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西南大剿杀</h3>

郑成功、张煌言在长江下游落败时，永历政权在西南、两广的势力也正在加速崩塌。

多尼统领三路进剿云南，“逃跑帝”朱由榔逃出国境，永历政权相当于降了“半旗”。吴三桂因后勤补给问题“振旅班师”后，清军又不断对滇中、滇东进行清剿。

清军剿杀的目标，除了南明的抗清武装以外，还有无辜的百姓。清军的极端残暴，让云南成了人间地狱，“无处不遭兵火，无人不遇劫掠”，“房地为之翻尽，庐舍为之焚拆，以致人无完衣，体无完肤，家无全口，抢天呼地，莫可控诉”。

这种惨无人道的肆虐，激发了云南百姓的怒火。元江土知府那嵩秘密联络降清总兵高应凤，以及石屏总兵许名臣等土司，于永历十四年（1660）七月公开抗清。九月，许名臣部攻克石屏州，那嵩等派军进攻蒙自，滇东土司纷纷响应，令初来乍到的清军相当惊恐。

但是，李定国、白文选等永历军残部的主力部队分散在滇西各地，内部的统一调度指挥都难以实现，更不要说开赴滇东支援土司抗清了。

九月二十一日，吴三桂率军从昆明出发，进逼那嵩、高应凤驻守的元江，许名臣迅速率部从石屏州回援。十月初一，清军占领石屏，于初九围攻元江。抗清义师寡不敌众，陷入绝境。那嵩拒绝清军的招降，举家自焚，许名臣也自杀殉国，高应凤等被俘，起义被彻底镇压。

与当地百姓誓死抗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朱由榔、李定国、白文选西窜后，分散在云南各地的永历军残部掀起了一股投降高潮。永历十四年（1660）正月，杨武率高文贵（已病死）旧部三千余人不战而降。五月，祁三升率八千余众投降。至七月，已有马宝、马惟兴、杨威等部相继归附清军。吴三桂将这些降军统一整编为十营，兵力共计三万人以上！

——百姓奋起抗争，军队纷纷投降，这打的什么鸟仗？

云南如此倾颓，四川也难以独善其身。

永历十三年（1659年）七月十一日，四川巡抚高民瞻率军从保宁出发，一路攻取灌县（今四川都江堰）、绵竹、什邡、汉州（今四川广汉）、简州（今四川简阳）等地，于二十六日进抵成都。南明守军在总兵刘耀、杨有才等人的率领下不战而降，“满城荆棘”的成都落入清军之手。

九月，清军又南下进取嘉定、建昌一线。次月，陈建等杀害高承恩，奉其首级向清军投降，川南沦陷。

清军轻而易举拿下川西、川南，但对于川东的“夔东十三家”只能是“望山兴叹”，不敢轻举妄动。除了地势险要、交通不便以外，这些号称“十三家”其实远远不止十三家的抗清武装，都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有一个算是一个，都是“死心眼”。

——投降？不好意思，这俩字不认识！

“十三家”中有郝摇旗、李来亨（统率忠贞营旧部）、袁宗第、刘体纯等人。提起这些名字，我们就能感受到这是一支多么“难缠”的武装。

一直等到朱由榔遇难、郑成功航海，清廷才开始着手准备拆除这群“钉子户”。

康熙元年（1662年）七月，四川总督李国英向朝廷上疏，提出了四川、湖广、陕西“三省会剿”的作战部署。九月，清廷正式作出批复，同意李国英的动议，调军进剿。

康熙二年（1663年）正月，四川、湖广、陕西三省清军分别从三个方向进剿夔东山区（河南也有部分驻军参战）。由于抗清武装扼险而守，战局一度陷入僵持。

七月，李来亨、刘体纯、郝摇旗在东线发起反击，取得全胜，清军“楚师全军失利”。义军挥师西向，九月与清军李国英部遭遇。义军刚经过东线大战，又长途奔袭，不幸被李国英击溃。

至年底，清军兵力不断增强，义军内部也开始出现混乱，哗变不止。十二月，清军发动新一轮进剿，义军已成强弩之末，刘体纯、潘应龙自杀殉国，郝摇旗、袁宗第、朱盛蒗等被俘，于次年十月遇害。

康熙三年（1664年）二月，李国英率部对最后一个“钉子户”李来亨部展开全面攻势。昔日令清军闻风丧胆的忠贞营绝非浪得虚名，虽然饱受排挤，最终流落山区，但“金盆虽破分量在”，战斗力依然不可小觑。

李来亨率部在茅麓山区与清军周旋，利用地形优势不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很多清军将领都丧命于此。在长达半年的围剿中，清军先后投入十多万军队，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李国英迫不得已，只得采取“铁桶战术”，将义军死死困在山区。八月初四，弹尽粮绝的李来亨自杀殉国。至此，夔东抗清势力被清军彻底摧毁。

相比于能征善战的“夔东十三家”，两广的抗清义师就没这么幸运了。

李定国大军从两广撤走后，留在两广继续抗清的主要有陈奇策、罗全斌、郭之奇、连成璧、王兴等部。由于兵力单薄，实际上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

从永历十二年（1658年）七月起，尚可喜就派军围困了连城璧、王兴、李常荣等驻守的文村。

永历十三年（1659年）初，清军广东总兵栗养志率军对其他义军展开全面清剿，进展相当迅速。闰三月初八，陈奇策被俘。三天后，罗全斌率部投降。

八月，尚可喜命清军进剿文村，王兴、唐王朱聿钐自杀殉国，连城璧逃回江西老家隐居，李常荣投降。

永历十四年（1660年）四月，清军攻克龙门（今广西防城港），邓耀削发为僧，藏匿于广西境内，次年被清军查获后遇害。

奉永历朝廷之命联络两广义师的郭之奇流亡越南，于永历十五年（1661年）被越南当局“上交”给清朝，次年八月在桂林遇害。

<h3>“降半旗”</h3>

提前交待完郑成功、“夔东十三家”和两广义师的最终结局，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永历朝廷的“半旗”是怎么降的。

永历十三年（1659年）闰正月二十六日，朱由榔在沐天波、马吉翔、李国泰等官员的陪同下逃出国境。二十九日，朱由榔一行抵达蛮莫（今缅甸八莫），在这里出现了一点小插曲。

逃亡路上，沐天波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虽然缅方目前还能买自己这个明朝世袭勋臣的账，但毕竟身在国外，局势很难受控，应当做好必要的准备。

于是，沐天波给朱由榔提了一个建议：您老人家继续走，留太子在边境地区，以防不测。

沐天波的动议，令人不禁回想起十几年前，北京也曾发生过类似的一幕。当时，李自成的大顺军即将打到紫禁城，有大臣就给崇祯皇帝出了一个馊主意——圣上留守，太子南迁，惹得朱由检怒火中烧。

朱由榔的脾气显然要好得多，不仅没发火，还相当爽快地举双手赞成。不过，朱由榔表示赞同，并非出于身先士卒的勇气，也谈不上什么爱子心切，而是认定缅甸内地比边境安全。

安全第一！“逃跑帝”能死扛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个信条。

朱由榔“六亲不认”，中宫王氏急眼了，照着沐天波一顿臭骂：拿圣上的孩子当球踢，有你这么做勋臣的吗？滚犊子！

沐天波领了一脸唾沫回来，不敢吭声儿了，大家继续拔腿开路，次日进抵大金沙江（今伊洛瓦底江）。两天后，缅方派船只来接。不过，缅方似乎并不欢迎如此庞大的“流亡朝廷”，派来的船只相当有限。

朱由榔挑了五百来人跟着自己坐船。剩下的一千多人，他就管不着了，有钱的自己雇船，没钱的继续走路。

二月十八日，朱由榔一行抵达缅甸都城阿瓦（今曼德勒）附近的井梗，刚安顿下来就遇到麻烦了。

朱由榔派马雄飞、邬昌琦前去跟缅甸官方接洽，一位缅甸官员拿着永历朝廷的敕书，左看右看、上看下看，总觉得有哪里不对劲，但一时想不起来。

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这货赶紧回去查“档案”，翻出了万历皇帝颁发给缅甸国王的敕书。两张敕书摊开一比，搞明白了，扭头就去质问马雄飞。

敕印怎么小一号？——假的！

马雄飞心里一万个鄙视：废话！小朝廷的敕印当然小一号！少见多怪！

当然，这话不能明说，否则也太丢人了。堂堂的天朝上国，只听说过把地盘越打越大的，没听说过把敕印越刻越小的。自己好意思说，别人听着都脸红！

关键时刻，又是沐天波站出来化解危机。他掏出自己的征南将军印，戳了一个给缅方送去。这玩意儿从首任勋臣沐英一直传下来，两百多年都是一般大，该识货了吧？

妥了，是真的！

历经坎坷，好歹暂时安顿下来。但寄人篱下的日子，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朱由榔算是“久经考验”了，丁魁楚、刘承胤、孙可望，什么黑心的人他没见识过？

直到流亡缅甸，朱由榔才算是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最黑，只有更黑！——缅甸国王莽达喇的黑，远非国内“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军阀可比！

首先，“减负”是必须的。

朱由榔的“流亡朝廷”一窝蜂来了一千多人（幸亏马吉翔耍心眼整跑了一大堆，否则会更多），缅甸国小民弱，看着吓人，有必要做一下“减法”。

怎么减？遣返闲杂人等？——别逗了，没那工夫甄别又礼送。

——直接用刀剁！

其次，安置是简朴的。

缅方在阿瓦城郊外修造了十间草房，供朱由榔居住。其他人？管不着，自己想办法。

最后，见面是休想的。

朱由榔住在郊外，莽达喇住在城内，两人隔河相望，却老死不相往来。莽达喇连永历朝廷的使臣都避而不见，懒得搭理，更别说跟朱由榔会面了。

不见朱由榔，莽达喇有充足的理由。

其一，缅甸是天朝属国，莽达喇在朱由榔面前属于藩臣。但朱由榔混得跟叫花子似的，还跑自己家里赖着蹭饭，莽达喇实在是弯不下腰给朱由榔行礼。

其二，收留朱由榔是发扬“人道主义精神”，跟朱由榔会面，则意味着发生官方关系。看朱由榔这副熊样，应该是翻不了身了。万一今后清朝问起罪来，莽达喇恐怕是吃不了兜着走。

莽达喇搞的“三板斧”，让朱由榔的“流亡朝廷”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但事到如今，也只有坦然接受，毕竟一切还不算太坏。

——减法虽狠，好歹还能剩下几百号人。

——草房虽破，连安龙都不如，但勉强能遮风避雨，总比做“山顶洞人”强。

——国王虽绝，但见与不见，“流亡朝廷”都在这里，不离不弃，更何况还没礼可送，不见也罢。

永历君臣渐渐心安理得，但莽达喇并不打算让这帮叫花子得以安身，很快就使出了杀手锏——断供！

生活失去来源，昔日养尊处优的官员们抓瞎了，但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众人开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很多人都跟当地百姓做生意，官服扔一地，“短衣跣足，阑入缅妇队中，踞地喧笑，呼庐纵酒”，受尽缅人的白眼和鄙视，多少换点钱花。

秋收之后，莽达喇似乎有点于心不忍，派人送来一批新稻谷。这群官员又为了抢粮大打出手，个个弄得披头散发、鼻青脸肿，将稻谷撒落一地，整个“流亡朝廷”丑态毕露、出尽洋相。

<h3>大势已去</h3>

得知朱由榔擅自出境，流落在滇西的李定国火冒三丈，急得干跳脚。

永历十三年（1659年）二月，李定国与白文选在木邦（今缅甸兴威，当时属云南管辖）碰面，两人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将朱由榔接回国内，将永历朝廷的“半旗”重新升回杆顶。

白文选立即率军赶赴边境线，并进入缅甸一侧。白文选两番派出使者与缅甸当地官员接洽，均遭缅方杀害。缅方认定这是一支“犯边”的流窜部队，派军前来袭击。白文选忍无可忍，朝着缅军一顿痛扁。

边境战报传来，莽达喇派人前去质问朱由榔，到底怎么回事。莽达喇都搞不清楚状况，朱由榔更是抓瞎。在缅方的逼迫下，朱由榔赶紧派人前去下达停火诏令，白文选只得撤回国内。

四月，高文贵、吴子圣部得知朱由榔逃往缅甸，也率部前来迎驾。遭到缅方阻止后，高文贵、吴子圣决定付诸武力，杀入缅境。缅方故技重施，逼着朱由榔下达停火诏令，两人也只有退兵。不久之后，高文贵病死，旧部被杨武收编后，于次年投降清军，吴子圣则于十二月初一在永昌投降。

永历军被清军打得到处乱窜，但对于孱弱的缅甸而言，这些“迎驾”的残兵败将还是相当吓人的。

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并获取缅甸方面的欢心，让自己继续在此苟延残喘，马吉翔、李国泰合伙忽悠朱由榔，给缅甸边关守将发去了一道敕令“朕已航闽，后有各营官兵来，可奋力剿歼”。

李定国、白文选没这么容易糊弄，继续大搞“升旗”运动，不断派使者或军队前来“迎驾”。

永历十四年（1660年），白文选率军进抵阿瓦附近，与永历的“流亡朝廷”近在咫尺，但朱由榔再次屈服于缅方的威胁，下诏退兵。

永历十五年（1661年）五月，暹罗国（今泰国）派使团前来联络李定国，请他前往暹罗国境内的景线（今泰国昌盛附近）休整，并表示愿意提供支持，帮助李定国收复云南。

患难见真情，这位横刀立马的将军激动得热泪盈眶。

为了迅速成行，李定国一面派人前往暹罗国接洽，一面驻扎在缅甸境内加紧“迎驾”准备。

八月，李定国、白文选准备直接付诸武力，率军直抵洞乌，渡江出击。缅方提前得到消息，已做好阻击部署。李定国、白文选作战失利，被迫撤回洞乌。

当李定国正在积极筹划新一轮的“迎驾”时，白文选麾下的部将张国用、赵得胜等人对前途丧失信心，合谋胁持白文选连夜脱离李定国部，回国向清军投降。

李定国心生疑窦，派儿子李嗣兴率兵暗中跟踪，并严令不得动武，自己带着主力尾随。张国用、赵得胜发现了身后的“尾巴”，故意将白文选先支走，两人在黑门限设伏，阻截“追兵”。

李嗣兴中了埋伏，准备发起反攻，被赶上来的李定国制止。李定国不忍手足相残，率部返回洞乌。

白文选等人继续向国境线进发，在半道上跟吴三省撞个正着。吴三省部此时相当凄惨，马死光了，很多士兵都光着脚。他们这是要去投奔李定国，共同坚持抗清斗争。