问题，而是彻底颠覆了儒家的价值观。

讲求身后名，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为拥有身后名，儒家要求人生在世，立言、立功、立德，即“三不朽”。孔子以其为基础，建立了儒家的价值体系。魏晋时，这样的价值观是被名士所推翻的。

死后的虚名和眼前真实的生活，哪个更重要？

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是为身后名而压抑自己，还是活出真我，追求生命本身的自足和每个片段的愉悦？魏晋名士选择了后者。

实际上，这从另一个角度强调了个人的价值和选择的自由。

只为即时的愉悦，就不求身后名？这样的发问貌似很有火力，其实呢，经不起推敲。因为人生是由一个个片段组成的，从这个角度说，即时就是永恒。

后来，到唐朝，李白在《行路难》中这样写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张翰之语是对生命的一种彻悟。

魏晋时，有张翰想法的，当然有很多人。比如，毕卓。“毕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

今人好吃螃蟹，以其为美食。魏晋时，也是一样的。毕茂世即毕卓，新蔡鲖阳（今安徽临泉鲖城）人，生活在西、东晋之交，是“江左八达”之一，为重臣温峤所赏，请为平南长史。

毕卓为人放旷，尤好酒，为吏部郎时，因喝酒误事而被罢官；又曾于夜间盗酒以醉。

毕卓是那个年代的典型，意思是，像他这样一个既未建立功业，也未有文章流传于世的人，依旧能够在正史上有传。《毕卓传》中的记载是：“卓尝谓人曰：‘得酒满数百斛船，四时甘味置两头，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