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行动了，他下旨：一、在中央裁撤詹事府、光禄寺等六个闲散衙门；二、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督抚同城的巡抚；三、裁撤不办漕运任务的省份的粮道；四、谕令各省在一个月内拟出其余应下岗的闲散地方官员，严加裁汰。

这些措施仍然围绕着一个中心：人事制度改革。先吐故，后纳新，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光绪雷厉风行，铁面无私，此时被裁撤的湖北巡抚，还是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

然而，官僚系统的反应仍然是冷淡的。特别有代表性的是两广总督谭钟麟，他被骂了一顿之后，竟然连光绪以后的圣旨都不看，而且在他的两广总督府里不许谈论变法。当有人问起：“你办得如何？”他回答：“啥变法？我不知道啊！”

光绪不得不拿他开刀了。但是，要拿这种总督级别的大臣开刀，总要找个动刀子的人，光绪找到了一匹“黑马”，他就是朝廷马匹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太仆寺少卿）岑春煊，光绪提拔他为广东省副省长（布政使），安插在谭钟麟身边。

在拿地方大员开刀的同时，光绪的帮手、一直躲在幕后的礼部主事王照也在朝廷出手了。他写好了一道奏折，交给本部的部长怀塔布同志，请他代为转奏皇帝。

按照光绪之前下达的“各部院官员如有上奏，由各部堂官代奏”的圣旨，王照的程序没有错。而光绪在下达那道圣旨的同时，也加了一条：任何人都不得阻挠上奏，看来怀塔布只能把这份奏折交上去了。

而怀塔布同志在看完这道奏折后，惊得大汗淋漓，他是万万不能交上去的，只能扣下来。

王照的这份奏折围绕的是如何变法，主体内容基本上夸夸其谈，没什么新意。问题是他还有一个补充建议，其中提到：为了更好地变法，建议太后和皇上走出国门，去国外参观访问，实地考察了解各国政治经济体制（请皇上奉皇太后圣驾巡幸中外）。

这个建议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好的。不过在当时，这不仅是对慈禧的大不敬，甚至还带有戏弄的成分。要知道慈禧同志虽然是最高领导，但归根结底还是个女人，当时，女人是不能抛头露面的，她连在朝堂上听政都要挂个帘子，又怎么可能出国，在洋人面前抛头露面？奏折如果递上去，慈禧如果追究，这就是怀塔布这个做部长的责任，所以在跟其他副部长商量后，怀塔布私自做主将这份奏折压下来。

私扣奏折的事很快暴露了，光绪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全部领导——六位部长和副部长统统撤职，王照升官，赏三品衔。

光绪以抗旨之罪对怀塔布的撤职光明正大，但是在官场看来，这更像是光绪和王照联合起来，给怀塔布下的一个套。因为怀塔布的身份并不简单。

怀塔布是慈禧的心腹，后党的中坚人物，说起来他跟慈禧还有点亲戚关系，算是慈禧的表亲。怀塔布的老婆更是慈禧的闺蜜，没事就陪慈禧逛园子吃饭，聊天解闷。

在撤职事件后，光绪的杀手锏并没有停止。三天后，他再一次下旨令李鸿章今后“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也就是免去李鸿章的这个职务。正是从这一天起，李鸿章失去了在朝廷中的一切官职，只剩下一个“文华殿大学士”的荣誉称号——曾经权倾朝野的李鸿章，如今只是朝廷的荣誉公务员了。

你不是收回了二品以上高级官员的任命权么，那我撤职总可以吧？光绪反击的套路已经渐渐清晰了：他没有任命提拔的权力，却有撤职的权力。

光绪的这些行动是十分迅速而斩钉截铁的，他使出了组合拳，拳拳指向慈禧！虽然是拿六部中分量相对较轻的礼部和政治地位本来一落千丈的李鸿章来做试探，但怀塔布和李鸿章的倒台象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皇上要拿太后的心腹开刀了！

一场人事大战即将来临。

光绪的四大亲信

就在免去怀塔布职务的第二天，光绪提拔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为四品官，任“军机章京上行走”。

任命四品官，光绪是有自主权的，不需要惊动慈禧她老人家。在京城，四品官是一个不起眼的官职，但光绪提拔他们并不简单。

因为这四个人全部进了军机处。军机处对朝廷的作用，就相当于现在的军委加国务院，军、政最高权力中心非它莫属。军机处里的办事人员分为军机大臣（大军机）和军机章京（小军机），在级别和权限上，军机章京是军机大臣下属（相当于秘书），虽然光绪特意说明“四小军机”在办公程序上要尊重原有的军机大臣，并特意交代“四小军机”要和原来的军机大臣搞好团结，但是，这四个人是光绪亲自提拔起来的，光绪是把他们当亲信看待的，四人奉特旨筹办变法事宜，所有到军机处的奏折，都先由这四个人先看；凡是光绪要下达的圣旨，都由四人拟稿。

光绪的全面反击开始了！

他先是裁撤了慈禧的人，然后升了自己的人。光绪并没有给四位新人二品以上的官衔，所以也就不需要经过慈禧的同意，但却让他们做着一品大员才能做的事：可以阅读奏折和拟旨。光绪就用这四个人架空军机处，他们名义上为军机大臣秘书，实际上却是替光绪掌控军机处的“四人帮”，难怪连梁启超都评价他们“名为章京，实为宰相”（犹唐宋之参知政事，实宰相之职也）。

听到这个消息，最郁闷的当属一个人——颐和园里的慈禧。

老人家的鼻子只怕都会气歪。很明显，这一招就是专门针对她之前发的懿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原来这一招连皇上也会用啊。

然而慈禧并没有发作，虽然光绪的行为让她很不爽，虽然怀塔布被撤后，他的老婆也整天来颐和园哭哭啼啼，哭着喊着太后不能不管自己的亲戚和嫡系。但慈禧迟迟没有表态，也没有干涉光绪，变法毕竟是得到了她首肯的，按照我们之前的心理分析，她也希望能有一个好结果。为了朝廷，为了大清，为了自己，我且忍忍吧！

在慈禧十分郁闷和难受的时候，另一个人却兴奋得手舞足蹈了。他是康有为。皇帝命令一下，康有为的住所南海会馆里就响起一片大笑之声，老康笑得尤为开心。在康有为看来，“四人帮”不仅在皇帝的掌控之中，也可以是在他老康的掌控之中。

四个人当中，有两个跟康有为关系紧密。林旭是他的弟子，谭嗣同虽然没有拜过师，但他很崇拜康有为，自愿认作康门弟子（私淑弟子），更重要的是谭嗣同几乎算得上康有为的精神知己，对康有为交代的事情几乎都遵照办理。刘光第曾经是康有为在强学会后办的另外一个组织——强国会（保国会）的会员，算得上康有为的人。杨锐的情况复杂一点，他曾经担任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是张之洞的得意门生，但他也曾经加入过保国会，对康师傅也很尊敬。

朝廷最有权势的四个人都把我当作“老师”，看来我康师傅真可以指点江山啊。

而兴奋的康有为并不知道，危险已经悄悄向他临近了。

朝中的明枪暗箭已经全部对准了康有为。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康有为提出的设立什么“制度局”，光绪才如此冒进，用“四小军机”变相地成立了一个“制度局”。大伙儿对皇帝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去反对的，但打击康有为是能够做到的，上次造谣没有让他离开北京，现在要拿出更厉害的一招。打击康师傅，也就是让皇上知难而退啊。

这一招就是：写奏折。

他们很快弄到了一个奏折，这篇奏折既不是谈赞成变法，也不是谈反对变法，目的只有一个：弹劾康师傅和弟子梁启超。而且罪名比较严重：谋反。

谋反是杀头大罪，搞不好还要株连九族。这样的大罪，经常是被用来冤枉别人的，但这封奏折里说的，却是事实。

故事还得从上一年（1897年）说起，那时梁启超受聘于湖南一家新式学校——时务学堂，担任中文总教习。而老梁在批改学生的作文时写下了一些批语：百姓们纳税，只要它（政府）为百姓们办事，人民即使多交一些也不会怨恨啊，但如果不为百姓办事，哪怕你的赋税很轻，人民也会怨恨的。

还有一条更厉害，梁启超以《扬州十日记》提到的当年清军入关后的屠城行为，直接指出“这是独夫民贼的做法”。

真是太反动了，如果说第一条是在骂朝廷，第二条就是连朝廷的祖宗都骂了。看来说图谋不轨一点都没冤枉他。那时候康有为和梁启超根本没想到自己还有能为皇上做事的这一天，所以在社会上的言论都比较反动，以此来吸引粉丝，没想到却留下了把柄。

变法开始后，光绪的工作流程仍然是“事前请示和事后汇报”制度，重大的事情，需要先请慈禧的懿旨，而一般的事情也要事后汇报，汇报的方式就是将光绪批复过的奏折送往颐和园处。变法开始后，光绪皇帝看上去能够“单独”处理很多事情了，事实上只不过是慈禧对他的支持更多了，光绪请示和汇报的事情慈禧一般都会同意，变法中的很多“新政”就是在慈禧的同意下以光绪的名义发出来的。变法开始前，慈禧告诉光绪：只要你不烧祖宗的牌位，不改服饰不剪辫子，随你去变（汝但留祖宗神主不烧，辫发不剪，我便不管）。

但对于这样既攻击制度、又攻击祖宗的大逆不道之言，慈禧和其他满族王爷是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

小子，我叫你变法，又不是叫你变天啊。

而对于光绪来说，这样的言论他也受不了。

之前光绪已经颁发过上谕：任何机构都不得阻挠上书。这封奏折无疑也是要被光绪看到的。一旦奏折到达光绪的手中，康有为和梁启超麻烦就大了，坐牢不用说，甚至还有被杀头的危险。康有为啊康有为，看来谁也救不了你了。

好吧，折子到了军机处，而军机处的折子，是“四人帮”先看。

所谓“看”，并不只是读读而已，还要写下初步的处理意见，供皇上参考。四个人看完后大惊失色，出了一身冷汗。他们也很为难：如果把折子交给皇帝，康、梁二人只怕必死无疑，而如果私自扣下奏折，一旦查出来，也是死罪，四个人商量来商量去，也没商量出很好的办法。怎么办？

谭嗣同先写下意见：臣谭嗣同愿以性命担保康、梁的忠诚，如果奏折所言属实，臣谭嗣同恳请皇上您先杀了我。

然后刘光第也签了名：如果属实，臣刘光第也请皇上先杀了我。

想了想，谭嗣同把奏折中作为证据的附件一把火烧了，只保留了奏折的主要部分。

谭嗣同还是不放心，他知道最好的防守是进攻。清白无法自证，在很多情况下，要证明清白其实没有办法，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倒打一耙，让泼你污水的人也沾上污水。于是，谭嗣同又写了一个附折：皇上您是知道的，现在有很多人攻击变法，写这封奏折的人是在诽谤变法，请皇帝杀之，以儆效尤！

光绪看到之后，一眼就看出奏折中所说属实。但他的心里还是想保住康、梁的，因为证据已经被谭嗣同烧了，即使别的王公大臣听闻也可以说得过去。更重要的是，他刚刚提拔的四位亲信里有两位死保康梁，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光绪考虑再三，将这份奏折抽了出来，并没有和其他奏折一起送到慈禧之处，自己也没有往下追究。

康有为就这样侥幸逃过一劫了。要不是谭嗣同后来告诉他，他还被蒙在鼓里，但是当谭嗣同告诉他后，康师傅立即跳了起来：看来我很危险！请你立即催你那些“道上朋友”到京，片刻都不要耽误了！

谭嗣同的那些“道上朋友”，就是长江流域最大的黑社会组织——洪门哥老会中成员。关于这个组织我以后再详细介绍了。洪门中的一位头目是谭嗣同的结拜兄弟，他叫毕永年，湖南人，手下有一帮行走江湖的兄弟。

谭嗣同有这些黑道朋友，康有为是知道的，之前他就提出过安全问题，于是谭嗣同就给毕永年发了电报，要求他带上人手来北京。现在，看来康师傅想立刻就见到这批人。

谭嗣同一直是崇拜康有为的，听康师傅的话，按康师傅的指示办。以前他听说保护师傅的安全，所以他照做了。但是，谭嗣同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康有为让这些黑道分子来到北京，并不只是为了保护他那么简单！而是有一个惊天的计划——一切的秘密都将在接下来的事情中揭开分晓。

在老康他们等待毕永年那伙人到达北京时，皇宫里的光绪也开始行动了。他在按照他的计划打出下一张牌，撤怀塔布等六位部长的职务，提拔“四人帮”，这一切都是围绕着人事制度改革进行的，而他已经没有了回头路，他必须继续干下去。

而接下来的这张牌，它的难度将超过以往任何一次出牌，但它的重要性却是无比巨大。这是光绪梦寐以求的出牌，也是他不得不进行的事情——抓军权。

清日战争那次通过战争抓军权的机会已经失去了。而和平时期抓军权只有一种方法：提拔。

通过大肆提拔军方将领，建立自己的嫡系，让他们来听自己的。

那么，谁是可以提拔的人？不对，这个问题应该怎么问：谁是可以信赖的人？

正当光绪皇帝为这个问题而苦恼之时，继上次的密折之后，徐致靖徐大人又不失时机地上了一道密折。

看来，有需要的地方就有徐致靖啊。在《密保统兵大员折》里，徐致靖向光绪推荐了一名军方将领。徐致靖介绍，此人目前掌控着一支新军，属于军方新派人物，不仅工作能力强，而且一向有维新变法思想，是可以信赖的干部。

光绪觉得此人很眼熟，立即批复：“电寄荣禄，着传袁世凯即行来京陛见！”

不错，这个人，正是我们的老朋友袁世凯大人。虽然我们对他比较熟悉了，但对于宫廷权力中心来说，他还是新人，还属于“小袁”级别，光绪能够想起这个“小袁”来，实在是因为袁世凯在去小站练兵前，给光绪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事实上光绪不仅对袁世凯很有印象，还一直很欣赏他。我们还记得三年前（1895年）袁世凯成为小站练兵统领的候选人时，在清流李鸿藻的推荐下，光绪曾经召见过一次袁世凯，那次除了谈练兵，光绪还给了袁世凯一个命题作文——如何变法。袁世凯认认真真地搞出了一个一万多字的方案，虽然我们知道，这又很可能是他找“枪手”写的，但毕竟这代表他对变法是很有想法的。

在这之后，袁世凯就去小站开始了他的变法之路——编练新军。在这三年的时间里，他不像康师傅整天鼓噪着变法，他干的是实实在在的变法之事——军事制度改革。他在小站编练的新军是一支真正的“新军”，从军队编制、管理到训练方法，甚至连军服都是新式的，战斗力大大增强。而袁世凯虽然号称“不问政治”，却也不妨碍他经常发表一下对于变法的看法，比如他主张变法从地方开始，先建立一个政治特区，这和康有为主张变法从中央开始又是不同的。

看来，在变法问题上，袁世凯属于低调实干型。

接到“电旨”（用电报发的圣旨）的荣禄立即通知了袁世凯。在小站每天一身是汗、忙着练兵的袁世凯，就要踏上去往北京的路了。他也是欢欢喜喜屁颠屁颠进北京的，君臣二人注定要欢欢喜喜一场了。

对于光绪来说，他终于有希望得到一个重要的帮手，这个帮手来自军方。本身对袁世凯就有很好的印象，也知道他练兵练得很好，现在心腹徐致靖认为袁世凯可用，光绪简直十分欢喜。

而对于袁世凯来说，在进京之前，他就知道了自己一定会被升官。这个秘密我们接下来就会揭晓。

而等待他的，将是未知的凶险。

袁世凯的骑墙术

北京报房胡同法华寺，这里闹中取静，晨钟暮鼓，木鱼声声，吃素不妨碍吃荤。关键是离皇宫很近，来到北京后，袁世凯把它当做了下榻的宾馆，住了进去。

两天后，光绪在颐和园召见了他。接见的气氛十分融洽，君臣两人其乐融融。光绪专门询问练兵的情况，袁世凯一一作答，内容充实，详简得当，光绪对袁世凯的对奏十分满意。

回到法华寺的当天晚上，激动人心的消息传来了，圣旨下：袁世凯练兵有功，着由直隶按察使升为工部侍郎候补，仍专办练兵事务！在旨意中光绪还特别交代：对于练兵中的事务，袁世凯“应随时详奏”——这是给了袁世凯专折奏事的权力。

直隶按察使是副省级（正三品），而工部侍郎候补是副部级（从二品），皇帝果然给自己升了官，这一切跟老袁事先得到的消息分毫不差。

在用《密保统兵大员折》推荐袁世凯之前，徐致靖派了他的儿子（徐仁录）去小站找袁世凯，这很好理解，官场讲究的是你来我往，我推荐你，至少你要明白是我的功劳，大家互相给点好处，所以徐致靖的儿子是去“运作”的，而袁世凯也派了他的幕僚徐世昌来北京“继续运作”。

这件事情在史料中得到了记录。从种种迹象来看，袁世凯并不是被动的，坐等徐致靖方面来找自己，而是他很主动。

事实上在小站练兵开始后，袁世凯并没有忘记他的老本行——继续向高层“勾搭”。荣禄是不用说的，搭上他迟早就能搭上太后这根线，但老袁一直奉行的是骑墙的艺术。

具体说来，就是在帝、后两党之间两头不得罪，两头讨好，为将来争取更大的本钱。所以在努力向荣禄表现的同时，袁世凯一直没有忘记积极向帝党集团靠拢。这就需要向当时的帝师翁同龢去“勾搭”，对于翁同龢，认同乡、同岁、同年的勾搭方法都行不通，但还有一招——认同志嘛！翁同龢既然积极鼓动光绪用变法来收回权力，老袁积极上书翁同龢来谈变法，但问题是翁同龢对袁世凯不是很感冒，在给翁同龢上过两次书后，袁世凯很有可能就勾搭到了徐致靖这里。

所以，尽管徐致靖的推荐是密荐，但这一切对袁世凯来说并不是秘密。他看上去是偶然成为了徐致靖的人选，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没有那么多的“偶然”。经验告诉我们，偶然之中必有必然，你关心什么，就会遇到什么。常遇到美女，说明你有一双搜索美女的眼睛，遇到帅哥，说明你有一颗神往帅哥的心，经常勤劳奋进，就会得到奋进的结果，经常跑官，就有可能被升官。

不要认为副省级官员就不需要跑官，在以领导拍脑袋来决定事情的人治官场里，跑跑很重要。

现在最后结果出来了，应该激动，应该庆祝，但在激动之余，袁世凯又有另外一种心情——不安。

他突然发现自己可能犯了一个错误：在这个阶段，还是不升官的好。甚至不应该进北京！

不到北京不清楚，到了北京才知道，朝廷的局势只是表面的平静，下面已经是刀斧声声。

想想自从练兵以来，已经被两次提拔了，第一次是荣禄保荐升为直隶按察使，相当于是太后给升的官，现在皇上也不会无缘无故给自己升官吧。

答案很快就揭晓了。第二天，光绪再一次召见了袁世凯，这次，光绪笑着对袁世凯说：“人人都说你练的兵、办的学堂甚好。以后你可以与荣禄各办各事。”

“如能为皇上分忧，臣粉身碎骨，全不怕！”袁世凯当然要及时送上他的忠心。

原来皇帝是要收买自己啊，这句话的意思是要告诉他，荣禄虽然是你领导，但你以后可以不听荣禄的，只听我的，对我负责。

袁世凯猜得没错，光绪给他升官的原因并不只是因为欣赏他，而是有真正的目的。这个目的就是绕过荣禄，直接领导袁世凯，逐步实现抓军权。

对于光绪来说，这只是他的第一步，抓军权这项工作是循序渐进的。光绪也不傻，他也知道，不是给人升了半级官，人家从此就归入了自己的麾下，死心塌地为自己卖命，这是需要时间来进一步考察和检验的。

更何况，袁世凯还并不是自宣布变法开始以来光绪提拔的第一位军方背景的人。

光绪提拔的第一位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岑春煊。此人出身武将世家，自小就跟随担任云贵总督的父亲镇压云南地区的回民起义，立了不少军功。前面我们说过，因为两广总督谭钟麟带头抵制变法和官员人事制度改革，光绪提拔岑春煊为广东省副省长（布政使），把他成功地安插在谭总督身边，而岑春煊到广东后果然没有辜负期望，他积极收集谭钟麟的罪证，上奏给了光绪。

在光绪看来，提拔袁世凯除了有可能直接掌控对新军的指挥，还能起到岑春煊第二的作用。因为老袁的身边，就是另外一位不听话的直隶总督——荣禄。和岑春煊一样，光绪也给了袁世凯专折奏事的权力，希望“小袁”接下来好好表现。

无论是抓军权还是掺沙子，这都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只能循序渐进，着急是要坏大事的。光绪很清楚这一点，他并不需要袁世凯立刻就效忠自己（事实上做不到），也不会立即就把袁世凯当作了自己的心腹，这个人和“四人帮”不同，他是官场上的老狐狸了，收买不是那么容易的，就让他继续踩着钢丝跳跳舞吧。

因为不是立刻就收买袁世凯，也不需要让袁世凯去搞什么阴谋，袁世凯的到来就是正常的官员进京活动，光绪连召见他都是走的正常程序——先通过荣禄。然后又在慈禧眼皮底下（颐和园）第一次接见。有人认为袁世凯进京引起了荣禄和慈禧极大警觉，所以在光绪召见之后，慈禧又特意召见了袁世凯打探消息。从当时情况看，这个说法并不能成立，一切都很正常，袁世凯这样“小小的地方官”进京，就算是求见慈禧，慈禧也不一定见他。

正常，基本正常。光绪皇帝完全是在按照他的思路来处理政事，只要再过一些时间，他就能决定袁世凯这个自己欣赏的人，能否成为欣赏的自己人，如果一切顺利，变法班底中将又增加一位生力军，他的作用会比用“四小军机”去架空军机处更大，因为他的下面还有7000位拿枪的弟兄。

然而，有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一切，不仅改变了光绪原有的计划，也让多年以后的袁世凯无比地懊恼：我真后悔呀，虽然我喜欢升官，还擅长政治投机和豪赌，但想想那几年的跑官实在是不应该的，如果不跑官，皇上也许就不会注意到我，不注意到我，我就没有机会去北京，没机会去北京，别人也就没有机会在我身上去搞阴谋！

这个阴谋，将是惊世骇俗的。

康有为的惊天阴谋

康有为的身边出现了毕永年。他终于从湖南赶到了，而且还跟康有为住到一起，住进了南海会馆。

是时候把自己的计划告诉谭嗣同和毕永年了。

在康有为看来，慈禧是官僚集团的头头，那些抵制变法的大臣都是慈禧提拔起来的，所以慈禧就是反对变法的带头人。有她老人家在，变法就很危险。不杀死慈禧，慈禧迟早就会杀死变法。总之有她无法，有法无她。

南海会馆里，听康有为说完计划的谭嗣同和毕永年半天没回过味来，他们不敢相信，康师傅竟然有这样一个计划，让毕永年来京，原来只是为了方便地实行这个计划，这个他已经酝酿已久的计划。

康有为告诉大家，慈禧这个“老妖妇”一直对变法抱有成见，按照她的政治见解是不会真心支持变法的。现在，朝廷上下已经有流言，“老妖妇”九月（阴历）要和皇上去天津阅兵。这是一个阴谋，那时她会叫心腹荣禄废去皇上，杀掉皇上，彻底扑灭变法大业。为今之计，为了救皇上，也为了自保，只有先下手为强。唐朝张柬之有废武后之举，我们可以效仿他实施斩首行动，让毕永年带领弟兄们刺杀慈禧！

张柬之曾经带领五百名御林军闯入武则天寝宫，逼迫年老的武则天退位，恢复李唐江山，看来康有为想做第二个张柬之！

而“天津阅兵阴谋”是一个故意制造出来的谣言，制造这个谣言的人并不是康有为，而是另外一伙人，这伙人将在以后的故事中露出面目。而对于康有为来说，利用这个谣言，正好是实行兵变的借口。

而谣言不是导火索，只是在这把火上加了把柴。从种种迹象上看，兵变是老康早有的计划，没有这个谣言，他也是要上的。

明白了，以前说杀一品大员，确实就是老康的想法，现在，不仅一品大员要杀，还要杀朝廷的最高领导人——慈禧。

康有为不仅一直无法接触变法的核心，也无法接触权力的中心，甚至也没有在权力场上摸爬滚打过，所以他并不了解慈禧。

对于慈禧来说，变法只是权力的道具。慈禧赞成变法，是因为变法可以消除统治的危机、权力的危险；如果要反对变法，也只有在变法威胁她权力之时。慈禧并不信奉什么主义，在她看来，凡是有助于巩固她权力的主义都是好主义，凡是可能削弱她权力的主义都是坏主义，她只关心她的统治不动摇，维护社会稳定，不改旗易帜，不走邪路。所以到目前为止，慈禧并没有过多的干涉变法的行动，虽然怀塔布的老婆天天在她面前哭，虽然那些旧下属们一有机会就到颐和园来告状，但慈禧都把他们赶出了颐和园，朝廷都还在她的掌控之中，光绪一如既往地“先请示，后汇报”，权力安全得很，爱怎么变就怎么变，她是懒得去管的。

以为杀了慈禧就能成就变法，书生之见，书生之气。而后来的事实将证明，康有为干掉慈禧的计划是周密的，他并不是完全为了变法，而是有利于实现他惯有的一样东西——急于进入政治高层的野心。

听到这个计划，毕永年惊呆了。虽然他是黑社会分子，但也没有胆大包天到去刺杀朝廷领导人的程度，这可是灭九族的大罪。更何况，慈禧的颐和园守卫森严，即使武功再高的江湖高手也很难接近，怎么刺杀？

康有为胸有成竹：只用你们这些人去当然是不行的，也不会成功，但是我可以先调集军队包围颐和园，然后你率领百余名敢死队员趁乱杀掉那个老妖妇。简称：围园杀后。

康有为同志一定是史书上的那些书生借兵、武力夺权、巧取天下的故事看得太多了。

那么调谁的兵？这个事情有点难度。很显然，为了调兵的方便，这只能去策反那些驻扎在京郊京津之间的卫戍部队，而其中的一支，在老康看来是很有希望的。

这就是聂士成的部队，清日战争之后，聂士成率领他的军队驻扎在京津之间，成为卫戍部队。聂士成是王照的拜把子兄弟。而王照算得上他老康的粉丝，一直对康有为礼敬有加，言听计从，王照又刚刚在罢免礼部六位部长中大出风头，老康认为说动王照去策反聂士成是很有把握的。

没想到王照这一次的反应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

王照坚决地拒绝了这个要求。不仅拒绝，据说还把康有为大训了一通。

在王照这里碰了一鼻子灰，不过老康这个人的人生字典里是没有绝望二字的，拉拢聂士成失败了，而他的脑海里又想到了另外一个人。

这就是躺着也中枪的袁世凯。

袁世凯的新军也是当时的卫戍部队之一，驻扎在离北京不远的小站。而老袁又刚刚升官，正在北京，康有为打算想办法去见上他一面，去策动袁世凯！

听到这里，毕永年大惑不解：“袁世凯怎么会听我们的呢？”

袁世凯支持变法，他自己也在干着变法的事，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不会干出背叛变法的事。而老康的手上还有一件神秘的东西。

这是一封袁世凯亲笔写给康有为的感谢信。里面对康有为表示了感谢，并说道：以后但凡有用着我袁某的地方，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

由于这个官升得实在有点让袁世凯担忧，在离开皇宫后，他又使出了他的那一招：用银子开路，拜访各位王公大臣，平息祸事，打听风声。他和他的银子一起进了庆亲王奕劻的府上，又拜访了如今的朝廷荣誉公务员、已经谁也不待见的李鸿章。这两个人都是慈禧的心腹，老袁此举是在向后党示好。

然后，袁世凯也没有忘记帝党阵营。他给康有为写了一封感谢信。徐世昌在北京给他跑官时，康有为就经常找徐世昌表明他在积极推进徐致靖的保荐活动。如此一来，袁世凯自然要感谢一下康有为。而且康有为是变法的一面“旗帜”，谢了他，就等于把好印象带给了很多人。

多交朋友少结仇，老袁不过是在继续他的骑墙政策。

毕永年仍然强烈反对这个计划，他认为光凭袁世凯的这两句话是不可信的，对于袁世凯这样的官场老手来说，别说是他写的几句话，就是要他当面对天发誓又如何，说不定一转身拍拍屁股就不算数了——更何况支持变法和谋反是两回事，这谁都明白。

毕永年认为他至少应该亲自去见见袁世凯，探清楚袁世凯真正的想法。

一听到这个要求，康有为火了：我的判断你还信不过吗？

在大名鼎鼎的康师傅面前，毕永年不再争辩，争辩也没有用，没人能够说得过康有为。你说一句，他能说十句，而这十句里有两句是点火的，其余八句都是煽风的。这次谈话不欢而散，毕永年很郁闷，自己是因为敬佩康师傅，听谭兄说要保护康师傅的安全，这才率领弟兄们从湖南来到北京。只要是为了保护康师傅，舍生忘死，他和弟兄们相信都没有怨言的。从湖南出发时，他们并不知道还有一个刺杀朝廷领导人的计划，这个事情绝对无法去做。

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毕永年去找到谭嗣同，向他说出了他的担忧：袁世凯不一定可靠，康师傅计划的风险太大了！

谭嗣同一开始也不同意康有为的这个计划，但他也说不过康有为。他只好安慰毕永年：“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根本不可行，但康先生一定要这么做，我能怎么办呢？”

看来谭嗣同也同意了，毕永年建议这事即使要办，也要再叫些人手来北京，于是谭嗣同给在湖南的另外一位结拜兄弟、同样跟黑社会很熟的唐才常发电报，要他召集人马来京！

南海会馆里的气氛空前紧张，一个惊天的阴谋在这里敲定，即将执行。康有为的意思，要在光绪和慈禧去天津阅兵之前先动手，时间比较紧迫。老康无疑是这个行动的总指挥，一切都听他的了。正在这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消息传来：光绪皇帝再一次颁布上谕，要求康有为立即离开北京！

光绪的密诏

跟上一次不同，光绪这次令康有为迅速离京，不容有商量的余地（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再迁延观望）。就像光绪并不清楚老康在准备兵变计划一样，康有为也并不清楚这些天皇宫里发生了什么。

事情发生在光绪接见袁世凯之前，而性质是比较严重的。

事情开始于光绪去颐和园。按照“重大事情事先请示”的制度，光绪皇帝去颐和园就是向慈禧请示一件比较重大的事情——开懋勤殿。

我们首先来弄清楚懋勤殿是个啥。懋勤殿是一座大殿，位于皇宫内，最早幼年的康熙在这里读书，名字来源于“懋学勤政”的意思。后来继位的雍正、乾隆等皇帝也常常把这里当书房，在读书的同时，他们会叫上一些儒学饱学之士在这里谈古论今，议论大政方针。可以说这是一处历史古迹了，而光绪的意思并不是派人进去打扫一下卫生，清除蜘蛛网，开发这个古迹。“开懋勤殿”就是要把那些支持变法的“英勇通达之才”聚集到自己身边，来参政议政。

大家一定觉得这很眼熟。不错，它就是另外一个换了名字的“制度局”。“开懋勤殿”的主意仍然来自康有为，当然折子是找官场的朋友代奏的。光绪要坚定地推进官制改革，对这样的机构十分有兴趣，而老康也一直在动脑筋，请官场上不同的朋友（避同党嫌疑）上奏朝廷，先后提出了开议院、议政局、议政处、制度局等等。在都没有下文之后，老康终于结合丰富的历史知识，把朝廷的祖宗都拉进来，援引他们的事例，想到了懋勤殿这个地方，既没有“议院”“制度局”这些新名词让人觉得刺激，又能实际起到作用。

看来多读点历史书是有好处的，那些旧瓶子也是能够装些新酒的。

对于老康来说，他提出开设“制度局”也好，懋勤殿也好，都是一种“公私两便”的想法。于公当然是有利于变法，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于私，也大大有利于康有为这些在官场级别不够的一伙人可以围在皇帝身边，直接进入权力中心。因为在“开懋勤殿”的折子递上去之后，老康已经叫王照和徐致靖等人开始向皇上推荐“英勇通达之才”，其中就有他老康，以及其弟子梁启超等人。

自从朝廷宣布变法开始以来，对于光绪前来请示要办的事情，慈禧还没有拒绝过。但这一次不同了，慈禧不仅明确地表示拒绝，甚至连拿到大臣中去讨论都不行。光绪皇帝语气激动地争辩起来，而慈禧的态度很坚决，都没有商量的余地。

对于老康那伙的背后操作，慈禧自然是不知道的，但这并不能排除她心里有所察觉，做了老大这么多年，官场上权力争夺的把戏应该是逃不过她老人家的眼睛。但是对康氏一伙的顾忌并不是慈禧拒绝的原因，慈禧之所以明确拒绝，来自光绪准备开设的“懋勤殿”跟之前的“制度局”还是有些不同的。

在开设“懋勤殿”之后，将会出现另外一个人。而这人让慈禧感到了深深的恐惧，这是一个连她也搞不定的人，她也十分忌惮的人。

慈禧拒绝的结果让光绪皇帝十分郁闷，他闷闷不乐，十分不安地回到了皇宫，变法以后太后第一次明确驳回了自己的请求，这个打击确实有点大，而更郁闷的是光绪并不知道慈禧为何要坚决拒绝。

第二天，光绪再次来到颐和园请安，这次是真正来请安的，不谈国事，也为昨天顶撞了慈禧表示歉意。而慈禧的态度十分冷淡，看来正是开“懋勤殿”的要求惹恼了她，她的气还没有消。

慈禧也希望她的态度能让光绪打消这个念头。

光绪再一次失望了，而慈禧的态度又让多年惧怕她的光绪感到一阵的惊恐，他有点手足无措。对于推进官制改革，他的决心是坚定的，但光绪很清楚，如果没有慈禧的同意，这件事又是做不成的，怎样才能让自己既干成这事，又不影响和太后的关系？

唯一的办法——就是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这看上去虽然是句空话，因为当我们感觉需要两全其美的时候，一定是在左右为难。但这是唯一的选择。

光绪皇帝失魂落魄地回到了他的皇宫，然后召见了一个人——军机章京杨锐。

光绪把“两全其美”的任务交给了杨锐。没想到杨锐这一次却拒绝帮忙：皇上，这是您的家事，臣不能管。

杨锐说的是实情。按照规矩，“皇帝的家事”臣子是不能过问的，也不能评论，管了就是逆天了。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换来杀头大罪。

而光绪之所以先找杨锐，一是因为杨锐在“四人帮”中办事最稳重，另外，杨锐还有张之洞的背景，这个人是朝中的老人了，跟慈禧的关系又比较好。光绪很清楚，北京城里有什么事，杨锐是会向张之洞报告的，看来光绪是想借这两人之力。

光绪让杨锐大胆地去管，于是他写下了一道密诏交给了杨锐，表明这是皇帝让你管的，万一将来有人说你闲话，你还可以拿来当证据。

密诏写得很长，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我们需要仔细看一下。

光绪首先说明了一下慈禧对他坚决推进官制改革的反对（近来朕仰窥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然后中心意思仍然是表达了既不得罪慈禧，保全自己的权位，又能将官制改革推进到底的渴求（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又不致有拂圣意？），这里的“圣”，指的是“慈圣”，也就是慈禧。

至于如何想出这个办法，光绪要求杨锐与“四人帮”的其他成员妥善商议（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皇帝能够真正信任的人，能够成为他真正帮手的人，大概只有亲自提拔起来的这军机四章京了，深宫寂寞。

光绪虽然写的是“密诏”，但并不认为这是件不能光明正大进行的事，在密诏的最后，他规定“四人帮”们想出良策后应该走正常的程序，而他也会稳妥地来处理这件事情（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审处，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紧急翘盼之至！特谕）。

看来，在最初的惶恐和不安之后，光绪的心情也平复很多，他“紧急翘盼”的，只是一个好的办法。

杨锐感到事情很重大，在走出皇宫后，他并没有把密诏着急给其他三人看，而是决定自己先认真考虑两天，给光绪一个很好的建议。

两天后，杨锐的建议出来了，他的核心意思是劝导光绪不要着急，尤其不要跟慈禧去急：皇上您遇事要顺从太后的意见，千万不要固执己见；变法应该有轻重缓急，着急不得的；提拔新大臣，撤职旧大臣，不宜太急太多。

杨锐提出的这个建议来自他一贯的主张，他的主张和支持变法的“稳健派”张之洞很相近，认为变法要稳妥地推进，不能急于求成。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杨锐和老康的关系比较疏远，老康嘛，大家都是知道的。

在这些大的建议之外，杨锐还提出了一条实质性的建议：现在康有为已经成为了各种矛盾的焦点，大臣们很仇视他，他留在北京对变法不利，皇上您应该让康有为马上离开北京，缓和一下矛盾。杨锐把这一点当做了一条重要的建议，有关史料记载，杨锐甚至认为康有为继续留在北京会使后果变得十分严重（康不得去，祸不得息也！）。

光绪同意了，他比较赞成杨锐提出的办法，也认为必须让康有为马上离开北京，于是令康有为离京的那一道谕旨下了。这是采用“明发圣旨”的方式，公事公办，上谕的颁发是朝廷所有人都知道的。而光绪很了解，只凭这一道谕旨，那个固执的老康恐怕是不足以认识到事情的紧迫性，不会那么快离开北京的，于是，他又想到了一个办法。

这个办法让人从私底下转达他的口谕，去劝说康有为——老康啊老康，如果你知道皇帝只是为了让你早点离开北京，既发上谕又派人私底下劝你，你的工作作风也该改改了吧。

光绪想到的这个人是林旭，因为“四人帮”中，只有林旭才是康有为真正的弟子，跟老康关系最近。于是光绪把林旭找来，给了他一道口谕，要求林旭私下转告给康有为。我们把这道口谕稍微翻译一下：

我命你去（上海）办报，实在有不得已的苦衷，这不是用笔墨能写出来的，你应该速速外出，不得延误。你一片忠爱热肠，我是了解的，现在不重用你，不代表以后不用你，你应该保重身体，争取将来发挥更大的作用，我对你是有很高的期望的。

这段话令林旭也很动容，他决定马上去劝康师傅离开北京。这时，杨锐已经把那道密诏交给了林旭等其他三人看，但杨锐这个人确实是很稳重，他把密诏的原件交给了自己的儿子，然后给大家看的是手抄的一份。

此时的老康已经接到那道“明发圣旨”了，但还是没有离开北京。林旭就这样带着光绪的口谕以及看到的密诏的内容去找康师傅。

四人绝密会议

听完林旭的讲述后，康有为立即关起门来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老康，还有另外四个人，弟弟康广仁，两个弟子梁启超和林旭，以及对康师傅几乎言听计从的谭嗣同。

老康的态度只有一个：围园杀后的计划已经刻不容缓了，必须马上执行！

变法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要不然皇上也不会写密诏了，不仅如此，皇上还可能有危险！变法一失败，大家就会失去一切，现在皇上第二次下旨，他老康又不得不马上离开北京，所以时间很紧迫！

先派谭嗣同去策动袁世凯，只要袁世凯同意带兵围颐和园，事情就成功了一大半。于是根据林旭的口述，大家又抄了几份皇上的密诏，由谭嗣同带着去找袁世凯。

康有为认为，这还不够，最好的办法是让皇帝同意这个计划，明确命令袁世凯。于是谭嗣同开始写密折，这道密折是他准备“死谏”给光绪的：皇上请您在袁世凯进宫请训时，给袁世凯一道朱谕，令袁世凯率领新军诛杀荣禄，然后从天津开进北京，一半围住颐和园，一半保卫皇宫，变法大业可成。“皇上如您不听臣策，臣立即死在您的面前！”

康有为估计，皇上顶多会同意令袁世凯兵围颐和园，杀慈禧是万万不会同意的，所以密折中隐藏了计划中最关键的一项内容：诛杀慈禧。而诛杀荣禄虽然没有在最开始的计划里，但他是必须要杀的，否则袁世凯无法带兵进京。

袁世凯进宫请训的时间是在两天后（9月20日上午），这是朝廷的规矩，新提拔的官员在上任之前，需要到皇宫向皇帝“请训”。只要光绪同意了，他就可以将朱谕当面交给袁世凯。

密折虽然写好了，但还不能马上去“死谏”，这样的事情，需要的是“下面的人”先安排好了，才有报告领导的意义，如果连具体办事的人都没有策动，又如何能“策动”皇帝呢？看来，现在的关键就是能否策动袁世凯同意执行密折上的计划！

所有人都在等待夜晚的到来。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

夜晚。袁世凯居住的地方法华寺。老袁还能在这里住两个晚上，他准备在请训完成后回到天津，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

下人突然来报：军机章京谭嗣同谭大人来访！

对于这个大名鼎鼎的官二代巡抚公子，皇帝跟前的红人，袁世凯自然不敢怠慢，他把谭嗣同请入了密室。

谭嗣同的怀中藏有两样东西。

第一样东西他立即拿给袁世凯看了。这就是那道准备“死谏”的密折。

老袁吓得魂飞魄散，他不明白谭嗣同为什么要上这道密折，上也就上了，还把他老袁往火坑里推。

谭嗣同把那个“天津阅兵阴谋”告诉了袁世凯，表明这是在救皇上。

袁世凯迅速冷静下来，看来目前最紧迫的，就是趁着这一道密折还没交给皇帝，阻止谭嗣同去上这道折子，不然到了那时，即使皇帝不同意，他在荣禄和慈禧那边有一万张嘴也说不清，而如果皇帝同意，他老袁可真是要变成炮灰了。

正准备说服谭嗣同，袁世凯突然意识到：不对呀，谭嗣同敢写这样的折子，是不是原本就有光绪的授意？

一想到这里，袁世凯又犹豫了。

谭嗣同似乎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他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毕永年和他的弟兄们），已电湖南召集好将多人（由唐才常率领的另一批人马），不日可到。去此老朽（慈禧），在我而已，无须用公。只请您做两件事：诛荣某，围颐和园。公如不应允，我即死在公前。公之性命在我手，我之性命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进宫请旨！”

袁世凯只好试探：“此事关系太重，断非草率所能决定。就算您今晚杀了我，也不能决定。况且您今晚进宫请旨，皇上也未必允准呀！”

“我自有说服皇帝的办法，不会不准我们的计划。”谭嗣同十分坚定地回答。

袁世凯又不得不再犯嘀咕。康有为那种浪荡才子的话还可以不听，但谭嗣同等四人已经是光绪最亲近的心腹之臣，朝廷的四品大员，绝对不会乱跟他开玩笑。如果这是光绪皇帝派他来刺探自己的，自己明确拒绝，岂不是得罪皇上？

想了想，袁世凯只好说：“天津的军队还有四五万人，京城里有八旗军数万，我能指挥的不过只有六七千人，如何能办成此事？只怕我军队一动，京内立刻设防，那皇上的处境不就更危险了？”

袁世凯说的是实情。谭嗣同按照他密折中的预备方案回答：“您可以在动兵后，立即将皇帝的朱谕给各个将领看，同时照会各国，看他们谁还敢动？”

袁世凯觉得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皇帝的朱谕到现在连影子都没看到，谈论这些根本没有意义，将来还得落人口实。还是先稳住谭嗣同，表表对皇帝的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