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谈庆明研究员
访谈人：熊卫民、王丽娜
整理人：熊卫民、李欣欣
访谈时间：2009年6月11日、18日、2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中关村小区谈研究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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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庆明研究员（2009年6月11日熊卫民摄于谈研究员家）
2009年6月，应我们“解剖中国科学院的一个麻雀”之约，谈庆明研究员分三次花了近十个小时深入、细致地向我们介绍了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尤其是他所在的爆炸力学研究室的发展历程。包括力学所的成立，朱兆祥、林鸿荪帮助钱学森和钱伟长建所的贡献，钱学森、郭永怀的办所思想，政治运动对力学所的影响，爆炸力学学科在力学所的诞生、发展和衰亡，郑哲敏、钱寿易等人的学术贡献，等等。谈先生非常健谈，是个很好的教师，讲解有关科学、技术时深入浅出，令我们这些力学外行也能听明白。鉴于他已发表过一些关于钱学森、郭永怀的文章，并亲笔撰写了《爆炸力学和爆炸力学研究室的历史》。在此，我们只拎出他谈力学所早期历史的部分整理成文。
谈庆明，1934年生，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1956年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毕业后，到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工作，2001年退休。著有《量纲分析》（中、英文版）等，参加编写《钱学森手稿》，参加翻译<i>Collected Works of H. S. Tsien: 1938-1956</i>（《钱学森文集》），曾获多项国家级和中国科学院级的自然科学奖。
<h2>建立力学研究所</h2>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谈先生，您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元老啦。能否请您谈一谈您的经历和力学所的历史？
谈庆明（以下简称谈）：好的。
熊：您是哪一年到力学所的？
谈：1956年。我从北京大学毕业，被我的老师林鸿荪<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OQ.png" />要到力学所。林先生是力学所建所时最重要的四个人之一——所长钱学森、副所长钱伟长，两位三十来岁的年轻人林鸿荪、朱兆祥协助二钱。可惜的是，林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文革”过后，为他举办了很大规模的追悼会，钱学森、张劲夫等都去了，《人民日报》对此作了报道，被作为给科学家平反的一个典型。朱先生在“反右”后不久被打成“反党分子”，调离力学所。
20世纪50年代初，林先生放弃美国布朗大学即将到手的博士学位，只拿了硕士学位就归国了。回来之后，先去四川参加土改，然后到数学研究所由钱伟长先生领导的力学研究室工作。他大学本科时念的是化工，硕士研究生阶段念应用数学。当时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很缺力学方面的老师，就请他去讲课，给力学、气象两个专业讲流体力学。我们三年级时，他教我们流体力学，我做他的课代表；四年级时，他又带我做毕业论文。他觉得我不错，在我们大学毕业还没分配时就对我说：你毕业后到力学所工作。我当时想考研究生。他不同意，说：“钱学森先生刚建力学所，急需研究人员，你别做研究生了，直接到力学所来。前面两年，你将和研究生一样，以学习为主。”力学所于1955年开始筹备，1956年初正式成立。钱学森先生让我老师开辟一个新学科，叫作化学流体力学，目标是改造整个化学和冶金工业。他跟我说：“我只带两个人，一个学理，就是你，再招一个学工的。你们两个跟我学习，我跟钱先生学习。”不久前，周培源老师的研究生陈耀松告诉我：“1956年，北大要给力学所8个人，其中你谈庆明是力学所唯一点名要的。那时我刚参加工作，管你们的毕业分配。我查了你的档案，你不能去力学所这样的单位，只能去偏远地区，因为你政审不够格。我想，我们怎么能得罪钱学森、林鸿荪，不派送他们点名要的人呢？钱学森的研究所暂时还不保密，可以派谈庆明去。”
熊：当时力学所有多大的规模？
谈：我进力学所时，全所还不到50人。除了两位钱先生和另一位先生是正研究员外，其他人最高职称是副研究员，大部分研究人员都与我类似，刚刚大学毕业不久。那时国家刚刚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有很多项目要做。两位钱先生决定，从人才培养抓起。他们利用力学所和清华大学的师资，办了一个“力学研究班”。生源主要是高等工业院校三、四年级的高材生，有少量助教和讲师。
熊：力学研究班的规模有多大？
谈：记得一共办了三期，每期学习三年。规模相当大，每期都有好几十人。我的第一个夫人江瑜书现在已经去世了，她就是第三期的学员，从西安交通大学电机系选送过来的。
熊：您也是研究班的成员吗？
谈：我不是。研究班中基本没有北大出来的。钱学森先生对理科生有成见，他看不上周培源先生创建的数学力学系，觉得北大学理的不行，要从工科生中培养人才。可办了这个学习班之后不久，他觉得生源还是不够好，就向郭沫若建议，由力学所办学院，直接从大学生培养起。在院部讨论这个问题时，引起了其他所的科学家的共鸣，郭沫若院长就决定干脆由中国科学院出面办一个新型大学，这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起源。
王丽娜（以下简称王）：建所之时，钱学森对力学所是如何定位的？
谈：钱学森先生与周培源先生在学术理念方面有显著区别。周先生虽然长期从事行政工作（管理北京大学、中国科协等机构），但他一辈子都没有脱离科学研究。他研究两个最难的问题：一个是流体力学的湍流机理，一个是相对论。他做理论工作，强调基础研究。而钱先生是工学院（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的，本科学的是火车头专业，研究生跟随冯·卡门，做的是工程科学，强调的是科学的应用。1947年，钱先生在一篇文章《工程和工程科学》中首次明确提出工程科学的概念。像原子弹、雷达这类科学研究，有明确的目标，需要组织全国的科学家，来达成预定的目标。如果没有达到目标，研究就是失败的。这类研究具有重大应用目标的科学，就叫工程科学。
根据这个思想，钱先生在力学所成立了六个研究组：（1）运筹学组（由许国志先生负责，在回国的轮船上，钱先生和许国志聊天，认为应当把国际上刚刚诞生的运筹学移植到中国来）；（2）物理力学组（由钱先生自己负责，他创建和最看重这个学科，强调微观和宏观的结合，运用微观的量子力学、统计力学的知识解决宏观现象中的问题）；（3）化学流体力学（由我的老师林鸿荪先生负责）；还有（4）弹性力学组（由郑哲敏先生负责）；（5）塑性力学组（由李敏华先生负责）；（6）高速空气动力学组（由林同骥先生负责）。钱先生看到了国家的需求、社会的需求，从中找到需要解决的工程科学问题，从学科的角度建立研究组，这个建所思想符合世界潮流。建所之初，自动化所筹备委员会也在我们所内，他们主要研究自动化和工程控制论——有了控制，火箭才会变成导弹。不久，该所独立了出去。
成立研究组之初，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林先生让我头两年跟他学。但我发现，没法跟他学——因为他太忙，他和朱兆祥先生要协助钱先生建所。他对我很好。我想，自己不能拖他的后腿，就去图书馆自学。当时，我们所没有图书馆，没有饭厅，都借化学所的。在化学所的图书馆里，我发现和阅读了很多美国人发表的与化学流体力学方面有关的资料，从中可以看出，美国的相关研究水平最高。
<h2>我有“右派嫌疑”</h2>
谈：可惜的是，好景不长。1957年春夏之交，开始了整风运动。当时，科学院在中关村没有礼堂，我们全院的青年团员是借清华大学的萨本栋礼堂去集中听的录音，传达毛泽东亲自做的动员报告，毛泽东讲得很好，他说，我们进城后，脱离群众，犯了不少错误。这样下去不行，必须整风，改正错误，我们要向肃反运动中被错划为“反革命分子”的人道歉。为了帮共产党纠错，请大家提意见……我听后感触很深，因为我们北大的许多同学都曾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中蒙冤，而后来甄别时，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反革命”。
听了传达报告后，我们回到所里，开始整风。我们不是成立了6个研究组嘛，把人分成几个整风学习大组：我是一个大组的组长，负责3个组（物理力学组、化学流体力学组和运筹学组）；欧阳绛<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OQ.png" />是党支部委员，负责指导我的工作。欧阳绛是个老党员，人非常好，带头提意见。我也发动大家提意见。可是，有的人根本不相信共产党的诚意，只是笑笑，一言不发，有的还冷笑。过了一段，整风变成了“反右”，批判所谓的右派，欧阳绛最先中箭。我们所的党支部书记晋曾毅找我去他的办公室——当时党员太少，没有党委，只成立了支部。朱兆祥、欧阳绛是知识分子支部委员，他是书记。作为政治领导，他和所长钱学森在行政上是同级别的——要求我揭发欧阳绛。我心里想：“我为什么要揭发他？他人品好、学问好，平易近人，是好党员，是我的学习模范！”就回绝说，欧阳绛跟我谈的话，和他在公开场合讲的话都一样，我没有什么材料可揭发。结果，欧阳绛依然被打成了力学所第一号“右派分子”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OQ.png" />。自动化所筹备委员会当时借我们的楼办公，他们的第一号“右派分子”也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叫何善堉。他和欧阳绛一样，比我们大几岁，在业务和品德上得到许多人的好评。钱学森回国时带回一本书，叫《工程控制论》，让何善堉翻译，快译完了，他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所以这本书1958年出版时没印他的名字。
熊：领导整风运动的，却被第一个打成右派？
谈：是啊。欧阳绛鸣放说：我们有些老干部，过去在革命的时候，冒着生命危险跟蒋介石打，是很好的。可革命成功后，工作不努力，革命意志衰退，变得尸位素餐，这样就不大好了。他说的是一类现象，并没有点谁的名，但有所指。<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OQ.png" />我一听就明白，我们所的支部书记正是如此。他是个老干部，调到我们所后，想指挥工作，可由于并不懂业务，与钱学森有矛盾。钱先生当然不听他指挥啦。他知道钱是中央的红人，没法跟他争，就在家赖病号，不怎么来上班，同时向上面要求调动工作。我们这些年轻人受的是服从国家需求、听从组织分配的教育，觉得他这种做法很不对。
因为拒绝揭发欧阳绛，我也就有了“右派嫌疑”。他们批斗我，叫我“老实交代”，但由于没找到什么材料，最后只是对我做了“留团察看两年”的处分。林先生当时正争取入党，他也在会上批判了我。我理解他的处境，他不批判我怎么行！从此，我不能跟他搞保密工作了，就开始脱离他单干。1958年，研究所的党支部升格为党委，新调来一位党委书记叫杨刚毅。到了9月份，我去找他，说自己欠缺工农感情，犯错误受了处分，想去基层向工人群众学习，锻炼一段时间。我们国家石油地层里原油的黏性太大，很大一部分难以开采出来，而我对国际上二次采油的“火烧油层”法有所了解，正好石油部来人邀请我去参与解决这个问题。杨刚毅同意，我就这样去了新疆。到那里后，我很受重视，帮助他们建立了相关的实验室，并做了现场试验，取得了一点进展。当时石油部正在新疆克拉玛依举行大会战——召开全国现场会议。我们试验组的人也作为会议代表参加了现场会议。召开这次会议的背景是这样的，大家知道，过去的甘肃、当时的新疆，石油资源都将枯竭，那时大庆也还没有被发现，石油部的领导对川中大油田抱有很大的希望。可是，那里地形复杂，有的新井没过多久就不出油了，部里的专家认为，那儿是裂隙性的油田，开发的油水不大。然而有领导却认为，那些专家是“资产阶级反动人物”，他们一手遮天，制造谬论反对开采。于是在克拉玛依召开批判大会，让工人指控批判石油部里几乎所有的“总”字号职称的专家“搞反革命破坏”。对于这样的批判会，我就想不通，那么多属于我的老师辈的老专家，怎么可能都搞反革命破坏呢？我对那些领导的做法很是反感。不久，我接到所里一个紧急电报，让我回所。
<h2>“上天、入地、下海”及火钻</h2>
王：具体什么时间？
谈：1959年初。我回到所里一看，情况大变。原有的学科组全没了，大家分头在做任务。事情是这样的：1958年7月，杨刚毅、钱学森、郭永怀三人到颐和园泛舟，上万寿山喝茶。他们就在那里开会——我们称之为“三巨头会议”——共同提出了三项研究方向任务，即“上天、入地、下海”，决定取消原来按照学科建组的组织原则，按照任务来重新组织科研力量。随后，他们解散了原有六个学科组，将科研人员组建为四个研究室，即：上天研究室（主要解决大型火箭的燃烧稳定性问题）、入地研究室（主要是研制打到地球中心去的钻孔工具）、下海研究室（主要研制在海面以下行进的巨型船舶）以及工农业生产室（为经济建设服务）。其中尤以“上天”为重点，随即联合化学所，在怀柔建立上天研究基地，由化学所研究新型火箭燃料，力学所研究燃烧的稳定性。
王：什么是“燃烧稳定性”？
谈：你们烧过蜂窝煤没有？
王：我没烧过。
谈：晚上睡觉前，需要封炉子，以便第二天打开炉门就能上火。炉门不能封死，得留大小合适的口子。口子留大了，进去的氧气太多，第二天早晨煤会燃尽；口子留小了，氧气不足，煤会熄灭。一般情况，口子合适的大小还是有一个范围的，在这个范围里，燃烧是稳定的，不怕风吹草动。但是如果这个炉子很娇气，难免风吹草动，氧气多了一丁点就燃尽，少了一丁点就熄灭，这样的燃烧就是不稳定的。如何让炉子或火箭的燃烧室达到稳定的燃烧，这就是一个“燃烧稳定性问题”。一、二级火箭用的是固体燃料，问题还不严重；三级火箭功率大，要用液体燃料，要经过雾化、气化、和氧化剂均匀混合以及燃烧等一系列复杂过程，其燃烧的稳定性是个很大的难题，一直到现在理论还没有彻底解决。为解决前面所说的新型推进剂和液体燃料燃烧稳定性这两个问题，化学所、力学所在怀柔分别建立了二部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OQ.png" />。钱学森等人的想法是正确的，可由于上面不重视学科研究，这些任务我们最终没能完成。
熊：力学所二部的规模如何？
谈：力学所当时大扩张。我去新疆时，所里还只有两辆汽车，回来时汽车有十几辆，专门成立了一个汽车班，研究所达到了2000人的规模。来了一大批转业军人，当时是说要让他们占领科学阵地。1958年“大跃进”运动导致大饥荒，1960年冬国家开始实施“八字方针”，又让他们中的绝大部分回农村去了。
王：其中力学所二部有多少人？
谈：他们占了一大片地方，人员嘛，估计有400人的样子。在二部的建设问题上，杨刚毅和钱学森有明显的矛盾。钱先生指示说，上天的事情非常费钱，国家的财力有限，得将其用到刀刃上，试制和生产只能由国家指定的国防科研部门去搞，我们力学所只能配合他们做前瞻性的预先研究，搞相关的理论和原理。他有一句话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要做他们不会的东西，而且叫他们承认我们，叫他们感谢我们！”
而杨刚毅则试图搞得大而全，他想在二部修铁路、建风洞、建发电厂（因为大型风洞耗电量大，北京市发的外部电网中的电难以满足需要）等，后来他又组织研制固体火箭、地对空导弹等产品。那里的规模越大，他的官职和实权也就越大。这一点我现在看得相当明确了，但当时并不明确。前两天，我遇到了当过我们所科研处处长的姜伟。她跟我说起当年的一件事：“我在钱先生的办公室听他对我说，我们和国防科研部门要有所分工，他们搞研制，要做出产品；而我们不能和他们一样，我们搞前期研究，把规律和原理研究清楚，交给他们应用。我听了很有启发。于是，跑到党委书记杨刚毅的办公室去，把钱先生的意见和我的心得体会讲给他听。谁知他听了很生气，当着我的面就给张劲夫打电话，说‘反了’，‘反了’，骂钱学森‘反党’！电话另一端的张劲夫比较冷静，说：‘老杨，你要注意啊，人家可是通天的！’”张劲夫的意思是说，钱学森是通天的，你搞不倒他，搞得不好要倒霉的。
在这个科学和技术应分工研究的问题上，我始终赞同钱先生。但杨刚毅和科学院党组领导张劲夫等人的考虑也不无来由。中国的现实是，不做最终产品的，即使在大协作中做出过很大的科学贡献，后来也未必会得到承认，有时还会挨上级领导批评，20世纪80年代，赵紫阳总理不是曾批评科学院“不冒泡”，并考虑过解散科学院吗？失去荣誉的同时，还会失去资源，这对搞基础工作的人和单位是不公平的。
熊：党的领导和专家的意见不一致，照谁的指示执行呢？
谈：大概前期还受到钱学森的牵制。到1964年时，杨刚毅就让我们力学所和五机部一起搞地对空导弹。这个任务落到了我的老师林鸿荪身上，搞得他很紧张。因为我们没有工程方面的经验，小火箭发射上去之后，飞不远就掉下来，发动大家满山沟去把残骸找回来。怀柔分部搞的“上天”工作，在当时是最重要的、最受重视的事情。像我们这样在所里不受抬举的人，只能做不保密的工作，而“上天”工作是绝密的，高人一等。然而，他们搞了很长时间，花了很多钱，也并没搞出什么实物成果来。
“三巨头会议”上决定的另一个任务是“入地”。钱学森说，迄今为止，人类只是给地球表面挠痒痒，地壳深部是什么结构？板块是什么结构？不知道。地震的原因，不知道。更往下，地核是什么材料、什么结构，更不知道。我提供一个方案，你们把钻孔工具研究出来，打到地心去，把各种深度的材料拿出来，看是什么东西。这就叫“入地”——完全是革命浪漫主义的空想，一直到现在也看不到完成任务的曙光。钱学森提出的是什么方案呢？用火箭发动机喷射出的超声速热射流去钻地球，他称之为“火钻”。为此，力学所专门成立了一个组，二十多个人，做了大半年。他们中，十多人是转业军人，大约十人是从工学院毕业的，另外请了两位副研究员做顾问，一位是我的老师林鸿荪，另一位是郭永怀先生在美国的研究生，叫潘良儒。这么大的一个组天天用喷出来的火去打花岗岩，可是石头却总是纹丝不动。有一位研究人员去找钱学森寻求理论指导，结果碰了一鼻子灰。钱学森说：我当年研究火箭，亲自参加小火箭的实验，仔细观测，你们这些伟大的理论家们，还是回去好好地做实验去吧！
我从克拉玛依回来后，领导把我找去，说：你依然研究石油渗流的力学问题，但要把大部分精力投到“火钻”上来。在跟着他们做了两个月的打花岗岩的实验后，我找到了失败的原因：他们根本没有得到超声速热射流。那个所谓的“火钻”喷出的只不过是一个有气无力的大火把。我估计燃烧室内只有煤油和氧气的混合物，而它们并没有燃烧起来。我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办法，让出口处的火焰吸进燃烧室，使煤油和氧气的混合物烧起来。变成高压高温的气体后，才能通过喷管的加速作用，在到达出口时形成超声速的热射流。这一招很灵，管口果然喷出了非常明亮的具有周期变化的菱形图案火焰。用它打泥土不行，打水成岩也不行，但打火成岩特棒。打花岗岩，普通的冲击式机械钻头每小时只能钻入一米左右，火钻能钻十多米。而且岩石越硬，其钻孔效果越好——打石英岩，每小时能达到二十多米。当然，用火钻还是不可能打到地心。1960年，这个任务交账。好多年过去了，1978年准备全国科学大会时，钱学森忽然打电话给我们所的刘正常——原“火钻组”组长，让我们把火钻成果放到专门展览保密成果的军事博物馆去展出——当时不保密的科技成果在北京展览馆展出。我估计，在西北的地下核试验中，它可能被考虑用作钻孔工具。1961年评审助理研究员时，我曾用这个成果作为答辩材料。
熊：“下海”是怎么回事？
谈：在海面上行驶的船舶，需要克服波浪的阻力，因此走得很慢。钱学森先生提出，应让船到水面底下去开，那就只有水的黏性摩擦力，没有波浪阻力，速度就高了。
熊：潜水艇就是在水下走的。
谈：他想让大型的民用运输船只也从水下走。这个想法不能说错，但还有非常多的问题要解决。“大跃进”过后，实行“八字方针”时，“下海”研究室的骨干被一股脑送到无锡的702所，也即后来的水动力学研究中心，我们力学所不做这方面的工作了。现在，那里成为我国的船舶研究中心。
熊：力学所第四个研究室是什么情况？
谈：除分别研究“上天”、“入地”、“下海”的第一、二、三研究室外，力学所还成立了第四研究室，主要为工农业服务，研究工农业生产技术中与力学有关的问题。之所以成立这个研究室，是因为有一些人员政审不合格，不太好安置到前三个需要保密的研究室中去。第四研究室的负责人是郑哲敏先生。另外三个研究室的负责人分别为：第一研究室（“上天研究室”），我的老师林鸿荪；第三研究室（“下海研究室”），潘良儒先生；第二研究室（“入地研究室”），钱寿易先生<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5OQ.png" />。第二研究室内部，除火钻组外，还有爆破组和渗流组。前者由许澍新任组长，研究定向爆破筑坝、爆破深耕、爆破打井等技术，后者由我任组长，研究石油渗流力学问题。
<h2>钱寿易深得钱学森重视</h2>
谈：钱学森看得起的人不多。但有两个人他很看重。一个是郭永怀，他亲自写信请他回国，到力学所来做副所长。第二个是钱寿易，他也亲自写信请钱寿易回国。钱寿易先生是土力学专家。在二室的成立会议上，钱学森亲自把他介绍给大家，说钱寿易先生是世界土力学权威Terzagi的得意门生，希望大家在他的指导下好好工作。钱学森知道，中国急需土力学人才，所有的土木结构、建筑、土壤、水利、道路都离不开土力学，所以请钱寿易先生回来。请回来时，正逢“大跃进”运动，不能建立土力学研究组了。他不是搞土的研究的嘛，那就到“入地研究室”做主任吧。他是土力学专家，可对于怎么打到地心去，不会啊，对爆破他也不懂。可是，他本人非常谦虚，不拿专家架子不懂装懂，有事便找大家商量。
1960年后，全国执行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各单位开始搞调整，钱学森对钱寿易说：“对不起，之前耽误你了，现在有条件了，请你建立土力学研究室。”从那个时候起，他才真正开始一显身手。记得他当时派了人去调查上海的地面沉陷问题。上海的国际饭店是1934年建立起来的，有24层，曾为“远东第一高楼”。我小时候就住在旁边，记得在那个时候，它就开始沉降，第一层几乎全在地底下了。他指导他的研究集体，结合现场测试和理论分析，得出重要结论：沉降是因抽取地下水引起，必须控制地下水的过分抽取。如果不是因为“大跃进”等运动，钱寿易先生的作用早就显出来了。
20世纪80年代初，有不少美国人，包括一些专家和权威来中国搞协作。其中有人说：“我不和你们力学所合作，不和你们中国科学院合作，我只认钱寿易。有他的名字我就相信，其他的我都不信！”他的名声达到了这种地步。记得他回国后不久，曾给我看过一份美国的大报。上面介绍，美国最早的重型轰炸机的跑道，是他设计的。别人做不了，是他研究设计做成的！他可是有真才实学的人啊！可咱们是怎么对待他的呢？只在调整时期让他工作过一段。“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土力学研究室被解散，他和其他知识分子被迫去参加劳动改造。
<h2>“超声波化”和“除四害”</h2>
熊：力学所本来是按钱学森先生的设想成立的，而他又亲自否定了自己的设想？
谈：党委书记杨刚毅虽然也有问题，但就1958年力学所的转型而言，钱先生应当负主要的责任。他有时候也头脑发热。我跟你们说一个例子。1960年全国搞了个“超声波化运动”：有人将管子的出口轧扁，让气流通过扁的管口吹出来，声称那样就产生了超声波，而超声波很神奇，在生产、生活上有极其广泛的用途。对于这样的“新事物”，钱学森当时很感兴趣。他在力学所的小礼堂主持召开动员大会，说全国已有多少成功的例子，咱们力学所也要全所动员，赶紧跟上。我是死脑筋，不信那些传闻，就举手提问。钱先生停下来问：“谈庆明，你有什么问题？”我说：“钱先生，你刚才举的例子很好，请问，这些例子中超声波的频率是多大？”他不理我，他环顾四周，然后说：“你们看看，今天是什么时候啦，谈庆明同志还提这样的问题。这重要吗？重要的是去干。什么频率得到的结果好就用什么频率嘛。”我当时就认为，钱先生的态度不太科学。因为就算超声波真有传言的功能，弄清楚频率也是必要的，这个频率的超声波在这件事物上起了作用，并不意味着在别的事物上也能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