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大炼钢铁、超声波和深挖洞</h2>
熊：反右派运动一过，很快就大炼钢铁了。
罗：大炼钢铁我们坚持了好几个月，不分白天黑夜地炼，然后不了了之。对我们而言，不过浪费了几个月的精力，没有效果，也就算了。对农村而言，千百万人上山，砍掉了大量的森林，自然环境因此遭到极大的破坏，其影响是非常长久的。
熊：虽然我生得晚，没能看到千百万人上山砍树的宏大场面，但我对其后果还是有亲身体会的。不说西北干旱地区，就是在雨量充沛的东南沿海，其森林被破坏之后，也未必能够恢复。我曾在珠海的一个海岛上居住过数月。那儿全是山，雨水很多，但除了山脚村边有几十棵大树之外，其他地方见不到一棵成形的乔木。当地居民告诉我，山上曾经全都是村边那种大树，但大炼钢铁运动一来，就把它们全都给砍掉了。没了森林的保护，暴雨从数百米高的边坡倾泻而下，冲掉了所有的土壤。几十年过去后，树依然长不起来。
罗：我们做过的蠢事太多了。“大跃进”时，除搞大炼钢铁、粮食“亩产万斤”之外，还搞过所谓的“超声波运动”。它号称是技术大革命，实际上又是劳民伤财。当时认为，超声波效应很多，比如说可以用来养猪，用了它之后，猪增重很快。还可以把它用到很多科学研究上。普遍都要推广用超声波，全国搞运动大推广。没有那么多的超声波设备，就用土办法来搞超声波：先用自来水冲玻璃管，说那可以产生超声波；然后说这个东西也可以发出超声波，那个东西也可以发出超声波，各式各样的。但到后来都是一场空啊，哪有什么效果。
熊：一点效果都没有吗？
罗：正式机器搞出来的超声波，在少数领域，比如说用来搞破碎，可能确实是有用的。但我们用的是土办法，产生的是普通噪音，而要将它推广到几乎所有领域啊。
熊：“超声波运动”进行了多长的时间？
罗：在我们所进行的时间不长，大概只有两三个月，没有效果，后来不了了之。
熊：您当时是不是担负有推广超声波的行政任务？
罗：一方面有行政命令，我们这些基层干部不好反对。另一方面用不着我们做工作，基层自发地就做起来了。当时社会上已经形成了一种大轰大嗡的氛围，你想阻止也阻止不住，至多只能不跟着起哄。我们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试了试，没有效果，也就算了。就这么回事。它跟大炼钢铁一样，也只是一种浪费。
熊：一个不成熟的、缺乏效果的东西，偏偏能扩大应用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那个时代真是让人难以理解。
罗：那时候荒谬的事情多了还比如说“文化大革命”中的“深挖洞、广积粮”。你挖了很多洞，又有什么用？那时候明明知道挖的那些洞连小炸弹都顶不了，但你不跟着去挖一下，行吗？政治上的压力你受得了吗？
熊：我见过几个洞，它们把山都掏空了，会承受不住炸弹？
罗：但对城市而言，普遍是在平地上挖洞，一个小炸弹过来就将其震塌了，怎么可能用来抵抗核弹呢？
熊：有没有人站出来指明这一点？
罗：没有。我那时候有想法，但干还得跟着干，没话可说。
熊：看来，1949年以后，以思想改造为起点，以反右派和“反右倾”为高潮的对党外知识分子和党内精英的批判还是很有效果的：大家都不敢提疑问、发异议了，于是各种错误都大行其道。
罗：长期以来，我国的知识分子政策一直“左”“右”摇摆，存在着问题。从1951年批《武训传》和进行思想改造起，我们国家动不动就搞运动。一运动就说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就把他们弄出来批一批；运动一过，又来安抚两下。前者不用多说，大家都清楚；后者比如1962年的广州会议。在那个会议上，陈毅提出，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旧帽，加上无产阶级新冕。可知识分子为什么要戴这些帽子？它究竟应当是何种属性？我甚至一直到现在都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属于资产阶级还是属于无产阶级：我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所以我应当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可运动一来，我就成了资产阶级，或者成了资产阶级的代言人。其实，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既然我们承认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工作者就是生产力的代表。
我今天跟你谈这些事情，是希望以史为鉴。总括1976年以前这段历史，从实验生物所的实际反映出来的科学政策上的波折，有这样三个中心问题：（1）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2）在科研方针方面缺乏相对稳定性，未能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开发之间的关系；（3）内行领导与外行领导的争论，缺乏从实质上对科学研究本身的体制、管理与布局的深究与总结。我们有太多的历史教训，希望你们能把这一段历史很好地总结出来。
本文初发于《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年第3期，第257—265页。收本书时略有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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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骝，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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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时璋（1903—2009），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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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世骧（1905—1988），昆虫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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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孝僡（1913—1995），实验胚胎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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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錱（1915—2005），肿瘤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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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初，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从全国各地抽调了大约40名“归队干部”。他们分赴各所，担任所务秘书、办公室主任等职，以加强各所党政领导工作。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大事记》（内部资料）打印稿，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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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奖于1982年第二次颁发，改称“国家自然科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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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洗从历史教训出发，介绍了消灭麻雀的危害：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因讨厌麻雀，曾于1744年下令悬赏消灭麻雀，使得普鲁士的麻雀一度几乎绝迹。但不久之后即发生大规模的虫害，国王不得不收回成命，并从外国运来麻雀。1968年8月16日，因为“把伟大领袖毛主席同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相提并论”、“公开反对毛主席”，已经于1962年去世的朱洗遭到了砸碑掘坟、曝其尸骨的“严惩”。据薛攀皋《为麻雀翻案的艰难历程》，《炎黄春秋》1998年第12期，第9—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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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作新（1906—1998），鸟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他对麻雀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他发表论文，通过实验证明麻雀在育雏时会吃很多害虫，对农业有一定的益处，不同意消灭麻雀，只赞同消灭雀害；另一方面，他又在《人民日报》等报纸上发表文章论证麻雀糟蹋很多粮食，应当予以消灭。他还出版了一些教人们如何消灭麻雀的小册子。事实上，他当时是朱洗的主要论敌。见熊卫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消灭麻雀运动》，《社会科学论坛》2012年第8期，第179—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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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2月，上海某中学一生物教师写了一篇题为“反马克思主义达尔文学说的‘生物进化论’”的文章，指责朱洗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真正的敌人——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来否定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作为历史观的阶级斗争，攻击作为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基础之一的达尔文学说”。为免引起一场大的风波，有关方面赶紧向上请示，最后一直上达到主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副总理那儿。据薛攀皋《聂荣臻保护生物学家朱洗“过关”》，《炎黄春秋》2001年第6期，第10—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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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洗早年曾翻译过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在思考生物进化问题时想到“互助”是很自然的。而且，正如骤变未必与渐变完全对立一样，互助合作也未必与生存竞争完全对立，它们都可以通过时间轴而被统一到进化历程中去。事实上，在20世纪下半叶，骤变和互助合作确实备受生物学家们的关注，把它们引入是生物进化理论的重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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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大事记》（内部资料）打印稿第16页记载，“五七年反右斗争中，（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被错划为右派的共五十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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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延年的相关叙述是：“1964年时王仲良被调走了。正式原因没有下达，主要是上面说他右倾，对他不满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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