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与事(熊卫民)_薛攀皋：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1 / 2）_对于历史，科学家有话说：20世纪中国科学界的人与事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受访人：薛攀皋先生

访谈人：熊卫民、张志会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10年9月—2011年11月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黄庄小区薛先生家

熊卫民（右）访谈薛攀皋先生（2010年12月16日张志会摄于薛先生家）

为撰写《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皋访谈录》，2010年9月—2011年11月，熊卫民、张志会对薛攀皋先生进行了数十次访谈。2015年，应王扬宗教授之邀，熊卫民将访谈中关于学部的部分，以薛先生自述的方式，整理成文，作为“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60周年”专题之一部分，供《科学文化评论》刊登。

1955—1990年间，中国科学院学部有过几次不同的定位。作为全程亲历者，薛攀皋先生回顾了不同时期生物学部所从事的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学部调整定位的原因。文章认为，管理好科研机构的关键，不在于管理者是内行、外行还是管理专家，而在于尊重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给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放权，让他们自由、自主地开展工作。

从1951年大学毕业至1991年退休，我在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院部工作了40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又是在学部工作。可以说，我亲历了中国科学院学部从筹备、成立到被非法撤销，从重建到基本找准自身位置的跌宕起伏的过程，对其中的酸甜苦辣有所体会。退休之后，我写了一些有关科学院历史和中国现代生物学史的文章，对于该如何管理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h2>建立学部与学术领导</h2>

从福州大学生物系毕业并经过近两个月的集训，1951年9月，我被分配到科学院办公厅调查研究室生物学地学组工作。两个月后，即随同竺可桢副院长去南京和上海，给“中国科学院院部组织机构调整改组座谈会做纪录并整理会议纪要。此前已在北京召开过两次这样的座谈会。举行这类会议，目的是探讨如何加强科学院对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应设立一个超脱于各部委的“全国科学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承担起组织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此纪要被科学院院部档案处保留至今，但成立该委员会的事却没有下文。

后来我才知道，早在科学院筹建阶段，就有人提出成立由有关部门领导、专家、科研管理专家组成的“科学工作委员会”。但是有关领导以知识分子事权不宜过大为由，予以否定。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又提出成立“各种学科专门委员会”。到快定案时，为免引起人事麻烦，各种学科专门委员会制度被改成各种学科专门委员聘任制度，每个专门委员只以个人身份起顾问作用，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和组织行为。“全国科学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动作，比前两次更大了，难得通过自在情理之中。<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0H45.png" />但在一个强调计划的国度，如何组织领导全国的科学工作确实是一个问题。1953年2月至5月，科学院组织了以钱三强为团长、张稼夫为书记的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就这个问题向“老大哥”问计。在学习和消化了苏联共产党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之后，当年11月，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参照苏联经验、结合中国的情况在科学院成立学术秘书处，成为院务会议在学术领导方面的有力助手，原来的计划局改为学术秘书处下的办事机构；院对各研究所分学部领导；改进研究所的领导，各所设立学术委员会。1954年3月，中央批准了科学院的这个报告。1954年6月，科学院成立学术秘书处。1955年6月，经多轮遴选，全国各领域专家233人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组成科学院四个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秘书处于1956年7月撤销，而学部持续至今。

我先被分到生物学地学部，1957年5月生物学地学部一分为二后，我又被分到生物学部工作。据我所知，刚成立的这两年，学部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组织制订国家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这是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建议的，先由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和三个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组织科学院各研究所的360位专家制订科学院1953—1967年远景计划，再由专门为此成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600多位科学家来编制全国的规划。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我也发表过<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0H45.png" />，就不多说了。

（二）召开青岛遗传学座谈会

1956年8月，在中宣部的领导下，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五六十位专家，在青岛召开了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会。此会给摩尔根派平了反，对于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宋振能对会议做了详细记录并请本人审定，以会务小组名义编辑成《遗传学座谈会发言记录》一书，于1957年由科学出版社内部发行。1985年，李佩珊等将其收入《百家争鸣——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由商务印书馆公开出版。关于这个会议，也有很多的回忆和研究，我也不多说了。

（三）评定“一九五六年度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自然科学部分）”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还是很认真严肃的。各单位把科研成果报上来后，第一步是同行评议。先由我们学部办公室逐项提出请同行书面评议的专家名单，经学部领导审定后，再把候选人的申请书和评议表等寄给有关专家。第二步是学部的学科组复审，拿出一个给不给奖、给几等奖的意见。第三步，报到学部常委会，由常委会再审，并投票确定具体给某些工作什么奖。最后，将拟授奖名单报至院一级的科学奖金委员会，由他们核定。

评完奖后，钱学森、华罗庚、吴文俊这三位一等奖的获得者接受记者采访，在报纸上发表了感言。生物学方面只有三个奖项。钟补球的“马先蒿属的一个新系统”获得二等奖。朱洗的“蓖麻蚕的研究与推广”和曾呈奎的“甘紫菜生活史的研究”获得三等奖。

1956年，生物学分组讨论（右起：王家楫、童第周、伍献文、刘矫非、陈桢、秉志、张春霖、XXX、陈世骧、刘承钊）

（四）增补学部委员

1957年5月，科学院召开第二次学部大会，增补了钱学森、张香桐等21人为学部委员。我是生物组会议的记录人，我的记录本还能在第二次学部大会的档案中找到。在我的印象中，这次不选胡先骕为学部委员，还不是从他是否拥护党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有人认为胡先骕的学风不是很严谨。当然，所谓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0H45.png" />，恐怕也是没有明言的重要因素。是的，1956年4月，毛泽东在跟陆定一等人谈话时，说过胡先骕的学部委员“恐怕还是要给”<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0H45.png" />。至于在1957年的学部委员增选中为什么没执行毛泽东的指示，很可能是因为大家不知道。生物组讨论时，根本没人提过毛泽东的这句话。在传达有关消息时，不管是否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都是等级森严。就连学雷锋的指示也是分好几批传达的，先党员，后团员，最后才是群众，中间还保密了好一段时间。所以，学部委员不知道毛一年前在党内高层的谈话，并不稀奇。

（五）审议科学院各研究所的计划

这是学部委员最经常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既让被审议者不满，也让作为审议人的学部委员们不满。有很多学部委员不在科学院工作，对科学院的情况不太熟悉，他们把科学院看得很高，对各研究所的要求也高，希望后者做更深入的理论工作，不要做产业部门研究机构能做的工作，相关意见有很多是从这个角度提的。譬如，审查微生物所的计划时，小组会否定了他们提出的光学仪器长霉研究等多个题目。经学部常委会讨论通过，学部将此意见转给了微生物所。结果，微生物所副所长方心芳火冒三丈，在1957年第二次学部大会上放了一炮，说生物学部官僚主义，连这么重要的工作都给否定了！何为学术领导？这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把它理解成学术裁判，显然是不合适的。术业有专攻，某个具体的科研选题是否重要，不但外行难以置喙，就连小同行，也常有不同意见，很难根据一两段简单的文字介绍，即做出准确的、让人心服的裁决。事实上，学部委员们也不愿意做这种事。医学领域有好几个学部委员，我经常去他们家里参加相关会议。林巧稚说：“我是妇产科大夫，所谓学术领导是不是要我林巧稚一个人去领导全国的妇科？”张孝骞和吴英恺也是这种观点，也觉得自己没能力领导全国某领域的工作，耽误本人的业务对他人指手画脚过于费力不讨好。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1954年以后，科学院的职能发生了改变，只管本院的几十个研究所；而科学院学部依然是全国的学部，学部委员来自全国各个单位，要领导全国的学术。领导全国的工作当然很困难，很让人头疼；经常被召来讨论科学院内部的事务，也让院外的学部委员有意见。

（六）各种行政事务

这是我们学部办事人员的经常工作。原定的所谓学部只管学术，指的可能是学部委员意义上的学部，作为学部的办事机构，我们还是有不少行政事务要处理。而且，这方面的事务越来越多——后来各机构都以不懂学术问题为由，把棘手的事情往我们这里推。院部有多少个机关，我们就得面对多少个。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就连北京的各个单位需要多少煤气，也要我们来提。而且上面催得很急，今天布置下来明天就要。同样的任务，作为院部，总该有一个统一的渠道管吧。可它却是由吴有训副院长和计划局这两个渠道布置下来的。当时生物学部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在京。我做归做，心头却很是不满。我对计划局基建处的人说：“这个事情是你们做还是我做更接近实际？你等一个小时，我就可以给你，但那等于是废纸。”稍后，我给吴有训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情照理不该我们管，既然任务下达了非做不可，我们也就做了。但实话实说，一立方米的煤气可以做多少事，我们不懂。”计划局的来人听了不高兴，回去后向局长谷羽汇报。谷羽又向党组书记张劲夫汇报。张劲夫就在随后的某次会议上点名批评我，说生物学部的薛攀皋不配合。过了几天，吴有训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官僚，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布置给学部，你说得有道理。”对同一种意见，张劲夫和吴有训的态度完全不同。

问题出来了，那些行政事务，学部到底该不该管？1957年“鸣放整风”时，出现了“大学部”和“小学部”之争。支持“大学部”的认为，除学术工作外，基建、器材等机构，各个学部都应当有一套。支持“小学部”的认为，根据原来院里的公开规定，除学术外，学部不管行政等其他事务。讨论来讨论去，院里还是认为“小学部”好，但原来的状况还继续，就是权力在基建、外事等部门，棘手事情的主意却要学部拿。这样一来，研究所和权力部门的矛盾，就变成研究所和学部的矛盾。而在顺着研究所的时候，基建、外事、器材等部门有时也会说，学部原本不同意，多亏我们替你们说话……学部和研究所之间的矛盾于是更多。

<h2>学部成为党组成员的办事机构</h2>

应该说学部的黄金时代就是成立之初的那两年，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后就每况愈下了。学部筹备及成立时，科学院的主政者是党组书记张稼夫。张稼夫患有肺病，在性格上也有弱点，但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没魄力，我觉得还可以商榷。他为人审慎，比较尊重科学家，为避免以党代政、以政代科，他建立学术秘书处、成立学部，把学术领导搞了起来。学术秘书处设正、副秘书长各两人。正的是钱三强、陈康白，副的是秦力生、武衡，下面是钱伟长、叶渚沛等八九个学术秘书。四个学部各设主任一名，副主任若干名。据1955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由学部分工对各研究所进行学术领导。

1956年5月，张稼夫调到国务院二办工作，改由张劲夫任科学院党组书记。为加强科学院的领导力量，中央还把裴丽生、杜润生、谢鑫鹤等一批部级、副部级党政干部调了过来。到任不久，张劲夫就说了两句大实话：“我不懂学术领导机构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什么叫学术领导”。他还笃信“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党必须绝对领导科学”。根据这些认识，张劲夫很快就把国防军工那一块的管理模式，搬到了计划局口，搬到了学部，搬到了研究所。其具体举措包括，撤销学术秘书处，派院党组成员分管学部，派党的专职干部来管学部办公室，派党员干部去管学部所属研究所等。科学家主任、所长、委员等原来并不大的权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收走。

分管生物学地学部和1957年分家后的生物学部的党组成员，第一任是裴丽生，第二任是秦力生，第三任是谢鑫鹤。他们实际领导学部主任和副主任。“大跃进”运动开始后，更是完全由党组分管领导说了算，学部主任、副主任基本靠边站，需要你站台时你再出来。学部内部，不单学科组会议极少开，就连常委会也不怎么开了，主要是裴丽生说什么，就按他说的去运作。这样一来，学部就成了党组分管领导的一个办事机构，基本没有自主权了。

学部办公室本由过兴先等学术秘书领导，他们都是资深科学家和称职的管理干部。1957年“反右”后，院党组派了专职的党政干部来做学部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不但管我们这些办公室内的科员，还管学术秘书。他们的行政级别比学术秘书低，可从党内讲，他们是支部书记，又管学术秘书。据我所知，这几位办公室主任几乎都没有自然科学背景。1959年“反右倾”后，院党组又派了张庆林等党员干部来做专职的学部副主任，他们也都没有自然科学背景。

张劲夫上任后，还跟上面要了大批党员干部，让他们去研究所当副所长兼党的负责人——当时党员少，可能有的还不是党委书记，只是党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如动物所的刘矫非、昆虫所的赵星三、微生物所的林一夫、植物生理所的赵毅。这些人的权力基本都凌驾于科学家所长之上。不是说这些缺乏自然科学背景的老干部一定不行，只要他们尊重知识分子、虚心学习、诚以待人，也会受所里科技人员的欢迎。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不是至今还受科技人员怀念吗？可王仲良这样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派到所里的外行老干部都跟科学家所长、副所长以及一些科技人员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

张劲夫的前述举措，可能都是“反右”运动的后果。“鸣放”时，有人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认为不宜事无巨细均由党来领导，在科技人员中引发强烈共鸣。高层领导把这些话视为右派言论。而且还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你反对党领导一切，我就要搞“党的绝对领导”。张劲夫等贯彻这种精神，通过前述方式，在科学院内，在学部及其所属研究所，从上到下，派了大量外行党员干部去掌权，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其结果如何呢？我跟你讲讲那几年我在生物学部经手的一些事情，你就知道端倪了。

（一）鼓动大家提宏大课题，放“科学卫星”

1958年5月，经院党组推动，各学部开始搞“跃进大会”。先是数理化学部开了两天会，技术科学部开了一天会，然后，生物学部、地学部于5月14日、16日开了两天会。数理化学部的会是由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杜润生抓的，生物学部、地学部的会是由科学院秘书长裴丽生抓的，都是鼓动大家以相互挑战、应战，也即打擂台的方式提更大的目标。最后，物理所、地球物理所、植物所等机构的科技人员提出了诸如“人造小太阳”；“融化高山的冰雪灌概荒漠”；“修好引洮工程，把黄土高原变成绿洲”；“在三年内消灭稻虫”；“在一年至三年内解决小麦锈病、稻瘟病等十多种农作物严重病害”之类气魄宏伟的畅想。分学部开完之后，6月3日、5日，院党组又将北京地区四个自然科学学部所属单位合到一块，开了一个更大规模的跃进大会。各单位的代表上台点名，我们的指标是多少，你们研究所敢不敢应战？相比5月份，6月份的跃进指标又有所提升。大家通宵达旦苦干，于7月初搞了个“七一献礼”，宣称仅科学院北京各所就有170项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7月14日，院党组给中央打报告——《关于自然科学大跃进情况向中央的一个报告》，提出科学技术要在十年内超过美国。从10月5日起，举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向公众展示“大跃进”运动以来科学院的“成果”或设想，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周恩来、陈毅都去参观过。这是各个学部分头筹备的，分几个馆，第一个馆是数理化方面的，第二个馆是技术科学方面的，第三个馆是生物学、地学方面的，第四个是绝密馆。老宋（宋振能）是生物学馆的馆长。展览哪些成果，以什么方式准备展品，都是我们集体讨论的。

（二）和农民竞赛放高产卫星

不仅要和院内单位竞赛，我们还需跟农民打擂台。1958年7月1日，张劲夫在院党代会上讲话，坐在台下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代表聂春荣递上纸条，上面写道：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小麦高产能手，准备向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和其他有关单位挑战。张劲夫当场号召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也要向农民生产能手应战。7月5日至9日，生物学部有关负责人、科学家应邀参加了有关座谈会。经和农民进行指标大战，我们决定种亩产5万斤的小麦、亩产6万斤的水稻。然后，我们按照部队的做法，三班倒，采取深耕（有的深达一丈）、密植（有的播种量高达460斤/亩）、高施肥（有的粪肥施用量高达60万斤/亩）、白天鼓风、晚上用电灯增加光照等方式来开展试验。就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墙外的农场进行。这些傻事笨事，现在想起来还感觉又可气又可笑。我有专文<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0H45.png" />介绍此事，就不在此多说了。

跃进大会上各单位不是提出了一些宏伟目标吗，那些目标也不是说说就完了，也得具体实施，院党组还要求用新人，用新办法，因为“资产阶级专家”所用的“迷信洋人”、“冷冷清清”的老办法是肯定达不到那种目标的<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0H45.png" />。不少党员副所长、党总支书记积极、主动、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上级的指示。譬如，昆虫所的赵星三就把按学科组织的研究室全给撤销了，改将全所按虫害的种类分成四个组，由研究实习员当组长，大科学家当组员。再如，植物生理所的赵毅让全所三分之二的研究技术人员下农村，以向农民学习并系统总结其丰产经验。因人员大多已经出去，该所新落成的五层实验大楼被无偿送给了别的单位。

（三）研究粮食综合利用的问题

1958年8月4日，在听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虚报后，毛泽东指示：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这个指示被聂荣臻迅速传达给科学院党组。8月6日晚，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并讨论毛泽东的指示。虽然杜润生和一些科学家对粮食亩产万斤有无可能存在疑虑，但在略作迟疑之后，这个指示还是于8月下旬以紧急任务的方式下达给位于长春的应化所，位于大连的石油所（现大连化物所），位于北京的化学所，位于上海的有机所、生化所、植生所等六个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所。他们立即停止一部分研究课题，抽调一批研究技术人员，于8月25日同时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0H45.png" />

（四）建立基点，总结农业丰产经验

1958年9月，院党组在北京开了个规模很大的总结农业丰产经验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二十几个农业高产地设立基点，每个点有几个人去蹲点。去的人以学植物、土壤的人为主，也有学微生物、昆虫的。植物生理所有不少人去了基点。当时的口号是“五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研究、同总结，所以，去基点的人很辛苦，连书也没有时间读。我去湖北孝感和河南长葛等基点看过，一是了解相关人员的在生活上有何需求；二是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到了那里之后，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每亩几千斤、几万斤的粮食产出，在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不过是并田加称量作伪的结果而已。这些信息是基点的同志告诉我的，尽管他们对我未必熟悉，但毕竟我是院部去的人，他们对我并不隐瞒，因为这些信息在老百姓中间也都是公开的秘密。也有苏联、匈牙利等兄弟国家的人去那些地方参观过高产田。《科学简讯》反映了这些外国人的反应。他们有的赞扬中国人了不起，有的戳穿假象说了真话。《科学简讯》是科学院办的面向高层的内部刊物，主要是给省部级以上领导看的，我是后来才看到。基点坚持了几年，大概到1961年初，点上的人陆续才撤回来。既然那些高产都是虚报的，所以，他们那几年的时间基本是白白浪费了。

（五）让土专家进科学院当研究员

1958年5月，为了论证毛泽东反复阐述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思想，《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文章，把白蚁防治土专家李始美等树为“我们党培养出来的新型科学家”的典型。昆虫所赵星三出主意，要让李始美进所当研究员。这是一个违反制度的建议，因为当时科学院提副研究员、研究员是十分慎重的，需要先由研究所通过，再报学部审核。昆虫所一些科学家不同意拿研究员的职称来表彰土专家。赵星三就去院党组告昆虫所正副所长、生物学部学术秘书过兴先和竺可桢副院长的状，说他们阻挠李始美进昆虫所。裴丽生立即批评昆虫所，把这说成是一个政治问题。没办法，昆虫所重新开会，同意李始美做昆虫所的研究员；之后报学部，学部不得不表示同意；再报院务会议讨论，院务会议也通过了。7月，中国科学院以郭沫若院长的名义向李始美颁发了研究员聘书，还决定由昆虫所在广州为李始美设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站。<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0H45.png" />

（六）编辑《十年来的中国科学》

这是一个献礼项目，是中宣部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布置下来的，要求总结10年来中国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具体交给科学出版社来做。科学出版社推脱说，他们可以承担最后的出版工作，但对前面的组织工作无能为力。院党组就让学部介入，然后就由各学部分头组织、审查稿件。各个学科的册子都以某位研究所的所长为主编。他们再组织一些著名科学家就中国科学家已发表的相关文章写学科文献综述。我们负责跑腿。由于撰稿人、审稿人都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沟通、协调起来并不容易，我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总算在规定时间（1959年10月）前交了四册生物学方面的稿件、一册心理学的稿件。但后来这些书并没有如期出版，而且所用的纸张质量很差。

（七）在学部大会中“掺沙子”

原本规定两年增补一次学部委员，召开一次学部大会，结果，1957年后，没再增补学部委员，而学部大会，也就1960年4月还召开了一次，以后再没召开。在第三次学部大会上，还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会议邀请了29位工农劳动模范，以及一些研究实习员代表出席，这实际是“文革”中工农兵进科研单位“掺沙子”的雏形。这些人所宣称的一些成果明显是假的。譬如，某位沈姓研究实习员在发言中用很大篇幅歌颂“超声波化运动”，说他们所过去分析一个什么东西要几天，现在用超声波，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举出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东西都是经不起检验的。回想起来，这次学部大会把许多不严谨的、还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作为“成果”给提了出来，这在世界科学史上恐怕是很少见的。

（八）“大兵团作战”和“超声波化运动”

开完第三次学部大会，张劲夫、杜润生不经学部论证，在上海分院督促王仲良发动“大兵团作战”，抽调5个研究所的300多研究人员以两班倒、流水线作业的方式开展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结果加班加点几个月仍未达到目标，不但造成很大的浪费，还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科研秩序。回到北京后，他们又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国家科委现场会议的精神，开展了“以超声波化为纲的五化、三无、一创运动”。他们下了军令状，要求北京地区科学院的所有机构，从1960年5月18日起，不管需不需要，都停止一切手头工作，按照他们的说法用40天的时间来改变面貌。这是“全民全党办科学”的一个例子。他们抓得很紧，天天听汇报，哪个单位动得不够得力，马上就批评。我们生物学部虽然也挺努力，但还是隔几天就挨他们一次批。高压底下出浮夸，各单位都虚报。作为运动办公室的办事人员，有时我要去所里核实情况。在适当场合，有些业务处的同志对我摇头，我也对他摇头，但他不得不报，而我则不得不写。6月底，在耗费了许多人力、财力、物力之后，这个运动不了了之。<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0H45.png" />

“超声波化运动”结束后，张劲夫多次在全院大会上讲话，点名生物学部要补物理学、化学、新技术课。为了“翻身”，我们组织了一个微波学习班，请电子所的人开课，要求生物学部每个直属研究所派两个人来学习。结果大家来北京后，生活上、学习上都很艰苦，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的一个女学员还突然精神分裂……种种棘手事情，弄得我焦头烂额。

（九）研究和推广代食品

停下“超声波化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北京的粮食供应也变得很匮乏，大家都很饿，国家要求科学院承担代食品研究和推广的紧急任务。1960年6月26日，院党组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粮食代用品，开辟粮食和饲料新来源会议”，生物学部所属17个研究所和其他学部所属6个研究所的党员副所长、科学家60余人参加。然后，我有大约一年时间把大部分精力投在这项工作上。

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反右派运动之后至1960年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之前，学部（尤其是生物学部）的大致工作情况。大概除了编辑《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研究和推广代食品比较正面外，其他工作都是党组成员或更高层瞎指挥的产物，负面作用很大。张稼夫将“行政领导”初步改成“学术领导”，而张劲夫则将其拉回到以党代政、以政代科的老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期间，他在“两弹”研制、“四大紧急措施”等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此同时，他在非军工领域也犯了很多错误。

张劲夫信任、尊重科学家？1957年反右以后，至少从张劲夫的说话口气和报告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也把学部委员归入了资产阶级阵营。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比别的领导干部要好一点，但也好不了太多。在反右运动中，他确实保护了一部分资深科学家，但并没有从言论自由、依法治国的角度来陈述理由，而只是说向科学进军需要科学家。很可能当时在内心深处，他也只是把科学家当成“工具”。别的一些老干部把科学家、知识分子当成缺点很大、可有可无的“工具”，他则把后者当成必不可少的“工具”。到“文革”时，张劲夫这种人被打倒，知识分子更是被推到了做工具而不可得的悲惨境地。不过，和其他老干部相比，张劲夫、杜润生有一个突出的长处：他们能够承认错误，并能“吃一堑长一智”，从错误中学到教训，提升自己。这突出反映在1961年他们参与制订《科学十四条》，并在1962年广州会议主动、公开道歉上。<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20H45.png" />

除了在科学院生物学部任职，我还兼国家科委生物组的秘书。1962年参加完广州会议，并参与制订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后，我把主要精力投到北京科学讨论会上，然后去河南罗山参加“四清”，直到“文革”初才回到科学院院部。所以，随后几年学部的不少事情我就没有亲历了。回想起来，“反右”之后，尤其是“八字方针”实行之前，学部基本成为了党组分管领导的办事机构，学部委员不增补了，原定要实行的院士制度也不实行了，学位不颁发了，科学奖金不评定了，科研计划也基本不开会审议了，很不正常。

<h2>“夺权”与撤销学部</h2>

“文革”初期，学部管所属各研究所的政治运动，实际起了科学院分党委的作用。1966年9月我从河南“四清”回来，发现生物学部办公室的墙上有三四十份大字报，其中三分之一是关于我的。我的办公桌也被院政治部派来的一位女同志占据了。我就到二楼一个小图书室躲了好一段时间。反正“文革”已经轰轰烈烈搞了起来，学部已经没业务可干了。

1967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上海的夺权后，全国学样。1月24日，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成立并进行了夺权。在他们当天发表的“第一号声明”中，第七条是撤销学部——其罪名是学习苏（联）修（正主义），走“专家路线”，实行“专家治院”。我们就这样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学部的公章字是铜的，柄是塑料或木头的。有的学部造反派召开大会，当众将学部的印章用斧头砍，用铁锤砸，我们生物学部的倒没有，只是向我们宣布：“从今天开始，你们交出一切权力！一切权力归我们！”我那个时候已经麻木了，被撤职、被批斗都没感觉什么，唯一伤感的是，夺权之后不久，就决定学部整个扫地出门。给了我一个任务：负责清点学部的所有财产，将办公桌椅、书架、书籍、档案等登记造册，等院革命委员会来派人来接收。生物学部和地学部分家时，生物学部那些家具是我一件一件到院里申请并弄回来的，最后也是由我来收场。虽然生物学部并不是我创办的，但我亲身参加了筹备、建设的过程，见它最后落到这个地步，我心中的惆怅难以言表。

1967年7月30日，科学院革委会成立。9月，军宣队进驻科学院，然后，工宣队也进来了，我们原生物学部和数理化学部办公室这两个撤销单位的人（地学部的人已经并到地震局）被集中到友谊宾馆北馆搞运动。1969年3月29日，我作为不知道何罪之有的“罪人”，被发配到宁夏陶乐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个月后，又被改发往湖北潜江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底潜江的干校被撤销，我才回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