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李毓昌教授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15年5月19日、28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关村李教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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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毓昌教授（2015年5月19日熊卫民摄于李教授家）

2015年5月，在读了我的访谈提纲、经仔细准备之后，李毓昌教授分两次花了共五小时深入细致地介绍了他所了解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早年的人和事。包括他自己的简要经历，“文革”前力学所的多位党政领导，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科学家，政治运动对力学所的冲击等。其中，他对钱学森入党、钱学森与杨刚毅的争论、林同骥夫人蒙冤入狱等历史细节的回忆，尤其耐人寻味。限于篇幅，本篇仅将该访谈的一些精要呈现于读者之前。

李毓昌，中国科学院大学退休教授。1929年生于江西南昌，1945年考入中正大学，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到南昌第一联合中学工作，1956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1958年担任该所计划处负责人，1970年被发配回农村，1979年落实政策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更名为中国科学院大学）任教，直至1989年离休。

<h2>钱学森入党</h2>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郭永怀先生和钱学森先生都入党了，是吗？

李毓昌（以下简称李）：是的。钱学森先生入党的时候，我正当支部的组织委员，所以对这件事情知道得比较清楚。大概情况是这样的，1958年夏季的一天，杨刚毅从院里开会回来，找到我们说：最近有一批名人要入党，其中包括李德全（冯玉祥夫人、卫生部部长）和钱学森，中央书记处已经讨论并同意了，要到支部来补办一个手续。

熊：此时钱学森写入党申请书了吗？

李：已经写了。杨刚毅跟我们谈过不久，钱先生就把自己的自传交给了我——按规定，应该由组织委员来接收这份材料。他的自传中讲自己思想转变过程的一些东西很有意思，我直到今天还记忆深刻。他说，他对美学很感兴趣，有一年因病在老家杭州修养，经常去西湖写生，久而久之就萌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人会觉得这个东西美，那个东西不美？然后就找书看，觉得很多书都没有什么说服力，直到读到马克思主义的美学理论。然后他就读马克思主义其他方面的论著，对阶级斗争学说非常折服。病好了之后，他回到交大，向一些同学介绍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在他的影响之下，有不少同学都学马克思主义，其中包括顾德欢。

熊：哦，顾德欢是他同学？

李：解放后顾德欢曾任浙江省副省长、科学院电子所所长兼党委书记。钱学森在自传中说，顾德欢读马克思主义的书是受他的影响。

钱先生还在自传中说，到美国后，他参加了美国共产党——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支部里面。后来，他又从美共退了出来，因为美国高层有人压制共产党<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S13.png" />。当时美共找他谈：摆在你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路是继续留在美共，但你必须加入美国籍，然后作为美国公民，你可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另一条路是，如果你不想加入美国籍，那你就退出美共。他想了半天，觉得自己不愿意做美国人，就选择退出了美共。

钱先生百年诞辰时，大家对他是否加入过美共一事有争议。我说：“你们不要争论了，我读过钱先生的自传，他在自传中说自己加入过美共。”

熊：前些天，郑哲敏先生告诉我，他参加了钱先生入党的支部会议，也亲耳听钱先生说过自己曾加入美共之事。

李：钱先生在自述中比较详细地讲了他加入和离开美共的经过。他还说，与中国共产党不一样，美国共产党是个很松散的组织，所开展的活动也就是一些教师每个月什么时候聚在一起聊聊天，谈论谈论国家大事之类。

熊：但是后来钱学森又申请了加入美国籍。

李：这是他退出美共之后几年的事。他没在自传中说这个事。

熊：自传中没有讲这个事？

李：没讲。但这件事情我知道。有意思的是，因为属行政支部，我们那个支部里边还有很多转业军人。事先我们跟他们打招呼说：钱学森的社会关系和历史问题党中央都已经审查完了，你们不要打横炮！

熊：在支部会讨论时，那些人是不是就没打横炮？

李：没有。所以钱先生很顺利地通过了。

<h2>钱学森和钱伟长的关系</h2>

熊：力学所是从数学所力学研究室扩张而成，该室主任钱伟长可以说是力学所最重要的创始人之一。请您也谈谈钱伟长先生。

李：你读过我写的关于钱伟长先生的文章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S13.png" />，我就不再多说了。钱先生也是一个很聪明的人。

熊：作为正、副所长，钱学森和钱伟长的关系如何？

李：我们从表面上看不出来。我感觉到，刚从美国回来时，钱学森有很多问题要请教钱伟长。毕竟他对国内的大环境不熟悉，而钱伟长已经在这边生活了六七年了。我印象比较深的是第一次全国力学代表大会暨中国力学学会成立大会，由钱学森致开幕辞（主要是些客套话），由钱伟长做大会总结——因为钱学森觉得钱伟长的讲话会比较合乎党的政策，所以请钱伟长来讲。

后来，我又注意到，在力学所的会议上，钱伟长先生和钱学森先生经常有不同意见。郭永怀先生和钱伟长先生不同，在力学所的会议上，他和钱学森先生没有针锋相对的时候。

熊：两位钱先生因什么事情而争论？

李：我不记得了，大概是力学问题吧。

熊：这种争论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吗？

李：我觉得应该不会影响他们之间的关系。

熊：但是，1957年“反右派”的时候，却有钱学森严厉批判钱伟长的报道<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S13.png" />。

李：在对待钱伟长的问题上，我觉得钱学森有两面性：一方面是公开批判，另一方面是私下关照。1957年时，中国力学学会有一个核心小组，由力学所的正副所长钱学森、郭永怀，北京航空学院院长沈元，清华大学副校长张维，北京大学周培源等人构成。他们开会时，总会把我带去做记录。我注意到，开完会，周培源、沈元都告辞后，钱学森和郭永怀总会借故留下来。他们跟张维讲，钱伟长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科学家，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但这种人不用，不管是对他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一个损失，希望清华大学能够妥善安排钱伟长。

熊：是不是清华没有安排好钱伟长，所以他们要说好几次？

李：可能是，因为张维本人就对钱伟长很不感冒，而钱伟长也瞧不上张维。钱伟长的学生叶开沅是我的好朋友，经常和我在一起聊天。他几次跟我讲：“张维自称是力学家，却好像连很基本的东西都不大懂。”他还举过例子：张维研究一个问题时，费了很大的劲，经过很长期的演算，而那实际是一个叫贝赛尔的特殊函数的问题，张维要是知道贝赛尔函数，一下子就解决了，何必绕那么大的弯子？他的数学训练不行。

熊：我接触过一些智力特别高超的人。因为智力高，有些人对智力不够高的人不耐烦，看不上他们。可人人都有自尊心，他们的这种态度很容易导致人际纠纷。钱伟长先生是不是也有类似问题？

李：可能有一些。不过钱伟长先生有个好处，他对年轻人从来不压，似乎感觉后生可畏，有时候还估计过头了。记得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他突然跟我讲：“李毓昌，你写的东西有一个缺点，数学味太重了。”其实我自己知道，我的数学根本不行，只是勉强弄懂了我研究的力学问题所需要用的数学工具而已。

<h2>晋曾毅无为而治</h2>

李：下面我再来说说力学所那些党的领导吧。他们的风格各不一样。力学所最早的党的领导叫晋曾毅。他是留法的，在巴黎学数学。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去西班牙参加反对独裁者佛朗哥的战争。作为左派学生，晋曾毅加入国际纵队，去西班牙参战。后来，国际纵队失败，晋曾毅回国，去了延安。

熊：他没能在法国拿到学位？

李：他没有拿到学位。解放后，他被分配到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工作。好像他跟该校一把手——一位姓魏的中将有些摩擦，大概彼此都有点看不惯，后来，他就从那边转到科学院来了。到力学所之后，他信奉无为而治。在党支部开会的时候，他经常说：“我们懂什么力学？我原来学的那点微积分早丢到脑后了。搞科学就是要靠科学家。我体会，党把我们派到这边来，是为了搞好后勤，让科学家没有后顾之忧。所以，业务上面的事情我不过问，我也不希望他们来找我，找我也是白费。”我们去他的办公室向他请示工作时，总见他坐在办公室里看微积分。

熊：无为而治，这倒也不错。

李：我觉得晋曾毅是一个非常好的人，我举一个例子说明这个观点。大概1958年的时候，中央发了一个命令，让干部参加体力劳动，分批分期下乡劳动锻炼。那么大家就学习这个文件，与此同时，科学院开始组织一些干部去到农村参加劳动。有个从北航来的姓陆的研究生（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好不容易才考到力学所来却又可能被安排去劳动锻炼，他对这个决定非常不满意，牢骚满腹。晋曾毅当时在我们这个组，出于维护党的威信，他做了一些解释——大概是说，组织干部去参加短期劳动锻炼，是为了避免干部脱离群众；大家下乡去体会一下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未尝不可。结果，这位姓陆的同学大怒，毫不客气地说了晋曾毅一通。

当时流体组有两个组长，林同骥先生是业务组长，我是政治组长。我要负责政治学习这类事情，那天的文件学习就是我组织的。会后，好多人都说这个姓陆的有些过分：不要说晋书记年长、是领导，就是同辈的人也不应该如此。他们认为，这个姓陆的研究生应该向晋曾毅赔礼道歉。

然后，晋曾毅把我找去。他说：“李毓昌，我听到一些议论，似乎有不少人认为陆某某过分。谁都有年轻气盛的时候，年轻人这样是可以理解的，你不要斤斤计较，让所有的年轻人循规蹈矩反倒不好。”他不同意批评陆某某，反让我去做群众的工作。由此可见，晋曾毅有很宽容的一面。

熊：他对此事处理得不错。

李：“反右”的时候，晋曾毅是比较消极的，但有的事情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力学所第一个比较大的右派是欧阳绛。他是党员，毕业于北大数学系，人非常好，非常关心群众，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1957年上半年的一天，吃完晚饭后，我们在中关村附近散步，走到了化学所的礼堂，发现那里正在辩论“现在的民主够不够”。有一位极左的老兄在上面讲：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民主已经足够了，如果再有民主的话，右派分子等反动派就会翻天，利用宽松的环境到处放毒。我们这些力学所的年轻人都觉得这种论调很刺耳，后来就说要请一个人上去驳斥他。请谁呢？大家推来推去，最后选了欧阳绛，因为他一方面是党支部的宣传委员，口才比较好，另一方面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讲一口非常流利的北京话。就这样，欧阳绛上台说了一通。大意是解放以后我们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民主，但你要说我们民主够了，那就有些过分了。我们还有很多地方不够民主，所以还存在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等，应该发动大家来揭发这些现象，整顿整顿工作作风。事情就这么了了，我们普遍觉得他说得很委婉，以后力学所的人没再提过此事。

不久，鸣放结束，开始“反右”。我们不提此事，人家却把大字报贴到我们力学所来了，题目是：力学所包庇欧阳绛！

熊：是化学所的人贴的吗？

李：不知道是哪个所的人贴的。他们质问力学所，对欧阳绛这么严重的右派言论还不处理，究竟要包庇到何时？力学所内部一些管人事、管保卫的转业干部也响应。到后来，晋曾毅招架不住了。就这样，里应外合，欧阳绛被划为右派。

熊：欧阳绛是不是也给晋曾毅提过批评意见呢？

李：提过，而且很尖锐。欧阳绛批晋曾毅说：党叫你来领导，你不好好领导，尸位素餐！但是我估计当时晋曾毅也不知道当右派会有那么严重的后果。从他的人品方面来看，如果他知道，他绝不会借机打击报复的。

熊：听到欧阳绛的批评时，晋曾毅当时是什么反应？他有没有为自己辩护？

李：他没辩护。当然，他当时也不会太愉快啦。

熊：1958年，晋曾毅离开了力学所。这是为什么？

李：就是为了办中国科技大学吧。后来他就死在了中科大。他有肝病，而且看来他的病有遗传因素，因为他的家族，尤其他的兄弟都是很早就得肝病而死的。

<h2>杨刚毅和钱学森之争</h2>

熊：晋曾毅之后就是杨刚毅了。

李：杨刚毅是1958年到力学所来的。中间他曾一度离开了力学所，但后来他又回到了力学所——大概张劲夫比较欣赏他这个人。他的特点是什么呢？干劲比较大。

熊：杨刚毅是什么教育背景，属于老干部吗？

李：老干部。他是山东人，抗战以前从老家到北京，进了一所美术专科学校。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去了延安，成了老干部。他这个人一贯干劲比较大，所以他后来级别比较高，大概是九级，也即副部长级。

熊：干劲比较大，也就意味着他不是“无为而治”、为科学家服务，而是要领导全所，带领科学家前进啰？

李：是的，他要领导权，所以跟钱学森所长之间有矛盾。在此我只能捡一些大的来说。关于力学所怀柔基地的定位，他和钱学森之间就有比较大的矛盾。钱学森一直主张我们的怀柔基地主要搞液氢液氧火箭的燃烧和传热问题，可杨刚毅和现在有些领导干部一样，有一种政绩思维，就是说，在自己当领导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件什么事。杨刚毅是科学上的外行，不知道科学的终极目的是找规律，而以为要做出一个东西出来，好拿到上面去报功。基于政绩思维，杨刚毅跑到怀柔去，找到一些青年人，鼓动他们：你们天天从书本来到书本去，好像搞不出什么名堂来，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一个氢氧发动机出来。结果，有一些年轻人品质不好，迎合领导，于是就这么弄了起来。

熊：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李：大概在1964年的春夏之交。尤其过分的是，他还跟大家讲，我们这个事情要严格保密，特别是对钱学森要保密——他知道钱学森是不会同意的。当时我是计划处副处长。听杨刚毅讲完后，我就去找钱学森在我们所里的秘书王环。我问王环今天钱先生会不会来。王环说不会，因为钱先生正在参加张劲夫召集的一个会议。我就跑到会址，把钱学森从会议室叫出来，告诉他有这么回事。钱学森安慰我说：“不要着急。我来处理这个事。”结果，钱学森回来后也没有断然否定杨刚毅的做法：毕竟杨刚毅是力学所的党委领导，而且他还得到了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的支持。张劲夫当时正在力学所蹲点，他很重视这个事，问杨刚毅：“现在搞氢氧发动机是不是大家都同意？”杨刚毅说：“也有反对的，我们新提拔的计划处副处长李毓昌就反对。”张劲夫说：“我去说服他。”张劲夫就到我的办公室来跟我来讲。我觉得他讲的都不是道理。

熊：他当时说了什么？

李：他说，我们做一个东西，可以从中摸索出很多经验，等等。而我认为，这个工作不可能很顺利地进行。为什么呢？光液氢你就供应不上。你几个礼拜才搞出几升，用杜瓦瓶装了送到怀柔去，我一秒钟就把它给烧完了。而一个发动机的定型，需要试车几百次。这要到哪一年才成？我觉得我们根本不具备相关条件。“大跃进”时，不问条件上马，最后不能收摊的事情比比皆是。我们得吸取教训，对不对？当时我主要跟张劲夫讲了这个意见，但我没讲到点子上去。后来我就跟张劲夫说：作为党员，既然组织上做了决定，我只能执行。但我会保留自己的意见，因为我不认为我这意见是错误的。

熊：您关于原料供应不上的意见很有道理，很关键。

李：后来的结果证明了这一点，可当时他们头脑发热，就不管这些了。

熊：我觉得，他们可能也有一些没有明说的原因。他们知道，他们的上级也是他们那样的人，要是没拿产品出来，更高层可能看不上他们，看不上科学院，看不上力学所。为此他们迫切需要拿一些产品出来。

李：反正从此之后怀柔基地就弄氢氧发动机。1965年下半年我们所开始搞“四清”，我在党员大会上把杨刚毅说了一通。我说：“钱学森是业务所长，你在这个事情上对他保密，我觉得你这种做法不正派。”杨刚毅听得脑袋直冒汗。后来，钱先生跟“四清”工作队队长高原有一次谈话，谈的主要也是这个问题。钱学森用词非常激烈。他说：“你（指杨刚毅）把这个事情搞砸的话，怎么对得起力学所的相关研究人员！”钱先生接着讲了力学所不能够搞氢氧发动机的理由。他说：你要搞的话，就必须真刀真枪地来干。而力学所根本就没有做一个完全符合规格的液氢液氧发动机的条件。五院搞发动机，所有的加工设备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花了大量的外汇。国家只能搞这么一套。如果你没有精密加工，什么东西都凑合，你这个发动机的笨重已经抵消了液氢液氧燃料所带来的好处。

熊：这个理由很有说服力。

李：对，比我的更有说服力。钱先生说，这种设备国家只能够有一套，你科学院根本不可能弄出第二套来，因此你搞出来的只能是一个四不像，根本就体现不出液氢液氧燃料的优点。

以上的场景是后来我写力学所历史时在档案中翻到的。钱学森还有意保护我。他说：“我是在和李毓昌谈话时不经意地听到这个消息。”他没有说我专门到开会的礼堂去找他的事。

熊：您让杨刚毅下不了台，他有什么回应呢？

李：他当然不高兴啦。但他也没当我的面说我反党。只是在后来让我到山西去搞了一年的“四清”运动。

熊：林鸿荪对此是什么态度呢？

李：在和高原的谈话中，钱先生也提到了林鸿荪。他说，林鸿荪有说不出的苦衷。作为怀柔基地的业务负责人，他知道这么做不对；作为党员，他只能服从党委的决定。钱先生问过林鸿荪，林说“我也没办法”。

熊：高原是怎么回应钱先生的呢？

李：高原并没有明确表态，因为四清工作队属科学院党组领导，而怀柔基地做发动机的事是党组书记张劲夫支持的。我扯远了。我觉得，张劲夫在执行政策时还算稳妥，但他对科学院的领导，也有比较大的失误。前些年，我见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回顾科学院在“文革”前后的工作<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S13.png" />。他用大量的篇幅谈科学院在上天方面做了什么事。我觉得这根本就不应该是科学院的主攻方向——科学院的主攻方向应该是电子学等学科。

<h2>乱糟糟的“大跃进”</h2>

熊：您1959年挨批评，是不是因为您对之前的一些运动，譬如除四害、农业放卫星、农具革新、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超声波化运动”、“管道化运动”等有具体的批评？实施“八字方针”期间，力学所有没有对自己之前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

李：1958年“大跃进”，当然是乱糟糟的了。我觉得，对力学所危害最大的是乱上了很多项目。当时要发展探空火箭，要搞火箭发动机，这些东西都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条件，因为新中国成立才不到十年，家底还很薄，对不对？后来我去怀柔基地，发现有大量管子、容器东西丢在路旁无人问津，这都是“大跃进”时候我们要搞火箭发动机而在杭州制氧厂等地订购的东西。俞鸿儒告诉我：“老李，这些东西看似简单，实际造价不菲。为什么呢，因为它们并非标准设备，工厂要加工它们，得专门设计刀具、卡具等。你看这些筒子，加起来要花几十万元。”把路边丢下来的那些东西加到起来，可能要花几百万元，比当时力学所一年的经费还多出很多。所以，“大跃进”造成了极大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