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本来不想发言，想方设法鼓动你发言，声称不发言就是犯错误，结果你在鼓动之下发了言，又来个“引蛇出洞”，治你的罪。对此我极不理解，很有意见。
<h2>我也干了“荒谬”的事情</h2>
熊：反右派运动让知识分子们不再敢讲实话，为“大跃进”运动扫清了道路。
沈：“大跃进”时，我也干了很多荒谬的事情。我记得先是由王仲良带我们到江苏等地去参观。
熊：我听邹承鲁先生谈过此事。您相信那些亩产万斤的“卫星”吗？
沈：不相信。当时我父母同我住在一起，他们绝对不信那些东西。我父亲还算过，几万斤的亩产，平摊到地里会堆多高，那怎么可能呢！尽管不信，我们还得向农民学习，也提一些大的课题，放科学“卫星”。不提过不了关啊！
熊：你们提了哪些宏大课题？
沈：殷（宏章）先生<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3K07.png" />从德国的一个资料上看到，通过某种酵母，可以从稻草中提取油。我们就夸大其词，放了个稻草变油的“卫星”。真是笑死人了、羞死人了。
熊：那时候大家都提这类宏大目标。你们提的时候，想没想过其不利影响？
沈：没怎么想，当时关心的主要是自己怎么过关。
熊：有人批评那些豪言壮语了吗？
沈：罗宗洛先生说了。他在相当公开的场合声称，他不相信粮食亩产万斤，结果很快即遭到全所开大会批判。他这个人骨头很硬，从“思想改造”运动起就一直遭批判，可还是敢说话。
<h2>广州会议让知识分子热泪盈眶</h2>
熊：与“大跃进”运动接踵而来的是所谓“三年困难时期”。
沈：那时候真是非常困难。我的江苏吴江老家饿死了人，而我的家人因吃不饱饭，也出现了浮肿现象。记得那时候我到苏联去了，我母亲就在家旁边种了点豆子，贴补一下。
熊：您于1959年回国，随后的1960年、1961年国家也极困难，您怎么过呢？
沈：因为营养不好，我患了严重的肝炎，经常住医院。那个时候，我家是这个院子里最清苦的三户人家之一。
熊：回国之后，您就主持新建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的工作，听说你们那时候工作是十分勤奋的，常常深夜才归。
沈：主要受加州理工风气的影响，我养成了勤奋工作的习惯，一直认为科学家是没有什么业余时间的，而且，为了工作，我对家里的任何事都不过问。那时候我有几个好的学生，所做工作也发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所以抓得很紧。那时候李亚农经常来看我。有一天，他对我说，有研究生到他那儿告状，说我要求得太严了。他一方面告诉我这件事，另一方面又要我别太在意。他还给我举了个例子。在新四军的时候，他常常工作得很晚，有人批评他煤油用得太多，他一度不高兴。后来他哥哥跟他讲，那只是小节，不要在意。我比较幸运，碰到的几个领导，李亚农啊、王仲良啊，都对我非常好，所以我对他们没什么意见可提。
熊：1962年春天，您参加了广州会议。
沈：上海分院参加这个会议的还有曹天钦<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3K07.png" />等人。会议对“大跃进”期间的许多现象提出了批评，当时的说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我印象最深的是陈毅副总理的报告，其中一些话我现在还背得出来。他说：“建国12年来，你们和我们党共甘苦，说你们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不应当的。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你们表示歉意……”听了他的话，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激动得热泪盈眶。
后来，周总理在会上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3K07.png" />。他说：知识分子首先要认识自己，譬如我吧，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所以我是江浙人。旧知识分子多数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并曾受过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教育，过去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范畴，附着在封建或资产阶级统治者的皮上，现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变成梁上君子了！我当时坐在第三排，坐在我正前面的是傅作义。听到这些话后，他把手举了上去，大概太激动了，过了好长时间都放不下来。我们感受到，正、副总理的发言重点是不同的，周总理强调改造，陈毅则强调道歉。
广州会议开完之后，科学界的风气有很大的改变，不再有“大跃进”期间那些浮躁的东西，大家工作普遍很认真，所以，之后一段时间取得了一些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成果。
<h2>我第一个被揪出来</h2>
熊：可惜的是，广州会议之后没过多久，又开展了“四清”运动。
沈：我是整个中科院上海地区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我于1957年4月入党，与微生物室党支部书记陈广澧关系一向很好，她经常找我聊天，我有什么想法，也经常跟她讲。比如，我对《北京日报》某篇社论所说的“共产党员应当做党的驯服工具”不能理解，曾对她说：“是人总有思想的，怎么不讲个明白，就要人甘做工具呢？这样的用词是否不当？”1958年反右补课时，我对植生所党总支将在农场工作的四个青年划成右派很不满意，曾对她说：“这是草率地把别人的命运当儿戏”。1959年“反右倾”运动时，有人贴我的大字报，诽谤我在苏联时，要我的研究生帮我穿皮大衣，大摆大教授的架子。我曾向她发牢骚，说绝不能与这种无端造谣的人在一起。等等。结果，在这个运动的初期，我的这些话被她抛给了工作队，一道算总账。她还给我下了“反党”、“叛国”的结论。她的这个发言以及随之而来的批斗，使我的科学生涯遭受凶风恶浪，几乎吞没了我的科学事业，甚至我的生命。
熊：向支部书记反映自己的思想，这是组织原则所要求的嘛，怎么会反遭清算呢？
沈：有位老先生在看了我那本书后说：“老沈啊，你少年得志，风头太盛，所以遭人嫉恨。”我想，他的话是有道理的。自1950年初回国以来，领导对我相当器重，而我则把精力全都投在科研上，呕心沥血地工作，也确实做出了一些成果，应当说，我的科学道路一直是相当顺畅的。突然遭此打击，真是有如晴天霹雳。因为精神受到强烈刺激，我的右眼黄斑区水肿严重，逐渐变得看不清东西。
熊：对于这个运动，您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沈：完全没有。此前他们曾叫我去听王光美的“桃园经验”，我根本就没听，脑子里都想着科研工作。
熊：您的自传中提到，“桃园经验”传达一个月。您去听了一个月吗？
沈：是啊。去了一个月，但我的思想一直开小差，什么“四清”、“四不清”，我根本就没听。现在弄到自己头上来，才觉得不对了。
熊：我想起了马丁神父的一段沉痛话语：“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就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虽有许多不满，但您以前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对那些政治运动提出质疑，甚至有时还为其辩护。可运动一直不断，作为“反胡风”、“反右”等运动的漏网之鱼，到“四清”、“文革”时，您终于在劫难逃，这才有所醒悟。
沈：但愿我们那代人的教训能被人吸取。这也是我含泪写作，重温自己惨痛经历的原因之所在。
本文初发于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1辑）》，九州出版社2009年版，第311—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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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宗洛（1898—1978），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30年从日本北海道帝国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植物生理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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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农（1906—1962），历史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16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在日本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归国，先在一些高校任教，后参加新四军。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办公厅副主任、上海办事处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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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仲良（1899—1974），原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在“三反”运动中，因“不同意把‘打老虎’扩大化，力求不要伤害同志，被当作运动的‘绊脚石’，以‘思想右倾’、‘目无领导’的罪名被搬掉石头，停职审查，甚至还被怀疑有经济问题，最后解除了他的华东野战军卫生部政委的职务，由军级降为师级”。被甄别清楚后，他于1953年转业到中国科学院上海办事处当副主任。1955年5月，任办事处党委书记。1957年，任办事处主任。据丁公量《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院史资料与研究》2000年第5期，第38—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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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芳澜（1893—1973），真菌学和植物病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49年后历任北京农业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植物所研究员、应用真菌所所长、微生物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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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景钺（1895—1975），植物形态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25年从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北京大学植物系主任、生物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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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德尔（G. W. Beadle，1903—1989），生化遗传学家，因为提出“一个基因一个酶”学说获得1958年的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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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鸣龙（1898—1979），有机化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24年获德国柏林大学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医学科学院化学系主任、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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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宏章（1908—1992），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5年）。193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所研究员，植物生理所副所长、所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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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天钦（1920-1995），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1980年）。1951年获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博士学位，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生理生化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院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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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广州会议《简报》，周恩来作“论知识分子问题”报告的时间为1962年3月2日，陈毅做“脱帽加冕”报告的时间为1962年3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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