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宋振能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8年1月8日、11日、18日、2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中关村小区宋先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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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振能先生（1990年）

“文化大革命”期间，和别的机构类似，中国科学院也发生过很多惊心动魄的大事，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事情大多没有记入档案。于是，当事人的回忆变得十分重要。

宋振能，1929年生，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1950年毕业于福建协和大学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院部，从事生物科研组织管理工作，历任见习科员、科员、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一局副局长、生物学部副主任等职，在那里工作了近四十年，“文革”期间仍然如此，他对1965—1976年的中国科学院的回忆，可补该时段文献之所缺。其中，关于1972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百家争鸣”座谈会、胡耀邦等整顿科学院的部分，史料价值尤其高。<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09424.png" />

<h2>科学院的三线建设</h2>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上次谈到您去安徽参加农业劳动和“四清”，1965年初回来，参与科学院的三线建设工作。

宋振能（以下简称宋）：三线建设是当时的大事，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开始搞了，我参与得并不多。

熊：您参没参与生物学研究所迁移方案的制订工作？

宋：我没参与，近来听人说，生物学部的三线迁移方案是老薛（薛攀皋）拍脑袋写出来的。老薛写的迁移计划我有没有看过，完全记不起来了。但按我的看法，科学院生物学研究所对贯彻三线迁移的工作并不太积极。据我后来了解，只有上海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在四川某地搞了很少的一些基本建设工作，去了少量科技人员；遗传研究所在山西运城搞了一个很小的点，有少数人在做准备工作，打算万一有什么情况才搬过去；植物所、动物所也曾在昆明选址，但都还没真正搞起来。然后就都停了。

熊：为什么停下来？

宋：“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去的人就都回来了。

熊：为什么要搞三线建设？

宋：当时我在农村，具体原因我不了解。不过据我推测，可能跟当时的国际形势有关。那时候，我们跟前苏联、美国的关系都很不好。记得在我去农村之前，老过（过兴先）有一次去听传达（或是参观一个什么展览会），回来传达说，美国无人驾驶的U2飞机被我们打下来了，检查发现其中的各项设备都很先进，尤其是照相机，能把北京地区的细微之处都照得很清楚。后来又听传达说，毛泽东提出要搞备战。他改了明朝朱元璋的一句话，说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不知道这是不是三线建设的由头。

对于把研究机构向西部山沟里迁移，研究人员，尤其是科学家，多数是不赞成的。因为搞一次大搬家，对科研工作影响太大。但那时候党指挥一切，下了命令，就只能勉强服从。

熊：贯彻时需要你们去说服吗？

宋：没有。只听到传达说这是中央的决定，而且还要求抓紧行动。

熊：您做这方面的工作没有？

宋：我没有参加，这些都是听说的。我从农村回来时，就感到国内的政治形势有点异常，类似以前要搞政治运动的局面，各单位大抓“政治挂帅”，学解放军、学大庆，改党委制，设政治部。

<h2>科学院机构改制</h2>

熊：请详细介绍一下当时的机构改制工作，比如党组改党委。

宋：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党委委员和党委书记大多数是原党组的人，除了换名称，工作没什么实质的变化。当时主要就是搞政治挂帅，经常政治学习，业务工作没搞多少。

熊：院党委和院党组的行政级别有变化没有？

宋：好像没有，都是部级。

熊：作为生物学部办公室副主任，您当时具体抓什么工作？当时的研究所是不是一方面搞“四清”，一方面进行业务工作？这些工作你们都领导吗？

宋：“四清”对绝大多数研究所的工作影响并不大。科学院本身并不是每个所都搞“四清”。我听说在京区只搞两个试点，一个是化学所，一个是力学所。我上次说过，就北京地区而言，下到农村去搞“四清”的，似乎没有高级研究人员，大多数都是助理研究员以下的。那时候生物学部有两个副主任，一位副主任叫姜纪五，从植物所调来的，全面负责，党的工作由他抓；另一位就是老过，主要管业务工作。我回来后不久，老过也下到农村去搞“四清”。从裴丽生管生物学部之后，北京地区生物的研究所搞个生物口或叫生物片。党组掌握情况，更多的是通过党的系统。由主管学部的秘书长或副秘书长召集北京各所的党核心小组组长开会讨论，决定问题。业务方面的工作，还是通过我们学部的人员去做。

熊：分院的权力是不是也比较大？

宋：不同的分院情况不一样。上海的情况比较特殊，从建院开始就设有办事处，后来又成立分院，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在上海各个所的威信比较高。他们也经常开党的会议，讨论决定上海各研究所的一些工作，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不过，大的权力，比如经费的分配、仪器设备的购置、重要人员的安排，还是掌握在科学院院部。研究所一级的干部似乎一般都是由院里跟上海市委商量确定的。别的分院嘛，对所属的研究所，有的抓得多一些，有的抓得少一些，各不相同。

熊：上海分院是对科学院党组负责，还是对上海市委负责？

宋：双重领导。除院党组、院长、副院长管它外，上海市科委也管，至少它要受上海市委的指导。特别是思想政治工作或运动，市委管得更多。

<h2>“文革”后砸烂学部</h2>

熊：好，关于“四清”运动先说到这里吧，请继续谈以后的情况。

宋：以后就是“文革”了。“文革”前夕，批判很多，学习很多，如传达彭、罗、陆、杨事件，批中宣部是“阎王店”，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卫生部是“城市老爷部”，等等，不少部都被批得一塌糊涂。“文革”正式发动后，开始往下派工作组，然后有“应地所事件”，化冶所当时也闹得很凶。陈伯达开始时是主张压制王锡鹏的……我们学部的专职副主任姜纪五那时的主要工作就是抓运动，由他负责召集生物片北京各所党委书记开会，向他们了解所里的情况，随时传达党组的指示。那时候会很多，有时一天要开两三次会，晚上也开。我当时帮助他工作，开会由我打电话通知，做会议记录。

熊：您当时在党内是什么职务？

宋：我只是生物学部党支部内的一般党员。处理“应地所事件”时尤其紧张，经常连夜开会。

熊：应地所不归生物学部管啊。生物片和地学片各所的党的负责人会议是联合开的吗？

宋：生物片和地学片各所党的负责人会议从一开始就是分别开的。应地所确实不属于生物学口。不过运动是全国性的，当时科学院各研究所之间的信息交流和沟通很密切、很迅速，某个所发生稍微重要的事件，各个所和院部都很快就知道了。应地所是头一个发生重大事件的所，所以一下就轰动了全院。我印象里上面似乎有指示，说“应地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王锡鹏要抓。

熊：你们要向各有关研究所传达上级的指示。

宋：对。“文革”时生物学片开会，一方面是传达上级指示，一方面是听各所汇报各自的运动情况和动向。当时院里派到研究所工作组的有些成员本身也有造反的。然后，又开始反工作组，造反派翻身，接着就砸烂学部、夺权。对生物学部而言，这两件事是同时进行的。开会时生物学部的两个副主任站在前面，我们三个办公室正、副主任站在后边。他们俩把学部的章交给造反派，然后宣布被打倒；我们三个呢，由正主任把学部办公室的章交给造反派，然后宣布靠边站。

学部被砸烂后，业务不干了，我们没有别的事，就整天学习。学习由学部的造反派领导来组织。在我看来，生物学部的造反派还比较温和，比较讲究政策，没有让我们游街、戴高帽、坐“飞机”等。

熊：靠边站的也挨批？

宋：是的，也批判我们，在学部内部批判，当时学部人少，就十多人。那时中关村大操场牵了很多绳子，各个所的造反派在那儿贴大字报。我们学部的办公地点在动物所，就在大操场旁边，没事干我就去看大字报，看揭发中央领导人和院党组张劲夫、裴丽生、杜润生等人的大字报。有段时间，院里的人员分为两大派，一大派是“造反派”，另一派被称为“保皇派”，这两大派之间也贴大字报相互揭发批判。总之，大字报把整个大操场贴得满满的，看都看不完。

熊：你们自己也得写吧。

宋：我们也写，写得很少——当时指定要写，好像并没有明确的指标，“大跃进”时写大字报是有指标的，好像是每人每天至少要写五到十张（具体数字记不清了）。

熊：当时生物学部的人是不是分为两种，被批判的和造反派？

宋：也有少量处于中间状态、不怎么讲话的。他们并不逍遥，每天都得上班。比较激烈的有一两个，很少。

熊：当时成立了一些联络站吧？

宋：联络站多了，批“十四条”的，批“七十二条”的，批学部的，很多。“保皇派”好像也设联络站，但联络站很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

1967年春天全国夺权。上海先夺，然后发表社论，要求全国夺权。我们院当时成立了“院联夺”，7月30日时又成立革命委员会。过些时间，毛泽东讲话，说革委会要老中青结合，适当地“解放”干部。在我们学部，我是被最早“解放”的，这大概是1967年下半年的事。我先被批判了几次，但我从后来的一些批判中听出，他们要“解放”我，前提是我先检讨。我们正、副主任三人干的是同类事情，我体会，先“解放”我，可能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当时很讲究这个。我是个“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机关门，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历史。家庭出身是手工工人，也没什么问题。我的家庭经济情况原来还可以，但在我高中毕业时，我父亲因癌症而去世，从此我家一落千丈，成了城市贫民，靠母亲在外揽些针线活来维持生计。所以我上大学时经济状况是非常困难的，所用的钱都是亲戚朋友凑的，或者变卖家产而得。

“解放”之后，我被结合进生物学部的造反派领导组织中去。之后没几个月，大约1967年底或1968年初，我又被调到院业务组，组长是康子文，原生物物理所党委书记。

熊：业务组人多吗？

宋：不多。那时候没有学部了，业务组把以前各学部负责的工作都管了起来，但因各所的科研工作都相继停止了，所以实际上并没做多少事。不过我在那儿待的时间很短，具体情况也不太了解。

熊：业务组内是不是有个叫佟凤勤的？

宋：有。他在北京农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遗传所，到遗传所后或之前好像还被分配到某地的农场和工厂去劳动锻炼过，后来被调到业务组，是那儿的一般干部。我到业务组之后，并没被分配任何工作，没过多久（约1968年1月），又被调到黄淮海办公室。我去的时候，办公室的班子刚开始组建，办公室的头是原保卫局的一个（副）处长，叫张泽光。但他对科研业务不懂。我记得乔林当时召开过一次会，组织一些人讨论黄淮海应怎么搞。大概因为我原先在生物学部工作，对黄淮海工作有些了解，所以把我调了过去。

<h2>黄淮海办公室的工作</h2>

熊：您到黄淮海办公室之后是什么职务？

宋：没有职务，就是一般的做具体工作的人员。办公室也就三四个人，除张泽光和我外，大概还有沙志发、李松华。

熊：具体怎么做？

宋：由各个所自己报项目，可所里响应的人很少。最初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说是要组织一万人去搞黄淮海，但很难贯彻，好多所反对，包括植物所、动物所、微生物所等都反对，认为专业不对口，使不上劲，结果去的人很少。

熊：“最高指示”也不好好响应？

宋：按我的看法，毛泽东讲的话如果是就全国范围而说的，那么要研究如何全面改造、治理黄淮海那么大的地区，用上万人也不算多。而如果只是针对科学院而言，要抽出那么多的人去搞，是绝对不现实的。科学院只搞其中的一个点，也就没那么多人。事实上，当时科学院生物学、地学方面的研究力量加到一起，也不到一万人。黄淮海的治理工作断断续续进行了不少时间。“文革”之前，科学院就在河南封丘设了一个点，稍后，国家科委也在山东禹城设了一个点，搞的花样跟科学院的差不多，也调了科学院的人参加。“文革”开始时，科学院在封丘的点已经撤了，农具、房子什么的都交给县里。国家科委设在山东禹城的点也基本上撤了，但还有当地留守的人在那里，设备也还有一点点。1968年时，科学院又重新在原来科委搞的山东禹城设点，我调到黄淮海办公室不久，张泽光就派我去山东禹城蹲点。

熊：你们这个点有多少人？

宋：总共不到十个人。所里不派人，院里也没办法。其中，大约地质所三人；遗传所两人；土壤所开始去了两人，不久就撤回去了。东北林业土壤所，当时已经不属科学院管了，倒是有两个人自动前来蹲点。他们来是有原因的，因为东北林业土壤所在“文革”时大概搞得很左，把所有人员都要下放到农村去安家落户，有的人有抵触情绪，不肯去。这是我估计的。他们两个来的时候倒是带了组织介绍信。

熊：讲到专业不对口，难道他们留下来搞政治运动就是专业对口？如果响应指示，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岂不是可以避免一些政治运动的冲击？

宋：我推测，能被派下去的人，都是不会被冲击的，而受批判的对象是不会被派下去的。跟自己的专业不对口，下去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因此许多人不愿意去。植物所造反派管业务的头头就公开反对，说：“搞黄淮海跟我们植物所没有多少关系，我们去干什么？”所以植物所就没有派人。

熊：除了科学院，别的机构派的人多吗？比如，农业科学院派了多少人？

宋：他们“文革”后做，“文革”前也做，但“文革”中有段时间他们好像没做，具体情况我不了解。

熊：要求一万人，实际去的不到十人，“最高指示”怎么也这么不管用？

宋：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检查。整个抓业务的系统都瘫痪了，研究工作也停顿了，整个国家的生产都处于半瘫痪状态，农民因为要吃饭还上工，工厂嘛，有不少根本不开工。

熊：黄淮海工作的目标是什么？

宋：治理风沙、盐碱。

熊：您到基点主要做什么工作呢？

宋：我去了两三次，一次去两三个月，回来待两三天之后又去。我不做具体的科研，去那儿主要是了解他们搞研究工作的情况。比如地质所去的人是搞水文地质的，他们在基点住处附近搞井灌井排，有时我给他们打打下手。遗传所的人在那搞育种，到点上去的胡含当时就住在农民家里，我曾去那儿看他。他当时也就做一些很普通的东西，如称作物种子的干粒重等。

熊：这段时间取得了什么具体成果吗？

宋：似乎没有。我看研究人员基本是应付态度，大家的心思都没在研究上。粉碎“四人帮”后，黄淮海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果，当地的农作物产量有显著的提高。“文革”前的1964年到1965年间也还是出了成果的，井灌井排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事实证明这套措施对于治理盐碱地有效果。

<h2>“五七办公室”</h2>

熊：您在黄淮海办公室工作了多长时间？

宋：时间不长。黄淮海工作搞得不景气，办公室后来被撤销了。

接下去我就被调到新成立的“五七办公室”。刚到“五七办公室”时，听说院里已组织了一批人到宁夏陶乐县去办干校，但这批人到那儿之后，发现各方面的情况都不适合搞干校，没几天又撤回来。后来不知道由谁去考察后决定去湖北潜江的一个原劳改农场办干校。

熊：“五七办公室”有多少人？

宋：领导是两个军代表。成立后不久直接管我们的是一位姓邢的军代表，他在部队时大概是个连级干部。在他上面还有一个军代表，叫吴海祥。吴是军宣队的领导成员之一，可能分工管“五七办公室”（“文革”后他还留在院行政管理局当过副局长，一段时间后才离开科学院）。后来姓邢的军代表调走了，又改派了一位更年轻的姓邓的军代表来接替。军代表不做具体工作，只是看看，不过我起草的公文或有关文件都得经过军代表签字后才能发出去。另外如有什么事情要人去干，也是由军代表指派具体的人选。

在“五七办公室”做具体工作的开始时有六个人：北京天文台的艾国祥、动物所的杜继武（他们俩在“五七办”待了没多久就先后离开了），还有行政管理局的贾连行、郑仲维、门振华和我。

熊：您在“五七办公室”做什么工作？

宋：刚去时我记不得是谁告诉我说，你就待在办公室，有关文字的工作由你办。这样，所有来往公文、文件的处理，接电话，接待来人的事都由我来做。不过事情实际上并不多，只是不能离开办公室太长时间。其他人都经常跑进跑出，很少有人在办公室待很长时间的。他们各自分工干什么我并不知道，只知道他们大都是在做外勤工作。比如某个五七学校需要拖拉机、其他农机具或者要在北京买什么东西，都是他们去办的。这些事有时候人手不够，我也去帮忙。记得有一次要在五道口火车站托运拖拉机等东西去干校，他们也叫我去帮忙。

熊：干校的选址您参加了吗？

宋：没有。是院革委会或军宣队另外派人选定的。国家科委的五七干校地址是科委自己选定的。我在“五七办公室”干了约两年，其中还有半年左右时间被派到院直机关办的学习班去学习。

在“五七办公室”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大概是1970年7月，国家决定“三科”（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中国科协）合并。那时“五七办公室”是在中关村的福利楼办公，“三科”合并后，就跟院革委会的其他机构一起，搬到三里河的院部去上班。在中关村时，听说工、军宣队的头头和刘西尧都住在中关村小区14楼，并在那儿办公。

熊：“五七办公室”对谁负责，吴海祥向谁汇报工作？

宋：具体情况我不清楚，也没人谈过。吴海祥很可能是向当时军宣队的主要领导石煌、崔星或刘西尧汇报。工、军宣队是同时进驻科学院的，但工宣队在科学院待的时间较短，军代表一直待到“文革”结束前后才陆续离开。

熊：您刚才说曾被调到院直学习班去学习，学习什么？

宋：学习中央的文件，没有文件时就念报纸。那时候原来院机关的工作人员全体都集中在西颐宾馆（原来院部在城里文津街办公，“文革”前不久搬到这里）学习。张劲夫等也被关在西颐宾馆监督劳动。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生物学部和数理化学部的人被编成一个班在一起学习。老过从牛棚被放出来后，也跟我们在一起学过一段时间，后来就被下放到湖北五七学校。张劲夫等不少院、局级干部也被关在这里监督劳动、学习。好像每天还搞“早请示、晚汇报”。

熊：五七干校的校长由你们任命吗？

宋：不。我推测都是由刘西尧和军宣队的领导决定的。

熊：当时院革委会与工、军宣队是什么关系？

宋：名义上是什么关系不知道，看样子院革委会是受工、军宣队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