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大跃进”期间乱吹牛皮，破坏了学风。相比而言，郭永怀先生在考虑问题时还是科学、严谨的。比如说，“大跃进”时，力学所决定做一个超音速风洞，大概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到1959年初就宣布做成了。然后，一些人到科学院去申请奖励；好多空军部队、飞机工厂都表示希望把飞机模型拿到我们这个风洞来吹一吹。不料郭先生却下了一个命令：我们一定要仔仔细细的对风洞的质量把关，不许接外面的任务。结果一经仔细检查，即发现了非常多的问题……我记得一直到1963年我们才接受一个炮兵部队的任务，才真正开始使用。而这距离所谓建成已经有四五年了。

熊：前段时间，有人跟我讲，张劲夫曾在“双周座谈会”上就土超声波的效能征求过科学家的意见，于敏、钱学森都发了言。

李：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1960年5月，我曾去国家科委听过“超声波运动”的报告，回来后我就传达，传达完了之后，俞鸿儒先生就问我：“你觉得这可能吗？”我说：“我姑妄言之，你姑妄听之。”实际我心里面也打鼓，也觉得不可能，因为它违反能量守恒定理——超声波那么小的能量注进去，怎么能使钢水的温度一下提高那么多呢？当时我以为“超声波运动”一阵风吹过来就算了，结果还闹了那么久。

熊：钱学森很热衷于土超声波。这个运动在力学所的持续时间是不是比科学院其他机构要久一点？

李：大概也就差不多吧。

熊：钱学森当时组织了一个由几个所的研究人员构成的联合攻关队伍，为土超声波神奇功能找理论依据。

李：我印象很深的是，钱学森带我到各个实验室去视察。在一个实验室内，一位姓徐的女士说，经超声波处理了之后，金属板的断裂强度好像增加了。我觉得很奇怪。钱学森也很感兴趣，然后每隔几天他就去看一次，结果却无法重复。后来钱先生就很生气。他记错了，说是我向他汇报的。我当时就顶了钱学森，我说：“我从来不会谎报军情。”然后，有一段时间我跟钱先生的关系比较紧张，每次我都是把文件放到他桌上转身就走，大概后来钱先生也觉得是自己委屈了我，就好言好语跟我讲：“哎呀，我可能是记错了。”

熊：当初他是真相信土超声波能带来那些神奇效果？

李：真相信。我觉得他好奇得有点过了头。

熊：他组织的联合攻关队伍究竟做了哪些工作，您对此可有印象？

李：没印象。好像力学所并没有闹腾得太厉害。当然，我们也做了那种听得见的“超声波”，但我不记得当初用它“超”过什么东西了。

熊：极少有资深的科学家真正认可土超声波。钱学森后来对自己的轻信行为有没有反思？

李：很少。他一直喜欢发表意见。我觉得，对于特异功能之类东西，他不应该去发表意见，因为他是搞力学的，特异功能根本就不属于他的业务范围。

<h2>林鸿荪、林同骥等从海外归来的科学家</h2>

熊：请您谈一谈力学所其他一些从海外归来的知识分子的情况。

李：“文革”前，有十五六位知识分子从国外来到力学所，除钱学森、郭永怀两位所长外，流体组有林同骥、潘良儒和卞英贵，固体力学组有李敏华、程世祜和黄茂光，动力室有吴仲华、吴文、吴承康和一个姓葛的。还有搞化学流体力学的林鸿荪，搞运筹学的许国志。60年代又来了几位，其中一个是谈镐生，我和他打交道比较少，因为他在“文革”前夕才回来，而没过多久我就当了“反革命”。还有一个叫张强新，他比较年轻，是从英国回来的。大概就这样一些人。

这些人可分做几类。一类是“二林”（林鸿荪和林同骥），对共产党非常热情，一直很追求进步。现在我把他们两人的情况跟你说一下。林鸿荪比我大四岁，是在天津长大的。他父亲是中国银行的高管，据说曾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抗战开始时，林鸿荪和姐姐一起在上海念中学，受进步思想影响，两人非常的进步，以至于在林鸿荪十四五岁、他姐姐十六七岁的时候，两人跑到苏北新四军那边去了。当然，苏北解放区的生活条件和他们在上海的生活条件没法比，再加上解放区生活不安定，经常转移，差不多天天行军，不久之后，他和他姐姐都病了，且病得比较厉害。部队领导就动员他们回到上海去，跟他们说：这个天下，哪一个地方不革命啊？你不要以为到解放区才是革命，你们在上海同样也可以为革命做很多工作。这当然也是实话。他们可以团结同学，传播进步思想嘛。结果，新四军就把他和他姐姐从解放区秘密弄回了上海。当时上海有一个汪精卫的特务机关，它的头好像是李士群，总部设在极司菲尔路76号。他们也知道这两个孩子实际并没有什么情报价值，你想想，大的也不过十六七岁，小的十四五岁，也就跑到解放区去转了一圈，但是他们知道这两个孩子的父亲是银行的高管，就把这两姐弟抓了起来以勒索钱财。林鸿荪的父亲知道后当然很着急，后来就和汪伪的特务机关达成协议，我给你多少金条你们放人，结果就把他们两个人赎了出来。出是出来了，但这件事情后来成了林鸿荪历史上的一个大问题：你曾经被捕过，到底是怎么出来的？是不是当时有变节行为？等等。而且林鸿荪最后正是因为这个事情而送了命。

林鸿荪和他姐姐出来时，他父亲已经从英国调到了印度，在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中国银行当经理级别的高管。他说：“你们姐弟两个净给我闹事！”就把他们从上海接到印度去了。所以，林鸿荪的高中是在印度念的。在印度高中毕业后，他们就到美国去了。林鸿荪在美国学化工，他数学很好，除化工外，对力学也很有兴趣。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他坐不住了想回来，听说他的博士论文都已经写好了，只要等答辩完就能够把学位拿到手，可他实在等不及，就提前回来了。当时钱伟长在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内搞了个力学研究室。林鸿荪回国后，被分配到钱伟长的手下工作。而这个力学研究室，就是力学所的前身。林鸿荪、胡海昌、何胜玉等人是力学室最早的成员，在没到力学所来以前，我经常读他们写的文章，所以我老早就知道林鸿荪。后来到力学所来以后，我就认识他了。因为我是党员，他非常靠近组织，所以他和我来往很多。

熊：他很靠近您，是不是也跟您讲过他的历史？

李：对。1958年左右，他申请入党，跟我谈起他的过去，以及上面提到的这样一个问题。当时是杨刚毅当党委书记，我们跟杨刚毅合计时，大家普遍认为，当时林鸿荪很小，又没参加共产党，所以没有出卖组织、出卖同志的问题；他就到解放区去转一转，也没有向敌人泄露机密的问题。所以我们接受他入党。

熊：他和钱学森一道入党？

李：不是同时，他比钱学森要稍微晚一点。钱学森先生是1958年暑假通过的，他可能快到1958年底了。然后，力学所在怀柔建了一个基地，搞火箭发动机的试车，派林鸿荪去那里负责。应该说他还是很能干的，因为那边主要是实验工作，需要把很多实验设备搞起来，在他的领导下，怀柔基地，也即力学所二部搞得不错。

熊：他是二部的实际负责人？

李：对，他领了一帮年轻人在大山深处搞试验。他当时工作非常忙。我记得他曾经得过肝炎，有一次他从怀柔回来，我见他脸色很不好，就问他：“老林，怎么样啊？”他说最近身体不好，还跟我开玩笑说，自己处于超重状态，走不动，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我就向领导反映了他的情况。后来所里就让他休息个把礼拜再去。

熊：杨刚毅比较器重他，是吗？

李：杨刚毅这个人是这样的：只要你能胜任工作，他就对你比较放手。

熊：钱学森是不是也挺器重他？

李：对。林鸿荪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年轻、能干，得到了领导的器重。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人又把他曾经被捕的事翻了出来，说他是“大叛徒”，狠狠批斗他。听说1968年冬天，在一次批斗的前夜，他逃走了，后来在一个大水泥管子中找到了他的尸体。

熊：谈庆明先生跟我详谈过林鸿荪之死。他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李佩挨斗，郭永怀很焦虑，急匆匆从核试验基地回北京，结果路上飞机失事。林鸿荪曾长期寄住在郭永怀、李佩夫妇家，和他们关系极好，郭永怀的突然离世，让他残存的一点希望破灭，就于1968年12月的一个晚上跑到怀柔力学所二部附近的一个小山沟中淹死了。

李：哦！谈先生是林鸿荪的学生，他了解得应当更准确。我当时自己被整得狼狈不堪，也就听人那么传。

下面我跟你谈谈林同骥<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S13.png" />先生。林先生回国之前，已经在美国拿到正教授的职位，学术地位也比大多数学者要高一些。他的专业是稀薄空气动力学，研究卫星等在高空很稀薄的空气中飞行所遇到的问题。好像他发展了一套类似于统计力学的计算方法。回国之后，他当研究组组长，工作特别努力，脾气也好，与群众关系处得不错。他对共产党也是非常热情。他是和夫人一起回来的。他夫人叫张斌，大概在美国拿了化学博士学位吧，所以回来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工作。

“文革”的时候，抓到一个人，说是美国特务，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大概他受不了刑讯，就胡乱招供。问他跟什么人联系，他说我也不知道联系人的姓名，只知道她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女的，每天骑一辆红色的自行车上班。后来一查，发现化学所有个张斌与此能对上。于是，有一天早上，突然间来了好多公安人员，就把张斌给抓进了监狱。听说她在监狱里受尽了折磨，尤其是被饿得很厉害，有时候恨不得抓一把草来吃。关了她四五年吧，因为实在找不到任何证据能够说明她是特务，就把她给放了。我1956年初次见到张斌的时候，觉得她长得非常年轻，听说她出狱时，背也驼了，腰也卷了，已经变成一个老太婆了。你说这个打击有多大！

“文革”的时候，林同骥当然也就没好日子过：你老婆是特务，你还能没问题吗？老是斗他。后来罚他到力学所的开水房去烧开水。有人说林同骥特别有意思，在开水房的时候，他还研究怎么烧最节煤。改革开放后，对外关系松动，张斌说，我在中国大陆待不下去了，我回美国去。她就回美国去了。林同骥坚决不去，一个人留在力学所。我有一次在力学所碰见一些老同事，他们跟我开玩笑：“李毓昌啊，你知道什么地方有好的托老所吗？”我说：“不知道。谁要托老呀？”他们说，要把林同骥托去。他老婆走了，女儿也去美国了，就他一个人孤苦伶仃，还在这儿硬撑着不走。他们还说，改革开放后，有一次在法国巴黎开国际力学会议，林同骥去了，他特别的省，组织上给他的津贴，他全都省下来买书籍、仪器等。不仅自己省，还叫别人也省，说国家现在还穷，我们要省着点用。大概他们去的时间比较长，他还特地买了一把推子，平常谁要理发，他就过去免费帮人理。他节省到这种程度。后来，他大概实在因为年纪大、身体不好才去了美国，在那没过多久就去世了。

熊：夫人、女儿都走了，他为什么要留？他可说过理由？

李：他说，他还能帮国家做点事情。大概有很强的报效祖国之意。林先生的学问还是不错的。应当说，改革开放以来，他还是做了一些事情，譬如带研究生等。他后来入党了，这大概是“文革”以后的事。

熊：在那之前，他向党靠拢吗？是否给你们递过入党申请书？

李：好像没有。

熊：他那么靠近党，为什么长时间不提交申请书呢？

李：那我就不知道了，有些事情我没跟他敞开来谈过。下面谈谈其他人的情况。应该说，那时候从美国回来的人，大部分人都属于左派。李敏华先生、潘良儒先生等人，都认为自己是左派。还有一个人叫程世祜的，也倾向共产党。他这个人还是很正直的，听说当年在美国留学时曾质问总统：美国政府不让中国留学生回来，他和其他七十多个中国留学生就在《纽约时报》购买广告版面，发表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的公开信，质问他，你们美国不是尊重人权嘛，为什么不让我们回国，有什么理由不让我们回国？

我觉得这些人选择归国时，心理比较复杂。一方面他们对共产党有好感。因为经历长期动乱后，共产党建立了一个统一而比较安定的国家，且这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提高了。我们小的时候，几乎天天都是纪念日，今天是某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多少周年，明天又是另一个不平等条约签订多少周年，很有屈辱感。于是，有很多人都以振兴中国为己任。至于走什么道路，则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像胡适之等人，他们觉得应该走英美的道路。而另外有很多左倾、左派知识分子认为应该走苏联的道路。共产党选的是苏联的道路，自1949年建国以来，在建设方面的确也做了一些工作，这些成绩也是激动人心的。不说别的，就拿我们力学所的大楼来说，你知道当时的造价是多少？100万元。1958年底动工，1959年10月1日左右我们就到楼内上班了。由此可见共产党在发展科学方面的大手笔。

熊：现在看来，力学所的主楼还是很气派的。

李：我再补充我听说的一件事情吧。大楼的建筑图纸做好之后，拿给钱先生和郭先生审，他们觉得楼内设备过于豪华，就砍掉了一些项目，譬如大厅内原设计的很豪华的吊灯。他们认为，现在老百姓很穷，国家也很穷，在能够省钱的地方，我们应尽可能省钱。那栋大楼的最初造价是每平方米110块钱，经他们一砍，变成了每平方米100块钱，而后者也已是当时几乎最高的造价了。那个大楼总的建筑面积是1万平方米，所以，总投资是100万。共产党肯花钱搞这种基础建设，还是能够得到留学归国人员的好感的。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感到不自由，感到压抑。我怎么知道呢，因为当时我们都在化学所的五楼上班，黄茂光等人经常到我们那个办公室来串门。他主要是跟潘良儒等人谈话。在他们的对话中，有不少牢骚，譬如“现在官僚主义很严重”之类。可能大部分人都属于这种情况：一方面，对共产党有一些好感——认为你这个建设还真是有一点新气象，另外也对中国进行了有效的统治，中国在国际上不再被人家瞧扁。另外一方面，他们也发现这当中还有所谓“宗派主义”的东西——党内、党外分得特别清楚。他们还没经历过“反右”，还不知道要少说话。后来慢慢的，尤其是经过“反右”之后，虽然看到了越来越多的缺点，但前车之鉴在那里，大家也就变得都比较沉闷，许多事情都不讲了。

<h2>张劲夫对施雅风“一分为二”</h2>

李：下面我讲一下我对杜润生的认识。“大跃进”期间，我对力学所的工作有一些看法。后来力学所来了一个新的党委书记，此人姓黎，叫黎映霖，是位老红军，在“反右倾”运动中，把我批了一通。他把我归入彭德怀的同情者行列，有意把我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位老兄有点神经过敏，很快又怀疑在力学所的干部中有一个包括办公室主任赵景深在内的反对他的“反党集团”，他忙于深挖这个很大的“反党集团”，批了我一通后也就把我放在一边了。所以后来没人管我，我变得很悠哉。有一天，力学所党委的人告诉我：科学院要开批判施雅风的大会，你去参加，受受教育。

熊：那是1959年的事？

李：嗯。科学院当时重点批施雅风，自那之后，每次批判会我都参加。

熊：当时施雅风在哪儿工作，在北京还是在南京？

李：在北京，他当时在综合考察会工作。1959年快过完、1960年元旦快到来时，又开了一次批判施雅风的大会。批判者调门一个比一个高，批到最后，施雅风已经成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了。

熊：他具体干了什么事，以至于被批得这么狠？

李：我不太记得了。都是些小事，不是什么大问题。大概是他对待遇，对住房不满意之类的问题。

熊：那就是说，上纲上线得很厉害。

李：对。会议开到最后，请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同志做总结发言。上台之后，张劲夫首先表态：今天各个地方的群众对施雅风同志进行了批判和帮助，我同意大部分的发言。大家的态度也挺好。然后他说：“我今天想说的是，对施雅风同志也要一分为二。他过去为党做过不少有益的工作。他不是中央大学地下党的嘛。对这点我们应该肯定。当然，他也有一些缺点……”最后，张劲夫说：“我现在当众宣布科学院的‘反右倾’运动正式结束，大家集中力量去搞自己的业务工作。”

张劲夫说到要对施雅风“一分为二”时，下面的人吓了一跳，因为批判大会没有这么开的。他说到“反右倾”运动结束时，我和其他受批判的人一样，均感觉头上压的那块石头掉了。我还觉得，科学院党组还是比较清醒的，知道那么弄不对。

熊：批施雅风时，您发言了吗？

李：我没发言。发言的多是老干部和各单位的群众，没什么领导发言。

<h2>杜润生组织政策座谈会</h2>

李：可能因为他们觉得我有独立见地，以后多位科学院的领导到力学所来，都会征求我的意见（譬如“你对‘大跃进’有些什么看法”），甚至于一到力学所来就约我长谈（有一次谈了两天）。有一天，汪志华到我的办公室来找我。

熊：这是哪一年的事？

李：1961年或1962年，具体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汪志华说：“李毓昌啊，我们一起到院里面去走一趟。”我问是什么事，他还挺神秘，说“到了之后你就知道了”。我就坐他的车，和他一起去了院部的会议室。稍后，杜润生来了，说：“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今天要把这句话改一下，改为‘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你们有的是所里面的，有的是院机关的，都比较年轻，但大部分人入党的时间都不短了，而且有专业知识。今天我把你们请来，是因为我觉得，关于科学院的工作，党组需要找一些人来咨询。以后每次党组有什么大的动作，我都会提前把你们找来商量商量，听一听你们的意见。”

熊：那次会议有多大规模？

李：二十多个人吧，这种会以后开过多次。我认识一些从院机关过去的参会者，譬如张劲夫的秘书吴明瑜，生物学部的过兴先（他年纪比较大一点，以前是浙江的地下党）和薛攀皋，政策研究室的朱琴珊、黎功德，计划局的徐简。还有汪志华，计划局局长，原西南联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汪志华是林鸿荪介绍给我认识的。林鸿荪说，1956年搞科学规划的时候，他就跟汪志华在一起。当时还有苏联专家参加规划，他们中有些人对汪志华非常佩服，觉得他见解很高明，说他工作能力很强。在我们这个咨询组里，汪志华、过兴先年龄较大，职位也比较高。杜润生对他们比较倚重，特别是汪志华。大家都把他看成是杜润生的得力助手。“文化大革命”中杜润生受到猛烈的批判和攻击，汪志华也未能幸免。一些人对汪志华威逼利诱，让其揭发杜润生。最终汪志华被迫自杀，保住了气节和尊严。

此外，研究所还去了一些人，但不是每个所都有人，而且，有的所经常换人。譬如说物理所，原来是一个姓许的人参会（此人资格很老，原西南联大毕业的），后来换成了陈春先。再如化学所，换了好几个人，其中一个是陶行知的儿子叫陶冯，后来陶冯不干了，又找了一个姓马的人去。没换人的研究所，大概只有数学所和力学所，数学所的田方真和力学所的我，自始至终都参加这一系列会议。

熊：所里的参会者是不是也普遍有一定的职位？

李：都是和我类似的业务负责人。

熊：这种会议大概多长时间开一次？

李：大概个把月开一次吧。有时还让我们放下所里的工作，到宾馆（科学院在那里包有房间）住一段时间——通常是帮院里搞什么文件，有时也讨论讨论过去工作的得失，总结总结工作的经验教训。其中最重要，同时花时间也是比较多的一次是拟“科学十四条”。实施“八字方针”时，为了调整政策，党中央出台了“农业六十条”、工业多少条等，然后有“科学十四条”。

“十四条”说是党中央的，实际上是由科学院来制定的。我们都具体参加了这个东西的拟订。写这个东西时，我记得讨论得比较多的，一个是基层党支部的作用，过去说基层党支部起领导作用，这是不对的，因为基层党支部往往由小年轻构成，他们才入科学的门，又怎么去领导？所以就改做基层党组织起保证作用。还有一个是要保证研究人员有充足的时间去搞业务，后来规定要有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只有六分之零点五，也即六天当中只能够用半天时间来搞政治学习。当时还讨论了以任务来带学科究竟对不对。当时讨论是比较多的。我觉得，杜润生这个人脑子非常灵活。

熊：这些活动一直都是杜润生主持的？

李：一直都是杜润生主持，而且他自始至终都盯在那个地方。

熊：这些都涉及大政方针的制定啊。张劲夫参加过吗？

李：张劲夫没参加过，都是杜润生抓的。科学院的人曾开玩笑说：科学院有一个“山西帮”，好多山西人，裴丽生、杜润生、秦力生都是。我觉得杜润生是老干部当中头脑非常清醒的一个。对于知识分子的作用，他有充分的估计。好多干部对知识分子有不切实际的指责，他经常会为此而很动感情，甚至跳将起来。记得有一次，杜润生问一干部：“某人怎么样啊？”“还好，就是开会不积极发言。”杜润生听后，很动感情地说：“政治上表态谁不会？我计较的是他的科研工作做得如何！”

因为尊重知识分子，杜润生在科学院的知识分子中威信很高。我给你讲一件事情。钱学森入党，力学所党委书记杨刚毅是介绍人。还需要另一个介绍人，杨刚毅跟钱学森讲，你觉得院领导里谁的政治水平高？可以请他来做你的另一个介绍人。后来，钱学森就提了杜润生。所以，杜润生和杨刚毅是钱学森的入党介绍人。

杜润生非常重视我们的意见，在党组做重大决定前，会召集我们开会，每次开会他自始至终都在场。

熊：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呢？公共政策的制定，理应在事先征求意见，不能依领导人的一句话而定。

李：对。兼听则明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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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5月底，美国共产党在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新党章，要求党员应该是或者公开宣布有意成为美国公民（“party members shall b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declare their intention of becoming citizens.”）。见U. S. Communists Back Constitution, Thousand Delegates of Party Bring National Convention to a Close Amid Cheers, New York Times, June 1st, 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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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毓昌：《开风气之先的一代宗师——我心目中的钱伟长先生》，http:///www.imech.ac.cn/qtlm/zt/ctdn/mhqwc/201008/t20100809_29182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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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维护党对科学工作的领导权 科学家揭穿曾昭抡钱伟长制订反动科学纲领的阴谋》，《人民日报》1957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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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劲夫：《请历史记住他们——关于中国科学院与“两弹一星”的回忆》，《人民日报》1999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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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同骥（1918—1993），流体力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48年获英国伦敦大学航空工程博士学位，然后赴美国访学，1953年起任美国布朗大学研究员。1955年秋回国，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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