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他合作起草过一份给中央的报告。1956年张稼夫调走，张劲夫来，办移交的时候正值国家制定科学技术十二年远景规划。当时科学院的笔杆子是汪志华，代党组起草给中央的报告什么的，历来是他的工作。可此时他被调去制定远景规划了。后来院党组就让张明远和我起草一个给中央的报告，把过去的情况总结一下，对今后的工作提几条建议。因为我学自然科学的，对科学院的情况比较了解。张明远是领导干部，对如何写这类文件是有经验的。我们对科学院的学科做了分析，哪些我们比较强，跟国际水平比较接近；哪些比较薄弱；还有一类是空白的，需要从头开始建立。然后，我们提了一些建议，譬如建立学部委员制什么的。

熊：这是一个给中央提建议的报告？

范：就是张稼夫向张劲夫移交工作，并对以后如何施政所提的一些方针和建议。虽然我比较熟悉情况，但由于起草党内文件的经验很少，所以我写得有些松散，张明远一改就显得提纲挈领，紧凑多了。后来中宣部罗劲柏等看了之后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很好。张明远很看重我。1956年，科学院成立宣传局，让我去做下属宣传处的副处长。后来宣传局撤销，张明远就调我去办公厅资料室，接替原资料室主任李海的工作。

熊：科学院还成立过宣传局这么一个机构？

范：当时学习苏联，搞体制改革，看到苏联科学院有个报道局，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宣传局，把本来归学术秘书处管的《科学通报》编辑室放到宣传局，另外再成立一个宣传处。该局局长叫姜什么，后来调到社科院去了。我带着管绍淳到了宣传处，由我任副处长。

宣传局成立以后，科学家反应很大，说这个局有什么意思呢？后来又把它撤销了，《科学通报》还归学术秘书处，而我则被调去当资料室副主任，李海走了嘛。当时张明远的想法是把资料室变成政策研究室，他很看重我，所以把我调去。我觉得室内人手不够，就提名把上海的黎功德调来。黎功德的年龄比我大，他曾经是中央研究院的助理员——我以为他是助理研究员，就推荐他当主任，实际上助理员只相当于研究实习员，而他入党也比我晚——我比较客气，就推荐他当主任，我当副主任。不过，张明远对我还是比较信任。党内我还是支部委员，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起草学部大会报告，跟郭院长、张劲夫到各个所去考察，都是我跟着去。对我还是比较重用。

到反右的时候，因为许良英出了问题，而我们都是浙大来的，是所谓的“浙大帮”<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就让我揭发他，跟他划清界限。可我揭发不出什么事情来，就开始批判我，后来把我挂起来，最后在定案时把我定成右派。

熊：您没有右派言论？

范：没有多少言论。我那个时候很老实，就拼命检查自己的思想，后来那些检查就成了罪状。另外，我跟管绍淳要好，他后来把我晚上在宿舍聊天时说的一些话，譬如“毛主席也可以批评嘛”等等，都揭发了出来。这些私下的闲聊本来没什么，可整你时就成了罪状。张明远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他认为我不够当右派，在批判我的会议上还一直称我为“范岱年同志”，在党内研究时，不同意定我为右派，结果，“包庇右派分子范岱年”成了他的一条“罪名”。1959年他带科学院劳动锻炼的一个大队到安徽来安县。他看到那边农民因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吃饭不要钱，到年春天就没有粮食吃了，就写了一个报告，反映农村情况。结果正好批彭德怀，把他也调回来批，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后来把他的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也给撤了，调到中关村的劳动生产办公室任主任，负责供应科学家的副食和蔬菜等。他大概有一些老部下在内蒙古，就利用那些老关系，搞了好多黄羊肉来给科学家吃。这人品质很好，到那里之后依然勤勤恳恳。我都不知道他为了我而担了“包庇右派分子”这一条“罪状”，直到1979年我改正以后，他这一条“罪名”才撤掉。<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1979年他恢复原来的级别，当上了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副主任，1983年后任全国政协常委，曾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撰写回忆录和革命史，直到1998年逝世。

<h2>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反右派运动</h2>

熊：有一丁点过失就抹杀以往的功劳，加以批斗，不揭发、不顺从就定为同谋、同罪……

范：朱兆祥本来在“科普”工作，后来调到力学所去了。为什么到力学所去呢？是因为钱学森回来，需要一个很强的干部辅助。朱兆祥在浙大时学的是土木工程，成绩很好，他又是党员，所以把他调去做钱学森的助手。他到广州把钱学森迎接回来，帮助钱学森建立力学所，他在所里做办公室主任，工作得本来蛮好的，但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了“反党分子”。反党分子不是右派，还可以教书。朱兆祥后来就到了中国科技大学，教爆炸力学，教得很不错。改革开放后，张劲夫有一次碰到朱兆祥，跟他道歉，说“反右”时把他打成反党分子，把浙大的一批人划成右派，实在抱歉。<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他说自己实在是保护不了。他保了一批科学家，像华罗庚、童第周什么的，但我们这些地下党员，他保不了。

熊：过兴先是许良英调过来的吗？

范：可能有点关系。过兴先在生物学部，我跟他在工作上没什么联系。他这个人比较老实、比较稳重。任知恕跟我是很密切的。那时候几乎每个礼拜天，任知恕、我，还有管绍淳，三个单身汉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到处逛。那个时候我在《科学通报》常有点稿费，所以我经常请他们吃午饭，北京好多的小馆子都去过。管绍淳是我最好的朋友，跟着我从《科学通报》到宣传处，然后又到资料室。他这个人也很冲，在鸣放时贴了一张大字报“三问党中央”，问“到底肃反有没有扩大化”什么的。当时办公厅就有一个姓魏的干部贴大字报批判管绍淳的“右派言论”。记得那时第二次学部大会刚刚开完。我们资料室的人都同情管绍淳，就起草了一个大字报，说有什么问题可以批评，但不要随便给人扣右派的帽子。张明远对管绍淳比较了解，也同意了，于是我们就把大字报贴了出去。后来，这成了我的“罪状”，因为这张大字报是我起草的。再后来，还让管绍淳揭发我。他问我：“我写什么呢？”我说：“你什么都可以写。”结果，他把我们在宿舍里面聊天的东西都写了出来。

熊：哦，那个时候要把您打成右派，要求他揭发您？

范：他先出事。影响我的命运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许良英，一个是管绍淳。管是跟我走的，是我最要好的朋友，我们在一个机关，住一个宿舍。结果，他贴出了“三问党中央”的大字报，按当时的标准是够右派了，后来就批判他。还让他揭发别人。

熊：在揭发前，他还征求您的意见？

范：对。我说你什么都可以揭发，他就把我私下聊天的内容给揭发了。最后，他是右派第六类，我是第五类。右派一共被分为六类。第一、二类属极右，处分是劳动改造。许良英是第二类，被安排去北大荒，他当时患有关节炎，腰都直不起来，到北大荒去肯定活不了。如果不去的话就退职回家，结果他就退职回老家了。王来棣在近代史所本来颇受信任，因为不能跟许良英划清界限，被开除党籍，临近生产的孩子胎死腹中。我是第五类，处分算是比较轻的，戴帽子、开除党籍、保留工会会员籍、行政降三级。我原来是副处15级，后来降到科级18级，工资从126块降到89块。管绍淳是第六类，不戴右派帽子、保留团籍、重新分配工作，也就是不做右派处理的意思。管绍淳不能在办公厅工作了，被分配到新疆土壤研究所。结果1979年改正的时候，他不能改正，不能从新疆回北京，因为没把他按右派处分，只是重新分配工作。所以他留在了新疆，直到他女儿在北京找到工作、买了房子，他才被接回来。任知恕在公安局工作过，他比较谨慎，一个是说话谨慎，另外一个是让他交代时他也不乱说，所以抓不住他什么把柄，再加上郁文比较欣赏他，他就被保了下来。

熊：当时他有危险吗？

范：他很危险，批判了他好多次。因为他跟我和管绍淳关系太密切了，每个礼拜天都在一起，大家都知道的。可怎么斗他、批他，他就那么几条。而我这个人比较老实，想表现自己的忠诚，就深挖自己的思想，自己给自己上纲上线，结果把自己陷进去了。

熊：挨批斗时您是什么感受呢？

范：我希望表现出良好的态度，使自己能够保留党籍，可最后是交代得越多，过错越大，不但没有保留党籍，还被打成了右派。张明远对我不错，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还称我为“同志”。批判会过后，他让我继续在资料室工作——对外的工作我不做了，我只做对内的工作，主要是编名为《科学简讯》的对内刊物。后来有一天郁文说：“你们怎么还让他做这些工作？”因为上面已经定了我为右派分子，不让我再做那些工作了。

那个时候科学院还给了右派以希望，说只要好好的改造，还可以回到党的队伍。所以，难受过了之后，我也就接受了现实。我当时把这件事当作是对自己的考验，要争取重新入党。我觉得问心无愧，因为自己对党还是很忠诚的。当时是这样一种心理。郭沫若还专门找科学院的右派做了个报告，这个报告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查到？郭沫若在人代会批判“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可那个稿子不是他自己写的，而是龚育之写的，他去念就是了。

熊：有人说是于光远写的。

范：我听李佩珊说是龚育之写的。于光远不会做这样具体的事情，他顶多出一些点子。

熊：郭沬若跟你们讲了些什么呢？

范：当时科学院确定了大约200个右派。北京有多少？

熊：我不知道。

范：记得当时把科学院北京地区的全部右派都集中到端王府一个礼堂，请郭沫若去做了一个报告。内容我记不得了，我只记得其中一句——“浪子回头金不换”，意思是你们不要背包袱，不要灰心，只要改好了，科学院还是爱护你们的。郭沫若的那个报告还是蛮温情的，听了以后，我也就不那么灰心了。不知道科学院的档案中有没有存这个报告？

熊：我还没查过。

范：有一次，科学院在中山公园音乐堂开过批判五个青年右派的大会。哪几个人呢？徐志国、萧国基，科学院院部的；何犖，应用物理所的，胡绳的弟弟项志遴，物理所的，这两个人后来都到科技大学教书去了。还有一个是谁？一共是五个年轻人<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当时计划处副处长朱琴珊私下对我说，右派的有些思想跟我们也差不多啊。

徐志国是什么问题呢？他是院部的俄文翻译，年纪比较轻。有一天，他说：宪法规定当国家主席要35岁，年龄定得太大了。这被解释成为他有野心，年纪轻轻就想要当国家主席。萧国基出身于地主家庭，他的言论比较尖锐。他提出了新阶级论，说现在的官员是新的特权阶层。项志遴是留苏回来的，他说苏联也不怎么样。结果定他为“反苏”。何犖是什么“罪行”<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我记不清了。

批判也有规格的，哪一级放到什么规模批判，报登到什么报，都是有规定的。譬如许良英是上《人民日报》的，那几个青年右派是上《风讯台》的，而我这样的不上报纸，只在院部机关贴贴大字报。后来处理也分很多等级。陶孟和副院长没有划为右派，但《风讯台》登过一篇报道，标题是“陶孟和的右派言论”，算是对他的警告吧。

熊：这样才能分化你们。

范：当时给人一个印象是，如果你认罪态度好，就会对你好一点。许良英是科学院借北大西门边的那个大礼堂批判的，召集好多所的人参加。而我和管绍淳一直就在办公厅内批判，没有到外单位。

熊：北大西门边……您指的是校长楼内的那个大礼堂吧？那里能容纳几百人。

范：就是那里，我记得是在二楼。当时批判哲学所的两个人，一个是他，另一个是李德齐。李德齐是北大毕业的，也是地下党，在解放前是北大学生会主席，很活跃的。他和许良英都是左派，结果哲学所把他们俩揪出来批。

<h2>其他老浙大人</h2>

熊：像您这样于50年代到科学院来的来浙大人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情况如何？

范：汪容是许良英和我发展入党的。他被下放到藁城劳动，因身体不好，吃不消。他爱人写信给我，我就向院领导反映。后来，他提前结束劳动回到北京，调到高能物理所去了。

熊：施雅风呢？

范：施雅风我不熟悉。当时我们没有来往。

熊：他不是也在学术秘书处吗？

范：他只是来开开会。他是所里的，不是学术秘书处的。他当时跟许良英也没有多少来往。

熊：你们同在浙大时相互认识吗？

范：在浙大时我还不认识他，但许良英应该认识他。施雅风是在浙大毕业后在南京入党的，不是在浙大入党的。施雅风在1953年就挨了一次批判，受了一次处分。他那个时候兼编《地理知识》，1952年不是搞第一个五年计划嘛，他发表了两篇文章，把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41个项目的地理分布做了一个报道。后来，李四光把这比作《三国演义》里面的张松献地图，说：你这不是把我国的建设计划都告诉美帝国主义么？称施雅风犯了政治错误。施雅风好像受了党内的警告处分。

熊：叶笃正他们呢？那个时候您跟他们有联系吗？

范：那个时候我跟叶笃正也没有来往。还有个顾震潮也很不错。但顾震潮没有当院士，他死得早，1955年、1957年遴选学部委员时没有他，1980年第三次选学部委员时，他已经去世了。叶笃正等是1980年当学部委员的，他们都是年纪比较轻一点的。当时气象学有四个杰出人才，叶笃正、顾震潮、陶诗言和杨鉴初。顾震潮好像跟许良英的关系比较密切。叶笃正在所里，学术秘书处开会时偶尔遇到，但我跟他好像没怎么讲过话。改革开放后，我才和他熟识。

熊：上海的那边的老浙大人，譬如张友尚他们呢？

范：此外，中国科学院上海地区还有胡永畅、张淑改、池志强等校友。张友尚？我不知道。当时我们组织性很强，都不拉什么校友关系。那个时候，共产党很强调服从党组织，对党组织之外的社会团体很警惕，所以连校友会什么的也没人敢组织。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校友会的活动。胡永畅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上海分院当秘书长，卢嘉锡、严东生主持科学院时，他被调到北京来当副秘书长。那时候的正秘书长是顾以健。顾以健也是浙大地下党员，他入党很早，但是他在浙大没什么活动，后来出国留学了。

熊：哦，原来胡永畅也是浙大毕业的。

范：是的。80年代，科学院的老浙大人中出了两个秘书长。两个人关系一般。

熊：你们北京地区的校友经常有点活动吗？

范：以前没有活动，改革开放后，一个在美国的汤姓校友捐了一笔钱给浙大校友会。有了这笔经费后，我们每年吃一顿饭。分届分地区吃，我们1947年和1948年毕业的北京地区的浙大校友每年在一起吃一顿饭。黄宗甄和北京理工大学的戚叔纬对校友活动很感兴趣，是他们组织的。他们还出版了校友通讯录。

熊：那看校长、看老师之类活动呢？

范：几乎没有。我们很少去看竺校长，后来也就是每年去看看系里的老师，譬如王淦昌。另外，在第一次学部大会期间，我曾与许良英一块去看望来京开会的苏步青。苏步青还记得我曾听过他的课。

熊：他当时是在物理系讲课吗？

范：不是。我们搞理论物理的，当时可以选副系，我选了数学系作为副系。苏步青的微分几何，陈建功的复变函数论我都是听了的。苏步青记性不错，他还记得我的名字。最后，我要补充一点，在科学院的老浙大人还很多。据我所知，还有昆虫所所长蔡邦华，数学所副所长张素诚、研究员龚昇（后任科技大学教授、副校长），力学所研究员胡海昌，原子能研究院副院长忻贤杰、韩康琦、吕敏，化学所研究员钱人元、朱秀昌，地理所研究员赵松乔、陈述彭、左大康。薛禹谷是微生物所所长，还有一位研究员李禄先。沈阳金属研究所研究员郭可信、上海冶金陶瓷研究所研究员邹元爔、经济所研究员刘潇然也都是老浙大人。谷超豪和我同年级，也是地下党员，他在复旦大学数学系，但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度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这些人有的和我没有交往，有的偶尔和我有些交往。例如左大康，比我低一年级，也是地下党员，1946—1948年我们还同住一个宿舍，1953年来科学院地理所，1956—1960年留苏，回来后曾任地理所研究员、所长，可是我一直不知道。直到1983年，我去意大利开会，在罗马的一家旅馆里碰到他，才知道他在地理所，以后也没有联系，他在年就去世了。其他可能还有许多老浙大人也在科学院，只是我不知道罢了。

本文初发于《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4期，第84—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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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淦昌于1950年2月到北京参加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的筹建，并在4月任该所研究员；贝时璋于1950年5月担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所长；王葆仁于1951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国家调整浙江大学的院系（1952年）、将其变为工科大学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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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秉维于1942年离开浙江大学，先后在资源委员会、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等机构工作。1953年，他被调人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次年任代所长。见郑度、杨勤业、李秀彬《深切怀念黄秉维先生》，《地理研究》2001年第1期，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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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浙江大学校网，截至2012年，浙大校友中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160余人。另见王玉芝、罗卫东编《图说浙大：浙江大学校史简本》，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5—101页。其中51位于1937—1946年间在浙江大学工作或学习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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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1952年1月13日至17日日记，载《竺可桢日记》第12卷，上海科学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538—5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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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的简称，1958年和“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合并为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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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的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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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在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学习会上的讲话》，《科学通报》1952年第9期，第585—5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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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卡尔潘柯、斯库里琴：《现代的宇宙飞行问题》，王新民、许志宏、范岱年译，《科学通报》1956年第2期，第39—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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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梓年：《彻底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是贯彻祖国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问题》，《科学通报》1955年第4期，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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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岱年：《批判胡适反动思想的战斗进一步展开》，《科学通报》1955年第2期，第31—33页；《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的活动情况》，《科学通报》1955年第3期，第41—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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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五：《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科学通报》1955年第1期，第61页，刘厚成、张一中、黄烈：《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情况》，《科学通报》1955年第5期，第5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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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定国（1910—1964），山东牟平人，曾任太岳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48年被派往后方的马列学校学习，从此即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曾担任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在1964年的批判“合二为一”运动中，因不堪批斗和凌辱而自杀。见散木《中央党校“孙定国冤案”背后》，《文史精华》2005年第4期，第2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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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文章称苏州反省院设的控制反省人员的组织叫“自治市”，丁瓒一度担任副市长。见郭正亮《李舜琴身处逆境之后》，《党史文汇》2004年第7期，第46—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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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就中国科学院建院初期的历史访谈过许良英教授。他详谈了1952年整党的经过，并认为自己在开除李崇桂、丁瓒出党方面起了不好的作用——“我那个时候左了”，他红着脸说。据熊卫民2006年7月7日对许良英所作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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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力生（1915—1993），山西孝义人，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解放军挺进西南后，任西康省委副书记。1952年9月，他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工作，任院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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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文（1918—2010），河北满城人，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延安，入中央党校学习。1951年任中央新疆分局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初调到中国科学院，任院党组成员，人事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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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石（1906—1945），广东新会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先囚于南京监狱，次年转解苏州反省院。1937年获释。抗战结束后，他参加了国共重庆谈判。在谈判行将结束的1945年10月8日傍晚，他坐的车不慎撞伤一国军士兵，另一国军士兵向汽车鸣枪，击中其右胸，致使其在当晚去世。见秦立海《李少石事件——暗杀还是意外》，《炎黄春秋》2006年第8期，第4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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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宗一：《怀念父亲丁瓒》，载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心理学系等编《纪念中国医学心理学的奠基人丁瓒先生诞辰100周年（1910—2010）》，2010年，第18—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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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十六字分针可见诸唐宝林《南京解放前后的陈修良》，《炎黄春秋》2012年第8期，页72—79；穆广仁：有关地下党的另一个十六字方针，http://www.21ccom.net/articles/lsjd/lsjj/article_20120413575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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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康白任秘书长的时间为1954年4月—1956年4月。据中国科学院院庆60周年网：http://www.cas60.cn/lryld/200909/t20090919_251193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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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该省并入黑龙江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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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国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2—45、140-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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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初，经团中央书记处同意，许良英和钟沛璋在中国青年报社发起召开了纪念于子三的小型座谈会。与会者包括王来棣、周志成、范岱年、吴洵高、李文铸等，多为原浙江大学地下党员。“反右派”运动开始后，这被认为是“以许良英为首的宗派小集团（成员都是浙江大学地下党员）”“背着党”进行的“非组织活动”。见中国科学院办公厅档案处档案，1958-9-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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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明远：《我的回忆》，中国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403-4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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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底，张劲夫去合肥接替万里主持安徽的工作，将一人肩挑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安徽省省长双职。获此消息后，时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工作的朱兆祥、任知恕给他去了一信表示欢迎。张接信后立即邀请朱、任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党委书记、校长前去见面。“谈话间他连连表示道歉，特别向浙大地下党被打成右派的同志道歉。许良英他只记得姓许，但是情节还记得很清楚。他说一直感到对他的处理是有问题的，实在抱歉。临走的时候，他又送出来，再一次表示道歉，还向浙大同志的家属表示道歉。”见1980年1月1日朱兆祥给周志成的信，许从平、王作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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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批判的五人为徐志国、何犖、项志遴、徐芻、夏永年。这个有四千人参加的批判会从9月18日开始到21日结束，一共持续了四天。徐芻是数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他的问题为“收听和散布美国之音”，攻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拉拢、收买”，称党的上层“腐化了”等。夏永年是化工冶金研究所的研究实习员，他的问题为对肃反“怀恨在心”，“叫嚣独立思考”，声称“党不是代表人民的利益”，“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全面的攻击”等。见《坚决地跟着共产党走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我院北京区四千青年集会召开两条道路的大辩论 痛斥何犖、项志遴、徐芻、夏永年、徐志国的右派言行》，《风讯台》1957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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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犖的主要罪行为：“挑拨党同科学家和青年之间的关系，大叫党不能领导科学，煽动大家起来‘保护科学工作不受各种摧残’，要求取消‘院本部和党组织’”。见《斗争走向深入我院京区各单位一批右派分子受到严正批判》，《风讯台》1957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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