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夏，中国科学院湖北五七学校分批组织学员去韶山参观毛泽东旧居（前排右一为薛攀皋）
<h2>重建学部与加强学术领导</h2>
1979年1月，中央批复同意恢复科学院学部的活动。不久，我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做副主任，主要协助钱三强副院长做学部委员增选工作。1980年底，经民主选举，增补了200多位新学部委员。<img src="../Images/note.png" />经国务院批准，重建的学部被定位为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其任务为：（1）加强对所属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单位的学术领导；（2）依靠、团结我国的优秀科学家，促进中国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各业务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3）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所要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提出报告或建议，对党和国家起参谋、咨询作用。
增补完学部委员后，1981年5月，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邓小平、胡耀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这是一次在多个方面引起轰动的大会：（1）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草案）》规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体会议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两年多后在第五次学部大会上它又被否定了，学部被重新定位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3）学部大会选举产生学部主席团，并由学部主席团推选出了三名执行主席以及中国科学院的正、副院长（以后的科学院院长是中央或全国人大任命的）。
新任科学院院长为卢嘉锡。在他任职期间（1981—1986），学部获得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权。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们生物学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评定职称和学位
此时各所已成立学术委员会，但评研究员的权力仍一度集中在学部。其程序是：先由研究所将候选人的完整材料报到学部，重点是其主要研究论文，或在生产上推广了什么东西，取得了何种经济、社会效益等；然后学部常委会上讨论。如果时间充裕，常委会在讨论之前还会请同行评议一番，如果所里报得太晚就不做同行评议了。那时候“文革”刚刚过去，大家普遍被耽误了十几年，报上来提研究员的人并不多，学部常委会还招架得住。不过，有一次我们因此而沦为被告。告状的是遗传所的李继耕，原“米丘林学说”（应该读作“李森科主义”）铁杆，先在北京农业大学工作，“文革”中转到遗传所来了。他想提研究员，结果生物学部讨论时没通过。他就写了封告状信给他在北农大时的学生、当时科学院主管生物学部的副院长孙鸿烈，里面讲了好几件事情，包括他申请去意大利参加生物技术训练班被生物学部否决等，结论是他受到生物学部迫害。孙鸿烈就把信批给生物学部，叫我们几个人提处理意见。我平心静气地写了几条意见，讲清事实，分清责任。我说，没通过他提研究员，是生物学部常委会投票表决的。我跟宋振能虽然是常委会成员，但根据学部工作简则，我们这两位专职副主任并没有投票权。他所谓的受到生物学部迫害，实际指的是受到我们学部办事人员迫害，我们既然没有投票权，就不能承担责任。至于有投票权的学部委员，也看不出对他有什么偏见。“米丘林学说”早就不吃香了，他从“米丘林学说”那边“叛变”过来是好事，但水平到底够不够呢？至于去意大利的事，我之所以否决，是因为那是个针对刚就业的青年科技人员的培训班，我建议他最好先在国内学，以后再作为访问学者出去看看。
1982年后，科学院开始有研究生毕业，当时很慎重，虽然研究所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但不让它授予博士学位，而是把权力集中且到学部。授予博士学位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我不介绍细节了。一般来说，学部基本是尊重所里意见的。后来，学部把博士学位的授予权都交给了研究所。在我印象中，生物学部将第一个博士学位授予给了邹承鲁的研究生徐功巧。徐后来去了美国。
（二）评议研究所
1981年，科学院部署了评议研究所的工作——以学术评议为主要内容，并要求对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学科力量配置等提出评价意见。不同研究所对此反应不一，有些所非常渴望评议，有些所根本就拒绝评议，我们也就没去评议。
我跟宋振能分工，在随后的几年各组织了几个研究所的评议。我组织的是对成都生物所（1982年3月）、昆明动物所（1982年4月）、遗传所（1983年11月）、水生所（1983年11月）的评议。我就是讲讲评议精神，介绍介绍评议组成员而已，真正做评议的是学部委员和一些专家同行。记得评议遗传所时组长是生物学部副主任、农业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徐冠仁。总的来说，评议组对遗传所评价不高。本来是有规定，评委们的讨论严格保密，待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宣布。结果，在汇总内部讨论意见时，某学部委员偷偷打电话把结果告知遗传所所长胡含。胡含知道后马上向秦力生（时任科学院顾问）和孙鸿烈告状。其实评议意见并不是法律，不是非执行不可。我在评议会召开之前就说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领导还是出来干预了，不同意向遗传所提送评议报告。
（三）审议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
在第四次学部大会上，谢希德等89名学部委员联名给中央写信，建议国家拨一笔专款，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主要资助基础性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是针对经常批判基础性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缺乏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的现实而提出的。该建议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1982年3月，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当年即开始受理申请项目。基金刚开始时是每年3000万元，后来增加到每年5000万元，由各学部组织同行评议。评基金项目时，我们公正办事。首先，同行评议时，尽量不选与申请人关系密切者。我们一方面自己心里有数，另一方面尽可能多地征求意见，一般都请五个人以上的同行。同行评议意见回来后再分组审议，工作量非常大。那个时候复印条件跟不上，为了让参加评议的评委能人手一份同行意见，我还参加了用复写纸、刻蜡版誊写同行评议的工作。
说他公平公正也好，书生意气也好，卢嘉锡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他会议上公开要求我们动员研究所少申请或不申请科学基金，因为高校比我们更艰苦。他说的话当年即见效，科学院的基金中标率急剧下降，高校则一下上去了。国家教委有人立即说：我们高校中奖率是多少，你们科学院就那点能耐！卢老听到后一笑置之。
1986年，国家正式成立独立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此前，我们每个学部都有基金处。运转四年，积累了一些经验后，1985年，科学院又成立了基金局。后来，科学院就把这些基金处、基金局的人员全部都给了自然科学基金委。
除了各个学部共有的科学基金外，生物学部还有一个青年基金，也由我们来主持评审。所以，基金的审核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
（四）复审自然科学奖
1980年，国家科委开始筹备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审工作。所谓第二届，是国家科委承认，1956年评出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算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评第二届自然科学奖的时候，前面的初审工作由国家科委负责，后面的复审由科学院学部负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方面的奖项是由我组织复审的。1982年7月，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出获奖项目125项，其中，生物方面，人工合成胰岛素获得一等奖，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等获得二等奖。没设特等奖，最高就是一等奖，奖金一万元。人工合成胰岛素是集体项目，二十几个人分，每个人几百块。这一届的自然科学一、二等奖基本被科学院包揽，后来几届完全由国家科委自己评的自然科学奖也如此。我们做过基本情况统计，大概有点规律性，好多获奖项目都有十几年的积累。
第三届及之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奖，我们科学院学部就不管了，我们只管科学院院内的自然科学奖的评选。我被推举为第二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这里也有评一、二等奖的问题。微生物所的郑儒永的《中国白粉菌目志》研究申请的是一等奖，最后评出来的却是二等奖。他很不服气，向我抱怨说：“评审委员会里多是不懂我这个成果的人，凭什么让他们来评？”这类抱怨经常遇见，也有其道理。但我也没办法，毕竟这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评委集体投票的结果。我喜欢把学术比作运动，两者都追求卓越，很多类似之处。当然，它们也有区别。运动，比如说赛跑的评判程序很严谨，结果也一目了然，让人无话可说。而学术成果很难用量去衡量，难免会让人滋生很多不满。
（五）论证实验室
1984年，生物学部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论证工作。我做组织工作，请了很多专家来，从中选一个作为主席主持论证工作。论证过的实验室有生化所的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生所的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中科院上海生物技术研究基地的可行性论证也是我组织的专家组。
（六）协调一些科研工作
有较长一段时间由我来主管科学院的生物技术工作，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较多。除前面所说的组织讨论生物技术的规划外，1982年，我还和李载平等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参加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召开的关于成立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的高级会议。在生物技术方面，我的一个工作重点是抓工具酶。我们做人工合成胰岛素、人工合成核酸等研究，要从氨基酸、核苷酸、工具酶等最基础的东西做起，什么都要自己准备。就像一个人肚子饿了要吃饭，得从翻地、撒种、下肥、收割等做起一样。如此龟兔赛跑，怎么竞争得过人家？怎么追赶世界水平？在西方国家，这方面的工作是社会化的，研究人员确定所需物资，打个电话订购，器材、试剂就送到了。而我们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器材局向外订货，往往要半年、一年才能到货。比如在分子生物学、生物技术的实验研究中，有几个项目需要定成套的设备，结果，不但到货慢，不懂行管理者还从里边划掉了一个。因为不成套，工作就做不了了。现代生物学研究所需的工具酶很贵，而国家的供给又很有限。所以，我在组织全院生物技术规划会议时，专门列了一个分工研制、生产工具酶的项目，要求各相关研究所，尤其是生化所的东风生化试剂厂、生物物理所的试剂厂分工协作。
自1979年重建以来，尤其是在卢嘉锡院长任期内，作为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取得比1955—1957年学部初建时还要大得多的事权，从评职称、评博士学位、评基金、评自然科学奖，到选学部委员、选学部主任、选院长，到协调科研工作、论证实验室、评议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学部委员，尤其是那些经常需要从外地来北京开会的学部常委，也因此而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四清”、“文革”等运动，他们普遍被耽误了十几年。他们本想在“科学的春天”争分抢秒地再做一些科研工作，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可在得到尊重、得到一些权力之后，他们的时间、精力也因此在行政管理事务上耗费掉了。
如果那些精力耗费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他们可能也会愿意做出一些牺牲。可是，现实并非如此，许多事情是管不好的，且会产生复杂的人际纠纷、单位间纠纷。拿前面提到的李继耕申请去意大利的事情来说，科学院外事局让我们提意见。我想，这种事情提到学部委员会上去讨论不是很可笑吗？就由我们办事人员拿个意见吧。于是我们就根据前面讲过的理由给出了一个否定的意见。结果李继耕来我们学部闹，并把学部的相关公文拿了出来。其实这都是违反办事规范的。作为一个主管部门，外事局本来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更不应该把我们应他们的要求而提的建议拿给当事人本人或所在单位看。怎么累我们都没意见，可权力部门把好事留给自己，把责任推给学部，让我们感觉很闹心。
学部的前述工作，有一些（譬如说评基金）是面向全国的，大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也有大量的工作是科学院内的。不少学部委员，尤其是学部中的院外常委因此叫苦连天，比如水利部就有专家公开说：“我吃水利部的饭，天天替科学院干活。”
<h2>学部变为咨询机构</h2>
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有许多学部委员并不是很乐意来学部从事繁重的评议、管理工作。他们更重视的，是学部委员这个头衔所带来的荣誉。自1955年成立学部以来，学部委员一直既是荣誉又是工作职称，政府更多地把学部委员当成工作职称，而学部委员们则更多地把这个头衔当成荣誉。1963年，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总书记艾迪希望中国授予他一个荣誉学位。给什么学位呢？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把硕士、博士学位制度都给否定了，而试图重建的院士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给艾迪一个“中国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的称号，且明确告诉他，“学部委员”的英文名为Academician，也即西方国家的“院士”。1981年我们制定科学院试行章程时，一度在草案中把“学部委员”被定位为工作职称，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结果在第四次学部大会上讨论时，遭到学部委员们的强烈反对。最后，在正式通过的试行章程中，有关学部委员的职称性质和任期的条文被删掉，只保留了“学部委员在全国优秀科学家中遴选，经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的学部委员会议选举产生”。1984年，在第五次学部大会上，学部委员更被明确定位为“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
1987年，周光召院长上任，改革科学院的体制，把学部的办事机构和学部剥离，让前者成为院属专业局。其中，生物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了生物科学与技术局，技术科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了技术科学与开发局，数学物理学部和化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数理化学局，地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资源环境科学局。学部委员们终于可以免掉一些事权，主要享受学部委员所带来的荣誉了。剥离绝大部分事权后，各学部主要负责学部委员增补和咨询工作。鉴于事务不再繁忙，为精简机构，1990年，五个自然科学学部的办公室又组成了学部联合办公室（现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以后它就不再有大的变化，算是基本确定了自身的职能。
学部的咨询工作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动接受外界（主要是党和政府）的咨询，另一类是就重大问题主动向党和政府献计献策。我于1987年退居二线，1991年正式退休，对相关事宜的参与多不深。但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并没有多少国家的重大决策在决定前咨询了学部并因学部的咨询意见而做出了重大改变。
<h2>科研究竟应该由谁来管理？</h2>
我本来想学医，且当年是作为研究生被分到科学院来的，不料阴差阳错，做了几十年的科研管理。退休后，我不想吃白饭，又写了一些与科学史和科研管理有关的文章。回顾完我所亲历的学部历史之后，我想谈一谈我对于科研管理工作的体会和感想。
科学技术研究究竟应该由谁来管理？这是长期困扰中国的一个问题。20世纪50年代，曾经设想过在集权体制下由内行来管理，中国科学院因此于1955年建立了学部委员制度，学部委员、学部主任一度被赋予审议研究计划等“学术领导”的事权。可他们的这个权力在两年之后即因反右派运动而实际停止。1980年重建学部之后，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再次获得“学术领导”的事权。可几年之后，他们又主动放弃了这种权力。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1）创新是十分微妙的，很多时候是凭直觉来做，在取得突破之前，可能当事人都难以讲清楚为什么要如此。对于做什么题目，选择什么研究对象，用何种方式来做等问题，外人即便有很高的学识，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2）现代科学十分庞大，学科、领域很多，不太可能每个领域都有学部委员（院士），即使有一个、两个，他们也难以有精力去领导全国的有关研究。除了评审他人，他们还应当做自己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让他们做太多的管理，他们不胜其累。（3）人事、财务等更具实质性的权力掌握在党的行政机关、行政干部手上。没有这些在配套中更具决定性的权力，“学术领导”只是一句空话；而和行政机关、行政干部协调好有关人、财事宜，是相当艰难、复杂的事。科学家们乐意享受学部委员（院士）头衔所带来的名誉和声望，而不大愿意做“学术领导”这种费力而难以做好的事。
专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是有限的，对别的专业而言，他们也是外行。外行领导内行，这在1957年反右运动后成为惯例。拿中国科学院来说，在当时的党组书记张劲夫的主持下，学部的权力被架空，各研究所的科学家所长也纷纷靠边站，从上到下，都改由各级缺乏自然科学背景的党的干部来领导。如果外行领导尊重专家，能够听取后者的意见，那么，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果，并赢得科学家的敬仰。但他们之中，更多的是那种不“怕教授”、不听取专家意见的。他们在“大跃进”时瞎指挥，导致极大的破坏。1962年召开广州会议时，科学家对此多有控诉。<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0H45.png" />之后，贯彻“科学十四条”，外行领导变得谨慎了一点。再后来，进行“文革”，又有大批外行领导不顾科学规律瞎指挥，搞些批斗科学家，把大学办到山沟里，让科研单位开门办所、面向农村等举措，造成更大、更长期的破坏。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老干部逐渐“退居二线”，一线干部逐渐“年轻化”、“专业化“，中国的科学技术界也逐渐由具备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来管理。20世纪90年代后，那些身居管理岗位的人，往往有教授、研究员之类的头衔，可能还接受过管理方面的培训，甚至有相关学历、学位。作为内行和管理专家，他们是否就能把科学技术界管理好呢？人们实际看到的是，科学文化匍匐于官场文化之下。也许这些人曾经是业务人才，甚至是业务尖子，可一旦他们进入官场，就为官场文化所左右，就不再具备独立学者的操行。
所以，问题主要不在于是否该由外行、内行或管理专家来管，而在于是否要集中权力和资源。权力和资源集中，上层管得非常多，带来的后果是，累了上层、苦了基层。我认为，真正的出路在于放权。在使用掌有的权力时，管理者不可任性，而应当尊重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让科研人员自主，让科学共同体自律，给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以充分的自由。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虚心学习西方花了几百年时间才建立、发展起来的行之有效的近代学术体制。在这种体制下，科研人员能够自行处理绝大部分与科研有关的事务，仅仅个人及基层机构做不了的少量公共性的、重大的事情才提交上级处理。这既能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又能给上级省掉很多劳累。如果只管大政方针，只指引大的方向，只是在资源配置方面有所倾斜，在资助方向上有倾向性，领导会比较轻松，而获得了充分自由的科研人员，则必然能产出更好的成果。
本文初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15年第3期，第7—21页，原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以生物学部为例》；电子刊物《知识分子》于2015年11月9日重发，更名为《中国科学的领导权问题：以生物学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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