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范岱年研究员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13年2月27日

访谈地点：北京中科院黄庄小区范研究员家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E39.jpg" />

范岱年研究员（2013年2月27日熊卫民摄于范研究员家）

作为地下党员，范岱年一度得到重用，后来又遭受厄运。在这篇访谈中，他介绍了调入中国科学院之后，他和其他一些老浙大的地下党员先参与“淘汰”一些地下党员，然后自己也遭到“淘汰”的经过，既有他亲历的丁瓒下台、胡适批判、许良英在“肃反运动”中遭停职反省、他和朋友被打成右派等事件，也有他对钱三强、陈康白、武衡、张明远等领导人的印象。访谈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珍贵的院史资料。

范岱年，1926年生，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浙江上虞人。1948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随即考上该系研究生，并加入中共地下党。1949年5月，到杭州军管会工作。1952年9月调入北京，历任中国科学院《科学通报》编辑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副主任，中科院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副社长、主编等职。主要研究科学哲学和美国科技史。译校过恩格斯、爱因斯坦、海森伯等人的哲学论著，译校了物理学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方面的大量著作。著有《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科学、哲学、社会和历史》等。

<h2>大批老浙大人调入中国科学院</h2>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竺可桢领导的浙江大学知名度很高，在抗日战争年代，与西南联合大学相提并论，有“东方剑桥”之美誉。它培养了很多人才，其中有不少到了中国科学院工作。我想以“中国科学院内的老浙大人”为题，请您谈谈相关情况。我所说的老浙大，指的是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之前，主要由竺可桢所领导的浙江大学。而老浙大人，指的是老浙大的学生和教师。

范岱年（以下简称范）：浙大是个很大的学校，科学院包括很多研究所，也是一个很大的机构，从浙大到科学院各机构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渠道，其中很多人都跟我没什么来往。我只能就我所知，谈一些人和事。

熊：那是自然。我感兴趣的，也主要是您的亲历、亲见、亲闻。

范：科学院是1949年成立的，浙大老校长竺可桢是最早到科学院就任的副院长。他还兼任计划局局长。不久，国家实行院系调整，浙大从综合性大学改成工科大学，竺可桢就把浙大理学院的不少科学家拉进了科学院。譬如，王淦昌（原浙大物理系教授）去了近代物理所，贝时璋（原浙大生物系主任）去了实验生物所，王葆仁（原浙大化学系主任）去了有机化学所……<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他并没有拉帮结派的意思，但是，科学发展需要人才，肢解浙大正好造就了一个从浙大请人的机会。北大也有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但科学院不能从那里拉人，浙大生物系、化学系、物理系被解散了，从浙大调人，阻力就小多了。

熊：沈善炯也是这个时候从浙大理学院调到实验生物所的，不过，他本科是从西南联大毕业的，1950年留学归来后才到浙大工作。

范：除前面说的这些人，还有一批科学家从浙大调到了科学院，譬如黄秉维，他后来当了地理所所长<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你可在头两批学部委员和1980年当选的学部委员名单中查一查，里面应当还有一批从浙大毕业或从浙大调过来的。<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

除科学家外，科学院还从浙大调了一批地下党员过来。最早到院的老浙大地下党员大概是黄宗甄。他是科学时代社的社长，以前就在中央研究院工作，1949年时，他参与了科学院的筹备。科学院成立后，他很受重用。但1952年初的“三反”运动冲击了他——他大概有点公私不分，被说成是“贪污”后，他的党籍遭到取消。后来他去了科学出版社，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李寿楠到院也非常早。他以前在中央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工作，科学院成立后，他到了近代物理所。他在所里面，对科学院的影响不是很大。他也是科学时代社的。

熊：施雅风、薛禹谷等人是不是也很早就到了科学院？

范：他们都是浙大毕业的，也是党员，但他们是什么时候进的科学院，具体的情况我不清楚。我只记得解放初施雅风在南京。

1952年是个转折点。当时党的政策是这样的，1949—1952年主要进行“民主改革”，搞土改、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运动，主要力量放在地方，像我们这些原浙大的地下党员有许多在杭州参加军管会搞“民主改革”工作。1952年后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民主改革”运动告一段落，要搞建设了。所以中央就把大区撤销了，中南、华东、华北、西北等大区都被撤销，还决定调大区基层的干部，特别是理工科的党员归队。在这个潮流下，又有一批浙大人调到了科学院来，其中第一个是许良英。

许良英调来还有个特殊情况。当时科学院的机关报是《科学通报》。1951年时，《科学通报》出了几个政治问题。一个是转载外电报道，说印度一个地方地震，而那个地方实际是属于中国西藏的。把自己的领土当作是印度的领土，这当然是政治错误。还有一个是，毛泽东当时发表了《实践论》，那被认为是一件大事，应该转载、学习、讨论，可《科学通报》没什么反应。所以，中宣部就让龚育之写了一篇文章批评《科学通报》，说是脱离政治，脱离实际。

熊：是中宣部让龚育之写的？

范：龚育之那时候在清华大学念书，还没到中宣部工作。中宣部通过何祚庥让龚写一篇批评《科学通报》的文章，放在《人民日报》发表。这篇批评《科学通报》脱离政治、脱离实际的错误倾向的文章发表后，科学院很紧张，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副院长、陶孟和副院长以及编译局杨钟健局长都非常紧张。他们打听到龚育之是老地下党员龚饮冰的儿子，还在清华念书呢。后来，竺可桢就跟杨钟健一道去找龚家找龚育之。龚育之有肾病，当时正在家里养病。他们想把龚育之调来负责《科学通报》，可在这之前中宣部就已定了要龚育之过去了。<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

熊：中宣部先定好了。

范：对。何祚庥、龚育之都是中宣部从清华大学要去的。紧接着竺老就想到了许良英。1952年1月就下了调令，可浙江省委不放，直到中央发文件要求“技术干部归队”，许良英才于1952年6月到科学院来。他一来就得到重用，除任《科学通报》编辑室主任外，还担任科学院团委书记等职。鉴于科学院急需人才，许还开了个名单，把朱兆祥、周志成、任知恕、吴洵高、我，以及他的爱人王来棣调了过来——我们这些人都是原浙大地下党的。那个时候，“科普”<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科联”<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跟科学院都在文津街3号同一个院内，那里也需要党员，就把朱兆祥、周志成分到了那里。

熊：当时实际是科学院代管“科普”，对不对？

范：它们都在文津街3号同一个院内，前面是科学院，后面旁边是“科普”。黄继武也是浙大地下党的，他在“科联”。他是从哪里调过来的，我不清楚。本来说是要“归队”，所以我以为会让我去物理所去搞物理研究，结果院部说不行，院里党员很少，你们都要留下来搞行政工作，结果把我留在《科学通报》当编辑。任知恕本来在杭州市公安局工作，调来后安排到干部局。吴洵高和我起初都在编译局，后来我随着《科学通报》被分到学术秘书处，他还是在编译局（后改为科学出版社）。王来棣原来是学历史的，她被分到近代史所搞研究。就她一个人算是真正“归队”了，我们其他五人都没有搞学术研究。

熊：她受命访谈中共的创始人，在20世纪50年代初还是很受重用的。

范：那当然啦。我跟王来棣、周志成是乘同一辆火车一起离开杭州的，王来棣手里还抱着儿子许成钢。我们从浙江省出来，到上海华东局组织部把组织关系转到中央组织部，转完以后，再从上海搭火车到北京。许良英到车站接我们，随后我们还一道去拜望了范文澜。范文澜是从延安来的老党员。

<h2>我在《科学通报》的工作</h2>

熊：他还是近代史所的所长。你们是几月份到的北京？

范：1952年9月，正好科学院刚搞完思想改造运动。不久前，陈伯达到院里来做了一个报告。他是科学院的副院长，但他不管科学院的具体事务。他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宣部副部长，政治地位比其他副院长都高，所以他到科学院做的这个报告很受重视，被作为党在科学院工作的指导方针，发表在《科学通报》1952年第9期的头一篇<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

熊：我访问过的科学家对他这个报告的评价还不错。

范：他引了列宁的文章中的一句话，说不要强迫科学家、工程师信仰马克思主义，要让他们循着自己的途径，通过自己的工作成果来接受辩证唯物主义。他说，科学院的共产党员的任务是为科学家服务，给他们创造好条件让他们好好做研究。当时对他的讲话很重视，我们一来就被要求学习他的报告。

熊：是不是任知恕后来又调了一批老浙大的地下党员过来？

范：任知恕比我晚一两个月到科学院，吴洵高也比我晚来一段时间。任知恕到干部局之后，又调了不少干部过来。你可以向他询问具体情况。

熊：您到《科学通报》后，就直接做编辑室副主任？

范：不，我先当编辑。编辑室内还有一个叫汪容的也来自浙大。他后来是许良英和我介绍入党的。他老早就是党的外围组织科学时代社的成员，在思想上早就很进步，因病回家休养了一段时间。他物理学得很好，许良英把他拉到《科学通报》，让他做物理方面的编辑。化学方面的编辑是苏世生，他后来当过科学院的副秘书长。你知道这个人吗？

熊：知道。

范：他是从南开大学毕业分配过来的，负责化学类稿件。应幼梅毕业于浙大生物系，是贝时璋的学生，他负责生物类稿件。后来还调来一个从中央大学毕业的叶蒸。他是学地理的，由他负责地学类稿件。这么一来，各主要学科都有了编辑，只剩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没人。我是党员，得服从分配，就安排我负责这两个学科。我们曾从《苏联科学院通报》上翻译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

熊：当时苏联还没有发射人造卫星吧？

范：没有发射，但在《苏联科学院通报》上已有很详细的介绍文章。《科学画报》也登了介绍人造地球卫星的文章，可它那里登的是科普性通俗文章，而我们这里登的是由苏联的科学院院士撰写的很重要的学术文章<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它是由我和曾肯成、王新民等人翻译的，《新华文摘》还转载了。王新民后来当空间中心的主任，曾肯成是很杰出的数学家。

在社会科学方面我做了一项比较重头的工作。1954年开展了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然后，毛泽东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要求搞一个批判胡适的运动。此时科学院正在筹备成立学部，特意把潘梓年从武汉调来，抓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筹备工作。社会科学部办的头一件大事就是批判胡适。潘梓年做了一个报告，讲批判胡适的反动思想。我把他的报告整理成文章，在《科学通报》上发表<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后来，又组织了好多座谈会，哲学的、文学的、历史的、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对胡适展开批判。

熊：胡适对人文、社科领域影响深远。

范：差不多每个座谈会我都去了，回来就写报道。《科学通报》上登了四篇，其中两篇是我写的<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另两篇是我让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几位同志写的<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因为当时我有别的事。

熊：是不是后来将座谈会上的那些发言编到八大本的《胡适思想批判》里面去了？

范：对。我只是对人们的发言做了摘要报道，而《胡适思想批判》则登载了全文。当时是一面倒，都骂胡适，试图把胡适骂倒。有些人是很左的，譬如中央党校的孙定国<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他原来是解放军的军长，然后转过来搞理论工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自杀了。我印象较深的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哲学教研室的马特，他很低调，不怎么发言。当时做到这点就不容易，像金岳霖、冯友兰等人，都不得不表态。敢替胡适说话的只有于光远，他在中宣部科学处内部曾说：“胡适说‘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还是不错的吧。”

<h2>我所知道的丁瓒案</h2>

熊：然后许先生在“肃反运动”中受到审查？

范：我先说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我1952年调到科学院来时，正值整党。当时科学院北京地区党员不多，总共也就三四十人，还不够组成一个总支，只是一个支部——支部书记为历史学家刘大年。分了三个小组来整党：科学院院部、“科联”、“科普”合起来一个组，许良英是小组长；近代史所等在东厂胡同附近的几个研究所一个组；西边近代物理所等研究所一个组。科普有一个名人——从延安来的高士其，那时他已经有病了，但也来参加整党。

我们院部的这个组里有一个叫李崇桂的女同志，以前在清华大学时是地下党员，跟何祚庥是同学。她很积极，所以后来被分配到科学院的计划局。整党要求每个人都讲自己的历史。她就交代自己曾参加过三青团，还当分队长什么的；另外，虽然她出身贫苦，但她当过白崇禧的干女儿，曾在他的家里住过。整党小组认为事情很严重，打算取消她的候补党员资格。何祚庥、罗劲柏等原清华的地下党员都觉得李这个人不错，给她说情，但没起什么作用。李这个人有些手腕，她早就知道自己有历史问题，就向支部书记刘大年靠拢，但起到的是相反的作用，她还是被取消党籍。后来何祚庥有一次在会上说，你们不要以为许良英多么开明，他以前也整过人。何祚庥举的就是把李开除出党的例子。其实这是在国家机关党委领导下做的决定，不能由许良英一个人负责。按照当时的政策，不管是谁主事，对于既是三青团骨干，又是白崇禧干女儿的人，肯定很难让她在党内继续待下去。开除党籍后，李就不能再在计划局这种要害部门工作了。她被调到编译局当编辑。不知道以后拨乱反正时是不是给她做了改正，恢复了党籍。

整党时还有一个大案——科学院的党组副书记丁瓒被开除出党。丁瓒也是科学时代社的，他在1927年就入了党，是个老党员，后来被捕，被关进苏州反省院。不仅如此，他还当过苏州反省院犯人自治会的主席。<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自治会与黄色工会类似，属当局的工具，当局通过这个组织用犯人管犯人。反省院内的一些共产党员因此觉得丁瓒这个人品质不好，是帮国民党官方的。后来抗战国共合作时，丁瓒被放了出来，到达重庆，通过廖沫沙、徐冰这些人，又重新入党。然后，他到美国留学，再后，他回国。他加入了科学时代社，是南京分社的，在科学界做了不少统战工作，所以1949年时他是中国科学院的主要筹办人之一。中国科学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党组副书记，恽子强被任命为党组书记。恽子强是恽代英的弟弟，原本是学化学的，曾做过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的副院长。他是个很老实的人，跟科学界交往很少，而丁瓒很活跃，跟科学界联系很多，所以尽管丁只是副书记，可科学院的工作主要是他在抓。

熊：那丁瓒跟恽子强处得好不好呢？

范：恽子强不是个抓权的人，他觉得你能干就让你干，这样一个老好人，大概跟丁瓒并没有多大的矛盾。1952年开展“学习苏联”运动，科学院要派一个代表团访苏。名义上代表团的团长是钱三强，实际将由丁瓒在其中负主要责任。他们准备访苏时，我们开始整党，丁瓒等人因有重任在肩，特许不参加整党。但这个时候，从国家机关党委转来了一封揭发信。在国家机关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一位与丁瓒同在苏州反省院待过的老同志说，丁瓒怎么也来开会？他在监狱中表现不好啊。他就写了揭发信，问“丁瓒这个叛徒是怎么混到党内来的”。国家机关党委把这封信转到科学院来。于是决定丁瓒不访苏了，接受整党审查。

以前我在杭州市委时，一直都做党的工作，所以就把我从《科学通报》临时调出来，和国家机关党委的干事、原宜兴县委书记张义祥一道，专门调查丁瓒的材料。我们两个人骑着自行车在北京跑，一个个去找，找了不少人，譬如外交部的章汉夫、乔冠华，中央统战部的徐冰，北京市委的廖沫沙，剧作家陈白尘，还有北京医院的副院长计苏华等。都是张义祥提问题，他们讲，我做记录。由于时间比较紧，记录完毕、稍作整理之后，就让他们签字。

熊：当场就签字？

范：当场就签，因为要赶时间。如果以后再寄，那要等到什么时候？经调查，党组织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1）丁瓒在监狱中表现不好，当过自治会主席；（2）他在重庆是重新入党，可他在后来填表时却说自己是20年代的老党员，所填党龄有错；（3）当时科学院有人揭发他，说他在办公厅当副主任时用了两个南通籍逃亡地主——包庇逃亡地主。凭这三条罪状，他的党员资格被取消了。

熊：他有没有别的工作作风问题？

范：没有听说。

熊：听人说他比较霸道，这算不算问题？

范：他是比较霸道，但这不构成问题。在最后的批判会上，许良英是主要的发言人，他把丁瓒狠批了一通。他长期以为是他的批判导致了丁瓒的下台。<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我说不是，起关键作用的还是我们外调形成的那些材料。前段时间，丁瓒的儿子丁宗一来看我。他们怪秦力生，以为是秦力生<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把丁瓒整下去的。科学院党组原由恽子强任书记，丁瓒任副书记。1952年以后，中央要加强科学院的领导，调了一批高级干部过来。秦力生第一个到，他以前是四川一个区的党委书记。他来了之后，科学院才成立党总支，由他任总支书记，1952年底到1953年初的整党就是由他抓的。不久，张稼夫也来了。张稼夫原来是西北局宣传部部长，过来后任科学院党组书记。所以秦力生是奉国家机关党委龚子荣的命令，直接抓丁瓒的案子。后来我对丁瓒的子女说，你们不要怪秦力生，他完全是执行国家机关党委的指示。最后处理丁瓒，也不是秦力生出的面——出面的是郁文<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那时他也调来了，任人事局局长以及新成立的科学院机关党委书记。因为我是搞材料的，对材料比较熟悉，他让我陪着同丁瓒谈话。郁文向丁瓒宣布取消他的党员资格。丁瓒很不满意，但也没有办法了。那个时候科学院还是比较宽松的，虽然取消了丁瓒的党籍，不让他做党组副书记、计划局副局长了，但把他调到心理所后，还是让他当副所长，研究员。

熊：他当时很痛苦吗？

范：痛苦是当然的。后来，有人说院部有个“浙大帮”，很活跃，把党组副书记都给弄下去了。这里面有许良英、周志成，每次开会发言，都很激烈，上纲上线；而我是做具体工作的。在批丁瓒时，中宣部还来打招呼，说我们这些地方上来的党员同志比较左，要我们别太左了。其实我们哪有决定权？决定权都在国家机关党委那里。

熊：中宣部来打招呼……这意味着不是何祚庥等人的私人关系。

范：不是。胡乔木他们对丁瓒也蛮欣赏的。

熊：1949年筹建科学院的时候，陆定一不是让丁瓒和钱三强来负责吗？他应当也是欣赏丁瓒的。

范：这里头还有一件事情没弄清楚。丁瓒去美国，可能也是受党的委派。他是秘密党员，在美国可能还有一些关系。对他在美国的所作所为，我们根本就没审查。除了苏州反省院，其他事情我们都没碰。我们找廖沫沙、陈白尘时，他们都支支吾吾。

熊：介绍丁瓒入党时，他们知道丁在苏州反省院的那些事吗？

范：这些人有点马虎。而且当时搞地下党，只要肯积极工作就发展，对于过去的经历，只要求当事人说说，根本没条件去核查。所以廖沫沙等即使想说也说不大清楚。

熊：他们介绍丁瓒入党时，丁瓒明确告诉他们自己以前入过党吗？

范：丁瓒说了，重新入党是明确了的。但丁瓒自己后来填表，总填自己是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前段时间，丁瓒的儿子讲了一个事：丁瓒的上级是廖梦醒的丈夫，也即廖承志的姐夫，一个叫李什么（李少石）的老地下党员。暴露后，他也被关在苏州监狱。他的党内级别较高，是他指示丁瓒去做自治会的工作。可惜的是，这个李（少石）于1945年死于意外<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所以丁瓒是受命去自治会的事也就没有对证了。

熊：丁瓒这个案子算是冤案吗？

范：按照当时党的政策，丁瓒被处理并不算冤。但后来党组织又给丁瓒平反了。看来，还是承认这是个冤案。<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

熊：前几年许先生跟我说，他在50年代比较左，是他把丁瓒搞下来的。

范：我知道后对他说：“你不能这么说，科学院的党组副书记凭你几句上纲上线的批判就能搞下来？”

熊：当时除上纲上线外，是不是也建议了该怎么处分丁瓒？

范：没有。事情是这样的：我们把材料搞好后，秦力生说要开个批判会，然后许良英、周志成上去发言。要害是材料。有一两个月的时间我完全离开科学院，就跑这个东西。许良英对此不太清楚。我没有把这些材料都告诉他。

熊：是不是当时强调保密？

范：是啊，有纪律。科学院整党办公室有一个叫沈云的，是从解放区来的老同志，本来该由她来搞丁瓒的材料，可她文化程度比较低，让她到外头写材料，她可能不行。所以他们就把我调去做这个事。沈云当时看不惯何祚庥。他们整党办公室曾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中宣部，说不欢迎何祚庥到科学院来指手画脚。中宣部收到信以后，就让何祚庥多听少发言，可何祚庥还是很大胆。这可能跟科学院内出身清华的人很多有关，他和他们比较熟。

熊：在批判梁思成的运动中，他（何祚庥）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还写了专门的批判文章。

范：在那之前好久，他就已经发表了一些批判文章。1952年，《科学通报》变成译报了，上面都是翻译的苏联批判自然科学中唯心主义的文章，批共振论，批量子力学中的“唯心主义”，批摩尔根遗传学等等，中国科学家的文章几乎没有了……批量子力学何祚庥可能参加了。这个人很自信，在科学家那里敢说话。

熊：肃反审查一结束，许先生就到哲学所去了，是吗？

范：这是后来的事了。我还跟你讲一点丁瓒的事。丁瓒的儿子跟我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张劲夫等人还没有被斗，就把丁瓒拿去斗，而且级别还很高，跟彭真、陆定一在一起。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熊：他跟彭真有关系吗？

范：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据丁宗一说，后来丁瓒还让他到上海看赵丹，赵丹说了一句话：“你爸爸知道的事情很多，可能比较麻烦。”什么事情呢？解放以后，黄敬做天津市市长，江青还给他写信。黄敬就很紧张，以至于精神出了点问题。丁瓒不是做过心理医生嘛，所以他就请丁瓒看病，跟丁瓒说了这些事情，还把江青的信拿来给丁瓒看。丁瓒跟他说，这个事情你可得小心。赶紧把这些信烧了，别再跟江青来往了。后来黄敬自杀，这是否与他和江青的事有关？而“文革”一开始就斗丁瓒，也可能跟江青有关系。否则，作为心理所的副所长，丁瓒顶多算“反动学术权威”，根本不该上那么高级别的批判会。

熊：看来，对于丁瓒下台，从国家机关党委转过来的那封告状信特别关键。

范：是苏州监狱里的几个老同志写来的。主要是那封信，有了那封信后才有调查，调查以后肯定他是自治会主席。如果那个李（少石）还在，承认是自己让丁去当自治会主席的，就好说一点。可李已经去世，死无对证了。在做调查时，我还见到了不少重要人物。譬如乔冠华，刚从朝鲜参加板门店谈判回来，住在现在的欧美同学会那里。我们去的时候，他还在睡觉呢，穿着睡衣出来跟我们聊。

熊：他也了解丁瓒的一些事情？

范：嗯。

熊：丁瓒是不是在报纸上登过脱党声明？

范：这个我们没做调查。我们主要调查他在监狱里的表现，究竟是不是自治会主席。

熊：在苏州反省院时，丁瓒也就20多岁。那么年轻的一个人，就算真说错过话，做错过事，也未必就是不可原谅的。

范：你知道毛泽东早就定下了一个对待地下党的方针吗？四句话：“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每次整党、每次运动都要淘汰一批人，像丁瓒这种进过监狱表现不太好的，第一批淘汰。我跟许良英是第二批淘汰的。一批一批地淘汰。

熊：你们参与了淘汰第一批。

范：然后有人再把给我们淘汰了。许良英第一次遇险是在反胡风运动中。文艺界好多进步人士都跟胡风有关系。那批人在反胡风运动中被搞下去了。

<h2>钱三强入党</h2>

范：从1952年到1955年，在未受“淘汰”之前，我们都是很受信任的。许良英不光管《科学通报》，在别的方面也受重视。张稼夫不时叫他提名调人，还让他列席科学院党组会议。我们还发展了一些党员，钱三强就是在我们这里发展的。他当时任近代物理所所长、学术秘书处秘书长，很受信任，但不是党员。中宣部决定让他入党，而且准备让他做八大代表。可他在近代物理所跟支部书记关系不好，估计通不过，所以就让我们学术秘书处支部来发展他。那个时候许良英是支部书记，我是组织委员。尽管钱三强的入党介绍人是张稼夫和于光远，但在入党的时候，许良英还是把钱三强狠批了一顿，说他自高自大什么的。当时还有规定，候补党员每个月都要写思想汇报，而且要有一个支部委员作他的联系人。结果我被确定为钱三强的联系人。所以，每个月他都要给我交一份思想汇报。每次看过汇报，我都要找他谈一次话。

熊：钱三强那么忙，还每个月都给您交思想汇报？

范：头几个月他还是交思想汇报的，后来忙，也就不交了。我这个人不那么跋扈，对钱三强还是比较尊重的。

熊：您手头还有钱三强的思想汇报吗？您是怎么找他谈话的呢？

范：不能保留，思想汇报材料都要交上去。当时我主要对知识分子自高自大、个人英雄主义的习气提出批评，说应该做党的驯服工具，等等。

熊：入党本是一件光荣的事，可许先生在入党仪式上那么批评钱三强，钱三强服气吗？

范：要入党总得挨批，过关嘛。

熊：是不是心里面未必服气？

范：他知道要入党就得挨批，那只是个形式。当时的基调是，知识分子入党是叛变自己出身的阶级，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投降。入党时是要给你来个下马威的。周恩来做思想改造运动的动员报告时还现身说法，说自己出身于地主家庭，要背叛自己出身的阶级，要过家庭关。

熊：后来钱三强与许先生的关系怎么样？

范：还可以。钱三强对我们还是不错的。学术秘书处的秘书长本来是钱三强，后来又增加了一个陈康白。陈是老革命，原来学工的，很早就到延安了<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他曾给毛主席提过建议，说应该修一条从延安到太原的铁路。后来有人批评他说，那不是修路让敌人进来吗？他还有一个笑话。抗战胜利后，王震带部队南下，到了一个地方，被国民党的机关枪挡住了，冲不过去。陈康白就献计。献了一个什么计呢？他说：拿一张八仙桌，上面铺上棉被，泼水浇透，抓住四条腿，推着桌子往前走，机枪子弹就打不透了。王震说：好啊，那明天你就来试吧。陈康白一晚上没有睡好觉。还好，王震是开玩笑，第二天没有打仗，就把部队给撤走了。这是陈康白亲口跟我们讲的。

熊：他是如何评价自己的计策呢？

范：他没有讲。他只说自己献过这样的计。

<h2>许良英遭批</h2>

范：陈康白任秘书长后不久，东北分院的武衡也调过来了，任学术秘书处副秘书长。他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地质系，在一二·九运动中到达解放区，后来当过嫩江省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的工业厅厅长、科学院东北分院秘书长。他是个抓权的人，而且他是老党员，钱三强是新党员。许良英是个只认死理、不计利害、不讲情面的人，他不管武衡的身份，在支部会议上毫不留情地批评武衡。武衡心里不高兴，可在组织上也没有办法——虽然他是副秘书长，可许却是他所在支部的书记。1955年开始反胡风、肃反，他就猛批许良英，许最终被停职反省。

事情是这样的，许良英曾介绍方然入党，而方然是胡风的朋友。后来方然去了杭州，在杭州的安徽中学当校长。解放后，他找到杭州的青委书记周力行，提出要入党，周力行同方然在重庆认识，同意介绍他入党。入党需要两个介绍人，方然只认识周力行，周力行就要时任党工科科长的许良英充当另一个介绍人。周力行不但是许良英的上级，还是许良英年在重庆新华日报社入党时的介绍人。许良英对他是十分信任的，就遵命当了方然的介绍人。许良英跟方然没有任何关系，这一点我十分清楚。

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方然被打成了“胡风分子”。不久，反胡风运动演变为肃反运动。武衡追问许良英：你怎么把胡风分子介绍入党？猛批许良英。我说我是知情人，当时是怎么个情况，许良英跟方然没有关系。结果，让我靠边站，虽然我是组织委员，研究批斗许良英的会不让我参加。那一次，许良英被斗得很厉害，虽然并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仍让他停职反省。一年后审查结果出来，承认他和“胡风集团”没有关系，可他感情已受到伤害，不愿意再留在院部了。

<h2>张明远这人品质很好</h2>

范：那个时候，办公厅还有一个副主任叫张明远。张明远可是个高级干部。他1925年入党，1926年曾到毛泽东任所长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30年，他在天津监狱参加了彭真（傅懋恭）领导的狱中斗争。<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4CI.png" />1953年，他是东北局的副书记，被不明不白地定为“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所谓“五虎将”之一，然后被免职。一般的机构都不敢要他。张稼夫大概了解他，说他有能力，就于1955年初把他调到科学院的办公厅当副主任，还是“代副主任”。他来之前，国家机关党委跟我们支部打招呼，说他是“高岗反党集团”的成员，让我们好好监督他。所以，头一次过支部生活，张明远就说：“我犯了错误，希望大家帮助。”当然他对错误说得比较轻。后来许良英停职反省了，武衡就让张明远来管《科学通报》。因为杂志社只有我一个党员，所以社论和政策性的问题都归我管。我和张明远合作得很好，因为即使他犯过错误，我还是尊重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