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否认，李纯是个颇具才能的皇帝，大唐帝国行进到他这里时，重新恢复了生机。元和中兴使得大唐帝国重现昔日的辉煌，而李纯作为中兴之主也备受历代史学家们的称赞。但李纯最终也没有逃脱顶峰往前一步即是悬崖的套路，从元和十二年平定淮西，李纯“以法度裁制藩镇”的中兴大业渐趋成功时，他的思想开始产生变化，这个依旧算是年轻的帝王开始为了追求长生不老及来世的富贵，日益崇佛佞道，这为他最终悲剧的结局埋下了浓重的伏笔。

崇佛佞道

随着全国藩镇的平定，李纯不仅在执政方针上产生了变化，而且逐渐效仿其先祖，祈求长生不老的愿望增强，并因此日益沉迷佛教和道教。

自大唐帝国建立以来，佛教的地位随着皇帝的重视程度而不同。高祖李渊不信佛教，曾经下令拆毁佛寺；太宗李世民最初也是不信，但晚年之后为了长生不老开始崇信佛法；高宗李治、女皇武则天以及中宗李显、睿宗李旦全都崇信佛教，其中以武则天最为痴迷；玄宗李隆基在位时比较信奉道教；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以及帝国的江河日下，皇室的高层成员们越加对佛教的因果说产生兴趣，因此佛教地位再次上升。

李纯青年时代在祖父德宗李适的身边长大，可以说先帝对佛教的崇信，也对李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李纯即位后首先以平定藩镇为己任，因此对佛教并不感兴趣，而且在元和初年还曾经下令清查伪滥僧尼，对于寺院的土地也采取抑制政策。但不可否认，李纯是生活在一个佛法盛行的大环境里，他的思想和行为不能不受到影响，而且利用佛教维护大唐帝国的统治，也是列祖列宗的传统政策，李纯作为最高决策者，潜意识中肯定会是遵循的态度。

元和十年（815年）之前，李纯参加的佛教活动不多，和他的先辈们比起来要逊色很多。但从元和十二年（817年）淮西前线的战事无明显进展时开始，李纯一方面关心前线的战事；另一方面也开始希望通过虔诚的礼佛活动来获取佛祖的保佑，在这种情况下，李纯命令在右神策军中修建圣寿佛寺。而且为了礼佛方便，李纯命令右神策护军中尉第五守带领两千名神策军士兵修筑夹城，将宫城的云韶门、芳林门全部连接起来。通过夹城的修建，李纯可以随时赴寺庙祈福。

平定淮西以后，僧侣们宣扬朝廷之所以会取得胜利，是因为“显大不思议之道，辅大有为之君”的结果。李纯同时也相信这是佛法的作用，于是对佛教的崇信进一步升级。元和十三年（818年）四月，李纯亲赴圣寿佛寺举行无遮僧斋大法会，赐僧众绢帛300匹，并派宦官向西市百姓赠送香火，这次法会的举办使元和十年（815年）以来李纯的崇佛达到了高潮。不过李纯似乎并不满足，在这种情况下，终于出现了法门寺迎奉佛骨的盛大礼佛活动。

事实上，李纯并不是迎奉佛骨的开创者，隋唐两朝都有迎奉佛骨的传统，到了李纯这里乃是第八次。元和十三年（818年）二月，主持京城佛寺供奉的功德使向李纯进言，称凤翔府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宝塔，塔内有佛指骨一节。据传法门寺地宫要30年一开，舍利出则天下太平，根据功德使的计算，从上次地宫开启的德宗贞元六年（790年）至明年元和十四年（819年），正好是30年的时间，因此请李纯批准迎奉法门寺佛骨。

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二月一日，李纯派僧人惟应、端甫等人赴凤翔法门寺奉迎佛骨，并令宦官杜英琦监督。为了以示隆重，李纯于十二月四日，派中使持香火监领宫人持香花至临皋驿迎接佛骨。随后，李纯又命令中使带领神策军及僧徒前往迎护，并专门打开光顺门请纳佛骨到达京师，并将佛指骨轮流送至京师各佛寺，供僧俗众人供养礼拜。一时间京师内外方圆数百里，掀起了一阵空前的礼佛高潮。

当时很多人痴迷于这次礼佛活动，但也有人持反对的态度，例如，韩愈就为此向李纯奏上《谏迎佛骨表》，希望李纯能够客观冷静地对待礼佛活动。或许韩愈的言辞有些激烈，触犯了李纯的尊严，最终导致李纯十分愤怒，将韩愈的《谏迎佛骨表》昭示诸臣，准备将韩愈处以极刑。

为了挽救韩愈，当时宰相裴度、崔群纷纷上奏，认为韩愈触犯天威，确实应该治罪，但这其中也能看出韩愈对于皇帝是忠诚的，所以才会上疏，希望皇帝陛下开恩予以宽大处理，这样就不会让其他人因害怕而不敢进谏。李纯在略微冷静之后，同意了宰相们的请求，将韩愈改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

潮州在当时是最为偏远、多瘴疠之地，朝廷官员贬到那里，可以说是在贬黜的刑罚中最为严厉的。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十四日，韩愈接到被贬的诏书后即日上路，在走到蓝田关时遇到大雪，他触景生情，回想起自己过去的诸多经历，心中颇感悲凉，于是挥笔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朝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漳江边。

在这首写给侄孙韩湘的诗文中，韩愈充分表达了虽因谏佛骨而被贬，但并不后悔的志向，但同时他也预感到自己的生命或许会将终结在潮州。

到达潮州之后，韩愈立即上表李纯，称自己因为愚昧鲁钝冒犯了天威，因为自己体弱多病，潮州多瘴疠，希望皇帝陛下能够开恩赦免自己回到京城。李纯接到表文后，首先赞扬了韩愈勇于承认错误的积极态度，考虑到韩愈曾经在征讨中力主讨伐有过功劳，所以决定将其改贬为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就这样韩愈的生命总算没有终结在潮州，一直到唐穆宗李恒即位，韩愈才回到京城。

韩愈虽然向皇帝陛下承认了错误，但他内心依然希望，有一天李纯能够幡然悔悟，从痴迷佛教的歧途中走出来。但让韩愈失望的是，李纯不仅痴迷佛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对道教也呈现出痴迷的态度，相比较佛教而言，道教带给李纯的是梦魇。

李纯即位后，最初对道教如同对佛教一样并不热衷，而且在元和二年（807年）三月也对伪道士进行了全国清查，限制其发展。元和十年（815年）之后，李纯对道教的神仙之说，随着自己企求长生不老欲望的增加而兴趣大增。元和八年（813年），李纯命令中尉彭忠献师徒三百人修建兴唐观，赐钱十万，有意识地扩大其规模。为了求仙访道方便，李纯又下令在兴唐观北部开设复道直通禁中，以内库千匹绢帛赏赐给参加修建工程的役夫。元和九年（814年）二月，又将宫中的道教神仙图像经法九轝等赐予兴唐观。

从元和十年以后，李纯开始奉行先祖们的传统，而且试图通过道教的神仙丹药之术，来寻求长生不老。虽然当年李世民因为服食丹药最终搞垮了身体。但李纯似乎并不在意先祖李世民的经历，在他看来或许那一次只是个意外，于是他终于走上了先祖的老路，开始沉迷于服食丹药。

元和十二年（817年）十月征讨淮西结束之后，兴奋的李纯在中兴大业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希冀这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即将完成的天下一统的局面能够长久保持下去，更希望自己能够永远享有这经过奋斗得来的结果，他更加希望能够从道教那里找到长生不老方。

如果说崇信佛教可以解决来世因果之缘的话，那么现在崇信道教的长生不老似乎更加快捷、更为直接。史书记载，李纯在位末期十分喜好神仙之说，坚持服用丹药（“上晚节好神仙，锐于服食”），而且在他的带动下，那些自称怀揣长生不老方的方士们开始活跃起来。

当时一个山中隐士柳泌觐见李纯，自称能获得灵草仙丹。李纯听后极为高兴，让其居住在兴唐观炼丹，并任命柳泌为台州（今浙江天台）刺史，赏赐金紫朝服。

任命的诏书一出，朝臣们纷纷上疏，认为皇帝陛下可以喜欢方士，也可以让其炼丹，这些都是皇帝的私事，外人不能干涉。但让一个没有任何政治才能的道士担当一个地方的父母官，这实在有失体统。可是李纯丝毫不为所动，他认为倾一地之力能够让君主长生，那也是值得的事情，并下令如果再有人因为此事谏言，将严惩不贷。

自此之后，朝臣们全都闭上了嘴，任由李纯宠信道士，服食丹药。可是前边我们说过，道士炼来的丹药全都是有害成分极高的毒药，李纯自从服用丹药后，经常干燥口渴，身体渐渐虚弱，明显已有中毒的迹象。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宫廷政变正悄然发生，它不仅夺走了李纯依然年轻的生命，而且让曾经备受冷落的利益集团获得了最大的政治利益，要说清这场政变的来龙去脉，我们还得从李纯的后宫波澜开始说起。

后宫波澜

李纯征讨藩镇的成功，使他成为中兴之主。这些年来他每日每夜都在为重振大唐帝国的国威而努力，直到元和十四年（819年）他终于成功了。但李纯同样也有自己的烦恼，那就是储君问题始终是让他挠头的问题，大唐帝国在储君这个问题上已经出过不少乱子，现在到了李纯这里，他也未能幸免。

李纯即位后对于立储问题是一拖再拖，一直到元和四年（809年）才最终确定下来。之所以在立储问题上李纯会犹豫不决，原因与当时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斗争甚至立后问题纠缠在一起。

还在德宗贞元九年（793年）的时候，李纯便与宫女纪氏有了第一个儿子李宁。当年十二月，德宗李适为爱孙李纯纳已故驸马都尉郭暧之女为妃。郭暧是名将郭子仪之子，郭暧的妻子又是代宗李豫之女升平公主，因此李纯所纳的郭氏出身高贵，绝非一般的宫妃。

贞元十年（794年），李纯与另一宫妃有了次子李恽。贞元十一年（795年）李纯与郭氏有了三子李宥，此后李纯又接连有了17个儿子。

李纯即位的元和元年（806年）八月，长子李宁封为邓王、次子李恽封为澧王、三子李宥封为遂王，其余十七子也全都封王。在封诸子的同时，郭氏被册封为贵妃，不过按照常理来讲，郭氏出身显贵，远非宫女纪氏所能比，其所生的李宥按照年龄来讲虽然排行第三，却与李宁、李恽年龄相差不大，从立嫡不立庶的原则来看，李宥当然应立为太子，其母郭氏也应该立为皇后，然而事情却不是那么简单。

一直到李纯去世，郭氏也没能当上皇后。史书上虽然没有记载明确的原因，但通过一些蛛丝马迹的记载，我们还是能找到些原因。首先，郭氏出身高贵，由于特殊的家庭环境及优良的物质生活条件，不少人都是在娇生惯养中长大，往往会在性格上造成一定的先天缺陷，或者妒悍不逊（如杨玉环），或者骄横薄情（如安乐公主），从后来郭氏的种种表现来看，这是一个性格具有严重缺陷的人，进而造成和李纯的感情不和。

除了上述原因，史书记载，李纯后宫之中有很多私自宠爱的女人（“后庭多私爱”），他也可能担心郭氏因为身份原因，当上皇后会干涉自己宠幸后宫的问题。从李纯的子女仅次于李世民和李隆基来看，他希望自己能在嬖艳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而且郭氏的祖父郭子仪由于功勋卓著，事实上在肃宗李亨时代就受到猜忌，有功高震主的嫌疑，李纯内心不希望他的后人过多地参与政事，以免在权力上受到制约。

由于郭氏受到遏制不能位居东宫，使得李宥也随之失宠。元和四年（809年），李纯经过慎重的思考，决定采取稳妥的方式，立长子李宁为太子。

在立太子问题上，除了李纯隐藏内心深处的想法之外，朝臣们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元和四年（809年）三月，宰相李绛就上奏李纯，认为李纯即位四年来还没有立太子，这会让很多子嗣产生非分之想（“开窥觎之端”），希望李纯尽快做出决定。

李绛上奏建议早立太子，虽然没有明确指明应该立哪个儿子，但李绛的话中提到了皇子们会有非分之想的问题。显然这个话题是针对三子李宥的，因为其母郭贵妃的出身和地位高于其他嫔妃，凭借着母亲的高贵，李宥是最可能产生非分之想的，这远不是李宁的母亲纪氏所能比的。

李绛虽然没有明言到底立谁，但从其话语隐含的意思以及那个时代立长不立幼的礼法来看，李绛是支持立长子李宁为太子的。可以说，李纯最终决定立长子李宁，朝臣们起到了助推作用。

元和四年（809年）三月，李纯命令吏部具体筹办太子的册封仪式。可是天公偏偏不作美，春夏之际阴雨不断，册封仪式一直没有办法举行，于是只得改为秋天举行。可是进入秋天后，仍然是阴雨不断天无晴日，一直到了冬天十月，太子的册封仪式才正式举行。

值得一提的是，册封仪式的一再推迟，似乎预示着李宁的太子之位不能长久。在元和六年（811年）十二月，年仅19岁的皇太子李宁因病去世。

李宁的去世使皇帝李纯受到了极大的打击，为此，他一连十三天未能上朝。随着李宁的去世，册立新太子一事便提到日程上来，究竟是次子李恽还是三子李宥，不仅是摆在李纯面前一道必须做出选择的题目，而且成为当时各种政治势力矛盾斗争的焦点。

据《旧唐书》记载，当时支持拥立次子李恽的政治力量是以宦官吐突承璀为核心的集团。吐突承璀当时力排众议，坚决表态支持李恽被立为太子，其目的是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欲以威权自树”）。不过李纯洞悉了吐突承璀的目的后，没有受他的蛊惑（“赖宪宗明断不惑”）。但《旧唐书•崔群传》则记载说，当时李纯认为李宁死后，李恽年龄居长，而且又协助自己处理了不少政务，所以有意立李恽为太子。从这个记载来看，李纯和吐突承璀倾向一致。

但当时以崔群为代表的朝臣则坚决反对李恽被立为太子，崔群认为，郭贵妃出身高贵，远非其他出身平凡的宫嫔所能比，所以应该立三子李宥。最初李纯是准备让崔群为李恽作让表的，但崔群却表示只有当了太子才有陈让的礼仪之说，现在李恽不是太子，何来让表之说？

应该说，崔群当时是代表了诸多朝臣们的意见，最终李纯在这个问题上做出了妥协，而且当时吐突承璀担任淮南监军，由于不在京城，正所谓鞭长莫及，所以李纯最终同意立遂王李宥为太子，同时改名为李恒，即是大唐帝国的第十二任皇帝唐穆宗。

黄永年先生在他《唐元和后期党争与宪宗之死》一文中，认为李宁死于元和六年（811年）十二月，而李宥被立为太子是在元和七年（812年）七月，期间储君之位的虚悬时间长达七个月之久，可见当时围绕储君之位的斗争是相当的激烈。

事实上，这场斗争一直到李恒被立为太子也没有结束。因为按照礼法，儿子成为太子，郭贵妃应该母以子贵，被册封为皇后，而且元和八年（813年）的时候也有不少大臣再三请求李纯册立郭贵妃为皇后，但都被李纯以当时的岁时之忌为由拒绝。从史书的记载来看，李纯虽然立了李恒为太子，但父子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么和睦。

史书记载，李恒和母亲郭贵妃的感情很好，母亲不能荣登后位，或许会让李恒产生不爽的心理，而且从血缘角度来看，李纯和郭贵妃算是近亲结婚，李恒是近亲结婚的产物。虽然那个时代近亲结婚没有法律限制，但从李恒的身体素质和智商来看都远不及其他诸皇子，和李纯更不是在一个档次。

李恒性格温和，缺少果断，这一点和李纯正好相反，这也造成了刚毅果断的李纯不太喜欢李恒这个儿子，在内心深处，李纯对太子的人选始终存有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