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沈善炯院士

访谈人：熊卫民

整理人：熊卫民

访谈时间：2004年3月30日

访谈地点：上海市建国西路沈院士家

<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3O05.jpg" />

沈善炯院士（2004年3月30日熊卫民摄于沈院士家）

2003年10月，蒙邹承鲁院士引见，我有幸结识了他的挚友沈善炯院士。此后，每次到上海出差，我都去拜访他。沈先生待人热忱，视我为忘年之交，知无不言，跟我谈起过许多学界前辈的往事。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丰富而坎坷的经历。

沈善炯，1917年生，微生物学家和分子遗传学家。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生物学系，先后在清华大学农业研究所、华中大学生物系、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北京大学生物系任教、做研究。1947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奖学金赴美留学，主修生物化学遗传。1950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经导师介绍去威斯康星大学生化系做博士后研究员。朝鲜战争爆发后，他辞去威斯康星大学的聘约，于8月31日离美回国。船经日本时，遭美军非法扣押、囚禁，经过两个月的不屈抗争，才得以释放。归国之后，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任教。1952年2月，因为院系调整，改去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植物生理研究室工作。1953年，植物生理研究室从实验生物研究所分出扩建为植物生理研究所，他任微生物生理组组长，应国家需求改行从事抗生素研究，很快在金霉素和链霉素的生物合成研究中取得重大进展。1958—1959年应邀去苏联医学研究院工作一年。归国之后，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副所长（无所长），主管业务。1961年，上海微生物研究所又归并到植物生理研究所，他仍任副所长。1964年之后，他先后受“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冲击，历经种种磨难。

他在抗生素、细菌的糖代谢、细菌的氮代谢、固氮基因的结构和调节、根瘤菌共生固氮等研究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成果奖（1955年）、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一等奖（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987年）、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96年）、陈嘉庚生命科学奖（1997年）、何梁何利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999年）等。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2011年出版自传《我的科学生涯》。

<h2>洗脑筋，改造思想</h2>

熊卫民（以下简称熊）：我读过您的《我的科学生涯》一书，深感您是一位想讲真话、敢讲真话的科学家。能否请您围绕科学和政治的关系问题，再谈一谈自己的经历和反思？

沈善炯（以下简称沈）：到80多岁时，我常常想，我这一生有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科学，一个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书写自己的坎坷人生，目的是将一些历史真相展示出来，供民众和当局者思考。可这本书在出版时遇到许多障碍，虽然最终得以正式出版，但只印了250本。后来，我又写了一些文章，都还锁在抽屉之中。我与你虽然交往时间不长，但可谓倾盖如故。有什么问题你尽管问，我将知无不言。

熊：您从美国归来不久，国内即开展了一场主要针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韩非曾经说过：“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而“思想改造”运动，虽然名气不及以后的反右派运动大，所针对的却正是“禁其心”。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这场运动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您对这场运动的看法。

沈：因为李森科主义的影响，我回来以后，不能再研究遗传学。我就去浙江大学当教师，讲授生物化学。到浙大后，很快即开始“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初我到科学院后，又在实验生物所参加了“思想改造”运动。所以，高教系统和科学院系统的“思想改造”运动我都参加了。我自己受到的冲击不大，因为我没有宗派主义什么的。但我看到有许多科学家受到冲击，其中，植物生理研究室室主任罗宗洛<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3K07.png" />被作为典型的“宗派主义者”加以批判。

熊：您出身“地主”家庭，在“旧中国”工作过，还曾到“美帝”留学，人家不认为您具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思想，不改造您吗？

沈：运动是有重点，我没被列为批判的靶子。可能因为我有在日本蹲监狱，与美国相抗争的经历，我得到了科学院有关领导的特殊关照。当时科学院上海办事处的负责人李亚农<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3K07.png" />、王仲良<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3K07.png" />很庇护我。

熊：“思想改造”运动是怎么进行的？

沈：人人过关。我上台去讲了两三次才过，有些人讲了多次都过不了关。

熊：您如何看待这个运动？

沈：离开日本的巢鸭监狱后，我和赵忠尧、罗时钧被送往国民党“中国驻日代表团”。该团的一位武官在释放我们回国时说：“既然你们一定要回大陆，我们也不勉强。但有一言相告，你们要准备好回去洗脑筋！我们和中共打了20多年的交道，你们回去感受一下也好。”当时我们一笑置之。“思想改造”运动开始后，我马上想起了这句话。我在中央研究院等机构待过，那儿的确有宗派主义。凡是属于不同学校出身的，甚至不同老师教导的都各成一派，以致那留洋回国的也分成什么留日派、留美派等，彼此互相排斥。科学工作者之间不是在工作上竞争和合作，而是互相妒忌。我认为，那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不良风气确实应该清洗掉，为了中国的科学事业，每个人都应该洗洗脑筋。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思想改造”运动被严重扩大化了——被批判的不仅仅是宗派主义，一些科学家的作风问题，例如在工作上对学生、同事严格要求也遭到了强烈批判。所以我当时就怀疑，这样的政治运动是不是有必要？我努力说服自己：中国共产党执政很不容易，可能确实有理由开展这样的运动。我深信共产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建设国家，使它走向富强。

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还发生过一件事情。我到浙江大学教书，需要到派出所报户口。公安人员叫我填一张表。我填好递进去，他马上将其甩了出来，说：为什么不填你从哪里来的？于是我就填了。把表交上去之后我就回家。谁知道他一直在后面跟着我。到我家后，他对我夫人卢盛华说：“把你们的经历告诉我。”我夫人就把我们的经历告诉了他。他说：你们有什么证据没有？我们就把西南联合大学的毕业证书给他看。他一看校长的印章，“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哦，战犯！”接着，他又讲了很多话。后来救星来了——我在浙大理学院的学生来看我，证明了我的身份。

那个公安人员就拿着我的证书走掉了。我的大学毕业证书就这样没有了。

熊：派出所的人为什么要怀疑您？

沈：我也不清楚。我是从美国回来的，在他眼里，或许我有特务嫌疑。

<h2>我从来没有批判过胡适</h2>

熊：“思想改造”运动之后，又开展了批判俞平伯、批判胡适的运动。

沈：我当时没太注意。那时候上海分院由王仲良主政，他尽量使科研少受政治运动的冲击。

熊：您与胡适先生是有过亲身接触的，对于专门批判他的运动，您有何看法？

沈：胡适先生是这一辈子我接触到的人里面印象最深的。他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抗战时期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没跟着南迁昆明，所以，在西南联大时，我无缘听他的课。抗战胜利后，我在清华工作。有一天，戴芳澜先生<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3K07.png" />回来告诉我们，在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时，有人不同意选郭沫若，因为他亲共。而胡适提出，我们选院士，应当首先考虑国家的荣誉。只要做出了增进国家荣誉的工作，不管其政治态度如何，都应该选。我非常欣赏他这种超党派、超政治的态度。

复员之后，我回到北平，在北京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在恩师张景钺教授<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3K07.png" />的帮助下，1947年时，我获得了去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留学的机会。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解放军的胜利下正在忙着南迁，关于办理出国留学这类事情已趋无人负责的状态。一天下午，我和盛华在北大红楼外散步，巧遇她的老师经济学家杨西孟教授。他极力劝我去找校长胡适，说胡适之先生是个非常普通、乐于助人的人。所以我第二天就径自去校长办公室找他。校长办公室设在一个大院子内靠东的一间很简陋的屋子里。第一次见面，我就发觉胡适之先生果然是一个十分平易近人的人。他看了加州理工学院给我奖学金的通知书后，便答应由北大出面为我申请办理出国手续。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收到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同意我办理出国护照的批示。于是我再访胡适之先生。那是在适之先生的家里，晚上八点钟左右。胡先生对我说，现在向政府申请外汇已不可能，但北大决定派两位年轻人赴美留学，一位是我，另一位是物理系的助教（名字我记不清了），由他私人给我们两人每人美金90元作为赴美的旅费。接着他就将已签名的Chase银行的支票给我，并叮嘱我将来取得奖学金时，再用支票送Chase银行还给他。他在该银行的存款一直用来接济青年学生经济上的需要。当他正在和我谈话时，忽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我想回避，但先生叫我不要走。我听得他对着话筒说：“您不要来了，我现在有事，稍后我会去看您的。”然后把电话挂断了。他笑着对我说：“那是李宗仁来的电话，我没有空……”当时我感到惊讶，要知李宗仁时任北平行辕主任，而我只是一个小助教，先生却不因为李宗仁是权倾朝野的大官而中止和我的谈话。我想，如果易位而居，我难免会说：“沈善炯，我有要事，我们择时再谈吧。”适之先生真是一个普通的人，待人不分贵贱。此事使我难忘。

当年8月我离开北平回南方准备出国，胡适之先生在百忙之中又找我谈话，记得那时在他办公室外有不少人在等着要见他。那次谈话他显得郑重但又很诚恳。他说，在和我的几次交谈中，他发现我有几个值得注意的事项。比如，有一次谈到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主任比德尔<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3K07.png" />时，我说比德尔即将获得诺贝尔奖。他认为，在没有事实根据之前，这种说法不妥。还有，我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常说某某人也是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不妥当的。自己要说或做的事为什么要搬别人出来？他的寥寥数语，意义深长，给我深刻的教育。

以后我就再无缘见他，但他留给我的那些短暂身教与言教，却一直深深印在我心中。所以后来批判他时，我很不以为然。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和别的伟大格言一样，虽然在某些具体情况下可能挑得出毛病，但本身却并没什么不对。他教育我们凡事要独立思考，要蔑视那些趋炎附势的风派人物，都很正确。所以，对他的批判是很没有道理的，中国太需要那样的人了。我从来没有批判过他，并且很佩服那些不批判他的人。

近些年，国内媒体对胡适先生的态度有所转变。记得在《南方周末》上读过一篇关于他的文章。里面提到，他从美国回来，见到蒋介石后问：台湾的报纸有没有批评彭孟缉（时任台北市警备司令）的？没有。有没有批评蒋经国先生的？没有。有没有批评总统你的？没有。胡适说：没有批评意见，这就有了大问题。这篇文章我至今记忆犹新，使我愈加感受到了他的伟大。

<h2>被怀疑给“胡风集团”通风报信</h2>

熊：批判胡适之后又是批判胡风的运动。

沈：批判胡风时我很危险。我本来不认识胡风，但我夫人卢盛华和胡风的夫人梅志儿时即是好友，并曾结为干姐妹。他们要从上海搬到北京去之前，我曾和盛华一道去看过他们。我跟胡风就这样接触过一次。回国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中国科学院对我很看重。我不是学部委员，但他们每次开会，都邀请我列席，并作报告。1955年，我在复旦大学生物系兼课，一天上完课后，在教员休息室里遇到了贾植芳教授。他是胡风的密友。他问我是不是去北京开会，想请我帮忙带点东西给胡风。我说好的。然后他给了我两瓶酱油。后来学部成立大会延期（延期到1955年6月1日举行），那两瓶酱油就一直在我这里搁着。有一天，贾植芳的侄子过来，又把它们都拿回去了。

学部大会之后，上海分院的党委书记王仲良来找我，说：“老沈，你不要急啊，我已经给你担保了。”我觉得很奇怪，我有什么事情需要他担保？他接着告诉我：“贾植芳要你带的酱油瓶中夹了一封贾植芳写给胡风的信；贾植芳被抓后招认了此事，公安局怀疑你蓄意给胡风集团通风报信，要对你进行审查。我向公安局担保，你是一个埋头于科学工作的非常爱国的学者，绝不会搞什么反革命活动。”若不是学部成立大会延期，若不是王仲良竭力担保，后果将不堪设想。

熊：看到胡风挨批，您当时是什么感受？

沈：当时胡风去北京了，我对他挨批之事一无所知。

熊：当时的报纸不是连篇累牍地批判他吗？

沈：我没看那些报纸，开会时我也是老是思想开小差。王仲良一讲，我才惊慌了，后来觉得真是运气。

<h2>上海分院的大鸣大放</h2>

熊：在韩非所讲的“禁奸”三层次中，反右派运动属于“禁言”层次。

沈：假如那时候我还在杭州，肯定会被打成右派。为什么呢？“思想改造”之后全国实行院系调整，浙江大学医学院被归并到浙江医学院。有一天，浙江省卫生厅厅长兼浙江医学院院长洪式闾特地租了一辆三轮车到我家，给我一张聘书，希望我仍能留在浙医任职。但我已决定去实验生物所工作。如果我留在浙大医学院任教，大鸣大放时，对前面提到的公安跟踪我、扣我毕业证书之事，我肯定会提出意见。所以，后来我的学生对我说：“沈老师，如果那年你不离开浙江大学，百分之一百是右派分子。”

熊：相对于高等院校，中国科学院的情况要好一点。

沈：在张劲夫、王仲良等人的保护下，科学院划的右派相对较少。在我的印象里，上海地区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所似乎没有高研人员被打成右派。我最讨厌那些告密、落井下石的人。可在政治运动时，那样的人相当多。在我的农村老家，即使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也是不会干那种缺乏道德的事的。

熊：我读过一篇为柯庆施翻案的文章，说他对知识分子其实不错，理由是，在反右派运动时，他并没有把太多的科学家划为右派，他保护了那些科学家。

沈：柯庆施保护科学家？没那回事！黄鸣龙<img src="/uploads/allimg/200604/1-20060419113K07.png" />等人都是王仲良在柯庆施面前据理力争保下的，这件事情我知道。柯庆施当时就批评王仲良“右倾”，后来基于这个原因把他调离了科学院。

熊：请介绍一下上海分院大鸣大放时的情况。

沈：大鸣大放时，号召我们向党提意见。我很钦佩王仲良、李亚农等分院领导，对他们没有意见，不打算发言。我一个妹夫后来被定为右派，我遇到他后说：“共产党艰苦奋斗，争取新中国的成立，非常不容易，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应当全面考虑。”那确实是我的心里话，我不想在公开场合去批评共产党。可有一些领导，如上海市科委的主任，老是鼓动我们发言，上海市还把高级知识分子召集到中苏友好大厦，专门召开了宣传工作会议。

在这个会上，一些人提了意见。比如邹承鲁说：科学研究干部的分配不能乱点鸳鸯谱，应该让导师可以自由选择学生，让学生可以自己决定专业选择导师。我记得他是第三个发言的。第一个发言的是赵仲宽，第二个是吴茵（女），第四个是黄鸣龙，发言内容均登了报。结果吴茵被打成右派。若不是王仲良，黄鸣龙、邹承鲁等也肯定在劫难逃。

上海市宣传工作会议开了几天，那几天我一直跟承鲁坐在一起。我们俩广泛交流了意见，我完全同意他的观点。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运气，承鲁发言的那天下午，我恰巧发烧，没有去。如果我在，他肯定会说：我和老沈共同发言。那就糟糕了。

熊：大鸣大放时植物生理所内部发言踊跃吗？

沈：有一个叫林吉强的在大礼堂发了言，我去听了。植物生理所的某位高研说他以前在北京农学院工作时认识林吉强，在上海林曾试图发展他参加民盟，叫他不要接近共产党，说共产党员是唯唯诺诺的。这样一揭发，那还有好的，林当然就成了右派。哎呀，对于这样的人，我……（摇头）

熊：那个年代鼓励告密、要求告密。朋友之间私下聊天，可能一扭头就被报告给了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