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庆科考案
元和十五年（820年）闰正月三日，在李纯驾崩的一个多月后，皇太子李恒即位于太极殿，第二年改元长庆。历史评价李恒是个平庸之主，但不能否认在即位伊始，为了改变元和末年法度废弛、经济衰退的局面，李恒也做了些有利于国家的事情，尽管这些工作做得并不彻底，但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长庆元年（821年）三月，一年一度的科举考试照旧在礼部举行，主考官由礼部侍郎钱徽、右补阙杨汝士担任。考试之前宰相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奔走于钱徽门下，保举自己的亲信。结果榜单一出，裴度之子裴撰、郑覃之子郑朗、杨汝士之季弟杨殷士、李宗闵之子婿苏巢等十四人中榜，而段、李二人极力推荐的杨浑之、周汉宾则落选。
段文昌一气之下，在皇帝李恒面前状告钱徽徇私舞弊、取士不实。李恒以其事询问翰林学士李绅、元稹等人，二人的回答均和段文昌相同。
在这种情况下，李恒便诏令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在子亭主持复试。没过多久，复试结果一出来，除孔温业、赵存业、窦洵三人勉强过关，其余十一人全部落选。
这个事件就是唐代科举考试中的重大丑闻——长庆元年复试案。
本来考试作弊在当时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考生为了榜上有名请客送礼，甚至托关系拜到权臣门下。这次由于宰相段文昌推荐的人落选，这才公开发难，但却骤然演变成轰动朝野的考试舞弊要案。
段文昌，史书记载“倜傥有义气”，曾经与韦皋、李吉甫交往密切。李吉甫当上宰相后，段文昌升迁为监察御史、左补阙，李恒做太子时担任随身侍读，等到李恒即位拜为宰相。
本来段文昌与杨浑之没有多少往来，但段文昌有收藏图书字画的嗜好。杨浑之是长庆元年的应试举子，其父是已故的刑部侍郎杨凭，家中藏有不少古书字画，杨浑之得知段文昌的喜好后，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投其所好，将父亲生前收藏的古书字画全部送给了段文昌。
俗话说得好，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段文昌想不办事儿那是不可能的，于是他找到钱徽保荐杨浑之。
与此同时，翰林学士李绅也将与自己亲近的举人周汉宾托付给钱徽，但让段文昌和李绅全都没想到的是，榜单一出来，杨浑之和周汉宾皆落选，于是段文昌和李绅告状到皇帝李恒那里，钱徽也就随之当了被告。
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钱徽与段文昌、李绅并无怨恨与瓜葛，而且段文昌与李绅也不是多么亲密的同党。这次之所以并肩战斗完全是出于共同的利益关系，一个充当原告，一个充当证明人，不将钱徽整倒誓不甘休。
坦白地讲，段文昌和李绅本身也存在请托走后门的违纪问题，而且钱徽当时还保留着段、李二人写给自己的保荐书信，把柄在手自然无所顾忌。如果李恒仔细追查，段、李二人也难逃惩处，与李宗闵、杨汝士等人在性质上没有本质区别，只是一个成功、一个未遂。
当时李宗闵、杨汝士劝钱徽将段、李二人写给他的保荐信进献皇帝李恒，这样皇帝陛下必定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但钱徽却是个耿直之人，他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斜，不能将私人书信当作呈堂证供（“安可以私书相证耶？”），然后命手下人将信件焚毁。
老谋深算的段文昌十分了解钱徽的为人，所以在状告钱徽之前，段文昌与李绅、元稹共同谋划过如何整倒钱徽。之所以会找到元稹，是因为李恒刚即位时，段文昌在李恒面前举荐过元稹担任知制诰，可以说段文昌对元稹有知遇之恩，而且李绅是元稹的岳父韦夏卿的幕僚，所以段、李、元三人结成同盟是必然的事情。
后人们了解元稹大多是因为他那“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佳句，全诗具有一种超凡脱俗、绮丽清新的意境，但事实上官场上的元稹丝毫未能免俗，也是参与明争暗斗。
从《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多种史料记载来看，关于这场科举考试案，皇帝李恒从未曾召见过钱徽、李宗闵等人。也就是说他所了解的情况全部来自段文昌和李绅，所以主考官钱徽遭到惩处是必然的。
虽然当时很多人为钱徽鸣不平，而且他自己也宣称问心无愧。但纵观整个事件来看，钱徽很难落得一身清白，白居易当时在《论重试进士事宜状》里也宣称今年进士及第的人大多是官二代，这其中大有问题，这其实就是变相在说主考官钱徽在录取人员时做了手脚。
钱徽最终因为这桩科考案而身败名裂，被贬为江州刺史。
长庆元年的这场科举复试案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原告和被告双方都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告方除了钱徽被贬之外，李宗闵被贬剑州、杨汝士被贬开江；原告段文昌、李绅等人虽然取得一时胜利，可是由于他们在报复钱徽的同时，也涉及考生及其亲属，打击面过大，因此不久就遭到了这些人的报复。裴度之子虽然在落第后重新被赐及第，但已经丢了大面子。所以半年后裴度三次上疏，公开弹劾元稹与宦官结党营私，其实矛头是指向段文昌和李绅。结果元稹因此而被排挤出朝廷，段文昌、李绅等人也受到皇帝李恒的冷落。
从长庆元年科考案最终的结果来看，并没有真正的胜利者。皇帝李恒虽然没有真正掌握事情的来龙去脉便草率处理，但客观结果却是对当时科举考试风气的一次净化。不过从段文昌等人与钱徽等人的较量过程来看，双方明显带有党争的味道，而且裴度弹劾元稹勾结宦官、结党营私，从史料记载来看也是空穴来风。
值得一提的是，大唐帝国的三大祸根除了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之外，第三个便是朋党之争，而长庆元年的这场科举复试案正是拉开晚唐朋党之争的序幕，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场朋党之争居然会持续长达50年之久。
牛李党争
关于晚唐朋党之争会成为帝国灭亡的祸根原因，千百年来很多人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认为，之所以会出现朋党之争，正是与科举考试有关。
在安史之乱爆发之前，大唐帝国的科举考试选拔了很多人才，很多国之栋梁都是由科举考试而走上仕途。但安史之乱爆发后，帝国的科举考试开始走下坡路，其原因正是中央朝廷的腐败，不仅在考场中屡屡出现舞弊现象，考试前也兴起了一股请托之风，即使是在考试后也形成了进士者谒见主考官的恶习。这样推荐者和被推荐者之间就形成了门生座主的关系，而且科举考试中的门生和门生之间称为同年，他们因为隶属于同一个座主，又是同年及第，很容易结成政治联盟，正是这两种不正之风最终促成了朋党相争的局面。
纵观大唐帝国的后期历史，影响国运至深的党争当属“牛李党争”。
“牛”指的是牛僧孺，“李”指的是李德裕，两个人的矛盾源于元和三年（808年）。这一年的四月，皇帝李纯亲自策试制科举人，名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当时主考官是吏部侍郎杨于陵、吏部员外郎韦贯之两个人，结果应试者牛僧孺、皇甫湜、李宗闵三人的策文被列为上等。
当时三个人面对朝廷出的相关命题，使出了浑身解数，因为是“直言极谏”，所以三个人将矛头直指当时朝廷的宰相和宦官。如今，牛僧孺和李宗闵的策文我们已经无法找到，但皇甫湜的策文收录在了《全唐文》中。他的策文言辞颇为激烈，形容宰相还算是客气，但形容宦官简直就是在谩骂，不仅说宦官丢失了本来的职责，而且说宦官是“裨险之徒”，一个地位低微的下等人怎么可以掌握军队，并成为皇帝最为信任的人呢？
鉴于牛僧孺、李宗闵与皇甫湜都被列为上策，相信牛、李两个人的策文言辞也应该是颇为激烈的。
当时榜单出来后，宦官刘光琦向皇帝李纯哭诉，说牛、李、皇甫三人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宰相李吉甫也劝李纯不要重用三个人。最终李纯下令贬黜主考官，同时使得三个人很久没有得到升迁，于是牛僧孺、李宗闵二人怀恨在心，而李德裕正是宰相李吉甫之子。
后来随着李吉甫的去世，一直到元和十五年（820年），牛、李之间的矛盾始终处于一种蛰伏状态。但随着李恒的即位，以及李德裕的发迹，牛、李之间的矛盾开始加剧，而加剧的起因正是前边提到的长庆元年（821年）科举复试案。
因为这场科考案李宗闵等人被贬黜，所以李宗闵十分痛恨段文昌和李绅。而据《旧唐书•李宗闵传》记载，李德裕当时跟着李绅、元稹一起向皇帝李恒告状（“衡言于上前”），说钱徽受人请托，因此这次考试是不公平的，最终导致重新复试。
事实上，当时李德裕和段文昌、李绅比起来，还是个小角色。虽然时任翰林学士之职，但由于皇帝李恒对藩镇采取招抚政策，而李德裕则主张对藩镇用兵，所以他并不受皇帝的待见，最多是个不得不跟着领导走的打酱油角色，起决定作用的还是段文昌和李绅。但李宗闵显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凡是和段文昌、李绅站在一起的都是其同党，所以李宗闵对李德裕也没什么好印象。
而牛僧孺和李宗闵是同年，所以理所当然十分憎恨李德裕，再加上与其父的矛盾渊源，所以双方矛盾开始加深。
不过此时牛、李双方虽然怨恨加深，但并没有形成不可调和的局面，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的，是长庆二年（822年）发生的“于方事件”。
当时成德镇王武俊的养子王廷凑发动兵变杀死节度使田兴，深州节度使牛元翼忠于朝廷不肯依附王廷凑，结果王廷凑带领大军将深州围得水泄不通。此时元稹的好友于方献计称可让成德大将王昭等人使反间计解深州之围。时任兵部侍郎的李逢吉得到消息后，暗中下令让亲信李赏告诉裴度说元稹想暗杀他，并且让其子李仲言将这件事告到皇帝李恒那里，将于方下狱。皇帝认为元稹和裴度二人有失宰臣威严，罢免二人的宰相之位，让李逢吉进入宰相班子，任命他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李逢吉进入宰相班子后，还缺少一名副手，论资历牛僧孺和李德裕都有当宰相的希望。但皇帝李恒对李德裕并不感冒，所以将他调任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刚离开京城，牛僧孺就被任命为同平章事。
李德裕被调任后，一连八年没有得到升迁，在他看来这是李逢吉从中搞鬼。而事实上，在牛、李入相的问题上，李德裕是着实冤枉了李逢吉，或许李逢吉确实推荐了牛僧孺，但李德裕没有认识到问题的关键不在这里，而是在于他对藩镇的态度与皇帝李恒完全背道而驰，皇帝是不喜欢他的。
然而，皇帝李恒对牛僧孺的印象颇佳，除了李逢吉的推荐之外，原因还在于李恒曾经看过宣武节度使韩弘的宅簿。当初韩弘入朝，社会上流言颇多，其子韩公武以家财贿赂过很多当朝权贵。不久韩弘父子相继过世，李恒知道其孙尚且年幼，担心其家财被盗，所以命令朝官到其家里查阅宅簿，而簿上记录了这些年朝廷受贿者的名字，只有在牛僧孺名字的后边写着“不受”两个字，李恒知道后十分欣慰，所以这次挑选宰相班子成员，牛僧孺被李恒钦点。
关于李德裕、牛僧孺的斗争，截至长庆二年（822年），由于彼此间只是怨恨加深，以及矛盾不可调和，还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党争局面。而且从牛僧孺进入宰相班子以后来看，他和李逢吉也存在意见分歧，所以不能说李逢吉是牛党成员。当时以牛僧孺的身份和地位来看，他还没有形成党派，只能算是一个“偷权报怨，任用存亡”的宗派体系。
长庆年间，真正一党独大的是新进宰相班子的李逢吉，据史书记载，李逢吉担任宰相期间，虽然并无政治建树，但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可是十分活跃。当时郑注以医药术为宦官王守澄所信任，李逢吉让其子李仲言贿赂郑注，进而结交王守澄而得以权倾朝野，并组成了一个时称“八关十六子”的庞大朋党体系。当时令狐楚、李宗闵、牛僧孺全都依附于李逢吉，韩愈和李绅由于与李逢吉政见不同而遭到贬黜，致使长庆年间再无名臣。
长庆年间党争激烈的一个根本原因是皇帝李恒本人才能平庸，驾驭不了群臣。后来，李德裕总结长庆党争的内在根源就说，李恒其实是“性相近，嗜欲同”，如李恒特别欣赏元稹的诗文，就纵容元稹和宦官结党，尤其是在李恒在位的最后时期，因为其身体多病，朝廷大事悉数委任于宦官，更加助长朋党的势力的扩大。
而作为大唐帝国后期祸患之一的“牛李党争”，在长庆年间不过是刚刚形成雏形，此时可还是停留在李德裕和牛僧孺个人以及少数几人之间的矛盾。李德裕被贬，标志着牛僧孺一派暂时占据上风，但这仅仅是个开始。
纵观长庆年间的党争，对于当时的国策以及重大事件的决策都有深远的影响，如对待藩镇的策略，就因为党争的缘故产生了致命的失误。
长庆销兵
李纯在位的元和年间，起用宰相裴度等人，对反叛中央朝廷的地方藩镇实行用兵策略，先后讨平西川、夏绥、镇海、淮西、平卢等诸多藩镇，实现帝国的中兴之治。但即位者李恒才能平庸，胸无远志，采纳宰相萧俛、段文昌的建议，实行“销兵之术”，史称“长庆销兵”。这次销兵最终导致卢龙镇朱克融、成德镇王廷凑相继叛乱，唐廷由此失去河朔，《新唐书》《资治通鉴》认为这两次叛乱皆由“销兵”而起。
销兵的正式提出是在李恒即位初期，《旧唐书•萧俛传》记载：
穆宗乘章武恢复之余，即位之始，两河廓定，四鄙无虞，而与段文昌屡献太平之策，以为兵以静乱，时已治矣，不宜黩武，劝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顿去，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谓之销兵。
萧俛和段文昌提出的建议，客观公正地说是长庆初年政治、经济形势的反映。从萧、段二人的初衷来看，和当初宪宗李纯对藩镇用兵的策略一样，根本目的是为了削弱藩镇的割据势力。
自李纯即位以来，接连对藩镇用兵，最终使得反叛的藩镇得以平定，朝廷与地方的矛盾有所缓和，连长期割据的河朔三镇也表示归顺，此时再对藩镇用兵已失去意义。但是地方藩镇仍握有重兵，如不削弱其军事力量，仍有再次反叛朝廷的可能。在萧、段二人看来，采取“销兵之术”会让藩镇的兵力逐渐减少，可以收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而且当时朝廷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李纯的连年讨伐已经耗资无数，致使“府藏空虚”“财力不赡”。李恒通过“销兵之术”也是缓解财政危机，减少军费开支，在他看来是一举两得的好方法。
事实上，在段文昌和萧俛之前，白居易在科举考试中曾经写过一篇《策林序》，已经提出了“销兵之术”的雏形，那就是逐渐减少藩镇手中的兵力，最终达到削弱其实力的目的。
白居易当时没有提出“销兵”的具体操作方法，而且这只是他科举考试的命题论文，不代表官方意志，但却反映出当时社会的严重问题，甚至是代表一种舆论。李恒即位时，白居易任主客郎中知制诰职务，史料虽然没有记载他对“长庆销兵”的态度，但相信他一定是支持的。
按说提出“销兵”策略的初衷是好的，但谁也没有想到，在操作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偏差，以至于不仅没有削弱藩镇的势力，反而引发了藩镇的叛乱。
还是《旧唐书•萧俛传》中的记载，说李恒当时已经十分放纵自己，对处理朝政已经不感兴趣，在没有详细审阅“销兵”具体方案的情况下便诏令施行，结果导致那些被遣散的藩镇士兵聚啸山林，成为打家劫舍的强盗。这让朱克融、王廷凑找到了机会，他们重新整合那些被遣散的士卒，和朝廷对抗。而朝廷当时应对不及，临时招募士兵，但因为时间仓促，结果被叛军打败，丢失了河朔地区很多地盘。
通过史料的记载，我们知道“长庆销兵”的失策在于没有安置好那些遣散的藩镇士兵，以至于这些人成为强盗。但是这里边有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既然朝廷已经允许他们脱离军队，按说这些人应该回乡务农，从此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才对，为什么这些人不愿意这么做呢？
要想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超越“销兵之术”的范围，从当时的社会状况中寻找答案。
唐朝从建立伊始，推行北朝以来的均田制度，这对于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稳定人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土地兼并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农民在均田制下授田已经明显不足。可是他们却仍要承担交纳法定租调的义务，还要承担各种徭役、兵役等，农民在种种压力面前，已经到崩溃的边缘，最终只得四处逃亡。
而逃亡的农民就成为了流民，这成为大唐帝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流民为了生计，只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是依附土地所有者的权贵们，成为他们的庄客和佃户；二是聚啸山林成为强盗；三是应募参加军队，成为职业军人。
三种方式中当兵是很好的出路，但是，当朝廷实营销兵之策却没有很好地安置他们时，这些手中没有土地的人们只得反抗。
早在本次销兵之前，在德宗李适时期，时任黜陟氏洪经纶到河北想要减除魏博镇四万兵马，使其全部归农。当时魏博节度使田悦表面听命，但在背后他却告诉那些被裁减的士兵，说他们当兵已经很久了，本身已经没有土地，现在虽然名为回乡务农，但土地从哪里来，如何养家糊口？
田悦的这番话虽然带有煽动性，但不能否认他的确说出了这些士兵的身份和当兵的缘由。《旧唐书•穆宗本纪》记载，长庆元年二月，萧俛等“不顾远图，乃献销兵之议”。这里所谓的远图只是泛泛地说萧俛等没有远大的眼光和长久的打算，可是没有说出“远图”指的是什么。事实上，当时无论是谁，也不可能做出超越时代的事情。
此外，将朝廷丢失河朔地区完全归结为“销兵”，并不是十分公正的，“销兵”之策固然是其导火索，但河朔地区再次发生叛乱不是一个偶然的突发事件，而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虽然唐宪宗李纯平定藩镇取得成功，但这种成功只是一种表面的统一。当时河北各节度使仍手握重兵，他们只是暂时屈服于朝廷的压力，若朝廷在政策上损害他们的利益，这些藩镇还是会起来反叛。所以，只要藩镇割据的基础存在，这种对抗就不会消除。至于“销兵”在朝廷中所起的作用，只是被朱克融、王廷凑所利用。
总的来看，对于当时的大唐帝国而言，长庆销兵是一个失败的策略，更是一个历史悲剧。因为它不仅使宪宗李纯先前辛苦平定藩镇的大好局面丧失殆尽，更掀起了天下大反叛的浪潮。自此之后一直到大唐帝国灭亡为止，藩镇一直没有消停。作为帝国高级决策者的皇帝李恒以及萧俛、段文昌等人无疑是这场悲剧的主角。
“长庆销兵”是个失败的策略，而且具有历史局限性，但这个策略的出台与当时的党争有着密切的联系。著名的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指出，宪宗李纯时主张用兵的士大夫，大多属于后来所谓的李党成员，而反对用兵的士大夫则多为李吉甫的政敌，即后来所谓的牛党成员。因此，元和一朝主张用兵的一派始终掌握朝政，所以用兵策略得以实施。等到李恒即位，牛党成员开始得势，于是开始有了“销兵之议”，也就是用兵和“销兵”是李党和牛党成员在对待藩镇态度上斗争的焦点所在。
关于“销兵”之策与对藩镇的态度，无论是对李恒还是段文昌和萧俛来讲，“销兵”不过是削弱藩镇的一种手段，从主观意识上他们从没有对藩镇进行姑息，所以说“销兵”也是对用兵策略的一种变通之术。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朱克融、王廷凑发动叛乱，再次拉开了朝廷与藩镇斗争的序幕。在这场较量中，皇帝李恒积极平叛，下诏从两税留州留使部分钱中每贯割二百文，并出内库钱五万贯以助军用。而主张“销兵”的萧俛和段文昌，在看到战事已不可避免时，积极主张平叛。从二人的所属派系来看，很难划分究竟是哪个党的成员，只要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不能说“长庆销兵”是对元和用兵之策的全盘否定。
藩镇叛乱
“长庆销兵”的直接后果就是卢龙镇的朱克融和承德镇的王廷凑相继反叛。
卢龙节度使刘济在李纯征讨成德时可谓是用力不少，不过刘济外出作战，以长子刘绲全权处理卢龙政务，这就引起了另一个儿子刘总的不满，结果刘总趁刘济病重时，发动兵变杀死父亲和兄长，然后自领军政。后来看到李纯先后讨平实力强大的吴元济和李师道后，刘总感受到了极大的压力，所以上表请求归顺，被朝廷晋封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结束了对抗的局面。
不过刘总是个阴险小人，本来归顺朝廷后可以无忧无虑地生活，但弑父杀兄的阴影总是萦绕着他，甚至每当夜深人静时，刘总经常梦见父兄来索他的命，这种恐惧缠绕着他直到晚年。
长庆元年（821年）正月，刘总上奏朝廷请求放弃官爵皈依佛门。不久，皇帝李恒正式允许他出家。他在出家前对卢龙的后事作了安排，将卢龙一分为三，即幽州、涿州和营州为一道，任命张弘靖为节度使；平、蓟、妫、檀四道、州为一道，任命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瀛、莫二州为一道，任命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
此外，刘总又选出部将中有功劳，但又难以节制的将领报请朝廷予以晋升，使卢龙的将士都能产生到朝廷做官的兴趣，例如朱克融就是其中之一。
可是当时的皇帝李恒沉湎于酒色，所任用的两位宰相崔植和杜元颖没有什么政治眼光，除了卢士玫之外，刘总推荐的其他人一概不重用。而作为前任卢龙节度使朱滔之孙的朱克融在到达京城长安后，本以为会得到晋升，可是等来等去也没有消息，甚至连吃饭穿衣也要向别人借钱，像乞丐一样。为此他每天找借口到中书省，要求朝廷委任一官半职以养家糊口，可是朱克融的请求犹如石沉大海，于是朱克融开始怀恨在心。
张弘靖到达幽州上任后，看到朱克融在京城窘迫至极，下令让他返回幽州听候调遣。后来的事实证明，对于朝廷而言，放走朱克融无异于放虎归山，而对于张弘靖而言则是厄运的开始。
张弘靖管理辖区一改刘总先前亲民爱兵的做法，总是表现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姿态，有时一连十几天才出来处理政务，平时将士们很少知道他的行踪。由于张弘靖不熟悉相关情况，所以将政事委任给幕僚韦雍，但韦雍恰恰是个年少轻薄之人，不仅克扣朝廷拨给士兵的军饷，而且经常鄙视将士，认为如今天下太平，耍得一手好剑不如多识几个字，为此遭到将士们的怨恨。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的一天，韦雍外出的时候，一个下级军官在街上骑马奔跑，不小心撞到了韦雍护卫队。韦雍当时大怒，下令将那个军官从马背上拖下来，准备当街实施杖刑。但河朔地区的人不习惯接受杖刑，于是表示不服。韦雍将此事上报给了张弘靖，结果这件事被分配给军虞候审讯惩处。
当天夜晚，兵营中纷纷传开此事，士兵们群情激奋，随着情绪的不断恶化加上对韦雍的怨恨，士兵们开始自发组织起来准备发动叛乱，大家纷纷冲出兵营，冲进节度使府衙，将张弘靖的府衙洗劫一空，并将张弘靖囚禁起来，随后又杀死韦雍以及其幕僚张宗元、崔仲卿等人。
可是第二天那些发动叛乱的士兵恢复了理智，在极度恐惧中他们释放了张弘靖并请求原谅。可是无论众人怎么请求，或许是受到惊吓的缘故，张弘靖始终默不作声、不表态。众人不知道张弘靖是何意图，于是准备推举朱滔之子朱洄为统帅，可是当时朱洄已经病入膏肓无法行动，于是向众人推举儿子朱克融为首领。
兵变刚刚发生的时候，由于叛乱的士兵将通往幽州的要道全部切断，所以朝廷没能及时得到兵变的消息。一直到七月二十日，卢龙监军趁叛乱的士兵疏忽之际，才将幽州兵变的消息上报给朝廷。七月二十三日李恒以张弘靖治理幽州不力的罪名，将其贬为太子宾客，不久又贬为吉州刺史。
七月二十六日，李恒任命昭义节度使刘悟担任卢龙节度使，准备派兵讨伐朱克融，可是刘悟认为朱克融已成势力不敢到任，上疏李恒请求从长计议。不久莫州都虞候张良佐暗中勾结朱克融进城，将军政长官卢士玫拘捕并押往幽州，可以说卢龙镇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就在李恒准备讨伐卢龙的同一时间，成德镇的王廷凑亦发生叛乱，与朱克融是被众人推举而走上反叛道路不同的是，王廷凑的叛乱是蓄谋已久。
早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后，其祖母冯夫人一声令下，让王承宗之弟王承元接任节度使之位，王承元接任后上表朝廷表示效忠。元和十五年（820年）十月，李恒即位后为了加强对地方节度使的控制，调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担任成德节度使；调王承元担任义成节度使；以义成节度使刘悟担任昭义节度使；武宁节度使李愬担任魏博节度使；左金吾将军田布担任河阳节度使。
李恒这种节度使互相调换的策略，对削弱藩镇的势力是极为有效的。但不能否认的是，在选择田弘正担任成德节度使的问题上，考虑还是十分欠缺。原因在于，田弘正担任魏博节度使期间曾与成德发生过多次战事，屠杀成德镇士兵无数，成德将士对其颇为怨恨。当时左金吾将军杨元卿就上疏表示反对，但没有引起皇帝李恒以及宰相们的重视。
十一月九日，王承元离开成德镇前往义成镇上任，不久，田弘正接替王承元开始担任成德节度使。田弘正到任后，深知自己长期以来和成德镇的积怨已经颇深，为了自身安全，他带领两千名魏博镇士兵护送自己到任，而且想将这两千人留下担任自己的护卫，他当时请求户部为这两千名士兵拨发粮食供应。可是，主管这件事的户部侍郎崔俊性格刚直，认为魏博镇的士兵就应该回到魏博镇，成德镇本身已经有足够的士兵保护主帅，不需要魏博镇的士兵过去，所以驳回了田弘正的请求。
田弘正到任成德节度使后，其家族十分奢侈，兄弟子侄在长安和洛阳竞相挥霍浪费，平均每天开支二十万钱。为此，田弘正只得拼命地搜刮魏博、成德两镇的财物来供应自己的亲属，当时供应财物的车辆来往不绝，这引起了两镇将士极大的反感。恰在此时，皇帝李恒命度支拨给成德镇的百万贯劳军钱迟迟没有到位，这就为野心家王廷凑提供了发动叛乱的机会。
王廷凑，本为回纥阿布思之族，隶属安东都护府。曾祖父五哥之曾在李宝臣手下效力，以骁勇善战著称。后来王武俊收王廷凑为养子，所以跟了“王”姓。史书记载，王廷凑强悍阴险、沉默少言，喜欢研读《鬼谷》及各类兵书。王承宗担任节度使时，任命其为兵马使，等到田弘正到了成德后，王廷凑心中始终颇为不服，一直暗中策划发动叛乱。他常常在军中煽动士兵的不满情绪，现在王廷凑看到士兵们对田弘正家族的奢侈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于是开始实施自己的叛乱计划。
七月二十八日，王廷凑在节度使府衙召集士兵发动叛乱。士兵们在他的带领下冲进府衙内署杀死田弘正及其幕僚、家属等共计三百余人，并强迫朝廷监军宋惟澄上疏朝廷请封王廷凑担任节度使。
当时魏博节度使李愬得知田弘正被害的消息后十分悲痛，他身穿丧服召集本镇将士准备讨伐成德，并派人将家传的宝剑转交忠于朝廷的深州刺史牛元翼，希望他能配合自己讨伐王廷凑。
可是，当李愬正准备联合牛元翼以及其他藩镇时，这个久经战阵的将军忽然病倒。朝廷只得在八月二十八日急召田弘正之子田布担任魏博节度使。田布到任后变卖家产赏赐给将士，以表示为父报仇的决心。
八月十四日，皇帝李恒诏命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等藩镇军队进驻成德边境，准备大举讨伐王廷凑，加上先前的朱克融叛乱，这样一来，标志着自元和十二年（817年）以来，朝廷与藩镇和平相处的局面成为过去，取而代之的是又一波大规模的战争。
八月二十六日，皇帝李恒任用曾经主持平定淮西叛乱的名臣裴度为幽镇两道招抚使，全面负责征讨幽州、卢龙的事宜。不过，在裴度还没正式上任时，王廷凑和朱克融相互勾结，于八月三十日包围深翼节度使牛元翼所在的治所深州（今河北深县）。朱克融为了配合王廷凑作战，亲自带领叛军攻占易州（今河北易县）、涞水（今河北涞水）、遂城（今河北徐水）、满城（今河北满城）等地，从侧翼支持成德，两支叛军形成遥相呼应之势。
朝廷虽然派兵进行征讨，但效果并不显著。在征讨刚刚开始进行一个多月的时候，李恒就更换了前线统帅，改任裴度为镇州四面行营招讨使，由左领军大将军杜叔良接替裴度担任统帅。之所以会有此变动，并不是因为杜叔良多么能干，而是因为杜叔良向宦官行贿，事实上，他是个完全不懂军事的主儿。
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结果朱克融和王廷凑得到朝廷换帅的消息后，利用官军军心不稳的机会，接连攻占蔚州（今河北蔚县）和贝州（今河北清县），马上给官军来个下马威。
一直到长庆元年（821年）底，官军和叛军互有交战，虽然互有胜负，但局势却对官军颇为不利。长庆二年（822年）初，朱克融领兵攻陷弓高（今河北东光县东北），弓高是朝廷供给前线的重要粮道，这等于朱克融切断了官军的供给线。
本来弓高的防守十分严密，有一次，朝廷派宦官到弓高，半夜抵达后，守城将领拒不夜间开门，钦差宦官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次日进城后破口大骂，搞得守城将领很是尴尬。这个事件当时被卢龙镇的间谍传到朱克融那里，于是，某天夜晚，他假扮宦官叫开弓高城门，守城将士不敢怠慢，只好出城迎接，于是朱克融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弓高。
弓高之败让朝廷颜面尽失，很多朝官将矛头直指宦官，认为宦官已经多次扮演坏事的角色，希望皇帝李恒能够整治宦官。但中书舍人白居易显然具有更为清醒的头脑，他上疏李恒指出，朝廷动用几道藩镇十几万大军的力量征讨朱克融和王廷凑，但半年的时间居然毫无效果。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诸道人心不齐，没有统一协调指挥好，各自互相观望，因此，统帅负有很大的责任。他还认为，朝廷赏罚没有原则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有才能的闲置起来，没有才能的却拜官，最终只能是人心不服。事实上，白居易已经在变相批评皇帝李恒用人不当。不过，在批评的同时他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白居易建议应该立即让久经战阵的李光颜带领人马从东部极速进兵，强攻弓高重新夺回供给线，与牛元翼合兵一处。同时命裴度带领全军从西面进攻，形成对幽州、卢龙的夹攻之势。白居易还建议，让李光颜挑选精锐士兵出阵，将老弱病残留在本镇，以节省军费开支。废除宦官监军制度，命令魏博镇的田布退出征讨大军之列，回到本镇，以减少不安定因素。
可是奏疏递上去，皇帝李恒却拒绝采纳。
朝廷就这样错失了平定叛乱的绝好机会。王廷凑带兵迅速合围深州，官军虽然努力援救，但都因为供应不到位而功亏一篑。李光颜的军队只得自顾坚守，将士们只得自采粮草，每天的供应只有一勺陈米。
王廷凑围攻深州，致使形势更加危急，皇帝李恒无奈之下只得妥协，任命王廷凑为成德节度使，不久又加封朱克融、王廷凑为检校工部尚书，军中将士皆官复原职，并派兵部侍郎韩愈前往成德镇宣慰。
所有人都认为韩愈这次前往成德恐怕是凶多吉少，就连李恒都指示韩愈到了成德边境不要擅自进入，要观察清形势再行进入，一旦发现危险可以不用请示马上回来。但韩愈却表示，既然皇帝陛下如此信任自己，自己绝不能辜负期望，此去成德如果完不成任务就死在那里。
就这样，韩愈抱着视死如归的精神前往成德。到达成德后王廷凑带着人马弓上弦、刀出鞘，杀气腾腾地前来迎接韩愈，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故意的挑衅行为。
但韩愈却面无惧色，神态自若地进入城内。到了驿馆后士兵们纷纷挤在驿馆外边，久久不离去，韩愈问王廷凑是什么原因，王廷凑的回答是人心所向，自己不能左右。
“天子觉得尚书有将帅之才，所以命我来赐节钺，但实在不知道尚书原来不能命令自己的手下。”韩愈听完王廷凑的回答后，立即反唇相讥。
此时王廷凑正要开口继续争辩时，他身边的护卫闪身走到韩愈面前，然后质问韩愈说道：
“先太师（王武俊）为国家打败朱滔，征战的血衣尚在，本镇什么时候辜负过朝廷，为什么偏偏总拿我们当乱臣贼子看待？”
韩愈丝毫不退缩，立即反击道：“既然还记得先太师那是再好不过，说明你们还没有丢掉良心，相信你们也都知道祸福顺逆的道理。自安史之乱以来，你们看看反叛者吴元济、李师道的子孙现在还有为官的吗？反观田令公（田弘正）归顺朝廷，其子孙虽然年少却都身居官位。王承元归顺朝廷，年龄不大朝廷却让他做了节度使，而且刘悟、李佑现在也都是节度使，这些你们难道不知道吗？”
韩愈的声调越说越高，说到最后，已经带有训斥的味道。
“退下去！”王廷凑担心军心有所动摇，他下令让护卫退出门外，然后收敛起骄横之色，态度温和地问韩愈道：“侍郎此次前来除了代表陛下赐节钺之外，想让廷凑做些什么呢？”
“解除对深州的包围，放牛元翼出城。”
“好！就照侍郎所说的办。”
……
不久，王廷凑让包围深州的军队闪出一个缺口，放牛元翼出城，结果深州守将臧平献城投降。王廷凑虽然兑现了先前在韩愈面前许下的诺言，但却怪罪臧平守城太久，最终斩杀臧平等一百八十余人。
韩愈终于回到了京城，虽然他此次前往成德，并没有丢掉朝廷的权威。但谁都知道以目前朝廷的实力，仅仅依靠韩愈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韩愈在一片险境中，还能迫使王廷凑放出牛元翼已经实属不易。
长庆二年（822年）五月，朱克融忽然向朝廷进贡一万头马匹、十万头羊，但要求朝廷按照牛羊的市价拨钱物给卢龙镇，进而作为犒赏士卒之用。谁都明白如果朝廷不答应朱克融所说的，接下来他肯定会领兵攻占某一个地方，事实上这就是变向勒索。
李恒无奈地接受了朱克融的条件，朝廷屈辱地接受藩镇提出的无理条件，这在元和时期以后尚属首次。可以说，当时的朝廷已经将唐宪宗李纯辛苦创下的中兴之治局面逐渐破坏，随着当年裴度返回京城，讨伐成德、卢龙最终以朝廷草草收兵而结束。值得一提的是，此后一直到大唐帝国灭亡为止，成德、卢龙二镇再也没能归顺朝廷。
荒淫生活
随着朱克融和王廷凑的叛乱兴起，在平卢、魏博、昭义、武宁、宣武、浙西都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兵变与叛乱，元和中兴已经成为历史名词，大唐帝国再掀战乱。可是皇帝李恒却没有他的父亲唐宪宗李纯那样的雄心壮志，面对混乱的国家形势，虽然在即位初期他也做过一些有益于国家的事情，如处理科考案，但总的来看，李恒是一个昏庸皇帝，在位的六年里完全可以用荒淫生活来形容。
李恒即位时年方26岁，按照常理来说，这是人生中经历最为旺盛、大有所为的时期。但舒适的皇室生活，以及缺少历练的他养成了娇生惯养、挥霍无度的作风，加上即位后无上的权力以及富甲天下的财富更为他奢靡荒淫的生活提供了便利条件。纵观李恒在位时期的生活，可以看出他有三大爱好。
第一个便是肆意狩猎。
李唐皇室的祖先们大都喜欢骑马射猎，有着游牧民族的风格习惯。到了唐朝建国后，皇室的成员虽然不能像祖先那样每日骑马挥鞭、纵横驰骋，但狩猎的爱好依然流传下来，其中李恒就是酷爱狩猎的典型代表。
元和十五年（820年）五月，李恒刚刚把先帝李纯的丧事安排完毕，便迫不及待地跑到城外去打猎。当时他的这种做法是有违礼法的，但这个年轻的皇帝似乎毫不在乎，虽然谏官上疏请他自重，但他依旧我行我素，每隔一段时间就到长安附近的骊山去狩猎，早出晚归，乐此不疲。
等到十一月的时候，吐蕃与大唐的关系一度十分紧张，可是李恒不顾军国大事，只要起了打猎的兴致，便丢下一班朝臣去打猎。为此宰相和大臣们数次上表劝谏，但全都石沉大海。谏官们见状甚至想出了集体跪在朝门外阻挡皇帝陛下去路，进而挡住李恒外出打猎的方法，但让所有谏官想不到的是，第二天天不亮，李恒趁大臣们还没上朝之机，便带领护卫径直去华清宫狩猎。
当时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五人实在看不过去，于是五人集体进谏李恒，说陛下娱乐活动太多、嬉游无度，现在吐蕃很有可能进犯边境，如果一旦边境有急报传来，需要陛下急速做出决策但却找不到陛下的话，那会让国家陷入极端危机之中。而且听说陛下又私养倡优，赏赐过于丰厚，这样会使为国家拼杀的将士产生怨恨，希望陛下自省。
郑覃本以为李恒即使不听劝告，也会找个理由将他们搪塞过去，但让这五个人大跌眼镜的是，李恒听他们说完，居然问了站在旁边的宰相一句话，让郑覃等五人差点没背过气去。
李恒的问话是：“此辈何人？”
自己说得义正词严，但皇帝陛下却不认识自己。当时郑覃等五人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好在宰相介绍完他们五人的身份后，李恒倒是十分随和，让人赏赐郑覃等进谏的五人，并表示会很认真地考虑他们所说的话。
然而时过不久，这个好动的皇帝便将郑覃等人的话抛在脑后，又带着随从继续开始自己的狩猎之旅。
除了狩猎之外，李恒的第二个爱好是欣赏百戏和赛龙舟。
前边我们说了，李恒在元和十五年（820年）五月，刚刚处理完父皇的丧事便急着去打猎。实际上，早在二月，朝廷上下正在忙于宪宗李纯的丧事时，李恒早已经沉浸在坐殿登基的兴奋中，带领几个宦官随从悄悄溜出宫前往丹凤门，兴致勃勃地观看百戏，而且看完回到宫中后，还眉飞色舞地讲给宫人们听，说得兴起时还亲自表演以哗众取宠。
这件事情比五月份他肆意狩猎性质更为严重，因为老爹刚刚咽气，他这边已经开始娱乐活动，这在任何一个人看来都是荒唐至极。
当时诸多朝臣们联名上疏进谏，对新即位的李恒提出严肃的批评，要他身体力行，讲究人伦孝道，为天下人做出表率。李恒听后连连点头，可是没过几天，他又跑到左神策军营中观看角抵和百戏。据《史记》记载，角抵起源于远古的黄帝大战蚩尤，蚩尤为了提高士兵们的战斗力，命士兵头戴双角搏击，所以又名“蚩尤戏”。汉唐时期角抵在社会上颇为流行，李恒对于这种运动是超级喜欢，俗话说得好：上之所好，下必效之。一时之间，京城表演角抵的人越来越多，当时这种职业因为皇帝的喜好而备受人们尊重，甚至有的角抵者敢于殴打官兵。
例如，长庆二年（822年），云阳县角抵张颧向羽林官骑康宪借了些钱，过了段时间康宪前去索要，张颧竟假借酒醉将康宪险些殴打致死。
百戏和角抵不仅得到李恒的欣赏，李恒还将观看它们定为一项制度。元和十五年（820年）六月，李恒驾临宸晖、九仙等门，观看角抵和百戏，并规定从此之后每三日观看一次，在大唐帝国的历史上，将娱乐活动形成规章制度尚属首次。
除了角抵之外，赛龙舟也是李恒很喜欢的一项运动，并且经常举办龙舟竞渡。所谓竞渡就是命宦官、护卫人员分乘几条船在人工湖内参加比赛，李恒一声令下，选手们拼命划船奔向终点，谁先到达谁就能获得丰厚的赏赐。
宪宗李纯在位时，由于多年忙于征讨藩镇之事而疏于娱乐活动，致使原来宫内鱼藻池淤泥增多，船只不易划行。李恒即位不久，便征调两千神策军疏浚鱼藻池，历时数月方才完工。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鱼藻池刚刚蓄水，李恒便带着嫔妃宫女来这里观看竞渡比赛。
当时对于李恒的过度嬉戏游乐，监察御史杨虞卿倍感忧虑，为此他上疏李恒，强烈指出国家尚未平静，百姓依然艰苦，作为皇帝不能高枕无忧。他特别强调天下帝王居危思安之心全都一样，但居安思危则不尽相同，这也是不能全部成为明君的原因。
杨虞卿的话已经很尖刻，但李恒丝毫不予理睬。
狩猎、角抵、百戏、赛龙舟，李恒的爱好不可谓不广泛，但和击鞠这项运动比起来，上述几项爱好便黯然失色。除了李恒的兴趣因素之外，最重要的是击鞠这项运动对李恒的影响可谓至深，李恒的身体健康正是因为过度玩击鞠游戏，才突然之间垮掉。
自开元、天宝以来，击鞠之风甚浓。击鞠又名打波罗球，是一种健康的体育活动，起源于波斯，东汉时通过丝绸之路传中原。打球时人骑在马上，手持一根月牙杖击球，球大小如拳头，球场呈方形，两边各立一门，将球击入对方门获胜。唐代有许多皇帝是击鞠的高手，如唐玄宗李隆基、后来的唐僖宗，而李恒也是如此。
长庆二年（822年）十一月，李恒带着宫内宦官和禁军士兵在禁中击鞠，当时李恒和部分宦官为一队，另外一些禁军士兵为一队，双方各催坐骑，驰骋在球场之上，双方你争我夺各不相让。半场下来双方队员已经是汗流浃背。下半场开赛后，场面更为激烈，宦官为博取皇帝李恒的欢心拼命争球，无奈体力欠佳渐渐落后。
忽然间，有一名年少的宦官因过度疲劳昏倒于马下，犹如被重物击中一般。当时李恒跟在他身后，心中一惊也差点栽于马下。其他宦官见状立即跑过去将他扶住，于是只得停止比赛回到宫内休息。
《旧唐书•穆宗本纪》记载，当时李恒是“邃足不能履地，风眩就床”，太医诊治的结果是患了中风，自此之后，李恒再也没能下床走路。
长庆四年（824年）正月，在经历两年中风病痛的折磨后，李恒病逝于寝殿之内，时年三十岁。当时国舅郭钊受李恒的遗诏准备立只有16岁的太子李湛即位。可是就在即位大典正要举行时，人们忽然发现太子李湛不见了，于是郭钊命人急去寻找，找来找去最后在偏殿找到了李湛，当时这位仁兄正和几个小太监踢球玩耍。
“殿下！殿下！”寻找李湛的宦官连唤数声，李湛玩得兴起，一时间充耳不闻。
“殿下！皇上驾崩了，国太舅让奴才们来找殿下，准备回去登基做皇帝！”宦官提高嗓门说道。
“哎呀！好好好！我这就回去，就玩这么一会儿，真是扫兴！”李湛一边不耐烦地答道，一边停止游戏，跟着宦官们回到宫内。
就这样，李湛在不耐烦之中被郭钊和一班朝臣簇拥着在太极殿继承皇位，他便是大唐帝国历史上的第十四任皇帝唐敬宗。
宫禁失序
16岁的李湛即位后完全没有个皇帝的模样，他的老爸李恒虽然也是昏庸无为，但至少在即位之初还做过两件有益于国家的事儿。反观李湛却是个只知道嬉戏、玩乐、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之中的纨绔子弟。而且李湛不仅不理朝政，甚至还居无定所，行动极其隐蔽，这种习性不仅宫中之人知晓，甚至其“名声”传到了市井坊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这种宫廷秘事的外泄，却引发了一幕张韶登基作乱的闹剧。
当时，京城长安有个算命先生名叫苏玄明，年约50岁，看上去颇有些仙风道骨的模样。此人头脑十分敏捷，不仅能言善辩，而且尤其擅长察言观色，加上平时对经史、周易等研究颇深，所以为人算起卦来口若悬河，时间久了形成了一大批粉丝，在长安城内颇有名气，人称“苏半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